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民主制度：優勢、挑戰與前景

楊淵浩 周雨涵

數字技術的發展是人類為滿足自身特定需求而與外部世界不斷互動的結果，體現著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現實訴求。技術對政治的影響是深刻的，這也體現在民主制度中?！盎鶎用裰魇侨^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1《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2頁。，分析數字技術賦能下基層民主制度的優勢與挑戰，不僅有助于探討數字時代提升基層民主實效、保障人民權利、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發展對策，而且能夠進一步認識技術與政治之間的關聯，為認識人類政治發展提供有益視角。

一、技術與政治：數字時代民主制度的發展

作為一種決策生成機制和社會整合制度，民主制度隨著技術的發展愈加體現“由人民統治”的民主精神。在不斷變化具體實踐形式的同時，數字技術對民主制度產生深遠影響。

（一）融合制度規范的生成與傳播過程

制度規范是民主共同體得以有效運轉的前提。民主制度下生成的制度運行規范能約束人們行為與內在道德，與具有明顯階級性和強制性的法律不同，它是長期習得的具有普適性的行為規范，更多依賴于內心的認可與普遍的遵從。規范的形成過程是以特定情境下某一群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為目標，在客觀環境與主觀交往的雙重作用下，將外在實踐活動經驗整合與轉化為理性規范的過程。技術革命帶來的變革性意義在于，數字技術成為人感知外在世界的重要工具，信息編碼成為人類對外在世界感受的信息載體，代碼及算法承擔部分原先人類內心世界的活動。原本源于人與外界直接接觸的社會規范產生結構，因技術嵌入而形成“人-技術-世界”的制度規范生成結構。且規范生成過程是對既有社會規則下個體行為信息進行“提取-整合-分析-反饋-再提取”的過程，是以技術為載體，人們在現實與數字空間進行相互影響的過程。在推動規范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圍繞規范推動共同體成員之間的溝通與博弈，使規范生成與傳播實現了更有效的融合，即在傳播中通過技術渠道實現有效參與，在參與中借助現實與虛擬二重空間的社會網絡實現更廣泛傳播。這種技術性介入及數字生成與傳播范式的發展，在改變民主運行基本形態的同時，也潛在影響著內部成員的相互關系。

（二）協助制度獲得更廣泛的合理性與有效性

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成員認可，既取決于制度運行是否符合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即制度運行的合理性，又取決于制度運行的結果是否符合社會成員的預期，即制度結果的有效性。數字技術在制度運行過程中呈現出特定的政治意涵，協助制度獲得更廣泛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從合理性來看，共同體成員的平等參與是制度規則得到有效執行、制度運行實效得到穩固提升的前提。將算法引入治理決策過程，體現了技術理性具備的公平性價值底色，提升了智能化技術帶來的擬人化運行屬性，增強了社會成員對制度運行公平性的主觀感受。算法改變了先前單向信息傳輸基礎上的信息分析與整理，將既有社會規則嵌入數據分析過程，給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量化結果賦予社會性涵義，使制度運行的合理性得到社會成員的廣泛認可。從有效性來看，大數據技術對民意信息的提取與整合呈現出從“樣本民意轉向總體民意”1汪波：《大數據、民意形態變遷與數字協商民主》，載于《浙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的趨勢，且數據的獲取與個體的行為選擇具有強關聯性，規制民主制度運行的現實導向。大數據與算法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人類社會中民主治理與規模增長之間內在張力的問題，為制定更加科學、合理、有效的決策提供了必要的技術與信息支撐。

（三）激發制度自我修復與演化的發展潛能

歷史的最終結果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頁。，民主制度的發展就是在個體意志相互碰撞與融合的結果下，經由制度與人的互動實現反饋式演化?；诖髷祿c數字技術形成的“人工智能智能體”，在人機交互實踐中可通過自動的認知、決策和行為顯示出某種“主體性”3參見段偉文：《人工智能時代的價值審度與倫理調適》，載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當這種主體性與共同體相互作用時，制度本身也被賦予一定程度的自我演化能力。人機交互空間下，個體意愿經由數字技術轉化為集體意愿，并在民主制度運行中上升為公共意志。該過程也是技術賦予制度主體性的過程，是制度獲取人類部分確認制度運行規則和結果產出權限的過程，由此制度獲得依據數字化處理的公共意志對自身進行修復與演化的合法性。合法性的規?；e累逐漸引發人類社會對數字技術“擬主體性”地位的確權過程，擬人化的數字技術在制度運行過程中發揮擬主體性，其在獲取人類認可的合法性的過程中，不斷增強制度擬主體性對人類主體性的模仿與反饋機制，強化自身在修復與演化方面的能力，甚至人機交互在部分領域顯現出“人”對“機”的依賴。在理性鏈條的助力下，認可數字技術帶來的制度升級并進一步賦予其制度調試權限似乎是一種趨勢。

