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禮樂發端
——朱元璋吳元年禮樂政舉及其歷史意義

尹 蕾 楊康寧

內容提要：元末以降，面對蒙元胡俗、胡風對華夏文化的影響，文人士大夫階層對恢復華夏禮樂的要求愈加迫切。為獲取更廣泛的支持，朱元璋確立革除蒙元胡俗、重建華夏禮樂文化的政治目標。吳元年，朱元璋命選樂舞生、定樂舞之制，置太常司和教坊司，制樂章聲譜、正郊廟樂及朝儀用樂，開啟明代的禮樂建設，成為有明一代制禮作樂的起點，是明代音樂史的開端。

禮樂，是華夏文化傳統的象征，是中國古代國家用樂體系的最高典范。周之后建立的郊廟制度，作為華夏文明的象征，被歷代朝廷認同、承繼與奉行，成為中國古代衡量華夷的主要標準之一。元朝是少數民族政權，其執政期間，不可避免地將草原文化帶入宮廷，對華夏禮樂產生了沖擊：“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隊舞，諧戲殿庭?！雹?/p>

在這樣的特殊歷史語境下，面對前朝蒙元帶來的胡俗、胡風對華夏文化的影響，明朝的建立必然以循周禮、依唐宋，全面恢復華夏禮樂體系為開端。因此，朱元璋建國之初的第一要務就是重建華夏禮樂文化?！懊魈娉醵ㄌ煜?，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征耆儒，分曹究討?！雹谥煸罢偌五?、詹同、冷謙等人共定雅樂，以革除蒙元胡俗、恢復三代樂統為己任，迎合元末以來文人士大夫要求恢復華夏禮樂的訴求，顯示出其重視禮樂、重建儒家文化的政治目標。

一、 元末朱元璋的禮樂活動

元末，天下大亂，各地紛紛起義，規?？涨?，朱元璋趁機發展壯大。其深謀遠慮，胸懷韜略，初定江南便著手建立各項官府機構。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慶（即應天），開創基業，并著手為統一天下而準備，謁孔廟、尊儒學，籠絡人心、網羅人才朱元璋（見表1）。

表1 元末朱元璋的禮樂活動

朱元璋在長期反元斗爭中，逐漸接受儒學的影響，至正二十五年九月丙辰朔（公元1365年9月16日），其攻克應天府后，即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置國子學，以故集慶路學為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雹邸暗錁贰币辉~早在《尚書· 舜典》中便已有“夔，命汝典樂，教胄子”④的記載。西漢末，王莽改大鴻臚為典樂后，典樂成為中國古代宮廷常設的掌管禮樂官職之一。國子學設典樂，為釋奠孔子專用，表明朱元璋開始確立儒家的地位，在爭取獲得更多漢族儒士、士大夫階層支持的同時，更是表露出其劍指天下的雄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其又命建廟社和宮室，祭告山川。至此，華夏固有禮樂傳統文化的有序發展，奠定了明代禮樂建設的基礎。

二、 吳元年的禮樂建設

“吳元年”，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前的年號，即公元1367年。次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登基稱帝，建立大明王朝，改年號為“洪武”?！皡窃辍眱H為一年，但朱元璋利用這一年積極地為登基稱帝作準備，即朱元璋稱帝的籌備年，已充分顯露其胸懷天下的政治抱負。也是在這一年，朱元璋正式啟動禮樂建設，使用道士和道童擔任國家禮樂活動，進而影響明代禮樂的發展走向，對明代禮樂建設具有奠基意義。其相關活動見表2。

表2 吳元年朱元璋的禮樂活動

（一） 選樂舞生

朱元璋對從事禮樂活動的人選（樂舞生）有特殊要求，即“俊秀道童”。選擇道童為樂舞生的原因，據《太常續考》載：“凡此者，多孤處云居棲巖屋樹，是則宜其修也?！雹荽撕笥种鸩皆鲈O格神郎、五音都提點、知觀等職掌管神樂觀事務，均由道士擔任，并給予其格外優厚的待遇：“今見修道士某雖未若此，其志已處清虛，特命職格神郎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雹拮Ｔ拭髟凇肚奥動洝分幸灿杏涊d：“自敬天事神，至于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顓潔，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瞻給優厚，所轄錢糧，例不刷卷?！雹摺皡窃辍遍_啟了明代國家太常雅樂由黃冠羽流擔任的慣例，明代也成為歷史上唯一一個由道士擔任國家禮樂活動的時代。

