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讀、誤讀、選讀及其反思

無論作者如何標榜自我獨立，文學作為深度植根于特定文明和社會文化的藝術形式，總能從各個層面將復雜的文化以更為具象的方式展示出來。這種展示與其所屬的社會文化相互映襯、相互作用，最終合力成為一枚濾鏡。文化與文化之間也是透過這樣的濾鏡互相觀察與了解。如此看來，文學的譯介與傳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決定這枚濾鏡背后的樣貌是更為真實，還是更為變形和虛幻。一些國家對中國的觀察很多時候也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正如學者姜智芹所說：“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形象影響著該國的發展和在國際上的地位，而文學的海外傳播對于改變一個國家的形象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sup>（1）

此種關于文學傳播的意義的共識，在近些年來成為許多研究的理論根基。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中國當代文學海外譯介、傳播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英語世界，少部分提及法語世界，對其他語種的譯介、傳播研究還很難見到，這是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中的空白之處。本文將梳理中國文學在西語世界（包括西班牙和除了巴西的整個拉丁美洲地區）的譯介與傳播情況，并對其特點和問題進行分析探討。由于中國文學體量巨大、譜系龐雜，且分類標準多元，在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筆者將以年份和地域作為分類標準，僅探討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地區的當代文學在西語世界的譯介和傳播情況。一方面，自21世紀以來，中國與西語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愈加頻繁，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姿態愈加主動，呈現出一種“走出去”的意愿與狀態；另一方面，中國國力穩步提升，國際影響力逐年增長，西語世界從自身利益出發，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國。這種獨特的內外合力客觀促進并加強了中國和西語世界的文化交流。

一

文學作品的譯介與傳播數量可以反映出譯入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視程度和接受意愿。從縱向的角度看，在西語世界，中國文學的譯介與傳播在最近20年來堪稱井噴式增長。從1949年到2000年，僅有19部中國內地當代文學作品被譯介到西語世界，而從2001年到2023年5月，則有188部作品被譯介和傳播，數量為上一時段的近10倍。但是從橫向比較可以發現，無論是與這20多年中國出版的圖書數量相比，或者與外譯到英語世界的作品數量相比，甚至與西語世界當中其他語種的譯本數量相比，外譯到西語世界的中國文學作品在絕對數量上還是較少的。^（2）

外譯作品的文類反映出譯入國對中國文學不同種類的興趣。自21世紀以來，譯入西語世界的文類相對齊全，包括小說、詩歌、戲劇、漫畫、非虛構和學術評論。毋庸置疑，小說占據了絕對主流，共有120部，占比63.8%，這與西語世界人民的閱讀習慣相符。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詩歌的譯入數量也較大，共有21部詩集，占比11.2%。數量最少的為學術評論，嚴格來算僅有1部。

對文學作品的直譯與轉譯情況反映出譯入國對中文譯者的培養與儲備現狀，也一定程度反映出西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重視程度。在188部譯入作品當中，共有141部為直譯，占比75%，其他作品均為轉譯自英語、法語版本。

被譯介的中國作家數量可以從側面反映出西語世界的中國文學傳播情況。僅以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被譯情況作參考，截至目前的48位茅獎獲獎作家中，僅有17位被譯介到西語世界。^（3）當然，茅盾文學獎不是評判優秀作家的唯一標準，但是獲獎作家可以被視作能夠展示中國文學某一方面成就的一個代表。除此之外，在這些被譯作家當中，大多數作家是成名已久的成熟作家，年輕的新銳作家較少，到目前為止，僅有陳春成一人。

從國家個體來看，出版國家反映了譯入國對中國文學的偏好。在整個西語世界中，出版國家的分布和出版數量則反映出該國對中國文學的接受程度。在188部作品當中，共有142部由西班牙的出版社出版，占比75.5%，其他的出版國家有墨西哥（8部）、智利（7部）、阿根廷（7部）、哥倫比亞（1部）、哥斯達黎加（1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由不同國家的出版社先后出版，如《一百首中國當代詩歌》（Un país mental –Cien poemas chinos contemporáneos）由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的出版社先后出版。除此之外，有一部分是由中國的出版社出版，屬于中國的文化“走出去”項目。此類作品共有26部，占比13.8%。

