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

賈 晉 溫 虎

[提要] 基于靜態職業選擇模型和前景理論,構建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理論框架,從收入視角和行為視角對影響效應和影響機制進行理論剖析。利用GEM數據庫和EM-DAT數據庫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促進了個體創業行為;(2)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過程,包含心理感知的中介效應,通過提升機會感知和降低風險感知,促進個體創業行為;(3)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存在明顯的收入異質性、時間異質性和區域異質性特征。本文基于研究結論,從創業宣傳、政策落實、產業創新以及信心構建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引言

新冠疫情(COVID-19)的爆發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人類發展歷程中并不罕見,①自1900年到2019年底,全球共發生1490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造成960多萬人死亡,4800多萬人受到影響的嚴重后果。②圖1描繪了觀察期各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頻率,可以看出亞洲和非洲的發生頻率遠高于其他洲,國家層面則是印度等國家發生的頻率較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僅危害個體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其獨有的隱蔽性和傳播性,還將導致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放緩或中斷,造成嚴重的物理破壞與經濟損失(楊子暉等,2020[1])。

圖1 全球各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頻率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宏觀經濟和微觀個體均產生不利影響。宏觀層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造成區域經濟下滑、產業發展停滯、企業運轉不暢等問題(White H,2015;[2]童星等,2010[3]);微觀層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帶來的流動性限制,使個體的收入結構和心理感知發生變化(劉玉珍等,2020;[4]French PE,2011[5])。在宏觀環境和微觀心理的共同驅動下,個體的創業行為決策,將會受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后,部分學者開始探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Fairlie R(2020)認為新冠疫情對社交距離的限制和經濟需求的轉變,使得小型企業和初創企業活躍度下降。[6]Beland LP(2020)等利用加拿大勞動力調查數據研究發現,新冠疫情期間加拿大創業活動顯著降低,其中,藝術、文化、娛樂和體育等職業類別下降幅度最大。[7]以上研究表明,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階段,初創企業的活躍度下降,個體的創業意愿降低。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結束之后的恢復期,社會整體需求不斷上升,市場的有效供給難以在短時間內恢復到原有水平,出現供需缺口,衍生出新的商機。同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新型產業的發展、消費市場的復蘇、國家經濟政策都有利于初創企業的發展(Kuckertz A,2022[8])。因此,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結束之后的恢復期,個體可能會在預期收入提升的驅動下選擇主動創業。與之對應的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結束之后,個體在受到流動性限制的情況下,工資性收入降低或中斷,選擇被動創業。不論是主動創業還是被動創業,都能夠有效的促進生產要素重組,實現資源和要素的快速轉化,進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林強等,2001[9])。這不僅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沖擊后的應急管理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還能以更深入的社會認識和識別特定問題的能力來提供可行的災害應對機制(Mcknight B,2016[10])。

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進入新的階段,個體創業行為對市場恢復和經濟發展的意義重大。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利用靜態職業選擇模型和前景理論模型,從學理層面,探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和傳遞機制。并提出相應的理論假設。進一步構建包含中介效應的Probit模型,利用全球創業觀察數據(GEM)和世界災害數據(EM-DAT),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檢驗。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1)構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理論框架,分別從收入視角和行為視角,分析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和影響機制。補充了不利環境下個體創業行為的理論研究。(2)證明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并明確了機會感知和風險感知的中介作用。為不利條件下個體創業行為的研究提供新視角。(3)探討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收入異質性、時間異質性和區域異質性特征。在我國疫情防控新階段,為不同類型初創企業的幫扶提供政策指導。

一、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收入的影響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流動性限制使得企業遭受沖擊,導致個體工資性收入降低(蔡昉等,2021[11]);二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電信、物流等行業帶來了商機,提升了創業預期收入。[8]鑒于此,構建靜態職業選擇模型(Evans D S,1989[12]),從收入視角探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同時,引入前景理論(Kahneman D,1979[13]),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之前個體的狀態設為參考點,分別將未受到影響和受到影響設定為盈利者和虧損者。③從心理感知視角剖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盈利者和虧損者創業行為的影響機制。

