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與平衡：算法推薦場域主導意識形態傳播權力建構

張 林

作為人工智能技術和大數據技術在傳播領域的創造性應用，智能算法推薦的普及不僅改變了傳統信息傳播的運行機制和規則流程，而且還重塑了整個信息權力的生產、流通與分配過程，改變和重組了傳統信息傳播的權力結構和權力格局。在這種整體性和結構性交織的技術變局中，算法推薦為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形塑了一個全新的信息場景和權力空間。在這種背景下，系統分析算法推薦場域信息權力的生成機理及其對主導意識形態傳播權力的多層次影響，探究算法推薦場域主導意識形態傳播權力的建構邏輯和操作策略，對于推動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提質增效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算法與權力的同構：算法推薦作為新型傳播權力的崛起

從現代技術語境來看，算法是計算機為解決特定問題而采用的一系列步驟、次序或策略機制。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各類互聯網平臺的強勢崛起，算法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已滲透到方方面面。在數據化和智能化的不斷演進過程中，我們不能再只是簡單地從技術主義和工具主義的視角來理解算法。作為一種全新的技術力量，算法已成為重塑世界的強大結構性力量。算法在資源配置、認知建構、流量分配、關系塑造等方面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梢哉f，算法的系統性影響已遠遠超越了原來的技術領域，算法不僅是一種技術中介和技術方案，而且還表現出鮮明的權力色彩和權力屬性。有學者甚至直接提出了“算法即權力”的重要命題，認為“人工智能的技術本質是算法，而算法的社會本質則是一種權力”1喻國明、楊瑩瑩、閆巧妹：《算法即權力：算法范式在新聞傳播中的權力革命》，載于《編輯之友》2018年第5期。。的確，權力越來越存在于數據代碼和算法之中。從某種程度上看，算法與權力之間正在呈現出一種同構性趨向，算法正在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新興權力類型。梳理權力研究的發展脈絡可以發現，在原初的學術語境中，無論是亞里士多德強調的“分權”理論，還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人關于政府權力或社會契約的理論，其理論旨趣中的權力往往都是指政治權力或國家權力。這種傳統的權力觀一直到馬克斯·韋伯才發生轉向。韋伯認為權力現象除了存在于國家政權或政府組織的運作中以外，同樣也存在于社會組織的運作中。他從更為廣泛的角度出發將“‘權力’理解為一個人或很多人在某一種共同體行動中哪怕遇到其他參加者的反抗也能貫徹自己的意志的機會?！?[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卷，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46頁。韋伯的思路為后來學界探討權力概念提供了廣闊空間。

縱觀學界對權力概念的探討，大致可以發現三種不同的理論進路。一種是“能力說”，認為權力是一種為了實現特定目標而調動資源，支配他人的能力。一種是“影響說”，認為權力是一種權力主體通過說服或強制等手段對權力客體產生的特定影響力?？梢园l現，“能力說”和“影響說”其實并不存在實質性的理論分歧。相反，二者之間的理論范式和旨趣其實是一致的，都在有意或無意中對權力進行了明晰的主客體劃分，都強調權力主體對權力客體發揮支配效應的能力或影響。只不過“能力說”更側重于從權力主體的角度分析問題，更強調權力主體達到預期或支配他人所展現出來的能力。而“影響說”更側重于從權力客體的角度出發分析問題，更強調的是權力對象如何被權力主體在何種程度上所影響或改變。另外一種是“關系說”?！瓣P系說”打破了“能力說”和“影響說”將權力進行主客二元劃分的分析框架，認為權力實質上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不對等力量關系，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權力無所不在。?？抡J為“在對紀律實行層層監督時，權力并不是一個被占有的物或一個可轉讓的財產。它是作為機制的一部分起作用”3[法]米歇爾??？拢骸兑幱柵c懲罰（修訂譯本）》，劉北成、楊遠纓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00頁。。

無論是“能力說”“影響說”還是“關系說”，對于我們理解算法與權力的同構和把握算法權力的生成和運作機理都具有重要啟發。在深度數字化生存的智能社會，算法及其掌控者憑借強大的技術優勢對多元社會主體及其關系網絡具有廣泛而明顯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算法既在微觀層面上重構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連接模式，又在宏觀層面上對國家、政府和社會權力的運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具體而言，一方面，算法的技術擴張影響傳統政治權力的再生產和社會化。算法的技術規則和數據能量在政治權力的流通和行使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占比越來越重，政治權力的外化和主導意識形態建構越來越需要借助算法的輔助。另一方面，算法平臺的崛起改變了傳統經濟領域的權力構成，算法平臺和互聯網公司的資本壟斷和規則私權對公權力產生擠壓。另外，由于工具理性、私人資本和公權力的多元嵌入，算法權力形塑的全新擬態環境又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個體用戶的認知建構和價值塑造，人越來越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由算法編織的權力之網中?！八惴ㄔ诓煌氖褂脠鼍跋聲纬刹煌乃惴嗔π问?，如算法操縱、算法合格權威、算法合法權威等?！?譚九生、范曉韻：《“算法權力”的異議與證成》，載于《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6期。作為智能時代無處不在的一種微觀權力，算法權力的輻射面極其廣泛，涉及的領域也包羅萬象。就傳播領域而言，依托算法而生成的推薦技術正在顛覆性地重塑信息生態。算法推薦作為一種新型的傳播權力正在強勢崛起。

