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專業性的調節作用

鄭廣懷，劉田田

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社會組織被納入全球各類議題的治理，發揮著越來越關鍵的作用①ASHWORTH R， BOYNE G， DELBRIDGE R. Escape from the iron cage？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somorphic pressures in the public sector［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9（1）：165-187.。從新制度主義的視角來看，制度環境以及主體間的互動決定了社會組織的生存與發展。政社互動不僅關系著社會組織的生存環境，同時也對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作用的提升至關重要。目前，大多數國家都十分重視政社互動，主張二者在互動過程中應該建立和維持合作關系②TU X.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in China： an exploratory study［J］.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21（5）：767-779.。盡管我國社會組織已進入快速發展期，數量和專業性都明顯提升，但是無論是從經驗還是理論來看，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一直以來都突出了黨和政府的主導地位③關信平.當前我國增強社會組織活力的制度建構與社會政策分析［J］.江蘇社會科學，2014（3）：83-89.。與此同時，現有研究也逐漸從行政吸納社會、專業化嵌入等論述轉變為大體從治理吸納和專業性兩個角度來探討當前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互動關系④康曉光，韓恒.行政吸納社會——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再研究［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7（2）：116-128.。

“治理吸納”的概念摒棄了以往研究對權力主導地位的過度關注，轉而強調政府通過賦予社會組織合法性、空間和資源等，促使社會組織服務社會治理的核心目標，實現合作治理①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林順浩，李朔嚴.低穩定預期與服務類社會組織專業化水平［J］.中國行政管理，2022（2）：43-50.。專業性則聚焦社會組織如何保持專業自主權等核心議題②林順浩，李朔嚴.低穩定預期與服務類社會組織專業化水平［J］.中國行政管理，2022（2）：43-50.。既往研究顯示，在黨和政府對社會組織治理吸納的過程中，社會組織可能會運用其專業性對這一合作關系進行適應與調整，從而維持自身的持續發展③黃曉春，嵇欣.非協同治理與策略性應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J］.社會學研究，2014（6）：98-123.。但是，目前研究大多從治理吸納和專業性單一角度出發，未能將二者結合起來探討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因此，本文整合新制度主義視角與合作治理理論，通過對嵌套數據的多層次分析，探討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影響，以及專業性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從而更全面地揭示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機制。

一、分析框架與研究假設

（一）分析框架

1. 概念整合：治理吸納與專業性

社會組織已經成為黨和政府在社會治理領域中的重要伙伴，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主體④敬乂嘉.從購買服務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態與發展［J］.中國行政管理，2014（7）：54-59.。最近的經驗證據表明，在我國的多中心治理結構中，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通過合作、對話、協商、溝通等方式來實現合作治理⑤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因此，之前學術界廣泛應用的市民社會和法團主義的分析框架已經不適應于解釋當前的政社關系，需要找到更合適的框架，從而既能強調宏觀制度環境對政社關系的形塑，又能彌補既往理論對社會組織在政社互動中能動地作出適應性調整的忽視。如前所述，鮮有研究將治理吸納和專業性二者結合在一起討論，基于此，本文整合新制度主義的視角與合作治理理論，試圖提出治理吸納與專業性相結合的概念框架。

新制度主義秉持了政社互動中傳統制度學派的結構敘事，側重強調宏觀的制度環境對政社關系的影響，并通過制度合法性等因素為主體間不同權力結構提供了解釋⑥任彬彬，宋程成.治理復雜性與社會組織形態分化：基于行政條塊結構的視角［J］.中國行政管理，2021（5）：31-39.。但是，新制度主義視角忽視了社會組織在政社互動中的能動性⑦鄧寧華“.寄居蟹的藝術”：體制內社會組織的環境適應策略——對天津市兩個省級組織的個案研究［J］.公共管理學報，2011（3）：91-101，127.。作為治理理論的最新成果，合作治理理論主張政府與社會組織基于公共利益的共同目標，通過資源互補展開網絡化的多元合作，強調合作關系中各個主體都存在動態的能動性協調⑧王輝.合作治理的中國適用性及限度［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11-20.。同時，合作治理理論指出互動主體的專業性能夠對合作關系進行調整⑨HUI I， SMITH G. Private citizens， stakeholder groups， or governments？Perceived legitim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wa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Policy studies journal，2022（1）：241-265.。因此，整合新制度主義視角與合作治理理論，我們可以得出：一方面，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制度環境的影響下形成合作關系；另一方面，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可以對由制度環境所構建的合作關系進行適應性調整⑩王輝.合作治理的中國適用性及限度［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11-20.。具體而言，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在現行制度環境的影響下形成了治理吸納的樣態來促進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同時，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其專業性來促進自身的持續發展[11]林順浩，李朔嚴.低穩定預期與服務類社會組織專業化水平［J］.中國行政管理，2022（2）：43-50.。

