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歸化城稅關與北疆貿易

許 檀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

歸化城作為清代蒙古草原最重要的商業城市之一,是漠北、漠西地區與中原貿易的重要轉運樞紐,其腹地范圍包括漠南蒙古西部各旗及漠北的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和新疆。 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在歸化城設關榷稅,于咸豐四年(1854 年)又將包頭、薩拉齊和托克托城三處增為歸化城稅關的分稅口。 隨著漢蒙貿易、邊疆貿易的發展,該關稅額有較大增長。 經由歸化城輸出的商品以茶葉、布匹和雜貨為大宗,輸入則以牲畜、皮毛等為主。

一、歸化城稅關及其稅收變化

清前期,大量移民開始遷入歸化城,雍正時歸化城土默特一帶已是村落密布,貿易也隨之發展。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殺虎口監督期成額奏言,蒙古地方種植煙葉、雜糧,制造油酒煙等項貨物,“在歸化城一帶售賣,漸成行市”,應予征稅。[1]經部議覆準,“歸化城為蒙古商民輻輳之處,所有煙、油、酒三項及皮張、雜貨等物皆應歸入落地稅內,照例征收。 其駝馬牛羊除進口外,若繞道趕往他省售賣者亦應一體征稅,以防偷漏”[2](卷743,理藩院·歸化城等處稅銀),并規定,在“歸化城適中之地設立總局收稅,于東西南北四處各設柵欄一座,派役稽查”[2](卷189,戶部·關稅)。 其所設四處柵欄,“南柵系殺虎口孔道,北柵通后山部落喀爾喀各扎薩克等處,東柵通察哈爾蒙古八旗,西柵通烏拉忒、鄂爾多斯地方”[1]。

歸化城稅關主要征收貨稅和牲畜稅。 該關設立之初由殺虎口監督兼管,后改由歸綏道兼理,并由山西巡撫隨時稽查。[3](物部·稅課)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將“移入綏遠城之面鋪各行”納入征稅范圍,并于和林格爾、東白塔二處增設稽查稅口,以防繞越偷漏。[4](50-52)經過十多年的調整,歸化城稅關征管制度逐步規范,稅收額也比設關之初有所增加。 歸化城設關之初,“每歲征銀七千兩至八千兩不等”,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以雜稅銀15000兩、牲畜稅錢9000 串定為歸化城稅關之正額。[2](卷190,戶部·關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至四十九年(1784 年),歸化城稅關每年征稅為兩萬數千兩(見表1)。

表1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歸化城稅關征收稅銀統計①單位:兩

清中葉以降,包頭、薩拉齊、托克托因瀕臨黃河而逐漸成為商業重鎮。 但這三處城鎮原本只征牲畜稅,咸豐四年(1854 年),山西巡撫恒春奏請于此三處就近征收貨稅。 經部議獲準,將包頭、薩拉齊、托克托三處增定為歸化城的分稅口,“從口內販來一切貨物,并從口外販入土產等貨”,可“就近在西包頭等處稅廳照例完納,赴歸化城入柵時即驗明放行,毋庸再征”[5](卷238,戶部·關稅)。 光緒年間,歸化城稅關所征稅銀較清中葉有較大增長,如光緒十三年(1887 年)征銀65279 兩、十四年(1888 年)征銀60181 兩。[6](貿易)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山西巡撫胡聘之“添派委員”,協助歸化城整頓稅務,使該關稅收在定額之外“增出額外盈余銀五萬兩”。[7](188)

二、經由歸化城轉運的主要商品

清前期歸化城商人赴新疆貿易須經北路赴烏里雅蘇臺將軍衙門領取執照,乾隆時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亂,設伊犁將軍統轄新疆各地,為鼓勵商人前往,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準許歸化城、張家口等處商民可在本地領照。 歸化城與新疆貿易快速發展,乾隆末年《烏魯木齊雜記》記言:“大賈皆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8]光緒中葉,歸化城成為“一個聚集著不少巨賈富商的地方,他們在這里做著百萬巨額的生意,總共賣出十萬多箱茶葉,將近一百萬匹布及其他物品”。 歸化城最大的商號都是經營北疆貿易,主要往來于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庫倫、古城、伊犁等地。 其中最大一家為大盛魁,該商號自備有駱駝1500 峰,經常往來于歸化城和烏里雅蘇臺之間,單是同蒙古各部的貿易每年即達900 萬—1000 萬兩。 元盛德,有駱駝900峰,年貿易額800 萬兩。 天義德,有駱駝900 峰,年貿易額700 萬兩。 義和敦,有駱駝700 峰,年貿易額五六百萬兩。[9](103,97-98)清末新疆每年從內地輸入貨物“值逾二三百萬”,其中“自歸綏輸入者什之六七”。[10](新疆實業志·商務)

經由歸化城輸出的商品以茶葉、布匹和雜貨為大宗,輸入的商品以牲畜、皮毛、糧食為主。 茶葉是從歸化城輸往西北各地的最大宗商品,主要由晉商經營。 古城是新疆各地的交通樞紐,“口外茶商自歸化城出來到此銷售,即將米面各物販回北路,以濟烏里雅蘇臺等處,關系最重;茶葉又運至南路回疆八城,獲利尤重”[11]。 道光三年(1823 年),烏里雅蘇臺將軍奏稱:“該處各項商賈及蒙古人等所食口糧,向系商民等馱載茶貨前赴古城兌換;其古城商民亦常川販運米面來營兌換磚茶,赴西路一帶售賣。 此項磚茶系由歸化城、張家口請領部票,交納官稅,販運來營貿易,迄今六十余年?！盵12](道光三年十月丁巳)光緒初年歸化城每年茶葉的輸出量為10 余萬箱,主要是磚茶。 其中24塊一箱者供土默特地區,每年銷售4 萬箱;39 塊一箱者運往烏里雅蘇臺,每年約3 萬箱;運往古城的主要是72 塊或110 塊一箱的磚茶;木墩茶和白毫茶則銷往伊犁和東土耳其斯坦及俄國的維爾年斯克、塔什干等地,每年銷量3 萬—3. 5 萬箱。[9](92-94)

