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質人格與醫學生無手機恐懼的關系:錯失焦慮的中介作用*

劉媛媛 扶長青△ 冉 瑾

①湖北醫藥學院衛生管理與衛生事業發展研究中心(十堰) 442000 ②湖北醫藥學院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③湖北醫藥學院附屬國藥東風總醫院骨科 △通信作者 E-mail:fcq20171228@163.com

據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6月,中國手機網民規模為10.76億,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8%[1]。手機的強大功能在滿足人們更多需求的同時,其消極影響也日益凸顯并為研究者所關注[2]。一項調查表明,大學生智能手機成癮檢出率高達14.5%～23.43%,日均使用長達6小時[3]。彭海云等人利用元分析探究2010-2020年期間我國大學生手機成癮傾向的變化,發現這11年來我國大學生手機成癮傾向呈顯著上升趨勢[4]。人們對手機的過度使用導致了很多問題性手機使用行為的產生。

無手機恐懼(nomophobia)也稱手機分離焦慮,是指個體在無法使用手機或者手機不在身邊時焦慮、恐懼的狀態[5],與手機成癮同屬于問題性手機使用行為[6]。但是,手機成癮的特點是個體過度沉迷于以手機為媒介的各種活動,具有渴求、失控和耐受性等特征[7]。而無手機恐懼的特點是害怕無法使用手機及其提供的服務,例如害怕失去網絡連接、無法獲得消息、失去便利等[8],兩者的心理結構不同[9]。研究者認為,與手機成癮相比,無手機恐懼是一種更為普遍的現象[10]。無手機恐懼會使個體產生壓力感[11],影響睡眠質量[12],顯著負向預測學業成績[13],導致個體產生情緒不穩定[14]、焦慮[15]、社交恐懼[16]、抑郁[17]等心理健康問題。智能手機是大多數人在數字化生活中的必需品[18],手機與人已成一體[19],對大學生的正常學習和生活造成了嚴重干擾[20-21]。個體的手機使用行為只是一個結果,影響結果的心理機制才是問題的根源。作為衛生健康行業的未來棟梁,醫學生學習壓力大、課程任務重,問題性手機使用行為對其學習投入、學業表現、身心健康等產生諸多不良影響。因此,探討醫學生無手機恐懼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對于無手機恐懼的預防和干預具有重要的現實與實踐意義。

個體-情感-認知-執行(I-PACE)模型認為,個體的手機使用行為是由其核心特質--人格特質所影響的[22],不同人格特質的人會呈現出不同的手機使用行為[23]。高神經質人格具有易情緒化、易沖動、易焦慮、逃避現實等特點[24]。根據社交需求補償理論,低外向性者和高神經質者在現實中存在更多的社會交往障礙[25],導致其社交需求不能滿足,而網絡則為其提供了平臺去與同類聯系,進行社會交往,從而使其社交需求得到補償[26]。一些研究也發現神經質、情緒穩定性可以顯著預測無手機恐懼[27]。因此,本研究推測神經質能夠正向預測無手機恐懼。

錯失焦慮也稱錯失恐懼(Fear of Missing Out),是個體因擔心錯失他人的新奇經歷或正性事件而產生的一種彌散性焦慮[28]。擁有這種彌散性焦慮的個體持續想要知曉他人所做之事,總是懷疑自己錯過了什么,擔心錯過特定精彩內容[29-30]。而手機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聯系和溝通[6],是個體進行社交活動和獲取信息的重要載體[10]。錯失焦慮水平越高的個體越擔心無法使用手機溝通和獲取信息[28],錯失焦慮是手機成癮的重要預測因素[30]。已有研究也表明錯失焦慮能正向預測手機成癮[31]。那同樣作為問題性手機使用行為,無手機恐懼與手機依賴相互影響,呈顯著正相關[32],也可能會受到錯失焦慮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推測錯失焦慮能夠正向預測無手機恐懼。

