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場流轉、規模經濟與牧民增收
——以內蒙古牧區為例

張瑞榮，馬丹陽

（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草原畜牧業是牧民利用天然草原，主要以放牧食草牲畜的形式，生產和銷售牲畜和畜產品，滿足自身需求和市場需求。內蒙古大草原從東至西依次分布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草原化荒漠，草地的生產力逐漸下降，適合的牲畜品種也有差異。牧區一般處于干旱、半干旱地區，氣候條件惡劣。少數民族人口聚集，收入來源單一，主要依靠放牧養畜。由于牧戶承包草場面積有限，草場分布細碎化，限制了可飼養放牧的牲畜頭數，影響了牧民增收和草原畜牧業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是目前草原畜牧業經濟發展的基本理念，在這樣的理念下處理好牧區人、草、畜的關系，促進草場流轉，實行規模經營，是實現適度規模經濟、促進牧民增收、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隨著土地確權和“三權”分置工作的陸續實施以及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就業機會增加，牧區勞動力發生轉移，牧區草場流轉市場愈發活躍，為草原畜牧業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契機。

本文基于調研數據，應用統計描述分析法、多元回歸模型模擬分析法，確定草場流轉與規模經濟的關系，驗證草場流轉可以促進規模經濟發展和牧民增收。

1 草場流轉的影響因素及其效應

草場流轉主要是草場承包經營權流轉，是指草場承包經營期內，在不改變所有權性質、用途的基礎上，承包經營者通過轉包、租賃、互換、入股等多種方式將全部或部分草場承包經營權轉移給他人或組織，從事畜牧業生產經營行為。其本質是牧戶自我決策優化的過程，在綜合評估自身的經營能力和家庭資源稟賦后，牧戶選擇轉入草場擴大畜牧業經營規模，或選擇轉出草場從事其他工作。目前，內蒙古草場流轉主要以出租、轉包為主，約占54%，多為短期協議、嘎查內部周轉。據錫林郭勒盟農牧局數據顯示，2022 年全盟共有草場1 802 萬hm2，牧戶71 800 戶，戶均承包經營草場251 hm2，全盟共規范流轉草牧場141.93 萬hm2，約占草場總面積的7.88%，涉及8 948 戶，約占牧戶總數的12.46%，草場流轉主要以出租為主。

1.1 草場流轉行為的影響因素

草場流轉行為的影響因素分為內部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括戶主年齡和文化程度、戶主是否為干部、牧戶家庭資源稟賦、畜牧業收入等，外部因素包括城鎮化、信息化、政策條件、組織和流轉市場建設情況等。

1.1.1 內部因素。（1）戶主年齡和文化程度。草地一般從年長且受教育程度低的牧戶手中轉移到年輕且文化程度更高的牧戶手中[1]。（2）戶主是否為干部，正向影響草場流轉行為[2]。（3）牧戶家庭資源稟賦。草場承包面積小、牲畜數量多的牧戶更傾向于轉入草場。（4）畜牧業收入。畜牧業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越高，牧戶的家庭人口數越多，其發生流轉行為的可能性越高[3-7]。

1.1.2 外部因素。（1）城鎮化。隨著城鎮經濟的快速發展，非農就業機會增多，教育和醫療資源向城鎮集中，農村剩余勞動力更多地選擇進入城市。農民所在家庭勞動力轉移程度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則越高[8]。非農工資收入對農戶土地轉出有顯著正向影響[9]。（2）信息化。信息化可以降低參與農地流轉市場的搜尋成本和談判成本，擴大農地流轉對象范圍，從而顯著擴大農地轉入規模[10]。以互聯網為載體的農地市場中介平臺能打破“熟人交易”，提供更全面、客觀的農地市場資訊，解決農地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實現流轉交易的市場化和契約化，從而促進農地流轉[11]。（3）政策條件。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降低農戶金融準入門檻，提高農戶金融可得性，從而為農戶調整經濟決策，實現土地流轉市場化創造有益條件[12]。農業“三項補貼”改革擴大了規模農戶的土地轉入規模[13]。農民對新農保保障能力的評價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則越高[8]。工商資本下鄉租賃農地正向影響農地轉出行為，工商資本下鄉提供惠農服務正向影響農地轉入行為[14]。草原生態補獎政策、是否獲得貸款、是否投保社會養老保險、是否加入合作社等是影響草場流轉的加速器[3-8]。（4）組織建設。農地流轉目標考核能激勵村干部強化對農地流轉市場的監管與服務，從而促進村莊農地流轉[15]。組織化程度越高，村組織與村民之間以及村民內部越容易通過信任建構來協調流轉決策，提升農戶農地流轉的參與度[16]。（5）流轉市場建設。草場流轉交易市場建設滯后導致信息閉塞，信息不對稱下的交易成為目前草地租賃市場的常態，不利于草場流轉[17]。中國北方草場流轉市場正處于從傳統以熟人交易為特征的“關系型”市場向以陌生人交易為特征的“要素型”市場過渡的轉型期，可促進草場流轉[18]。

