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說的“重復”書寫

“任何一部小說都是重復現象的復合組織，都是重復中的重復，或者是與其他重復形成鏈形聯系的重復的復合組織?！?sup>（1）J.希利斯·米勒認為文學作品的豐富意義來源于多種重復現象的組合。王蒙是一位善于利用“重復”進行寫作的作家，他的小說里交織著多種不同的重復樣式，復調性地拓展著文本的魅力。長篇小說《笑的風》非常典型地同時具有多方面的重復性結構?！靶Φ娘L”作為言語成分的顯性重復，內蘊著一種詩的理念，并以過剩的方式體現著特征的奇異性；《笑的風》還隱蔽著一些有待于發掘的隱性重復，它們與文學史上其他作家的創作，與作者自身的創作相勾連，在內涵的多維深層衍構中激活了重復的深邃含義。

一

吉爾·德勒茲認為，“作為行為與觀點，重復所涉及的是一種不可交換、不可替換的奇異性”，^（2）它指向的是不能被替代的東西，以“差異”作為自己的本質相關項。在《笑的風》中，笑聲與風聲纏繞在一起多次出現，而讀者也誤以為出現于文本各處的“笑的風”形式相似，內容等值。其實“笑的風”每次出現的情形并不相同，這些情形作為差異之分配的空間決定了“笑的風”同一性表象的破產?！靶Φ娘L”呼應著傅大成內心隱秘的震動，呈現為一種更為深刻的存在，讓傅大成的自我在混沌中誕生，變得清晰，甚至成為主體成長的必備形式。

文本開端直接入題，17歲的傅大成在上完廁所回宿舍的路上，第一次聽到了春風送來的女孩子的笑聲：“這次夜間的笑聲清脆活潑，天真爛漫，如流星如浪花如夜鳥啼鳴，隨風漸起，擦響耳膜，掠過臉孔，彈撥撫摸身軀，挑動思緒。風因笑而迷人，笑因風而起伏?！?sup>（3）17歲正是青春萌動之際，笑聲風聲中含有原始沖動的成分，行文以視覺、聽覺、觸覺交互感通的方式描寫了力比多帶來的生命體驗。這來自身體內部的經驗性內容，給身體和心靈以欣悅，傅大成感到了“奇妙，惶恐，甜美”，并且“暈?！逼饋?。這時“笑的風”調動的是微知覺，是模糊的，只能通過快感感知，尚未被現實化。它來源于傅大成內部的本能需求，與本我的初始層面相對應，提供的是“我之所是”的原初感性。初次出現的“笑的風”改變了傅大成的心靈，作為一個純粹而完滿的時刻，它被傅大成設定為自己應當具有的本來，然而其瞬時性讓傅大成預期它的再一次出現，對于能夠進一步提供笑聲與春風感的事物表現出一種深刻的等待。

初次出現的“笑的風”擁有完滿愉悅的狀態，雖然遙不可及卻充滿吸引力，它作為特殊之物蟄伏在傅大成的人生場域中，等待進一步的展開和分化。然而這種潛在的愿望在現實中很難得到即刻的滿足，傅大成在陷入青春期的迷醉、暈眩之后，就像弗洛伊德筆下的白日夢者一樣將沖動植入創作的軌道，寫了一首關于春風與笑聲的詩歌。這一舉動深刻影響了傅大成的命運，傅大成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然而詩歌流布所及以至于出現了“爛詞兒”，傅大成受到“訓誡”。接下來的婚姻則進一步雪上加霜，父母要他與本村大5歲的白甜美結婚，沒拉過手沒說過話就要結婚？這已成定局的婚姻如何接受？傅大成用想象的移情把“笑的風”的源頭賦予白氏，將其納入“笑的風”所構成的“自由、美、愉悅、詩意”這一象征意義的感知秩序中，帶有自我欺騙性地“欣然”接納了這樁被安排的婚姻?；楹蟮娜兆硬荒懿徽f甜美，但是傅大成總感覺缺了點什么，因為白氏不僅少言而且少笑，夜間口腔里甚至發出“啊哇哇啊”類似老鴰的叫聲。事業和婚姻的不如意讓“笑的風”的意義在壓抑中被懸置，開始以隱藏的力量發揮作用。終于，10年之后“笑的風”驀然出現。傅大成回家探親，女兒“小鳳忽然銀鈴般地跟隨著笑了起來，像是一陣清風，像是一串鈴鐺，像是枝頭小鳥，像是一縷山泉。大成一下子定在了那里”。^（4）間隔10年后重現的笑聲風聲是日常壓抑之下的生命之光，生命感覺的復沓令傅大成唏噓不已?！靶Φ娘L”作為夢想，提示著傅大成人生不足的形態，而映射在“笑的風”中的深層“自我”讓傅大成發現自己正成為自己的異己者。于是，“笑的風”作為理想自我的投射，開始激活行為，在傅大成的人生中發揮起“修改”的功能。

