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阿諾德與現代文學批評
——兼及特里·伊格爾頓對阿諾德的再評價*

陳后亮

內容提要: 19世紀末的文學研究在英國面臨的難題是如何解決文學批評的合法化問題,正是馬修·阿諾德對其功能的最早界定確立了這門學科的基本屬性。阿諾德的興趣不在于解釋文學批評的永恒本質,而在于思考它如何在“當今時代”發揮作用。他在《論批評在當今時代的功能》一文中,重點明確了什么是批評,以及批評應該遵循什么原則、發揮什么功用等問題。特里·伊格爾頓早期把阿諾德視為自由人文主義的代表并對之持強烈批評態度,但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伊格爾頓對阿諾德的肯定性評價明顯多了起來。通過仔細回顧阿諾德對于批評功能的闡述,有助于我們反思文學批評在當前困境的根源,并重新找到回應當下質疑的合法性辯護。

近半個世紀以來,有關文學批評的學科合法性問題總是被人們一再討論。盡管文學批評已變得高度專業化,“卻不能解釋為什么我們要花力氣去閱讀文學,[……]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我們需要英文系”(Nicholson 314)。學科專業化大大提升了文學研究的科學水平,但也導致批評走向學院化、精英化,失去與普通讀者的聯系。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43—)早在1984年就對這個問題發出了嚴肅警告:“這個研究的意義何在?打算研究給誰看、影響誰、令誰印象深刻?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又賦予這種批評行為何種功能?”(2018:7)隨后在1986年首版的《文學理論導論》(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中他再次指出,文學批評的專業化在今天已經無法解決它的合法化問題,因為“這種專業主義的活動同樣沒有任何社會依據,除了把文學整理一下,把種種文本分門別類,然后就去干海洋生物學之外,它無法回答它為什么應該費心于文學這一問題”(Eagleton 2004:186)。也就是說,在英文系之外的大部分人看來,文學批評在今天已失去實質功能,變得可有可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重新深入反思文學批評究竟在當下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它曾經承諾發揮哪些功能?

正像伊格爾頓在2014年的一次訪談中所談到的,由于批評的功能正在當下變得模糊,我們在今天需要回過頭“思考一些元問題,包括批評的性質、批評的原理、批評的狀況及它的歷史演變”(伊格爾頓、博蒙特180)。如果真如他所說:“文學研究領域中的現存危機從根本上說是這一學科本身的定義的危機”(Eagleton 2004:186),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回到現代文學批評的起點——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最著名批評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那里,看看這位 “20世紀公認的(文學批評的)立法者”(Willinsky 346)最初如何定義這門學科,尤其是如何界定它的功能。

19世紀末的英國文學研究同樣面臨解決文學批評的合法化問題,正是阿諾德對其功能的最早界定確立了這門學科的基本屬性?！鞍⒅Z德以最自覺的方式提出了批評的功能和用途等概念,從而回答了批評家與聽眾(或者用阿諾德的話來說,與他的時代)的關系問題,繼而用最大努力準確處理了這場危機”(Mc Gann 628)。正如他那篇廣為流傳、影響深遠的論文《論批評在當今時代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①該論文原為1864年10月阿諾德在牛津大學擔任詩歌教授時發表的講演。11月份發表在《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上,后收錄于《批評集:1865》(Essays in Criticism,1865)。所清楚表明的,阿諾德的興趣不在于解釋文學批評的永恒本質,而在于思考它如何在“當今時代”發揮作用。通過仔細回顧阿諾德對于批評功能的闡述,有助于我們反思文學批評在當前困境的根源,并認真思考“批評在我們這個時代,[……]還可以再次履行什么樣的實質性社會功能”(伊格爾頓:2018:4)。

一、阿諾德論批評的原則與功能

阿諾德把文化視為解決英國當時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的一劑良藥,但他所理解的文化不是冷僻、僵死的文化知識,而是一種追求完美的意識,同時也是一種知行合一的品格、一種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但在狹義上,阿諾德有時也把這種文化等同于文學。他說:“文化以美好與光明為完美之品格,在這一點上,文化與詩歌氣質相同,遵守同一律令”(2008:18)?？梢哉f,他所倡導的文化批評在很多時候也就是文學批評。正如約翰·維林斯基(John Willinsky)所指出,阿諾德的文學和文化批評思想的核心就是“詩歌在思想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生活的批評”(Willinsky 354),他希望用文化來批判和改造社會,也就是用文學來批判和改造社會。