1.2 草場流轉效應

1.2.1 生態效應。草場流轉在不同程度上緩解了牲畜需求和草場供給間的矛盾，草場整體生態環境得到改善[19]。草場超載的主體是草場面積較小且未進行草場流轉的牧戶，草場承包面積越大，超載程度越低，草場流轉具有正的生態環境效率[20]。也有學者認為，轉入草場后牧戶會降低自有地塊的放牧強度和超載過牧程度，更加追求在轉入草場上過度放牧帶來的短期收益[21-22]。

1.2.2 經濟效應?，F行草場產權制度下的牧戶經營“小而無效”，牧戶參與草場租賃市場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牧業生產的技術效率，增加牧業產出[23]。當牧戶轉入草場面積較小時，其實際草場經營規模與最佳經營規模差距較大時，牧戶家庭人均收入可能會降低，增收效果有限。而對于轉出草場的牧戶來說，獲得租金的同時，通過轉移勞動力來獲取更高的其他收入，使牧戶家庭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24]。

已有研究對草場流轉做了深入細致的分析，梳理了各種因果關系，提出了各種觀點，但對于草場流轉促進牧戶經營成本降低的機理，特別是對中小牧戶轉入草場，能否實現規模經濟，進行實證研究很有必要，研究結果對于促進草原牧區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牧民增收具有一定價值，也可為相關政策制定和完善提供依據。

2 理論基礎、機理和假說

2.1 理論基礎

2.1.1 土地產權理論。馬克思是研究土地產權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國土地產權制度的推進和演變一直以馬克思的土地產權理論為指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土地產權是一組由土地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結合在一起的“權利束”。土地所有權處于核心地位，指的是產權主體在法律范圍內擁有對土地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包括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土地占有權是指產權主體對土地具有實際上的控制權。土地使用權是指土地使用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利用土地進行生產生活。土地收益權是指主體對土地的各項權能進行合法處置而享有經濟收益的權能。馬克思認為土地市場上最關鍵和最主要的問題是土地產權的界定問題。土地產權要想和其他財產權利一樣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就必須進行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明晰的土地產權可以給農牧民吃下一顆 “定心丸”，大大提高農牧戶開展農牧業生產的意愿，激活土地的財產性能，進一步推動土地經營權流轉，釋放土地流轉紅利，帶動農牧戶多元增收。

2.1.2 規模經濟理論?！缎屡翣柛窭追蚪洕鷮W大辭典》將規模經濟定義為：在既定技術條件下，生產一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如果在某一區間遞減，那么就可以說這里有規模經濟。畜牧業規模經濟產生的原因在于牧戶擁有的初始要素稟賦不匹配，草場面積小，生產技能單一，為維持基本生活，必須飼養一定數量的牲畜。但是容易出現超載過牧，導致草場退化，再加上禁牧，冷季需要購買飼草料時價格相對較高，支出大，勞動力、水井、棚圈、圍欄、機械、運輸設備等人力資源和養殖設備不能被充分利用，造成單位養畜成本高、收益少的局面。而轉入草場，可以幫助解決這一問題。

2.2 影響機理及研究假說

由于牧戶沒有市場影響力，只是產品市場上的價格接受者，因此，在假定價格不變的條件下，牧戶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源自產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

2.2.1 產量角度。飼草料供給不足是制約牧業生產規模的關鍵障礙。轉入草場增加了牧戶經營草場面積，提高了天然牧草的供應能力和飼草料的供給總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飼草料供應能力的提升可幫助牧戶增加牲畜飼養數量，提高牲畜飼養質量，從而提高牧戶的牧業總產量。

2.2.2 成本角度。轉入草場有利于降低單位牲畜產品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進而降低單位牲畜產品的總成本。從單位固定成本來看，草場圍欄、水井、棚圈以及牧業機械等固定資產隨著牲畜數量的增長，分攤到每一單位畜產品的固定成本逐漸減少。從單位可變成本來看，飼草料支出是牧戶牧業生產中最主要的成本支出[25]，對可變成本的大小起決定性作用，牲畜疫病支出也會影響可變成本的大小。轉入草場和購買飼草料是牧戶補充飼草料的主要渠道，轉入草場可以對購買飼草料形成替代。隨著飼草料價格逐漸攀升，相對于購買飼草料而言，轉入草場的價格相對穩定。在雨水正常的年份，轉入草場可以為牧業生產提供充足的天然牧草，降低經營成本。但是在極端干旱年份，轉入草場可能面臨顆粒無收，導致牧戶仍然需要額外購入飼草料，從而增加牧業成本。因此，轉入草場對于單位可變成本的影響具有氣候依賴性。