當然，作為算法權力在傳播領域的延伸和運用，算法推薦的傳播權力也是一種非制度性權力。這種權力與制度性的政治權力或組織權力具有一定區別。從權力來源和運行機制來看，傳統權力觀認為暴力、財富和知識是不同社會權力最重要的三個來源，三者之間形成一個獨立的互動循環系統，不同的權力來源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換。阿爾文·托夫勒認為“這三樣法寶像生產機器的機床一樣，如果運用恰當，就能帶來更多、更大的權力。不論政治精英和個人使用其他什么工具，暴力、財富和知識這三樣法寶都是最終的操控桿，它們可以稱為‘權力金三角’?！?[美]阿爾文?托夫勒：《權力的轉移》，黃錦桂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的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或者說是整個前工業化時代，暴力懲戒和暴力威脅是社會權力的最主要來源。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言：“誰要曾經思考過歷史和政治，他就不可能會對暴力在人類事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無所知?！?[美]漢娜?阿倫特：《共和的危機》，鄭辟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頁。只不過這種建基于暴力的權力類型具有較大的反作用力，剛性有余而韌性不足，屬于是一種“低質權力”。工業時代的到來和貨幣拜物教的擴張逐漸讓財富取代暴力成為社會權力的主要來源，這種以金錢為主導的權力類型不僅能實施懲戒和威懾，而且還能在激勵中實現操控。既有強制又有彈性，既可以消極使用，也可以積極使用，屬于是一種“中質權力”。而隨著后工業時代的到來，知識的運用開始成為社會權力的重要來源。知識從暴力和財富的附屬中掙脫出來，成為了一種“高質權力”，不僅能實現獎懲，而且更擅長在說服和勸導中實現規訓。沿著這個分析思路繼續前進，我們可以發現，隨著智媒時代的到來和算法社會的轉型升級，建構在知識基礎上的“高質權力”的內涵將會被不斷擴大和延展。信息和傳播將成為權力生成的重要來源。在大數據邏輯和人工智能邏輯雙重形塑的傳播領域，如果誰能掌握算法和代碼，幾乎就等于誰能掌控傳播，也就意味著誰能擁有權力。換言之，智媒時代的傳播權力是緊緊圍繞算法和代碼進行生產和運行的。作為一種新型的傳播權力，算法推薦技術在改變信息傳播范式的同時，也重塑著整個傳播領域的權力生態和權力格局，為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形塑了一個全新的權力場域和信息空間。

二、權力分化：算法推薦場域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現實境遇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宏觀歷程來看，每一代信息技術更新換代的過程其實都是社會關系和社會權力不斷調整和重塑的過程。算法推薦技術廣泛運用帶來的傳播革命改變了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媒介環境和權力生態，實現了從“權力分配信息”到“信息分配權力”的歷史性轉向。在算法推薦形塑的信息場域中，公權私有化、渠道平臺化、把關算法化、議題彌散化帶來了主導意識形態傳播權力的轉移、分化和重組。算法媒體的規則私權和算法平臺的流量操控不斷侵蝕和擠壓主導意識形態的傳播公權和傳播空間。算法推薦的迎合性和具身性不斷消解和遮蔽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公共性和價值性，主導意識形態傳播面臨權力分化和權力消融的情景困境和現實境遇。