當個體創業預期收入大于現時工資收入時傾向創業。因此個體創業意愿如式(1)所示。

E(NR)=E(TR)-E(TC)

(1)

其中,E(NR)表示創業預期凈收入,預期凈收入大于0的時候,個體將選擇創業,預期凈收入值越大,個體創業意愿就越高;E(TR)為預期總收入;E(TC)為預期成本,包括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顯性成本是創業過程中的資本投入(E(K)),隱性成本是個體選擇創業所放棄的工資性收入(E(W))。因此,式(1)可以改寫為式(2)。

E(NR)=E(TR)-E(K)-E(W)

(2)

若個體選擇創業,預期總收入將由經濟資本k和人力資本h所決定,構建Cobb-Douglas生產函數,具體如式(3)所示。

E(TR)=y=δkαhβ;α,β∈ (0,1)

(3)

其中,y為創業預期總收入,δ為資本綜合轉換常系數,k為資金投入,h為人力資本。④

此時,個體創業的預期凈收入為總收入與總成本之差,如式(4)所示:

π(k,h)=y-c=δkαhβ-(1+i)k

(4)

其中,π為企業利潤,i為資金回報率。若個體選擇就業,收入全部來自于工資,工資的多少由人力資本單一因素決定的,具體如式(5)所示。

w(h)=ηhθ;η∈(0,1)

(5)

其中,η為人力資本轉換常系數。

綜合個體創業預期收入和現時工資收入,個體的創業行為意愿如式(6)所示。

E(NR)=e=π(k,h)-w(h)=δkαhβ-(1+i)k-ηhθ

(6)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之后,部分個體的工資性收入受到影響。為了便于體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工資性收入的沖擊,令η=(1-μ)且μ∈[0,1],個體的創業意愿如式(7)所示:

e=π(k,h)-w(h)=δkαhβ-(1+i)k-(1-μ)hθ

(7)

此時,當μ=0時,說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并未降低該個體工資性收入;當μ>0時,說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該個體工資性收入產生沖擊。隨著μ值的提升,事件對個體工資性收入的沖擊也越大,當μ=1時,該個體處于失業狀態,工資性收入為0。

同時,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的情況下,個體的創業預期收入也會發生變化。由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造成部分企業活動下降的同時,也在醫療健康、娛樂服務等行業衍生出相應的創業機會(谷建軍等,2022[14])。因此,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個體,將會充分發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所帶來的商機,從而預期資本轉換系數δ將會提升(δ+)。不具備企業家精神的個體,將會在此不利環境下降低其資本轉換系數(δ-)。此時,可由式(7)進一步推導為式(8)。

e=δ+kαhβ-(1+i)k-(1-μ)hθ

e=δ-kαhβ-(1+i)k-(1-μ)hθ

(8)

此時,對于不同個體,將會出現以下情況:(1)μ=0時,個體工資性收入不變,δ升至δ+,個體創業預期收入提升,創業意愿也隨之提升,δ降至δ-,個體創業預期收入下降,創業意愿也降低;(2)μ≠0時,個體工資性收入降低,δ升至δ+,個體創業預期收入提升,創業意愿也隨之提升,δ降至δ-,個體創業預期收入下降,創業意愿則無法確定。

前景理論價值函數表明,對于虧損者,價值函數曲線是凸的;而對于盈利者,價值函數曲線是凹的,并且前者要更為陡峭一些,說明個體對損失的反應更為敏感。因此可以判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之后,個體對于已知的工資性收入損失的敏感性要強于未知的創業風險。故而在工資性收入降低且創業預期收入降低的情況下,個體更傾向于創業。