2.2.3 牲畜疫病角度。轉入草場延長了放牧時長并拓展了牲畜活動的放牧空間，降低舍飼過程中的疫病傳染概率，減少牲畜疫病的發生[26]；此外，轉入草場還可為牲畜補充多樣化的牧草，保持牲畜的營養均衡。因此，轉入草場很可能通過降低牲畜防疫支出，降低單位可變成本。

綜上，在氣候正常的年份，草場轉入可以通過降低單位可變成本和單位固定成本的綜合作用，降低牧業生產總成本。

基于上述文獻和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牧戶可以通過草場流轉擴大牧業經營規模來降低單位牲畜的飼養成本。

H2：牧戶轉入草場后，生產成本構成中的草料支出減少。

3 實證分析

根據歷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數據分析，肉羊生產成本中費用支出最大的是飼草料費用，占比約75%；其次是人工費用，占比約15%。減少飼草料費用支出是降低成本的關鍵因素（見圖1）。

圖1 內蒙古地區肉羊養殖業的成本收益

2011—2015 年以飼草料成本為代表的生產物質費用發生了躍升。2012—2016 年，位于高位的飼草料成本、區域性的小反芻疫病和嚴重干旱等不利條件疊加，導致畜產品價格下跌，2012—2016 年，內蒙古畜牧業出現了嚴重虧損。2017 年后畜產品價格逐漸回升，畜牧業收益開始恢復。草畜價格波動劇烈不利于中小牧戶維持原有畜群和生計改善，也不利于草地生態保護。

3.1 數據來源和數據分析

數據來自課題組2016—2021 年在內蒙古草原牧區進行的實地調研，涉及烏審旗、蘇尼特左旗、巴林右旗和阿巴嘎旗4 個牧業旗，獲得有效樣本量98 戶。表1 為4 個牧業旗草場流轉和牧業生產的基本情況。流轉率高的旗，流轉價格較高，需求增加導致價格上升，符合市場供求規律。草場條件不同，載畜能力不同，巴林右旗降水量較大，草場生產力較高，載畜能力高，牧戶經營面積小，流轉率高。蘇尼特左旗屬于荒漠草原，降水量低，草場生產力低，草場載畜能力低，牧戶維持同樣的生活水平，需要經營更大的草場面積。烏審旗主要是沙地草原，年降水量相對較多，草場載畜能力僅次于巴林右旗，調查戶飼養數量最少，折合標準羊數為272.09 只，草場流轉率、流轉價格最低。阿巴嘎旗屬于典型草原，年均降水量250 mm 左右，調查戶飼養數量最多，草場流轉率排第三，草場流轉價格較低，草場載畜力高于蘇尼特左旗，低于巴林右旗和烏審旗。

表1 樣本旗牧戶草場流轉和牧業生產的基本情況

由表2 可知，參與和未參與草場流轉的牧戶在家庭資源狀況方面差異顯著。相對于非流轉戶，轉入草場的牧戶家庭人口數、經營草場面積和飼養頭數明顯要多。轉入草場牧戶家庭初始承包草場面積相對較小。

表2 樣本牧戶主要特征

3.2 變量選擇

被解釋變量：草料支出和飼養單位成本（按羊單位計算）。若轉入草場后草料支出減少、單位飼養成本減少，即認為草場流轉能促進規模經濟的實現。

解釋變量：選取牧戶是否轉入草場和轉入草場面積來表征其草場流轉行為的核心變量。

影響牧戶生產經營情況的一些重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包括草場初始承包面積、飼養數量、勞動人口數、畜牧業收入和其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機械投入和地區虛擬變量。以牧戶家庭機械如打草機、摟草機、摩托車、拖拉機等的折舊費以及當年牧業生產消耗的燃油費代表其機械投入水平。

3.3 模型構建及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草場流轉背景下是否存在“規模經濟”，驗證假說，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Y 為被解釋變量；β 為各待估參數；Dum 為“是否轉入草場”虛擬變量；Xj為各解釋變量，j=1，2，3，…，7，共有7 個；RDk為牧業旗虛擬變量，以蘇尼特左旗為對比基準旗，k=1，2，3，分別表示烏審旗、巴林右旗、東烏珠穆沁旗；i 表示各調研牧戶，共有98 戶。其他具體指標解釋詳見表3。在多元回歸中，方差膨脹系數（VIF）小于5，表明變量中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見表4）。需要指出的是，回歸計算中，轉入草場面積X1、初始承包面積X2和畜牧業收入X5數據取了對數形式，以消除數據差異過大帶來的影響。4 個回歸方程最終采取的形式，去掉了不顯著的變量（見表5）。

