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非洲境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經濟相互影響研究

摘要：在過去20年中，中國與非洲的進出口貿易及中國對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資（ODI）快速增長，2003—2022年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5.4%和27.1%。一些文獻對中國在非洲ODI的驅動因素，以及中非經貿關系的不斷加強對非洲國家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得到的結論不盡相同。本文運用2003—2021年中國在非洲ODI存量最大的20個國家的數據，實證研究ODI的決定因素以及與東道國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并對其他影響ODI的因素，如東道國的自然資源稟賦、社會治理水平，以及是否與ODI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等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總體和長期看，東道國經濟增長是中國對非洲ODI的主要驅動因素，同時社會治理水平高、與ODI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國家能吸引到更多的ODI，自然資源稟賦對ODI的影響不顯著。中國ODI對部分東道國經濟有長期或短期的正向促進作用。本文還對未來中國對非洲ODI的走勢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境外直接投資 經濟發展 社會治理 跨國投資

作者簡介：張延群，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內容

（一）研究背景

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啟動之后，中國對非洲的進出口貿易及直接投資（ODI）在近20年出現了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在2003—2022年分別達到15.4%和27.1%（存量）。中國在非洲的ODI存量從2003年的4.9億美元增長到2022年末的470億美元，目前中國成為非洲第四大投資來源國，同時從2008年開始，中國連續14年成為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

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中非經貿合作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在非洲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伴隨著中國對非洲ODI的高速增長，投資的非洲國家和地區數量從2003年的29個發展到2021年的52個，覆蓋率達到86.7%；（ 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2021年中國在非洲設立的境外企業超過3400家，占中國全部境外企業的7.5%。（ 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同時，投資主體和投資領域也更加多元化，2003年之前，中國對非洲ODI的主體大多是中央和地方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稟賦高的國家，聚焦在地質勘查與開發以及基礎設施等行業。2003年之后，私營和民營等非國有企業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對非洲的ODI中，投資主體數量呈上升趨勢。2009年之后，中國對非洲的ODI逐漸從資源導向型轉變為以市場導向型為主，投資領域從地質勘查與開發、基礎設施等重點領域向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等多領域拓展。2021年末，中國對非洲ODI存量前五位的行業為建筑業、采礦業、制造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分別為37.0%、22.6%、13.4%、9.5%、4.6%，合計達到87.1%。（ 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投資主體已經不再只被非洲國家的資源稟賦所吸引，而是更多地參與到非洲國家的總體經濟發展當中，同時ODI逐步向產業鏈上下游延伸（黎明等，2017）。

中國對非洲的貿易和投資對非洲經濟增長以及中非關系產生了積極影響，根據皮尤調查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一項調查，非洲受訪者對中國有更加積極的評價（Chen等，2018），但也出現一些負面言論（魏國學等，2010；劉愛蘭等，2017；Zhang，2021），如錯誤地聲稱中國對非洲的ODI給非洲國家帶來“資源詛咒”或者政治不穩定等負面影響（Kaplinsky，2008）。

中國對非洲不斷上升的ODI規模以及對非洲經濟社會的影響吸引了國內外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一些研究探討中國對非洲ODI的主要驅動因素，通常包括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規模、自然資源稟賦、國家治理環境、政治穩定性等。Chen等（2018）使用商務部提供的在非洲投資企業數據庫，發現中國的ODI與東道國的國家治理環境沒有相關性，中國的中小企業很少在自然資源領域投資，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和制造業，同時在技術富裕的國家更多地在技術密集型部門進行投資，在資本稀缺的國家更多地在資本密集型部門投資。這些特征顯示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投資受到利潤驅動，與其他國家在非洲投資的驅動因素沒有不同。王永欽等（2014）以中國在全球范圍的ODI為樣本進行分析，發現中國的ODI不太關注政治制度和穩定性，更關心政府效率、監管質量和腐敗控制等。朱麗萌和韓雨（2023）使用近期的數據通過實證方法得到的結論是東道國的自然資源、市場與效率等是中國對非洲ODI的決定性因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資源的影響越來越小。陳巖等（2012）認為東道國資源不是影響中國對非洲投資的唯一決定因素，東道國和母國制度因素也對中國投資非洲有顯著影響。