布匹、綢緞和雜貨也是歸化城銷往西北地區的重要商品。 如乾隆年間山西右玉縣商人賈有庫在歸化城開設三義號綢緞雜貨鋪。 該商鋪在烏魯木齊的新、舊二城和阿克蘇均設有分號,在伊犁設有“發貨寓所一處”,“各有伙計在彼管事”;僅阿克蘇的分店就有“一萬多兩本銀的貨物”。[4](95)從歸化城運至烏里雅蘇臺的商品,除茶葉外,還有搭連布、大布、粗布、面粉、大米、豬肉和魚。[13](276)科布多的商品“以磚茶、洋布為大宗,其他綢緞、銅鐵、瓷、木各器及日用所需一切雜貨、食物無不備”[14](2339)。 光緒中葉歸化城布匹年銷量近100萬匹,其中有不少系進口洋貨,品種有花旗人頭粗洋布、花旗飛龍斜紋布、斜紋布、細洋布、粗洋布、洋標布、太和羽綾、虎牌嗶嘰等,國產紡織品則有搭連布、大布、土布、曲綢、寧綢等。[9](95,104)歸化城稅則分衣物、用物、食物、雜貨四大類。 《衣物稅則》所列有皮衣皮褲、氈褂絨褂、油雨衣、故衣、帽子、烏綾包頭、帶絳、靴鞋、襪子;《用物稅則》除綢緞布匹之外,還列有氆氌、褐子、絨、棉花、絲線、皮張、銅鐵器、竹木器、瓷器、油漆器、皮革器、象牙器、荊條器、雜草器;《食物稅則》列有煙、酒、糖、蜜、葷味、作料、果品、蔬菜;《雜貨稅則》列有藥材、顏料、香料、紙札、珍玩、銅鉛鋼鐵雜貨、燒料雜貨、絨毛雜貨、零星雜貨等,共計三四十類數百種商品。[15](歸化城稅則)

從歸化城輸入內地的商品主要是駝、馬、牛、羊等牲畜和各種皮毛。 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康熙帝駐蹕之時,看到“歸化城馬、駝甚多,其價亦賤”[16](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丙申)。 道光年間法國傳教士古伯察記述稱:“蒙古人把大群的牛、馬、羊和駱駝趕到那里(歸化城),同樣也用車子把皮貨、蘑菇和鹽巴運往那里?！弊鳛榻粨Q,他們在回程時運走的是磚茶、布帛、馬鞍、莜麥面、小米、炊具,以及供佛用的香。 歸化城“特別以其大宗的駱駝交易而著名,城中主要街道都通向的一個遼闊場地是要出售的所有駱駝的匯集地”[17](150-151)。 光緒年間俄國人記載,蒙古各部全年都有牲畜趕到歸化城出售,“大批的牲畜主要是來自土謝圖汗部的戈壁土謝公旗和墨爾根王旗,其次是由四子王旗和阿拉善王旗的所謂內蒙古人趕來的”[9](102)。

除蒙古人將牲畜趕來出售外,還有大量牲畜和皮毛是歸化城商人從各部落收購來的。 歸化城商人運往蒙古各部的貨物大多以賒銷方式出售,到期以牲畜、牛皮、馬皮、羊皮、馬尾、駝毛、羊毛、蘑菇等來償還。 羊的收購辦法通常是在陽歷六月把商品賒給牧民,來年五月再來收羊;六月羊只收齊后,每一千只為一群,由兩個人負責,趕往歸化城出售。 大盛魁每年從科布多向歸化城輸送的羊有8 萬—10 萬只。 元盛德在科布多還有自己經營的畜牧業,1892 年僅從自己的畜群向歸化城輸送的牲畜就有羊45000 只、駱駝500 峰。 歸化城商人從烏梁海地區收購的主要是灰鼠皮,每年3萬張左右。[13](277,284,341,285)

糧食也是歸化城輸入內地的重要商品。 雍正年間歸化城土默特“五谷豐登,米價甚賤”。 雍正皇帝曾下令在歸化城和黃河岸口建倉,買米存貯,并修造船只, 由黃河運往陜西潼關。[18](雍正三年七月癸亥)乾隆八年(1743 年),歸化城、托克托城一帶“連歲豐收”,而太原、汾州、平陽等府米價昂貴,“自一兩七八錢,以至二兩余不等”。 山西巡撫劉于義在歸化城一帶購糧,由黃河水運,從托克托城之河口鎮至永寧州之磧口,再由磧口“陸運至汾州,每石較市價可減銀四錢,陸運至太原,每石較市價可減銀二錢”[19](30)。 光緒年間,薩拉齊一帶糧價“常賤于內地什之五”,大量匯集包頭鎮,由黃河“浮河而下千一百里達于磧口”[20](189),再轉運晉中等地。

注釋：

①數據來源于祁美琴《清代榷關制度研究》附表5“乾隆朝各關稅收情況表”,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