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收入分配的影響

吳香锜 劉艷龍

摘 要：數字經濟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促進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但對制造業收入分配產生了負面影響。本文選取2013—2021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構建空間杜賓模型，分析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收入分配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我國各省份的制造業收入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且具有顯著的區域異質性。此外，數字經濟對不同制造業行業的收入水平影響具有差異性；行業異質性進一步擴大了制造業區域間收入分配的差距。

關鍵詞：數字經濟；共同富裕；制造業；收入分配；莫蘭指數；空間杜賓模型

本文索引：吳香锜，劉艷龍.<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2）：-066.

中圖分類號：F121；TF3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1（b）--04

1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制造業作為吸納勞動就業的關鍵產業，占收入分配的較大比重。截至2022年，制造業按行業分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數為3828萬，占就業總人數的23%，位居各行業首位。

當前，我國制造業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根據《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2》發布的相關數據，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50.2萬億元，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高至41.5%，數字經濟成為穩增長、促轉型的重要引擎。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加快了傳統工業中技術的升級和換代，加速了以人、機、物全面連接為特點的新型生產方式的落地和普及，成為推動制造業高端化、綠色化、智能化發展的重要支撐，使得制造業出現了從“微笑曲線”到“武藏曲線”的反轉；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區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差異，制造業在區域、行業、人力結構上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

因此，在數字經濟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深入探究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對縮小制造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2 文獻綜述

數字經濟對收入分配多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城鄉方面，眾多學者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臧微和康娜（2023）發現，數字經濟通過削減工資性收入、提高經營性收入，對城鎮居民的收入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熊子怡等（2022）發現，戶籍制度改革和交通設施的完善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調節作用，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但是，李怡和柯杰升（2021）發現，數字經濟對不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群體的作用存在差異，使得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加劇。米嘉偉和屈小娥（2022）從就業的角度出發，發現數字經濟對收入分配差距呈現先縮小后擴大的趨勢，當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正逐步擴大。

數據要素方面，張慎霞等（2022）認為，數據要素作為一種新型的生產要素，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應參與分配。但是對于按生產資料分配或按生產條件分配的問題上，學者產生了不同的看法。王玨和許士道（2022）從生產資料由全社會共有出發，認為數據要素不僅包含“按勞”分配的部分，還包含“按生產要素”分配的部分，按生產資料分配更加具有科學性。韓文龍和陳航（2021）則認為，數字要素具有雙重性質，僅按照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分配就會忽視勞動力的歸屬和分配問題。眾多學者認為，數據要素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帶來了新的風險和挑戰。王頌吉等（2020）認為數據所有權屬的不清晰使其在不同群體之間出現失衡，使得數據要素在不同社會成員之間極不均衡。楊洺鑫等（2022）指出，原始數據提供者作為數據要素初始信息的提供者，并未按照其貢獻大小參與分配。崔平和彭鴿（2022）指出，數據要素井噴式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數據泄露、數據販賣等安全隱患，對收入分配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張忠躍（2023）認為，數據要素市場運行機制不健全，限制了數據要素市場的高效運行，造成了一定的數據壁壘。

總之，現有研究中關于數字經濟對收入分配、數字經濟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綠色化的研究已較為詳盡，但較少有關數字經濟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對其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本文立足省級層面的視角，以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收入分配的影響為目標，由于西藏數據的缺失，以我國30個省份（市和自治區）為研究對象，全面探討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收入分配的影響。本文的研究意義是：（1）由于制造業不同細分行業之間在數字應用和數字化轉型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按照輕紡制造業、資源加工業、機械制造業三大類別劃分制造業27個行業反映制造業三大行業的收入水平，有利于進一步分析制造業內部的行業收入差距。（2）基于我國30個省份（市和自治區）的數據，深入探討了數字經濟在促進傳統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對制造業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豐富和加強了對該領域的研究。

3 變量選取、數據說明與模型構建

3.1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制造業收入水平。本文以細分行業的主營業務收入為被解釋變量，用于表征制造業收入水平。參考孫曉華和辛夢依（2013）的處理辦法，將27個制造業細為三大類別，分別是輕紡制造業、資源加工業和機械制造業，以三大類別的主營業務收入取對數的值為被解釋變量。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由于數字經濟涉及層面廣、影響范圍大，因而很難準確測量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從經濟結構來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共同構成了數字經濟的核心內容。所以，本文參考趙偉（2022）構建的指標體系，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出發，反映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并運用熵值法對選取的指標權重進行賦值，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

