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學視域下近代中英出使日記人物話語引語研究

劉 黎

(1.四川外國語大學 翻譯學院, 重慶 400031; 2.重慶交通大學 外國語學院, 重慶 400074)

清朝中后期,清廷奉行之“閉關鎖國”政策不斷受到挑戰。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政府連續派出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和阿美士德使團(Amherst Embassy)訪華,企圖打開中國大門;及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國門被炮火轟開,被迫與世界列國對話。1866年(同治五年),總理衙門派出斌椿使團赴歐洲游歷。此后近半個世紀,清廷多次遣使出洋,足跡踏遍英、美、法、德、俄、意、荷、瑞、日等多個國家。近代以降的中西交涉與互動留下了數量眾多的日記、報告、畫冊等記錄文獻和游歷著作。以馬戛爾尼使團為例,該使團留下的日記、傳記、回憶錄、報告、畫冊等文字圖像資料達20余種。清朝后期政府派出的外交使節和專使也留下一大批游歷著作,其中的出使日記多由使臣“排日記事”寫就,既具歷史現場感,又有記錄者的個性流露和情感表現,極具歷史價值。不過,“史料”似乎成為出使日記的唯一“標簽”,其展現的歷史面相常為人樂道,但自身的敘事特征或文體特點卻鮮有人問津。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大文學”概念,并以此關照私人日記的文學性與社會文化意義[1-3]。若以此眼光比較性地看待近代中英使臣的兩份日記——郭嵩燾使西日記和馬戛爾尼訪華日記,可發現兩者在人物話語呈現方式上具有巨大差異:郭嵩燾日記多用直接引語,而馬戛爾尼日記里幾乎全為間接引語。這一巨大殊異不應被簡單地視為敘事方式的不同,它還關涉豐富而復雜的社會文化歷史因素。

一、大文學觀:出使日記研究的新視角

“大文學”乃針對“純文學”而言?！凹兾膶W”旨在捍衛文學的純粹性,認為文學應該為藝術而藝術、不牽涉社會現實因素,故文學作品應使用詩學的、文學化的語言而非日常語言或應用文字。然而,古今中外,文學的實況繁復多樣,其內涵和語言形式變動不居,很難隔絕于社會之外。因此,有學者認為,“純文學”只是文學創作所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在現實社會生活里,文學不是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就是被商業化和娛樂化,實際上一直沒有“純粹”過[4]14。

有鑒于此,大文學觀應運而生?！按笪膶W”并非新事物,早在1909年,日本學者兒島獻吉郎就提出了該說法,這應是“大文學”一詞見諸學術論著的最早例證[5]54。隨后,謝無量借助這一日本學術概念,在1918年出版的《中國大文學史》里將文字學、經學、史學等均納入文學,以“大文學”泛指中國傳統的各種繁雜文字現象[1]93?？梢娺@一時期“大文學”之“大”體現為對文學范疇的擴容。近年來,“大文學”舊話重提,則往往蘊含著另一層意義,即從更廣闊的視野來關照和闡釋文學現象。例如張毅[4]8贊譽《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一書體現出不問東西、會通古今的“大文學”思想,“將具有科學傾向的社會歷史研究與具有審美性質的人文心態研究融合在一起,開拓出文史哲貫通的學術發展新路”。傅璇琮主編的“大文學史觀叢書”、趙明等主編的《先秦大文學史》[6]和《兩漢大文學史》[7]等書無不將文學研究提高到文化歷史研究層面,打通了文學與相鄰學科的壁壘。大文學觀突破了審美的“小純粹”,進入了時代的“大歷史”[8]57,憑借其文學范疇和文學研究視野的兼容性與寬闊性召喚出新的學術視野和方法。

在大文學觀視野下,日記這一既往被排除在文學范疇之外的作品被賦予了新的文類定位和研究潛質。李怡[1]93認為,日記不僅屬于隱藏著深刻歷史意識的“歷史”,還屬于個人的感受、情懷與理想,洋溢著一種與情感、思想、想象有關的文學性,更能折射時代印記和社會歷史關懷的諸多內容。循著這一思路可以認為,近代中英出使日記不僅僅是社會歷史文獻的補充,也是體現使臣主觀意志和出使當時社會歷史諸多面相的文學形式。是故,本文擬從出使日記人物話語引語切入,挖掘與人物引語形式融會貫通的時代背景因素,拓展出使日記的研究范圍與研究價值。

