日本強化軍事能力面臨的軍工產業轉型困境與前景

束必銓

2022 年12 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軍事力量發展計劃》三份綱領性文件（統稱“安全三文件”），標志著戰后日本的安全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轉向。其中，日本“安全三文件”將軍工產業作為發展的重點，并對今后軍工產業發展作出詳細規劃和政策指引。日本將軍工生產和技術基礎視為軍事力量的組成部分。為此，有必要對影響日本軍事力量發展的軍工產業進行全面分析，其中特別需要關注“安全三文件”框架下日本軍工產業的發展方向、規劃重點與特征，以及今后的前景等。

一、當前日本軍工產業轉型的困境

二戰后，由于和平憲法與非軍事化改造等因素，日本軍工產業發展受到極大限制，因此形成了一種特定的發展模式，即將軍工生產嵌入民用企業集團，以維持其有效的軍事裝備本土生產能力，保障其國防發展需要，并在美日同盟關系中發揮影響力。①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Defense Industry from Indigenization to Explo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Keith Hartley and Jean Belin, eds., The Economics of the Global Defense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2019, p. 41.這種發展模式的特征就是政府扶植軍工產業，形成“政府保護型”的組織形式。進入21 世紀，為適應所謂外部安全環境重大變化和國家安全需求，日本政府開始推動軍工產業發展模式向“市場競爭型”轉變。首先，日本政府在2014 年4 月通過了“防衛裝備轉移②防衛裝備轉移指通過銷售、援助、贈送和憑借制造許可證制造的軍事裝備，包括常規武器如裝甲車輛、火炮、雷達系統、導彈和軍用船舶，不包括小型武器、輕武器、卡車、彈藥等裝備、技術和服務轉讓。三原則”（以下簡稱“三原則”），以取代20 世紀70 年代制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大幅放寬軍事裝備和技術的出口限制。其次，防衛省在2014 年6月公布了《防衛生產與技術基礎戰略》，明確強化日本軍工產業技術基礎與軍事戰略的優先方向；③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Strategy on Defens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Bases,” June 2014, https://www.mod.go.jp/atla/soubiseisaku/soubiseisakuseisan/2606honbuneigo.pdf.日本防衛裝備廳（ATLA）在2016 年8 月發布了《防衛技術戰略》，擬定日本未來20 年軍工技術能力的戰略目標以及為達成目標所需要采取的措施。④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Technology Strategy,” August 2016, https://www.mod.go.jp/atla/en/policy/pdf/defense_technology_strategy.pdf.再次，防衛省在2015 年10 月將“技術研究本部”和“裝備設施本部”合并，成立新的防衛裝備廳，專職負責并統一管理裝備的開發、采購、淘汰及出口等工作。

然而，回顧過去十年的實際狀況，日本軍工產業在“市場競爭型”模式轉變方面并不成功。從軍事采購、研發投入、出口與國際合作等指標看，盡管有不同程度的進展，但日本軍工產業依賴國家的“市場保護型”模式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一）本土企業在軍事采購中的份額與利潤下降

軍事采購體系是一個國家構建強大軍事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用以保護自身免于內外部安全威脅，特別是在交戰時期支撐國家的持久作戰能力。二戰后，日本軍工產業是通過引進外國軍事技術在國內生產的許可證制度發展起來的。包括許可證制生產在內，90%的自衛隊裝備都是在本土生產的。①Masashi Murano, “Resolved: Japan Should Focus on Increasing Indigenous Defense Production,” Debating Japan, Vol. 5, No. 1, March 10, 2022, p. 2.這種情況在過去十多年出現變化，日本防衛省在國內采購的裝備數量持續下降。例如，日本陸上自衛隊1989—1998 年訂購的火炮、裝甲車和坦克數量是年均68.6（門/輛），2009—2018 年則下降至26.6（門/輛）。海上自衛隊掃雷艇和護衛艦以及航空自衛隊的飛機訂購數量也均有所下降。②Junnosuke Kobara, Konatsu Ochi, and Natsumi Kawasaki, “Japan’s Defense Industry on the Ropes amid Growing Threat,” Nikkei Asia, January 12, 2022,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Datawatch/Japan-s-defense-industry-on-the-ropes-amid-growing-threats.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政府增加的海外軍購導致本土企業的軍售份額下降。

2016—2020 年，在日本軍事采購中，本土采購份額維持在73.8%，國外進口采購比例為26.2%；在總采購中，16.3%是通過許可證制度在國內生產的，完全來自海外采購的接近10%。③Lucie Béraud-Sudreau et al., “Arms-Produc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2022, p. 22,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0/1022_indopacific_arms_production.pdf.但在尖端武器系統方面，日本高達97%的軍事裝備進口來自美國。2009—2018 年，日本通過美國的對外有償軍事援助（FMS）對美采購金額增長近10 倍。④Masashi Murano, “Resolved: Japan Should Focus on Increasing Indigenous Defense Production.”2016—2020 年，日本F-35A/B先進戰機與導彈的海外采購額占到采購總額的30%以上。①Lucie Béraud-Sudreau et al., “Arms-Produc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根據2023 年4月德國數據統計公司（Statista）的報告，2018—2022 年，在武器進口市場中，日本以3.5%的份額排在第9 位，高于之前的2.6%。②“Market Share in the Import of Major Arms between 2018 and 2022,”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April 3,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7134/share-of-individual-nations-in-the-import-of-conventional-weapons/.

