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省域體育場地設施時空演變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

劉 艷,王占坤,唐聞捷

(1.溫州大學 體育與健康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2.寧波大學 體育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2019年《體育強國建設綱要》中指出,“要充分發揮體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將體育建設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志性事業”[1]。體育場地是體育事業與體育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作為可以量化、能夠以具體物質形態表現出來的公共服務,在落實全民健身國家戰略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同樣也是衡量區域經濟、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我國從1974年第一次開展體育場地普查工作至今已48年時間,體育場地數量從當初的25 488個增加到了397.14萬個,體育場地數量增長了156倍。在這48年的時間里,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得到華麗蛻變。同時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完善布局與土地政策,將體育設施用地納入城鄉規劃,合理安排用地需求”[2]。體育場地設施合理的空間布局與規劃是構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的關鍵部分,也是助力健康中國建設的主要內容。因此,我國分別在2003年、2013年、2019年進行了3次大范圍體育場地普查。全國性體育場地統計工作的開展,為我國體育場地相關研究提供了實證數據,在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由于在不同時期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發展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使得我國區域體育場地數量和面積在時空演化進程中存在較大差異?；诖?探究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的時空演變規律及其影響因素,能夠深入分析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關聯程度和空間異質性,進一步縮小“區域差異”。

1 文獻回顧

縱觀已有研究,發現國內學者雖然對體育場地普查指標的關注度較高,也產生了一批具有價值的參考成果,但其研究范圍主要集中在宏觀(全國、東中西部地區)層面,而中觀(省、市)和微觀(縣、鄉)層面的研究涉及較少。并且,評估方式大部分還依然采用傳統分析方法,僅僅將“數量”作為衡量指標,忽視了空間因素所造成的影響,缺少用全局和局域的角度對我國省域體育場地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分析,尤其是各省域間的相互作用和時空變化方面的研究尤為不足,已遠遠無法滿足現階段社會實際發展需求。同時,宏觀層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我國第六次體育場地普查指標[3]、我國第六次與第五次體育場地普查的比較分析[4]、我國歷次體育場地普查指標體系[5]、新世紀以來我國體育場地的發展[6]、中國體育場地發展的動態特征等[7],雖然對歷次普查數據的演化特征進行了分析,但普遍存在“就指標論指標”的現象[7],對于數據之間存在的關聯研究較少,未能察覺出新信息。因此,體育場地普查數據的實質作用沒有被充分挖掘,能夠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降低?；诖?本文以省域為研究尺度,主要選取五普(2003年)、六普(2013年)、七普(2019年)相關數據,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法對我國省域體育場地數量和人均體育場地面積演變規律進行分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布局的影響因素進行探究。本研究對進一步了解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分布現狀、分布差異、發展趨勢及影響因素提供依據,以期望能對我國未來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布局提供借鑒與價值參考。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

2.1.1 ESDA(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SDA是一種空間分析方法,其本質是一系列空間數據分析方法和技術的集合,并以空間關聯測度為核心,通過對事物或現象空間分布格局的描述與可視化,發現空間集聚和空間異常,揭示研究對象之間的空間相互作用機制,可作為研究區域體育場地發展水平空間差異的有力工具[8]。本文主要引入ESDA中的Moran's I值、Local Moran' Ii值和Getis-Ord Gi*指數對我國體育場地空間自相關程度進行探討,其作用分別是從全局層面分析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發展水平的關聯程度和差異性、從局域層面分析研究區域與周邊地區之間存在的空間異質性以及從冷熱點層面分析各省域體育場地的空間聚類分布特點。

2.1.2 數理統計法?；谌珖w育公報及統計年鑒,通過Excel表格對2019年全國31個省份(不包含港、澳、臺地區)的體育場地相關數據和本研究所選取的政策、經濟等方面的10個分析樣本進行統計歸納,最終利用spss22.0軟件對相關數據進行Spearman相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2.2 數據來源