首先，當前黨和政府將社會組織納入社會治理體系，通過吸納來建立與社會組織的合作關系，這一政社互動關系被總結為“治理吸納”。治理吸納的核心是國家的汲取能力，分為意識形態吸納、行政管理吸納以及戰略資源吸納三個維度①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MOLDAVANOVA A， GOERDEL H T. Understanding the puzzle of organizational sustainability：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sustainability［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8（1）：55-81.。具體而言，意識形態吸納指的是執政黨通過黨建工作直接傳達政治旨趣和政治意義，而社會組織通過服從黨的領導來獲取正當性和相應的資源②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行政管理吸納則在意識形態吸納的基礎上，政府通過完善監管體系，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管力度，促使社會組織向行政系統靠攏，社會組織從而得到了行政合法性及正式資源的支持③NI N，ZHAN X Y. Embedde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nonprofit revenue growth［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7（5）：730-742.。戰略資源吸納是指黨和政府通過對社會組織提供資源來實現對社會組織的吸納，在這個過程中提供了組織生存的資源并且規范社會組織的合法性④POWELL W W，BROMLEY P. The nonprofit sector：a research handbook ［M］. Stam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231-250.。

其次，社會組織可以利用其專業性來適應制度環境。當前形成的治理吸納相對既往的政社關系來說是一種相對平等的合作關系，但是在制度環境的影響下，作為被吸納的社會組織可能會形成對黨和政府的過度依賴，不利于其持續發展⑤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在建設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過程中，合作治理作為最新的發展趨勢，為不同治理主體提供了資源交換和協調的互動機制⑥王輝.合作治理的中國適用性及限度［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11-20.。因此，社會組織可以發揮其能動性，利用其專業性提高組織競爭力，以獲取黨和政府更多的資金支持和項目資源；通過專業性來規范內部治理能力，以提高效率和減少成本，維持組織的生存和發展⑦陶傳進，朱衛國.專業權力的邏輯及其應用問題［J］.中國非營利評論，2018（1）：280-293.。

2. 持續發展：衡量社會組織的長期存續

既往研究大多從生存視角出發來衡量社會組織的發展⑧宮曉辰，孫濤，葉士華.政治關聯可以提升社會組織生存能力嗎？——基于收入多樣性的中介效應分析［J］.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2（1）：131-144.，但是對致力于長期提供社會服務并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社會組織來說，局限于生存這一標準是遠遠不夠的⑨MOLDAVANOVA A， GOERDEL H T. Understanding the puzzle of organizational sustainability：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sustainability［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8（1）：55-81.。近年來，學界提出了持續發展這一概念，意指社會組織有能力、財務穩定性和合法性來持續實現其目標，并且造福其長期服務的對象⑩MEERKERK I V，KLEINHANS R，MOLENVELD A. Exploring the durability of community enterprises：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8（4）：651-667.。首先，就生存視角而言，影響社會組織存續的因素形成了環境約束和組織形式的相互作用、組織從外部環境獲取資源的能力、滿足利益相關者的能力以及社會聯系四個主流觀點[11]MOLDAVANOVA A， GOERDEL H T. Understanding the puzzle of organizational sustainability：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sustainability［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8（1）：55-81.。其次，從社會組織提供長期服務的角度出發，目前研究主要基于網絡理論、博弈論等檢驗服務交付中不同行為者及其相互影響，從而分析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12]TU X.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in China： an exploratory study［J］.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21（5）：767-779.。近年來，在這些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合作治理理論被廣泛應用到社會組織與政府的互動之中，重點強調了二者的合作關系及其對社會服務的影響[13]敬乂嘉.從購買服務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態與發展［J］.中國行政管理，2014（7）：54-59.。