另外，日本企業從防衛省的合同中獲得的利潤也在降低。即使在簽訂軍售合同時訂單價格平均高于原價8%，但軍事裝備從簽約到交付需數年時間，在材料漲價和匯率變動等因素影響下，交付后的利潤率會減少至2%—3%。而美國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利潤率卻超過10%。③「グローバル戦略、周回遅れ、輸出品目を限定 利益率も低く」、『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10月18日。這導致過去五年小松制作所（Komatsu）、大賽璐公司（Daicel）、三井造船（Mitsui E&S）、住友重工（SHI）等日本不少大企業放棄為自衛隊制造部分裝備。

（二）政府及企業研發投入比例均在低位徘徊

研發能力是一國軍工實力的體現，需要持續大量的投入和工業基礎的支撐。20 世紀90 年代，日本用于軍工研發的預算比例最高時達到6.18%，最低時也保持在4.64%。進入21 世紀，則出現“輕研發、重部署”的不均衡情況。2000—2010 年，研發比例基本穩定在4%—5%；2011—2020 年，研發比例明顯下滑，除2013—2015 年保持在4%—5%區間之外，其余年份則在3%左右，2018 年甚至低至2.71%；2022 年，研發投入比例為3.2%，但加上2021 年補充軍事預算后，研發經費比例低至2.8%。④日本防衛?。骸阜佬l関係費について」 、 2022年4月，https://www.mod.go.jp/j/pub lication/wp/wp2022/pdf/R04020402.pdf,p.220。

同時，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日本用于軍工的研發規模有限。以2019年為例，日本政府軍工研發撥款比例為3.04%，而美國則高達46.66%，韓國以15.52%的比例大幅高于日本，英、法、德三國則分別以14.14%、6.02%和4.41%的比例超過日本。⑤“Top Countries in Defense Budget on R&D,” Nation Master, December 28, 2022,https://www.nationmaster.com/nmx/ranking/defence-budget-on-rd.2022 年底，日本政府決定未來五年大幅擴大軍事預算規模至43 萬億日元；在2023 財年增至6.8 萬億日元的預算中，用于技術研發的比例微增至3.3%，預算額約為2 201 億日元。①日本防衛?。骸肝窑瑖畏佬lと予算～防衛力抜本的強化元年予算」、2022年12月23日，https://www.mod.go.jp/j/yosan/yosan_gaiyo/2023/yosan_20221223.pdf, p.6-7。

此外，日本企業的軍工業務規模與利潤也限制了其研發的投入。在日本大型企業中，軍工生產在其整體業務中的比例并不高。日本大型制造商三菱重工（MHI）的軍工業務僅占其業務總量的10%，川崎重工（KHI）為15%、富士通（Fujitsu）為3%，石川島播磨（IHI）為8%。②“The SIPRI Top 100 Arms-producing and Military Services Companies in the World(excluding China), 2017,” SIPRI Arms Industry Database, December 2018,https://reurl.cc/NalXQp.2020 年，這些大企業的軍售收入占其全部業務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3%、18%、4%和10%。③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Defense Industry from Indigenization to Explor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p. 84.與之相對的是，2021 年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MT）軍售收入占其全部業務收入的比重達到89%，波音公司（Boeing）達到55%，英國拜宜公司（BAE）更是高達97%。日本企業的軍售收入比不高，影響了其軍工產業技術的投入與升級。隨著現代武器技術精密度的提高，日本企業出現了在關鍵技術方面不能滿足防衛需求的問題。

（三）日本軍工企業缺乏國際競爭優勢

自2014 年以來，日本把大幅放寬軍備出口限制作為加強對外軍事合作及強化本國軍工產業基礎的外交工具。其通過出售、捐贈和國際合作等方式出口軍事裝備與技術，提升他國軍事裝備性能，加強雙邊軍事合作關系，以擴大對他國的外交與政治影響力。同時，日本政府鼓勵本國軍工企業通過軍售充實國庫和填補研發費用缺口，提振本國軍工產業發展水平，增強日本軍事裝備的國際競爭力。然而，從2017—2021 年國際武器出口市場份額來看，在前15 名出口國家中沒有日本。④“Market Share of the Leading Exporters of Major Weapons Between 2018 and 2022, by country,”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March 31,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713 1/market-share-of-the-leadings-exporters-of-conventional-weapons/.

目前，日本政府已同美國、澳大利亞等十多個國家簽訂了《防衛裝備與技術轉移協定》（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但在成品出口方面鮮有成效。例如，日本欲向英國銷售P-1海上巡邏機，最終卻是美國拿下該訂單；日本參與澳大利亞潛艇建造項目的競爭，在輸給法國造船公司之后，美、英、澳三國共同開展核潛艇合作；日、印圍繞出口US-2 水上飛機談判多年未果。日本迄今出口成功的成品只有2020 年向菲律賓出售的4 套價值1 億多美元的防空雷達系統。其他還有以捐贈等方式向外提供的裝備。相對于西方軍工產業巨頭，日本企業除制造成本和對外售價偏高之外，“在軍事裝備性能表現、物流后勤保障、零部件穩定供應和操作培訓支持等售后服務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劣勢”①Gabriel Dominguez,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Why Japan’s Defense Industry is Struggling,” Japan Times, September 25, 2022,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2/09/25/national/japan-defense-industry-struggle/.。

（四）尖端武器與敏感技術的國際合作仍存在政策障礙

多年來，日本汲取未能參與F-35 隱形戰機研發的教訓，為縮短尖端武器系統的研發時間，降低相應的研發成本和風險，在維持本國軍工產業基礎的同時，重視同美國之外的國家開展研發合作。例如，日本同英國、意大利達成聯合開發第六代戰斗機的協議，未來可以向海外出口戰斗機。當然，按照日本目前的軍事裝備出口規定，要求向第三國出口共同研發的裝備時，必須先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