出版類型可以反映出譯入國對中國文學的偏好，以及譯入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在西語譯入文學作品中，大部分為單行本，內容與原版本保持一致。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選編版本，反映譯入國的選擇與審美偏好。

二

基于以上西語世界譯介中國當代文學的現狀，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兩股熱潮，由點到面。如本文開頭所述，文學的譯介和傳播作為橫亙在兩種社會文化間的濾鏡，當一種文化突然對另一種文化產生興趣時，那么對濾鏡的需求也會增高。

20多年來，中國外譯文學作品數量增長有兩次熱潮，^（4）一次是2008年前后，一次是2012至2018年期間。顯然，這兩次熱潮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及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5年劉慈欣獲得雨果獎相關。這三個事件在西語世界產生了較大反響，也引發了西語世界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學的興趣。

我們也能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現象。在2008年的熱潮當中，譯入作品與奧運和體育并無太大關系，西語世界此時更加傾向于尋找可以佐證他們當時對中國的認知的作品。在第二次熱潮當中，除了數量增長外，我們也能看到一種滯后性的出版，以及痛定思痛的預測式出版。如在已出版的莫言17部作品當中，僅有4部在其獲獎之前或者獲獎當年出版。換句話說，在西語世界，目前擁有莫言作品版權的出版社在2012年幾乎都沒能趕上由諾貝爾文學獎所帶來的銷售熱潮。而在已經外譯的8部劉慈欣作品當中，有5部出版于2015年雨果獎之前。但引起熱潮的事件并不一定意味著傳播出去的作品與該事件相關。我們能夠看到，這一類事件更多是作為對外傳播的契機而存在，通過這個契機傳播出去的作品多種多樣，總體上表達了譯入國對中國的興趣，而非僅僅對中國文學的興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熱潮所帶來的契機在商業上的意義要大于文學的意義。比如在第二次熱潮當中，除了莫言的作品和科幻作品被譯介，也出現了漫畫等其他類型的作品。這些作品正是在這次熱潮所帶來的巨大商機之下在短時間內譯介出版的。

由這兩股熱潮所形成的譯介趨勢也展現出西語世界在面對中國文學作品時日漸成熟的態度，即從最開始的較為執拗的固化認知，到逐步認識到中國文學的更多外延與可能性。雖然中國與西語世界的審美選擇和文化偏好依然存在巨大的差異，但是隨著雙方在文學之外的關聯越來越多，西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和需求也會變得更為多元和迫切。

第二，宣傳的偏見與錯位的想象。從題材上看，除了科幻題材，西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大多集中在描寫底層苦難等作品上。甚至在科幻題材領域也有這種傾向。在西語世界對《三體1·地球往事》的討論當中，仍有許多人將評論的焦點置于特定歷史時期的情節之上。一些學者會將這一現象歸因于政治觀念的不同和政治宣傳的要求。受限于政治因素，目前部分西語世界對中國當代的社會現實持一種較為復雜的質疑態度。從現有資料看，一部中國文學作品若對中國現實“批評”得越狠，這部作品在西語世界似乎就越受歡迎。除此之外，隨著近10年來網絡社交媒體快速發展，許多西語世界讀者以碎片化的形式了解中國，民眾所接觸的很多是不利于正確認識中國的負面信息?；诖?，一些西語世界讀者產生了兩極化的觀念，即關于中國的正面描寫皆是政治宣傳，只有負面描寫的內容才是現實。大部分讀者的這種觀念也會呈現在購買文學作品上，所以許多出版社就更加傾向于出版這類作品。從這個角度來推導，我們會發現，出版社對中國文學作品的選擇歸根結底是出于利益，而非意識形態。雖然在目前的傳播過程當中，意識形態因素依舊是不可辯駁的顯性因素，但是我們也能看到，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西語世界的主流宣傳和普通讀者的閱讀興趣二者也呈現出漸趨剝離的趨勢。這一特點筆者將在后文詳細論述。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西班牙和部分拉美國家對于描寫苦難與不公的中國文學作品的偏好還與它們自身的歷史有關。西班牙和部分拉美國家都曾經歷過鐵腕獨裁時期，在西方宣傳之下，許多西語世界民眾錯誤地將其獨裁時期與中國的特殊歷史時期聯系起來，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從心理上將“自我”和“他者”混為一談。當他們對自己的獨裁歷史抱持批判態度時，他們對中國也抱持了批判的態度。而他們在閱讀描寫苦難與“傷痕”作品的時候，也認為自己在反思和批判自己曾經的那段時期——一段自身已經摒棄并且超越了的時期，從而獲得心理上的道德優越感和民族優越感。從這個角度來看，西語世界對中國文學中苦難和不公描寫的偏好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僅僅依靠對中國發展的正面宣傳是不夠的，還需要雙方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用更加巧妙的方式，來解開這個因為封閉和誤讀而產生的歷史死結。

