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評價及時期劃分*

呂洪靈

內容提要: 目前,學界對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成就較為肯定,但對相應時期的蘇格蘭文學的成就評價不一,尤其是對于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文學的互動關系研究尚待完善。不過,現有的研究已在逐步扭轉人們對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作用與重要性的認知,并更多關注到思想文化與文學發展的關系問題。在相關討論中尚需明晰相應研究的時間范疇這一基礎問題?；谝延械挠懻?本文將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時期劃定為18世紀20年代至19世紀30年代,并分為三個階段進行探討,這有助于辯證地看待啟蒙思想與文學發展的相互作用。

一、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匱乏說

在歐洲文學史上,啟蒙運動被視為是一場對文學發展起著積極作用的思想運動,該運動與文學的關系也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然而,在探討蘇格蘭啟蒙運動對蘇格蘭文學的影響上,學界則通常持否定態度,認為蘇格蘭啟蒙時代的文學成就并不出色,不像法國啟蒙運動帶來了文學的繁盛,出現了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和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文學大師。也許是為了突出蘇格蘭啟蒙運動在哲學和科學等方面的杰出成績,有評論稱在蘇格蘭的黃金時代,想象文學成就“驚人得匱乏”(Craig 15),而且,這種認知并不是一時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太過經常地’令人認為它讓想象文學靠邊站了”(Crawford 271)。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1914—2003)在1967年講述蘇格蘭啟蒙運動時雖然提到了文學家和藝術家們,卻是為了把他們排除在蘇格蘭啟蒙運動之外:“我們也無需將注意力轉移到那些更吸引人卻不相干的藝術家和作家身上,艾倫·拉姆齊,卡梅倫,亞當家族,鮑斯威爾,或者那個最有影響力的蘇格蘭人——《莪相集》(The Poems of Ossian,1765)的作者詹姆斯·麥克弗森。我們必須聚焦在真正的智識先鋒身上:弗朗西斯·哈奇森、大衛·休謨、亞當·弗格森、威廉·羅伯遜,亞當·斯密、約翰·米勒……因為,他們才代表著真正的蘇格蘭啟蒙運動”(轉引自Mc Lean et al.4)。此話中唯哲學家思想家獨尊,要把藝術家和作家推到一邊的意圖比較明顯。蘇格蘭啟蒙時代的蘇格蘭文學有那么匱乏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可以追溯下蘇格蘭在啟蒙運動前后的狀況。18世紀以前,蘇格蘭是歐洲版圖上幾乎不為人知的一個遙遠的北部地區。1824年的《愛丁堡評論》上自嘲蘇格蘭曾為“遙遠島嶼上那個破敗貧瘠的角落,那里的天氣蘋果都熟不了”(Hook 308)。在歷史上,羅馬人曾經征服當地的原住民,14世紀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1239—1307)入侵過蘇格蘭,但歷史學家往往對這些歷史語焉不詳。從命運多舛的瑪麗女王(Mary,Queen of Scots,1542—1587)開始,蘇格蘭較以往更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約翰·諾克斯(John Knox,1514—1572)在16世紀席卷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引領蘇格蘭教會,推進了教育理念。圣安德魯斯大學、格拉斯哥大學、阿伯丁大學和愛丁堡大學在當時相繼建立。1603年瑪麗女王之子蘇格蘭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James Stuart,1566—1625)成為英格蘭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1603—1625在位),蘇格蘭和其他歐洲國家拓展了自中世紀后期就有的貿易往來,和外界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起來。但由于政亂和災害等原因蘇格蘭貧窮落后的樣貌并未有所改變。17世紀末18世紀初蘇格蘭與英格蘭進行國家整合,蘇格蘭失去了獨立的政治地位。然而,也正是在國家整合前后,相伴而行的蘇格蘭啟蒙運動促成了蘇格蘭翻天覆地的變化,蘇格蘭在哲學、宗教、歷史、醫藥、科技、文化領域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就,成為堂皇的學問之地,經濟也得以發展,蘇格蘭不再是那個野蠻貧窮遙遠的小島,而躍然成為思想爆發融匯之地,堪稱現代文明的一個緣起。

