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影響研究
——以武夷山國家公園為例

李經龍 朱敏

(安徽大學 商學院 旅游管理系,安徽 合肥 230000)

我國作為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根本性解決環境容量有限、生態系統脆弱、生態環境污染等問題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隨著我國國家公園建設工作穩步推進,不斷增長的游客數量及其亂扔垃圾等一系列不當行為使生態環境面臨巨大壓力,僅依靠旅游地自身來維護不是長久之計,引導游客在旅游地實施環境責任行為也至關重要。

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被定義為“人們從生態系統中所獲得的精神滿足、認知發展、思考、娛樂和審美體驗等非物質利益”[1]。隨著人類對精神文化需求的增加,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在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2],在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具有激勵作用,但兩者之間的關聯尚未得到具體驗證。本研究以武夷山國家公園為例,探究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的作用路徑,以期更好地保護生態旅游環境,為國家公園的可持續發展和優化游客行為管理措施提供決策參考。

1 文獻回顧和研究假設

1.1 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環境責任行為

評估人類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感知被認為是解決與環境相關的復雜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3]。Daniel等人明確提出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是公眾參與和關注環境事宜的重要切入點,有助于獲得公眾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廣泛支持[4]。當人們感知到的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越高,就會越支持更多有利于生態恢復的做法并提高支付意愿[5]。郭曉彬等人通過分析游客對不同維度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的感知,發現其對游客減少制造垃圾廢棄物的行為選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6]。旅游者通過感知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一方面,會增強與自然的聯系,從而采取環境責任行為,并對資源可持續性利用持肯定態度[7]。如Lee等人的研究發現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感知對游客環境關注度和親環境行為具有正向影響[8]。另一方面,根據互惠原則,當人們獲得個人利益時,會覺得有義務以積極行為來回報[9]。此外,旅游者對環境的行為包括為環境維護行為和環境促進行為兩大方面。前者強調旅游者對環境的單一維護行為,而后者強調旅游者愿意主動采取的促進環境保護的行為[10]。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a: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H1b: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1.2 地方依戀的中介作用

廣義地說,地方依戀是指個人與其環境之間發展的積極情感紐帶。Vanclay提出當某種景觀、地區是重要的生態保護區或具有重要的文化遺產價值時,人們可能會對這些地方產生強烈的依戀或保護觀念[11]。Zhang等人的研究指出當生態系統提供的文化服務價值越大,旅游者產生的感知和情感聯系就越強,他們會更加依賴這個地方,并產生對這個地方的認同感[12]。而當個人對當地自然資源有感情時,他們在日?；顒又幸矔Νh境更負責任[13]。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地方依戀具有正向影響。

H3a:地方依戀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間具有中介作用。

H3b:地方依戀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間具有中介作用。

1.3 游客滿意度的中介作用

在旅游情境中,滿意度的形成不僅是基于游客旅游前的預期,同時也依賴在旅游過程中對目的地的積極感受[14]。多數研究以城市綠地空間為研究對象,指出綠色空間的自然生態系統可以改善居民健康,鼓勵居民更多地進行身體活動與鄰居交往等,并提高他們的滿意度[15-16]。Lee等人通過對比分析西班牙巴斯克地區河口生態恢復前后漁民對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的看法發現,生態恢復可以提升漁民對捕魚體驗的總體滿意度,并指出需要進一步提升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感知[17]。Orams指出,生態旅游游客的滿意度取決于體驗,如果游客對體驗感到滿意,就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行為[18]。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游客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

H5a:游客滿意度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間具有中介作用。

H5b:游客滿意度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間具有中介作用。

1.4 地方依戀與游客滿意度的鏈式中介作用

Ramkissoon在研究中發現自然環境以及休閑活動設施能更好地促成游客的地方依戀和滿意度,并且有助于激發游客采取低能耗的環保行為[19]566。地方依戀和游客滿意度可能不僅僅作為單獨的中介變量存在,還有可能通過兩者結合產生鏈式中介效應,同時基于以上假設1—5的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6a:地方依戀和地方滿意度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之間存在鏈式中介作用。

H6b:地方依戀和地方滿意度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之間存在鏈式中介作用。

綜合上述分析,構建本研究的理論模型(見圖1)。

圖1 理論模型圖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武夷山國家公園位于閩贛交界武夷山脈北段,是中國首批成立的國家公園之一,也是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地,集儒、道、佛文化于一處,擁有世界同緯度保存最完整、最典型、面積最大的中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具有豐富的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以武夷山國家公園為例符合研究的科學性、恰當性要求。

2.2 問卷設計與變量測量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是在借鑒國內外成熟量表和根據調研地實際情況進行修正與完善形成,采用李克特5級評分法進行測量。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量表主要參考Clement[20]、Sagie[21]等學者的成熟量表,結合實地調研綜合確定武夷山國家公園生態系統文化服務的美學價值、生物多樣性價值、文化價值、靈感價值、教育價值、精神價值、游憩與生態旅游價值7種類型,包含7個題項。地方依戀量表主要借鑒Williams[22]、范鈞[23]等學者的研究,包含7個題項。游客滿意度量表主要參考董觀志[24]等學者的研究,包含3個題項。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量表主要參考Ramkissoon[19]554等學者的研究,包含8個題項。人口統計學特征測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月收入和職業5個題項。