既往研究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測量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側重于以社會組織項目實施的規模和延續性影響來衡量組織的目標實現①SWERISSEN H， CRISP B R. The sustainability of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J］.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2004（1）：123-130.HWANG H， POWELL W W.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harity： the influenc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onprofit sector［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9（2）：268-298.；第二種觀點側重于測量組織內部的能力，重點通過財務水平、領導與管理能力等核心屬性評估組織的生存與發展②CEPTUREANU S I， CEPTUREANU E G，ORZAN M C， et al. Toward a Romanian NPOs sustainability model： determinants of sustainability［J］. Sustainability，2017（6）：1-26.；第三種觀點認為要通過對組織的多角度評估判斷其合法性，這種觀點關注組織的合法性與公眾認可③SWERISSEN H， CRISP B R. The sustainability of health promotion intervention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J］.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2004（1）：123-130.。整體而言，社會組織持續發展不僅要通過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的數量來關注其目標實現，而且要以社會組織的員工能力和收入多樣性來關注組織的結構內部能力，還要通過問責和社會認可程度來關注組織的合法性。

（二）研究假設

本文首先從意識形態吸納、行政管理吸納、戰略資源吸納三個維度分析其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研究假設，進而探討專業性對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關系的影響并提出假設。

1. 意識形態吸納與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

合法性是新制度主義的核心概念，它強調制度環境對組織行為的影響取決于結構中其他位置行動者對其的認可④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0（2）：100-109，207.。通過對意識形態的吸納，國家賦予并規范了社會組織的政治合法性⑤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組織的合法性是組織獲得財政支持以及組織內成員獲得專業認證的前提⑥HOWELL J. NGOs and civil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crafting a civic welfare infrastructure in the Hu-Wen period［J］. China quarterly，2019，237：58-81.。同時，組織成員獲得專業認證促進了組織專業化，組織專業化是組織提高內部能力的重要方法⑦NOORDEGRAAF M. Reconfiguring professional work： changing forms of professionalism in public services［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2013（7）：783-810.。政治合法性是社會組織申請成為法人和獲得體制內相應資源的前提，這有利于承接政府委托的項目，實現其提供社會服務的組織目標⑧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0（2）：100-109，207.。簡言之，社會組織通過政府的意識形態吸納而獲得合法性，從而有利于提高組織的目標成就、組織內部能力和外部合法性，繼而可能促進持續發展。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意識形態吸納促進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

2. 行政管理吸納與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

行政管理吸納體現黨和政府對社會組織行政合法性的更高要求。政府通過行政管理吸納促使社會組織向行政系統進一步靠攏，社會組織因此也得到了行政合法性及正式資源的支持⑨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因此，行政管理吸納促進了社會組織承接項目，從而實現其組織目標與價值。同時，只有嚴格遵從行政管理所要求的程序性規則，才能最大限度地獲取社會組織生存發展所需的資格許可與財政支持⑩NI N，ZHAN X Y. Embedde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nonprofit revenue growth［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7（5）：730-742.。資格許可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專業技能的認證[11]HWANG H， POWELL W W.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harity： the influenc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onprofit sector［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9（2）：268-298.，專業技能的認證以及財政支持有利于組織內部能力的提高。因此，政府的行政管理吸納有利于提高組織的目標成就、組織內部能力和外部合法性，繼而可能促進持續發展。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行政管理吸納促進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

