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德溫的“文學弒父”與美國非裔文學轉向*

李美芹

內容提要: 本文探討了鮑德溫與賴特兩位作家的觀點分歧,認為鮑德溫的“文學弒父”行為體現了美國非裔文學轉向過程中的思想抵牾。鮑德溫與賴特之間的恩怨貌似是由觀點相左引發的分歧,實則蘊含著美國黑人文學轉向過程中意識形態、創作手法、黑人文學走向及其黑人存在本質的分野與爭端。具體表現在: 作家定位上從黑人作家向美國作家的轉向;創作方法上從偏激自然主義向為藝術而寫作的轉向;斗爭方式上由抗議向尋求和平融入的轉向;著眼點上由著眼過去和“向外看”向著眼未來和“向內轉”的轉向;在黑人身份定位上由黑人向美國人轉向。

在美國黑人文學發展史上,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與詹姆士·鮑德溫(James Baldwin,1924—1987)是一對獨特而舉足輕重的作家。20世紀四五十年代,賴特以《土生子》(Native Son,1940)等的出版為契機成了“抗議文學”的領軍人物,而從40年代末期開始,鮑德溫則以其明顯具有“文學弒父”傾向的言論與曾經是其文學引路人的賴特觀點抵牾并因此聲名大噪,成為二戰后美國黑人文學承上啟下的轉折點人物。鮑德溫對賴特的批駁使風靡一時的賴特晚景倥傯,作品銷量銳減,蹭蹬孤獨地離開了他所抗議的世界,而鮑德溫也在道德上和文學觀點上為歐文·豪(Irving Howe,1920—1993)等文學評論家所詬病。

毋庸置疑,鮑德溫通過一系列論文表達與賴特相左的觀點是預先策劃好的蓄意而為,這一點鮑德溫本人也并不諱言:“他的作品是我踏入個人創作的跳板,是我路上的攔路虎,其實就是一個獅身人面像,在我確立自我之前必須回答他的難題。原來我百思莫解,但現在我確信無疑,這是我所能給予他的最好禮物”(Baldwin 1961:197)。在坦承賴特是“父親”且賴特的作品對他而言是“巨大的解放和啟示”(同上191)的同時,鮑德溫通過批駁《土生子》確立了他作為小說家和評論家的地位。就此而言,鮑德溫的確帶有“文學弒父”傾向——如同一個通過反抗父親的價值觀而確立自己價值觀的兒子。在發掘黑人人性、保護種族文化和種族和解等方面,鮑德溫都提出了超越賴特的主張。

但是,這一對文學上的“前輩”和“新人”之間的恩怨貌似由觀點相左引發,實則蘊含著美國黑人文學轉向過程中意識形態、創作手法、黑人文學走向及其黑人存在本質的分野與爭端。他們之間的差異性表述反映了美國黑人文學由抗議轉向“對世界持有更廣博看法”,鮑德溫的文學“弒父”行為也成為開辟黑人文學新文風的分水嶺和風向標。當然,兩位作家因創作的時代背景、生活經歷等方面的不同,其創作和觀點難免打上時代和個人背景的烙印,但創作目的卻異曲同工,創作結果相輔相成,所以在文學史上和美國黑人爭取自由民主的歷程中各自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互補作用。如果說賴特以《土生子》的抗議先聲使美國白人良心發現,那么鮑德溫則以其睿智激揚的文辭使白人世界感到了負罪感。兩位作家都成功地讓白人世界意識到不能再忽視種族問題的存在,必須為其找到解決辦法,否則,美國將會發生危及這個國家存亡的內戰。

從1949年起,鮑德溫在《評論》(Commentary)、美國著名左翼文學刊物《宗派評論》(Partisan Review)、《遭遇》(Encounter)等刊物上發表了《每個人的抗議小說》(“Everybody's Protest Novel”,1949)和《成千上萬的人去了》(“Many Thousands Gone”,1951)等評論文章,系統地闡述了自己與賴特迥異的主張,也為美國黑人文學的轉向進行了輿論上的宣傳,標志著以下系列文學轉向。