本文體育場地相關數據主要來源于我國第五(2003年)、第六(2013年)、第七次(2019年)體育場地普查數據的匯總,其中選取了我國31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在三個不同階段的體育場地數量、面積數據。在對體育場地設施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時的數據主要通過訪問中國統計年鑒,獲取了2019年我國31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地區)的第三產業生產總值、GDP(億)、教育支出(億)、城鎮人口數量(人)、文化體育和娛樂固定資產投資(億)、常住人口數量(人)、城鎮化率、居民消費水平(支出)元、人口密度(km2)和老齡化率10個指標的數據。

3 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時空演化特征分析

3.1 總體格局演化特征

從分布特征上看,目前我國體育場地數量明顯增加,2019年體育場地數量為354.44萬個,增長率達到316.93%。并且集聚范圍逐年遞增,形成了多個集聚區,總體空間格局呈現“單核心-雙核心-多核心”的演變趨勢。但從各省域演化特征來看,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2003年-2019年我國整體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取得顯著成果,但呈現明顯的空間異質性。2003年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布局較分散,呈“帶狀”分布。第一條“帶狀”集聚區主要由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和浙江組成,各地區體育場地數量差距較小。第二條“帶狀”集聚區由四川、云南、廣西、廣東組成,其中場地數量占比最多的單核心區是廣東省。在2013年,我國體育場地設施集聚范圍擴大,空間布局由“帶狀”向“面狀”轉變。在兩條“帶狀”集聚區的輻射下,邊緣地區向中心擴散,華中地區增幅明顯。與2003年相比,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更加完善,總體演變趨勢由東部地區向內陸擴散,集聚范圍擴大,“單核心”轉變為“雙核心”。在2019年,集聚范圍變化幅度較小,但東部、中部地區體育場地數量明顯增加,形成了“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間格局。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分布也由“雙核心”轉變為“多核心”。與2013年相比,東、中、西部地區體育場地數量之間的差異進一步加重,區域分布失衡?；诖?從演變規律上看,我國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分布主要以胡煥庸線為分界線,形成了“東多西少”“內緊外松”的空間格局。

其次,在體育場地設施發展過程中,數量與面積應該保持同步狀態。但由于在不同時期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發展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導致體育場地數量和面積在時空演化進程中存在較大差異。如果數量的增長率高于面積,則表明在該階段體育場地類型傾向“小型化”,反之,如果面積的增長率高于數量,則表明該階段體育場地類型傾向“大型化”[7]。研究結果顯示,我國體育場地數量與面積呈逐年遞增趨勢,但二者的增長率在不同時期存在差異。1995年-2003年無論相對量還是絕對量,體育場地數量的增長率均小于體育場地面積,由此可知,在該階段我國新增的體育場地類型更傾向于“大型化”。但2003-2013年及2013-2019年這兩個階段出現了逆轉,體育場地數量的增長率分別為99.34%和109.16%,均大于同時段場地面積的增長率,因此,2003年-2019年我國各類新增體育場地類型更傾向于“小型化”。

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發生上述轉變與體育發展戰略政策的推動存在關聯。在2000年國家體育總局頒布《2001-2010體育改革與發展綱要》,把我國體育事業發展重點放在增強人民體質上,并著力解決群眾體育中所面臨的困難,抓身邊組織,建身邊場地。同時加強中小型體育場地以及便于群眾就近健身的體育場所。隨后,為幫助偏遠地區、貧困地區能更好地落實全民健身工作,國家體育總局實行“雪炭工程”,為相關地區提供援助,始終堅持“因地制宜、小型多樣、以人為本、量力而行”等原則[9]。同時,《“十二五”公共體育設施建設規劃》又提出,“要建設群眾喜聞樂見,能夠普遍參與的基層公共體育設施”[10]?；诖?我國體育場地設施開始從“大型化”朝“小型化”發展,相關政策的出臺都為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提供了重要導向。

3.2 空間自相關分析

3.2.1 全局空間特征及演化。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2003年、2013年、2019年體育場地數量和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的Moran's I指數都大于0,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置信度都為99%。表明我國體育場地數量和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空間自相關性較強,集聚特征顯著。即在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過程當中空間自相關現象一直存在,也就是說發展規律和規模具有相似性的地區更容易產生集聚現象。但從表1可以觀察到,不同年份體育場地數量和人均體育場地面積Moran's I值存在差異。這表明在不同階段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數量和面積空間分布的規律并不完全相似。如在這3個年份中,體育場地數量的Moran's I值從2003年的0.113 8增加到了0.264 7,整體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但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發展趨勢卻與之相反,其Moran's I值從2003年-2019年在不斷降低。這表明,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空間集聚性“逐年下降”。

