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推動下各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證研究

摘 要：我國經濟正經歷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尤其是在大數據時代，這一轉變受到數字經濟的強勁推動。本文利用2014—2021年中國30個省級行政區的相關數據，運用熵值法計算各省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和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通過基準回歸、中介效應檢驗、門檻效應檢驗及異質性檢驗分析數字經濟對各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并給出了具體的結論與政策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數字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介檢驗；門檻效應；異質性分析

本文索引：湯暢.<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2）：-071.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1（b）--05

1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通過分發海量數據和廣泛應用的潛力，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以支持和促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同時催生新的產業、業態和商業模式，從而不斷強化和擴大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最為活躍和蓬勃發展的領域，與新發展理念高度契合，將不同經濟和社會領域有機融合，顯著推動了動力的變革和業務流程的改進。

根據已有文獻研究，任保平和李培偉（2022）認為數字經濟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扮演著戰略支點的角色，以數據為新的關鍵生產要素，以創新為驅動力，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動力變革、效率變革和質量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李國榮和陳芳（2023）對2011—2020年的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進行研究，表明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另外，數字經濟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對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區的影響最大。從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五大維度來看，數字經濟更有利于促進創新、協調和開放，但對綠色和共享發展的促進作用仍需加強?；诖?，本文以我國30個省份為研究對象，通過實證研究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以提供理論和實際數據支持，幫助人們更清晰地理解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

2 理論與假設

2.1 數字經濟直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從創新發展角度來看，數字經濟推動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通過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企業能夠更好地理解市場需求，加速新產品的研發，提高創新能力。從協調發展角度來看，數字經濟使各個產業部門更容易進行信息共享和協作，促進產業鏈的整合和產業協同創新。這種協調發展有助于提高整個經濟系統的效率和穩定性，推動各個產業有機融合，實現產業升級。從開放的角度來看，跨境電子商務、云計算、數字支付等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促進了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增長。從綠色發展角度來看，物聯網、大數據分析、智能系統等數字技術可以幫助企業更有效地監測和管理資源的使用，降低能源消耗和排放，提高環境的可持續性，有助于降低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從共享的角度來看，數字經濟為共享經濟提供了基礎。通過數字平臺，人們可以更容易地分享資源和服務，促進共享經濟的發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2.2 數字經濟通過推動實體經濟來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為實體經濟提供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包括自動化、大數據分析、云計算和物聯網等，可以改善生產過程、產品設計和供應鏈管理，從而提高生產率和效率。高效率的生產通常伴隨著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高的質量，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并為企業提供了進入全球市場的機會。通過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平臺，實體經濟企業可以更容易進入國際市場，拓展其客戶基礎。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數字經濟通過影響實體經濟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2.3 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非線性關系

數字經濟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確實具有巨大潛力，但我國存在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問題可能導致數字經濟在不同地區的發展產生顯著差異，不同地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投資力度也可能存在差異，區域間的教育水平和數字素養也存在差異，可能會限制數字經濟的整體發展速度，同時影響了不同地區居民從中獲益的機會。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呈現出非線性關系。

3 指標體系構建與結果分析

3.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測算方法

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的構建，本文參照潘雅茹的研究，選擇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五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21個基礎指標，采用熵值法計算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具體如表1所示。

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指標體系， 目前已有文獻并未達成一致意見。本文參照《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四個維度選取7個二級指標、12個基礎指標，采用熵值法計算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具體如表2所示。

3.2 測算結果分析

表3為2014—2021年各個省份的平均高質量發展指數與平均數字經濟發展指數。

由表3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北京和上海這兩個東部省份的平均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分別為0.560和0.394，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與之相反，中西部地區的一些省份，如貴州、云南和甘肅表現出較低的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低于0.12，反映了我國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現實，東部省份在經濟基礎設施、技術創新和對外開放等方面通常更具優勢，因此在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與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上表現得更好。

4 模型構建與指標選取

4.1 指標選取

（1）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HQ）?；谛掳l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選擇了二級指標和與之相關的21個基礎指標，利用熵值法計算得到高質量發展指數。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E），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四個維度選取指標，并利用熵值法計算指數。

（3）中介變量：實體經濟（LRE）。本文參考黃群慧（2017）的做法，選取農業、建筑業和工業的增加值之和作為實體經濟水平的替代變量。

（4）門檻變量：第一，文化發展水平（CUL）：用單位人口擁有公共圖書館藏量表示；第二，居民收入水平（PCDI）：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

（5）控制變量：參考現有文獻，選取的控制變量有：第一，基礎設施（INFRA）：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積表示；第二，財政分權度（Finadp）：用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比一般預算支出表示；第三，產業調整（INDUS）：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比值表示；第四，經濟發展水平（Pgdp）：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表示。

4.2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對象是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在時間范圍內涵蓋了2014—2021年的數據。這些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和各省份統計局，同時有一部分來自中經網數據庫和國泰安數據庫的數據。本文利用stata17.0軟件計算得出各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如表4所示。

5 實證分析

5.1 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研究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i表示省級行政區；t表示2014—2021年；表示省份i在時期t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表示省份i在時期t時的數字發展水平；表示控制變量，包括基礎設施（INFRA）、財政分權度（Finadp）、產業調整（INDUS）、經濟發展水平（Pgdp）；表示個體固定效應；表示隨機擾動項。