另有一類文獻探討了中國對非洲ODI對非洲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所帶來的影響。Obobisa等（2021）應用1999—2018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中國的ODI促進了非洲中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但是對中高收入國家有負面影響。Miao等（2021）運用2003—2017年中國在非洲投資的企業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對非洲的ODI促進了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及社會治理水平。Zhang（2021）使用2003—2018年跨國面板數據，發現中國在非洲的ODI促進了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促進了東道國的出口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魏國學等（2010）基于全球 135 個發展中國家1995—2007年的面板數據，考察中國是否引發了欠發達國家“資源詛咒”，結果顯示中國的資源進口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秦宇和李鋼（2023）討論了東道國發展階段如何影響中國對非洲ODI的問題。

（二）研究內容

根據對外投資理論，ODI與東道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存在相互影響，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規模、自然資源稟賦、社會穩定狀況、政治清明狀況等都會影響所吸引的ODI，同時ODI也可能會對東道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狀況產生影響。ODI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如促進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提高，促進東道國吸收新的技術和知識的傳播，提高生產率等。同時有可能因為競爭效應、貿易效應等對東道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如ODI的貿易效應給東道國國內制造業市場帶來競爭壓力，競爭效應在外部市場對東道國出口導向性的產業產生負面影響等。

現有文獻對中國在非洲進行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以及中國ODI對東道主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分別進行了分析，但目前還少有文獻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同時對中國在非洲ODI投資額與東道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相互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本文以近20年來中國對非洲國家ODI與東道國經濟發展狀況的相互影響為研究主題，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實證分析ODI與東道國主要經濟發展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GDP）、投資、消費、出口等的長期和短期關系。研究發現，在大多數東道國，中國ODI與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狀況有長期均衡關系，且ODI主要受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所驅動，對部分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在短期或長期有正向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將東道國按照不同特征分為資源稟賦豐富或不豐富、社會治理水平較高或較低、經濟增長與ODI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等不同的群組進行分析，發現總體和長期看，驅動ODI的主要因素是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控制了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后，發現在ODI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國家，以及社會治理水平更高的國家吸引到更多的ODI，但自然資源稟賦的高低對ODI投資額的影響不顯著。這些實證分析的結論與跨國投資的理論是相符合的，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并沒有一些國外學者所聲稱的具有特殊性。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對未來非洲經濟增長的預測，對中國在非洲ODI投資額未來走勢進行了分析。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中國對非洲的ODI與東道國經濟相互影響的典型事實進行描述和分析；第三部分是中國對非洲的ODI與東道國經濟相互影響的實證分析；第四部分對中國對非洲ODI的未來走勢進行分析；第五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事實描述

中國對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存量雖然較小，但近20多年增長迅速，在非洲國家吸引的全部直接投資存量中的比重由2003的1%上升到2021年的5%。（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這一時期非洲經濟總體上也經歷了較快的增長。圖1為非洲實際GDP增長率的走勢，在2003—2009年經歷了快速增長，平均增長速度達到5%左右，但是2010年之后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特別是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經濟增長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2021—2022年經濟增長開始恢復，但增長率仍然明顯低于2003—2009年的水平。圖2為非洲以美元計價的GDP總額以及中國對非洲ODI流量的走勢圖（經過標準化處理），可以看出中國ODI流量的走勢與非洲GDP走勢是基本一致的。在2003—2009年，兩者都呈現快速增長的走勢；在2010—2021年，兩者增長速度與前期相比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中國對非洲ODI最多的前20個國家（以2021年底ODI存量為標準）按照ODI存量從大到小排列，分別為南非、剛果金、贊比亞、埃塞俄比亞、安哥拉、尼日利亞、肯尼亞、阿爾及利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尼日爾、埃及、莫桑比克、蘇丹、加納、毛里求斯、剛果布、幾內亞、科特迪瓦、烏干達，排名第1的南非和第20名的烏干達占中國對非洲全部ODI的比重分別為12%和1.4%。近20年這20個國家吸引到的中國ODI存量占中國對非洲ODI總存量的85%左右，2021年為87.4%；近20年這20個國家GDP總額占非洲所有國家GDP的80%左右，2021年為80.3%。因此，無論從ODI存量還是GDP規?？?，這20個國家對于分析ODI與東道國經濟增長的相互影響都具有較好的代表性。本文首先使用這20個國家的數據為樣本對每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變量與吸引到的中國ODI之間的長短期關系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對東道國的其他特征如社會治理能力、自然資源稟賦、是否與ODI有長期均衡關系等對ODI的影響進行分析。