3. 戰略資源吸納與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

有關戰略資源吸納對社會組織的影響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些研究認為戰略資源吸納對組織的生存有負面影響，根據資源依賴理論，戰略資源吸納會導致社會組織對政府的過度依賴，限制社會組織的行為，同時容易造成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時缺乏自主性①GUO C， ACAR M. Understanding collaboration amo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ombining resource dependency， institutional， and network perspective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05（3）：340-361.。不過，國內很多研究大都傾向于戰略資源吸納對社會組織的生存與發展可能的正向影響②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黨和政府通過為社會組織提供特定資源和空間而實現對社會組織的吸納，可以使一部分社會組織在此過程中加速資源的整合，實現社會組織目標，提高社會組織能力與提升社會組織聲譽等③HOWELL J. NGOs and civil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crafting a civic welfare infrastructure in the Hu-Wen period［J］. China quarterly，2019，237：58-81.。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戰略資源吸納能促進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

4. 專業性對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新制度主義指出，當組織的管理層充滿了專業精神，專業精神會通過制度壓力、競爭、員工培訓等滲透到組織中④HWANG H， POWELL W W.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harity： the influenc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onprofit sector［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9（2）：268-298.，也就是專業人士可以通過專業精神的制度同構促進組織的專業化⑤DIMAGGIO P J，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2）：147-160.，而高層人員的背景特征（包括專業背景、學歷等）對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更加決定性的作用⑥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2）：193-206.。因此，本文聚焦作為社會組織高層人員的理事長的專業化水平來考察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如前所述，治理吸納能賦予社會組織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進而使社會組織有向政府申請承接社會服務項目的資格并提高其競爭力⑦NI N，ZHAN X. Embedde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nonprofit revenue growth［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7（5）：730-742.。社會組織中的專業人員能夠利用其專業知識對現有組織形式的結構進行重新配置，以獲得更大的管轄權，提高其權威以及合法地位⑧HWANG H， POWELL W W.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harity： the influenc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the nonprofit sector［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9（2）：268-298.，進而提升組織整體的專業性。社會組織專業性的提升可能帶來兩個結果：一是黨和政府更愿意吸納專業性高的社會組織，向其提供各種合法性和資源，從而促進其持續發展；二是專業性提升本身也有助于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因為其可能帶來更大的社會認可、更多樣化的資金支持等。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專業性可以調節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采用多層次模型，同時控制城市和機構兩個層面的因素，探索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影響以及專業性在其中的調節作用（見圖1）。

圖1 治理吸納、專業性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關系示意圖

二、樣本來源與變量測量

（一）樣本來源

本文采用2019年中國社會工作動態調查（CSWLS）的數據⑨YUAN Y Q， LIU C， SUN Z W， et al. Baseline survey of China social work longitudinal study 2019：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J］.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19（5）：513-519.，該調查是中國第一個關注社會工作現狀和發展趨勢的大規模連續抽樣調查和研究項目。該調查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方法，覆蓋57 個城市，最終發布了對954 家社會工作機構和5942 名社會工作者的調查數據。根據這一數據，我們得到的社會工作機構持續發展的數據實際反映的是2018年的情況?？紤]到社會工作機構成立初期的不穩定狀態，剔除了2017 年及以后注冊成立的機構樣本208 個，最終樣本為746 個。這些社會工作機構以民政部門為主管單位的為579個，占77.61%；成立年限平均為5.94年，最大值為30年；人員規模平均為33.35 人，最小值為2 人，最大值為800 人；機構功能定位為綜合性服務的為560 個，占75.07%。

（二）變量測量

1. 被解釋變量

本文從社會服務、員工能力、收入多樣性、問責和社會認可五個維度變量來測量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

第一個變量是社會服務。對社會組織而言，其目標達成主要指的是提供社會服務。項目制已成為社會組織提供社會服務的普遍機制，因而我們通過測量特定行政區域內的項目點數來反映社會組織的社會服務。社會組織在行政區域內的項目服務點越多，意味著其持續發展表現越好。描述統計顯示，區域內項目服務點數服從泊松分布，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21，4 個及以下項目點數機構占比為58%。