此外，在保護敏感技術的信息安全方面，日本同開展軍事技術合作的部分國家之間也存在差距。有些國家對涉及敏感關鍵技術的軍工產品發放生產許可證時態度謹慎。盡管日本政府2013 年通過了《秘密保護法》，但在必要的法規和程序方面尚無統一的標準化制度。美國認為日本的信息安全系統水平較低，②Alexander Brans, “Japan’s Defense Industry in Dire Straits,” Asia Power Watch, July 6,2022, https://asiapowerwatch.com/japans-defense-industry-in-dire-straits/.擔心共同開發會導致相關涉密技術的泄漏。日本防衛省從2020年開始要求合同商引進美國國防部采用的網絡安全標準，模仿美國的“安全審查”系統建立審查機制，對接觸秘密信息的人員進行審查，以此來消除美國在此方面的顧慮，③Masaya Kato, “Japan’s Defense Industry Still Lacks Bang Overseas,” Nikkei Asia, May 23,2019,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Japan-s-defense-industry-still-lacks-bang-overseas2.但這些舉措仍有待完善。

顯然，從上述四個方面評估日本軍工產業發展，可以看出日本未能實現從“市場保護型”向“市場競爭型”的成功轉型，反而催生了很多問題，且這些問題未能按照日本政府的期待得到根本解決。

二、日本軍工產業轉型困境的結構性原因

日本政府盡管在過去十年致力于推動本國軍工產業的發展轉型，以期在軍事裝備生產、技術研發與出口等方面達到預期目標，并為本國軍事能力的增強奠定堅實基礎。然而，從上述四大指標來看，軍工產業仍是日本經濟、產業生態系統中的薄弱部分。日本軍工產業轉型之困有其特殊性，可從四個維度來解讀其原因。

（一）本土生產與對美采購的張力結構

在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通過本土生產與進口來滿足國內軍事裝備與技術需求的做法較為普遍，但日本采用的是較為單一化的本土采購方式和進口渠道。日本防衛省采取不定期少量多次簽約的習慣性做法，即根據《軍事力量發展計劃》確定裝備采購目標，具體合同則是綜合考慮年度預算、現有裝備退役時間與優先度等因素后每年簽訂一次。這種不定期采購方式導致無法預測下一年度的采購計劃，訂單數量減少又使制造商無法以大批量進口部分零部件的方式降低成本，最終導致零部件價格上漲和產品價格高企。同時，為提高預算的軍事采購效率，防衛省越來越注重產品性價比和技術先進性，而其本國企業在這兩方面都缺乏競爭優勢。

日本在先進技術裝備領域對美采購的依賴程度持續上升。從1956 年開始，日本通過美國對外有償軍事援助（FMS）采購美式裝備。20 世紀80 年代，日美兩國首次開展軍事技術磋商，此后日本對美軍事采購穩步增長。自2012 年起，FMS 采購額突破1 000 億日元，2015 年達到4 406 億日元，2019年更是高達6 869 億日元。2019 年，雙方確認深化太空、網絡和電磁等領域的軍事技術合作。大量對美采購導致日本在高科技領域高度依賴美國。①Jon Harper, “U.S., Japan Set to Enhance Cooperation on Military R&D,” National Defense,December 8, 2021, https://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1/12/8/us-japan-set-to-enhance-cooperation-on-military-rd.2022 年11 月，兩國就武器生產和技術政策的方向性以及FMS 軍事采購的安排進行溝通。①日本防衛?。骸傅?0回日米裝備·技術定期協議（S＆TF）について」、202 2年11月1日、https://www.mod.go.jp/atla/pinup/pinup041101.pdf。2023 年，日本軍事預算中用于對美軍事采購的合同金額高達約1.48 萬億日元，遠高于2022 年預算的3 797 億日元。②奧利匡史：「2023年度防衛関係費の概要-新たな國家安全保障戦略等三文書に基づく初年度の防衛力整備-」、『立法と調査』（No.453）、2023年2月、100頁。

相較于FMS 途徑下對美采購額急速增長的勢頭，日本國內采購額增長幅度在十多年間卻基本保持不變。③日本共産黨三菱重工広製支部：「防衛省が國內軍需産業を強化—“新·國産主義”—」、2 0 2 2 年6 月1 7 日，http://hiroseisibu.cocolog-nifty.com/blog/2022/06/post-cf08bc.html。日本還鼓勵美國裝備供應商同日本專業化的貿易公司發展伙伴關系，繼而成為防衛省的注冊供應商。這種制度化磋商機制和捆綁式企業合作加大了日本對美國技術裝備的依賴，削弱了日本自身軍工產業的發展水平以及持續創新的能力。同時，日本本土企業在維持生產線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方面還要承擔巨大的經濟負擔，也使這些企業無力專注于軍工制造。因此，日本在本土的采購與對美依賴之間的張力愈發突出。

（二）鼓勵軍事裝備出口與技術出口管制的悖論結構

日本國內涉及軍事裝備與技術出口的是防衛省公布的“三原則及其運用方針”④“三原則”主要包括不違反日本達成的條約義務和其他國際協議；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不向沖突當事國出口裝備和技術。符合這三種情形下可以對外出口防衛裝備與技術。和經濟產業省的《外匯與對外貿易法案》（Foreign Exchange and Foreign Trade Act）。在軍事裝備出口方面，日本沒有制定完備的出口戰略和相應的出口許可制度，主要是通過“三原則及其運用方針”來管理裝備出口。在涉及重大安全出口項目時，需經首相主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審查并做出決定。盡管日本政府放寬出口軍事裝備制成品限制，鼓勵企業開拓海外銷售市場，但政府沒有建立起支持企業的體制，企業也沒有建立起面向海外出口的生產體制，⑤坂本英二：「売れない日本の防衛裝備品 輸出促進、利益率向上に課題」、『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11月21日。日本軍事裝備無法滿足他國個性化需求，產品性價比在國際軍工市場缺乏競爭力，企業國際營銷、售后維護等經驗不足。這對于采購商來說缺乏吸引力，由此導致日本出口的裝備多為用于運輸、警戒和監視等。