2.3 數據收集

本研究于2023年6月27日—7月3日開展調研,總計發放問卷400份,剔除作答不完整等無效問卷,保留有效問卷369份,問卷有效率為92.2%。結果表明:在性別方面,男性占比47.43%,女性占比52.57%;年齡方面以中青年為主,18—40歲的群體共占70.73%;受教育程度方面,超過60%的受訪者接受過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教育;職業方面,企業職員人數最多,占比32.52%;月收入方面,以4 001—6 000元、6 001—8 000元和8 001元以上三個區間為主,三者加總比例達72.91%。

3 結果與分析

3.1 信效度檢驗

本研究利用SPSS和AMOS軟件進行信效度分析。KMO值和Bartlett球形檢驗結果表明問卷整體的KMO值為0.892,P值<0.001,表明量表數據能夠進行因子分析。對問卷進行信度檢驗,量表各個維度的α系數分別為0.827、0.825、0.804、0.834,表明量表整體信度較高。

由表1可知,標準化因子載荷均大于0.5,AVE值均大于0.5,CR值均大于0.7,表明各觀測變量對潛變量能進行較好的解釋,結構模型收斂效度良好。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續表1

通過比較該變量AVE開平方根數值與該變量與其他變量間的相關系數(見表2),可以得到各變量之間的內部相關性大于外部相關性,區別效度理想。

表2 區別效度檢驗結果

3.2 結構模型分析

依據前文分析,構建本研究理論模型(χ2/df=1.589,GFI=0.917,CFI=0.959,IFI=0.959,TLI=0.954,RMSEA=0.04),并對理論假設進行檢驗,由圖2可知: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和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1a、H1b成立;同時,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地方依戀和游客滿意度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2、H4成立。

圖2 假設檢驗結果

3.3 中介作用檢驗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對地方依戀與游客滿意度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由表3可知: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的間接效應中共有三條中介路徑:路徑一是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地方依戀→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表明地方依戀的中介效應顯著,假設H3a成立;路徑二是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游客滿意度→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表明游客滿意度的中介效應顯著,假設H5a成立;路徑三是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地方依戀→游客滿意度→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表明地方依戀與游客滿意度的鏈式中介效應顯著,假設H6a成立。

表3 中介作用檢驗結果

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的間接效應中共有三條中介路徑:路徑一是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地方依戀→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表明地方依戀的中介效應顯著,假設H3b成立;路徑二是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游客滿意度→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表明游客滿意度的中介效應顯著,假設H5b成立;路徑三是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地方依戀→游客滿意度→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表明地方依戀與游客滿意度的鏈式中介效應顯著,假設H6b成立。

4 結論

4.1 研究結論

第一,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對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具體而言,其對旅游者環境維護行為的影響更為顯著,因為與環境維護行為相比,旅游者環境促進行為需要付出更多的額外努力,對旅游者提出的要求也更高。

第二,地方依戀、游客滿意度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之間具有簡單中介作用。本研究結果表明,當游客感知到武夷山國家公園的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時,其依戀感更強、滿意度更高,行為所受到的正向促進作用也更大,個體會對環境表現出更高程度的環保承諾。

第三,地方依戀、游客滿意度在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與旅游者環境責任行為起鏈式中介作用。本研究表明通過感知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會激發游客相應情感的產生,進而使其獲得積極情緒狀態,最終催生出更多的環境責任行為。

4.2 實踐啟示

第一,強化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感知。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的感知程度決定了游客的實際行為決策。本研究結果表明,游客在教育、文化等價值方面感知較弱,因此游客對環境的態度更傾向于“維護現狀”,要想進一步激發游客的環境促進行為,管理者要強化弱感知的文化服務價值:一方面要依托如大紅袍、摩崖石刻等文化景觀資源,打造特色文化主題旅游路線,實現文化景觀的串聯;另一方面要構建全面的科普教育體系。除導游講解外,應配備智能電子導游設備,完善解說系統,并充分利用博物館等場所,通過標本展覽進行生物科普。由此強化游客對生態系統文化服務價值的全面感知。

第二,增強旅游者對武夷山的地方依戀。旅游地傳統的環境保護方式偏向于采取硬性管理措施,忽視了游客在旅游過程中產生的情感聯結。對此,要讓游客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環境的影響。應依托武夷山特色資源營造文化氛圍,充分利用茶文化、朱子文化內涵打造個性化旅游品牌并據此設計旅游產品,體現武夷山的地方性符號。此外,鼓勵工作人員或社區居民與游客盡可能多地交流互動,讓游客感覺自己是這里的一分子,強化其歸屬感。

第三,進一步提升武夷山的旅游滿意度。游客旅游后一般會將旅游體驗與預期相比較,達到預期會使游客滿意度提高,從而對后續行為產生積極影響。這就要求管理者應把關注游客體驗始終貫穿于整個旅行階段。首先,要了解游客對當地的心理預期,可通過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發布相關調查問卷收集信息;其次,深入分析游客大數據,以進一步精準匹配需求;最后,要及時關注游客游后評價反饋和建議,完善在基礎設施、服務質量等方面的不足之處,提升游客滿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