基于此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

H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促進個體創業行為。

進一步根據前景理論,將工資性收入沒有降低(μ=0)的個體設定為盈利者,將工資性收入降低(μ≠0)的個體設定為虧損者。當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盈利者在固定的工資收入和不確定的創業收入之間作出選擇。由于盈利者對風險的敏感性更高,傾向于繼續保持穩定的工資收入,只有在發現明顯的商機時,才會選擇創業。相對應的,當虧損者的工資性收入降低時,他們將面臨固定的工資性收入損失,或者不確定的創業損失。此時,虧損者將會表現出明顯的風險偏好,⑤對創業失敗敏感性降低,從而選擇創業。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雖然可能會同時促進盈利者和虧損者的創業行為,但這兩類個體創業的內生驅動因素大相徑庭。究其原因則是不同個體面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沖擊時,其心理感知存在明顯差異。盈利者更加傾向于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過后的商機進行把控,從而做出相對理性的創業選擇,創業成功率較高,其創業活動對災后經濟恢復的積極影響也相對明顯。即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促進了盈利者對機會的感知,從而提升其創業行為。虧損者主要是在工資性收入降低的情況下,容易高估創業所帶來的預期收益,并忽視創業所衍生的未知風險,虧損者的創業成功率及其社會影響都相對較低,即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降低了虧損者的風險感知,并提升其創業行為。

基于此,可以提出本文第二個假設:

H2: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過影響個體心理感知,促進個體創業行為。

H2a: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過提升個體機會感知,促進個體創業行為。

H2b: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過降低個體風險感知,促進個體創業行為。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與影響機制如圖2所示。

圖2 影響機制圖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全球創業觀察數據庫(GEM)和世界災害數據庫(EM-DAT)。其中,個體創業行為、心理感知及相關變量來源于全球創業觀察數據庫(GEM),該數據在全球200多個國家范圍內進行了微觀創業調查,對個體創業行為和創業意愿進行了細致詢問。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其他自然災害、技術災害相關數據來源于世界災害數據庫(EM-DAT),該數據庫對全球不同國家所受不同類型災害進行了全面統計,其中流行性疾病(Epidemic)是本文重點關注的突發災害類型。⑥本文采用2016年GEM橫截面數據,匹配2014-2016年EM-DAT災害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個體創業行為(TEA)。由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影響下的創業行為是一種即興行為,因此采用早期創業作為實證分析解釋變量。并依據GEM數據庫,將早期創業定義為正在獨自或與他人一起嘗試開展新業務,包括任何自謀職業或向他人出售任何商品或服務。

2.核心解釋變量:突發公共衛生事件(Epi)。本文選用2014-2016年是否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虛擬變量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波及人數(對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由于2016年GEM數據最早從4月份開始調查,因此選取2016年4月份之前的災害數據以及2015年和2014年全年災害數據。

3.中介變量:個體機會感知(Opport)和風險感知(Fearfail)。機會感知和風險感知變量為個體對未來創業機會和創業風險的主觀判斷。

4.控制變量:為了排除其他災害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將2014-2016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外的其他自然災害、技術災害作為控制變量。并選取個體創業主觀評估,以及個體特征和國家發展特征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具體定義及基本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與基本描述統計

(三)模型設定

本文構建包含中介效應的Probit模型,采用逐步法進行中介效應回歸分析(溫忠麟等,2014[15])。首先實證分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總效應。具體模型如下:

TEA=cEpi+γ1X+e1

模型1

其中TEA為個體的創業行為;Epi為2014-2016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情況,在實證分析過程中,為了保證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分別采用“是否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波及人數(對數)”作為核心變量進行回歸分析;X為控制變量;e1為隨機擾動項;c和γ1為待估參數。

其次,為了進一步驗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機制,分別將“機會感知”和“風險感知”中介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構建實證模型如下:

Opport=a1Epi+γ2X+e2

模型2

Fearfail=a2Epi+γ3X+e3

模型3

其中,Opport、Fearfail分別表示個體對創業的機會感知和風險感知;e2、e3為隨機擾動項;a1、a2、γ2、γ3為待估參數。

最后將中介效應變量和解釋變量同時納入模型,考察中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效應,并確定是否完全中介影響過程,具體模型如下:

TEA=c′Epi+b1Opport+b2Fearfail+γ4X+e4

模型4

其中,e4為隨機擾動項;c′、b1、b2、γ4為待估參數。

針對上述模型。對模型1進行回歸,得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總效應(系數c)。對模型2和模型3進行回歸,得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機會感知和風險感知的影響效應(系數a1和系數a2)。對模型4進行回歸,得到機會感知和風險感知對個體早期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系數b1和系數b2),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早期創業行為影響的直接效應(系數c′)。