一、作家定位: 從黑人作家向美國作家的轉向

賴特和鮑德溫對黑人作家的定位分歧很大。賴特主張,美國黑人作家應該自主,作家的主要任務是強調非裔美國文化的復雜性和個體性,即黑人作家首先是黑人的作家,應該為黑人而寫作。發表于1937年的《黑人寫作的藍圖》(“Blueprint for Negro Writing”)一文是賴特對黑人作家任務最完整、最融貫的描述,可謂“美國黑人作家文學獨立的宣言”(Gounard 83)。賴特無情地批駁了美國黑人文學中模仿白人風格的傳統創作傾向和做作輕浮的創作手法,認為這兩種情況使得黑人民眾失去所有立足之地。他認為,黑人作家只有從自己的文化中尋找素材才可能確立他引以為豪的黑人民族主義。黑人藝術家只有完全理解了自己的文化才能找到自己的寫作主題。同時,黑人作家必須有益于黑人社區,而黑人也必須像兄弟般團結起來才能找到出路(Wright 1937:53—65)?！逗谌藢懽鞯乃{圖》是作家第一次明確表達要強調黑人民眾民族傳統的計劃,他其余的文學生涯一直都在圍繞著這個計劃。

鮑德溫對自己作為作家的定位首先是美國作家。對于他而言,美國的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有許多共同點,他們之間的問題本質上是美國的問題;影響美國黑人的問題也同樣影響著美國白人,反之亦然。在收于1955年《土生子札記》(Notes of a Native Son)的論文《自傳札記》(“Autobiographical Notes”)中,鮑德溫主張,為了更好地理解過去并從中得到有助于當前和未來的建設性教訓,每一個美國人必須接受過去(Baldwin 2012:1—6)。而每一個美國黑人作家為了尋求和平和秩序也必須接受本原的自己。盡管在《向蒼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1953)中,鮑德溫揭露了美國黑人是西方文明的私生子這一事實,他承認自己從文化心態上屬于西方文化而非非洲叢林文化。從中可以斷言,雖然鮑德溫是黑人,但他認為自己首先是美國人。鮑德溫認為,美國作家,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對自己的祖國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種責任需要對自己坦誠相見和知識分子的誠實。此外,鮑德溫曾經旅居歐洲,這使他得以以局外人的眼光客觀通盤審視美國的種族主義沉渣,增進對當時美國社會的病灶的認識。鮑德溫描述了他旅居法國的經歷,認為這段經歷使他發現了自我,更好地理解了自我,特別是接受了自己(Baldwin 1961:17—23)。到達法國后,他擺脫僅以黑人身份自居的思想窠臼,接受了自己是個美國黑人這一事實。這也促使他轉而以美國人的不同視角去重新審視美國和美國的種族問題,從而“放棄了心中對美國的憎恨”(同上6),增強了作為美國作家的身份認同感和責任感。他說,“我比任何人都愛美國,并且,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堅持要有權利永遠批判她”(同上)。在他看來,這種態度是唯一能使他更好理解并對所有美國人更好地解釋美國種族問題的態度。鮑德溫的這種態度曾經引起過很大爭議。在《冰上的靈魂》(Soul on Ice,1968)中,黑豹黨領袖埃爾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1935—1998)譴責他仇視自我,仇視黑人種族并崇拜白人的一切(Cleaver 103)。哈維·布萊特(Harvey Breit)則對鮑德溫的坦誠和他對與美國社會抗爭的強烈愿望大加贊賞。布萊特認為,鮑德溫一直注意到他自己的社會和種族責任,對他而言,美國的未來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轉引自Balakian&Simmons 8)。