從貧瘠落后的角落變成為現代化的搖籃,蘇格蘭在人們的心目中變得更具有浪漫色彩和文化想象性。擅長揮筆與時舒卷的文人們自然不會對此無動于衷,他們紛紛通過各種創作形式展現蘇格蘭人思想的輝煌、再現或重寫蘇格蘭的歷史文化以重塑它的形象。休·特雷弗-羅珀對詹姆斯·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1740—1795)等文人的排斥其實與當時的文學域設有關,當時尚未特別明確文類的區別,文學包括各領域的散文、論著、祈禱文和小說、詩歌、戲劇等類作品。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的《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等類作品以當時的范疇來說都在文學之列,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它們亦可以是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研究的內容。即便除了休謨、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休·布萊爾(Hugh Blair,1718—1800)等所作以思想內容見長的隨筆和論著以外,從如今意義上的文學范疇來看,當時的創作也是非常豐富的,小說、詩歌、戲劇方面都有其代表人物。亨利·麥肯齊(Henry Mackenzie,1745—1831)、約翰·摩爾(John Moore,1729—1802)、威廉·湯姆森(William Thomson,1746—1817)、托比亞斯·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伊麗莎白·漢密爾頓(Elizabeth Hamilton,1756—1816)、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等以情感、旅途和歷史故事見長的小說,艾倫·拉姆齊(Allan Ramsay,1686—1758)、詹姆斯·湯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羅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1750—1774)、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等人唱古談今的民謠與詩歌,艾倫·拉姆齊、喬安娜·貝莉(Joanna Baillie,1762—1851)、約翰·霍姆(John Home,1722—1808)、大衛·馬利特(David Mallet,1705—1765)、紐伯格·漢密爾頓(Newburgh Hamilton,1691—1761)等寫成的民族特色濃厚的戲劇作品,還有為現代傳記文學創作奠定基礎的鮑斯威爾所著《約翰遜傳》(Life of Johnson,1791)等等,都是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核心作品。它們不僅是啟蒙運動時代的產物,也在表征著啟蒙運動的思想與成就,其中很多作品在當時就已經聲名遠播,被翻譯成法語、德語、俄語等多種語言在各地流傳。彭斯優美的方言詩歌、司各特開創性的歷史小說,對于我們而言已經是耳熟能詳,麥克弗森雖以偽作聞名,但他的《莪相集》對于浪漫主義的影響已經為人首肯。麥肯齊、拉姆齊等其他大眾了解或不甚了解的作家作品都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印記,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研究。對于我們比較熟悉的作家作品,如司各特作品中的蘇格蘭元素亟待進一步凸顯,其創作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關聯也尚待研究。這一時代的蘇格蘭作家浸染于風云變化和思想碰撞,所創作的作品有現代啟蒙精神的滲透,有蘇格蘭文學傳統的精髓,也有英格蘭文學和歐洲文學的印記,是蘇格蘭啟蒙時代成就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研究的興起

一般說來,對于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認同,在20世紀末才漸有起色。拉爾夫·麥克萊恩(Ralph Mc Lean,1957—2010)指出,1987年阿伯丁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蘇格蘭文學史》(A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這才開始漸漸地扭轉人們對蘇格蘭文學的看法,促使學者更細致地考察并重新審視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文學之間的關系以及當時文學的成就(Mc Lean et al.1)。其實,在這之前也有學者注意到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不平凡,如約翰·赫本·米勒(John Hepburn Millar,1864—1929)在1912年出版的《17世紀與18世紀蘇格蘭散文》(Scottish Prose of the Seventeenth&Eighteenth Century)和約翰·麥奎因(John Macqueen)1982年出版的《啟蒙與蘇格蘭文學》第一卷(The Enlightenment and Scottish Literature I),對于啟蒙時代的代表性散文作家和詩人等的創作就已經展開了分析與研討。米勒在書中聲稱:18世紀“蘇格蘭文學獲得了了不起的復興”(Millar 174)。麥克萊恩所提的《蘇格蘭文學史》主要指1987年安德魯·胡克(Andrew Hook,1932—)負責主編的以蘇格蘭18世紀文學為內容的《蘇格蘭文學史》第二卷,該書并不是傳統形式上的文學歷史演繹,而是針對一些代表性的作家和文學現象進行分析,其中有文章特別提出了斯摩萊特小說創作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關聯,該類文章確實起到了扭轉人們認知啟蒙時代文學的作用。