那么阿諾德為何如此推崇文化?他所說的這種文化又有哪些功用呢?首先,他認為文化有益于身心健康,因為“文化專注于看清事物本相,引導人類走向更全面、更和諧的完美”(2008:24)。它注重人的全面發展,不會只關注物質功利行為而犧牲精神追求。它會讓人的行為更有理性,避免盲目追求物質享受而忘記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義。其次,文化具有偉大的普世主義精神,“[它]使世界上最優秀的思想和知識傳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與光明的氣氛之中”(同上34)。雖然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公平獲得工業革命取得的物質成就,卻可以共同分享偉大的英國文學傳統留下來的珍貴遺產。學習英國文學能夠教會人們超越暫時的不滿,用更宏大的歷史和文化視野來看待當下生活。第三,文化能夠發現和培育跨越階級的共同人性基礎,有助于增進社會團結。他把當時英國社會存在的上、中、下三個階級分別稱之為野蠻人、非利士人和群氓。如果從各自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愿望來看,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區隔和矛盾。但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他們又都存在“人性的共同基礎”(同上73)。通過文化教育,能夠讓“一心追求完美的人從各個階級中產生”,使他們從自己所屬的階級中提升出來,擺脫野蠻、粗鄙和群氓品格,擁有一種“博大的人性”(同上76)。

如果說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Culture and Anarchy,1869)一書中主要闡釋了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有什么作用的話,那么他在《論批評在當今時代的功能》一文中的重點就是定義什么是批評,以及批評應該遵循什么原則、發揮什么功用。在19世紀的英國文化批評領域,由于過多政治和經濟力量的涌入,批評演變成各種帶有黨派私利的攻擊謾罵,不是為了達成共識,反倒不斷制造意見分裂。他要著手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在他看來,真正的批評不是為了實現黨派私利,而只是出于一種對知識的純粹好奇,是為了“在所有事物中自由展示思想”(阿諾德2017:24),它本身就是一種愉悅、一種并不亞于創作的、值得追求的目標,能夠為民族精神提供欠缺之物。阿諾德在此給出了有關批評的著名定義,即:“一種認識和宣傳世界上最好的知識與思想的無私的努力”(同上41)。同時也為它確立了一條基本原則,那就是公正無私、不帶有任何功利目的。他說:“真正的批評,本質上就是‘好奇’這一品質的應用,它遵循一種促使其努力探尋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和思想的天性,而與實踐、政治以及所有這類東西無關,它在接近這些知識和思想時對其做出評價,而不涉及任何其他方面的考慮”(同上24)。在公共領域解體之后,文化批評已經演變成黨派混戰,批評家一方面淪為集團利益的傳聲筒,另一方面又因為其不夠專業、處處捉襟見肘而顯得越來越多余。只有為批評確立一條新的原則,使其從各種黨派私利中抽身而出,才有可能為自己的存在找到新的合法性。他說:“英文批評應當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應該遵循的發展規則是什么[……]這個規則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公正無私。[……]批評的任務只是去了解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和思想[……]對所有關于實際結果與應用的問題、對那些永遠不缺乏頭版新聞位置的問題只需聽其自然”(同上25)。只有不摻入黨派私利、拒絕任何功利目的,批評家的看法才有真正的權威性,批評活動的合法性也才得以確立。

不過,阿諾德在把公正無私確立為批評原則的同時,也使得批評陷入一種有用和無用之間的悖論。由于它不帶有任何實用目的,也不偏向任何黨派利益,這就使得它不能直接對任何人產生直接作用。但在阿諾德看來,這又是一種“光榮的無用,是高居于任何卑下的社會目的之上的‘目的本身’”(轉引自Eagleton 2004:18),這種“無用”恰恰是它發揮更大功用的前提。它只是“專心于寧靜的思想與精神生活之中”(阿諾德2017:39),追求健全的判斷力和理智之光,從不急于把思想發現立刻應用于實際。它最關心的事情就是“通過閱讀、觀察和思考等手段,得到當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優秀的知識和思想”(阿諾德2008:132),這樣才有助于培育出全體英國人的最優秀的自我,讓整個民族擁有健全的理智,使他們能夠超越狹隘的階級理想和個人愿望去想事情,也就不會提出不合實際的過分要求,社會動蕩的危險甚至也就可以解除。批評不服務于任何執掌權力的政黨,也不聽命于哪一個階級,它只服從于澄澈的頭腦、自由的靈魂和清白的良知,“熱忱地追尋事物之可知的規律,讓鮮活的思想之流自由地沖擊既定的觀念與習慣”(同上131)。公正無私的文學和文化批評能夠讓人獲得超越性的眼界,能夠像伊格爾頓所說的那樣“對奴役于‘事實’的理性主義或經驗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生動的批判”,它可以釋放文學具有的深刻社會、政治和哲學含義,“以藝術所體現的那些能量和價值的名義改造社會”(Eagleton 2004:17)。當然,這種改造和馬克思主義批評所設想的那種根本性的社會變革完全不同。阿諾德想要的是重新引入希臘精神以對抗希伯來精神,以文學和文化之名實現對粗鄙社會的精神改良。