第二個變量是員工能力。員工能力是組織內部結構能力的重要指標?？紤]到本文所討論的社會組織是社會工作機構，而社會工作機構的員工主要是社會工作者，因此我們將員工能力定位為機構中社會工作者的能力，通過社會工作機構內具備社會工作教育背景的全職員工數量、獲取助理社會工作師及以上水平資格證書的全職員工數量以及機構專職督導數量等來進行測量。我們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將三個指標擬合為員工能力水平指數，所能解釋的方差比例為65.95%。最終的員工能力水平指數為取值0～100 的整數，取值越大說明機構員工的能力越高。與區域內項目點數類似，員工能力水平指數服從泊松分布，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00，4及以下取值占比達到80%。

第三個變量是收入多樣性。收入多樣性是組織的內部結構能力的重要指標。我們用政府之外資金占比測量收入多樣性。社會工作機構獲得政府以外資金來源包括企業、基金會、個人、眾籌及其他。政府之外資金來源占比以2018年機構獲得的政府以外來源資金占全部資金的比例進行測量。

第四個變量是問責。問責可以增加組織的外部合法性，因此問責是衡量組織的外部合法性的重要指標。我們通過測量機構的信息公開狀況來反映問責。機構信息公開內容包括所有理事姓名和簡要背景、機構領導架構、規章制度和內部運作制度、2018 年年度報告、2018 財年資產負債表、2018年收入和支出表、2018 年審計報告、業績報告（財務除外）、服務對象反饋機制9 個方面，如果機構在上述9 個方面有一項公開則賦值1，否則賦值為0。我們使用探索性潛類別模型對量表進行降維分析，結合模型擬合優度AIC 和BIC、潛類別邊際平均值分布和模型結果的可解釋性，把機構信息公開狀況處理為一個二分類變量，即公開程度低（賦值0）和公開程度高（賦值1）。

第五個變量是社會認可。社會認可可用來衡量組織的外部合法性。我們通過測量社會組織與外界聯系的密切程度來反映社會認可。問卷詢問了機構與共青團、婦聯、工會、殘聯、醫院、企業、救助站和未成年保護中心聯系的密切程度。測量項為“沒有什么聯系”賦值1，“偶爾聯系”賦值2，“有時聯系”賦值3，“經常聯系”賦值4，“密切聯系”賦值5，量表的alpha 系數為0.7985。我們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進行降維分析并擬合一個因子，該因子的解釋方差比例為63.51%。為使變量描述具有可比性，我們把社會組織聯系密切程度因子取值標準化為0～100，取值越大，說明社會組織與外部聯系越密切。

2. 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為治理吸納，可分為意識形態吸納、行政管理吸納和戰略資源吸納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吸納采用機構召開黨組織生活會的頻率進行測量，“從未開展”賦值0，“數月開展1 次”賦值1，“每月開展”賦值2。行政管理吸納采用機構接受政府規范化建設評估或社會組織等級評估進行測量，“未接受過評估”賦值0，“評估等級為4A及以下”賦值1，“評估等級為5A”賦值2。戰略資源吸納采用量表進行測量，指標包括政府購買服務資金、政府扶持（包括支持、配套）資金、場地支持、人力支持、技術支持、為組織提供政策便利，如果機構獲得過上述至少一項，賦值1，否則賦值0。同樣使用探索性潛類別模型對量表進行降維分析，結果表明當把潛變量分為三類時模型的AIC 和BIC 最小。根據潛類別邊際平均值分布結果，我們把戰略資源吸納處理為程度不同的三個等級，即支持度低賦值0，支持度較高賦值1，支持度高則賦值2。

3. 調節變量

調節變量采用理事長的專業化水平來代表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具體以理事長是否接受過社會工作教育、是否獲得社會工作資格證書、創設機構時的職業是否為社會工作者或社會工作教師三個指標進行測量。如果滿足以上至少一項，賦值1，否則賦值0。本文使用探索性潛類別分析法擬合為一個變量。綜合考慮AIC 和BIC 以及潛類別邊際平均值分布和變量類別的可解釋性等情況，我們把潛變量處理為三分類變量，理事長專業化水平低賦值0，水平一般賦值1，水平高賦值2。