在涉及安全的裝備技術出口方面，日本企業面臨《外匯與對外貿易法案》中出口管制的約束。出口商需向經濟產業省事先申報，出口審批過程一般在90 天左右，獲得經濟產業大臣許可授權后方可出口。①日本經濟產業省采取清單管制（list control）和全面管制（catch-all control）措施。詳見 “Security Export Control in Japan,” https://www.meti.go.jp/policy/anpo/securityexportcontrol1.html。然而，在出口管制審批過程中，特定軍事技術的出口尚缺乏透明度，出口商往往難以準確把握出口技術管制要求，出口批準的可預見性也較低，無法判斷出口產品風險，這些都會形成對出口商的寒蟬效應。相關出口管制過程的不透明等，也會影響出口商同買家之間的溝通。②Jon Harper, “Japan’s Defense Industry Faces Challenges as China Threat Looms,” National Defense, June 21, 2021, https://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1/6/21/japans-defense-industry-faces-challenges-as-china-threat-looms.

（三）消極和平主義與積極和平主義理念的對立結構

二戰后，日本基于和平憲法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日本的和平力量對國家防衛能力的不當擴大十分警惕，支持和平憲法發揮制約發動戰爭的作用。在以這種理念為代表的和平主義力量看來，日本企業生產進攻性軍事裝備就是違背和平主義，日本政府資助大學進行軍民兩用技術的研究也受到來自大學科研人員的消極應對。與之相對的則是以自民黨中新保守派為代表的政治人物，他們認為戰后和平主義是一種消極和平理念，理應推行所謂促進國家安全與國際和平的積極和平主義理念，主張強化軍工生產技術基礎，推進軍事裝備出口，從根本上強化其軍事能力。

2015 年，防衛省下屬的防衛裝備廳成立“國家安全技術研發推進基金”機制，旨在促進具有軍事用途的先進技術領域的基礎研究，但參與其中的大學積極性并不高。為了促進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傳感技術和先進材料等軍民兩用技術的基礎研究，2017 年防衛裝備廳將資助基金規模從6 億日元擴大到110 億日元，但實際資金使用規模卻持續下降。2019 年11 月，日本防衛裝備廳舉辦防衛裝備展，也遭到國內和平主義力量的抗議，堅決反對將日本變為“戰爭販子”（Merchant of Death）。

日本科學界促進研究人員交流的機構“日本學術會議”也反對防衛省與大學和企業的官、產、學合作，認為這會促進軍事研究，有悖于該機構“永遠不會從事用于軍事目的的科學研究”的承諾，并對政府介入研發的資助機制表示擔憂。今后，如果日本政府在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理念下大幅增加軍事預算，推進進攻性軍事裝備技術發展，人為制造國家間對抗性的安全認知，將日本推向可以對外發動戰爭的國家，那么將會招致日本國內和平主義力量的強烈反對。這兩者間的較量，將潛在地影響日本裝備技術的發展與運用。

（四）企業主營業務與軍工生產之間的失衡結構

企業形象是企業自身的一項重要無形資產，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良好的企業形象有利于增強企業積極進取的信心，更容易提升國際認可度，使企業獲得豐厚利潤，并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日本大企業就是以民用產品生產為主營業務塑造良好國際形象的，這使之形成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日本企業習慣且受益于這種發展模式。而軍工生產在這些企業業務中的比重較小，且主要服務于國內的裝備采購。

從業務風險的角度看，大企業對改變主營戰略發展軍工業務態度謹慎。在戰后和平主義思想的長期影響下，多數企業避免卷入與軍事沖突相關的業務，進而防止影響其核心業務、國際形象和企業利潤以及降低企業集團的整體業務效率。由于這些企業沒有把軍工作為其長期的業務核心，軍事裝備生產、研發、營銷與售后維護等也缺乏成熟配套模式。

這種業務結構就導致日本整體軍工產業發展的失衡。日本企業在主營業務方面形成了穩定、高效的發展盈利模式及商業上易于被接受的國際形象，這些有形與無形資產可能因為大幅增加軍工業務而受損。為此，有些企業在訂單和利潤不振的情況下，更傾向于退出部分軍工生產活動，而不是在軍工領域走“市場競爭型”發展道路。

上述四個維度對日本軍工產業發展模式轉型形成結構性制約。這導致日本在解決軍事能力發展方向上出現偏差，主要表現就是大幅增加對美軍事采購規模，以求在短期內提升日本的軍事能力。但這種方式可能產生的后果正如日本學者村野將（Masashi Murano）所警示的，對外軍事采購本質上就像是強心針，只能暫時增強和彌補日本軍事能力，“如果繼續過量使用，就會對日本的軍事預算構成更大壓力，侵蝕日本軍工產業技術基礎，最終使日本失去作為重要盟友的價值?！雹貵abriel Dominguez,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Why Japan’s Defense Industry is Struggling.”

