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研究※

方永恒 張開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710054)

鄉村旅游是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載體,鄉村要振興,發展旅游業是關鍵。高質量發展作為“十四五”時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同樣也是旅游業發展的主攻方向,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是旅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要、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1]。黃河流域作為我國重要發展戰略區域,更應注重鄉村旅游的高質量發展。

由于我國農村地區范圍廣,鄉村環境、稟賦資源、發展水平差別各異,鄉村旅游在各地區發展模式也各有差異,目前關于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背景與內涵、現狀、影響因素和提升路徑等方面。于法穩、黃鑫等人運用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理論凝練了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概念和內涵特征,研究了不同區域鄉村旅游發展存在的問題,強調了包括規劃、資源、技術、人才和保障等關鍵要素[1]。肖黎明、王彥君等人基于鄉愁內涵分析了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分布差異及動態演進,構建了包含環境保護、旅游需求與民生保障等多角度的指標體系[2]。張祝平在分析鄉村旅游高質量形成邏輯之后提出要基于文旅融合理念,依托網絡技術,推動鄉村文旅特色高質量發展[3]。從總體來看,關于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內容體系在不斷擴大,但關于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價研究較為缺少。

當前關于鄉村旅游發展水平測度問題的研究主要涉及可持續發展評價、鄉村旅游競爭力評價、扶貧綜合效益和游客感知等方面。武少騰以省級評價結果為例,測度了四川省可持續發展水平,認為鄉村旅游關鍵在于不斷提升鄉村旅游的競爭力[4]。李妍運用層次分析法構建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根據區劃研究結果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對鄉村旅游的高質量發展進行了分析[5]。孟秋莉在新發展理念的基礎上運用PSR模型與Delphi法,構建了鄉村旅游環境保護評價指標體系[6],孟秀紅也從多維度構建了鄉村旅游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從競爭力的角度測度了鄉村旅游發展水平[7]。唐承財運用實例分析評估了鄉村旅游扶貧的績效[8],陳白壁等構建了鄉村旅游與精準扶貧耦合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從扶貧效益視角對鄉村旅游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研究[9]。黃玖琴采用問卷調查和回歸分析法從游客體驗視角出發探究了鄉村旅游發展績效的影響因素,并根據結果提出了提升鄉村旅游發展水平的措施[10]?？傮w而言,當下關于對鄉村旅游發展水平測度評價研究視角多樣,成果豐碩,但未形成完善的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評價測度體系,沒有很好地將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結合起來。通過文獻查閱并基于CNKI數據庫發現,目前對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通過構建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測度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甄別影響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促進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的一系列舉措建議,以期對相關研究提供借鑒和指導意義。

1 研究設計

1.1 研究區域概況

黃河作為我國的第二長河,發源于青海省巴顏喀拉山脈,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9省區,流域所涉面積廣闊,地理環境復雜多元,流域內人口眾多,其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5。從整體來看,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協同體系尚未形成。黃河流域種植業和畜牧業占比較高,經濟活力相對欠缺,各城市、鄉村區域間未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及集群。流域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狀況明顯,城鄉差距明顯,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使得黃河流域各地區在鄉村旅游市場上競爭力整體較弱,難以協同聯動發展。當前,黃河流域面臨兩大發展機遇:一是隨著文旅融合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居民消費水平的逐漸提高,人們參與旅游的需求也在不斷地增長。同時,受新冠疫情的影響,短距離原生態的國內鄉村旅游又喚醒了人們的消費欲望,使得鄉村旅游市場更加穩固。二是隨著國家政策的高度支持,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已上升到國家戰略,同時《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的發布也加快推動了黃河流域鄉村旅游業高質量發展。

1.2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理念發展為一體的戰略,也為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思路遵循。當下無論是《“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還是《“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都體現了對黃河流域鄉村旅游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生態資源、基礎設施等多方面的關注。因此,也需要從多方面多維度對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評價來構建指標體系。

當下,生態低碳、創新驅動、以人為本和產業興盛四個方面是新時代發展的需求,這為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理論構建指明了方向,為理論構建提供了依據。本文借鑒學界現有研究成果,參考了史麗娜[11]和龍志[12]等人構建的相關指標體系,分別從高質量發展的綠色發展、創新發展、開放發展、協調發展和共享發展的幾個維度確定具體的指標層。