表3 變量取值及描述統計結果

表4 多元線性回歸結果多重共線性檢驗

表5 多元線性回歸結果

由表5 可得如下結論：（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轉入草場顯著減少草料支出，飼養牲畜數量越多，草料支出越多；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家庭勞動力人口數和初始承包面積對草料支出有正向影響；畜牧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和機械投入水平對草料支出影響不顯著。相較于蘇尼特左旗，烏審旗、巴林右旗、阿巴嘎旗草料支出增加顯著。（2）在5%顯著性水平下，轉入草場面積越大，草料支出越減少。勞動力人口數、飼養牲畜數量與草料支出顯著正相關。畜牧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機械投入水平對草料支出影響不顯著。相較于蘇尼特左旗，阿巴嘎旗草料支出增加顯著，烏審旗、巴林右旗草料支出差異不顯著。（3）在1%顯著性水平下，轉入草場可顯著降低牲畜飼養成本。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初始承包面積越大，越顯著減少飼養成本。飼養牲畜數量對成本影響不顯著。在5%顯著性水平下，畜牧業收入占總收入比重越大，飼養成本越低，機械投入與飼養成本是正向關系。相對于蘇尼特左旗，飼養成本顯著下降（1%顯著性水平），阿巴嘎旗飼養成本也顯著低于蘇尼特左旗（10%顯著性水平），烏審旗飼養成本低于蘇尼特左旗，但不顯著。（4）在1%顯著性水平下，轉入草場面積越大，飼養成本減少越顯著，轉入草場面積的平方顯著正向影響飼養成本（5%顯著性水平），說明隨轉入草場面積的增加，飼養成本呈非線性“U”形變化，一定程度表明存在適度規模經濟。牧戶畜牧業收入占比越大，飼養成本越低（5%顯著性水平）。機械投入水平越高，飼養成本越顯著增加（1%顯著性水平）。相對于蘇尼特左旗，巴林右旗飼養成本顯著下降（5%顯著性水平），烏審旗、阿巴嘎旗也低于蘇尼特左旗，但不顯著。

總的來看，4 個回歸方程分析表明，草場轉入顯著減少草料支出，降低飼養成本；在一定范圍內，轉入草場面積越大，越有利于減少草料支出，降低飼養成本。轉入草場，增加養畜數量，也存在適度規模經濟。相較于蘇尼特左旗，烏審旗、巴林右旗、阿巴嘎旗轉入草場更有利于降低飼養成本，特別是巴林右旗。從理論上分析，草場流轉能夠調節草場資源和牧戶家庭的其他資源，使各種家庭資源從“失配”狀態調整到“適配”狀態，從而提高生產經濟效率。牧戶轉入草場可以擴大養殖規模，充分利用資源，從而產生規模效益。

4 結論與討論

針對樣本數據，構建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和系列檢驗，得出研究結論：牧戶可以通過草場流轉擴大畜牧業經營規模來降低單位牲畜的飼養成本；牧戶轉入草場后，生產成本中的草料支出顯著減少；轉入草場對草場生產力較高的牧業旗縣效果更突出。

根據調研數據，將折算后的牲畜數量劃分為4 個規模等級：飼養羊單位數低于150 只的為散戶，150～300 只為小規模戶，301～600 只為中等規模戶，高于600 只為大規模戶。在調研的98 戶牧戶中，散戶12戶，占比12.24%；小規模戶23 戶，占比23.47%；中等規模戶38 戶，占比38.78%；大規模戶25 戶，占比25.51%。中小規模戶（包含散戶）占比74.49%。

由于調查的牧戶主要是中小牧戶和散戶，所以研究結論對于中小牧戶、散戶顯著成立，表現為轉入草場可以顯著減少草料支出，進而降低成本，實現規模經濟。也就是說，樣本中小牧戶、散戶無論草場面積還是養畜規模，與適度規模經營還有一定差距，具體表現為經營草場面積較小，而飼養牲畜頭數相對較多，因此鼓勵中小牧戶、散戶轉入草場，有利于降低整體草原畜牧業經營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現階段，超載過牧和飼草料成本過高是草原畜牧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因此，政府應對中小牧戶、散戶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采取貸款援助、交易對接等幫扶措施，提高牧戶的草場轉入能力，一方面發揮草場流轉的生態效益，另一方面避免加劇牧區貧富分化。同時，應建立健全轉移牧戶群體社會保障體系，保證草場流轉市場供給的穩定和增長，發揮草場流轉市場功效。草場轉入和草場轉出是草場流轉的2個側面，只有當市場存在足夠多的轉出草場，牧戶才可能通過市場交易轉入所需的草場。此外，應提高轉移牧戶進城務工和進城定居的公平感、幸福感和獲得感，穩定轉移牧民的長期城鎮化意愿，激發潛在轉移牧民城鎮化意愿或外出務工意愿，進而促進草場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濟，提高草場生產經濟效率，增加牧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