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空間集聚程度與政策“溢出效應”、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集聚性、區域體育場地發展集聚現象、我國公共體育財政支出時空動態[11]、省域競技實力時空特征[12]以及我國高校高水平運動隊空間布局[13]等存在相關性。因此,在上述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在不同階段所采用的發展方式存在差異。

3.2.2 體育場地設施局域空間特征及演化。

3.2.2.1 體育場地數量空間演化特征。由2003年、2013年、2019年冷熱點區域演變特征可知,我國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分布的差異較為顯著,大致以江西、湖南等江浙滬地區及臨近省域為熱點區,以青海、四川、甘肅等地區為冷點區域。研究表明,①熱點區域的集聚范圍呈現“逐年遞增”的演變趨勢。2003年,形成了以山東-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為核心區的“箭頭”形熱點區域,并充分發揮其極化作用,向中心地區輻射;在2013年,熱點區域范圍擴大,形成了以山東-安徽-江蘇-江西-福建-廣東為核心的“帶狀”熱點區域,且臨近省域多為次熱點區。至2019年,熱點區域集聚范圍進一步擴大。在2013年“帶狀”核心區的輻射作用下,形成了以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為核心的“面狀”熱點區域。同時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擴散的發展趨勢日益顯著,體育場地數量的熱點區域明顯增加。②但冷點區域的演變特征卻不盡相同,經歷了“擴大-縮小”的過程。在2003年主要以新疆、青海、甘肅和內蒙古為冷點區,臨近省域多為次冷點區。2013年,新、青、隴、蒙核心冷點區向西藏、四川、吉林、黑龍江、天津輻射,冷點區域集聚范圍擴大。在2019年,東部沿海核心熱點區不斷向中西部擴散,冷點區域集聚范圍縮小。隨著熱點區中對應省域數量的增加,我國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分布自西向東逐漸形成了“冷點區-次冷點區-次熱點區-熱點區”的空間布局。因此,東、西部地區中間存在很明顯的分界帶,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大多為冷點區域,體育場地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

究其原因,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關鍵因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體育工作的意見》中指出,體育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14]。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從而加大了政府部門對體育場地建設經費的投入力度。因此,相較于2003年,我國體育場地發展水平顯著提升。但由于受經濟、社會、自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一直存在較大差距。盡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加大了對貧困及偏遠地區的財政扶持力度,西部地區經濟狀況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2014年-2020年數據顯示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差距逐年拉大[15],并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本質上的差異并未改變,從而導致我國體育場地數量地區分配仍然存在不合理現象。

3.2.2.2 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空間演化特征。由2003年-2019年冷熱點區域變化可知,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空間分布特征與體育場地數量相比極不穩定。在2003年大致以黑龍江、吉林、遼寧等東北地區為熱點區域,但在2019年熱點區域發生了較大轉變,主要以河北、北京、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為熱點區域。冷點區域變化幅度較小,主要包括四川、安徽、貴州、湖北。因此,其時空演化經歷了“北部高于南部”至“東部優于西部”的過程。具體而言,①熱點區域的集聚范圍經歷了“擴大-縮小”的演化趨勢。(在2003年,形成了以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為核心的“網狀”熱點區域,臨近省域多為次熱點區;以廣東省為單核心的點狀熱點區域,其臨近省域大多為冷點區域。同時,通過觀察2003年體育場地數量和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冷熱點空間分布圖,我們可以看出這兩個指標的熱點區域幾乎沒有重合的部分,體育場地數量分布的熱點區域反而是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的冷點區。而且,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冷點和次冷點區域較多。從整體上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冷熱點分布與體育場地數量有較大不同,“北部要高于南部”。在2013年,熱點區域集聚范圍“縮小”,而次熱點區域集聚范圍“擴大”。在“帶狀”和“點狀”熱點區域的輻射下,不斷向邊緣地區擴散,形成了以新疆-西藏-內蒙古-黑龍江-遼寧-山東-安徽-江西-浙江為核心的“人”形次熱點區域,并呈現向內部擴散的趨勢。與2003年相比,雖然熱點區域減少,但總體上仍然是“北部要高于南部”。在2019年熱點區域集聚范圍擴大,以河北、北京為主的熱點區域向山東、安徽、江蘇、浙江輻射,形成了以河北-北京-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為核心的“片狀”熱點區域。同時整體空間布局發生了改變,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冷熱點空間分布從“北部高于南部”轉變為“東部優于西部”,與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分布開始有了類似走向。②2003年-2019年冷點區域變化范圍較小,主要以四川、安徽、貴州、湖北等地為主,但次冷點區的集聚范圍卻在“擴大”。2003年以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為核心的“網狀”熱點區域在2019年轉變為次冷點區域。研究發現,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熱點區經歷了“縮小-擴大”的演變趨勢,總體上熱點區域在增加,但次冷點區域也在隨之增加。由此可知,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的空間自相關性在降低,與全局莫蘭指數分析結果相符合。本研究通過對不同階段體育場地數量與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冷熱點空間分布進行分析,能夠側面反映出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和體育場地數量的發展并不存在高度相關,具有差異性。