因此,結合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以及黃河流域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借鑒舒伯陽[13]的理論成果,本文從生態基底、智慧轉型、文化賦能和產業優化四個維度,選取了16個具體指標,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基于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實踐性原則和代表性原則將評價指標體系分為四部分。

(1)生態基底。主要從綠色發展視角測度黃河流域生態質量狀況,近年來由于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生態質量對于黃河流域經濟增長的硬約束問題開始顯現,黃河流域作為中國重要的生態屏障與重要的經濟地帶,在發展過程中需要遵循綠色生態優先原則。所以,本文在指標體系構建時考慮環境可持續性發展的要素,主要參考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等指標。

(2)智慧轉型。主要從創新發展視角考察黃河流域鄉村旅游的信息化水平,面向創新驅動的時代要求,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強調“智慧轉型”,中國鄉村旅游通過產業聚集的新業態及信息技術的新應用逐步進入“產業融合、規模經營、全域發展”的 3.0 時代。為實現黃河流域鄉村旅游效益的增長,要注重信息化發展水平,故本文參考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數字經濟主成分(1)注:數字經濟主成分=普惠金融指數* 0.6716+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人數* 0.1896+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 0.0865+移動電話用戶數* 0.0358+電信業務收入*0.0166。、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人數等指標。

(3)文化賦能。主要從以人為本的視角,融合開放發展的內涵來測度黃河流域文化融合水平,文化賦能是提升鄉村旅游附加值的重要突破口,要在挖掘鄉村旅游獨特的人文內涵的基礎上,注重滿足不同游客的精神文化多元體驗要求和物質方面的雙重需求。故本文主要選取了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年末實有鋪裝道路面積、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年末實有公共營運汽電車等指標。

(4)產業優化。主要從協調發展和共享發展的視角考察黃河流域鄉村旅游的產業效益,從長遠來看,鄉村產業支撐著鄉村經濟實力的增長,產業優化也會逐漸補齊鄉村旅游發展的短板,協調區域發展,以更好地推動鄉村振興。故本文主要選取了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國內旅游總收入、普惠金融指數等指標。

2 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參考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等。其中,部分地級市的指標存在少量缺失,基于相鄰年份的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在數據預處理過程中,由于數據的量綱數量級以及屬性各有不同,因此采用最大最小值方法進行標準化處理。

目前黃河在四川省內僅流經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這兩個自治州的人口和經濟總量僅占黃河流域的0.7%和0.3%,對黃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格局的影響較弱?；谝陨峡紤],本文搜集的黃河流域數據不包括四川的地級市。同時考慮到部分地級市相關數據嚴重缺失,予以剔除,如甘肅的臨夏州和甘南州,青海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和黃南藏族自治州等。另外,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最終所選黃河干流流經的城市,所使用的數據為2011—2020年黃河流域35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

2.2 研究方法

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評價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權重賦予的主觀性,本文采用該方法對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指標進行賦權。具體地,由于研究指標數據具有不同的指標屬性和量綱,為了便于對指標進行考察比較,因此運用極差法對指標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對于正向指標,標準化公式為:

(1)

對于負向指標,標準化公式為:

(2)

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計算出各項指標信息熵,Hi為第i項指標的信息熵,rij為狀態概率,k為熵值系數,計算公式為:

(3)

(4)

據公式(4)計算第i行指標對指數j的貢獻度,各指標的權重定義為:

(5)

從公式(5)可以看出,每項數據的指標值離散度越大,信息的效用越高,指標權重越大。在本文中,評價對象為黃河流域各地的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因此,熵值越小,信息利用率越高,該指標影響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權重越高。

3 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特征分析

3.1 指標權重計算

熵權法是一種根據各項指標觀測值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來確定指標權重系數的客觀評價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權重賦予的主觀性。本文采用熵值法分析,利用SPSS 25.0對綜合指標進行賦權,結果見表2。

表2 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各指標權重

如表2所示,熵值法的權重計算結果為:在表示生態質量的各指標中,其總占比為17.75%,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和工業(粉)塵排放量的權重為6.52%和10.39%,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的權重分別為0.13%、0.33%和0.38%。在表示信息化水平的指標中,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的權重為6.73%,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人數的權重為14.58%,電信業務收入的權重為4.81%,數字經濟主成分的權重為5.44%。在表示文化融合水平的指標中,公共圖書館藏書量的權重為12%,年末實有鋪裝道路面積的權重為6.35%,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的權重為0.48%,年末實有公共營運汽電車(輛)的權重為10.37%。在表示產業效益的指標中,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的權重為9.23%,國內旅游總收入的權重為10.6%,普惠金融指數的權重為1.67%。