杜小娟的出現再次激起了傅大成積壓多年的對“笑的風”的懷念。杜小娟的聲音“清澈明亮，甘甜酥脆，如兒童如少女”，她笑聲連連，“如春風，如風鈴，如金石，如上海夜燈閃爍”。^（5）這一切與17歲那年沉醉的春風、迷人的笑聲疊合在一起，讓傅大成靈魂激蕩。相對于傅大成和他的家庭，杜小娟只是一個“他者”，然而與這個“他者”在一起，傅大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深度的快樂意味著杜小娟與傅大成并非對立的一極，“而只是對另一個我而言的自我和對自我而言的另一個我”；^（6）而且這快樂排除了家庭成員，帶有私人屬性，是深度的利己的快樂，意味著傅大成“自我”的深度覺醒。只有擔負起將要被否定的生活的重量才能生產出對新的生活和自我的肯定，傅大成提出了離婚。關于自我的理想被投射到行動中，自我變得“有能力”做出行動：離婚后的傅大成和杜小娟結婚了?；楹蟮乃麄內玺~在水，如鳥入林，笑生風聲連連不斷：“人”的原則與高度的確立顛覆了無愛情家庭的道德法則，顯現為自我主體的/個體的成長邏輯。與“笑的風”相伴隨的還有傅大成事業的成功，1978年以后傅大成文運事業步步登高，他結交各色文學精英，參加全國性乃至世界性文學聚會，縱橫捭闔，意氣風發。無論婚姻還是事業，傅大成都暢快愜意，“笑的風”以過剩的方式昭示著自我生命感的滿足和主體的最終形成。

“笑的風”的多次出現，一直參與到傅大成的生活建構中，其間每一步的暗暗轉換都在喚醒一種力，為傅大成擺脫昏沉的存在狀態做出變革。即“笑的風”的再次出現不是對上一次笑聲與風聲的簡單復歸，其中包含著變動不居的經驗性內容，它的每次出現都是對上次內涵的克服與深化。這種重復與強迫癥的重復截然兩分。傅大成的再婚妻子杜小娟是一個強迫癥者，她試圖將傅大成的日常習慣“統一”于一種重復之中：飯前廁后要洗手，洗手要用藍月亮洗手液，用完衛生間香皂盒要復位……杜小娟的日常習慣對于傅大成而言從來沒有形成過真正的重復，它機械、刻板，即便作為習慣的行動元素在不同的情景中發生，依然具有相等性，是靜態的水平的重復。按照德勒茲的觀點，真正的重復是有待于在異質物中展開的符號，它的每一步展開都內含著生活添加體的漸進性?！缎Φ娘L》以笑聲和風聲作為逐漸擴大故事內涵生成裝置的關捩點，將主人公個人主體的成長與事業、婚姻、時代勾連起來，構造出向縱深敞開的文本圖景；對于傅大成，笑聲和風聲關乎自我內在秩序建立的隱秘動態，關乎心靈的秘密，而心靈，作為發出愛和重復的器官，讓笑聲和風聲的每一次重復都變成了抒情詩般的語言。