道格拉斯·吉福德(Douglas Gifford,1940—2020)2002年主持編寫的《蘇格蘭文學:英語文學和蘇格蘭語文學》(Scottish Literature:In English and Scots)明確提出“這一時期的文學依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充分的研究”(Gifford et al.182),該書追隨歷史的發展,用兩章介紹分析18世紀蘇格蘭文學和司各特時期的文學,啟蒙運動為相關討論提供了背景語境。羅伯特·克勞福德(Robert Crawford,1959—)亦在《蘇格蘭作品:企鵝蘇格蘭文學史》(Scotland Books:The Penguin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2007)中肯定地指出,認為這一時期的創作與哲學家理性、溫和、新古典主義的基調不協調的觀點是錯誤的(Crawford 326)。戴維·艾倫(David Allan)在2008年出版的《打造不列顛文化: 英語讀者與蘇格蘭啟蒙運動,1740—1830年》(Making British Culture:English Readers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1740—1830)中研討了英國文化中蘇格蘭文學的作用及讀者反應,突出了包括休謨、斯密、彭斯、司各特等知名蘇格蘭思想家和作家對于建構不列顛文化的貢獻。馬歇爾·沃克(Marshall Walker)1996年編著出版《1707年以來的蘇格蘭文學》(Scottish Literature Since 1707),其中的文章不僅探討啟蒙運動與聯合的關系,并專門探討蘇格蘭啟蒙時代斯摩萊特、麥肯齊、拉姆齊、弗格森等代表作家的創作。特別側重于啟蒙運動與啟蒙文學關系的研究當屬麥克萊恩等在2016年編撰的《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文學文化》(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Literary Culture)。該書立足蘇格蘭語境,探討18世紀蘇格蘭文學想象與蘇格蘭精英主導的啟蒙文化之間的關系,認為“蘇格蘭啟蒙運動,遠非‘理性’和‘邏輯’的閑田荒土,而是為情感文學提供了肥沃的土地”(Mc Lean et al.2)。吉拉德·卡魯瑟斯(Gerard Carruthers,1963—)等2018年出版的《文學與聯合: 蘇格蘭文本和不列顛語境》(Literature and Union:Scottish Texts,British Contexts)則從王權和政權聯合的視角看待蘇格蘭文學,為研討蘇格蘭啟蒙時代的文學創作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與內容。

國內對蘇格蘭啟蒙運動從20世紀末開始已有研究,而且諸多相關經典書籍已被譯成中文,但尚少有成果專注于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文學發展關系的研究。就筆者視野所及,最具相關性的有三部。一部是劉意青在2006年主編的增補版《英國18世紀文學史》,該書專節談論“18世紀奇特的蘇格蘭現象”,認為蘇格蘭在18世紀文學和思想等方面形成了“空前絕后的一次繁榮興盛的局面”(261),然而現有研究嚴重不足。在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和知名作家整體評析之時,該文引介了數位尚待研究的作家。另一部比較關注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文學的作品是王守仁和胡寶平于2012年主編的《英國文學批評史》,該書中有專節評述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休謨、斯密等蘇格蘭思想家在文學批評和美學領域的創作進行梳理評析(93—107)。王衛新等2017年出版的《蘇格蘭小說史》則是著眼于小說的發展,專門一節談到蘇格蘭啟蒙運動與蘇格蘭小說的發展,認同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于蘇格蘭小說的重要影響(21—29)。

沿著時間的脈絡可以看出,自20世紀80年代起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它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關系也在近年來引發更多研究者的興趣,然而專門的評介與研究尚有待推進。我們需要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深入考察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文學的互動作用,解析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特有的形式與內容,從而深刻認識文化與文學間復雜的動態關系。不過,研究蘇格蘭啟蒙時代的文學,尚需解決一個貌似淺顯卻又答案模糊的問題: 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作為一個階段性文學概念,它的時間范疇為何?