基于I-PACE模型,個體的核心特質、情感和認知反應及執行功能都會導致網絡使用問題。其中,人格特質可以作為誘發變量,情感和認知反應可以作為中介變量,網絡使用問題可以作為結果變量[33-34]。作為與情緒聯系最為密切的人格特質,神經質是錯失焦慮的重要預測因子[24]?？梢酝茰y神經質人格更容易產生錯失焦慮,從而導致無手機恐懼等問題結果。除此之外,錯失焦慮的影響因素和后效的整合模型認為,個體特征(如人格)通過錯失焦慮影響心理社會適應存在一條復雜的中介鏈,即“人格-錯失焦慮-社交媒體使用-心理社會適應(如手機成癮)”[30,35]。實證研究也表明錯失焦慮的確會影響手機成癮等問題性手機使用行為[3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錯失焦慮在神經質和無手機恐懼中起中介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便利采樣法選取湖北省某2所高校的醫學生進行在線問卷調查,回收問卷3500份,剔除無效問卷(作答時間過短、作答有明顯規律)后得有效問卷3121份(89.17%)。其中,女生1907名(61.10%),男生1214名(38.90%);農村生源地1795名(57.51%),城鎮生源地1326名(42.49%),所有被試對調查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簡式大五人格問卷-神經質分量表 采用王孟成等編制的中國大五人格問卷簡式版[37]。該量表共40個條目,包括5個維度:外向性、神經質、嚴謹性、開放性和宜人性,每個維度分別由8個條目測量,采用6級計分(1=“完全不符合”,6=“完全符合”)。該量表在以往研究中信效度良好,基于本研究的需要,使用神經質分量表來測試被試的神經質人格水平,分數越高表明個體的神經質人格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分量表的α系數為0.803。

1.2.2 錯失焦慮量表 采用由Przybylsk等編制[38]、李琦等修訂[39]的錯失焦慮量表。該量表共包含8個條目,2個維度,分別為錯失信息恐懼和錯失情境恐懼。采用5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分數越高,表明個體的錯失焦慮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796。

1.2.3 無手機恐懼量表 采用Yildirim和Correia編制[8]、任世秀等修訂[40]的中文版無手機恐懼量表。該量表共16個條目,包括4個維度:害怕無法獲得信息、害怕失去便利、害怕失去聯系和害怕失去網絡連接。采用7級計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分數越高,表明個體無手機恐懼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913。

1.2.4 研究方法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由輔導員老師擔任主試,采用統一的指導語,在班會上完成匿名測試,測試時間需15分鐘左右,測試結束后當場回收數據,并隨后對數據進行整理,剔除空白問卷和無效問卷。

1.3 統計處理

本研究數據回收后,使用SPSS 22.0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如年齡、神經質人格、錯失焦慮和無手機恐懼得分,以平均數、標準差進行描述;計數資料,如性別、生源地等,采用頻數、百分比進行描述。計量資料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采用Hayes開發的SPSSProcess插件進行中介效應檢驗。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數據均由被試自我評定收集,需要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對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41]。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6個特征值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個公因子的方差解釋率為27.361%,低于臨界值40%。這表明本研究的數據不存在可以解釋大部分變異的方法學因子,即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醫學生無手機恐懼得分的一般情況

醫學生無手機恐懼得分為54.23±14.28分,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和生源地差異,見表1。

表1 醫學生無手機恐懼得分情況

2.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神經質人格、錯失焦慮和無手機恐懼兩兩之前存在顯著相關(見表2)。本研究發現,性別和生源地與神經質、錯失焦慮和無手機恐懼均不存在顯著相關。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神經質、錯失焦慮和無手機恐懼均不存在性別、生源地顯著差異。因此在后續分析中未將性別和生源地作為控制變量處理。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和相關分析(r)