二、后現代理論對阿諾德的批評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各種后現代理論的興起,阿諾德作為自由人文主義最重要的代表而受到猛烈抨擊,幾乎每一種理論思潮的興起都從批判阿諾德的某一方面開始(陳后亮140—148)。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阿諾德所建構的批評原則確有很多問題。比如他過于重視文學的思想內容,只把詩歌視為一個裝載思想的容器,卻對語言形式不感興趣,“很少表現出對詩歌中的語調、音色、節奏或語言游戲的敏感”(Willinsky 356)。他強調文學的最高成就是對生活的批評,但他的目光主要集中于詩歌,特別是荷馬(Homer,900 BCE—701 BCE)、但丁(Dante Alighieri,1285—1321)、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等人的經典之作,卻對散文作品,尤其是當時蓬勃發展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缺少認識。他所提出的“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和思想”的說法更是被經常拿來批駁。正如瑪喬瑞·嘉伯(Marjorie Garber)所指出,這個說法有兩個假定前提都值得懷疑,一是“世界相對較小,而批評家的閱讀范圍又要足夠寬泛”,二是批評家需要掌握普遍價值標準才能鑒別好壞,而這顯然是“一個幼稚的想法”(Garber 27)。

阿諾德最受人詬病的一點就是有關公正無私的批評觀念。比如維林斯基認為:“阿諾德所要求的公正無私,與其說是一種對私心的掩飾,不如說是一種將批評置于黨派之爭之上的偽裝,以便保護其探究事物真相的愿望”(Willinsky 359)。伊格爾頓更是多次批評這個觀念的虛假性,認為它在本質上具有“高度精英主義和排外主義”的傾向,卻又把自己裝扮成是普遍適用的,“它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明擺著的利害關系。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既得利益者才會沒有私心,只有那些與文化休戚相關的人、那些有文化資本的人,才有資格參與某種‘無利害性’的話語形式”(伊格爾頓、博蒙特181)。如果說無利害性的批評姿態在20世紀上半葉還能勉強維持的話,那么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它卻再也難以維系。隨著學生運動、民權運動以及女權主義等各種社會運動的爆發,各種貌似公正合理的文化制度都逐漸暴露出其與主導霸權結構之間的同謀關系,所謂公正無私的批評原則從根本上受到質疑。恰如伊格爾頓所說:“一個事實越來越難以掩蓋,即那些被稱為不偏不倚的學術機構——即人文學術機構——實際上被直接鎖定在技術主導、軍事暴力和意識形態合法化的結構之中”(Eagleton 1990:30)。阿諾德把“無關政治”當作批評的知識合法性前提,而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理論家卻普遍認為這是一種虛偽姿態,因為所有的理論和知識都是受利益影響的,人不可能擺脫一切立場來看問題?！巴耆珒r值中立的陳述是根本不可能的”(Eagleton 2004:12)。無論哪種閱讀文學,都是在使用文學,因為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和解釋在某種程度上必然總是帶有自己的關切。阿諾德認為文學和文化研究的目的應該致力于文化和社會改造,這一點沒有錯,但他沒有看到文化并非對所有人都是客觀中立之物,沒有看到文化背后隱含著各種權力結構。當他宣稱要把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和思想普及開來的時候,也就是把自己默認的有關“最好的知識和思想”的標準和價值觀念強加給了別人。