（四）產生制度運行的技術邏輯

當數字技術被應用到民主治理時，以分工為特點、以效率為目標、以對技術的依賴為風險的技術運行邏輯在成員與共同體之間產生，專業化、分工化的運行規則也會影響人在制度中的參與性和主動性。一方面，制度運行規范的生成呈現出人機分工的特點。民主制度運行規范是“人-社會-國家”互動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其形成過程是人融入社會共同體、凝聚民族認同感及實現自我發展等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數字時代使規范的信息來源數字化、形成指令代碼化、演化自主化，數字技術不僅全過程追蹤制度規范的形成與演化過程，而且一定程度上產生技術的介入與人的參與之間的張力；另一方面，制度運行的過程呈現出人機共融的特征。前數字時代，民主制度的運行離不開人的思考、實踐和博弈的直接或間接參與過程，技術往往在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效率上提供便利，而參與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的理性思考過程。但在數字時代，借助大數據和算法技術，制度運行體現出技術全過程參與的特點：社會成員表達的信息在技術的解讀下理性化，制度運行規則在算法轉換下內化于制度運作程序，對制度績效的評價與反饋成為技術服務人類生活的重要體現等。技術對制度運行的干預，使民主從一種人人共享的生活方式轉化為人機共融的發展范式。

二、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民主制度的實踐優勢

能否有效解決群眾現實困難和問題，并由此對共同體成員價值觀念和行為實踐產生積極影響，是判斷基層民主制度績效的重要標準。數字技術與基層民主制度結合帶來的實踐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彰顯民主與集中相統一的實踐準則

民主制度的實效要從“集中”的效果來評判，基層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基石”也是如此?！盎鶎用裰鞯呐d起，既與人權利的伸張有關，也與國家建設的內在要求相聯?！?羅峰、徐共強：《基層民主制度的形成與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頁。一方面，基層民主以解決人的利益訴求為現實目標，以有序、合理的方式服務基層自治；另一方面，基層民主在基層黨組織領導和黨的組織體系推動下，成為黨與人民建立直接聯系的制度平臺，進而通過黨對國家建設的領導將人民意志提煉并轉化為國家意志。是否全面集中和有效滿足民意、以人民為中心推動國家建設，是評價基層民主制度的重要維度。從歷史上看，將愈發廣泛和多元化的民眾訴求組織化是民主制度發展的趨勢，“社會的組織化是國家統治的基本維度和中心主題，技術則是組織化的物質和動員基礎”2陳明明：《數字化治理：現代國家的技術、組織與價值》，載于《浙江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國家治理活動由技術化帶來的組織化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體現著民主與集中相統一的原則。就基層民主制度而言，以大數據和算法技術為核心的數字技術具備的數據信息全覆蓋能力，進一步拓展了制度的吸納能力，將更多的多元化訴求展示在統一平臺之下，“人民”范圍更加全面、“自治”活動更加民主，提升了制度對問題的鑒別與整理能力。而嵌入基層民主制度的算法作為一種社會規則，本身具有集中處理、統一規劃的社會整合效果，使民主精神在集中過程中得以體現。數字技術賦能下基層民主更加廣泛與包容、集中更加科學與有效，為黨與人民建立更堅實可靠的關系提供信息與技術支撐，使“公意”的形成在大規模民主活動中成為可能，協助黨領導國家更準確、可靠地行使權力。