第三，思潮與政治先行，文學性靠后。如前文所述，對苦難與不公描寫的偏好，導致了西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選擇與接受具有強烈的舊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潮與政治色彩，而文學性本身則被忽視。譯介只是文學作品傳播的第一步。之后在譯入國的評論與宣傳也頗為重要。在一些書評中，我們也能看到這種政治先行的特點。我們以相似題材的中西兩部作品為例。西班牙作家米格爾·德里比斯（Miguel Delibes）的《諸圣嬰孩》（Los Santos Inocentes）是一部描寫20世紀西班牙農民悲慘生活的小說作品。在一些關于這本書的評論當中，我們能看到對作者真實而富有力道的筆力的推崇、對農民悲慘生活的同情，以及對當地鄉紳貪婪秉性的批判。與之產生強烈對比的是，余華的《活著》同樣描寫農民的悲慘生活，大多數書評的關注點卻不在文學本身，而在中國的解放戰爭和“文革”，進而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發表“評判”。顯然，對于同樣的題材，西語世界的主流聲音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大多仍在思潮與政治上。

除此之外，這一特點在書名的翻譯上也可見一斑。如駱英的詩歌集《拒絕憂郁，小兔子及其他》的西班牙語譯名為“Memorias de la Revolución Cultural， conejitos”，若將這個西語譯名再直譯回中文，就是“文革記憶，小兔子”。從標題的變化也可以看出西語世界對政治題材的偏好。另外，還有一種更為隱性的情形：賈平凹《廢都》的西班牙語譯名為“Ciudad difunta”，直譯回中文為“已死的城市”。雖然乍一看這個譯名與原名并沒有相去甚遠，但是其宣傳語的第一句為“在中國遭審查并禁售17年……20世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精準地描繪了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的變遷”。^（5）這一段宣傳語搭配上血紅色的封面設計與巨大的“已死的城市”這一書名，其政治意味不言自明。

總之，從各個層面我們都可以看到，西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態度依舊是思潮與政治先行，但是這種情況近些年也在好轉。隨著網絡媒體和網絡算法技術的發展，以及中西之間實體交流程度的加深，雖然關于中國的負面宣傳依然存在，但是一部分西語世界的民眾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關于中國文學的文學性討論也在增多。

第四，主流與民間的剝離趨勢。承接上一特點，我們能夠看到，近些年來，西語世界出版商和文化專欄記者與西語世界普通讀者之間的論調并不完全一致。二者其實已經有了剝離的趨勢。

我們可以通過Goodreads平臺的評分來進行相對客觀的量化。在表1中，筆者選取了評分人數超過100人，且評分在3.8分以上的作品。^（6）

從表1可以清晰看出，西語世界讀者所認可的作品與西語世界主流宣傳所認可的作品并不重合。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和持續觀察：一是作品種類多元，不僅有小說，也有戲劇和非虛構文學作品。二是既有已故的經典作家，也有成名已久的作家，并且出現了“90后”作家的作品。三是思潮與政治的色彩不似之前20多年那么濃重，普通讀者愈加對文本本身感興趣。較為明顯的例子是《三體》系列。在西語世界主流聲音中備受推崇的是《三體1·地球往事》，并且對其中的“文革”情節討論甚多。但是在這個表格中，評分較高的卻是《三體》的后兩部?！度w1》的單行本并未單獨上榜，而是作為《三體全集》的一部分出現。四是意識形態的沖突不再水火不容。西方讀者對社會主義的敵視態度有所緩解，毛澤東的《實踐論 ?矛盾論》也能在施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中得到較好的分數。當然，我們也能看到西語世界民眾對余華的偏好，其所有西譯作品評分均在3.8分以上。