4 我國體育場地設施驅動機制分析

4.1 影響因素的選取與分析

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東多西少,內緊外松”的空間分布格局以及局部出現高高集聚的現象已經形成,這種空間分布特征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全民健身場地設施建設發展群眾體育的意見》中可以得知,國務院各部委及直屬機構主要根據各地區體育發展規劃、財政、自然資源等因素[16],確定各省市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指導目標。同時,綜合國內學者研究成果: 國家級體育特色小鎮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17]、中國馬拉松等級賽事空間分布特征及其驅動因素[18]、我國體育公園空間分布格局及其影響因素[19]、中國群眾體育場地發展變化及驅動力變化[20]等相關文獻,體育場地設施建設與政策、經濟、社會諸多因素關聯密切,這些因素對體育場地資源配置的均衡性產生較大影響。因此,通過結合《意見》與專家研究觀點以及在數據可獲得性前提下最終選取2019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政策、經濟、社會等方面的10個指標作為樣本數據:X1: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億);X2:GDP(億);X3:教育支出(億); X4:城鎮人口數量(人);X5:文化體育和娛樂固定資產投資(億);X6:常住人口數量(人) ;X7:城鎮化率;X8:居民消費水平(支出)元;X9:人口密度(km2);X10:老齡化率。這10個指標分別代表政策、經濟狀況、人口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等影響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驅動因子。

4.2 相關性分析

主要運用Spearman相關分析,通過體育場地數量與各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對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數量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進行多角度分析。同時,檢驗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為后續的主成分分析提供必要條件。其中,被解釋變量y1:各省域體育場地數量;解釋變量x1-x10分別為各省域的GDP、文化體育固定資產投資、居民消費水平、第三產業生產總值、教育支出、城鎮化率、人口密度、老齡化率、常住人口數量和城鎮人口數量。

分析結果顯示,解釋變量與我國體育場地數量均存在正向相關關系,其中GDP相關系數最高,其次是教育支出、文化體育固定資產投資和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表明經濟狀況、政策支持和教育經費投入在我國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布局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居民消費水平、城鎮人口數量、常住人口數量、人口密度等因素與我國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分布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關性。

4.3 主成分分析

4.3.1 主成分提取。通過表3可知,在對數據進行處理后共有3個大于1的特征值,對應的累計貢獻率為93.295%,若取4個因子,累計貢獻率為96.277%,由于4號-10號的特征值太小,選入因子意義不大,因此本次研究最終選取3個因子。在后續研究中只需求出第1、2、3主成分,就能夠基本反映影響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諸多因素。同時為了進一步幫助對因子做出解釋,采用了正交旋轉方法,并經過一系列計算,得到載荷矩陣(表4)。

表2 我國體育場地數量與影響因素的相關性分析

表3 主成分分析結構一覽表

4.3.2 提取驅動因子及因子特征命名。通過表5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由X3、X4、X2、X6、X5決定,而這些因子與教育支出水平、城鎮人口數量、常住人口數量、經濟狀況、文化體育和娛樂固定資產投資密切相關。第二個主成分主要由X8、X7、X9決定,而這些因子與生活水平、人口密集度密切相關。第三個主成分主要由X10、X1決定,而這些因子與老齡化程度、第三產業水平狀況密切相關(表6)。