由此可見,雖然阿諾德一再堅持文學批評不應該帶有任何實用目的,但他的最終意圖還是在于如何使用文學。然而阿諾德的尷尬之處在于,雖然他對文學批評的功能寄予厚望,但由于他從根本上把文學批評改造為一項遠離塵囂的專業學術活動,也就等于對它間接進行了功能性閹割,使其最終變得軟弱無力。所以伊格爾頓認為,阿諾德對于文學批評走向學科專業化所發揮的作用是矛盾的,他說:“批評的學術化為批評提供了一個制度基礎和職業架構;但出于同樣的原因,它也標志著批評最終脫離公共領域被封存起來了。批評通過政治自殺保證了自己的安全;其學術制度化的那一刻,也是其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力有效消亡的那一刻”(2018:92)。在伊格爾頓看來,資本主義發展到阿諾德所處的維多利亞晚期階段已經是危機重重,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商品邏輯對文化生活的影響也已越來越大。試圖在這樣一個社會重現18世紀的那種公共領域,恢復批評家對于塑造公共理性和道德品格的影響,“顯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幻想”(同上108)。

三、伊格爾頓對阿諾德的再認識

阿諾德堅持認為,批評不是藝術創作的侍女,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批評的功能是同時提供一種非常寬泛的文化服務”(Peltason 755)。雖然阿諾德被視為現代文學批評的奠基人,但他并非后世意義上的職業文學批評家。他有關文學的討論基本都發生在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英國社會具體問題的爭辯之中,大部分著述都是對報紙雜志的報道和評論的回應。他希望用文化產品本身無法或不愿使用的術語來談論文化產品,并以此帶來一些社會革新,即所謂的“希臘化”。文學批評既要有專業權威性,同時又能對整個社會產生作用,這是整個批評事業的合法化條件。如果它不能滿足這兩點,批評就會失去意義。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又是悖論的,因為如果它在專業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就會導致它與公共生活之間的聯系被切斷,失去公共功能。反之亦然,如果過多介入社會批評,它又有可能變得不夠專業。如何在專業性和公共性之間維系平衡,這是自阿諾德以降需要文學批評家們不斷去解決的難題。

在阿諾德看來,文學是對生活的批評,好的文學可以塑造靈魂和品格,文學批評不僅是為了滿足閑情雅致的好奇心,更是攸關社會未來命運的嚴肅事業。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來說,文學教育能夠保障未來安全。他把英文教育視為對底層勞動階級進行文化改造的工具,避免他們出于對更大政治權力和物質利益的迫切渴望而發生社會暴動。恰如嘉伯所指出的,雖然阿諾德的這些想法如今聽起來是“錯誤且不可能實現的”,但它是“基于一個前提認識,那就是詩歌和文學不可或缺,且意義重大”(Garber 28)。

隨著后現代思潮的消退以及所謂理論熱的趨冷,越來越多的人又逐漸開始對阿諾德產生同情性的理解,他的很多理念又從廢棄思想的倉庫中被翻出來認真審視和重讀。在這方面,伊格爾頓的表現比較典型。如前所述,伊格爾頓在早年對阿諾德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在20世紀80年代的兩部經典著作——《批評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1984)和《文學理論導論》(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1986)——都用很大篇幅來批判阿諾德,尤其是其用“無利害性”掩飾的虛偽姿態。但從90年代末開始,伊格爾頓對阿諾德的肯定性評價明顯多了起來。特別是在其1996年為《文學理論導論》第二版撰寫的后記中,他開始部分收回在第一版序言和結論部分曾經對阿諾德及其自由人文主義的批評。他說:“無論是試圖從方法還是從對象出發來界定文學研究的做法都注定是要失敗的[……]區別一種話語于另一種話語者既非本體論的亦非方法論的,而是策略上的。這就意味著,首先要問的并非對象是什么或我們應該如何接近它,而是我們為何應該要研究它”(Eagleton 2004:183)。他認識到,對文學研究這個學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研究的對象和方法,而是研究的意圖?！把芯渴裁础焙汀霸趺囱芯俊倍际谴我?“為什么要研究”才是第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它甚至已經決定了另外兩個問題的答案。這也正是阿諾德把“批評的功能”定為他那篇影響深遠的著名文章標題的原因。