三、日本軍工產業的發展規劃、重點與特征

日本軍工產業多年來的發展狀況凸顯了其產業發展模式轉型的困境，而這又極大地影響了日本強化其軍事能力，實現政治與軍事野心的戰略實施。因此，日本政府試圖通過“安全三文件”為其今后軍工產業發展規劃與重點提供關鍵導引，以推動軍工產業發展服務于強化軍事能力的目標。

（一）日本今后軍工產業發展規劃與重點

作為日本安全政策的最高指導文件，《國家安全戰略》（簡稱“安全戰略”）聲稱，國際社會發生劃時代的變化，伴隨權力格局的歷史性改變和地緣政治競爭的激化，自由、開放穩定的國際秩序遭遇重大挑戰；環顧周邊局勢，日本面臨戰后最為復雜嚴峻的安全環境；為此，在這世界歷史轉換期，日本要擁有自我防衛的軍事力量。②日本防衛?。骸竾野踩Ｕ蠎槁预摔膜い啤?、2022年12 月16 日、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軍工產業就成了日本應對國際變局、強化軍事力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第一，“安全戰略”對日本軍工產業發展進行了總體規劃。為構筑所謂的綜合性防衛體制，日本政府要全面高效利用外交、軍事、經濟、技術和信息五大力量。其中，軍事力量有賴于軍工產業基礎的強化?！鞍踩珣鹇浴睂姽ぎa業的規劃側重于推進技術應用與合作和軍事裝備出口兩方面。首先，在技術應用與合作方面，要求對內將政府與民間尖端技術的研究成果運用于軍事領域，鼓勵軍工產業充分利用民間創新成果，政府則支持對重要尖端技術的信息搜集、技術開發與培育以及相關體制的構建；對外則要推進與美國、歐洲、東南亞和中東等國家與地區之間尖端技術的開發與合作。③同上。其次，在軍事裝備出口方面，“安全戰略”計劃對內修訂“三原則及其運用方針”，推進“官民一體化”的裝備出口；對外通過雙多邊方式協調推進軍事裝備的共同開發與出口，向具有安全合作關系的國家提供軍事裝備和物資等，提升它們的軍事威懾力。這些表明，日本今后的軍事裝備技術應用與出口具有很強的軍事外溢性和安全戰略動機。

第二，《國家防衛戰略》（簡稱“國防戰略”）對軍工產業的實施方式進行了具體規劃。為配合美國國防部2022 年10 月公布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協調推進日美兩國的軍事合作，日本將從1976 年以來沿用的《防衛計劃大綱》更名為《國家防衛戰略》，并對軍工生產、技術應用和軍事裝備出口的實施方式進行了規劃。①日本防衛?。骸竾曳佬l戦略について」、2 0 22 年1 2 月1 6 日、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strategy/pdf/strategy.pdf。首先，在軍工生產方面，“國防戰略”重視整體供應鏈的維系與風險應對，要求做好軍工產業成本與質量管理措施的評估，并引入新的利潤核算方法，增加企業利潤的可預見性。同時，日本政府將參照國際標準，加強網絡安全在內的產業安全保護，并開展與盟國、有安全合作關系國家相關部門的協作，維護軍工產業供應鏈的安全。其次，在技術應用方面，為發展所謂適應新型作戰方式的軍事裝備，“國防戰略”對內注重軍工企業特有技術和內部研究成果的轉化，以及非軍工產業中可用于軍事生產的技術運用；成立新的研究機構遴選尖端軍民兩用技術，擴充先進技術應用體制的范疇。對外則將推進國際研發合作，提升先進技術水平，實現軍事技術規格的統一性。再次，在推進武器出口方面，“國防戰略”提出就“放寬武器出口的必要性、條件、相關手續的透明性”等進行深入研究，并設立相關基金對企業提供必要資助，拓展武器出口銷路等。

第三，《軍事力量發展計劃》（簡稱“發展計劃”）則“對自衛隊能力范式從潛在威懾向實際作戰轉變進行了規劃，這種范式轉變的關鍵在于軍工產業基礎和采購制度的結構性調整”。②Greg Rubinstein, “Japan’s New Defense Buildup Plan and It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6,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japans-new-defense-buildup-plan-and-its-defense-industrial-base.軍工產業涵蓋軍事裝備全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鞍l展計劃”基于風險規避視角推進供應鏈和網絡安全：提出對供應鏈中存在的風險展開調查，制定提高供應鏈韌性的規定；加強國際協作實現供應鏈的優勢互補；落實軍工產業網絡安全標準，制定和強化產業保護制度，防止國外網絡攻擊對日本軍工產業的破壞。①日本防衛?。骸阜佬l力整備計畫について」。

“發展計劃”還對技術研發、裝備成本和軍事采購進行了相應規劃。技術研發重點涉及提升對現有軍事裝備在內的技術研發效率、縮短研發時間和建立針對研發預期效果較低技術的退出制度，提高日本的軍工技術管理應用水平。針對軍事裝備成本較高的情況，將通過擴大批量生產、降低維修成本和擴大出口等方式來促進軍工產業發展。此外，“發展計劃”還對相關采購制度進行規劃，以加強對重大軍事項目的管理和采購成本的監管，確保軍事采購時間更具可預測性，支持企業的長期規劃。

“安全三文件”全面系統規劃了日本軍工產業發展的方向與重點。日本以加強國內軍工產業基礎為目標，強化軍工產業體系發展。其對外加強同美歐等西方國家的安全合作，打造融生產供應鏈安全、技術規格統一等為一體的軍事裝備體系；對內則配合安全政策的重大調整，解決軍工產業發展面臨的諸多問題，提升軍事裝備的技術管理與應用水平，建設強大軍事力量。

（二）日本軍工產業新的發展特征

2022 年，日本防衛省提出“新國產主義”理念，即通過國際合作開發和獲得外國許可證的方式，在國內生產先進武器，以實現軍工產業發展的本土化。其在通信、密碼技術等方面避免過度依賴國外，謀求超越其他國家的軍工技術水平，在確保日本軍工產業相對優勢方面重點投資。②三浦誠：「防衛省が“新·國産主義”國內軍需産業に巨額利益へ」、『しんぶん赤旗』、2022年6月11日?！鞍踩募标P于軍工產業的發展規劃就是“新國產主義”理念的具體體現。