從表1可看到，中國讀者與西語世界讀者的閱讀喜好差異并沒有那么大。有的學者認為，在中西讀者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和歷史偏見所筑起的巨大高墻。^（7）在上一個時代確實如此，但是近些年來，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堵墻雖然沒有消失，但是正變得越來越透明。

三

根據前述特點，筆者從興趣、態度、視角和標準這四個方面提出幾點思考。

第一，西語世界對中國的興趣遠大于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從客觀角度來看，這根源于面對西語世界時中國國力的絕對強勢與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相對弱勢之間的落差。這種落差導致了西語世界容易戴著有色眼鏡去了解中國。不可避免地，中國文學成為外界了解中國的一種途徑。西語世界關注更多的是作品中社會、思潮、政治等方面的內容。甚至這種觀察視角從作品本身擴大到作者，這種趨勢在一些采訪、訪談中可以很明顯地觀察到。

西班牙《先鋒報》（La Vanguardia）在2013年對余華進行了一次采訪，標題為《中國人是勤勞、智慧且懦弱的》。^（8）訪問者以一種傲慢的姿態討論中國，并且許多問題帶有強烈的引導傾向，試圖讓受訪者說出關于中國的負面信息。整個訪談，沒有出現關于文學的問題。同一年，余華接受了西班牙《世界報》（El Mundo）的采訪。訪談內容在《世界報》的官方網站發布，在訪談的14個話題里，絕大部分是帶有引導性質的敏感問題，仍然沒有關于文學的話題。^（9）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況在拉美西語世界中則要少很多。許多拉美媒體在做關于中國作家的訪談時，絕大多數問題都集中在文學方面，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政治很少提及。如果提及，也是一筆帶過，鮮少提出帶有成見和強烈引導性的問題。例如，“半橙電臺”（Radio Media Naranja）^（10）在2021年對閻連科進行了訪談，這篇訪談的題目為《閻連科：當我在書寫平凡人時，我是在書寫我自己和我的家庭》。^（11）這篇訪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閻連科的小說作品，第二部分集中在《日熄》這部作品上，第三部分則是對當下問題的思考。將這篇采訪通篇讀下來，我們能夠看到，采訪人不做立場預設，而是以一種平等和求知的態度來與作家對話。在2019年，莫言分別在智利和秘魯接受了兩次采訪。在智利國會圖書館的訪談題目為《莫言：“語言是一個作家終生追求的最高目標”》，^（12）其中的問題大多集中在莫言的個人童年經歷、文學啟蒙和文學觀點上。在秘魯的訪談不僅談論了莫言的文學創作，也探討了莫言那一代中國作家的創作問題。^（13）在這兩場訪談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當地媒體和學者對中國和中國文學的尊重，以及從客觀的角度來了解中國文學的意愿。

第二，西語世界偏向于“在批判中了解”，而不是“在了解中批判”。綜合來看，一個國家所展現出來的形象是客觀數據和主觀印象的結合。但是，如果單獨在文學領域考慮這個問題，與其他學科相比，主觀印象占據了絕對的優勢。以此為基礎，我們可以觀察到，西語世界——以對中國文學的接收和評論為媒介——對中國的態度的底色是以批判為主的。這一根源可以從中西方的敘事傳統差異中找到蛛絲馬跡。程愛民曾提出：“中國人看世界，是從一般到特殊，從整體到個體；而西方人看世界，則是從特殊到一般，從個體到整體?！?sup>（14）這種敘事傳統實際上影響到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今時今日，也演變成了一種集體潛意識。

這個問題的癥結并不完全在于文學本身，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從多個角度來講好中國故事，而不是僅僅依靠文學自身。傳播的路徑應該盡量多元化，傳播內容也要盡量做到全方位，對關鍵的問題和形象要做出自己的闡釋，不能只是簡單地避而不談。由此，才能形成一種良性的他者傳播。