三、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時間界定

對于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時間界定,必然要基于對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的考量。該啟蒙運動涉及多個領域,“以多種形式發生,不能用一段單一的定義或歷史敘述來概括”(謝爾13),然而,出于研究的需要,人們也在試圖為它勾勒出大致的時間輪廓,盡管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泛泛而言,蘇格蘭啟蒙運動始于17世紀末18世紀初,18世紀中期達到高潮,到19世紀初落下帷幕。有學者從政治社會學的立場將該啟蒙運動起始時間推前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蘇格蘭啟蒙運動發生于光榮革命之后,1707年與英格蘭的政治合并更進一步確認與保障了自由憲政體制,因而可以說它本身就是在一種自由主義的政治生態下興起的”(項松林2009:87)。也有學者從法律和哲學等成果的角度定義,如,亞歷山大·布羅迪(Alexander Broadie,1942—)編寫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大事年表”中,開場事件為1681年斯達爾爵士(Viscount Stair,1619—1695)出版《蘇格蘭的法律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the Laws of Scotland),終結事件為1795年亞當·斯密出版《哲學論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Broadie xii,xvi)。阿米·斯特基斯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起止時間定為1714—1817年,認為英格蘭人“曼德維爾于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開啟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時代,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私淑弟子李嘉圖于1817年出版的《論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宣告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終結”(轉引自項松林2011:87)。他的界定不是以蘇格蘭人為基準,而是以影響蘇格蘭啟蒙運動產生的著作或受之影響產生的著作為基準。戴維·艾倫則在《美德、學養與蘇格蘭啟蒙運動》(Virtue,Learning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1993)中認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是一場文化與智識的活動,并將運動的開始時間定為18世紀二三十年代。默里·皮托克(Murray Pittock,1962—)在他的新作《智慧城市的啟蒙運動:1660—1750年愛丁堡市政發展》(Enlightenment in a Smart City:Edinburgh's Civic Development,1660—1750,2019)中創新性地討論了啟蒙運動的機制,他沒有把重心放在休謨、斯密等思想家的身上,而是把他們的思想當成“文化變遷中上層建筑”般的存在(Pittock 16),從科技教育、藝術、民政建設等角度討論啟蒙運動的生成,認為啟蒙運動始于17世紀晚期的愛丁堡。

對于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高潮期,學者們認知也不相同,蘇格蘭歷史專家T.M.迪瓦恩(T.M.Devine,1945—)大致把它圈定在18世紀30年代以后,認為在那段時間,“蘇格蘭在哲學、歷史、科學、法律和醫藥等方面的廣泛探索已經獲得了世界聲譽”(Devine 65)?？死锼雇懈ァ.貝利(Christopher J.Berry)觀點類似,認為“大約1740年休謨的《人性論》第三卷出版至1790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第六版暨最終版期間”,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碩果累累的時期(Berry vii)。謝爾從出版的角度認為,18世紀50年代蘇格蘭啟蒙運動“突然成熟”(30),標志性的事件是阿奇巴爾德·康斯特布爾(Archibald Constable,1774—1827)取代威廉·克里奇(William Creech,1745—1815)成為最主要的蘇格蘭出版商。國內學者劉意青則是以大學的角色論啟蒙運動高潮時間,在《18世紀英國文學史》中認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于18世紀早期發自格拉斯哥大學,在1750—1800年期間轉到愛丁堡大學,并達到盛期”(266)。各種說法都有理據可尋,時間的不確定,愈發說明蘇格蘭啟蒙運動不是一蹴而就的運動。