為了避免內生性問題，綜合考慮了數字經濟與制造業收入水平的關系，本文選取如下控制變量：城鎮化發展水平（Urban），利用各城市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表示；經濟發展水平（Pgdp），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表示；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美元對人民幣匯率）/GDP表示；政府干預程度（Dogi），用地方財政支出/GDP來表示；勞動力水平（Lfi），用就業人員數取自然對數來表示。

3.2 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以2013—2021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樣本，不包括西藏和港澳臺地區。其中，被解釋變量來自《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13—2021年分地區分組的細分行業數據；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按照國家統計局劃分方式，將樣本數據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四大區域。

3.3 模型的設定

（1）基本模型

已有研究表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空間相關性，傳統的計量回歸模型不適用于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和制造業收入不平等的空間自相關性。所以，本文選擇三種比較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研究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分別是空間滯后模型（SLM，也稱空間自回歸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本文先構建以下普通面板回歸模型：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DE為本文測算出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指數；X為一組影響制造業收入分配的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城鎮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外商投資水平、政府干預程度、勞動力水平；為城市固定效應；為時間固定效應；為隨機擾動項。

（2）空間杜賓模型

空間杜賓（SDM）是空間誤差（SLM）和空間滯后（SEM）的一般化，通過對空間誤差和空間滯后進行一定的擴展重組、添加相關條件約束得到空間杜賓模型（SDM），基本表達式為：

其中，Y是被解釋變量；X是解釋變量；常數項是；W是空間權重矩陣；是回歸系數；是影響被解釋變量Y的空間滯后項系數；是一個參數向量；隨機擾動項由表示。

本文根據空間誤差模型（SDM）的基本形式和選取的影響變量指標構建關于數字經濟對制造業收入分配影響研究的空間誤差模型（SDM）。

（3）空間權重矩陣的選擇

第一，空間0-1矩陣：空間領接矩陣是依據各省份之間在地理空間上是否處于相鄰位置而構建，設定如下：

第二，空間距離矩陣：空間距離矩陣是通過各省份之間的距離來構建的，距離可以選擇公里距離或直線距離。為了使數據更為準確和客觀，本文采用經緯度算出的球面距離構建模型，設定如下：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空間計量回歸結果分析

由表2可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分別對三大類制造業收入進行回歸分析，主要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DE系數分別為-0.309、0.329、1.097，JXMI在5%的水平上顯著。實證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制造業收入的促進作用不盡相同，具有行業異質性；數字經濟的發展抑制了輕紡制造業收入水平的提升，對資源加工業的促進作用不明顯，集中表現在機械制造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主要促進了機械制造業收入水平的提升。

4.2 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熵值法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構建數字經濟的發展指數de，通過其回歸結果對比可得：輕紡制造業、資源加工業、機械制造業的核心解釋變量系數大小、方向和顯著性未發生較大改變，雖然部分變量的顯著性有所變化，但是系數方向依然相同?？傮w來說，更換核心解釋變量后得到的結果與更換前基本一致，說明通過穩健性檢驗。

5 結語

數字經濟雖然推動了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促進了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但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本文使用2013—2021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發展對制造業收入分配的影響。數字經濟對不同制造業行業收入水平的作用具有異質性，存在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數字經濟會擴大制造業行業間的收入不平等，產生收入分配差距。針對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數字技術在輕紡制造業中的投入。通過“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加快輕紡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轉為需求導向，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升行業整體收入水平，縮小輕紡制造業同資源加工業和機械制造業之間的行業收入差距，著重加大數字技術匱乏地區的資金投入力度。

第二，加快推進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水平的建設?？s小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帶來的一級數字鴻溝，減少西部地區在數字設備接入、數字技術使用上的差異，充分釋放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大動能，推動西部地區制造業的發展。

第三，發揮政府引領作用。政府加大對輕紡制造業和資源加工業的投資力度，促進行業由粗放型向高水平的轉變，提高行業利潤。同時，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政策，促使中部、東部地區的一部分ICT制造業向西部地區轉移，為西部地區帶來新的管理模式和技術創新，促進當地制造業企業的發展，提高企業競爭力，從而提高西部地區的制造業收入，縮小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帶來的制造業收入差距。

第四，加大對技術人才的培養。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數字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提高，加大對數字技能人才、服務型人才的培養，提高制造業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彌補制造業的人才空缺，促進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促使制造業收入水平得到整體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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