二

《笑的風》中有一個巨大的隱性重復：“陳世美”形象的再次出現。傅大成向白甜美起訴離婚后一直無法回家，一回家就遭受她的責罵。白甜美稱杜小娟為“小婊子”，稱傅大成為“陳世美”，把二人感情指為“奸情”，潛意識中自己成了受害者秦香蓮。作為“一種典型的或重復出現的意象”，“陳世美”形象算是“無數同類經驗的心理凝結物”，^（7）在某種意義上相當于榮格筆下的“原型”。這一形象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文本中一再被移植或重塑，然而無論怎樣移植或重塑，“陳世美”形象在其歷時性發展過程中，不管是長袍馬褂還是西裝革履，一直是一個貶抑性概念。

從20世紀50年代《我們夫婦之間》到60年代《霓虹燈下的哨兵》，到80年代初《人生》，再到《笑的風》，我們都會嗅到“陳世美”的氣息。負心薄幸的特征重復賦予“陳世美”形象一種類似性秩序，但是這種秩序遮掩了從屬于這個秩序的差異，遮蔽了各種置換變體背后具體的歷史情況，環境、條件及其與具體事物結合后所反映出來的種種問題。因為差異從屬于類似的強力，所以差異只有在兩種近似性的比較中才能被思維?！度松分械母呒恿峙c《笑的風》中的傅大成有著更為相似的命運，兩人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知識青年，都在發生變革的80年代受到啟蒙思潮的影響，都為追求現代愛情而成了“陳世美”。聯系時代背景對兩人進行比較性閱讀，探索傅大成區別于高加林的、對一個似乎相同的命運所進行的不同層面的演繹，有助于發見傅大成的負心行為作為一個復雜的精神文化現象給歷史帶來的嶄新的東西，并且隨著同一性因素的剝離，發見“負心”元素的重復如何在實例的重復中被超越。

高加林是一個追求現代的知識青年。在巧珍和黃亞萍之間，他選擇了“現代”的黃亞萍。之所以如此選擇，除了和黃亞萍擁有共同的生活情趣、共享同一種話語體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黃亞萍不僅生活在城市，而且可能帶他去更大的城市，讓野心勃勃的他進行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自我實現。作為與現代相關聯的最大事物，“城市”建構起高加林關于“現代”生活的全部認知，也建構起他個人生活的意義，畢竟連對鄉村進行飲水科普的漂白粉也需要到縣城才能買到。某種程度上說，高加林對現代的向往已經轉化為對現代城市所提供的種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迷戀——愛情敘事被發展敘事暗自置換。傅大成和高加林一樣是時代轉型中現代化的迫切追求者，但是在如何走向現代化的問題上，他的實現向度是不同的。如果說高加林的現代尊嚴與城市、與物質密切相關，那么傅大成的現代尊嚴則與自我、與精神相關，傅大成進行的是一場自我內部的精神革命。傅大成與白甜美的婚姻帶有階級觀點下農村日常的選擇特征：白家成分稍高，傅家成分先進，白家急需與傅家聯姻躲避可能的政治沖擊；傅家窮困，急需勞動力，老人又急著抱孫子，白甜美健壯能干，有豐厚的陪嫁；大成有才，白氏貌美，按照中國鄉村傳統的美學趣味，才子佳人天生良配。這場婚姻屬于傳統鄉村的包辦婚姻，表現為父權文化邏輯下兩個家庭的契約/交易關系。傅大成對于這場婚姻很不情愿，但他缺乏娜拉式的勇氣，被迫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媳婦。傅大成為自己落后的婚姻“自慚形穢”，尤其當他從近現代史與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婚姻時，傅大成痛心自己“是一個背著封建包辦婚姻包袱的可憐蟲”。傅大成出生在人民文藝的時代，不曾親歷過五四，他對自己婚姻的質疑是現代教育的結果?？h城學校提供的現代教育催生了傅大成生產自身的生產，催生了他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現代”身份意識?，F代知識與文明教育把五四目為神圣的、不可質詢的，對個體知識分子具有母體意義的現代起源，并把五四作為一種認識裝置悄然隱蔽于其內。正是在五四精神的燭照下，傅、白的婚姻呈現為前現代鄉土社會的產物，是一種“反”價值，傅大成要融入以五四為開端的現代知識分子傳統，就必須割除舊式婚姻這個封建“毒瘤”。