4. 控制變量

本文從機構和城市兩個層面進行控制。在機構層面，借鑒既往研究，我們選擇機構的規模和成立時長為控制變量，用機構注冊資本和機構人員規模來衡量機構的規模，機構成立時長以年為單位計算①LUO W， ZHENG W J， LONG Y. Relational work and its pitfalls： nonprofit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sponsored voluntary accredit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22（1）：63-79.?？紤]到組織的服務類型會對其專業化水平、工作能力等產生影響，因此機構功能定位也作為控制變量②VAN MEERKERK I， KLEINHANS R， MOLENVELD A. Exploring the durability of community enterprises：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8（4）：651-667.。簡言之，機構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機構成立時長（年）、機構功能定位是否為綜合服務(“是”賦值1，“否”賦值0)、機構注冊資本（萬元）和機構人員規模（人）。在城市層面，有研究指出，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用于社會服務的財政投入會對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產生影響③MOLDAVANOVA A， GOERDEL H T. Understanding the puzzle of organizational sustainability：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sustainability［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8（1）：55-81.。因此，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城市等級（一線城市賦值1，二線或省會城市賦值2，其他城市賦值3）、2018年城市市轄區人均GDP（萬元）、全市政府社會服務事業支出（億元）。

（三）數據分析策略

本文使用機構與城市相嵌套的多層數據。由于制度環境的約束，同一城市的機構的相似性要高于不同城市之間的機構，所以我們采用多層回歸模型對數據進行分析。根據因變量的測量層次和概率分布特征，社會服務和員工能力水平指數屬于非負整數，服從泊松分布，但兩個變量的方差明顯大于期望，存在“過度分散”問題，因此對其采用負二項回歸模型。收入多樣性占比屬于連續型數據，但有57.36%的觀察值取值為0，其余觀察值零散分布于0到1之間，因此采用T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問責為二分類變量，采用logit模型。社會認可為連續型數據，采用OLS回歸模型。

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一）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現狀

從被解釋變量五個方面來看，社會工作機構的平均社會服務項目點為7.48個，標準差為12.4，說明大多數機構在登記注冊地行政區域內項目點數量不多，而少數機構有大量項目點，呈兩極分化態勢。員工能力水平指數與之類似，均值為4.36，標準差為11.16，同樣呈兩極分化態勢。由于兩個變量的方差明顯大于均值，存在“過度分散”現象，因此后文回歸分析采用負二項回歸。收入多樣性的均值為0.13，有約57%的觀察值取值為0，說明多數機構缺少政府以外資金來源。在問責方面，高度公開的比例僅為27.61%，表明機構的整體信息透明度較低。最后，社會認可的均值為38.65，標準差為21.98，表明大多數機構與外部聯系不太密切?？偟膩砜?，社會工作機構運轉的可持續性狀況不佳，主要表現為大多數機構社會服務項目少，員工能力偏低，過度依賴政府項目資源，問責水平低，與其他組織的聯系也不密切。

在意識形態吸納方面，半數以上機構有開展黨組織生活會，其中27.08%開展頻率較高；在行政管理吸納方面，接受政府的規范化建設或等級評估的機構占到63.81%，5A 級以上機構占13.41%；有超過1/3的機構獲得政府全方位的戰略資源吸納，同時還有56.03%的機構獲得了資金支持。理事長是社會工作機構的主要領導，對機構的專業化發展具有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但是，理事長具備較高專業水平的機構不到30%，甚至有超過1/3的機構理事長的專業水平低下，這意味著這些機構的理事長與社會工作關聯不大，未受過社會工作教育，也缺乏社會工作技能訓練。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現狀詳見表1。

表1 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現狀（N=746）

（二）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關系

在機構層面，機構的成立年限、綜合性服務機構、注冊資本、機構人員規模都對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存在顯著影響。在城市層面，城市等級對員工能力有負向作用；城市市轄區人均GDP 對收入多樣性有負向作用；社會服務事業支出對問責有負向作用。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城市層面和機構層面的控制變量對組織的持續發展有顯著影響。在控制了城市變量和機構變量后，我們接著討論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影響。意識形態吸納對社會服務、員工能力、社會認可都有正向作用，但是對收入多樣性有負向作用，對問責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這說明意識形態吸納可能使得社會組織向黨和政府靠攏，使其能獲得更多的資源支持與服務外包，繼而提升了員工能力與社會認可。對收入多樣性產生負面影響的原因可能是意識形態吸納使社會組織過度依賴政府資金支持。綜合來看，意識形態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正向作用較強，因此假設1成立。