因此本文認為,影響我國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分布的驅動因子有:政策因子、經濟、教育投入與人口數量因子、消費水平與人口密度因子、老齡化程度與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因子。

表4 主成分因子載荷矩陣一覽表

表5 因子旋轉后載荷一覽表

表6 因子特征及命名一覽表

5 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影響因素分析

5.1 相關政策的出臺為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提供重要導向與制度保障

公共服務是指由政府部門或國有企事業單位履行法定責任,根據公民要求,為其提供幫助的行為,而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是國家公共服務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政府在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21]。建國70多年來,相關政府部門不斷推進體育公共服務政策改革,我國體育公共服務政策經歷了起步探索、蕭條停滯、改革轉軌、深化改革和蓬勃發展5個階段。在政府部門的決策下,政策思路圍繞“放管服”改革、政策決策趨向“協商民主”、政策內容逐漸“精細化”、政策目標指向“區域協同”、政策執行走向“外部監督”[22]。良好的政策環境是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基礎和前提條件,政策環境的優化一方面有助于社會資本向場地設施建設聚集,另一方面可以促進相關政策改革,使我國體育場地建設做到有法可依,從而能夠加速提升我國體育場地發展水平。近些年,政府通過頒布一系列政策、法規來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如2003年《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2009年《全民健身條例》,2012年《十二五公共體育設施建設規劃》等相關文件,更加明確了全民健身工作的目標、任務、措施、保障等內容,為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提供了更加具體的要求。其次,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相關政府部門通過政策導向加大了貧困、偏遠地區的文化體育財政投入,改善了相關地區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緩解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東多西少”的空間分布現狀。由此可見,相關政策的出臺對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具有導向與促進作用,是影響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重要因素。

5.2 經濟、教育投入與城鎮人口數量因子決定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水平

根據經濟學中的擴散效應及核心與邊緣理論[23],造成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東多西少”空間格局的原因主要有兩點:①體育場地設施熱點區能夠持續累積有利因素,而冷點區則與之相反,在體育場地設施發展過程中,持續累積不利因素,同時受經濟、社會、自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熱點區域對冷點區域所產生的擴散效應并不顯著,從而導致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東西部地區存在分配不合理現象。②體育場地設施熱點區在核心與邊緣效應的影響下,熱點區能夠帶動周邊地區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從而在熱點區域周圍形成了次熱點區。同時,在極化效應的影響下,熱點區體育場地設施發展水平進一步提升,而冷點區中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卻被抑制。因此,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區域失衡問題加重。為了進一步驗證體育場地空間布局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選取了各省市的GDP作為測量指標,并利用GeoDA進行相關指數計算。研究發現,各省市GDP呈現由西向東逐漸增加的趨勢,這與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的空間分布現狀相符合,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體育場地設施數量也相對較少。同時,相關數據表明,體育場地數量位于熱點區中的廣東、江蘇、山東3個省份地區生產總值分別位于全國第1、2、3名?？梢?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高度相關,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關鍵因素。

其次,教育經費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也會對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產生影響。為了深入分析我國各省市教育經費投入的具體情況,依據2019年相關數據,采用GIS技術計算莫蘭指數。研究發現,我國各省市教育經費投入同樣具有空間自相關性,教育經費投入的高值區主要包括北京、上海、江蘇、天津、浙江等東部地區,低值區主要包括黑龍江、青海、西藏、甘肅等西部地區?；诖?可以得知我國教育經費投入與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布局基本一致,這表明教育經費的投入對體育場地設施建設起正向推動作用。再者,相關地區城鎮人口數量越多,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提升消費水平,又可以增加體育場地需求,同時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再次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