二、中英出使日記人物話語引語比較

“人物話語”通常指人物自身的講話和思想,也包括由敘述者轉述的講話和思想。在文學作品中,表達人物話語的常見形式包括直接引語、自由直接引語、間接引語、自由間接引語。其中,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是中國傳統小說里的常見形式,自由直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則是伴隨著自晚清西洋小說的譯介和本土小說的革新逐漸成長起來的新形式[9]22。前兩者通常表達人物的講話,而后兩者則多用于表達人物的思想或心理。出使日記作為出使行程的日常性記錄,以引語形式表現的多為人物講話或對話,對人物(特別是日記作者以外的人物)思想或心理涉及較少,故本研究討論的人物話語形式主要涉及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兩類。

本文選取英國首個正式訪華使團特使馬戛爾尼的訪華日記和清廷首位駐英公使郭嵩燾的出使日記為研究對象。馬戛爾尼訪華日記是馬戛爾尼對1793年英使團訪華行程的記錄。馬戛爾尼是典型的18世紀英國精英代表,早在1764年出使俄國時便養成書寫日記的習慣。馬戛爾尼訪華日記被視為該使團最出色的記錄[10]42-43,也被使團其他成員參考引用,具有較好的接受度與代表性。本文使用的訪華日記版本是香港大學學者克萊默-賓(J.L.Cranmer-Byng)根據東洋文庫保存的日記手稿整理而成的《訪華使團:馬戛爾尼訪華日記 1793—1794》(AnEmbassytoChina:LordMacartney′sJournal, 1793—1794)[10],此書出版于1962年,并于2000年重印,以下簡稱馬氏訪華日記。編者坦言,與原始手稿相比,此書除了少量已注明刪減的句子和按現代閱讀習慣對拼寫、標點符號和日期表述方式進行的修改,其余均與原稿一致,稱得上馬戛爾尼日記的準確再現[10]13。郭嵩燾出使日記是郭氏于1876—1879年任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后兼使法國)留下的記錄。郭嵩燾出洋赴英,緣于光緒元年(1875年)英國駐華使館翻譯官馬嘉理(A. R. Margary)在云南被殺,清廷當派大員“通好謝罪”[11]23。自此,郭嵩燾成為常駐西方國家的首位中國外交官。就晚清出使日記而言,先行者的日記往往成為后來者的案頭必備品和工作指南[12]92,郭嵩燾的出使實錄也是啟迪后作之典范,在眾多晚清出使筆記中負有盛名。本研究選用鐘叔河、楊堅整理出版的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13],該書據郭氏手稿過錄編次印行,對手稿文字未作任何改動,可展現日記人物話語原貌,以下簡稱郭氏出使日記。

對兩份日記人物話語進行分析發現,馬氏訪華日記的人物話語多用“tell/say/ask/answer/add/repeat/reply”等詞語及其變體引導,郭氏出使日記則以“曰/言/云/謂/問/答”等詞作為先導。以上述詞匯為關鍵詞進行語料統計并加以人工辨識,可得到兩份日記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的使用情況。在馬氏訪華日記里,相關關鍵詞引導的人物話語共251處,其中直接引語7處、間接引語244處,后者占絕對多數(見表1);在郭氏出使日記里,情況則剛好相反,相關關鍵詞引導的人物話語共1563處,其中直接引語1234處、間接引語僅329處(見表2)。

表1 馬氏訪華日記人物引語統計

表2 郭氏出使日記人物引語統計

馬、郭日記引語之懸殊并非特例,按同樣方法對同類中英文出使日記引語進行統計,也能得到大致相同的發現①。耐人尋味的是,馬氏訪華日記曾于1916年被劉半農譯為中文,漢譯本一改原文間接引語一統天下的人物話語模式,以“曰”“言”“問”等詞引出的直接引語占據了大部分。劉半農以直接方式呈現人物話語,固然有活潑敘事風格、增強可讀性的考量[14],但從他在譯序里對有清一代出使日記的筆削褒貶來看[15]序1-2,劉半農對此類著述博識多通,在翻譯馬氏訪華日記時,受清使日記慣用直接引述的影響也在所難免。概言之,近代英出使日記的人物話語偏重間接引語、清臣出使日記偏重直接引語。