行政管理吸納對員工能力、社會認可都有正向作用，但是對收入多樣性、問責是負向作用，對社會服務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與意識形態吸納相似，向黨和政府的靠攏使得社會組織的員工能力與社會認可得到了提高，但降低了收入多樣性。同時，行政管理吸納促使社會組織進一步向政府靠攏，使其面對政府更強的監管，社會組織可能為了免于處罰而選擇逃避問責。綜合來看，假設2成立。

戰略資源吸納與意識形態吸納十分相似，對社會服務、員工能力、社會認可都有正向作用，但是對收入多樣性呈現出負向作用，對問責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黨和政府向社會組織提供的資源促進了社會組織承接社會服務項目，為員工能力與社會認可的提高提供了支持。但是這也使得社會組織過度依賴政府資金支持。綜合來看，戰略資源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正向作用較強，因此假設3成立。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關系詳見表2。

表2 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關系

（三）專業性的調節作用

我們從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五個方面探討專業性對治理吸納和社會組織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影響。首先，就社會服務而言，如前所述，意識形態吸納和戰略資源吸納都對社會組織的社會服務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專業性進一步強化了戰略資源吸納對社會服務的正向影響（支持度高×專業性一般為0.728,p＜ 0.05）。其次，專業性降低了治理吸納對員工能力與社會認可的正向影響，不過這存在一些差異，在員工能力方面，專業性與三種吸納交互系數都為負向顯著；而對于社會認可，專業性只與戰略資源吸納（支持度較高×專業性高為-16.651,p＜ 0.05；支持度高×專業性高為-17.419,p＜ 0.01）的交互系數為負向顯著。最后，專業性會緩解戰略資源吸納對收入多樣性的負面影響（支持度較高×專業性一般為0.207，p＜ 0.01；支持度較高×專業性高為0.272，p＜ 0.001；支持度高×專業性高為0.229，p＜ 0.01）①因篇幅所限，專業性的調節作用的表格從略。。綜上所述，專業性從不同的維度加強或減弱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影響，因此假設4成立。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整合新制度主義的視角與合作治理理論，探討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社會組織如何通過其專業性對這一影響作出適應性調整。

（一）基本結論

1. 整體來看，意識形態吸納、行政管理吸納、戰略資源吸納都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不過三個維度的作用效力存在差異。具體來說，第一，不同于意識形態吸納、行政管理吸納，戰略資源吸納不僅在社會服務方面不存在顯著的正向效應，同時在問責方面會產生負向作用。簡言之，戰略資源吸納對于社會組織的促進效應可能低于意識形態吸納和行政管理吸納。第二，三個維度的吸納對社會認可的正向效應都高于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其他方面，這可能說明接受吸納的社會組織，無論采取何種途徑都更容易提升本組織的社會認可，從而促進其持續發展。第三，盡管三個維度的吸納都對收入多樣性產生負向作用，但是戰略資源吸納的負向效應高于其他兩個維度，這說明接受政府資源支持的社會組織，會更加難以吸引政府以外資金投入，這會使得社會組織過度依賴政府，限制社會組織的自主性。

2.專業性在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關系中發揮正向或負向的調節作用。具體來說，第一，專業性可以進一步強化治理吸納對社會服務的正向影響，這表明具有較高專業水平的理事長在社會服務方面可以進一步加強治理吸納對其社會組織的正向影響。第二，專業性可以緩解治理吸納對收入多樣性的負向影響，這表明當面對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的收入多樣化的負向影響時，理事長的專業水平可以減少這些負向影響。第三，專業性會降低治理吸納對員工能力和社會認可的正向影響，這一調節效應的出現可能源于理事長對員工能力和社會認可的理解不同于國家和社會的主流理解。主流理解可能更強調社會組織作為治理工具的能力和價值，而理事長可能更傾向于強調社會組織基于志愿主義、互惠精神和社會創新的能力和價值。簡言之，專業性在治理吸納與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關系中發揮著調節作用。