第一，注重“政府主導、官民一體”的協作性與制度性安排?！鞍踩募钡淖畲筇卣骶褪峭怀觥罢鲗?、官民一體”。首先，在民用尖端技術的開發與利用方面，“安全三文件”提出構建相關制度以鼓勵民間初創企業和研究機構利用先進技術，單獨或與軍工產業合作開發軍事裝備。目前，防衛省正在推動構建民用技術向軍事用途轉化的相應制度環境。其次，在軍事裝備出口方面，提出構建“官民一體”的支持體制?！鞍踩珣鹇浴泵鞔_指出，為滿足他國個性化要求，可以改良軍事裝備或變更裝備規格，政府將為本國出口企業提供財政支持，擬設立出口基金擴大對外銷路。①「防衛裝備品の輸出「國主導」で推進、國家安保戦略に明記へ…防衛産業の立て直し図る」，『読売新聞』、2022年9月25日。此外，日本“經團聯”向政府建言創設日本版“對外有償軍事援助”（FMS）制度，主張官民聯手構建支持軍事裝備的出口體制和信息安全體制，負責裝備出口后的維護、管理與使用培訓，同時掌握對方國家的軍售合同制度與知識產權制度方面的信息。按照上述機制，將由相關企業向日本政府交貨，再由日本政府向外國政府移交軍事裝備，避免企業承擔合同損失風險。②「経団連，防衛計畫の大綱に向けた提言」，2 02 2 年4 月1 2 日、https://www.keidanren.or.jp/policy/2022/035_honbun.pdf.

第二，重視對有關先進技術的信息保護及其軍事能力的轉化。日本將確保今后的技術優勢、發展領先于其他國家的軍事能力作為其軍工產業發展的目標之一。首先，日本不斷健全軍工產業信息保護機制，以防止關鍵技術的泄露。防衛省制定的《防衛產業網絡安全標準》于2023 年4 月起開始實施，軍工類企業將加強對關鍵技術的信息保護和制定針對網絡安全的策略，推動企業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以確保技術信息的安全性和隱秘性。為避免給企業增加額外負擔，日本政府將在此過程中提供軟硬件設施建設和相關經費支持等服務，甚至將建立專用網絡設施來管理和保護重要信息。日本加強敏感技術信息的安全管控，就是試圖“保持其在全球的技術優勢和產業競爭力”③徐梅：《新形勢下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的影響》，《日本學刊》2022 年第1 期，第52—70 頁。。其次，重視高科技對強化軍事能力的作用。日本愈發認識到快速推進如人工智能、無人機和量子科技等領域尖端民用技術的重要性，其快速發展將改變未來戰場的作戰形態。日本防衛省擬重新審議《2016 中長期防衛技術展望》，從戰略上探討日本將關鍵技術應用于軍工領域的路徑，并準備在防衛裝備采購廳建立“未來能力發展中心”，加強利用高科技的軍事裝備研發體系，包括推進太空、網絡和電磁領域的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這些足以改變戰場態勢的顛覆性技術研發，未來將推動日本軍工產業發展格局的重組。

第三，強調軍工產業鏈的自主性和完整性。日本期望在今后卷入地區軍事沖突，或在應對來自國外的所謂軍事“入侵”時，特別是在設想缺乏美國軍事支援的情況下，其能依托本國軍工企業為持續作戰提供整體的后勤保障。當前影響日本作戰能力的軍工產業供應鏈主要面臨如下問題：一是維修費用不足導致零部件供應短缺，需要從待維修裝備中拆卸零部件使用；①根據2022年防衛省調查結果，從2012年起拆卸零部件使用的“同類相食”案例逐年增加，從2000例增加至2018 年約5600例。此后，增加維修預算緩解了數量下降的趨勢，但是2022 年航空自衛隊發生“共用零部件”的案例還是超過3400 例?！缚兆攒娪脵Cで部品「共食い」3400 件超 整備費不足深刻」、『産経新聞』、2022年10月16日。二是軍事作戰裝備儲備不足，自衛隊裝備受損或棄用后，沒有可替代的裝備供給，且部分組件依賴進口；②清谷信一：「自衛隊の裝備稼働率が防衛費増でも向上しにくい訳」、『東洋経済』、2022年12月24日。三是發生突發事態時面臨彈藥庫存儲備和生產彈藥材料不足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目前自衛隊擁有的裝備中只有50%處于運轉狀態，25%處于維護狀態，另有25%因缺乏必要零件或維修預算被歸為“等待維護”類，③「防衛裝備品、5 割が稼働できず 弾薬など脆弱な継戦能力」、『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9月5日。且裝備維護成本高企。日本在2023 財年的軍事預算中大幅度增加了用于裝備維護和補充彈藥的費用。④2023 年，日本軍事預算中用于軍事裝備的維護費增長了1.8 倍，比2022 年增加9428億日元，達到2.0355 萬億日元，用于擴充彈藥的預算為8283 億日元，高于2022 年的6624億日元，還將新設和修繕大型彈藥庫。防衛省聲稱在未來五年解決相關的問題，并提出強化由國家主導設立生產基地的量產體制，委托掌握制造技術的企業生產軍事裝備。⑤浜田防衛相：「「火薬庫整備は必要」南西防衛、年末へ検討」、『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9月9日。

第四，注重提升通過國際合作開發的軍事裝備的兼容性與通用性。開展國際研發合作，降低本國研發成本，實現先進技術裝備的互操作性，提高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等已成為普遍的國際共識。日本“安全三文件”重視與美歐國家的研發合作。2022 年1 月，日美兩國簽署新的軍工研發協議，同意在軍事裝備與技術領域加強包括研發、生產、維修、測試和評估等在內的企業合作，相互提供信息、人員、資金、設備和物資，并共擔合作成本。⑥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 January 7, 2022,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6/22-107-Japan-Defense-RD.pdf.同年12 月，日、英、意政府宣布合作研發第六代戰斗機，建立新的“全球空戰計劃”（GCAP）。美國國防部表態支持，并表示日美兩國在自動化系統方面的合作可以與日本下一代戰斗機項目互為補充。①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for Japan’s Next Fighter Aircraft,” December 8, 2022,https://www.mofa.go.jp/files/100432108.pdf.

