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職場類型小說論

21世紀以來，強勢崛起的網絡職場小說常常因被冠以“職場指南”“商戰圣經”“職業寶典”而風靡一時。借由成功偶像的塑造，職場小說旨在以傳遞職場經驗為己任。這種看似實用性與文學性兼具的小說文本類型，究竟如何以寫實主義的話語邏輯演繹職場運作的深層機制？在反映中產階層的身份焦慮，折射當代職場生存倫理的困境中，又呈現出怎樣的價值悖謬？其所許諾的“成功”是否只是一個虛偽的概念？

一

作為一種網絡類型小說，職場敘事通用的故事結構模式，就是網文圈高度同質化的“升級打怪”線路。在女性向的職場小說中，主人公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盡管姿色平平、沒有背景，在職場升級路線中常會經歷諸如被人設套陷害，但最終憑借對職場技能的錘煉，險渡難關，成長為令人側目的“白骨精”（白領、骨干、精英），如杜拉拉（《杜拉拉升職記》）、赫連娜（《不認輸》）、葉小荼（《荊棘舞》）等。相較于女性向小說聚焦職場女性的生存智慧，男性向的職場小說則更注重展現商場的征戰出擊，風格雄強。在殘酷的職場博弈中，男主常常與對手較智較力，憑借出色的謀略與能力絕境逢生（《輸贏》），成功“奪標”（《奪標》），“問鼎”高層（《問鼎》），最終成為職場梟雄。

無論是女性向還是男性向的網絡職場小說，其主人公的初始身份往往都被設置成“草根”，既沒有過人天賦，也沒有豐富資源，只有不倦的斗志、永不言敗的毅力，以及有違常理的各種謀術。套用“草根逆襲”這一核心爽點，這些小說在融入讀者日常經驗的同時，通過傳奇化的故事情境，塑造了各種成功的偶像。借助那些人們可以對號入座的偶像人物，作家們試圖向讀者表明：他們的經歷是可以學習并加以復制的，麻雀可以變成金鳳凰。

這種帶有職場引鑒意義的敘事意圖，看似重構了大眾文化背景下英雄想象的新方式，其實是借“草根”故事，在勵志性的思維中，將所謂的職場成功術提煉為一種可借鑒的生存技巧。這種生存技巧，不僅是人們辨識職場文本的身份標簽，也成為敘事中特有的“金手指”，幫助主角不斷闖關升級。因此，在細節呈現與情節推衍中，占據這類小說敘事核心的，通常是作者反復強調的職場生存法則。它們不僅以標簽化的形式，被作者不斷加以提醒，還在敘述者的“過來人”口吻中，不厭其煩地向讀者提供“指導”。

倘若細究這些小說中的職場生存法則，無非是各種處事謀略或馭人之術。如在《白骨精養成記》《蘇暢暢加薪升職記》《大貓兒的TT奮斗史》《職場小蝦變身記》等側重自我修煉的女性向小說中，從掩人耳目、養精蓄銳、審時度勢，到權衡利弊、隱藏鋒芒、等待時機等，各種生存計謀不一而足。在《浮沉》中，父親告誡喬麗在職場中的處事倫理：“你只和你自己在一條船上”“要接受社會現實，盡量地理解他人，不要隨便動怒，也不要隨便地交朋友”“你的老板不是你的朋友，同事也不是”。^（1）與上司打交道，“事情干成了是大功一件，你不可居功，要把它讓給你的老板，只有這樣，他才會讓你堅持做完；如果這件事情干不成，他會把責任推到你頭上，所以，不管成敗，你都要緊緊拉住他，這樣到時候，就算你有錯他也有部分責任，你才能躲過一劫”。^（2）這些基于個體利益的各式升職法則與生存智慧，以職場心得的方式使讀者醍醐灌頂，成為女性向職場小說的核心賣點。