（一）公權私有化：算法媒體的規則私權侵蝕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公權

在大眾媒體時代，作為一種國家公權力，傳播權一直都是國家統治和國家治理的專屬權力。統治階級的主導意識形態領導權和話語權也直接表現在國家和政府對信息生產和信息流通的調配和控制過程之中?？梢哉f，傳播權力的生成和運行一直都是主導意識形態領導權力和話語權力能夠實現的基石，是主導意識形態權力再生產和權力社會化的重要一環。在人工智能和算法媒體普及之前，我國的傳播權力結構和政治權力結構以及意識形態權力結構是基本一致的，“政府-媒體-社會”被包裹在一個高度同質化的權力結構系統之中，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傳播權力形成一個環環相扣并且層級森嚴的權力閉環。政治權力在這個一體化的權力閉環中居于核心地位，對意識形態權力和傳播權力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和控制權，意識形態權力和傳播權力都從屬和依附于政治權力。在這種中心化的權力系統運行中，政治色彩鮮明的主流媒體幾乎能夠控制所有優勢的信息資源和信息渠道，能夠在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和多元社會輿論博弈中發揮實質性的引領作用。而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和算法媒體的強勢崛起，原來由政治權力直接支配信息權力的格局開始松動。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雙重推動下，算法由單純的數字代碼演化為一種自主決策的符號系統并以智能物的形式嵌入社會權力結構的運行，以算法推薦為技術標志的算法媒體正在成為調配信息資源的重要力量。

作為一種以私人資本為主導的新型基礎設施，算法媒體通過建立完備的規則體系而建構起強大的信息形塑能力。在某種程度上，算法媒體的規則制定權已經成為一種泛化的信息“私權”。這種信息“私權”形成的過程既是社會和個人信息權利逐漸讓渡的過程，也是國家和政府部門傳播公權部分“私化”的過程。算法媒體承接了原來屬于國家和政府在傳播領域的部分公共職能和職責，成為了國家權力在信息資源分配中的技術中介和權力代理。

一方面，算法媒體在信息生產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傳統媒體時代以宣傳部門和編輯群體為主導的“審核式”信息生產模式正在被算法媒體時代的“交互式”信息生產模式所替代。在平臺、用戶和多元社會主體相互交織的算法媒體信息生產中，平臺在信息需求預測和信息內容創建方面具有強大的信息整合力和信息控制力，能夠依托大數據畫像和算法篩選實時影響和調控社會信息內容的生產和創作。

另一方面，算法媒體通過對信息規則算法化的持續強化而不斷獲得越來越多的公共權力。算法平臺在嵌入社會關系的同時就已改變和重塑了傳統信息權力的運作模式。在基于大數據抓取和算法驅動的媒體規則體系中，算法媒體平臺完成了信息權力“去中心化”以后的“再中心化”轉向，算法媒體平臺已然成為了新的信息權力中心。在這種“公權私有化”的不斷演進中，算法媒體的規則私權不可避免地會侵蝕主導意識形態的傳播公權。在未來的算法推薦場域中，規則私權與傳播公權之間的博弈、重組甚至是對抗將成為一種常態。

（二）渠道平臺化：算法平臺的流量操控擠壓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空間

有學者認為“傳播的本質在于建立和整合社會關系”1曾白凌：《媒介權力：論平臺在算法中的媒體責任》，載于《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年第10期。。的確，我們可以把傳播簡要理解為是傳播主體依托一定傳播內容通過特定傳播渠道來建立和整合人與社會關系的過程。信息渠道的把控在這種關系建立和關系整合中至關重要。在傳統媒體時代，信息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呈現出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與政治權力金字塔式的科層結構一樣，不同信息權力主體之間的渠道邊界也是等級森嚴的，信息權力往往是通過自上而下的信息渠道從權力中心逐漸向外擴散的。在這種信息流通中，擁有領導權力的執政黨不僅能夠從根本上控制幾乎所有的信息資源，而且還能從根本上控制幾乎所有重要的信息渠道。在這種相對封閉和一體化的信息情景里，依托黨報、黨刊、黨臺為載體的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可見空間和信息覆蓋面，進而在社會關系建構和社會輿論引領中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而算法平臺的強勢崛起改變了這種信息渠道的壟斷格局，信息渠道的控制權出現泛社會化趨向并開始向算法平臺轉移。作為人工智能時代的數字基礎設施，算法平臺早已全方位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對社會組織形式產生了顛覆性影響。

如果說家庭是農業經濟時代最主要的組織形式，企業是工業經濟時代最主要的組織形式，那么平臺就是數字經濟時代最主要的組織形式。家庭實現了勞動力與土地的有效結合，企業實現了勞動力與資本的有效結合，而平臺實現了算法、數據、資本、渠道與其他生產要素的有效結合。隨著算法平臺的基礎設施屬性和媒介屬性不斷加強，平臺在信息流通市場中的權力越來越大?？梢哉f“基礎設施媒介化和媒介基礎設施化，不斷地塑造著平臺權力的樣態與范圍”2劉金河：《權力流散：平臺崛起與社會權力結構變遷》，載于《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2期。。其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進一步促進了國家、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權力變遷和權力重組，原來屬于國家和政府的部分公共權力開始向私人資本控制的算法平臺轉移，原來由政治權力直接控制的信息渠道開始呈現出平臺化轉向。