日本深化軍工產業同美歐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并以建立所謂的可信威懾力為支撐，目的在于提升日本的軍事能力和技術優勢，形成一體化的供應鏈，實現軍事裝備的兼容性，以及各國信息安全與創新標準的相互統一，最終“在管理地區危機和全球挑戰中發揮領導力，以彌補美國作用不足的現狀”②Alessio Patalano, “Japan-U.K.-Italy Fighter Highlights Advantages of ‘Minilateralism’,”Nikkei Asia, December 9, 2022,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Japan-U.K.-Italy-fighter-highlights-advantages-of-minilateralism.。 這要求日本軍工產業“通過對數字技術與尖端制造過程的研發投資，培育下一代高技能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分擔國內研發和人力成本，共享技術投資產生的收益”，③日本外務?。骸溉沼⒁寥珖酌棨摔瑜氪纹趹殛L機共同開発の公表」、2022年12月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6_000789.html。提振日本長期處于疲態的軍工產業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在“安全三文件”指導下，日本軍工產業的發展實質上是要強化軍工產業基礎，并爭取持續發展。一方面，通過實現軍工產業發展模式向市場競爭型、國際合作型轉變，打造集研發、生產與銷售等為一體的日式軍工復合體，提升日本的軍事強國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軍工產業注重技術優勢和持續作戰能力建設，追求針對競爭對手的領先優勢與力量威懾態勢，為沖突中的持續作戰提供保障，確保事態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

四、日本軍工產業發展模式轉型的前景

“安全三文件”的出臺標志著日本從二戰后的和平主義國家（Pacifist State）走向所謂正常國家（Normal State），只是日本沒有公開承認而已。④Masahiro Matsumura, “Japan’s New Defense Vision is Halfhearted,” Nikkei Asia, January 24, 2023,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Japan-s-new-defense-vision-is-halfhearted.日本軍工產業模式轉型將進入新的階段，“安全三文件”則為其指明了發展方向，但要完全解決轉型面臨的結構性制約因素，不能僅靠政策引導、制度設計、財政支持和國際合作等。從中短期看，日本軍工產業在三個方面的發展前景值得關注。

（一）多管齊下推動軍工產業發展的持續性

針對國內百余家企業退出軍工領域的情況，日本擬向西方國家看齊，以大幅度提高利潤率的方式來穩定本國企業。2023 年1 月，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一表示，將為本國企業引入新的利潤率計算方式，確保企業業務利潤率達到10%，并擬增加5%的預算用于應對采購成本出現的浮動，以此強化日本的軍工產業基礎。①「防衛裝備品、利益率最大15%に上乗せ 浜田靖一防衛相」、『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1月30日。2023 年2 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防衛產業生產基礎強化法案》，加大了對軍工產業的支持力度。對于軍事裝備制造企業，如因經營困難而退出軍工領域，日本可以采取由國家購買設施和設備的方式實行國有化，再委托給其他企業進行管理。法案還支持國內裝備生產商實現供應鏈多樣化，幫助企業建立新的供貨機制，滿足出口對象國的個性化需求。日本政府還計劃加強對生產企業產品重要信息的管理，提升網絡安全水平，對防衛省簽約企業泄露軍事裝備秘密信息制定新的處罰措施。②「防衛裝備品生産ライン國有化法案閣議決定生産基盤強化へ」、『NHK政治マガジン』、2023年2月13日。

這一系列行動最為直接的目的就是避免軍工企業由于利潤過低、出口受限等問題而持續退出軍工產品生產經營活動，從而強化國內軍工產業的基礎。中長期目標是通過政府主導并參與軍事裝備的出口，引導軍工企業滿足他國的差異化需求，從而在國際軍火市場占據一席之地，實現國內軍工產業的持續發展。同時，日本欲將軍事裝備出口作為同他國開展軍事合作、提升他國軍事能力的有效手段，以便在今后提升對這些國家的外交及軍事政策的影響力。

（二）進一步放寬包括殺傷性武器在內的軍事裝備出口限制

根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規定，在促進國際和平和保障“日本安全”的情形下，日本可以向參與國際共同開發的國家和同日本簽訂《防衛裝備與技術轉移協定》的國家出口軍事裝備，其中主要包括救援、運輸、警戒、監視和掃雷裝備。①日本防衛?。骸阜佬l裝備移転三原則の運用指針」、2014年4月1日。https://www.mod.go.jp/atla/soubiseisaku/soubiseisakugijutu/itenshishin_r040308.pdf。2017 年，日本修改《自衛隊法》，允許將自衛隊的二手裝備免費或低價轉讓給他國，但提供的艦船和飛機僅限用于應對災害和收集情報，不允許在戰場上使用。