如果系數c顯著,且系數a、b均顯著(即a≠b≠0),中介效應顯著。若c′不顯著,屬于完全中介效應。如果系數c不顯著,為遮掩效應。

三、實證結果分析

利用全球創業觀察數據庫和世界災害數據庫,對實證模型1—模型4進行計量分析。分別檢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影響機制以及異質性影響特征。⑦

(一)基準結果分析

表2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估計結果(模型1)。采用逐步引入控制變量的方法檢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穩健性。在表2第(1)列—第(4)列依次引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核心解釋變量,其他自然災害和技術災害,個體創業主觀評估,個體特征和國家發展特征等控制變量。依托前文理論機制說明可以發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之后,個體的工資性收入曲線和創業預期收入曲線均發生變動。在此情況下,激進個體的創業意愿增加,保守個體的創業意愿無法確定。從實證結果來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之后,個體創業意愿增加,促進了個體創業行為,驗證了假設H1。

表2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總效應

注:表格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分別表示系數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下同)。

(二)影響機制分析

為進一步檢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機制,分別對模型2、模型3、和模型4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第(1)列和第(2)列結果表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促進了個體的機會感知,同時也降低了個體的風險感知。說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的影響過程中,存在個體心理感知的中介效應,驗證了假設H2。第(3)列結果表明,機會感知顯著促進個體創業行為,而風險感知抑制了個體創業行為。根據實證結果可以發現,模型中參數a1·b1>0,且a2·b2>0。說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過提升個體機會感知,促進了個體創業行為;同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過降低個體風險感知,促進了個體創業行為。分別驗證了假設H2a和假設H2b。第(3)列估計結果表明,在引入機會感知和風險感知中介變量之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仍然對個體創業行為產生顯著影響效應。說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也存在直接影響效應。

(三)穩健性檢驗

在回歸過程中,采用逐步引入變量、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子樣本估計等多種方法來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一步利用以下方法,檢驗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1.Logit估計。采用Logit估計方法對模型1—模型4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梢钥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影響機制估計結果與Probit估計結果系數方向與顯著性基本一致。

表4 Logit估計結果

2.傾向得分匹配。在本文實證分析過程中,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導致估計結果偏誤。內生性問題主要是由自選擇偏誤和遺漏變量兩個原因造成的。其一,不同國家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并不是隨機的,而是選擇的結果,選擇的過程會使得回歸結果出現偏差。其二,本文在回歸過程中,控制了其他災害變量,從而剔除其他災害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并盡可能的將個體創業主觀認知、個體基本特征和國家發展特征等控制變量納入模型,但仍有可能遺漏各個國家創業扶持、災后恢復等宏觀經濟政策,這些遺漏變量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將會使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被高估。將2014-2016年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國家的樣本作為實驗組,將其他國家樣本作為控制組,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對實驗組和控制組進行匹配。結果顯示,匹配前實驗組和控制組各變量存在顯著差異,匹配后各變量之間無明顯差異。保留匹配樣本,對模型1—模型4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梢园l現,在控制內生性問題之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總效應、中介效應估計結果穩健。

表5 內生性檢驗

四、異質性分析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和傳遞機制并不是同質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的時間、個體特征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等都會導致個體的創業行為不同,并使得其內在的影響機制也存在差異。受到機會感知的創業行為,是個體對事件所衍生的商機進行把握,為機會型創業行為;受到風險感知的創業行為,是個體為了彌補工資性收入所采取的替代性措施,為生存型創業行為。這兩種創業行為的成功率不同,對長期經濟發展的貢獻也存在差異(鄭馨等,2017[16])。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合理的引導和幫扶能夠使得不同的創業行為,均對短期經濟恢復和長期經濟發展產生顯著的作用。為了充分分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分解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異質性影響效應和影響機制。