三、中英出使日記人物話語模式差異探因

在柏拉圖(Plato)《理想國》第三卷里,蘇格拉底(Socrates)指出言語表現有兩種方式——敘述(diegesis)和模仿(mimesis)。在“敘述”方式里,詩人處處出現,從不隱藏自己,用自己的口吻講故事;而在“模仿”方式里,詩人使自己的聲音笑貌與故事角色融合,用角色的口吻講話[16]96-98。敘述和模仿的兩極分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美文學批評中,重新以“講述”(telling)和“呈現”(showing)的概念表現?！爸v述”是由敘述者起中介作用的描述,通常采用議論、概述等方法;而“呈現”則是事件和對話的直接顯示,敘述者仿若消失了一般,讓讀者從自己的所見所聞中得出結論[15]110。從人物話語的角度看,敘述或講述與本文討論的間接引語相關,模仿或呈現與直接引語相關。作為話語表現方式,講述和呈現孰優孰劣,言人人殊。拉伯克(Perry Lubbock)把“呈現”樹為敘事虛構作品應追求的最高理想,認為只有把故事展現到讓它自身在談話時,才有小說藝術可言;而布斯(Wayne C. Booth)則在其《小說修辭學》一書里反對拉伯克的觀點,并為“講述”這一方法辯護[17]110。這些從敘事本身出發的闡釋與爭論盡管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們對闡明某一話語方式在特定作品里偏向性使用的原因并無多大意義,因為無論是“講述”還是“呈現”,都不是絕對的好與壞,更多地使用某種話語方式不是因為話語方式本身的優劣,而是在于它們在作品中發揮的功能。也就是說,從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自身特點這一文學本位的角度去解釋中英出使日記人物引語的殊異,似乎說服力不強。

大文學觀的一個鮮明特色是突破以往分門別類的學科規范,將文學與其他學科融會貫通,以此營構審視文學現象和文學問題的多樣化視角。其啟示意義在于,研究者對于中英近代出使日記人物話語的探討,不妨跳出文學敘事的層面,從出使日記產生的時代、歷史、文化背景加以關照。下文擬從文學以外的社會文化因素探討中英出使日記人物引語之差異,具體而言,從兩類日記之撰寫動機和主流書寫方式對日記書寫所施影響兩方面加以較析。

(一)出使日記之撰寫動機

晚清使臣出洋與近代英使訪華,雖然都用日記記錄異邦見聞,但兩類日記的撰寫初衷迥然不同,這是影響人物話語模式的一個原因。

1.作為公務咨報的清使日記

晚清遣使出洋,是“憂于變局之患,出于時勢之需”[18]60的無奈之舉,其緣由直接關聯兩次鴉片戰爭之慘敗。國體受辱、迫于多方壓力而成行的乘槎出使,自然有著急于體察外情以知己知彼的功利性目的,而出使日記作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呈遞于上、以待檢閱便是應有之義。清臣出使日記從一開始便是奉命之作。同治五年(1866年),總理衙門要求首位出洋隨訪的大臣斌椿“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19]2。同樣地,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離國前也與總理衙門初步議定“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開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為之”[20]3。到光緒三年(1877年),總理衙門上奏朝廷,要求出使各國大臣務必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咨送呈衙門備案查核,正式把出使日記匯報制度確定下來?？梢?清臣出使日記與一般私人日記不同,它不具私密性,寫作伊始便注定其將流播于清王朝的權利階層內部,其性質與其說是個人書寫,不如說是公務咨報。

清臣出使日記既被賦予了“討論西洋事宜”“以資印證”等官方使命,那么日記書寫的要義便是細致入微、原滋原味。上文已述,直接引語具有模仿、呈現的功能,它能提供更詳細、生動的信息,造成模仿事件的假象[17]111。以郭嵩燾初次使用聲報(電話)的情形為例:

例1 令德在初居樓下,吾從樓上與相語,其語言多者亦多不能明。問在初:“你聽聞乎?”曰:“聽聞?！薄澳阒X乎?”曰:“知覺?！薄罢垟禂的孔??！痹?“一、二、三、四、五、六、七?！蔽┐藬嫡叻置?。[13]326-327

郭嵩燾初涉以聲光電化為表征的西方現代世界,對西洋電氣的廣泛取用既深感新奇,又困惑不解。他在電氣廠參觀時看到新發明的電話機,盡管經專業人士詳述原理,仍坦言“其理終不能明也”[13]326。于是郭嵩燾親自上陣,與德在初操作一番,并將你問我答的通話過程依樣照錄。如此一來,電話這一新鮮物事的使用、功能和效果得以真切呈現,達到洞察西洋奇技的目的。