2014 年以來，日本向東南亞出口的裝備以災害救援與人道主義援助為主，如巡邏艇、預警雷達和教練機等；出口對象基本上是對方國家的海岸警衛隊，具有低敏感性與非殺傷性等特征。不過，2022 年俄烏爆發沖突后，日本又將烏克蘭作為特例對“三原則”運用方針進行修改，包括防衛大臣有權“允許向遭受侵略的一方”出口“非殺傷性”軍事裝備。2023 年4 月，日本執政黨成立聯合小組正式討論修改裝備出口限制規定，包括“向共同開發國以外的同盟國、友好國家出口新式戰機和導彈成品，以低價和免費方式將坦克和導彈納入自衛隊二手裝備出口品類，形成向遭受侵略的國家快速出口軍事裝備的框架，以及同意向共同開發國以外的第三國出口裝備”。②「防衛裝備輸出條件を緩和」、『日本経済新聞』、2022年11月6日。

2023 年4 月，日本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官方安全援助》（OSA）實施方針，以提升他國安全與威懾能力為由，向與日本有安全合作關系的發展中國家，并根據“三原則”提供軍事裝備物資和港口、機場等軍事設施建設的援助。③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Japan’s 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April 5, 2023,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487432.pdf.2023 年6 月21 日，日本執政黨確定軍事裝備出口的修改草案，其中就有對放寬出口殺傷性武器的爭論。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在今年秋季對草案做出最終決定。如果通過的決議包含上述內容，將出現兩個極具危險的動向。一是日本依據“國防戰略”提出的“為遭受違反國際法侵略和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國家提供支援”，這將為日本今后干預地區沖突開啟不好的先例，違背日本不向沖突當事國出口裝備的承諾，將使日本成為地區和平的麻煩制造者。二是日本將向他國出口導彈和戰機，這將完全突破其延續至今禁止出口殺傷性武器的限制，無疑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和激化矛盾，也嚴重背離日本對國際社會的和平承諾。

（三）東南亞、中東等地區或將成為日本軍工產業的主要海外市場

日本“安全戰略”提出要在“印太”地區推進所謂自由與開放的國際秩序，明確將建立“軍事援助”機制，即《官方安全援助》實施方針的制定。日本政府計劃2023 年安排20 億日元援助菲律賓、馬來西亞、孟加拉國和斐濟的軍事能力建設，以及向對方出售軍用器材和用于軍事設施維修的裝備等。這種“軍事援助”機制將為日本武器出口提供制度支持。日本歷來重視東南亞市場的經營和強化與東盟的戰略關系，東盟部分國家對日本發揮軍事作用也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度，這些都形成了日本軍工產業開拓東南亞國家軍火市場的有利條件。2016 年，日本與東盟達成“萬象愿景2.0”軍事合作指導原則，并將支持能力建設、裝備技術合作、訓練與演習、人才培育與學術交流等作為雙方合作的主要內容。①日本防衛?。骸毫詈? 年防衛白書』資料51「ビエンチャン·ビジョン2.0」、20 22年7月，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2/html/ns051000.html。自2016 年以來，日本以東南亞市場為開拓重點，舉行“裝備出口研討會”，舉辦面向東盟國家的“裝備展覽會”，并同菲律賓、越南、泰國、印尼和新加坡簽訂了《防衛裝備與技術轉移協定》。未來東盟國家可能會逐步接受并采購日本的軍事裝備與技術。

同時，在美軍倉促撤出阿富汗、俄烏沖突外溢效應以及中東國家間出現的“和解復交”潮之下，中東地區格局正經歷新一輪重塑。從海灣戰爭以來，中東地區就是驅動日本安全政策調整、松綁自衛隊海外派遣和武器使用限制、開展自衛隊打擊海盜、維護航道安全等活動的區域。長期以來，日本避免卷入中東地區安全沖突，同中東國家之間安全合作程度不高。但日本同阿聯酋于2023 年5 月簽訂《防衛裝備與技術轉移協定》，②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May 25, 2023,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7e_000004.html.這是日本首次與中東國家簽署軍事協議，為此今后需關注日本開拓中東軍工市場的動向。

當然，日本軍工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如何，以及對其軍事能力的強化能產生多大的作用和影響，尚有待進一步觀察。但是上述三方面的動向可以作為觀察日本軍工產業發展前景的參考。

結 束 語

日本新的“安全三文件”將強化防衛產業的生產技術基礎放在重要位置，其所提出的戰略指導思想與相關規劃具有針對性、長遠性和進攻性等特征，并將從政策扶持、財政支援、采購制度改革、放寬武器出口和國際研發合作等方面具體推動軍工產業的轉型升級。然而，現有的措施可能還不足以大幅提升軍工企業的積極性，還難以實現日本宣稱的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軍工產業目標。盡管如此，日本新版安全戰略的出臺，仍反映出其戰后安全政策出現重大拐點，日本的軍事戰略和軍事能力建設開始出現根本性轉變，這種轉變是建立在安倍政府時期實施的政策和法律改革基礎之上的。①Christopher B. Johnstone, “Japan’s Transforma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8,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japans-transformational-national-security-strategy.就其本質而言，這種安全戰略充斥著大國權力政治博弈、軍事戰略對抗和外交拉幫結派針對第三方的地緣政治思維。

在這種安全戰略指導下，日本強行推動軍工產業發展模式轉型，也會使國際社會愛好和平的力量懷疑日本此前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是否能持續下去。日本不斷炒作鄰國安全威脅，推進軍工產業轉型，試圖構建應對所謂鄰國威脅的國內外復合型軍工產業鏈，增強威懾鄰國安全的軍事優勢能力。這樣的軍工產業發展極有可能終結二戰后日本的和平發展道路。無論對于愛好和平的日本民眾，還是對于曾經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鄰國來說，都將成為地區和平的重大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