(一)收入異質性。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中,收入因素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高收入個體的風險抵御能力強于低收入個體,依據前景理論的框架效應可知,虧損程度越大,對風險的敏感性越低。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高收入個體傾向于風險規避,低收入個體傾向于風險偏好。因此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低收入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高于高收入個體。此外,高收入個體,其社會網絡、受教育程度、知識水平和資本儲備等創業相關要素都較高(Weiss J,2019)[17]。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高收入個體雖然傾向于規避風險,但充裕的創業資本、豐富的創業知識以及理性的判斷,使他們能夠感知到創業機會。低收入個體創業條件不足,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創業是彌補工資性收入損失的被動選擇,他們對創業風險的感知并不敏感,但在知識水平、社會網絡等創業條件的限制下,難以捕捉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所帶來的商機。因此,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傾向于通過提升機會感知,促進高收入個體的創業行為,并傾向于通過降低風險感知,促進低收入個體的創業行為。

按照GEM數據中收入等級將樣本分為高收入組、中等收入組和低收入組三個子樣本。⑧探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收入異質性,結果如表6所示。第(1)列系數c估計結果顯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低收入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系數高于高收入個體。其原因可能是高收入個體的風險抵御能力較強,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對于創業的選擇更為理性。低收入個體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在面臨收入降低或者失業之后,更傾向于做出即興創業的選擇。第(3)列—第(5)列系數估計結果表明:對于低收入個體,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傾向于降低風險感知,促進個體創業行為(a1·b1a2·b2)。

表6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收入異質性

(二)時間異質性

不同時間發生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和影響機制均存在差異。較為滯后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宏觀社會經濟、個體心理感知的影響效應逐漸弱化,個體的創業行為決策也趨于穩定。從影響效應來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對個體收入和心理感知產生即時沖擊,從而影響個體創業行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過后,進入常態化發展模式,個體的創業選擇相對理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也不斷減弱。從影響機制來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短期內對個體收入和心理的影響,使個體忽視創業帶來的風險,難以在短時間內做出理性的判斷,選擇生存型創業行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滯后性,使得創業機會不斷凸顯,有關創業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宏觀政策也逐步成熟,個體能夠在充分評估創業機會和創業成功率的基礎上,選擇機會型創業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減弱,但逐漸傾向于通過機會感知的中介機制,促進個體創業行為。

表7匯報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效應的時間異質性回歸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弱。表5第(1)列估計結果表明,2016年、2015年和2014年發生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逐年遞減。第(2)列—第(5)列結果表明,滯后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更傾向于促進理性的創業行為。具體來看,2016年發生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傾向于降低個體風險感知,促進個體創業行為;2015年和2014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傾向于通過提升個體機會感知,促進個體創業行為。突發公共事件過后,會對個體心理產生長期影響,并進一步影響個體創業行為。但個體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心理感知趨于穩定,能夠做出相對理性的創業選擇。

表7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時間異質性

(三)區域異質性

經濟發展、制度環境、社會結構等區域特征往往是影響個體創業的關鍵因素(Parker SA,1996;[18]Faccio M,2006[19])。因此,在不同類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和影響機制存在差異。在經濟社會發展較好的區域,居民收入也相對偏高,擁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并弱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沖擊。但經濟發展較好的區域,其社會環境更適合個體創業,在面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沖擊時,個體能夠通過企業家精神及時捕捉商機,并參與創業行為。在經濟發展較差的區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社會環境和個體行為決策的沖擊更為明顯。這些區域個體在流動性限制的影響下,其工資性收入將會降低或中斷,并且這些個體的企業家精神相對較弱,對風險的感知并不敏感,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工資性收入的沖擊,被動選擇創業。因此,在經濟發展較差的區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更加傾向于降低個體的風險感知從而促進個體創業行為。