清廷命官肩負審國勢、覘外情的神圣使命,忠實紀錄海外見聞以期裨利國家是他們的本分。然而,出洋官員從以單一帝制觀念為主導的晚清王朝踏入異質的多元化西方世界,兩相對比之下,對天朝帝國的日薄西山和西洋列強的蒸蒸日上大多心知肚明。出使日記寫成之后均須上呈御覽,且多被刊印出版、流播于朝廷士林,言語措辭尤須謹慎得體,以免落人口實。如何書寫日記方能既為挽救帝國命運進言獻策、又避免因過度凸顯感性情緒而授人以柄,便成為使臣們左右為難的棘手問題。晚清外交家薛福成曾感嘆出使日記寫作有三難,其中一難便是:“中西通好,本系創舉,非摯四千年之史事,觀九萬里之全勢,無以通其變而應其機。偶有論說,抑揚稍過,恐失其平,或致議者之反唇,或啟遠人之借口;比斟酌夫理之當然,勢之必然,權衡輕重,不可稍有偏倚?！盵21]60薛氏之言清楚地表明了晚清使臣寫日記時瞻前顧后、如履薄冰的心態。

郭嵩燾曾將上海至倫敦51天的日記輯成《使西紀程》,因在書中對英國多有褒贊,引來諸多非議,后來該書慘遭毀版,郭氏亦被撤職遣返,此事成為后繼者之儆戒。人們多認為郭氏直言不諱、言辭激進、不避時諱,故罹此厄運,但郭嵩燾身為上流士大夫,宦海沉浮多年,對上之策豈有不知之理?！妒刮骷o程》之毀版,個中原因相當復雜,在此不作詳述。本文意在指出,《使西紀程》被毀不能簡單歸因于郭嵩燾不諳記述之道,正好相反,我們可以發現郭嵩燾非常懂得利用敘事方式規避風險。試看以下兩例:

例2 馬格理言:“西洋交兵,不殺俘虜。其在官者,皆有文憑佩之身;被俘出示文憑,則以官禮處之。飲食居處,以官為差?；蚺c約不任戰事,即縱遣之。被俘者不允所約,則禁制之使不得逃,俟戰事畢釋歸?；蛟什蝗螒?及歸,又請領兵,主兵者責其失信,常至罷黜。蓋各國常視彼此所以相處之厚薄以為報,不欲失信于敵。既允不任戰而又遣之戰,則以后被俘者,敵人皆引為前鑒而不復縱遣之,而承其害者多矣,而又有失信負約之名,故于此常不敢違?！币嘁娢餮罅袊匦琶髁x之近古也。[13]58-59

例3 土耳其黜其丞相密得巴沙于意大里,得《代謨斯》新聞錄畢〔密〕得巴沙上土王書,為其獲咎之由。書稱:近改定章程,原期君民上下各依分量行之。即此三十年來所下號令,連章累牘,曾實行一二事否?吾固未之有也。其弊由于驕矜粉飾,上下相蒙,但有貢諛之言,未聞有一逆耳之語。凡所事事,全不一依分量行之。我于今直是要做到盡處,不爾,即甘求黜退,毋為混跡于此也。土王怒而黜之。觀其所言,深中中華自明以來五百馀年之弊。無怪威妥瑪言:“土國弊政無他,止是一切皆成具文,與中國如出一轍?！闭徳昭砸?可為三嘆。[13]119-120

在例2中,郭嵩燾詳細引用馬格理對西洋交兵不殺俘虜、且俘虜被釋后絕不失信重戰的介紹,展現西人講信用、重誠信的特點。在例3中,郭嵩燾從報紙上得知土耳其前首相密得因上書言弊而遭“土王”(即蘇丹)罷黜,由此引用英國前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對中、土兩國弊政之對比,為中國之弊政誤國敲響警鐘。不管是對英國敦信明義之贊賞還是對土國弊政以人及己的批評,均不適合從郭嵩燾這類清帝國海外代言人的口里直接說出。郭嵩燾的處理方式是以實錄方式引述他人話語,順帶引出自己的總結或評論,這不能不稱作一種兼善之策。直接引語具有責任分離的功能,通過指明說話者并直錄其言談,一些敏感話語的責任歸屬便分明起來,這也為晚清使臣在跋前疐后、動輒得咎的兩難處境中尋得一些保全自身、規避風險的空間。