2.4 錯失焦慮在神經質與無手機恐懼間的中介效應

應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以無手機恐懼作為因變量(Y),神經質作為自變量(X),錯失焦慮作為中介變量(M),使用插件中專門進行中介模型檢驗的Model 4,將Bootstrap重復抽樣設置為5000次,分別對95%的置信區間進行估計,得到3條回歸路徑模型(見圖1)。路徑X-M、X-Y的偏回歸系數(a,c)分別為0.383、0.591,路徑(X、M)-Y的偏回歸系數(b)為0.573,(c’)為0.372,均P<0.001,表明M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見表3。神經質通過錯失焦慮對無手機恐懼的間接效應(a*b)為0.219,占總效應c的37.13%,95%置信區間為(0.171～0.267),中介效應具有統計學意義。

圖1 錯失焦慮在神經質和無手機恐懼間的路徑關系

表3 錯失焦慮在神經質和無手機恐懼間中介效應的路徑模型分析

3 討 論

3.1 醫學生無手機恐懼得分的一般情況

本研究中,醫學生無手機恐懼得分為54.23±14.28分,高于臨界值(20分),說明無手機恐懼現象在醫學生中普遍存在,應引起足夠重視,這可能與智能手機的普及化、多功能化以及信息獲取、人際交流的便捷性有關,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5G技術的推廣,手機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機已成一體[19]。不同性別、生源地醫學生的無手機恐懼得分無顯著差異,與部分研究結果一致[6,17,42]。但是,目前有關無手機恐懼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尚無定論,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

3.2 神經質與無手機恐懼的關系

研究結果發現,神經質人格與無手機恐懼呈顯著正相關,且神經質人格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無手機恐懼,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保持一致[6]。這一結果支持了I-PACE模型,人格特質會影響個體的手機使用行為。神經質人格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應對壓力的能力較差,應激時容易變得依賴、驚慌、逃避[43],而借助手機可以躲避現實中的不愉快,暫時忘記現實中的負性事件,沒有手機的時候,他們難以適應當前的處境,容易患上無手機恐懼癥[42]。而且,根據自我擴展理論,個體所擁有的一切都可以成為其自我擴展的對象[44]。隨著手機與生活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手機對人們的影響越來越大,人們對手機的依賴越來越強,手機也逐漸成為很多人自我擴展的一部分[45]。當擁有手機時,個體就體驗到了自我的擴展,而在與手機分離時會感覺失去了一部分自我,會引起焦慮和不適感[46]。

3.3 錯失焦慮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錯失焦慮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無手機恐懼,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一致[47-48]。并且,中介效應檢驗表明,錯失焦慮在神經質人格與無手機恐懼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37.13%。這表明,神經質人格不僅可以直接影響無手機恐懼,還可以通過錯失焦慮間接影響無手機恐懼。根據自我決定理論,錯失焦慮源于基本心理需要缺失[49],錯失焦慮感較強的個體更傾向于通過特定渠道來滿足自己的基本心理需要,而手機就是一個絕佳渠道[35]。所以,神經質個體的基本心理需要難以滿足,產生錯失焦慮,通過手機來使其需要得到滿足并緩解錯失焦慮,從而害怕與手機分離,產生無手機恐懼。

本研究探討了神經質人格對醫學生無手機恐懼的影響及內在心理機制,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在理論上,驗證了神經質人格可以預測醫學生無手機恐懼,錯失焦慮在神經質人格與無手機恐懼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加深了對醫學生無手機恐懼影響機制的理解;在實踐上,本研究提示可以通過完善人格,同時降低個人錯失焦慮水平來減少無手機恐懼的發生率。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對象來自同一省份且采用的是橫斷面研究,無法確定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可擴大研究范圍、采用追蹤或實驗研究等方式進行驗證。其次,本研究只揭示了個體層面的人格特質對無手機恐懼的影響機制,未來可納入環境因素和保護性因素,或采用認知神經科學方法進一步探討無手機恐懼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心理和生理兩方面揭示醫學生無手機恐懼形成的作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