一方面，平臺借助大數據賦能和算法推薦技術的個性化服務實現了與信息用戶的強連接，算法平臺的信息生產能力和信息分發效能不斷增強。隨著信息市場占有率和信息用戶黏性的不斷增強，算法平臺已經超越了作為傳統意義上信息中介的范疇和界限，已經不再是簡單的信息中轉站或信息聚散地，而是成為了信息生產和信息渠道的影響者和掌控者。

另一方面，在技術邏輯和資本邏輯的雙重形塑之下，作為重要信息渠道的算法平臺不可避免地會將流量作為信息分發的重要標準。在算法打造的數據化世界中，流量的走向不僅意味著注意力和能見度分配，而且也意味著變現和利潤。長此以往，算法平臺的流量爭奪和流量操控就會變成一種常態，導致整個互聯網空間信息生態的思想含量淺表化和價值導向迷失，進而擠壓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可見性空間和價值共識形塑。

（三）把關算法化：算法推薦的迎合性消解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公共性

從傳播學視域來看，“把關”可以理解為傳播主體通過特定關口或手段對何種信息可以流通進行篩選和過濾的過程。傳播主體正是通過牢牢控制把關環節來調控信息流通中“進”和“出”的關鍵問題，進而實現傳播權力的彰顯和傳播秩序的形塑?！霸趥鹘y中心化、封閉化、層級化的信息權力結構中，主流媒體不僅可以把關流通領域的信息數量、信息內容和信息流向，還可以改變信息的排列組合、內在結構和呈現方式?！?張林：《智能算法推薦的意識形態風險及其治理》，載于《探索》2021年第1期?？梢哉f，在傳統的把關權力系統中，主流媒體或主導意識形態傳播是居于絕對優勢地位的。而算法推薦技術在傳播領域的廣泛運用改變了傳統把關權力的運行結構和操作模式，傳統把關權力正在向算法轉移，把關算法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一方面，從把關主體來看，“人工編輯”的部分把關權力正在向“算法編輯”轉移。在傳統把關的運作過程中，由專業媒體從業人員組成的編輯群體和媒體組織把控著信息采編的整個流程和流通決策。哪些信息能夠被受眾所看到，哪些信息不能進入流通領域，哪些信息能夠成為報紙的“頭版頭條”，哪些信息能夠進入廣播電視的“黃金時段”，哪些信息能夠成為門戶網站和論壇貼吧的“封面”和“置頂”，這些都是專業編輯群體把關權力的直接體現。而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正在不可避免地弱化這種傳統把關人的權力地位。作為智能傳播時代的核心技術標識，算法正在被廣泛運用于各大平臺媒體信息生產和信息流通的全過程。算法雖然不直接生產信息內容，但卻能通過一系列的編碼步驟操控信息內容的生產以及決定哪些信息內容能夠被更多受眾所看見?？梢哉f，在互聯網平臺不斷媒介化和基礎設施化的過程中，算法正在取代人工編輯而成為隱形的把關人，基于算法驅動的信息推薦正在成為媒介能見度生成的底層技術框架。我們在互聯網平臺上接觸的一切信息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算法篩選、過濾和推薦的結果。

另一方面，從把關機制來看，傳統媒體信息場域中的“支配式”把關正在逐步讓位于算法推薦技術的“迎合式”把關。在傳統的信息權力結構中，專業化的把關主體掌控著主要的信息關口和信息流通的制高點，把關受眾更多時候只能是被動地信息選擇和信息接收，把關主體與把關受眾之間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而在算法推薦場域，把關受眾的自主意識和主體性地位被空前提升，受眾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是變成了信息內容的生產者和傳播者，變了媒體平臺和算法推薦技術眼中的“用戶”。在“用戶邏輯”取代“受眾邏輯”的歷史性轉變中，各大算法平臺的信息把關必然會更加關注和迎合用戶的信息需求和信息偏好。在資本邏輯和流量邏輯的雙重助推之下，為了獲得更多的用戶流量和增加用戶黏性，算法平臺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選擇和推薦用戶感興趣的內容?？梢哉f，這種迎合式的算法把關優先考慮的一直都是如何更好地做到信息生產和推送的“投其所好”，而不是如何去提升信息產品的思想品質。在這種迎合性的把關情景中，算法平臺個性化、娛樂化、淺表化的信息推送無疑會消解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權威性和公共性。