然而，明代前承蒙元，并非漢族政權，其儀也多依蒙古舊俗：“元之有國，肇興朔漠，朝會燕饗之禮，多從本俗?！箴嬜谟H、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為多?！雹嘁虼?，吳元年開始禮樂建設，面臨的困境顯而易見?！睹鲿?· 樂律志》載：“明太祖加意正樂，能絕繁音、規純淡。坐朝嘆息，力求元聲，盡治外治內之心，而琴悲瑟淚絕響廟庭，天章手發清籟寤懷?！雹釁窃昶咴乱液ィü?367年7月27日），被匆匆召集起來的道童對雅樂并不熟諳，甚至學士朱升、范權等人，雖然均為制定宗廟時享、齋戒等國家禮樂之人，但對音律和聲譜也不精通。史載朱元璋親自擊磬測試，朱升卻不辨五音：“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雹?/p>

（二） 置太常司、教坊司

太常，歷來為中國古代掌管國家祭祀禮樂的機構，由其承辦國家祭祀等重大活動。吳元年，朱元璋在西吳的政權開啟官府機構建設，秋七月辛丑（公元1367年8月22日），朱元璋命設太常司等部門，“每司設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太常司典簿、協律郎、博士正七品?！?吳元年七月（公元1367年8月），設立太常司和協律郎，意味著這個尚未完成國家統一、偏居東南一隅的地方政權已開始有意識地建設國家禮樂體系。

吳元年，朱元璋初設協律郎，定為正七品。在此后明朝的兩百余年間，太常機構的職官、品秩、人員數目歷經多次調整：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更為正八品，并設從九品司樂；嘉靖年間，協律郎由兩人增至五人；隆慶三年七月壬辰（公元1569年），設議革太常寺協律郎等官員48員；萬歷六年，復設協律郎，如嘉靖年間舊制。但該職位總體較為穩定，在國家禮樂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吳元年十二月丁未（公元1367年12月26日），朱元璋再置教坊司，管理國家朝會、燕饗、品冠、婚禮等儀式用樂，均以樂工承應用樂：“置教坊司，秩正九品，掌宴會音樂，以樂工為之。設大使、副使各一人、和聲郎二人?！?教坊司內設和聲郎（后改稱奉鑾），左、右韶樂，左、右司樂等官職。和聲郎和協律郎在禮樂儀式中均具有指揮、協調和統領的作用，奏樂時常執麾總掌樂舞。從品階看，吳元年教坊司品秩最高的為大使之職，不過正九品，和聲郎則在其下。其后，和聲郎改稱奉鑾，為正九品。協律郎在吳元年為七品，其后官秩雖有所變化，但品階一直高于和聲郎。

（三） 制樂章聲譜

吳元年八月甲寅（公元1367年9月4日），朱元璋“命協律郎冷謙協樂章聲譜，令樂生肄習之”?。

冷謙，為元末明初湖廣武陵人，字啟敬，號龍陽子。冷謙有較高的音樂造詣，《明會要》載其“精音律，善鼓瑟。元末，以黃冠隱吳山”?。著有《太古遺音》《冷仙琴聲十六法》?《修齡要指》等道派琴學論著，元末許多學琴者均趨其門，以至世人傳其有仙術，可以畫壁為門。成化年間，黃瑜所著《雙槐歲鈔》載其：“飄飄然有塵外之趣?！崩渲t其人其事在《明會典· 卷21》《國朝獻征錄· 卷118· 冷協律謙傳》中均有收錄，但語焉不詳?！秶〖份d冷謙官至禮部尚書，此事未見于其他史料記載，此處存疑?。

朱元璋廣選精通音律之人，頗有聲望的冷謙也在應召之列，擔任明初的國家正樂之職?！峨p槐歲鈔》：“國初授太常司協律郎。洪武元年五月，詔校正音樂。太常少卿陳昧、翰林學士詹同、待制王祎與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定郊廟諸樂章，起敬裁定為多?！?雖然詹同等人也參與了禮樂制定，但冷謙才是其中的主導者。朱元璋授其協律郎之職，令其校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琵琶、箜篌等樂器，并厘定雅樂、協樂章聲譜，負責國初禮樂事宜。并斧正制定出宗廟中和韶樂、朝廷大樂及迎膳樂等禮樂。

唐樞《國琛集》載：“其（冷謙）韶樂大抵因王虔休、蔡氏《新書》，能究其辭意。而加以四清聲，音律尖高，非昔比矣?！?王虔休?為唐代將領，本名延貴，字君佐。后累加御史大夫，賜名虔休。王虔休對音律頗為精通，在潞州時，“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誕圣樂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王虔休為慶賀德宗的誕辰，以此曲進獻。德宗根據此曲編排舞蹈，于“中和節”時大宴群臣，演出《中和樂》。因此，《國琛集》所言是指冷謙以蔡元定《律學新說》為基礎，仿照王虔休“中和樂”以定明代之禮樂。