5.3 消費水平與人口密度因子間接影響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布局

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質量得到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消費水平持續提高。城市消費水平的提高會吸引人口聚集,使人口密度增加。人口密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對體育場地空間布局產生影響,因為體育場地的建設需要相對集中的消費需求,只有人口密集的地區滿足此類要求。而體育場地設施建設既能拉動投資需求,又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能夠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也為人口聚集創造動力。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人口主要分布在東部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人口較少,與我國體育場地設施 “東多西少”“內緊外松”的空間格局相一致?；诖?可以得知我國體育場地數量的分布與胡煥庸線基本吻合,與人口密度空間分布規律十分相似。如體育場地數量供給水平較高的華北、華南和華中地區,人口密度也相對較高。因此,消費水平與人口密度間接影響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

5.4 老齡化程度與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影響體育場地設施建設

相關數據顯示,截止至2021年底,我國老年人口數量達2.67億,占總人口數量的18.9%,并測算出在“十四五”時期,我國老年人口數量將突破3億,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24]?；诂F實背景需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迫切的時代課題。但機遇與挑戰并存,2019年國務院印發《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這是立足于當下,并著眼長遠所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規劃指出,將“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作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具體任務之一[25]。體育鍛煉作為健康促進的重要手段,在這一形勢下所產生的關鍵作用日益凸顯。首先,在應對措施上,《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中指出:要“進一步提升老年人、職業群體及殘疾人等全民健身服務水平,”主要包括健全全民健身場地設施、開展老年人體育賽事活動、加強體育技能培訓等。同時推動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開展老年人非醫療健康干預,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新建社區老年人運動與健康服務中心[26]。其次,在發展效果上,我國老年人體育場地數量不斷增加。2013年首次將全民健身路徑納入為體育場地普查指標,至2019年其占比已達到了23%,目前仍然呈現逐步增長趨勢。同時,老年體育產業從屬第三產業,同屬服務業,因此,在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第三產業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能夠帶動新的經濟增長點?？梢?老齡化程度與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在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基于整體視角,以上驅動因子對我國體育場地發展水平的影響并不是單一性的,而是同時存在,緊密相連。即:相關政策、法規的頒布影響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達則會吸引人口聚集,而人口也會為經濟發展提供人力資源,兩者互相影響;人口密度增大可以提升消費水平,而消費水平的提升又再次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由此可見,我國體育場地發展水平呈“東高西低”的空間布局現狀是由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

6 結 論

研究基于第五、第六、第七次體育場地普查數據,并運用數理統計法、GIS空間分析法對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時空演變規律進行分析,并借助Spearman相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探究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空間格局的影響因素。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6.1 總體格局演變特征:我國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分布主要以胡煥庸線為分界線,體育場地數量集聚范圍逐漸擴大,并且集聚特征由“分散”轉變為“大集中、小分散”,總體呈現“單核心-雙核心-多核心”的演變趨勢,形成了“東多西少”“內緊外松”的空間格局。同時,2003年-2019年在體育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推動下,我國新增各類體育場地類型更傾向于“小型化”。

6.2 全局分析:2003年-2019年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空間自相關現象一直存在,但在不同階段我國體育場地設施數量和面積空間分布的規律并不完全相似。體育場地數量空間集聚性呈現“逐年遞增”的演變趨勢,但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卻與之相反,其空間集聚性“逐年下降”。

6.3 局域分析:2003年-2019年我國體育場地數量以江西、湖南等江浙滬地區及臨近省域為熱點區,以青海、四川、甘肅等地區為冷點區域,且熱點區域集聚范圍“逐年遞增”。同時,熱點區域充分發揮極化作用,持續向中西部地區輻射?；诖?體育場地數量空間分布自西向東逐漸形成了“冷點區-次冷點區-次熱點區-熱點區”的空間布局;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的空間分布特征與體育場地數量相比極不穩定,其空間演變趨勢經歷了“北部高于南部”到“東部優于西部”的過程。雖然從整體上看,冷點區域變化幅度較小,但熱點區域集聚范圍經歷了“縮小-擴大”的過程,并且次冷點區域集聚范圍在增加。

6.4 由Spearman相關分析及主成分分析可知,我國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分布特征是由政策、經濟水平、教育投入與城鎮人口數量、消費水平與人口密度、老齡化程度與第三產業發展水平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結果。其中,體育場地設施空間分布對政策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依賴程度較高。其次,我國體育場地設施在不同區域的空間分布還受到相關地區人口發展水平、教育經費投入、生活水平等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