為了驗證假設2，驗證實體經濟是否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的中介變量，本文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省份i在時期t時的實體經濟；其余變量與式（1）相同。

為探究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影響機理，本文構建如下面板門檻效應模型：

其中，表示門檻變量，分別為文化發展水平（CUL）和居民收入水平（PCDI）；表示門檻值；n表示門檻個數。表示指示函數，當函數括號內的條件滿足時，賦值為1；否則為0。

5.2 基準回歸

本文基于全樣本數據考察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回歸分析中，數字經濟是核心解釋變量，為盡可能地避免遺漏變量導致的誤差，本文采用依次納入控制變量和省份固定效應的方法進行回歸，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驗證估計穩健型，增強研究的可信度（見表5）。

由圖5模型（1）到模型（4）的結果可以看出，隨著逐步引入省份固定效應和控制變量，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逐漸降低，但模型的擬合度逐漸提高。這表明，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隨著控制變量的影響在模型中得到考慮，數字經濟仍然保持對高質量發展的正向影響，表明數字經濟的影響獨立于其他因素。具體而言，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上為0.2762，意味著數字經濟發展每增加一個單位，中國的高質量發展就會增加0.2762個單位。因此，假設1得到驗證，即數字經濟有助于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同時這種影響獨立于其他因素。

5.3 中介效應

為了檢驗“數字經濟→實體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傳導機制是否存在，本文采用 Bootstrap 模型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具體如表6所示。

由表6可以觀察到，實體經濟的直接效應為0.164，其p值為0.019，表明實體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另外，實體經濟的間接效應為0.112，p值為0.026，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這個間接效應是顯著的。這意味著一部分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通過實體經濟來傳遞。

因此，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數字經濟直接對經濟高質量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數字經濟通過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進一步間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些結果強調了實體經濟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中介作用，從而驗證了假設2。

5.4 門檻效應

為探討數字經濟在居民收入水平、文化發展水平的約束下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影響特征，本文利用自舉法檢驗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具體結果如表7所示。

確定門檻數量與門檻值后，本文分別對文化發展水平（CUL）和居民收入水平（PCDI）進行門檻效應回歸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觀察表8列（1），當以文化發展水平（CUL）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DE）對經濟高質量發展（HQ）呈現非線性影響。

觀察表8列（2），當以居民收入水平（PCDI）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樣呈現非線性影響。當居民收入水平<25735時，數字經濟有著微弱的發展促進效應，但是并不具備顯著性；當25735≤居民收入水平≤27136時，數字經濟的影響效應系數為0.1151，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此時數字經濟呈現出較強的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效應；當居民收入水平≥27136時，數字經濟的促進效應變得更強，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鑒于上述分析，假設3得到驗證。

5.5 異質性分析

為了得到不同區域經濟受數字經濟影響的結果，本文借鑒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方法，將所研究的30個省、市、自治區劃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并分別進行檢驗，具體結果如表9所示。

由表9可以看到，本文將省份按地區進行區域異質性劃分后，我國的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在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影響程度從大到小依次為：東部、中部、西部。從東部地區來看，數字經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作用系數為0.3123，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升1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0.3123個單位。從中部地區來看，該作用只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效果不是很明顯。從西部地區來看，雖然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較小，但是財政分權度，經濟發展水平、產業調整都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展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

6 結語

6.1 結論

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這一影響不僅是直接的，還通過間接推動實體經濟的增長來體現。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出非線性關系，在一些地區，即使文化發展水平較低，數字經濟能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同時，數字經濟在特定居民收入水平區間內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不同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對經濟高質量經濟發展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東部地區受益最大，中部次之，而西部地區收益最小。

6.2 政策建議

（1）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互動可以通過技術創新來增強。政府和企業可以鼓勵研發和創新，推動新技術的應用，從而提高實體經濟的生產力和競爭力。鼓勵實體經濟企業采用數字化工具和技術來提高管理和運營效率。為了實現數字化和實體經濟的有效結合，我國需要培養具備數字技能的人才。政府和企業可以提供培訓和教育機會，以確保勞動力具備適應數字時代需求的技能。

（2）對于文化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政府可以投資數字技術培訓和教育項目，以提高居民的數字素養。加強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提高互聯網覆蓋率，以確保居民能夠訪問數字服務。對于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政府可以實施收入支持計劃，幫助居民提高可支配收入，以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鼓勵和支持小型企業和創業者，以創造更多的經濟機會和就業。居民收入水平較高的地區，可以鼓勵企業進行創新和研發，推動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支持企業實施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產業升級，以提高生產效率和競爭力。

（3）東部地區應進一步加大對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的支持力度，包括鼓勵科技創新、加強數字人才培訓和引進高科技企業，有助于鞏固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領先地位。中部地區應增加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以加快網絡覆蓋和數據傳輸速度，從而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加強數字技術領域的教育和培訓，以提高中部地區的數字技術人才儲備。西部地區應推動多元化產業的發展，減少對傳統資源的依賴。政府可以制定產業多元化政策，鼓勵新興產業的增長，例如數字經濟、綠色技術等，提高財政分權度，賦予地方政府更多財政自主權，以更好地適應地方經濟需求，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資和資源，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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