在男性向小說中，職場法則主要表現為主人公在殘酷的商業征戰中，無所不用其極的圈套詭計，尤其是埋伏、攻擊、章法、戰術、置之死地等“狼文化”與“狼戰術”。如《做單》就頻頻告誡讀者：“把自己的目標轉換成所有人的生死需求，來控制他們為自己服務”“在商場上，無時無刻不是玩別人就是被人玩，沒有中間地帶”。^（3）“暗戰”“廝殺”“謀略”“控制”“王道”等詞語比比皆是。在《圈子圈套》中，“圈套”即是“圈子”中的常態。合智集團與ICE公司名義上的簽約，只是為了壓低與科曼公司的成交價格，這是洪鈞被對手俞威設計的一個圈套；而俞威暗設機關，本以為拿下普發集團的項目勝券在握，卻不料機關算盡，反被范宇宙設計圈套，可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勾心斗角、爾虞我詐，恰如平靜海面下的暗流，四處涌動，不僅存在于競爭對手之間，也彌漫于職場內部。職場中，處處都是圈套陷阱，這已成為男性向職場小說的核心元素。

這些“金手指”式的職場生存法則，儼然作為布迪厄所說的“慣習”，不僅表征了職場小說的價值取向，也折射了詹姆遜所強調的大眾文化“政治無意識”之根底。詹姆遜認為，種種潛隱在日常生活深處的無意識，表征了社會現實秩序及其內在的文化癥候。因而，大眾文化研究應該“將日常生活的政治內容以及已經內在于這種原材料的政治邏輯納入考慮范圍”。^（4）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大眾文化的網絡職場小說，無時無刻不滲透著集體無意識的生存法則。它們內化于日常生活的集體經驗之中，映現了由中國傳統思維積淀而成的權謀文化，并打上了“智慧”的標簽。正如洪治綱指出：“那些所謂的生存‘智慧，并不是基于正常的人性情感，也不是基于普遍的人道倫理，而是鉤心斗角式的爾虞我詐、彼此利用，是利己主義的表里相背、精確盤算，說穿了，就是黑幕文學的另一種翻版?！?sup>（5）中國的詭謀文化無疑是比較發達的。譬如以《三國演義》為典型的“術”傳統，推崇精于世故、圓滑人情、講求謀略的生存之道，即梁漱溟所說的“講人事”，代表了以《道德經》為典型的“道”傳統之外的另一種人生方向。^（6）在20世紀初留日期間，魯迅曾就這一“中國民族性的缺點”與許壽裳做過探討，并認為“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7）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充滿詭謀意味的職場生存慣習，其實質是前現代社會的文化積淀與崇尚逐利的現代資本耦合的產物。

網絡職場小說聚焦于大眾生存的日常關切，但在本質上，更多地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核心焦慮”，即中產階層的身份焦慮。因為，職場小說的主人公大多是當代社會中最重要的人群——中產階層。中產階層在職業上以出售勞務而獲取收入，工作結果受制于外在評價，具有極強的經濟依附性。他們“有著一種自然的愿望，要獲得對一些資源的控制，以使他們擺脫這種依賴。這不僅有希望為將來獲得更大的保障，同時也保證了在當前具有更大的權力和特權”。^（8）與此同時，置身于高度發展的全球化時代中，由現代性所激發的“不確定性使得個體感到坐立不安，不論如何凝神靜思也無濟于事；再就是，它不可避免地使每一個人都暴露在各種重要性程度不一的危機情境中”。^（9）這也意味著，中產階級群體“一方面要面對‘超人的經濟勢力，而產生無能感，另一方面卻仍對個人努力的效應抱持理論的信仰，焦慮便在這個兩難的困境中油然而生，并在過度的行動主義下成為病癥”，個人“備受強大的‘超人力量、資本和市場威脅。因為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競爭者，人際關系既交惡又有敵意”。^（10）正因焦慮始終橫亙心頭，職場小說中處處可見這一階層為了現實生存而處心積慮。在《杜拉拉升職記》中，拉拉代表公司招聘員工時，其隱秘心理便是，一個人如果太能干也不行，說不準哪天就撬了自己。所以，拉拉對帕米拉的解雇，表面上是她發現了帕米拉的越級匯報，但真正原因在于帕米拉的鋒芒畢露令拉拉擔心自己有一天會被取代。她堅持留下又笨又自以為是的周亮，全然因為他不會對杜拉拉構成威脅。為了避免下層化的危險，杜拉拉們必須時時提升自身附加值，處處對他人防備，借助權謀手腕不斷讓自己升級為強者。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網絡職場小說通過傳統詭謀的現代演繹，折射了中產階層在激烈競爭中求生求勝的現實困境與精神癥候。