（四）議題彌散化：算法推薦的具身性遮蔽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價值性

在不斷媒介化和平臺化的過程中，算法推薦通過其強大的信息整合能力實現了對社會價值關系的重構和調適。算法推薦的具身性帶來了信息傳播大眾化向信息傳播個體化的歷史性轉向，傳播議題呈現出明顯的彌散化和碎微化趨勢。從技術現象學的視域來看，技術本身屬于一種人造物，但其并不是完全獨立于人的外化存在。技術起源于人的身體，身體技術化是人類社會技術發展演化的重要起點，而技術具身化又是人類社會技術發展演化的重要趨勢。技術不僅是一種中介或渠道，還是一種情境，這種情境的演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技術與身體的共融。技術發展到最后一定會在一種物我兩忘的境界中實現技術與身體的同構，最終又在更高層次上回歸于身體。同樣，作為人造物的算法與用戶之間的關系也不是“此在”與“外在”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嵌入、相互形塑和相互融合的關系。算法推薦帶來的信息個體化轉向更是進一步加速了算法與用戶的深度融合?！靶畔€體化轉向，其實質是技術發展從離身的身體技術化，轉向具身的技術身體化?！?李凌、陳昌鳳：《信息個人化轉向：算法傳播的范式革命和價值風險》，載于《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算法推薦的具身性不僅重塑了技術與用戶的連接關系，而且還深度影響著用戶的認知模式和社會的價值建構。

一方面，從用戶視角來看，具身性的算法推薦在帶來信息權力個體化轉移的同時，也帶來了信息用戶主體性價值的喪失。在大數據和云計算的雙重助推下，算法推薦實現了對海量信息的標簽化歸類和建模，能夠在對不同用戶進行大數據畫像的基礎上實現信息推送與信息需求的雙向循環，進而實現個體化內容與個性化推送的精準對接和匹配。這種以用戶為導向的具身性推送不僅能夠幫助用戶提高信息利用效率，最大限度上實現信息自主和信息自由，而且還能降低用戶在應對信息爆炸時產生的選擇焦慮和選擇困難，彌補原子化個人與海量信息之間的不對稱裂痕。當然，除了要看到具身性算法推薦對信息用戶帶來的積極性社會后果，我們還要警惕其對信息用戶帶來的異化風險。長期處于算法推薦的精準投喂之下，人的能動性和主體性不可避免地會被侵蝕，受眾的價值選擇和價值認知受到算法權力的引導和干預，人會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受到算法的隱形規訓，甚至是在算法符號暴力的包圍中退化為失去價值思考的“工具人”。

另一方面，從社會文化生態來看，這種具身性的算法推薦在催生各種信息繭房和價值氣泡的同時，也會帶來社會意義流通系統的解體和總體性價值秩序的解構。整個社會的意義系統和價值秩序被分割為一個個不同的信息圈和信息群，圈群之間的封閉性和排他性隨著算法的精準投喂而不斷增強，“呈現出供給側的‘圈層分化’、需求側的‘圈層極化’和生態鏈的‘圈層固化’三種樣態”1王賢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面對技術異化挑戰--基于智能算法推送的信息傳播效應》，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6期。。而算法技術本身蘊含的資本邏輯和技術邏輯又會不斷放大社會文化生態中的流量崇拜和工具崇拜。在這種信息情景中，資本邏輯與政治邏輯的博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沖突會更加明顯。社會的公共性議題不再容易聚焦，系統化、抽象化、理性化的價值符號系統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解構和抵制，主導意識形態統合價值認知和凝聚價值共識的社會功能會被削弱，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價值引領面臨被懸浮的風險。

三、動態平衡：算法推薦場域主導意識形態傳播權力的建構邏輯

面對智能算法推薦帶來的權力分化和權力消融，主導意識形態必須要在動態平衡中實現對傳播權力的建構和重塑。既要在統籌傳播公權與算法私權的基礎上平衡價值邏輯與流量邏輯以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意義建構，又要在統籌一元主體與多元主體的基礎上平衡引領邏輯與協同邏輯以拓展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關系連接。同時，還要在兼顧“傳者思維”與“用戶思維”的基礎上平衡供給邏輯與需求邏輯以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場景滲透；要在兼顧抽象思辨與具象教化的基礎上平衡理性邏輯與感性邏輯以增強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情感溫度。

（一）平衡價值邏輯與流量邏輯：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意義建構

“任何技術都承載著價值，是技術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結合體?！?樊瑞科、張茂杰：《算法推薦視域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效傳播研究》，載于《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5期。技術的本質往往是超越技術本身的，技術在為人類提供一定服務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傳遞一定的社會價值。算法推薦技術各式各樣的代碼、數據、程序和界面背后其實承載的都是各種不同的立場、判斷、偏向和價值。在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不斷博弈、算法私權與傳播公權不斷重組的算法信息場域，主導意識形態傳播權力的建構要盡可能地平衡價值邏輯與流量邏輯，不斷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意義建構。