隨著新時期的到來，傅大成愈加發現自己夠不上是一個“現代”的知識分子。在新時期的社會秩序重建中，如何讓自己獲得現代資質，作為“現代”的個體“嵌入”現代的序列中？傅大成面臨的是走出了集體、公社和階級共同體之后的個人如何建立起自我的主體性、解決與外部身份指認不相匹配的內部自我認同問題。在查爾斯·泰勒看來，“認同危機”的處境是一種嚴重的無方向感的形式，“他們缺乏這樣的框架或視界，在其中事物可獲得穩定意義”。^（8）對傅大成而言，這個能夠給予他穩定意義的“框架或視界”就是五四，杜小娟的出現給了他重返的途徑和力量。面對杜小娟直白的愛情表達，傅大成一邊欣賞她澎湃的現代激情，一邊慨嘆自己的軟弱，慨嘆自己被許多現代文明所遺忘。傅大成對杜小娟的傾慕中暗含著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對他們與小資出身的知識分子之間關系的現代性想象。與五四小說、新中國成立后《青春之歌》之類的小說中知識男性創造新女性的文學想象相反，在《笑的風》中男性成了女性啟蒙教育的對象，杜小娟成為傅大成生命里提升性的精神力量。傅大成在杜小娟這個“引路人”的帶領下，一步步體味愛情的意義，通過重演五四文學中個人與家庭沖突的現代性遺產清理自身的歷史負累，以“陳世美”的方式建立起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應有的精神自信。

傅大成還通過意識上的強烈自審，進一步深化了自我內部的這種精神革命，最終把自身變成了現代化的對象，回答了一個精神上新舊交替的知識分子如何進入新時代的嚴肅問題。傅大成在進步/落后二元對立的思維中審視自身，發現了自己身上保有的封建落后因素。他與白氏的婚姻是在他一無所知的境況下被安排的，在大局已定、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傅大成發揮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把笑聲風聲與白氏嫁接，進行自我欺騙，讓這樁婚姻顯得溫和，可以接受。這其間暗含著對父權邏輯的認同，作為置身其中的一環，傅大成自己成了自己的施害者。所以對傅大成而言，打破包辦婚姻就是突破自身思想的桎梏，清算自己內心深處屬于封建父權文化的部分。通過這種方式，傅大成成功地實現了個人與時代轉型之間的對接，并在自我的批判性中發展出真正的現代性。

其實，在表達與時代氛圍相關的個體現代化方面，路遙與王蒙的寫作思路是一致的。高加林的走向現代，是一個農村知識青年在城鄉交叉地帶所進行的具有“個人主義”色彩的奮斗，對此路遙的態度是特別的：一方面路遙關切到了“個人”與時代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寫作姿態和個人表達中認為“集體”更重要，所以高加林在小說結尾回到土地，這是路遙個人內心和創作意識的分裂。王蒙擺脫了這種猶疑的態度，對于傅大成通過自我內部的精神革命走向現代化的路徑，王蒙是自信的，也是強勢的，相比于高加林的“陳世美”形象受到的“規訓”，王蒙筆下的傅大成以不斷向前的姿態突入新生活——傅大成的“陳世美”形象已經被徹底的正義性所置換。與外部世界的現代化相比，個體歷史經驗的現代化同樣重要。傅大成的“陳世美”形象，最終超越了“負心”元素的重復，昭示了只有通過內部精神革命實現個體主體層面的解放，才能與社會主體層面的解放相匹配，才能建構起新時代關于“現代”意識的歷史統一性，從而真正走向現代。