二、創作方法: 從偏激自然主義向為藝術而寫作的轉向

賴特作品的目標讀者是白人,他想讓白人看到黑人在種族歧視社會中的悲慘境遇與他們潛在的反抗意識。其作品強調黑人性。同時,由于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工人運動和黑人爭取權利的運動目標相一致,賴特早期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很大,在《土生子》發表差不多的時間,賴特是共產黨員,致力于爭取黑人權力的運動,但在此過程中也增強了自己的種族偏見,忽視了創作藝術的完善。賴特的作品雖然也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但其作品,特別是早期和中期的作品基本是被歸入自然主義抗議小說的范疇。他以《土生子》為代表的小說記錄了人在生理、遺傳、環境及其社會壓力的支配下,在本能欲望和殘酷社會現實的逼迫下身不由己地陷入罪惡的深淵,真實地展示現實生活的原貌,沒有過多的文采藻飾,其創作手法是德萊塞式的?！锻辽印返目謶?、逃跑、宿命和《局外人》(The Outsider,1953)的恐懼、夢想、墮落、絕望、決定是對現實的精確描述(Gibson 251)。當然,不可否認,《土生子》也運用了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手法描述故事場面和人物心理,如每次殺人前后,別格總處于如夢似幻的思維狀態之中,“他會覺得這個世界是一個奇異的迷宮,即使街道是直的,墻壁是方的[……]這個世界是一片混亂,讓他覺得他可以理解它、分割它、集中它”(Wright 2000:270)。

鮑德溫對自然主義持批評態度。在創作方法上,鮑德溫與拉爾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14—1994)是盟友。他解讀《土生子》,認為“湯姆叔叔所體現的黑人的善,和別格所體現的黑人的惡,都無法完整、準確地反映黑人主體性和復雜性[……]《土生子》既沒有深入探討主人公的內心矛盾,也沒有展現黑人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是一味地描述黑人惡劣的社會經濟生存狀況……似乎其生活中就沒有傳統、習俗、宗教儀式和人際交流”(轉引自Gibson 235)。鮑德溫強烈反對賴特把意識形態置于藝術創作之上的做法,認為別格這一形象是個缺乏藝術性的敗筆。別格就像一個被剝奪了人類所有意識的怪物。而《土生子》其實就是依賴于一套抽象而客觀無人性的思想或原則:“別格的悲劇并不是因為他饑寒交迫或者是黑人,甚至不是因為他是美國人,而是他接受一種剝奪他生命的神學思想,承認他與正常人格格不入并感到受到強迫”(Baldwin 2012:22—23)。在鮑德溫看來,賴特從來沒有反思人類靈魂中的暴力淵藪,所以別格的反抗只是無理性的暴力。盡管別格怒氣沖沖,但他只是個缺乏人類意識的社會符號。鮑德溫進而指出,即使作為社會小說而言《土生子》也是敗筆,因為它給人們的印象是黑人沒有真正可寫的社會和傳統。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維度被切掉,“這個維度是黑人之間的關系,是共同投入很深情感并不必言說的互相認同經歷,這種經歷創造了一種生活方式”(同上35)。這是所有抗議小說的局限,而《土生子》則最有代表性。這和埃里森的觀點不謀而合,因為埃里森也認為“《黑小子》是一本以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文學作品,也是賴特流放的開始,因為,他的思想注定了他以后的生活方式與創作方式”(Ellison 167)。

鮑德溫的“文學弒父”行為標志著美國黑人文學界內部由為意識形態寫作的偏激自然主義向為藝術而寫作并兼顧民權爭取的轉向。連代表賴特對鮑德溫進行聲討的歐文·豪在對鮑德溫的文學“弒父”行為多有詬病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鮑德溫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展示黑人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不僅僅是抗議的幽靈;他希望展示它作為即使被剝奪了權利也分享著普通人情感和欲望的男男女女的栩栩如生的文化。他也想喚起美國黑人生活中的特殊性,以作為其價值、道德韌性和自我接受權的證據”(轉引自Gibson 262)。這種特征和埃里森的觀點不謀而合。在國家圖書獎授獎詞中,埃里森試圖定義支配著《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1952)的現實感:“因此,意識到美國的豐富多樣性和其幾乎是神奇的流動性和自由,用這樣的眼光去看美國,我被迫構思一部不受狹隘自然主義所累的小說”(轉引自Bone 198)。鮑德溫是民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但是他認為他首先是個作家,他更關注的是人類和人類存在的問題。雖然其小說中主要關注人心的黑暗、愛無能、現代生活的空虛感和荒蕪感,但他并不絕望,取而代之的是悲涼的自相矛盾:“人怎么能應付這一切?如果你不能愛你怎么活?如果你能你又怎么活?”(Baldwin 1962:340)同時,鮑德溫認為,“既然文學和社會學不是一回事也不相同,也不可能像它們就是相同的一樣去討論它們”(Baldwin 2012:18)。而賴特作為“新黑人”最雄辯的代言人“從一開始就與社會斗爭緊密相連”;但是“人作為社會存在的現實并不是其唯一現實,而如果藝術家被迫僅關注社會責任就會被窒息”,“這是一種虛假的責任(因為作家不是國會議員),是不可能實現的”(Baldwin 1970:235)。

