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研究

王越 王軍

[摘要]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戰略選擇。文章利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考察了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應。結果顯示：（1）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實體經濟發展。（2）研發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中介作用。（3）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僅在中部地區顯著，東部和西部地區不顯著，可能是由于區城間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導致。在此基礎之上，提出繼續推動數字經濟深入發展，鼓勵研發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等具體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實體經濟；研發創新；產業結構升級

[中圖分類號]F49；F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 0694（2023）06 0086

[作者]王越碩士研究生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070

王軍教授博士生導師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研究生院北京 100070

引言

當前“數實融合”發展備受關注。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2023年3月，為推進“數實融合”發展，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組建國家數據局。數字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凸顯，正在成為重組經濟資源，改變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1。數字技術被廣泛應用于各行各業，對改變生產方式、培育新型發展模式有重要意義（2），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3）。那么在“數實融合”的背景下，數字經濟是否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內在的傳導機制又是什么？不同地區的影響又會呈現什么特征？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重要命題。

一、文獻回顧

隨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學者們圍繞這一主題開展激烈的討論，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理論上探討了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孫翌華（2023）認為數字經濟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點，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與動力4）。王河歡等（2021）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闡述了數字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認為數字技術可以推動數字資本積累和消費持續增長，進而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5。齊明皓（2018）從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視角，強調數字經濟可以改變我國生產方式、提高生產力、增強國際競爭力6。

二是從實證角度研究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效用。劉妍（2023）基于省級工業企業數據，發現數字金融對實體經濟技術的引進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潘雅茹等（2023）利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實證驗證了數字經濟顯著促進了實體經濟的規模擴大、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3。羅齒等（2022）運用多種計量模型實證驗證了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作用9。

三足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汪亞楠等（2020）把創新研發作為重要的中介變量，驗證了數字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10）。羅茜等（2022）從產業結構合理化角度驗證了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11。胡西娟等（2022）驗證了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是數字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機制[12。潘雅茹等（2023）驗證了綠色資源配置效率和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在數字經濟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13）。

盡管學者們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進行了廣泛探討且成果頗豐，但從現實來看，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水平整體仍然偏低（10，數字化轉型也處于初級階段（15），“數實融合”仍受到諸多現實因素的制約。關于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機制的研究也比較缺乏，有待進一步深化。鑒于此，本文從研發創新、產業結構升級構建分析框架，考察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和作用。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1）運用中介效應模型從研發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兩方面探討數字經濟影響實體經濟的作用機制。（2）探討在不同地理區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變化情況，豐富異質性討論，補充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研究的相關文獻，為后續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借鑒參考。

二、研究設計

1. 提出假說

（1）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產業數字化指的是在傳統產業中引入數字技術，把數字技術運用到傳統產業中，對生產要素進行重組，打破傳統經濟活動的時空限制，降低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115，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數字產業化以數字技術為突破口，催生以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為主的新型企業，促進新行業的產生和出現。據此，提出假說1：

假說 1：數字經濟有助于實體經濟發展。

（2）數字經濟、研發創新與實體經濟。首先，數字技術憑借其滲透性強、外溢性快的特點，可打破區域間信息傳播壁壘，推動創新要素的流動與聚集，降低企業的創新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問題，拓寬融資渠道，提高創新效率。研發創新在生產端可以創造出新的產品和服務，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實體經濟發展17；在消費端可以增加群眾收入、縮小收入差距、擴大消費，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18]。據此，提出假說2：

假說 2：數字經濟可通過促進研發創新來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3）數字經濟、產業結構升級與實體經濟。數字技術的應用還改變了企業以往標準化的生產方式，在精準掌握消費者需求的基礎上，生產個性化精準化的產品，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19），數字技術使得原有產業邊界模糊，以往生產經營模式各不相同的產業，利用數字技術可打破原有產業邊界，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促進產業融合進而形成新產業。數字技術在傳統產業內的應用，還有利于催生新興高端產業，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20。新興產業發展也會促進傳統產業良性循環發展，促進實體經濟結構優化，提高實體經濟發展質量（21。據此，提出假說3：

假說 3：數字經濟可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來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2. 模型設計

為考察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建立面板基準回歸模型

其中，InRE 表示實體經濟發展水平，i表示省份，t 表示時間，DIGIT 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X表示選取的控制變量，a，為常數項，a為系數，A為控制省份固定效應，8為控制時間固定效應，為隨機擾動項。