阿諾德毫不掩飾他所認為的文學批評的功用,那就是學習和宣傳帶有普遍性的人類價值,用經典作品來塑造人的靈魂,使其成為道德上更好的人,進而有助于社會和諧穩定。這也是被各種后現代理論最猛烈抨擊的地方,因為其所謂不偏不倚的姿態完全是虛假的,它所宣傳的普遍價值只是代表特定階級和群體,間接服務于壓迫性權力結構的再生。伊格爾頓對此做過很多有力批評。但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伊格爾頓卻開始認識到,對自由人文主義持續30多年的理論批判雖然“全然不錯”,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是很壞的”,因為“人文學科也庇護了某些被日常社會粗魯地擯棄了的可敬的、髙貴的價值,培養了——無論以怎樣的唯心主義/理想主義的偽裝——對于我們現行生活方式的一種深切的批判,并且在促進某種精神性的精英主義之舉中至少是已經看透了市場的虛假的平等主義”(同上207)。自由人文主義確實有很多需要批判的地方——本質主義、精英主義、文化霸權主義等等——但完全否定它的價值也有不恰當之處。后現代思潮所帶來的文化相對主義、價值虛無主義以及對差異政治的無限崇拜等,給人文學科自身帶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很多人開始看到,人文學科不能再照這個樣子繼續下去了,對自由人文主義的批判雖然不能說已經完成,但也是重新檢視它的遺產的時候了,尤其是其有關普遍價值的這一假定?！叭绻膶W今天仍然要緊,那這主要是因為,在很多保守成規的批評家看來,在一個分裂破碎的世界上,文學乃少數這樣的地方之一,這里某種普遍價值感仍可得到體現,這里,在一個污穢卑下的世界上,罕見的超越之光仍可閃現”(同上208)。伊格爾頓在此所說的這句話多么像是出自阿諾德之口!他已經認識到,“人文主義對于種種共同價值的信念中所蘊含的慷慨又必須得到由衷的承認”(同上)。當然,伊格爾頓并非完全回到阿諾德的立場,他雖然認可了后者對于“普遍價值”的堅持,卻對其內涵持保留態度,認為不能把“一個仍然有待于被實現的計劃、一個讓世界在政治和經濟上被一切人共同享有的計劃,與一個尚未被如此重建出來的世界的‘普遍’價值混為一談”(同上)。在階級社會沒有被消除、一切壓迫性的結構及其再生機制沒有被摧毀之前,那些讓這種普遍價值得以繁榮的物質條件就不會出現。

與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各種批評理論相比,阿諾德的批評觀缺乏自我反省意識,不能對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框架進行批判性的反思,也意識不到它對“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和思想”的普世主義主張帶有本質主義和文化霸權的印跡。它所設想的基于普遍人性的價值標準并非普遍和絕對的,而是一種階級觀念,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所謂的普遍人性不過是按照17世紀以來逐漸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形象塑造出來的。正如后來阿爾都塞所指出的:“當‘新生的’資產階級在18世紀傳播關于平等、自由和理性的人道主義意識形態時,它把自身的權利說成是所有人的權利要求;它力圖通過這種方式把所有人爭取到自己一邊,而實際上它解放人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剝削人”(Althusser 1964)。自由人文主義號召人們從一個無階級、無性別、無種族、無利害的普遍主體位置上去閱讀文本,實際上卻是用歐洲白人、男性、資產階級、殖民者的優勢話語去遮蔽處于弱勢的他者群體的聲音。以至于有人憤怒地如此聲討:“直至今天,一切人文主義都是帝國主義的。他們嘴上說的是全人類,腔調卻是出自一個階級、一種性別或一個種族”(Davies 131)。故此,幾乎所有后現代思潮都堅決否認阿諾德所設想的那種可以超越具體社會歷史語境的超驗主體,而是強調權力關系對主體的建構性,以及在不同社會語境下的主體經驗的差異性。差異取代了普遍性和同一性,成為后現代政治的關鍵詞。然而自90年代之后,伊格爾頓逐漸對這種后現代的差異政治越來越產生懷疑,他指出:“放棄對一個正義社會的想象,要比欺騙壞得多,默許當代世界這驚人的混亂局面也是如此”(2005:3)。后現代思潮戳穿了自由人文主義的虛偽,卻也粉碎了它對美好社會的幻想,制造了價值混亂。伊格爾頓在2012年初版的《文學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中進一步指出:“并非所有普遍性范疇或者一般性范疇都必定是壓迫性的,正如不是差異性和獨特性都站在天使這邊”(2017:21)。本質主義并非十惡不赦,看到身份的建構性以及身份經驗的差異性并不必否定人們“身上一切‘可愛’的地方”(同上)存在共性。后現代主義以決絕的精神堅決主張廢棄一切本質主義的信條,但在伊格爾頓看來,“后現代主義并沒有抓住唯名論和傲慢權力之間隱蔽的密切聯系。它并不理解,本質主義的所有黑暗目的中包括了保護個體的完整性以抗拒主權的強求[……]”(同上20)。