鮑德溫對人和小說目的的中心觀點和威廉·?？思{(William Faulkner,1897—1962)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中的觀點非常接近。人是“最不可定義,不可預期的。在忽視、否定、逃避他的復雜性過程中,我們被削弱并消亡,只有在這種曖昧、似是而非之網中,這種集合、危險、黑暗中,我們才立刻發現我們自己和那種把我們從自身解放出來的力量,小說家的任務就是要有揭露真相的力量,這種朝向更廣闊現實的旅程必須優先于其他任何需要”(Baldwin 2012:15)。通過這段話,鮑德溫斷然肯定了他對于黑人和白人復雜性的關注。

三、斗爭方式: 由抗議向尋求和平融入的轉向

賴特認為小說是“‘武器’——沉悶觀念的克星”(轉引自Ellison 114)。而黑人和世界上受壓迫的人類只有通過斗爭才能獲得權利。他認為年輕人必須在他們的時代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取得這個教訓。鮑德溫談及作為美國黑人的感受時曾說:“作為這個國家里的黑人并且相對較清醒,就會幾乎總是在憤怒中。所以首要的問題是如何控制那種憤怒以便不被它摧毀”(轉引自Butcher 205)。前一部分道出了鮑德溫和賴特的共同心聲,也必然為賴特所接受,因為賴特整個文學生涯都在致力于表達“土生子”們只能作為外人的狂怒和憤慨;但賴特一定會堅決反對后半部分鮑德溫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即“控制那種憤怒以便不被它摧毀”,認為這是膽怯并與現實妥協的表現。賴特的解決方式是別格式的抗議和反抗及毫不妥協的抗爭和怒斥?！锻辽印废虬兹松鐣鞔_傳達了“或者你們給予我們作為人的平等權,否則這就是將要發生的事”(Glickberg 482)。而鮑德溫在黑人和白人兩個互相充滿仇視和恐懼的種族之間起了調停者的重要作用。