對于啟蒙時代文學的討論,起點更是語焉不詳,通常是將起點放在18世紀哲學思想漸漸豐富起來的時候。吉福德等編寫的《蘇格蘭文學: 英語文學和蘇格蘭語文學》將哲學和文學成果結合起來界定時間,這很有借鑒價值。該書認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早期萌芽表現在以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和大衛·休謨為代表的新蘇格蘭哲學和文化自由主義(Gifford et al.112)。暫且不說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休謨,哈奇森以《論美與德性概念的根源》(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1725)聞名,他“在整個國家傳播了對哲學和文學研究的一種愉快愛好,他撒播下的那些多產的種子結出了如此豐碩、富有營養的果實”(謝爾70)。哈奇森雖然出生在愛爾蘭,但父母均為蘇格蘭人,而且后來長期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教,已被公認為蘇格蘭的啟蒙思想家,甚至被尊稱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之父”。他的《論美與德性概念的根源》據說是“首部在英倫諸島上發表的涉及美學的著作”(Hook 239),也是沙夫茨伯里伯爵(1st Earl of Shaftesbury,1621—1683)、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與蘇格蘭學派之間的重要連結性作品?！短K格蘭文學: 英語文學和蘇格蘭語文學》對啟蒙時代文學結束時間的表述落在大作家沃特·司各特身上,“司各特的時代和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偉大時代是重疊的,公平地說,司各特1832年去世,之后不久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1770—1835)和約翰·高爾特(John Galt,1779—1839)相繼去世,他們去世的時間與啟蒙運動的結束時間一致”(Gifford et al.194)。謝爾在其著作中對于結束期的劃定也落在作家司各特身上,他認為,隨著司各特和《愛丁堡新聞綜述》的時代開始,蘇格蘭啟蒙運動“漸漸落幕”(36)。

早于司各特的年代,18世紀末已然見證了啟蒙運動重要人物的離世:大衛·休謨于1776年去世。1782年,有“精神導師”之稱的凱姆斯勛爵(Henry Home,Lord Kames,1696—1782)去世(赫爾曼88)。1790年,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撒手人寰。建筑師羅伯特·亞當斯(Robert Adams,1728—1792)、蘇格蘭史學家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常識派學者托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也相繼離世。1795年,鮑斯威爾去世。他們的離世代表著蘇格蘭啟蒙運動成熟期已經過去,但由他們所形成的時代精神還在持續,并在文學創作中得到反映,可以說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司各特時期,這也是為何謝爾和吉福德等學者對于啟蒙時代文學時間的劃分尤其是對結束時間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對此麥克萊恩亦有相似的觀點。

麥克萊恩提出,蘇格蘭啟蒙運動可以與“環繞”(surround)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文學運動相互定義(Mc Lean et al.6)。他所謂環繞啟蒙運動的文學運動主要是指以拉姆齊為代表的18世紀早期蘇格蘭方言文學復興至以司各特為代表的18世紀末逐漸興起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拉姆齊在1725年發表了戲劇《文雅的牧羊人》(The Gentle Shepherd),引導了蘇格蘭方言文學的復興。也許會有質疑: 為何麥克萊恩和吉福德他們都將在19世紀盛行而且一向被單列的浪漫主義文學歸入18世紀為主的啟蒙時代文學?這是個追本溯源的問題,我們知道,“尤其在蘇格蘭文化中,‘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時期’和‘維多利亞時期’這幾個概念有很多重合之處”(Crawford 271)。浪漫主義文學是18世紀末期受啟蒙主義運動影響發展起來的。無論是我們稱之為前浪漫主義詩人的彭斯還是浪漫主義文學大師的司各特,他們與啟蒙運動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彭斯創作于啟蒙運動鼎盛期,與亞當·斯密等人有交集,司各特則是“愛丁堡啟蒙運動之子”(Mc Lean et al.7),他和彭斯還在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的文人聚會上見過面。他們都受到蘇格蘭啟蒙主義思想的浸染,其創作也都成為啟蒙運動表征的一部分。學者伊恩·鄧肯(Ian Duncan)一向主張將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運動結合起來考察,提出了“啟蒙的浪漫主義”(Enlightened Romanticism),皮托克表達了相近的立場:“蘇格蘭浪漫主義文學最偉大的作品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們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論爭形成對話,既不與之完全對立亦不對之俯首帖耳”(轉引自Mc Lean et al.6)。在啟蒙運動高潮期出現的《莪相》更被當作浪漫主義文學的緣起之作?？梢哉f,蘇格蘭浪漫主義文學是啟蒙運動的產物,也是啟蒙運動文學的一部分。如此可見,麥克萊恩等學者的相互定義法將哲學運動與文學運動結合起來互相關照,而且強調了文學的獨立地位,對我們的分析探討很有啟示意義。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尤其是麥克萊恩和吉福德等學者的觀點,同時基于哲學與文學相互勾連的立場,我們不妨把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發展時期界定為:18世紀20年代至19世紀30年代。啟蒙運動之父哈奇森于1725年發表《論美與德性概念的根源》,以及同年艾倫·拉姆齊發表的具有開創性的蘇格蘭語戲劇《文雅的牧羊人》拉開了啟蒙時代文學的帷幕;結束則以啟蒙運動之子司各特的創作生涯結束為標志性事件。在研究中,可以將具體的研究作家和作品限定在這百年左右的時期內,并對論述的歷史語境做相應的延伸,以更好地理解啟蒙運動時代文學的緣起和發展。