冷謙在明初所定聲譜對明代雅樂有深遠影響，朱載堉在《律呂精義》中贊道：“國初冷謙，深知撰譜之理，至今神樂觀人人皆能道之，惟攻儒業者未暇考耳。今摘劉氏樂譜以見其失，復摘冷氏所撰之樂譜數句以見其得，俾初學撰譜者知所取舍?！?由此可知，至少在萬歷年間，掌吉禮用樂的神樂觀樂舞生仍熟悉冷謙所定聲譜，其對明代雅樂的貢獻可見一斑。但由于明中期儒道沖突矛盾加劇，身為道流的冷謙所定聲譜已不為當時儒士所重視。但作為明代第一任協律郎，冷謙親自教習、訓練神樂觀道童，協音律、制聲譜，為明代雅樂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明代禮樂文化的開啟者和奠基人。

（四） 制石磬、琴瑟

吳元年九月辛丑（公元1367年10月21日），朱元璋“命于泗州靈璧取石制磬，湖州采桐梓制琴瑟”?。

《周禮》載先秦時期，不同祭祀需選用不同形制、質地和生長區域的材料制作樂器（見表3）。

表3 《周禮》載先秦祭祀活動所用樂器材料

歷代制禮作樂，均以復雅為正，因循周禮。磬、琴、瑟等均為宮懸樂器，是雅樂所必備?！秶〖酚涊d有明太祖向冷謙問詢八音之理，對曰：“聞磬聲，關系本朝士臣廉節?！?可見這些樂器在士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吳元年九月甲戌朔（9月24日），太廟建成?。辛丑（10月21日），朱元璋便命采桐梓制琴瑟，取靈璧石制磬；是年十月，令人著手考正四廟雅樂。洪武元年春正月丙子（公元1368年1月24日），朱元璋又下詔，要求按照事生之儀制作太廟所用祭器和服御。所制之磬于泗州取石，所制琴瑟于湖州取材，充分體現出明初對雅樂制定的重視。也表明除了功成作樂的慣例，華夏儒家在歷經胡元之世后，對禮樂產生的愈顯迫切的心理訴求。

曹昭在《格古要論》中論及靈璧石：“靈璧石出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在深山中掘之，乃見其色黑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者有臥砂，不起峰者亦無巖岫。洪武初年，取其石作磬，給賜各府文廟，其色灰白，其聲清逸，吉安、南昌府學皆有之?！?宿州和泗州在明代均屬鳳陽府管轄。從曹昭言論中可知，朱元璋不僅取靈璧石制石磬用于宗廟，且頒于各府學文廟，作為祭祀先師孔子的禮樂器。

（五） 正宗廟樂、定樂舞之制

吳元年冬十月，朱元璋著手為其四世祖先制定廟樂，即德祖朱百六考妣、懿祖朱四九考妣、熙祖朱初一考妣及仁祖朱世珍（朱五四）考妣。冬十月戊午（公元1367年11月7日），“考正四廟雅樂，命協律郎冷謙校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十月癸亥（11月12日），“定樂舞之制。樂生用道童如故，舞生以軍民俊秀子弟為之，文武各六十四人。文生，唐帽、紫大袖袍、執羽籥。武生，唐帽、絳大袖袍、執干戚，俱革帶、皂靴。尋，改用幞頭、緋紫袍，靴帶仍舊?！?

廟樂即為宗廟樂，是祭祀宗廟祖先時使用的，屬吉禮大祀用樂?！睹魇贰份d，朱元璋命于宮城東南，各為一廟，均為南向，共四廟，每廟中室奉神主。當時參與制定廟樂的除冷謙外，還有陶安、詹同等人。同時，樂舞生人數和冠服也均統一了規格。樂舞生由樂生與舞生組成，各設64人，可知所備為八佾之舞，衍之周禮，為禮樂最高規格，在圜丘、方澤、祈谷、宗廟、夕月、社稷、先師、朝日、先農等各類祭祀活動中承擔樂舞“表演”。

（六） 其他登基準備

朱元璋建設了郊壇，并定下登基所用禮儀，包括即位儀、開讀詔赦儀等，反映出朱元璋對開國禮樂的謹慎與重視。

吳元年八月癸丑（公元1367年9月3日），圜丘、方丘和社稷壇建成，十一月甲午（公元1367年12月13日），朱元璋前往南郊，親自察看圜丘，強調“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即不必盡合古制，但必要盡顯誠敬。吳元年十二月辛酉（公元1368年1月9日），李善長進獻擬定的即位儀，定于儀式當天清晨，皇帝著袞冕登上御座，用大樂鼓吹；隨后遣官冊立皇后和皇太子。十二月丁卯（公元1368年1月15日），擬定開讀詔赦儀，在殿前南側設樂，用教坊司樂工。