在最初傳承并實踐賴特抗議思想過程中,鮑德溫敏感地警覺到以暴抗暴行為的偏狹性并撰文表述,力圖突破抗議精神的禁錮。鮑德溫認為抗議小說“否定生活,否認人性,否認美,否認恐懼與權利,它一味地堅持認為只有種族分類才是真實和不可超越的”(Baldwin 2012:10),這種態度無益于國內種族問題的解決,不利于社會的發展?！睹總€人的抗議小說》結尾處,鮑德溫批駁了賴特,認為《土生子》中別格是湯姆叔叔的后裔。這篇論文無情地中斷了二者的友誼。鮑德溫認為抗議把斯托夫人的反奴隸制小說和賴特的《土生子》聯系起來,而抗議明顯使斯托夫人和賴特的小說產生了局限性,阻撓了他們深入探討并詳細描述其主人公的復雜靈魂。這初步宣布了鮑德溫在五六十年代將要涉足的文學生涯,特別是社會責任,表明了其思想中文學性和社會性共存的雙重性。在《成千上萬的人去了》中,鮑德溫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但是,實際上黑人小說中幾乎每部都有抗議之聲,而鮑德溫所反對的是賴特小說中所表現的狹隘黑人民族主義觀點,其最終目的是以多種形式揭露黑人復雜的生活。在《每個人的抗議小說》中,鮑德溫表達了自己尋求和平解決黑白爭端的觀點。他認為,黑人和白人無論是否愿意都是同一社會的一部分,有著同樣的現實和未來,任何變化都遲早會影響到黑白兩種人,所以黑人和白人只有互相毫無偏見地無條件接受彼此,和平解決黑白種族矛盾。一個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構成的社會絕不會在這個世界上長期存在。在1959年發表的《沒人知道我的名字: 來自南方的信》(“Nobody Knows My Name:A Letter from the South”)中,他描述了在南方的見聞后,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黑人和白人生活在美國這個共同的大環境中,應該互相理解。他倡導美國白人和黑人應該逐漸通過互相理解達到共贏的局面(Baldwin 1959:72—83)。在1964年發表的《我的地牢搖動了: 解放黑人奴隸100周年紀念日寫給侄子的一封信》(“My Dungeon Shook:A Letter to My Nephew on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Emancipation”)中,鮑德溫表明,白人的盲目和冷漠傷害了黑人,他建議自己的侄子要勇敢堅定地直面白人世界的仇恨,要用魄力和愛迫使白人理解自己并接受現實,以此打破白人對黑人危險有害的偏見。如果白人無能力愛,黑人可以幫助他們找到他們一直沒有經歷過的這種感情并拯救他們。這種思想源自鮑德溫對白人和黑人同屬于美國大家庭中并有著同樣的未來的深信不疑(Baldwin 1964a:13—18)。由此可見,鮑德溫贊成種族融合與和解,認為應該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反對種族隔離。在1964年發表的《無關個人》(Nothing Personal,1964)一書中,鮑德溫進一步指出,白人和黑人都不愿意努力了解對方,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的話,仇恨和暴力將會重新產生。他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變這種消極態度,因為只有人類之愛和黑白之間的相互理解才能使美國免于一觸即發的災難。這種思想表達了黑人想成為自己國家真正公民的愿望。同時也表明,美國黑人文學在斗爭方式上由暴力反抗式的抗議和咬牙切齒的交戰狀態轉向尋求和平融入。

然而,這種轉向并不意味著抗議小說一敗涂地。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早期,民權運動的發展強調重新思考審視一個自由和聲譽在外危如累卵、在內頗受爭議的國家的民主原則,賴特的抗議小說也沒有白寫,美國終于決定采取一些有益于黑人的改革措施。而鮑德溫,在與賴特交鋒差不多20年之后,只得模仿其以前的文學引路人賴特,其發表于1968年的小說《告訴我火車已開走多久》(Tell Me How Long the Train's Been Gone)充滿了狂暴的怒氣和毀滅的強烈欲望。

四、著眼點: 由著眼過去和“向外看”向著眼未來和“向內轉”的轉向

賴特的《土生子》以別格毀尸滅跡這一行為揭露了美國白人主流社會的種族隔離與歧視產生的社會問題,可謂對美國種族問題史詩般的總結和回望。盡管鮑德溫同情黑人被壓迫凌辱的歷史,但他認為美國黑人不應耽于歷史和怨恨,而應立足現實,面向未來,以美國人的身份爭取美好的現實生活與未來愿景。他倡導黑人用關愛來引導他們“迷途的兄弟”白人走出“歷史的誤區”,并“用愛去對抗無愛的世界”,共同改進社會,達到和諧共處(同上)。鮑德溫所關注的是美國黑人的當前和未來,其最終旨歸是美國社會接納美國黑人為公民。在《成千上萬的人去了》中,鮑德溫認為,《土生子》標志著過去的一個時代,也屬于過去那個時代。別格的態度和行為向美國白人們展示了體現在黑人身上的野蠻、怪異的獸性,這并無益于改善美國的種族關系。別格對白人的仇恨導致了他自己的毀滅和冷酷無情,所以別格屬于過去,而只有著眼未來才能給美國帶來新希望。美國黑人和白人必須聯合起來一起迎接更美好的未來。鮑德溫的目標是樂觀的,相信他的人類朋友(無論是誰)的善意。在《交叉路口: 來自我心目中的信》(“Down at the Cross:Letter from a Region in My Mind”)中,鮑德溫表達了對美好未來的愿望。他認為,雖然一切都是白人的錯誤,但美國不會被盲目的種族戰爭分裂(同上27—141)。鮑德溫確信,美國白人一直因為自己對黑人的所作所為有一種負罪感,美國社會也會因此而改變。這種負罪感也會使白人社會對黑人做出更多的讓步。只要美國黑人受虐待,白人也不會幸福。美國人民的未來是成為由混血兒占主體的民族。當然,鮑德溫并沒有宣稱自己已經找到了解決美國種族問題的靈丹妙藥。