（二）增強制度的問題解決能力

民主實踐與規模的反向關系是民主思想家歷來關注的問題，盧梭認為，“最高行政官的人數應當與公民的人數成反比……民主制適合于小國”3[法]盧梭：《社會契約論》，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73頁。。大規模民主實踐產生的制度成本驟增、執行力下降等問題隨著現代化過程中人口激增而凸顯出來。數字技術的發展帶來的人類應對規模效應的新手段，將社會成員的需求數字化并以特定的算法代碼加以歸類整理，使個體的訴求以數字化的方式加聚，規模對制度成本和執行力的影響大幅度削減。在基層民主制度運行過程中，數字技術成為聯結公民個體的技術網絡，參與形式的靈活性和發表見解的便捷性，大幅提升制度運行的直接性。以組織者的規劃和參與者的配合為動力的民主活動，在可觸及更廣泛、全面的數字技術加持下，將數字技術網絡嵌入社會網絡，使社會成員得以更加有效地進行自我管理、教育、服務，自主地形成解決問題的一般性機制。同時，大數據與算法技術也提升了數字賦能下基層民主制度運行的準確性?；鶎用裰魇菄颐裰髦贫鹊摹白詈笠还铩?，數字技術依托更全面、平等、客觀的信息獲取渠道，通過算法技術對“公意”加以識別與整合，客觀上形成“超越政治排斥，建立公民參與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4高春芽：《正當性與有效性的張力--西方國家代議民主的運行機制及其困境》，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7年第6期。。它建立在對成員個體意愿訴求的識別與分析基礎之上，是對人的真實需求的有效回饋，所形成的規范內容的真實性使程序性民主向實質性民主進一步發展，準確回應處在共同體中個體的真實需要。

（三）提升制度的權威性與認受性

數字技術的支持拓展了民主實踐的深度和邊界，使自治規范更加合理、集體決策更加科學、政治參與更加有效，提高基層民主制度的權威性與認受性。在權威性方面，一定意義上技術中立性使基層民主制度的運行過程被理解為一種技術理性通過計算與識別人的理性并產出公共意志的過程。制度運行與算法執行的過程被視作人在被公平對待的前提下理性參與的過程，由此而形成的民主決策能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基層民主制度的權威性因其表現的科學性與中立性而得到提升。這帶來的直接效果是對諸種制度運行規范的遵守。一方面，基層群眾主動遵守在民主實踐中形成的共識性活動規范，以制度化、法治化、規范化的方式參與公共生活，期望在制度內尋找解決特定問題的正式渠道；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在信息提取過程中，借助算法技術使經驗轉化為運行規則，對信息來源進行有效甄別與分類，并在基層民主制度運行過程中依據設置的算法規則對不同議題和多元化訴求進行有依據地排序，使基層民主制度能更加有效和科學地解決民生問題。數字技術給予基層民主制度的權威性促使群眾有序參與，反過來有序參與又增強廣大群眾對制度的認受性，兩者結合促進基層民主制度框架內制度與人的互動，在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維護社會成員的合法權益。

（四）激活制度的政治社會化功用

在基層民主制度運行過程中，制度的政治社會化作用體現在：一是民主制度是教育社會成員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實現權利、承擔責任的政治場所，在權利與責任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正當的利益訴求及參與公共生活的責任觀念和行為規范；二是民主制度是增進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互動空間，在交往中“承認一個政治制度的尊嚴性”1[德]尤爾根?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頁。，從而以國家認同為情感基礎形成國家建設的社會凝聚力，推動人、社會與國家的協同發展；三是在鼓勵社會成員參與自治性公共事務的基礎上，促使全體成員形成自覺的政治意識，在理念與行動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從自然人向政治人的轉化。數字技術對民主制度與社會成員實現雙向賦能，使基層民主的政治社會化作用得以更好地實現。一方面，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民主制度的組織效能、政策功能與制度職能：以算法的聚合效應提升基層黨組織領導力，加強對基層政權組織協助基層自治組織開展民主活動的指導與支持；以大數據技術提升基層民主制度在解決民生問題、形成社會規范性共識等方面的作用，在制度與人的互動中完善基層直接民主制度體系和工作體系；以數字空間與社會網絡在基層民主制度運行中的結合為契機，全覆蓋、全方位、全過程的民主運行理念注入制度體系，使基層民主成為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另一方面，數字技術賦予個體主動表達意愿的積極性和參與公共生活的政治能力，在實現權利訴求的過程中增強對基層民主生活的能動性參與，在參與中通過對他者和外在世界的感知接受民主精神的培育。

三、不確定性：數字時代基層民主制度運行面臨的挑戰

數字技術對基層民主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給制度發展帶來潛在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來源于技術本身的不穩定性和不可全然預測性，也來源于技術與政治融合過程中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潛在風險。