二

法國新小說作家羅-布·格里耶曾認為：“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都盛行一種小說形式，這種小說實際上說明了一種秩序，即一種思考世界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sup>（11）網絡職場小說所呈現出來的“秩序”“思考”與“生活的特殊方式”，呼應了現代性進程中自律化與科層化背景下的現代職業倫理。在市場環境中，人們的經濟活動追求利益至上，由此生發的現代職業倫理，相較恪盡職守、團結協作、見利思義、任勞任怨的傳統職業倫理，更注重開拓進取、發展個體、效益至上、優勝劣汰。這一社會價值體系的整體蛻變與重構，在促進社會發展上功不可沒。然而，作為社會現代化的一部分，它又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職場高效運轉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們的一系列生存困頓，并與日常生活倫理產生各種抵牾，從而將個體置于分裂和異化的處境。這在網絡職場小說中得到了清晰呈現。

在眾多職場小說中，作為“金手指”幫助主人公成功的“生存慣習”，正是職場人物在生存異化上的突出表征，也折射了現代職業倫理的種種吊詭之處?，F代職業倫理對個體發展的偏執性推崇，常常與職業倫理最基本的盡職要求相違背，導致盡職盡責讓渡于個人利益法則，并折射了現代職業倫理的內在悖謬。在《杜拉拉升職記》中，DB公司新來的分管銷售和市場的副總裁羅杰，到任之后的一番折騰，直接影響了公司的效益。連精明狡猾的人力資源總監李斯特都看不下去，要找總裁何好德談。然而，拉拉勸阻了李斯特，讓他小心點，以免站錯隊，因為誰都不知道公司構架會怎么發展。杜拉拉的明哲保身之“生存慣習”，表明了公司利益在個人利益面前無足輕重。正如《新奮斗時代》里魏燎所說：“通知只要有通話和聊天記錄就行，對方忘沒忘不關我的事；材料只要領導簽字了就行，究竟講的是什么不關我的事。而領導看不見的事情更沒必要做了，反正也不會被算入自己的業績。慢慢地，我們就得了這種病，覺得做任何事差不多就行了，只要自己不承擔責任，就能省則省?！?sup>（12）同時，這些“生存慣習”也往往不可避免地擱置正義與公平的理念。在《格子間女人》中，經理譚斌明知下屬方芳與周揚之間的矛盾錯在周揚的溝通方式，但對于方芳委屈的傾訴，譚斌還是毫不猶豫選擇了置身事外。因為，方芳的越級告狀，就是把既有的平衡打破，是辦公室大忌。當周揚因大意造成客戶業務數據崩潰，進而影響到公司苦心經營多年的客戶信任度時，周揚把責任推給了下屬方芳。深諳職場之道的譚斌知道整件事如果必須挑一個人來做替罪羊，那個人只能是方芳。因為，方芳離開，公司所付的代價最小。她明知周揚也需承擔責任，卻不追究。否則，包括她自己，這條線上所有的責任人一個都跑不掉。盡管良心不安，但譚斌還是選擇了犧牲方芳的“理性”做法。她認為人的價值取決于其獲取市場資源的大小，在利益面前，所謂的正義與良心都不值一提。這種對生存慣習的膺服，歸根結底可以看出人物價值觀的偏執。