三、實證分析

（一）對20個國家分別進行分析

考慮到以上提到的20個非洲國家在人口和經濟規模、人均GDP水平、社會制度、政治穩定性、資源稟賦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異質性，本文首先構建協整向量自回歸模型（VECM），對這20個國家進行單獨分析，對ODI與東道國的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如GDP、投資、消費、出口等相互影響進行分析。從圖2看出中國對非洲ODI流量的走勢與非洲GDP的走勢基本相似，如果對這20個國家的GDP與ODI流量分別做圖，在其中多數國家也發現了相似的走勢，提示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可能是中國ODI的主要影響因素。在找到一定的共同性后，再對國家進行分組，在面板模型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實證分析所使用的主要變量是實際對外投資總額（odi）、實際GDP（y）、實際資本形成（invt）、實際總消費（cons）、實際出口（exp）。以美元為單位的變量名義值數據來源為Wind和CEIC數據庫，用美國GDP平減指數進行平減得到實際值。所使用變量的詳細定義以及統計描述如表1所示，樣本期為2003—2021年。

根據變量的單位根檢驗，除了1個國家（尼日爾）的ODI流量為不含單位根的平穩變量，其ODI存量是I（1）變量，在其他19個國家名義和實際ODI流量以及名義和實際宏觀經濟變量如GDP等都是含有一個單位根的非平穩變量，因此在這19個國家使用ODI的流量數據，尼日爾使用ODI的存量數據。在一些國家的個別年份出現了名義ODI流量為負數的情況（出現負數的主要原因是當期利潤再投資為負數時記入當期ODI的負流量值），為了能夠統一取對數，當出現負數值時，將這一年的ODI流量值設定為100萬美元，同時將相鄰的前一年或者后一年的ODI值減去這一年ODI的絕對值以及100萬美元，這樣處理后保證ODI流量的整體水平保持不變。

實證分析的第一步是對以上提到的20個非洲國家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并在協整向量自回歸模型（VECM）的框架下進行實證分析。VECM模型的設定為方程（1）：

ΔXt=αβ′Xt-1+Γ1ΔXt-1+ΦDt+εt（1）

其中，Xt是模型中所有變量構成的向量，Dt是截距項以及啞變量。εt～iidN（0，Ω）是誤差項，α和β是p×r維系數矩陣，r是系統中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的個數。β中的系數表示協整關系，α中的系數表示向協整關系調整的速度和方向（Juselius， 2006）。

基于模型（1），可以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以及短期變量是否向著均衡關系調整。還可以通過α系數在不同方程中的顯著性，判斷變量是否為弱外生變量，即當協整關系出現均衡的偏離時，弱外生變量不做調整，可以看作是系統的驅動力量，也可判斷變量是否為對長期趨勢不產生影響的完全調整變量（Juselius等，2014）。

由于數據時間樣本較小，本文采用盡量從簡約模型開始的策略，即建立4個分別只包含2個變量的VAR模型，即模型1包含y和odi，模型2包含invt和odi，模型3包含cons和odi，模型4包含exp和odi，分別對模型1、2、3、4進行協整以及短期調整關系的分析。簡約的設定在理論上有合理性，因為在VECM的模型框架下，如果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這一協整關系在模型加入新的變量之后仍然成立（Juselius，2006）。

在模型1、2、3、4中，將y，invt，cons，exp方程中的短期調整系數記為α1，將odi方程的短期調整系數記為α2，檢驗結果可以分為以下4種情形。情形1：存在協整關系，且α1顯著，α2不顯著，可解釋為odi是弱外生變量，對宏觀經濟變量有長期影響且起到驅動作用；情形2：存在協整關系，且α1和α2都顯著，可解釋為odi對宏觀經濟變量有長期影響，但不是驅動力量；情形3：存在協整關系，且α1不顯著，α2顯著，可解釋為odi是完全調整變量，是完全受宏觀經濟變量驅動的；情形4：不存在協整關系，可解釋為odi與宏觀經濟變量沒有長期均衡關系（Juselius，2006；Juselius等，2014；張延群，2023）。