考慮到不同區域經濟發展對個體創業行為的潛在影響,按照GEM數據庫將個體所在國家類型分為要素驅動型國家、效率驅動型國家和創新驅動型國家三類。進一步實證檢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具體如表8所示?？梢钥闯?在不同發展類型國家中,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均促進個體創業行為。并且隨著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提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逐漸減小。其原因可能是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其社會穩定性也越強,個體對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外生沖擊的反應也越小。從影響機制來看,要素驅動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傾向于通過降低風險感知的中介機制促進個體創業行為(a1·b1a2·b2)。這說明,經濟發展程度較好的國家,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沖擊下,更容易使個體衍生企業家效應,從而參與機會行創業。

表8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區域異質性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在我國新冠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的背景下,個體創業能夠助力市場復蘇和經濟發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和傳遞機制是亟待研究的關鍵問題。本文著重探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的個體創業行為,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總效應、中介效應、收入異質性、時間異質性四個方面提出理論假設。構建Probit計量模型,利用全球創業觀察數據(GEM)和2014-2016年世界災害數據(EM-DAT),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論如下:(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促進了個體創業行為。在控制其他災害變量、個體創業主觀認知、個體特征和國家發展特征等變量之后,結果仍然穩健。(2)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包含心理感知的中介效應。具體表現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過提升個體機會感知,促進其創業行為;同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通過降低個體風險感知,促進其創業行為。(3)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存在收入異質性特征。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低收入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總效應強于高收入個體。低收入個體傾向于受到風險感知的中介影響效應,高收入個體傾向于機會感知的中介影響效應。(4)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存在時間異質性特征。隨著時間的推移,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個體創業行為影響的總效應逐漸減弱,但機會感知的中介效應不斷提升。以上結果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之后穩健。進一步的Logit回歸、傾向得分匹配之后子樣本回歸結果穩健。

結合研究結論,主要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強化個體創業引導,通過加強媒體宣傳,組織開展專題活動,印發創業指導手冊和創業扶持政策等形式,廣泛宣傳國家和地方最新出臺的促進創業相關政策,幫助創業個體了解并掌握政策內容。聯合人社、財政、工商、稅務、教育等部門促進出臺鼓勵個體創業的具體政策,為初創企業提供相應的幫扶項目、發展資金和社會資源。第二,落實初創企業幫扶政策,從創業培訓、創業場地、創業信貸和創業稅收四個方面對初創企業進行定向幫扶。尤其針對被動創業的個體,著重通過創業培訓的方式強化其企業管理技能,降低創業貸款門檻,縮減貸款審批流程,保障初創企業的資金流轉,提升個體創業成功率。第三,探索新型產業創業路徑,在新冠疫情常態化防控下,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網絡購物等新業態發展衍生出創業機會。在我國新冠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之后,線上經濟的發展仍為初創企業提供了商機。同時,物流行業、傳統消費行業等線下經濟的迅速恢復為創業個體提供了新的商機。我國新冠疫情防控在歷經應急階段、常態化防控階段之后,進入疫情防控新階段。在此背景下,“信心”的建立將是我國扶持個體創業的重中之重。首先,從完善制度、破除壁壘、明細政策角度優化營商環境,提振創業個體信心。其次,從強化技術支持、完善金融體系、健全司法保護等方面保障惠企政策精準落實,穩定企業信心。最后,從集成化政策、制度化管理、精準化服務等方面堅持深化改革開放,重塑市場信心。

注釋：

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結合EMDAT數據庫統計結果,本文研究對象主要指霍亂、埃博拉、非典以及新冠肺炎等重大傳染性疾病。

②數據來源于世界災害數據庫(EM-DAT)。

③“盈利者”雖然并未面臨絕對收益的提升,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時間節點下,將未受到影響的個體界定為相對盈利者。

④本文所定義的人力資本,綜合包括個體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經驗、企業管理及經營能力等。

⑤雖然創業造成的損失可能會更大,但前景理論相關實驗證明、虧損區域的個體更加傾向于不確定的損失。

⑥EM-DAT數據庫將災害分為兩類:自然災害和技術災害。自然災害主要包括地理災害、氣象災害、水文災害、氣候災害、生物災害、星際災害;技術災害主要包括工業事故、交通事故和其他事故。

⑦本部分所有估計結果均匯報邊際效應。

⑧GEM數據中部分個體收入等級指標缺失,本文剔除缺失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