將表1中的各項權重數據導入,繪制成指標重要度條形圖,見圖1。從圖1的權重系數分布看,權重系數最高的三個指標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和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的權重,權重系數分別為14.58%、12%和10.6%,整體來看,指標主要分布在智慧轉型和文化賦能層,說明影響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在上述幾個指標中權重較大。信息化水平和文旅融合水平即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創新發展程度越高,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越高。權重系數最小的三個指標為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權重系數分別為0.38%、0.33%和0.13%,都屬于生態基底層,說明在過去的發展中,生態質量對于其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不大,但隨著新時代經濟的發展和大眾觀念的更新,綠色發展在黃河流域也日益被提到了新的高度?？偟膩碚f,所選16個指標個別類別層與指標層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表示信息化水平和文旅融合水平的智慧轉型和文化賦能層指標占比較大。

圖1 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指標重要度直方圖

3.2 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

基于熵值法確定的各指標權重,運用Stata16.0軟件對整理的2011—2020 年的相關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計算可得2011—2020年黃河流域各地級市的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結果,見表3。

表3 2011—2020年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結果

從整體來看,黃河流域各地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在不斷提升中,但也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中下游的發展水平普遍高于上游地區。從時間變化來看,黃河流域鄉村旅游發展水平持續增長。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均值為0.211,處于中等水平。在2011—2014年這一階段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呈緩慢上升趨勢,在2014—2017年這一階段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保持相對平穩,2017—2020年整體有波動,也有上升,上升趨勢明顯。從 2017 年開始,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一系列大力推進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發展的舉措更使得鄉村旅游發展進入快速增長階段。

利用 SPSS 軟件 K 均值聚類結合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分值將35個地級市分成高水平、較高水平、中等水平、較低水平、低水平五種類型,選取2011年、2015年、2018年和2020年的數據制圖,見圖2。從區域層面來看,黃河流域內部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不均衡,大體呈現出“下游省區排名>中游省區排名>上游省區排名”的態勢,其中下游的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評價均值為 0.236,處于高水平區域,中游和上游的均值分別為0.204和0.159,分屬于中等和較低水平區域,這表明目前黃河流域上中下游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分別處于3個不同梯度,差異顯著。從省區層面來講,橫向范圍看,陜西省、山東省、河南省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在整個黃河流域處于較高發展水平陣營。而青海、甘肅、寧夏旅游發展水平明顯滯后,在整個黃河流域中排名處于靠后位置。大致可以將沿黃地區旅游的發展分為三個梯度,第一梯隊為陜西、山東,河南、山西、內蒙古次之,青海、寧夏、甘肅則為第三梯隊?？傮w來看,除黃河流域面積較少的四川省外,其他八省區的排序基本是以黃河“上—中—下”游的地理分界特征呈現“低—中—高”的梯度發展水平特征。

圖2 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空間差異圖

4 結論及建議

4.1 結論

本文以黃河流域鄉村旅游為研究對象,分別從生態基底、智慧轉型、文化賦能、產業優化4個維度建立了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研究樣本為2011—2020年間數據,采用熵值法測算了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出以下結論:

(1)智慧轉型和文化賦能層指標對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較大,即關注創新發展和開放發展是實現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測度各層級指標中,數據表示信息化水平和文旅融合水平的智慧轉型和文化賦能層指標權重較大。盡管表示綠色發展的生態基底層指標所占比重較小,但在今后的發展中也要注重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以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倒逼經濟轉型,實現鄉村旅游從時間維度上的高質量發展。

(2)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地區差異,呈從下—中—上游依次遞減的特征,各區域子系統協調發展程度不高。其中山東省濱州市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河南省新鄉市最低,按照數值將高質量發展水平劃分為高、中、低3個等級地區,發展水平大體上是以黃河從上游到下游的自然地理分界特征依次呈現從低到高的梯度發展水平特征。

(3)黃河流域鄉村旅游發展質量在時間線上整體呈緩慢上升的態勢,鄉村旅游產業效益發展速度滯后,黃河流域的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增長速度較為緩慢,特別是中上游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亟待進一步提升。盡管發展速度緩慢,但是通過發展高質量的鄉村旅游,可以大幅提升當地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水平,這也是黃河流域實現鄉村振興目標的重要途徑。因此,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加大黃河流域鄉村旅游發展力度,提升可持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水平。