甚至對于阿諾德要用文學教育來安撫和改造勞工階級的計劃,伊格爾頓也表示出了更多理解:“文學可以鼓勵工人階級男女通過閱讀產生的共情超越其自身境遇,這將有助于培養忍耐力、理解并增進政治穩定性,也有助于男男女女通過文學來豐富生活體驗,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補償現實的慘淡。文學可以讓他們把注意力移開,因而不再憤怒的追究剝削的真相”(Eagleton 2004:70—71)。他指出,我們不能把文學與實用性對立起來,即便在現代社會中,“被人們稱之為文學的作品仍然具有某些不可否認的實用功能?！?同上88)使用文學來進行道德教導和勸誡、實現某種意識形態目的,這是文學的古老功能。當然,伊格爾頓在此并非贊同把文學和批評都改造成道德教條和政治宣傳,而是強調文學以及文學研究的現實功能是其存在合法性的基礎。有價值和非實用性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反對任何對文學的使用乃是“出于自由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的偏見”(同上78)。

在1990年出版的《理論的意義》(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一書中,伊格爾頓曾指出:“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批評的歷史可以發現,每當它變得重要的時候,恰恰是它開始談論自身之外更多事物的時候。理論,這個神秘而神秘的實體,現在代表著那個潛在時刻。它代表著兩種選擇: 一種是以更廣泛的相關性方式走出去,另一種則是允許批評被分流到一個與社會沒有實質聯系的、純粹的技術官僚的立場上”(Eagleton 1990:83)。這句話實際上也點明了阿諾德在當時的意義。一方面,他讓文學批評在學院內獲得專業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又堅持文學研究要有社會關懷,要“談論自身之外更多事物”。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才是文學研究能夠發揮社會功能的關鍵。

余論: 阿諾德對今天的啟示

阿諾德雖然推崇“公正無私”的批評原則,但實際上他心目中的批評家絕非超然于物外、對社會不負責任的人。如一位批評家所指出,阿諾德其實主要關心的是“批評家——即知識分子——在文化和社會中的恰當作用”(Marks 19)。他們不是文學的寄生蟲,也不是黨派利益的代言人,而是對自己的時代和整個社會的未來抱有深切感懷的人文主義者。他呼吁批評家不帶偏見、不謀私利,要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健康狀況充滿關切。他們不只是文學專業知識技能的講解員,“沒有被任何狹隘的技術興趣模糊視野,能夠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整個文化知識景觀進行考察”(伊格爾頓2018:61)。

伊格爾頓曾說:“從方法論上說,文學批評是一個‘非學科’”(Eagleton 1984:172)。它之所以經過阿諾德的努力之后逐漸被確立為一門學科,不是因為找到了可靠的研究方法,而是因為阿諾德為其確立了工作原則和功能。在宗教式微、英國社會又因為各種復雜尖銳的社會矛盾而面臨分崩離析的時候,他給出的有關文學批評之功能的承諾讓人們暫時看到了希望。在阿諾德這里,批評只有在它涉足文學之外的問題時才有真正意義,因為文學不只是空想之物,它更是一個媒介和窗口,表達了一個時代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深切關注。但從T.S.艾略特和I.A.瑞恰慈等人開始,直到20世紀中期的新批評、神話研究和結構主義詩學,批評家卻越來越關注批評的實用技能,從寬泛的文化批評向嚴謹的實用批評轉變。從方法論上來說,文學批評的學科專業屬性不斷增強,在知識生產的科學性方面,它也逐漸能夠向它的科學同行看齊,成為大學里面一個知識生產部門,變成一個純粹專業化、學術化的活動,但另一方面,它也越來越失去了批評的社會功能,“公共批評被學術批評所取代”(Culler 3)。文學批評沒有社會功能的指責正是由此而來。文學批評必須在專業知識生產和社會公共關懷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它的存在合法性才能得到穩固。但這個平衡又注定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被不斷打破,需要不斷被重建確立。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重新反思阿諾德的批評思想,并不是為了復活他所設想的那種批評原則和功能,而是為了從他那里尋求借鑒意義,思考如何為今天的文學批評“確立(新的)道德、智力和社會責任標準”(Marks 32),并重新找到能夠回應當下質疑的合法性辯護,畢竟阿諾德堪稱我們的“桂冠詩人”,因為他“既為這個學科設定了理想抱負,也決定了它的尷尬處境”(Peltason 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