通過各種現代職場“生存慣習”的精心演繹，網絡職場小說從看似井然的生存秩序中，撕開了日常生活倫理與現代職業倫理之間的巨大裂痕，凸現了人們面對不同倫理沖突時的價值困境。在科層化制度下，由于“每個人都抱住與眾不同的細微特征不放，作為要求地位的基礎，這些細小的區別就和廣大職員地位的鞏固發生了沖突。它往往會導致同僚間地位的異化，加劇地位競爭”，^（13）其結果自然遮蔽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與人性。硝煙彌漫的戰場，不僅存在于競爭的公司集團之間，也存在于內部同事之間，因而人人都處于孤立狀態。在《新奮斗時代》中，上至董事長羅新宇，各層領導程立新、閆度，袁秋霞、蔣言歡，下至普通職員郝佳等，人人為各自利益暗中設計，挑撥離間、互設圈套的事件層出不窮，人情人性疏淡至極，甚至不乏沉淪。在《職網：職場不相信眼淚》中，蘇南一對謝平有十年兄弟之誼，但謝平不僅蠶食其業務，還釜底抽薪分裂員工，使他辛苦創立的南南公司遭遇了重大危機?！度ψ尤μ住分械暮殁x和俞威在各自利益面前，由好友變成不擇手段設圈套欲置對方于死地的對手。在《浮沉》中，價值七億的大單令各方銷售虎視眈眈，為了贏得項目，陰謀與陽謀輪番上演。喬麗公司內部也是處處鉤心斗角：上下級之間防范，不同利益陣營之間傾軋，同事之間各懷算計，可見日常生活中人性人情在職場倫理面前的全面潰敗。

這種現代職場倫理所肢解的，不僅有正常的人情和人性，還包括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愛倫理。日常生活中的愛情，通常是真誠無私的，且多少有些浪漫的質色，但職場中的愛情卻總是充斥著種種現實變量。職場中的人們，常常在兩性情感中權衡利弊、計算得失，愛情似乎變成交換的籌碼，愛情應有的無私幾乎喪失殆盡。如《問鼎》中的銷售經理霍力，雖然愛上了下屬于春穎，也曾想要放棄一切與愛人遠走高飛，可最終理智壓倒了這一切。在《浮沉2》中，喬麗與周雄身處不同利益鏈，基于自我保護意識，在愛情中無法坦誠相待；看到劉明達不具備抗壓能力，女友秦虹打算重新對他考量，因為愛情于她更意味著經濟保障。愛情被異化成商品，人們糾纏于情感沖動與理性權衡。職場愛情也常遭遇陰謀，被剝離靈魂，剩下薄情與欺騙、算計與背叛，或蛻變為簡單的感官欲望。在《做單》中，從不輸單的謝正將銷售技巧運用于情場，冷靜又理性，“他只知道技巧和方法，用這種方法能贏單，用這種方法能上床。生活是什么？愛情是什么？在結果面前已經不重要。生活就是贏單，愛情不就是上床么”。^（14）《加油！格子間女人》中的外企女銷售經理天啦，對上司Dick的主動引誘只為獲取升職捷徑，Dick最初拒絕也是出于對自身事業發展的理性評估，而他之后又挑逗天啦是想利用天啦得天獨厚的客戶關系，成就自己發達之計。這樣的愛情注定經不起考驗，所以在《輸贏》中，美女金牌銷售駱伽暗箱操作商業賄賂的事一旦暴露，之前窮追猛打追求她的上司林振威馬上倒戈相向，落井下石，顯出情愛倫理在職場理性面前的不堪一擊。

現代職業倫理內部的分裂，本質上源于經濟理性的價值觀。經濟理性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則，其量化思維因被編入技術程序而疏離于自我反思的可能。這種量化的關系使活生生的個人面對這個物化的世界，形成米爾斯所說的“對社會和自我的異化”。職場小說對異化的觀照，通常就聚焦在人的物化上。物化，即人向物轉化，人被物同化，物成為自主的現實；而人喪失自主性，被物的世界分割?！陡褡娱g女人》里的職場新人秦虹，在入職時便用電腦程序設計了“男友”的各項標準，工作穩定、北京人、北京有房等。顯然，這是將經濟理性視角延伸到私人情感領域，帶著突出的物化色彩。當物質性的交換法則進入私人生活，從物的角度衡量個體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個體注定將無法超越物之束縛，陷入被利益掌控的命運。在《圈子圈套1》中，洪鈞在一次做愛之后總結和情人琳達的交火，“琳達嘛，算是快餐中的上品了吧，有些西式味道，就像必勝客。說起來洪鈞自己也奇怪，他的腦海里從來沒有浮現出過琳達的容貌，做夢也從來沒夢到過她”^（15）“琳達作為迷幻劑的效用現在已經越來越差了，只能讓他片刻逃離那種不安和焦慮”。^（16）可見，琳達對于洪鈞來說，只是緩解壓力之物，而琳達投身于洪鈞，也是因洪鈞的地位權勢。所以，在洪鈞失勢后，琳達絕決地背棄了他，并快速投入新任上司俞威的懷抱。