考慮到利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分析，可能產生多個內生變量，因此采用江艇（2022）提出的改進辦法[22]，建立中介效應模型如下：

式中， M為中介變量，包含上文提及的研發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兩個變量。

3. 變量選取及說明

（1）被解釋變量：實體經濟發展水平（InRE）。借鑒黃群慧（2017）[23）對實體經濟的定義，參考巫強等（2020）（24）、羅茜等（2022）（25）提出的方法，把各地地區生產總值剔除金融和房地產產業產值并進行對數處理以衡量實體經濟發展水平。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借鑒趙濤等（2020）（26）的研究成果，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產業發展、數字普惠金融3個層面，運用熵權法來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3）中介變量：研發創新（RD）用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GDP 比重表示，產業結構升級借鑒周國富等（2021）（27、徐盈之等（2021）（28）的做法，用產業結構整體升級（ISO）和產業結構高級化（ISA）表示。

（4）控制變量：選取對外開放程度、城鎮化水平、財政分權度、綠化覆蓋率4個控制變量。詳見表1。

4. 數據來源

本文樣本時問跨度為2011—2020 年，數據來源于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國家統計局、各?。▍^、市）統計局、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CNRDS數據庫等公開發布的數據。為確保數據完整，指標的個別缺失值用線性插值法補齊。

三、實證檢驗

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出表 2可知，實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差為0.992，最小值為 6.331，最大值為11.416，表明地區間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差為0.181，最小值為0.031，最大值為0.999，表明省際間的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

2. 基準回歸

運用固定效應模型考察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在不考慮控制變量，僅控制省份和時間的前提下，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依次加入控制變量后，回歸系數未發生本質性變化且仍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有效促進了實體經濟發展，進而驗證了假說1。詳見表3。

3.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結果的真實可信：（1）縮尾處理，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1%的縮尾處理后再進行回歸估計。（2）替換變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進行重新回歸。（3）考慮到實體經濟的發展可能會受到上一年數字經濟發展的動態影響，所以把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值再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可知本文的回歸結果真實可信，具有穩健性。

4. 中介效應檢驗

表5顯示，數字經濟對研發創新的回歸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促進了研發創新，同劉朝煜（2023）30的研究結論一致，假說2得以驗證。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整體升級、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同陳德余等（2018）31的研究結論相符合，假說3得以驗證。詳見表 5。

5. 異質性分析

（1）異質性分析?？紤]到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的經濟基礎、發展水平等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本文將分地區進行異質性分析1。將樣本時間段調整為2011—2014年、2015—2020年兩個時間段，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僅在中部地區顯著，這可能是因為中部地區先進制造業、新能源、現代物流等項目不斷落地（32—33]，提升了當地實體經濟發展速度；相比2011—2014年的回歸結果， 2015一2020年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更加顯著。

（2）門檻效應分析。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二者的關系可能呈現非線性化的特點。本文還探究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InGDP）下，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異質性作用，構建的面板門檻模型如下：

其中，InGDP，為門檻變量，w為門檻值，且a<ω2，1（·）為示性函數。檢驗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水平通過了單門檻檢驗，詳見表7。

由表8可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33，呈“U”型特征。原因可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薄弱，且產業間的融合程度較低，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地區數字基礎設施體系完備，較好發揮了對產業的集聚效應、技術溢出等，從而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促進效應顯著。

四、結論與建議

在“數實融合”背景下，本文實證分析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及內在機制。研究發現：一是數字經濟有效促進了實體經濟發展。二是研發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中介作用。三是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僅在中部地區顯著，對東部和西部地區雖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四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一是改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加快5G、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35），增加數字經濟的研發與投入，建設數字經濟一體化平臺。政府可通過制定減稅等優惠政策提供資金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推動“數實融合”深度發展，實現良性互動。二是加強研發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助力形成數字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要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完善創新體制，激勵引導企業與高校開展研發合作，加強數字技術攻關，強化數字技術在研發和生產等關鍵環節的應用36），加快創新成果轉化進入實體經濟的步伐，借助數字經濟催生新業態、培育新產業[37]。三是實施區域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各區域資源稟賦差異明顯，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因此需因地制宜實施差異化的發展戰略。應該加大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為西部地區把握數字經濟機遇，科學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發揮數字經濟的后發優勢，縮小同發達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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