這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如同人們習慣于把18世紀稱為“悠長的18世紀”,啟蒙運動時代的蘇格蘭文學相應的也有一個悠長的發展過程,歷經了啟蒙思想的萌發、普及,以及法國革命帶來的反啟蒙情緒,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發展了方言文學、地方文學,融進了英語文學,推動了18世紀后期浪漫主義文學。隨應著歐洲文學的發展總趨勢,蘇格蘭文學在某些方面先進些,某些方面又滯后些。當時的歐洲文學從整體上來看,小說從不為人所重視到漸漸發展成主要文學形式,史詩悲劇的重要性或普及性漸漸弱于以前。蘇格蘭文學表現出類似的特點,其論述性歷史性散文寫作力量強大,小說逐步營建聲譽,在啟蒙時代后期尤其成果豐富;戲劇由于受到時政禁令的影響而一度成果有限,詩歌民謠中的方言創作盛行一時而引人矚目。鄧肯在《司各特的影子: 浪漫愛丁堡的小說》(Scott's Shadow: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2007)里專門提出,愛丁堡出版業、期刊及小說的興起標志著19世紀早期文學史上形成“后啟蒙”(“post-Enlightenment”)取代了啟蒙(Duncan 23),該說法強調了對于啟蒙運動的背離和差異性。不過,鑒于蘇格蘭啟蒙時代時間的不確定性,以及啟蒙思想對于司各特等作家直接影響的復雜性,我們采用了啟蒙時代后期文學這一說法,并將之分為如下階段。第一階段: 啟蒙時代初期文學(18世紀20—50年代): 在這一階段,艾倫·拉姆齊的詩劇《文雅的牧羊人》(1725),弗朗西斯·哈奇森的《論美與德性概念的根源》(1725),大衛·休謨的《人性論》(1737)等各類作品交相輝映,重要文學評論期刊《愛丁堡評論》(1755)也開始發行。第二階段: 啟蒙時代中期文學(18世紀60—90年代)。詩歌方面以詹姆斯·麥克弗森的《莪相集》和羅伯特·彭斯的民謠詩歌為代表,亨利·麥肯齊、斯摩萊特、約翰·摩爾等人的小說在這一階段紛紛面世,《鏡報》(The Mirror,1779—1780)、《閑人》(The Lounger,1785—1786)等期刊陸續創刊,該時期亦是哲學專著的高潮期:亞當·斯密、托馬斯·里德、休·布萊爾,亞當·弗格森的代表作大多發表于此時段。第三階段,啟蒙時代后期文學(19世紀初30余年)。這一階段是蘇格蘭啟蒙思想的傳播延展期和小說的興盛期。以喬安娜·貝利(Joanna Baillie,1762—1851)為代表的詩歌和戲劇創作在該時期持續發展,與之同時,小說創作日漸興盛,并與啟蒙思想交互頻繁。伊麗莎白·漢密爾頓的智識性小說多發表于該階段初期,詹姆斯·霍格、約翰·高爾特和沃爾特·司各特等的小說創作則進一步將蘇格蘭文學提升到新的高度。

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形式多樣且思想活躍,在發展的三個階段中,其創作顯示出文化傳統與時代發展、民族意識與歷史建構、語言應用、固本傳承與藝術創新等多方面具有張力性的問題。其中,啟蒙思想與文學創作既有交集也有著各自的軌跡,影響到蘇格蘭文學發展的內涵。將兩者聯系在一起是研究蘇格蘭啟蒙時代文學的一個基點,可以更深入地挖掘蘇格蘭文學的底蘊,有助于辯證地看待啟蒙運動與文學發展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