網絡職場小說中所展現的這些倫理困境，真實地反映了經濟理性及其內在的悖論?，F代社會強調以經濟理性促進現代化，以現代職業倫理保障人在經濟活動中的現代性。然而，經濟理性的過度形塑，使人拘囿于一種物化的現實秩序，并最終導致人的異化。網絡職場小說對職場生存機制的擬像式表達，直指現代社會的這一生存悖謬，并在某種意義上，傳達了創作主體對于經濟現代性的反思。

三

作為一種大眾化的類型文學，網絡職場小說常常以現實主義姿態聚焦于現代職場生存中的隱秘問題，在揭示職場各種謀術的同時，也體現了創作主體的某些批判意圖，有些作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了作家對于正義倫理的訴求。但是，面對利益至上的經濟理性法則和日常倫理之間的矛盾，如何進行正義倫理的建構與彰顯，成為這類小說難以擺脫的情感悖論和價值悖論。一方面，它們要滿足讀者對于職場生存的想象性期待和獵奇心理，甚至通過極致性的敘事不斷展示某些幽暗的規則與人性；另一方面，它們又試圖建構某些反思現實問題的批判性立場，傳達公平和正義的價值理念，由此導致主人公的各種逆襲經歷變得頗為詭異，充滿了種種耐人尋味的悖謬。

努斯鮑姆曾在《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中指出：“小說閱讀并不能提供給我們關于社會正義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夠成為一座同時通向正義圖景和實踐這幅圖景的橋梁?！?sup>（17）事實上，在一些優秀的現實主義小說中，尋找詩性正義的倫理光芒，展現作家對現實生存及其內在人性的反思，都是應有的價值立場。因此，在逆襲敘事模式的背后，通常都會有一套正能量激勵機制作為故事的情感驅動。應該說，網絡職場小說在這方面也有一些表達。如《杜拉拉升職記》中，作者借杜拉拉參加一場商業行為準則宣講會，試圖探討職場中的道德共識。面對商業競爭中的越軌行為，拉拉的結論是，如果媒體報道讓人不安，那這件事就是不道德的。但小說將道德置于外在監督層面，顯然未能觸及商業競爭中最核心的倫理規則。在《米婭，快跑》中，蘇曾明確地質疑道：“商業到底是個多么神奇而可怕的東西，能讓人如此淺薄和冷血同時還洋洋得意。如果我以后的公司開到國外，我會不會也同樣因為追逐利潤而變得心無牽掛，一心一意只對財富負責？”^（18）這種詰問，其實是對正義倫理發出了強烈吁求。

但這種吁求，還是缺乏縱深的內在思考與應有的敘事張力。對于大多數網絡職場小說，它們不是執著于講述滿滿的職場焦慮，就是借助簡單的二元模式消解困頓，以職場外鄉村桃源的建構對抗職場內的病態夢魘。如在《格子間女人》中，偶然與男友沈培的一次鄉村農家之旅，令譚斌暫時擺脫了每天揮之不去的無盡焦慮。甚至，小說直接讓主人公以逃離現實的方式進行突圍。在《爭鋒——世界頂級外企沉浮錄》中，衣云用憤然離職來強烈抗議現實不公；在《無以言退》中，賈文海為了追求職場環境的公正平等，放棄穩定的生活，甘愿前往艱苦的俄羅斯創業；《精變》中的江雁落，面對趙芳的不公待遇，開始思索幸福的內涵并做出了出國留學的決定；在《米婭，快跑》中，蘇之所以辭職，是不滿QT公司所代表的跨國資本在面對四川大地震時的冷血，對人生意義的思索使米婭意識到升職加薪不能成為對自己的認可，于是做出了辭職的決定。這些小說在表明價值立場的基礎上，似乎都未能很好地探討一種情境：到底有沒有可能在經濟社會中確立更有意義的生存方式？像《米婭，快跑》中的蘇，無疑是一位具有商業才干與熱情、夢想建立一個跨國公司的職場精英，但她還是迷惑于若能建立這么一個公司，到底會和QT有什么不同？因而，辭職也許是她唯一的出路。這種“入則羈絆難保身，出則隱無可隱”的矛盾，無疑隱現了作者的圍城心態。