鮑德溫分析了別格的憤怒,認為這種憤怒并不僅僅因為他對白人的怨恨,而是一種自我憎恨。他并沒有通過儀式般地謀殺行為成為美國黑人民族的救世基督,而是因為對自己生來是黑人的強烈怨恨而殺戮。黑人對白人的怨恨是自我憎恨的表現?！斑@個國家的黑人……從他們的眼睛在這個世界上睜開的那一刻起就被教成去鄙視自己。這個世界是白色的而他們是黑色的”(Baldwin 1962:65)。黑人與白人的真正關系禁止“任何與純粹的憎恨一樣簡單且令人滿意的東西。為了真正地憎恨白人,人們必須忘卻許多東西,以至于憎恨本身變成了令人筋疲力盡和自我毀滅的姿態”(Baldwin 2012:112)。他認為,美國黑人在心理上面臨著愛恨抉擇,他必須決定是“截肢還是生壞疽”(同上)。人們被迫做出別格拒絕做出的決定: 接受生活的本來面目還是既不憎恨又不絕望地與不公正抗爭。無獨有偶,賴特也曾試圖定義人種憎恨(colour-hate)和自我憎恨(self-hate)之間的奇怪相互關系:“人種憎恨明確了黑人生命的地位在白人生命之下[……]但是自尊心則會讓他怨恨自己的自我憎恨,因為他不想讓白人知道他完全屈服于白人,以至于他整個生命由他們的態度所左右,但是在隱藏他的自我憎恨的同時他不得不怨恨那些在他內心極其自我憎恨的人”(Wright 2004:213—214)。

由此,鮑德溫關于抗議小說隱含的真相便一目了然了:“抗議小說絕不是一種解放工具,它只是加強了黑人的惡劣形象,這種形象是歐裔美國人非常珍視的”,因為白人從心理上需要“構建一種黑人劣等的形象”(O'Daniel 138)。鮑德溫強調,解決種族問題不能單靠控訴黑人生存的外部環境,還要有個人的哲學觀并抓住自身價值?！爸滥阌珊翁巵?。如果你知道你來自何處,就沒有什么可以阻擋你到何處去了”(Baldwin 1964a:22)。對弱點和優勢的自知之明很重要,因為“一個人只有正視自己的才能正視別人的”(Baldwin 1961:xiv)。這意味著要確立自己的黑人身份,就需要為白人提供一個標準而不是像過去一樣試圖遵循他們的標準?！鞍兹藫碛械奈ㄒ缓谌讼胍臇|西,或者應該想要的就是權力——沒人會永遠擁有權力”(Baldwin 1964a:110)。這種向內看的思想打破了以往抗議小說只是一味抗議外部非人環境的做法,強調黑人為了擺脫壓迫,要尋求從自身確立自己的正面身份。

五、黑人身份定位: 由黑人向美國人轉向

賴特的抗議小說從黑人的立場出發,站在黑人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以無畏的蠻勇對主流社會的歧視、隔離和偏見發起攻擊。鮑德溫力圖走出賴特火藥味十足的黑人民族主義窠臼,強調美國國民主義。他對黑人的定位不再囿于“非裔美國人”或者是“黑人”,而是“美國人”。他認為“尼格魯人(negro)是美國人,他們的命運就是這個國家的命運”(Baldwin 1970:241)。1960年11月21日,從法國回美國幾個月后,鮑德溫在密歇根州的卡拉馬祖學院發表了演講,對美國聽眾談起了美國的種族問題。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在這次演講中,作者用第一人稱復數的形式“我們”暗示所有黑人和白人都是美國人,以對國家未來關心備至的美國人的口吻談及每個美國人個體對社會的影響。鮑德溫認為種族問題至關重要。美國黑人向來在美國社會底層,但為了政治經濟考慮,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改變這種狀況。美國黑人和白人因為同處一個大家庭中必然有割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系,無論他們喜不喜歡。他認為,未來的多數美國人將會吸取以往教訓基礎上正視當前和未來所有問題,這些白人和黑人將會很好地定義美國身份。這種思想打破了當時美國黑白分明的社會現狀,表達了“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美國人應該共同建設今天創造美好未來的美好愿望。在《交叉路口: 來自我心目中的信》中,鮑德溫進一步強調,當今的美國黑人已經把自己看作美國社會不可或缺的完整部分(Baldwin 1964a:27—141)。