（一）數字技術引發基層民主制度運行中政治不平等問題

數字技術賦能下基層民主呈現出一種導向的政治平等。然而，制度運行是以人的真實訴求和現實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數字技術的運用情境及其運行規則難以應對復雜多元的人類社會，引發基層民主制度運行的政治不平等問題。一方面，數字技術能否平等地識別社會成員的真實意愿，是值得商榷的。依據人的行為信息而對人的主觀意愿進行代碼化的解讀，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在不同活動空間、行為對象下相似行為的不同解讀的可能性。不同場域下的話語或行為信息可能表達出不同涵義，這是人處于不同的結構與規范之下的結果。傳統基層民主制度運行強調在同一場域下面對面的政治溝通，它可以部分彌補環境、心理、情感等因素帶來的信息偏差。而數字技術在追求效率化、標準化和統一化的過程中難免會忽視個體間的合理差異，弱化了基層民主所突出的“直接性”與“真實性”，產生部分群體被不平等詮釋與表達的效果；另一方面，基層民主制度運行中算法邏輯對制度運行的干預體現了人類在“現代性建構進程中對‘計算理性’和‘量化社會’的追尋”2段偉文：《深度智能化時代算法認知的倫理與政治審視》，載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在不斷擴大的規模下尋找特定行為規律為預測事件、識別民意、制定政策等提供信息基礎。然而，大數據技術在處理信息過程中，并不能完全剔除不平等社會中個體政治參與能力的不平等。當數字本身成為重要的制度合法性來源時，反而會在信息“自我強化”困境和“贏者通吃”的規則中加劇這種不平等。數字時代如何在推進平等參與權利的基礎上促進平等的表達權利，深刻影響著基層民主的實效。

（二）算法黑箱觸發基層民主制度的公正性難題

算法是數字時代人類社會政治規則的一種代碼化表達，隨著其與國家治理結合愈發緊密，逐漸衍生為具有公正意涵的社會規范。但在實踐中，由于算法的技術、資金門檻等現實要求及其智能屬性，當其與基層民主制度相結合時，技術的專業性、保密性、智能性等使其設計與應用猶如在“黑箱”中操作，引發數字技術賦能下基層民主制度運行的公正性難題。一方面，算法治理是基于對信息的合成與轉化，并不具備完全意義上的歸納和演繹等理性邏輯。算法對數據信息進行優先級排序，并不是依據全體成員協商而成的共同體規范，往往是根據部分社會精英認知的公共利益所設置的代碼化規則。未經全體成員討論、修改、通過的算法規則，即便具有合理的價值追求和嚴謹的政治哲學推演，在其引導下基層民主實踐的公正性也會受到懷疑；另一方面，算法本身所具備的“自我生產能力決定了其作為‘規則’的復雜性”1賈開：《人工智能與算法治理研究》，載于《中國行政管理》2019年第1期。，在進行信息研判過程中會產生擬人化的自主意識，并對人的行為進行有價值的評判，由此導致基層民主制度運行過程中凝練的社會規范在與數字技術的交互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對于基層民主制度而言，制度認同是發揮制度效能的主觀要件，但技術與民主的結合也許會帶來人機之間的決策權力與運行理念之爭。究竟是強調“人機共存”下的政策輸出效率，還是著重推進“人主機輔”下民主過程的“全過程性”，給數字時代的基層民主制度帶來挑戰。

（三）技術賦能或將對基層政治參與產生消極影響

基層民主制度具有獨特的培育現代民主精神的社會功能。密爾提出，“對任何政治制度來說，首要問題就是在何種程度上它們有助于培養社會成員的各種可想望的品質--道德的和智力的”2[英]J.S.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6頁。，而在數字時代，技術的介入可能會帶來對基層民主制度的疏離感，從而弱化這種培育功能。大數據技術拓展了制度吸納性和包容性，多數情況下個人信息在算法運行過程中作為數據而間接影響決策輸出，但對傳統的民主冷漠現象未必有直接作用。從理論上講，基層民主制度強調在協商互動中實現自然人向政治人的轉變，是理性思考、反復權衡、耐心溝通的協商過程，在達成共識的過程中提升個體的政治參與能力與政治獲得感。數字技術在提升制度效能的同時，技術也在吸收制度的邏輯，成為改善人際交往與群體溝通的輔助工具。但隨著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和理性主義精神的滲透，數字技術在提高基層民主制度信息獲取、政策輸出與執行、效果反饋等方面效率的同時，也潛在地使社會成員脫離互動民主生活，降低其參與意愿和認可度。數字技術網絡作為制度與人之間的傳導機制，部分情境下導致社會成員脫離公共生活，從而缺少充分溝通交流和民主精神培養的公民可能會缺失必要的責任感。甚至社會成員在算法設計下的“信息繭房”中聽不到他者的聲音、感受不到作為共同體成員的倫理責任，產生非理性行為與聲音，削減其他社會成員互動參與的積極性。一定意義上，數字技術在解決個性化、復雜化基層問題上的效率優勢，是以擠壓培養民主精神的制度活動空間為代價的。