建構職場正義倫理的無力感，使一些小說常常從人物的二元設置模式入手，刻意彰顯創作主體的道德姿態。在《輸贏》的“序”中，作者以老人和狗路過地獄與天堂的隱喻，表達了對善與正義等價值觀的認同。小說結局似乎也在竭力表明這一點。處于內有排擠、外有勁敵雙重困境中的周銳，最后憑借出色的銷售能力與協作精神，贏得了經信銀行的大單；而靠金錢賄賂與暗箱操作的駱伽，最終難逃法網，落得車毀人亡的下場。作者以此告誡人們，正義終將成功，狡詐卑鄙或許能勝一時，但絕不會長久。以這樣的方式彰顯作家的道德姿態，誠然可見作者的主觀努力。然而，由于創作主體的正義立場不是內置于事件、細節、情節本身所能容納的意義結構，而只是依靠故事情節發展來呼應。這也導致了很多小說內部常常出現悖謬性的價值立場，即小說在細節或事件的內部，實質上仍然突出成王敗寇、弱肉強食的叢林觀念。如很多小說就借人物之口頻頻說道：“這是競爭的世界，弱肉強食的贏家世界，根本不存在公平?！?sup>（19）“弱者的自言自語總是難以被人聽到，不是聲音不夠大，而是因為這個世界的規則，兜兜轉轉總為強者存在”“只知道你可以不斗，在職場中也能生存，但注定了永遠是別人的墊腳石”。^（20）

這種小說細節中所承載的內在價值觀念，與作家在敘事表層所傳達出來的道德箴言不斷背離，也使創作主體的道德姿態和正義倫理變得頗為可疑。這種尷尬正如《對決》中所言：“在我們急切追逐贏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們有的是勇氣，有的是謀略——中國人從來都不缺少這些——但我們卻極少提到道德、良心、價值觀和底線?！钡珨⑹抡咄瑫r又說：“但我們無可奈何地發現，很多贏家之所以贏，并不是因為他們更正直、更勤奮、更聰明、更講游戲規則，而恰恰是因為他們更兇狠、更麻木、更狡詐、更不擇手段?！?sup>（21）在《圈子圈套》中，洪鈞最后贏得項目，恰恰依賴于范宇宙對俞威的報復。如果沒有范宇宙對俞威的算計，狡詐的俞威更有勝算。因此，作為正義代表的洪鈞，他的勝利同樣是建立在陰謀之上。小說既設定了人性之善終將擊敗人性之惡的先驗邏輯，又讓善良的洪鈞最終依靠詭計才得以勝出，這無疑表明了作者立場的可疑。在《輸贏》中，主人公周銳最后贏得項目，若非下屬方威逼利用劉豐兒子女友趙穎的卑鄙操作，取得劉豐受賄的證據，項目落入競爭對手則毫無懸念。這種情節的戲劇性轉折，同樣依賴不正當手段。甚至，小說還對人物的義利糾結表達了善解人意的體恤?！度ψ尤μ?》的結尾處，洪鈞去醫院探望昔日朋友、現在的宿敵俞威。俞威對洪鈞說：“人這一輩子就像是在跨欄，我碰巧就是橫在你面前的一個欄架，你是迫不得已才把我踢倒，要是換了我沒準還要踢倒了再踩一腳。其實誰也不是有意和誰為敵，沒辦法，誰都想跑到別人前頭，路太窄，難免磕磕碰碰?！?sup>（22）這種言辭，其實也表明作家對現代職場謀術的無奈認同。盡管作家在故事表層竭力強調商業競爭中的道德作用，但這種強調在具體的人物行動中，卻顯得極其無力，也折射了作者的價值悖謬。因此，網絡職場小說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其實是處于可疑狀態。一方面，作家秉持積極善良的道德愿望與善惡有報的倫理觀念，肯定道德力量高于一切；另一方面，作家又讓筆下的人物迷戀于設陷阱與下圈套，突出陰謀、陽謀等畸形智慧在商業活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張揚成王敗寇的邏輯。