單位根檢驗顯示：除了1個國家（尼日爾）的odi流量為I（0）變量，y，invt，cons，exp，odi流量均為含有一個單位根的I（1）變量。根據數據和誤差情況適當加入啞變量，以消除個別年份數據的跳躍或者過大的誤差項所產生的影響。所有模型的滯后階數為1，誤差項通過了自相關性、正態性、異方差性的模型設定檢驗。（ 詳細的檢驗結果可向作者索要。）

表2為基于模型（1）的估計結果。在20個國家中，odi與y，invt，cons，exp存在協整關系的分別為14、12、13、12個（情形1+2+3）。在y，invt，cons，exp模型中出現情形1的結果分別有1、2、2、1個；出現情形2的結果分別為4、2、2、4個；出現情形3的結果分別為9、8、9、7個，屬于占比最多的情形；出現情形4的結果分別為6、7、6、7個。

從模型1的結果看，在20個國家中的14個國家，odi與y，invt，cons或者exp有協整關系（情形1+2+3）。在14個國家中有1個國家（安哥拉）odi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有長期正向影響（情形1）；有4個國家（贊比亞、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烏干達）的odi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有短期正向的影響（情形2）；9個國家（剛果金、肯尼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埃及、加納、毛里求斯、剛果布、幾內亞）的odi對東道國既沒有長期也沒有短期的影響，是完全由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情形3）；6個國家（南非、阿爾及利亞、尼日爾、莫桑比克、蘇丹、科特迪瓦）的ODI與東道國經濟增長沒有長期關系（情形4）?？傮w上看，大多數odi受到東道國經濟發展長期和短期的制約，是由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決定的。

（二）將20個國家作為總體進行分析

以上VECM模型結果顯示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ODI的主要決定因素。為了進一步檢驗東道國的自然資源稟賦、社會治理水平、與ODI有無長期均衡關系等是否為ODI的影響因素，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從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WDI）數據庫中進一步用20個國家2003—2021年的數據建立面板模型（2）進行分析，在面板模型中加入刻畫東道國自然資源稟賦的變量rent，參考現有文獻將rent定義為自然資源租金占GDP的比重，rent值越高自然資源稟賦越高。定義啞變量dum01，將rent大于11（2003年20個國家50%分位數水平）的國家的dum01 設定為1，其余國家的dum01設定為0。dum01等于1的國家分別為剛果金、贊比亞、埃塞俄比亞、安哥拉、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加納、剛果布、幾內亞、烏干達。在模型（2）中加入世界銀行發布的刻畫各個國家社會治理水平的變量WGI。WGI由6個維度的指數來刻畫，分別為話語權與問責權、政治穩定與杜絕暴力、政府效率、監管質量、法治水平、腐敗控制等，在每一個維度的指標中都包含得分數，以及在世界所有國家中所處的分位數水平，分位數水平越高表示治理水平越好。本文選擇用政治穩定和無暴力這一維度中的分位數水平值（pvr）來刻畫各個國家的社會治理水平，將2003年pvr大于40%分位數國家的dum02設定為1，其余國家設定為0，dum02等于1（即社會治理水平較好）的國家為贊比亞、尼日爾、莫桑比克、加納、毛里求斯。定義啞變量dum03，將在VECM模型中發現y，invt，cons或者exp與odi有協整關系的14個國家的dum03設定為1，其他6個國家設定為0。dum03等于0的6個國家分別為南非、阿爾及利亞、尼日爾、莫桑比克、蘇丹、科特迪瓦。