一方面，要對算法推薦進行價值引導和價值把關，要盡可能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導向和價值規范融入算法推薦技術研發和運用的全過程。作為一種在特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價值體系，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就是要將統治階級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進行社會化生產和社會化擴散。而這種生產和擴散的過程總是離不開一定的技術媒介和技術載體。作為一種重塑傳播生態的結構性技術力量，算法推薦本身就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所謂“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只不過是一些互聯網公司的表面說辭，不管是在理論或實踐中都是站不住腳的。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在積極擁抱算法技術的同時，也要從戰略層面上對算法技術進行價值引領和價值把關。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導向融入算法推薦技術研發和運用的全過程和全場域。要對算法工程師和相關核心技術工作人員進行積極常態化地價值觀培育和溝通，爭取在算法設計和程序編碼環節就做到不偏離主導價值的規約。同樣，對互聯網平臺和算法媒體也要進行常態化、法治化的價值觀審查和價值監管。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駕馭算法，為算法推薦安裝上價值“方向盤”?！皵底只襟w平臺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算法推薦能夠落到實處的現實載體?！?崔聰：《人工智能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算法推薦的邏輯理路》，載于《思想理論教育》2022年第6期。我們在充分利用算法平臺高效率推送效能的同時，也要對其進行價值植入和價值添加，要在人機協同的基礎上不斷增強價值把關的維度和場域，要爭取實現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共生平衡，實現工具效能與意義建構的同頻共振。

另一方面，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意義建構還要善用流量邏輯和流量增效，要樹立起基本的流量思維。我們強調主導意識形態傳播中的價值引領和價值把關，并不是要用政治邏輯來取代市場邏輯和技術邏輯，而是要試圖找到中間的一個平衡點。在算法平臺和算法媒體的信息生態中，流量不只是簡單的用戶數、點贊數、互動數、轉發數和收藏數，而是一種注意力。流量邏輯已經成為支配算法平臺和算法媒體運行的底層邏輯。流量的匯聚和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信息權力的流通和分配，影響著用戶的認知建構和價值形塑。當然，在資本邏輯的裹挾之下，流量的市場屬性和貨幣屬性會不可避免地侵蝕和擠壓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價值性和公共性。在算法推薦場域，價值邏輯與流量邏輯之間會始終存在一種內在張力，這種內在張力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資本邏輯與教化邏輯、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內在沖突在信息流通中的具體表現。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意義建構必須要在平衡這種內在張力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做到優質信息的流量擴容和渠道擴展，進而最大限度地擴大主導意識形態的認知系統、解釋系統、價值系統的推送面和覆蓋范圍。

（二）平衡引領邏輯與協同邏輯：拓展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關系連接

作為一種反映特定利益關系的理論化體系，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將具有“普遍意義”的統治階級思想體系嵌入社會關系的過程，是一種思想掌握群眾的過程，其本質就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權力關系的社會化和個體化。而拓展與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連接是實現主導意識形態權力嵌入和權力外化的關鍵步驟。算法推薦的技術運用改變了傳統主導意識形態傳播中一體化和中心化的權力運作模式，原來層級化的連接方式和支配性的關系結構被去中心化和泛個體化的信息推送所瓦解，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引領力和凝聚力呈現出式微趨勢。面對這種挑戰，主導意識形態要重塑傳播權力就必須要平衡引領邏輯與協同邏輯，依托算法不斷拓展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關系連接。

一方面，要處理好一元主體與多元主體的關系，在平衡引領邏輯與協同邏輯的過程中不斷增強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社會協同。在公權私有化、渠道平臺化、把關算法化、議題彌散化的算法信息情景中，主流媒體無所不能的信息控制者和信息壟斷者的角色正在改變，其信息傳播的權威光環正在消散。在算法平臺多元化和彌散化的信息主體中，主流媒體不再是唯一的信息分配者和仲裁者，而是成為了眾多信息行為主體中的參與者和競爭者。主導意識形態傳播要盡可能地實現從原來單一性的主體思維向協同性的“大宣傳”思維轉變，要在一元主體引領過程中實現與多元信息主體的協同同進。主導意識形態的一元價值引領與算法媒體平臺多元化的信息流動并不是截然對立的關系，而可以是相互融合、和諧共生的關系。在彌散化和個性化涌動的算法場域，沒有主導價值的一元引領，思想文化秩序就會在一地雞毛中失去方向。我們必須承認算法推薦對信息生產和信息分配帶來的歷史性進步，要看到算法技術多樣化信息生態對社會思想文化市場帶來的促進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必須承認算法推薦場域的信息主體和信息流動越是個性化和多樣化，就越是需要一種主導價值的引領和聚力。算法信息場域中的多樣思想文化發展一定是主導意識形態一元引領下的發展。這就好像是一首樂曲，雖然音符多種多樣，但一定總會有一個主基調和主旋律，脫離了主基調和主旋律的引領就很難成為優美動聽的樂章。主導意識形態傳播除了要注重發揮一元化主體塑造價值共識的引領作用以外，也要注重發揮算法平臺多元化信息主體的意識形態正向功能。只有真正實現了一元引領與多元協同的同頻共振，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社會連接力和凝聚力才會更強。