三

寫出長篇小說《笑的風》的王蒙已經86歲高齡了，這朵晚馥之花“是一部具有自敘傳性質的小說”。^（9）王蒙站在人生與經驗的高處，對來路做深情的回眸，這回眸是對自身經歷的一種精神重復，在重復深處的再一次旅行。王蒙在創作中一直有意識地調動自身資源，把自身的歷史移植于小說中，《青春萬歲》《雜色》《夜的眼》《春之聲》《蝴蝶》《活動變人形》《青狐》《悶與狂》和“季節系列”等作品都與王蒙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它們或者蘊含了王蒙對革命最初的體驗，或者滲透了王蒙因為文字罹難、發配邊陲的記憶，或者留下了他與崔瑞芳女士革命加愛情的影子，或者描寫了歷史轉折處他對中國文壇文學運動的親歷……王蒙對自身經歷存儲的一再書寫造成了筆下人物、事件和行文方式的一再“重復”，而且這種重復超越了單個文本的界限，不僅與文學史的廣闊領域相銜接、交叉，而且因為其創作構思受到切身經歷的影響，作品和作品之間進而形成重復，文本的人物與人物之間體現出高度的歷史連續性。郜元寶有一段論述很是中肯：“在主人公傅大成身上，讀者依稀可見陳杲（《夜的眼》）、張思遠（《蝴蝶》）、鐘亦成（《布禮》）、岳之峰（《春之聲》）、曹千里（《雜色》）、繆可言（《海的夢》）、翁式含（《相見時難》）、‘靠邊站‘逍遙派的老王（《在伊犁》）、倪吾誠與倪藻父子（《活動變人形》）、鄭仿（《失態的季節》）、錢文（《躊躇的季節》）、王?？ā肚嗪罚?、沈卓然（《奇葩奇葩處處哀》）的影子。王蒙這些小說代表作中的男主人公皆是清一色的20世紀40年代生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折射了作者本人的生命軌跡?！?sup>（10）王蒙2021年長篇小說《猴兒與少年》中的施炳炎“實乃另一個王蒙化身”，^（11）不僅染有自我形象的近似性，而且在這部小說中王蒙本人的名字也出現了。重復讓王蒙的這些文本構成了具有自身內在意義的一個系列。

自敘傳作為貫穿王蒙創作始終的同一性因素，并沒有將王蒙的寫作引向模式化和相似性內容的堆積。根本原因在于，以自身經歷為原本的重復，王蒙基本上以寫作時的“當下”時間作為敘事的邏輯起點。在新的時間中，原有的事件或人物就像一個個新生的變體，阻止了原有經驗的無差異展現。在王蒙的小說中，作為自敘的原始故事的每一次書寫和組合，顯露和隱藏的信息并不相同，創造的意義也各個不同。在《笑的風》中，盡管男主人公的諸多經歷是從王蒙處“挪用”而來，但是由于小說對當代中國的書寫采取了“近視”的眼光，側重聚焦新時期以來的故事講述，因此自敘傳成分在該小說中被大大地壓縮和簡化，在故事中起到了架構故事歷史跨度、展現宏觀歷史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并與虛構的傅大成婚戀故事嫁接、重組，實現了創作主題的翻轉，即，文本中包含的相同的東西，變成了在重復的過程中可以同時引入“jeu”（法語，游戲、演奏之義）的開放性結構，文本就變得靈活多樣起來。

將時代作為顯性的“jeu”因素引入文本，并與人物自身經歷相結合，形成“個人命運+大時代”的敘述模式，是王蒙小說的一大特色。對此已有學者進行過豐富的論述，不再贅述。筆者想要強調的是，無論王蒙對作為“jeu”因素的“時代”進行怎樣的變換描繪，由“少年布爾什維克精神”變體而來的“少共情結”是王蒙大歷史書寫始終不變的特殊內動力，這也是王蒙自敘傳的精神內核。在過去的寫作中，王蒙“少共情結”的理性建構一直遭遇到來自感性的解構，譬如《布禮》中鐘亦成的“牢騷”、《蝴蝶》中對現實問題的“腹誹”，然而這些都不能解構其“少共”情感的確定與忠誠，這種確定與忠誠在《笑的風》中，從曾經的“以圣徒受難的方式”^（12）變成了贊頌式的情景描述。作者寫作《笑的風》時，中國發生了滄桑巨變，深度參與全球經濟，在世界格局中贏得了自己的位置。站在這個偉大的時代，王蒙回望人生，與共和國70年的歷程對話，對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給予肯定性評價。在他的筆下，時代為創造立法，每個人都借時代而生，尤其新時期的到來讓人們找到了應有的自信和社會定位，成為蓬勃昂揚的歷史主體?！缎Φ娘L》中傅大成和杜小娟文業有成，白甜美在市場經濟中如魚得水……如果說曾經的生活被拿走，新時期以后他們不但重新贏得生活，而且以類似于“約伯式的重復”^（13）在未來會贏得更多。在《笑的風》中，這種改變是整體性的，每個人在新時代都擁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他們意氣風發的姿態與整個國家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命運同構關系。時代美景與人生美景兩相映襯，人們笑著行進在時代的春風里——王蒙以“春天”的意象贊美新時代、新生活。