以上所討論的興趣、態度和視角共同影響了中國和西語世界對待文學作品的標準，尤其近些年來，中國的本土經驗與西語世界的本土經驗之間的差異看起來越來越大。但我們也能注意到，在文學標準問題上的不諧之音在慢慢減少。筆者在前文也討論過，近些年來西語世界主流文化聲音與西語讀者的閱讀喜好二者有漸趨剝離的趨勢。當然，由于雙方在制度與道路的選擇上差異巨大，所以評判標準可能在短時間內不好調和。不過，在“好”與“不好”的問題上，雙方的讀者已經開始有了更多的共鳴。

四

綜上所述，中國當代文學在西語世界的傳播仍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

在中國一側，目前面臨三個問題。首先，在對外的主動傳播上，我們需要更加細致的考量和規劃。我們曾經大規模編選外譯作品，并通過五洲傳播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自21世紀以來，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共向西語世界譯介了26部作品。雖然數量不少，但是質量良莠不齊。因此，在挑選外譯作品時，要慎之又慎。其次，尤其要注重學譯結合。由于中西雙方的文化差異巨大，所以在文學作品當中經常出現的文化暗語就會成為譯入方讀者在閱讀時的巨大障礙。因此，對文化與歷史的學術闡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再次，上述提及的中國文學在西語世界傳播的困境，是源于西語世界對中國的偏見，而這種偏見根源于雙方不同的歷史認知，以及國際形勢現狀。因此，要想突破這個困境，不能僅靠文學一己之力，而是需要各個領域共同協作。

在西語世界一側，則面臨兩個問題。首先，優秀的漢譯西譯者較少，翻譯難度較大。譯者伊蓮內·托-卡洛吉奧（Irene Tor-Carrogio，即董琳娜）、薩拉·羅薇納-埃絲特瓦（Sara Rovira-Esteva，即羅颯嵐）在2021年的研究中指出，目前西班牙的中國文學翻譯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如翻譯教育的不足，將翻譯作為全職工作時所面臨的經濟壓力，以及譯者與出版社之間事務性交涉工作的繁瑣，等等。^（15）而翻譯作為文學傳播中最關鍵的一環，在這一環上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會大大影響譯介和傳播的效果。其次，在譯入國的宣傳也需要被重視起來。成功的譯介是三位一體的，即優秀的源文本、優秀的翻譯，以及在譯入國廣泛的推廣與宣傳。目前我們有足夠優秀的源文本，譯者的數量雖然不多，但譯文質量較高。但目前在譯入國的宣傳與推廣尚欠火候。雖然目前我們已經有了較為穩定的機構和機制在推進這項工作，如馬德里中國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de China en Madrid）以較高的頻率定期舉辦關于中國文學的講座與座談會，但是從整體來看，依舊需要更多類似的機構和更為豐富的形式，吸引更多的當地受眾。因此，一方面，需要給予這些機構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文化交流機構在譯入國進行更加本土化的宣傳；同時，也需要大量身處西語世界的中國學者、漢學家來對中國文學進行廣泛、深入、全面且客觀的研究推介。

中國文學背靠擁有幾千年璀璨歷史的中華文明，本應在西語世界呈現出更加耀眼的光華，但截至目前，中國文學在西語世界的譯介和傳播依然處于緩步前行的階段，依舊面臨各種挑戰。正因如此，才需要各界共同合作，多方位、多層次地創造一個良好的傳播環境。讓我們頗感欣慰的是，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西語世界也逐漸認識到了客觀地了解中國的必要性。西班牙《歷史的冒險》雜志在2023年3月發表了一篇社論《中國，以世紀為單位來計算時間》（China， contar el tiempo por siglos）。在這篇社論的結尾，主筆記者胡里奧·塞巴尤斯寫道：“中國的崛起不會更換棋盤也不會更換棋子，但是一定會更改這場國際游戲的規則……對于生活在西方的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與中國共存、理解中國將會是21世紀最大的挑戰之一?！边@場將至的巨變也會成為中國文學在西語世界傳播的助推力。