面板模型（2）的設定為：

odiit=β0+β1yit+β2dum01+β3dum02+β4dum03+εit，（2）

對模型（2）使用隨機效應模型方法進行估計，表3為估計結果。β1顯著為正，而且系數接近1，說明從總體和長期看，odi受到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制約，而且彈性基本等于1。dum01的系數不顯著，說明長期和從總體上看，自然資源稟賦對ODI流量的影響不顯著，如果將dum01替換為rent的對數，結果也基本相同。dum02和dum03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從長期看，在社會治理水平較高的國家，以及odi與y有長期關系的國家整體上有較高的ODI流量。運用Fisher方法（Maddala和Wu，1999）對表3中方程（d）的誤差項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誤差項是不含單位根的平穩過程，也就是說，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模型（d）中的估計系數可以解釋為是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

四、中國對非洲ODI趨勢分析

中國與非洲經濟存在較強的互補性，非洲有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年輕的人口結構，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處于較低水平，對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服務業也有較大的需求。隨著非洲經濟的發展，未來中國在非洲還存在著大量的投資機會，與非洲國家的經貿合作還有廣闊的空間。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延伸，非洲是中國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打造中非經貿合作的升級版是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必不可少的內容。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上宣布實施對非十大合作計劃，通過鼓勵更多中國企業走進非洲，幫助非洲加快工業化進程，提高自主發展能力。預計中國對非洲的ODI將進一步得到國家政策的支持。

根據2023年4月IMF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對南撒哈拉非洲國家的經濟預測，在假設全球經濟增長繼續恢復，通貨膨脹得到進一步控制，原油價格繼續下降的前提下，這一地區的經濟增長將從2021和2022年的4.1%和3.6%，繼續下降為2023年的3.1%；但是在2024和2025年經濟增長率將開始回升，預計分別為3.7%和3.9%，也即從2024年開始將緩慢回升。鑒于目前非洲經濟整體增長速度與2009年之前相比出現了明顯的下降，未來5年經濟增長雖然有所回升，但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未來中國對非洲的ODI大概率將保持平穩增長，但增長速度會較2003—2009年有所下降。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對中國在非洲國家ODI與東道國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的相互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總體和長期看，中國對非洲的ODI投資額受到東道國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在部分國家ODI對東道國的經濟有長期或短期的正向促進作用；東道國的自然資源稟賦不會對ODI投資額產生長期影響；東道國的社會治理水平對ODI有長期正向的影響，在具有較好社會治理水平的國家有較高的ODI投資額；在ODI與東道國經濟增長有長期關系的國家有較高的ODI投資額。這些發現都符合跨國投資理論，與其他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外國投資是類似的，即市場規模、政治穩定是重要的因素，并不存在早期文獻中所提出的東道國的自然資源稟賦是吸引中國對非洲ODI主要因素的結論?？傮w和長期看，中國ODI沒有對東道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未來五年中國對非洲國家的ODI將受到非洲經濟增長放緩的制約，大概率呈現平穩增長，增長速度將較2003—2009年有所下降。

鑒于實證分析的結果，本文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對非洲進行直接投資的中國企業應對東道國經濟增長前景、政治穩定性和社會治理水平等進行深入了解和研究，特別在目前世界經濟出現逆全球化趨勢，非洲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放緩的大背景下，深入分析東道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前景對于企業減少和控制投資風險尤為重要。

第二，隨著中國在非洲投資主體和投資領域更加多元化，如投資領域從過去比較單一的地質勘探開發和基礎設施產業向農業、制造業、數字經濟等領域拓展，中國在非洲投資的企業將遇到新的深層次的困難和挑戰。目前還比較缺少理解和熟悉非洲國家法律法規和社會治理結構的高級人才，國家應制定相應政策，加強有關人才的培養和儲備，以幫助企業應對深層次的挑戰。

第三，對未來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增速的變化應有所預判。過去20多年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經歷了高速增長，受到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和債務壓力加大等因素的影響，2022年非洲接受的ODI流量以及中國對非洲的ODI流量均出現了大幅下降。在全球、中國和非洲經濟增速大概率放緩的預期下，中國對非洲ODI的增速與前期相比有可能出現較明顯的下降，未來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經貿合作將從初期在較低基數上的高速增長向著全面鞏固和深化的方向發展，同時增長速度有可能放緩，對此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有所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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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 霞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基礎學者資助項目“我國收入分配有關問題研究”（項目編號：XJ202301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宏觀大數據建模和預測研究”（項目編號：71991475）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