在王蒙小說的歷史處理中，一直把新時期看做劃時代的新開始，重復性地賦予它“春天”的意象?！峨s色》中，在80年代曹千里撲到了渴望已久的新的春天里；《春之聲》中那輛由嶄新的火車頭牽引的、破爛寒磣的、臨時代用的悶罐子車，正播放著約翰·施特勞斯神妙的“春之聲”。在徐徐展開的歷史進程中，“這輛寓意明顯的列車，將在未來的數十年間不斷地換代升級，加速前行，走向愈來愈開闊的天地”。^（14）《笑的風》寫的是中國列車行進在春天里的故事，是“春天”生活的盛大展開，雖然文中有對現代生活流動性和碎片化的反思，有社會現代化目標的達成與個人生活、心理層面滿足的并非協調一致，但是行文并沒有因此去除現代生活的正當性，而是以銘刻在骨子里的“少共情結”堅信整個國家會奔赴越來越美好的“春天”旅程。到了小說《猴兒與少年》中，時代更是高歌猛進、步步飛躍，國家一片生生不息的大好時光。王蒙的“少共情結”隨著時間的延伸，在新時代的出場由抽象的革命性落實、轉化為對國家和社會生活越來越美好的歌唱。王蒙的“少共”立場決定了《笑的風》是一篇主題先行的小說。其實王蒙的許多小說都帶有明顯的主題先行的性質，例如《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就是王蒙在百花齊放的背景下表現“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理念的嘗試，佛克馬由此指認王蒙的小說是特定時代的產物。^（15）于王蒙而言，“時光荏苒，但他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沒有變”，^（16）寫作方式也沒有變，無論《笑的風》還是《猴兒與少年》，都在根據時代、理念和立場的需要確定所要記錄的生活，為共和國的偉大歷史點贊。以《笑的風》為代表的一部部小說，是紅色王蒙獻給當代中國的一闋闋瑰麗的政治抒情詩。

總之，王蒙的小說中嵌套、雜陳著多種層次的“重復”，無論是直接重復，還是隱性重復，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現代”作為元話語的詞根性質：“現代”是王蒙想象、敘述人生與中國的關鍵詞。王蒙秉持發展進步的現代話語，在線性的時間邏輯中描繪社會和歷史，讓其具有無限美好的未來主義特征。對于那個美好的未來，無論是個人的還是國家的，王蒙都充滿祝福。

【作者簡介】沈秀英，博士，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周 ???榮）

注釋：

（1）〔美〕J.希利斯·米勒：《小說與重復》，第3頁，王宏圖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法〕吉爾·德勒茲：《重復與差異》，第8頁，安靖、張子岳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3）王蒙：《笑的風》，第2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4）（5）王蒙：《笑的風》，第25、8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6）〔法〕吉爾·德勒茲：《重復與差異》，第435頁，安靖、張子岳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7）葉舒憲選編：《神話原型批評》，第100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8）〔加拿大〕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第37頁，韓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9）孟繁華：《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評王蒙長篇小說新作〈笑的風〉》，《解放軍報》2020年6月10日。

（10）郜元寶：《另類“老年寫作”·超文本·精神反芻·遲到的主題翻轉——讀王蒙長篇新作〈笑的風〉》，《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1期。

（11）崔建飛：《幾番回憶罷，雄心未蕭索——王蒙長篇小說〈猴兒與少年〉讀后》，《中國藝術報》2021年10月27日。

（12）孫先科：《復調性主題與對話性文體——王蒙小說創作從〈青春萬歲〉到“季節系列”的一條主脈》，《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13）〔丹麥〕克爾凱郭爾：《重復》，第104頁，京不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14）〔美〕唐小兵：《流動的圖像：當代中國視覺文學再解讀》，第17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15）見〔荷蘭〕佛克馬：《中國文學與蘇聯影響》，第98頁，季進、聶友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6）孟繁華：《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評王蒙長篇小說新作〈笑的風〉》，《解放軍報》2020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