與此同時，我們還不難發現，號稱“職場指南”“商戰圣經”的網絡職場小說，其所提煉的職場成功術，并不能為讀者提供真正的成功秘訣。各類號稱通向成功之路的生存技巧也并非促成人物升職加薪的關鍵因素。小說中人物的成功升職更多依賴于機緣巧合。由此，小說敘事功能的指向與故事情節的內在邏輯之間同樣存在著內在悖謬。在《米婭，快跑》中，蘇不僅工作能力超強，又高度敬業。她在被派到農村做三個月的銷售培訓時，體現了超強的意志力與行動控制力，但升職最快的卻是米婭。米婭的人生哲學只是混，她不僅靠混，順利入職最難考上的外企QT，而且頻獲升職良機。她成功的關鍵是幸運地遇到了Leon、Helen、大象等為下屬考慮的好老板，而不是像蘇那樣被上司處處壓制。在《杜拉拉升職記》中，當拉拉意識到該為自己爭取些什么，卻屢遭上司李斯特的推脫，如果不是上司的上司何好德自上而下施壓李斯特，拉拉的升職恐怕遙遙無期。

這種偶然性因素，常常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元素，也使一些網絡職場小說中的人物，總是依靠生硬的逆轉才得以順利通往成功之路。如在《網絡英雄傳：艾爾斯巨巖之約》中，郭天宇第一次創業失敗后心灰意冷，山窮水盡之際前往澳洲散心，卻在達爾文城中因交通意外偶遇了美國創投界的傳奇人物蒂姆·霍頓，獲其青睞，得其傳授諸多新移動應用的經驗，受到啟發即刻滿血復活重整旗鼓?；貒诙蝿摌I又因機緣巧獲郭海峰、項海潮兩位神人相助。每次遇到危機，無論是應對方法還是資金支持，這兩位商界前輩都是他堅強的后盾。若平民出身的郭天宇無緣與這三位導師相遇，成功顯然并不可能。在《永不言棄》中，當簡禎在工作中茫然無措時，卻偶遇了神秘男子Tim，而且這位神秘男子總是能夠有辦法幫她走出困局。因而，情節設置中的巧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物能否成功，卻并不能為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的成功帶來必然。

網絡職場小說最大的意義在于為人們提供了釋放焦慮的情感通道。作者更為隱秘的動機并不是激勵或啟發讀者如何獲得成功，而仍是無視現實邏輯，以謀術與知識為元素構造擬像現實，以各種成功的幻象滿足讀者日常被壓抑的欲望。也就是說，所謂的職場敘事締造出來的各種“成功”，只是一個個文化消費意義上的“神話”符號。

〔本文系2018浙江省教育廳國內訪問學者教學專業發展項目“中國網絡現實主義小說研究”結題成果、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新媒介文藝研究”（18ZDA282）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魯雪莉，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魯迅研究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楊丹丹）

注釋：

（1）（2）崔曼莉：《浮沉》，第66、27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3）胡震生：《做單》，第207頁，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9。

（4）王逢振編：《詹姆遜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第89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洪治綱：《偏見之辭》，第50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6）劉再復：《〈三國演義〉批判——權謀、權術與人性》，《書屋》2010年第6期。

（7）許壽裳：《回憶魯迅》，魯迅博物館等選編：《魯迅回憶錄》上冊，第487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美〕格爾哈斯·倫斯基：《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第83頁，關信平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9）〔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晚期的自我與社會》，第217頁，趙旭東、方文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10）〔美〕羅洛·梅：《焦慮的意義》，第163頁，朱侃如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1）轉引自〔法〕米歇爾·蒙蘇韋：《論“新小說”中的想象》，柳鳴九編選：《新小說派研究》，第553頁，羅芃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12）唐與桉：《新奮斗時代》，第215-216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9。

（13）〔美〕C.萊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第290頁，楊小東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4）胡震生：《做單》，第16頁，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9。

（15）（16）王強：《圈子圈套1》，第6、3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17）〔美〕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第26頁，丁曉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8）秦與希：《米婭，快跑》，第23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9）付遙：《輸贏》，第15頁，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12。

（20）舒儀：《格子間女人》，第97、35-36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18。

（21）許韜：《對決》，第1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

（22）王強：《圈子圈套3》，第293-294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