三、 吳元年的禮樂制作意義

古代建國均有制定一代禮樂的政治理想，正所謂“王者功成作樂”。反之，新時期制禮作樂活動的展開，也標志著新一代音樂歷史的開啟。新朝代常是以武力取代舊的勢力，建國之初，國家百廢待興，各項禮樂活動一般以沿用前代為主，待條件具備才開始制定本朝禮樂，因此，一般而言，音樂史往往滯后于政治史。如，公元581年楊堅稱帝建立隋朝，但在隋初一直沿用前代之樂，歷經開皇樂議曠日持久的討論，直至開皇九年十二月甲子（公元590年1月16日），隋文帝才提及制禮作樂：“朕祗承天命，清蕩萬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澆浮之日，圣人遺訓，掃地俱盡，制禮作樂，今也其時?！?并言自己情存古樂，深思雅道，欲更調律呂，改張琴瑟，搜訪知樂之人，并命太常牛弘、許善心等議定作樂。唐高祖登基：“時，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始命孝孫修訂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奏之?！?其他朝代也莫不如此。

但朱元璋不同，在尚為吳王、未安定天下之時，便迫不及待地著手進行禮樂建設：“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征耆儒，分曹究討?！?這與當時的政治局面有關。元朝為少數民族政權，在其執政期間，不可避免地將草原文化帶入宮廷，對華夏禮樂產生了沖擊：“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隊舞，諧戲殿庭?！?歷經蒙元少數民族統治后，漢族對華夏文明的追求已成為當時儒士迫切的心理訴求。在《討元檄文》中，朱元璋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綱領，重建華夏禮樂、恢復儒家道統的思想方略就是其中重要的環節，對團結南方儒士、爭取最大范圍的支持具有重要意義。

正因如此，朱元璋在吳元年便大張旗鼓制禮作樂，除了為登基建國作準備外，更重要的是爭取最廣泛的支持，尤其是南方儒士的支持，迎合其思想觀念和政治主張。從吳元年參與制禮作樂的人員劉基、宋濂、朱升、葉琛、章溢，以及制定雅樂的冷謙等人身上便可一窺端倪。因此，吳元年的禮樂建設必然以革除胡俗、胡風，重建華夏禮樂文化為根本目標。朱元璋召集宋濂、詹同、冷謙等人共定雅樂，以革除蒙元胡俗、恢復三代樂統為己任，迎合元末以來文人士大夫要求恢復華夏禮樂的訴求，顯示出其重視禮樂、重建儒家文化的政治目標。

結 論

禮樂，是中國古代國家用樂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統治者獲得文化認同、彰顯正統身份的重要舉措，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巴跽吖Τ勺鳂贰钡挠^念深入人心，歷代建國均以建設一代之禮樂作為政治目標之一。朱元璋雖出身寒微，但十分重視禮法建設，自元末至正年間起，便逐步推進禮樂建設。至正二十四年，其曾告諭群臣禮法乃是國家紀綱法度之本。吳元年，朱元璋遍選樂舞生，定樂舞之制，置教坊司，設和聲郎、左右韶樂、左右司樂，協雅樂，建圜丘，制定了一系列禮樂儀式規章制度，為洪武元年的登基大典及國家禮樂建設作了較充分的準備，標志著有明一代禮樂建設全面拉開了帷幕。

雖然受當時條件所限，且各項禮儀制定略顯倉促：“國初登極禮儀，吳元年所定。用王禮、頗略，故不載。至洪武元年高皇正大位，其儀始詳?！?甚至所召集的樂舞生及儒臣并不十分精通禮樂，但其意義重大。對于明代，吳元年是開啟禮樂建設的一年，以恢復古樂、重建華夏禮樂為核心的明代制禮作樂活動由此拉開序幕。

更為重要的是，吳元年的禮樂建設并非敷衍倉促而行，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制禮作樂，具有明代禮樂開端的重要意義。朱元璋命深諳音律的冷謙協聲譜、調宮懸、正雅樂，任用黃冠羽流承應國家雅樂，表現出與元代完全不同的禮樂觀念，奠定了此后二百余年明代太常用樂的基礎，開創了明代禮樂文化的新紀元。吳元年這一年號，僅存在一年，但成為元明兩朝交替的節點，是有明一代制禮作樂的起點，亦是明代禮樂建設之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