2.作為個人書寫的英使日記

清使日記是官方強制的應景之作,為力求真實、規避風險,對人物話語的記錄多以直接引述為主。英使日記則是另一番景象。

英使出訪也須向上級通報出使情況,他們一般在行程中以信函等方式隨時報告,回國還要提交正式報告。比如英使馬戛爾尼曾在浙江、杭州、廣州等地寄函給東印度公司主席或英國外務大臣匯報出使情況,使團回國后,副使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撰著了一部官方報告向民眾交代出使情況。他們在行程中也會記錄日記,但日記并非強制呈上的文件。有學者按書寫目的將日記分為三類:一是為自己而寫,這類日記是純粹的私人文獻;二是作為擬發表的文學作品來經營,即文學創作;三是出于工作需要為他人而寫,即工作或經歷的記錄[12]90。夏曉虹[22]14也將日記分為“為他人而寫”和“為自己而寫”兩類。如果說晚清使臣日記可歸入“為他人而寫”一類,那么近代英使日記則可歸為“為自己而寫”一類。是否寫、如何寫、寫什么,完全由自己決定,沒有外部的壓力和干涉。馬戛爾尼坦言在訪華途中寫日記“一供將來追憶往事,二為艱辛疲乏的行程中打發時間”[10]44。這類日記寫好之后如何處置也由作者做主。馬戛爾尼不愿公開日記,手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家人保管;阿美士德使團特使的訪華日記至今仍未出版,該使團副使小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的訪華日記僅在私人朋友范圍內少量印制,第二副使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則公開出版了其訪華日記?？梢?英使日記與清使日記有很大不同,是一種私人化的寫作。

沒有了官方強制與制度拘囿,英人出使日記的書寫則顯隨意。他們同樣看重記述的真實性,如馬戛爾尼在日記里一再強調其記錄完全真實,并聲言所寫所記均按事件留下的印象表達[10]219,但他們無須像清廷使臣那樣靠大量引用人物話語營造真實感。此外英使在日記里也沒有抑揚稍過便會引禍上身的顧慮,因而不用刻意引用他人話語以求自保。從敘事學角度看,引語方式會影響敘述速度。通常而言,直接引語敘述速度較慢,甚至不時出現敘述停頓;間接引語敘述速度較快,時間跨度也較大。也就是說,若按日記事后回憶、記錄這一特質,間接引語更能達到流暢通順、一氣呵成之效果。試看下例:

例4 In the course of this conversation, which lasted a considerable time, he asked me several questions relative to our voyage — where we had stopped on our way, and for what purposes. Having mentioned our putting in at Tourane Bay, in Cochin China, for water, he observed to me that that country was a tributary and dependence of China. He inquired how far England was from Russia, and whether they were good friends together, and whether Italy and Portugal were not near England and tributary to it. I explained to him the distance between England and Russia in Chinese mea-sure, and repeated that…[10]120-121

例4是馬戛爾尼在熱河覲見乾隆皇帝之前與軍機大臣和珅的一次交談。談話中和珅除了客套問候,趁機詢問英國與歐洲各國的關系往來,馬戛爾尼則有問必答,話輪數量多。假設上例談話全部由直接引語展現,將會頻繁更換說話者、重復說話動詞,敘事節奏必將大大放慢。例4采用了間接引語轉述,則顯得主次分明,敘事節奏明快清晰。

概言之,由于撰寫初衷不同,作為公務咨報的清使日記為洞察外情、規避風險不惜去簡就繁,多以直接方式引述人物話語;而作為私人書寫的英使日記則沒有此類顧忌與限囿,多采用更順應記錄日記流暢性的間接方式轉述人物話語。

(二)主流書寫之影響

中英出使日記里人物話語引語的殊異除了受制于兩者撰著意圖之不同,還應該與當時中英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的主流書寫有關。

清使日記雖被明確定義為外交工作的任務之一,但總理衙門只規定了寫作內容和定期呈送備查的定例,對寫作范式沒有硬性規定,更無具體的指導方針[12]90。出使日記與尋常日記不同,其種種掣肘和禁區前文已有論述,寫作之難亦早有人訴諸筆端。如果說后繼者尚可從前人那里尋找可資參考的經驗,那么先行者又該拿什么作參照呢?筆者認為清使日記書寫,特別是其中人物話語的直接引述,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朝廷官方文書的敘述方式。首先,出使日記是奉命寫作的工作匯報,本身具有官方文書的性質。其次,充任使臣的官吏多為熟稔官方書寫之士。有學者考察過晚清駐外使臣的群體構成,甲午戰爭前,使臣的選任主要有兩種:從科舉正途出身特別是翰林中選拔通洋務者出任使臣;或者從通洋務者但不一定是科舉出身者中選拔使臣[23]138。這些人通常具有厚實的中學淵源,在出使之前亦多在朝廷為官,諳熟官方文書之書寫規范。再次,直接引用是清廷官方文書常見的寫作方式。法國漢學家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24]99-100曾指出,清廷文書寫作,不管是奏折、廷寄還是上諭,往往都不是自成一體的單獨文書,而是就某具體事件形成的文書鏈上的一環。這些文書間相互重復、抄錄的現象屢見不鮮,比如回復奏折的廷寄通常以“某奏”或“昨據某奏”開頭,接下來便直接抄錄奏事者的話,連人稱都不作改動,這是典型的直接引語。清廷官方文書里如實照錄的慣用手法極有可能影響到同樣具有官方匯報性質的清使日記書寫。