另一方面，從現實實踐來看，平衡引領邏輯和協同邏輯的關鍵是要實現官方主流媒體與算法平臺媒體之間的優勢互補和話語合力。在算法推薦形塑的信息情景中，以黨報、黨刊、黨網、黨臺為代表的官方媒體，以百度、網易、搜狐為代表的各種門戶網站，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為代表的各種社交平臺，以今日頭條、一點資訊為代表的各類資訊類平臺及各行各業的各種自媒體大V等共同構成了算法場域多元化的信息主體群。這些信息主體之間既有對抗，也有合作，既有共識，也有分歧。在不斷的權力博弈中，最大的信息權力變局是官方主流媒體的信息掌控能力正在被稀釋和弱化，而算法平臺媒體的信息權力卻日益凸顯，成為信息流通和關系連接中的關鍵變量?！皬膬热莸奶峁┱叻e極轉向關系的架構者，重新塑造與多元媒體行動者的關系，擴大接入點和到達點的數量，以連接和再連接提升自身價值，或許能夠為新型主流媒體提供一種可行的行動框架?！?陳虹、楊啟飛：《平衡與連接：構建新型主流媒體的內在邏輯與行動框架》，載于《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年第10期。主導意識形態要實現傳播權力的重構，就須處理好與算法平臺媒體的協同共進和相向而行的問題。要加強主流媒體與算法平臺在數據、技術、把關、分發等多維度的深度合作，爭取將主流媒體生產優質內容的能力和平臺媒體高效的信息技術結合起來，進而不斷拓展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關系連接和話語合力。

（三）平衡供給邏輯與需求邏輯：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場景滲透

從一定意義上看，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過程就是主導意識形態信息供給與信息接受的雙向互動過程。主導意識形態的社會化認同必須建立在信息受眾內在接受的基礎上，而主導意識形態的信息供給又只有在充分滿足信息受眾多元化信息需求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信息受眾的內在接受。主導意識形態要想在算法推薦場域重塑傳播力和引領力，就必須要在平衡供給邏輯與需求邏輯的基礎上不斷提升其傳播的場景滲透。

一方面，要堅持內容為王，不斷提升主導意識形態的信息供給品質，盡可能實現高品質內容生產與場景化供給的有機統一。在算法推薦場域多元化信息主體的博弈和競爭中，主導意識形態傳播要想脫穎而出，不能僅靠國家政權的強力干預，歸根到底是“打鐵要靠自身硬”，要以內容為導向不斷提升信息的供給品質。優質的主導意識形態信息內容不僅能夠滿足不同社會群體多層次的精神需要，而且還能夠為人們提供精神寄托和價值引導。當然，在算法推薦獨特的信息場域中，除了要與時俱進地生產高品質內容以外，還要注重主導意識形態信息內容的場景化供給。從傳播學視域來看，場景既是移動傳播中一種特別的信息情景空間，又是一種融通用戶行為和心理的整體性環境氛圍。算法傳播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場景傳播，在算法營造的信息空間中，人們越來越習慣在虛擬場景和虛擬現實場景中沉浸式地認知自我和感受世界。在這種信息變局之下，主導意識形態傳播要樹立起場景化思維，要盡可能將高品質的信息內容與不同時空情景下的受眾實現精準對接和個性化適配，進而最大限度實現“理論掌握群眾”和“群眾掌握理論”的有機統一。