鮑德溫倡導用愛接受白人的同時強調“這些人是你的兄弟們——你曾經失去的弟弟。如果融合這個詞有任何意義,這就是它的意義: 我們,用愛心,應該迫使我們的兄弟們知道自己是誰,停止逃避現實并開始改變它”(同上23—24)。在確定了個人身份后,也有必要確定一個美國身份。鮑德溫堅信,美國黑人和白人的命運有無法割舍的聯系,“無論我愿不愿意,也無論你喜不喜歡,我們永遠地捆綁在一起。我們是彼此的一部分……這些屏障——這些人為的屏障——那么長時間保護我們免于我們所害怕的東西,必須倒塌”(Baldwin 1961:136—137)。在好多篇論文中,鮑德溫都指出,為了毀掉這些屏障并和諧共處,美國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態度,停止把自己看作一個必然導致白人世界滅亡的白人國家?！斑@種轉變的代價是黑人無條件的自由。黑人被拒絕了那么久,現在必須不惜一切心理和社會代價得到擁抱,這樣說一點不過分。他是這個國家的重要一員,美國未來將會和他的未來一樣光明或者黑暗”(Baldwin 1964a:108)?！懊绹木融H在于它是否能擁抱黑色的面孔。如果它做不到,我認為這個國家不會有未來”(Mead&Baldwin 70)。他一方面警告白人世界必須探索出一條與黑人和諧共處的道路,杜絕種族主義,否則會引發黑人怒火噴薄;另一方面又規勸黑人節制極端暴力行為,以正面的抗議爭取種族發展。

結語

美國種族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文學的和人類的。就人的問題而言,賴特是20世紀60年代橫掃美國的民權運動先驅。沒有他對黑人在美國被虐待的方式的強烈抗議,白人可能不會意識到他們國家種族矛盾的嚴重性。在騷亂的60年代,當焦慮的白人向他尋求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時,鮑德溫則通過宣揚黑人和白人的愛與和諧安撫了情緒。沒有他,局勢也許會更糟糕。因此,賴特和鮑德溫在美國黑人尋求成為真正公民權利過程中起著相輔相成的作用。前者表達了憤怒之聲,而后者試圖安撫所有人的怒氣。就文學角度而言,鮑德溫為了看到一個統一強大的美國而努力再現現實的同時認真地研究現實;盡管賴特對美國種族融合持否定態度,在《局外人》中,賴特也表達了同樣的愿景。鮑德溫希望能用理性支配文學作品,而賴特特別強調黑人處境的荒謬性。20世紀四五十年代,賴特在作品中強調了美國黑人充滿痛苦的危機感;而鮑德溫在60年代則表明,只有美國人之間兄弟般的愛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賴特則從來沒有為美國黑人問題找到任何解決辦法,直到去世前,他還在尋找問題的原因。賴特和鮑德溫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接受自我及其生存環境。賴特從來沒有實現這個目標,而鮑德溫則在法國呆了幾年后實現了這個目標。他們倆各自代表了美國黑人作家的兩種傾向。

賴特和鮑德溫的作品在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兩位作家適時地反映了美國黑人希望能被白人接受為完全公民的愿望。賴特的警示和鮑德溫的愛與理解之詞從正反兩個維度加速了美國黑白融合。雙方的偏見逐漸由信任和尊重代替。白人意識到不僅必須視黑人與他們平等,而且還要承認黑人文化的存在。這是賴特和鮑德溫共同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