英使日記里間接轉述的話語模式則應與18世紀后期歐洲興起的科考書寫有關。自大航海時代起,歐洲船隊便出現在世界各處洋面之上,為歐洲新生資本主義尋找新的貿易路線和伙伴。到18世紀末,英國已成為當之無愧的海上霸主,國內工業革命也初現成果。伴隨著英國航海事業的勃興和皇家學會等知識貴族的力推,18世紀后半期,英國公共文化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寫作形式,即科學考察式或博物學式的書寫范式。在這種書寫范式下,人們運用科學方法研究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觀和社會生活,并產生自然史和人種學的分類;這些信息被收集并被置于一個意義重大的等級制度中,再通過正確的描述加以比較和評價[25]66。這種描繪世界的方式假定主體或作者對客觀世界的描述是毫無偏頗的,由此指向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涵蓋所有知識,把一個時間無限、空間廣袤的世界變成受沉思冥想的主體支配的客體[25]66。也就是說,在科考書寫里,書寫者是唯一的主體,其筆下的人與動物、草木山川一樣,是客觀世界的一部分,是失語的他者,等待記述者進行描繪與闡釋。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發生于英國積極向外探索與擴張的時期。在成員構成方面,馬戛爾尼使團有意識地以歐洲域外科學探險團為榜樣,配備了軍事專家、化學家、植物學家、制圖員、機械師、天文學家等專業人員,被稱為“鴉片戰爭前西人以博物學式的方法大量收集域外人文與自然知識的一個重要案例”[26]347。為此,國務大臣鄧達斯(Henry Dundas)曾調侃馬戛爾尼率領的是皇家學會的代表團[26]348。如果將馬戛爾尼使團視作科考團,那么馬戛爾尼的訪華日記就不只是對此次中英交涉過程的記錄,而是一份詳細的域外科考報告。何偉亞[25]68-70曾從博物學書寫的角度考察過馬戛爾尼在日記里對中國的蚊子、蟬和萬里長城的描述、分類、歸納和概括,并指出比這些日常事物觀察更重要的是,馬戛爾尼必須采取種種措施去應對與之打交道的人,把他們進行歸類。也就是說,在馬戛爾尼博物學家的視野里,與之交涉的人與其他客觀事物并無太大差異,都是科考觀察的對象。人在某種程度上已被物化,而被物化的人不具有也無須具有自我言說能力,其話語由記述者代言,自然不必以直接引語形式出現。

四、結語

近代以來數量眾多的中英出使日記通常被視為見證歷史的記錄資料而為學界重視,正因其耀眼的史料價值,出使日記往往被排除在文學作品之外,其敘事、文體等方面的研究價值受到遮蔽?！按笪膶W”概念既拓寬了文學指稱范疇,也豐富了文學研究視角,對出使日記的多樣化探討具有啟發意義。本文依托大文學觀對近代中英出使日記的人物話語進行了分析與探因。研究發現,清使日記人物話語以直接引語居多,這與此類日記洞察外情的寫作目的和公務咨報的文本屬性有關,也與此類日記受朝廷文書照錄慣例的影響相關,直接引語的大量采用體現出清廷使臣在國運不濟之際出洋考察力求真實與規避風險的雙重訴求。英使日記人物話語以間接引語為主,究其原因,除了因英使日記作為私人書寫免于風險規避的考慮而更注重記敘的流暢性,還與18世紀末盛行于英國知識界的科考式書寫不無關聯,展現了由科學和技術支撐的英帝國使臣對域外人與事的物化書寫。大文學觀視角有助于呈現、挖掘近代中英出使日記多姿的文本形態和深厚的社會文化意義,值得學界進一步關注。

注釋：

①比如在阿美士德使團副使小斯當東的訪華日記里人物話語共計279處,除了8處是直接引語,其余均為間接引語;在晚清外交家薛福成的出使日記里人物話語共計90處,其中直接引語68處、間接引語22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