（二）理論貢獻

1. 治理吸納：合作治理中的不平衡性

本文基于治理吸納的概念分析了合作治理中各主體間的非均衡關系，且指出這種非均衡關系并不必然限制社會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既往研究指出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關系限制了社會組織的生存和發展②FARID M， LI H. Reciprocal engagement and NGO policy influence on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J］. Voluntas，2021（3）：597-609.，然而本文證明了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顯著正向影響。簡言之，合作治理通過治理吸納的形式在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有效發揮了作用。一方面，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影響體現為黨和政府在治理吸納過程中向社會組織提供資源；另一方面，由于黨和政府相較于社會組織處于主導地位①楊寶. 治理式吸納：社會管理創新中政社互動研究［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4）：201-209.，社會組織很容易形成對黨和政府的過度依賴而缺乏自主性。也就是說，合作治理中互動主體之間的權威和優勢是不同的，并且合作治理過程容易被更強的參與者所掌握②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7（4）：543-571.。

2. 治理吸納與專業性：對政社關系的整合認識

本文通過整合新制度主義與合作治理理論，將治理吸納與專業性相結合，更加全面地構建了分析我國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概念框架。第一，治理吸納是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關系的前提。本文證明了治理吸納的三個維度都會促進社會組織的持續發展。這三個維度的吸納涉及黨和政府不同部門、不同層級的多方面作為。三個維度吸納的促進作用表明社會組織與黨和政府存在眾多接觸點，這些接觸點確保了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多樣化的互動關系。由此，治理吸納使得社會組織在思想上、行動上以及資源獲取上進一步向黨和政府靠攏，進而被黨和政府賦予更多的提供社會服務的能力、合法性、生存資源與空間，建立起相對穩定的政社合作關系③楊寶.治理式吸納：社會管理創新中政社互動研究［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4）：201-209.。第二，專業性是社會組織在政社互動中發揮能動性的重要保障。本文證明了在治理吸納的背景下，社會組織可以利用其專業性來適應性調整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影響，這證明了社會組織可以在治理吸納的背景下有效地發揮能動性。綜上所述，本文證明了治理吸納與專業性相結合的分析框架，能夠更加充分地審視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社關系。

（三）實踐建議

治理吸納與專業性相結合的分析框架契合了我國當前社會組織發展情境?；诖?，本文提出以下實踐建議。第一，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應當堅持以治理吸納來促進合作。具體而言，社會組織應該主動融入治理吸納的環境，努力尋求與黨和政府多樣化的合作關系。同時，黨和政府也應該堅持治理吸納的方式，實現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治理④朱健剛，鄧紅麗.治理吸納慈善——新時代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總體特征［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71-81.。第二，對于社會組織來說，要充分認識其高層管理者（如理事長）的專業水平在社會組織持續發展中的作用。高層管理者要能夠利用其專業性，發揮在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調節作用，既能夠加強治理吸納對社會組織持續發展的積極作用，又能夠在出現危害社會組織生存和發展的情況時及時進行適應性調整。第三，盡管本文證明了治理吸納有利于社會組織的生存和發展，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沒有被有效吸納的社會組織，這些組織受到了治理吸納帶來的生存空間擠壓與邊緣化影響，處境艱難，甚至被排斥和消滅⑤FARID M， LI H. Reciprocal engagement and NGO policy influence on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J］. Voluntas，2021（3）：597-609.。既往研究指出這些未被吸納的社會組織只有在促進福利目標和限制政治訴求的情況下才能生存⑥SPIRES A J. 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1（1）：1-45.。不過為了改變這一處境，這類社會組織目前進行了很多嘗試，如回歸社區、投身互聯網、復興傳統文化、采取商業方法以及增加與黨和政府互動的渠道等，這些手段或許能夠幫助這些未被吸納的社會組織與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⑦CAI Y， ZHANG J. Niche， connections and NGO oper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2016（2）：269-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