【作者簡介】周小舟，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文哲系博士生。

（責任編輯 ???李桂玲）

注釋：

（1）姜智芹：《中國文學對外傳播與中國形象的變遷》，《當代外語研究》2019年第1期。

（2）數據來源為China Traducida數據庫和La literatura traducida en Espaa數據庫。前者為知名西譯中國文學數據庫，后者為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的中西（加泰羅尼亞語/卡斯蒂利亞語）翻譯研究團隊（TXICC）的項目之一。筆者通過對這兩個數據庫的對比和交叉篩選，最終確定了188部作品，其中包括《活著》《狼圖騰》《紅高粱》《三體全集》等作品。本文數據均截至2023年5月。

（3）被譯介到西語世界的17位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為：劉震云、周大新、麥家、遲子建、路遙、賈平凹、陳忠實、莫言、王安憶、阿來、蘇童、張潔、張煒、畢飛宇、格非、古華、徐則臣。

（4）如果按照趨勢來看，也可以認為是三次熱潮。但是，第三次熱潮產生于2021年前后，這與新冠疫情期間的停滯與重啟相關，與前兩次相比，在影響這次熱潮的因素當中，程序與技術問題等不可抗因素的占比較大，故在本文中暫不討論。

（5）詳見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43832124-ciudad-difunta？from_search=true&from_srp=true&qid=MhU92AJxTp&rank=1。本文所引內容的西譯漢，如無特殊標注，皆為筆者譯。

（6）Goodreads為目前世界涵蓋范圍最廣的書評網站，其囊括了英語、西班牙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等多語種圖書，其用戶也來自不同的國家、地區。由于其并未將發言門檻抬高到僅限專業人士，且該平臺也不參與任何商業競爭活動，因此，在Goodreads上的評分可以較為客觀地反映出普通讀者對圖書的評價。該平臺的評分系統滿分為5分。一般認為，評分超過3.8分的作品即可視作得到大部分讀者認可。

（7）許多認為：“接受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像是一張巨大的網，控制著中國當代文學譯介的方方面面和從文本選擇、翻譯方法到譯本傳播的整個過程?！币娫S多：《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譯介與接受的障礙及其原因分析》，《外國語》2017年第4期。姜智芹在研究莫言作品于西方的影響力時認為：“作家對敏感的社會現象、歷史問題進行揭露和抨擊，未必就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動機?；诖?，西方世界對莫言作品政治層面的過分關注某種程度上有過度詮釋之嫌?！币娊乔郏骸懂敶膶W在西方的影響力要素解析——以莫言作品為例》，《甘肅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

（8）Víctor M. Amela，Yu Hua：Los chinos son trabajadores，sabios y cobardes， in La Vanguardia，2013， https：//www.lavanguardia.com/lacontra/20131121/54394337326/la-contra-yu-hua.html.

（9）Diego Torres，Si el pueblo chino tuviese sentido de la responsabilidad derrocaría al Gobierno，in El Mundo， 2013， https：//www.elmundo.es/opinion/2013/11/16/5286b8746843412d688b4586.html.

（10）“半橙電臺”（Radio Media Naranja）是一家在荷蘭創辦的媒體。這篇訪談的采訪人和主筆人José Zepeda是一名智利記者，曾任“半橙電臺”拉丁美洲部主管。

（11）José Zepeda ，Yan Lianke：Cuando escribo sobre los humildes，escribo sobre mí y mi familia，in Radio Media Naranja，2021，https：//radiomedianaranja.com/yan-lianke-cuando-escribo-sobre-los-humildes-escribo-sobre-mi-y-mi-familia-閻連科/.

（12）Mo Yan：＇El lenguaje es el objetivo máximo que un escritor persigue en su vida，in Biblioteca del Congreso Nacional de Chile（BCN），https：//www.bcn.cl/observatorio/asiapacifico/noticias/video-entrevista-mo-yan-bcn.

（13）Mira en video la entrevista a Mo Yan hecha por Giovanna Pollarolo，in Puntoedu，2019， https：//puntoedu.pucp.edu.pe/noticia/mira-en-video-la-entrevista-a-mo-yan-hecha-por-giovanna-pollarolo/.

（14）程愛民：《論美國華裔文學中的“中國敘事”——以湯亭亭和譚恩美的小說為例》，《外國文學研究》2023年第1期。

（15）See Irene Tor-Carroggio and Sara Rovira-Esteva，El traductor literario del chino en Espaa. Un estudio cualitativo basado en entrevistas，in Sendebar，2021，número 32，pp.177-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