4.2 建議

根據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結果,結合黃河流域具體區域特點,提出今后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建議。

(1)立足黃河流域自身生態基底,提高創新驅動發展能力。黃河流域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要在遵循新發展理念的前提下,對接鄉村振興戰略,結合黃河流域實際情況,因地因時制宜,實現跨越式發展。舒伯陽認為高質量的鄉村旅游發展應在遵循新型思想內核的基礎上,瞄準關鍵障礙,提出系統化的實踐路徑[13]。因此為實現黃河流域鄉村旅游的跨越式發展,需要將智慧轉型層的創新發展打造成核心驅動力,注重綠色發展,立足生態的系統性,彰顯綠色旅游的未來感,將生態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并以生態保護倒逼經濟轉型,把黃河流域鄉村旅游打造成“兩山”融合發展的產業載體,推動黃河流域實現生態和經濟雙贏。結合田洪的觀點,還要立足于黃河流域本土資源稟賦,因地制宜,培育產業發展新動能,創新產業聯動發展,推動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14]。鄉村旅游是黃河流域鄉村大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緊扣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兩個關鍵,促進鄉村旅游產業基礎與其他因素的協調共生,在資源保護與綠色發展中實現“三農”和旅游經濟的高度協同,發揮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撐作用。

(2)聚焦文化賦能,利用黃河流域特色文化,加快文旅融合進程。鄉村特色文化是鄉村旅游的靈魂,能夠對其健康發展起到指引作用。針對黃河流域特色文化,要充分發揮文化賦能層開放發展的導向功能,深挖文化根脈,以黃河流域得天獨厚的特色文旅資源作為驅動力,發揮好黃河流域“一帶一路”和兼具民間藝術與重要紅色資源的歷史文化優勢,打造黃河文化標識,開發高品質的文化休閑旅游產品,開辟兼具文化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旅游業態,講述“黃河故事”,展示“黃河風情”。結合畢雪燕[15]提升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助力文化傳播的措施,可以開拓黃河流域特色旅游的新業態,立足文化指引,塑造獨特文旅品牌,打造有黃河流域特色的主題公園、文旅小鎮村落等,創新鄉村文旅體驗項目,以鄉土文化與鄉愁記憶吸引大眾。同時,還需對黃河流域特定鄉土資源和環境進行保護性開發,立足《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加大黃河流域文化遺產遺跡保護力度,守護黃河文化根脈,發揮黃河鄉愁記憶。從硬件環境和軟件環境兩手抓,助力鄉村旅游可持續與高質量發展。

(3)協調黃河流域省區間際經濟文化互動,著力縮小區域差異,加快鄉村旅游產業效益發展速度。黃河流域流經9省區,各地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文化特色各異,在發展過程中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在新發展階段,流域內各地要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準確把握局部與全局的辯證關系,統籌兼顧,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質量發展新路,使得區域協調發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格局。例如上游生態功能較強的青海、寧夏、甘肅等地,開發時需注重綠色發展,側重于開發生態旅游建設;中游富含文化歷史底蘊的陜西、山西、河南等地,需聚焦文化賦能,增強文旅融合黏性,提供優質文化類旅游精品,擴大鄉村旅游產業規模;下游經濟發展能力更強的四川、山東等地,側重于旅游創新發展,延長鄉村旅游產業鏈。沿黃九省要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取長補短,明確獨創性是鄉村旅游重要競爭力,堅持因地制宜,推動特色發展,在打造本地旅游產品獨創性的基礎上兼顧黃河流域整體特點,以黃河文化和旅游資源為節點,穿插本地特色,最終連點成線、連線成廊,將流域打造成國家級高質量旅游基地。

總體來說,本文的貢獻在于通過構建的指標體系及測度,甄別出了影響黃河流域內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為將來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礎,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但是,由于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多樣性和動態性,對其定量評價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本文的評價指標體系仍需進一步探索。另外,鑒于數據的可獲取性,文章僅對黃河流域市域尺度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做了評價,未能反映出縣域、村鎮范圍的微觀分異狀況。未來的研究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一是可根據鄉村旅游的地域特色、資源特征、旅游模式等異同,構建出適合不同類型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訴求的測度指標體系。二是可開展鄉村旅游典型案例剖析,從微觀視角探究游客對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效應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