另一方面，要樹立用戶思維，主導意識形態傳播要在充分了解和滿足用戶訴求的基礎上實現供給與需求的精準對接和場景適配。在算法場景化的信息推送模式之下，用戶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和消費者，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信息產品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必須要樹立起用戶思維，要摒棄原來單一的“傳者本位”邏輯，盡量做到“傳者本位”與“用戶本位”的雙重驅動和和諧統一?！靶聲r代意識形態工作迫切需要突破傳統模式，以日常生活為切入點，細膩而準確地聚焦人民的現實需求，實現生存論轉向，確立意識形態工作的新模式?！?閆方潔、張鴻燕：《“人民需求”視角下意識形態工作的生存論轉向及其邏輯進路》，載于《理論與評論》2020年第6期。在算法場域碎微化和彌散化的信息空間中，如果主導意識形態的信息供給忽視或不能滿足用戶的現實需求，那么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就會陷入“聲大力弱”的怪圈，最后不僅不能入腦入心，反而會出現意識形態的漂浮現象。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思想理論體系，主導意識形態傳播不僅要擔負起宣傳主張、組織動員、凝聚共識、引導輿論等宏觀性政治功能，而且還要擔負起回應社會大眾多元化、差異化現實訴求的微觀政治功能。在算法推薦場域中，原來“想象的受眾”完全可以借助大數據變成“可畫像的用戶”。主導意識形態的信息供給要盡可能在分析用戶特征、用戶興趣、用戶偏好的基礎上實現用戶、內容與場景的高度匹配。主導意識形態的信息內容要盡可能地與不同圈群信息用戶在現實利益、社會交往、情感溝通等方面產生可感知的連接力和滲透力，進而才能不斷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平衡理性邏輯與感性邏輯：增強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情感溫度

情感是人對客觀事物表現出來的一種直觀情緒、心理感受和主觀體驗。主導意識形態傳播不僅要關注社會主體的現實利益訴求，而且還要關注社會主體的現實情感需要，情感接受和情感認同是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親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環節。在算法推薦個性化、彌散化和圈群化的信息空間中，整個價值文化生態呈現出一種“感性化轉向”。在這種信息情景中，主導意識形態要重塑傳播影響力就必須在兼顧抽象思辨與具象教化的基礎上平衡理性邏輯與感性邏輯以增強傳播的情感溫度。

一方面，要盡量實現主導意識形態理性傳播與主導意識形態感性傳播的動態平衡和優勢互補，爭取建構起主導意識形態理性傳播的感性化轉譯機制。作為一種制度化、系統化、抽象化的觀念上層建筑，理性化傳播是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應有之義，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必須要以理性邏輯為敘事底色，對統治階級的價值理想、理論學說和政策主張進行立場鮮明、科學規范、邏輯嚴密的宣傳和普及。但同時也要看到，理性與感性并不是水火不容、截然對立的。如果只是一味地注重理性化傳播而忽視多元化社會主體感性的群體心理和情感需要，那么，主導意識形態傳播又會陷入“傳者本位”的泥沼，進而造成供給與需求的錯位。在算法推薦的信息場景中，主導意識形態傳播要善于將理性邏輯進行感性化轉譯和具象化編碼?！耙庾R形態感性敘事意指意識形態主體借助感性化敘事介質，切合受眾感性化心理需求，將系統化、抽象性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轉換成直觀的、具象的、感性的表意實踐和感性體驗的傳播形式?！?羅紅杰：《論意識形態感性敘事及其正向建構》，載于《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12期。主導意識形態傳播要善于將承載大道理、大主題的“高端菜譜”轉化為接地氣的“大眾佳肴”，主導意識形態傳播不僅要有“煙火氣”，還要有真情實感，要將政治話語、理論話語和文件話語轉化為大眾話語、生活話語和流行話語，要善于用具象化、象征化和趣味化的方式來增強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話題熱度和情感溫度。

另一方面，主導意識形態的感性化和具象化傳播不能偏離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在算法推薦獨特的信息情景中，主導意識形態的感性化和具象化傳播具有明顯的合歷史性和合規律性。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傳播的感性化和具象化從根本上看一定要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價值導向為前提，這是一條紅線和底線。主導意識形態的感性化和具象化傳播不能因為片面追求形式就忽略了內容，不能因為強調用戶思維和場景思維就遮蔽了政治思維和價值思維，不能因為吸引流量和制造流行就削弱了主義和思想，不能為了追求活潑和熱度就喪失了深度和嚴肅，更不能為了迎合市場和輿論就站歪了立場和跑偏了方向。主導意識形態在算法推薦場域中的感性化和具象化傳播一定是要把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放在首位的。信息情景越是復雜，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就越不能含糊。特別要警惕“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泛娛樂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等思潮對主導意識形態感性化和具象化傳播的干擾和侵蝕，要“堅決反對脫離人民大眾的價值立場、拋開真理觀的價值觀念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2張瑜：《網絡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與正確導向》，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4期。?？傊?，只有更好地把抽象思辨與具象教化有機結合起來，在平衡理性邏輯與感性邏輯的基礎上不斷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價值高度、思想深度和情感溫度，才能更好地提升主導意識形態傳播的凝聚力和引領力，進而實現主導意識形態傳播權力的重塑和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