（四）技術依賴潛在地弱化了基層民主制度的政治目標

數字技術與基層民主制度運行相協調，提升了制度動員社會成員參與國家事務的能力，促進政治民主向經濟民主、社會民主的方向延展，使人不斷獲取主體性并成為現代化的政治人。然而，大數據與智能文明的發展使數字技術的智能化特征凸顯，在一切數字化、一切皆可計算的社會中，技術與人共同參與到現實社會生活中，技術的自主性發展在提高便捷性的同時，也增長了人對技術的依賴?！斑@種依賴，不但是針對個體而言的貪圖技術提供的便利，更在于國家越來越借助人工智能管理或治理社會，從而在個體生活與公共生活兩個世界中促成了一種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屈從心理?！?任劍濤：《人工智能與“人的政治”重生》，載于《探索》2020年第5期。在基層民主制度運行過程中，一方面，人對技術的過度依賴，可能會產生人與人之間逐漸疏離的社會后果，從而導致社會成員對個人訴求的重視超過對經民主制度整合而形成的整體訴求的重視，參與國家事務的積極性因過度關注自身事務而被消減。傳統基層民主生活中人的理性思考過程被命令執行過程所代替，技術支配下的個體缺少共同體視角與責任，降低了個體在集體政治生活中獲取主體性的可能。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從本質上是以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為最終目標的，它在不斷滿足人的需求過程中體現公共意志，通過政治民主帶動經濟民主、社會民主。然而，制度對技術的過度依賴，易產生制度逐漸模式化、標準化的情形，使制度產生限制人類發展的異化力量，從而引發制度偏離人的真實需求。這不僅不符合人民主權的現代政治觀念，也為妥善處理“技術-制度-人”的關系給出現實警示。

四、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民主制度的優化之道

如何使民主精神在基層公共生活中得以體現，是把握技術與政治關系亟需思考的問題。面對數字技術的發展，有必要從人民立場出發，在觀念、技術、制度維度利用其優勢、規避其風險，使技術服務于人的需要。

（一）觀念維度：堅持基層民主制度政治價值的主導地位

基層民主的發展既是基層群眾在對自身權益不斷追求的過程中形成的，也是黨和國家推進基層治理體系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所建構的制度產物，其現實價值在于“確保人民依法享有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民主權利”1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诮涷炛髁x而形成的技術理性應遵循基層民主制度的政治價值，以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為價值目標。技術是嵌入基層民主制度，而非一種科技與制度的合作，它從屬于基層民主制度的價值規范?！皵底只琴x能全過程人民民主，而非用數字化渠道替代既有的民主渠道”2趙勇：《數字賦能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路徑分析》，載于《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4期。，技術的能動性應服務于基于人的主體性而構建的民主制度。數字技術賦能下的基層民主仍應堅守民主、協商、自治等政治價值，強化技術在基層民主和社會治理過程中服務人民權益的根本屬性，防止技術理性替代制度價值的潛在風險。為此，一方面要把基層民主制度視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和組織保障，將其作為構建和諧黨群關系、優化國家與社會協同發展的重要制度設計。數字技術的發展以人和國家現代化發展需求為根本，以社會需求的變化引導技術的更迭，用政治價值框定技術的發展方向，堅持基層民主制度政治價值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要謹慎看待數字技術所體現出的能動性和擬主體性，在人與人的互動中強化人的主體性，糾正人類對技術的屈從心理。不斷地駕馭新技術是技術發展的基本規律，在基層民主活動中的人理應克服對“技術利維坦”的不信任、恐懼或依賴，將其視為實現人的主體性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工具。數字技術的優勢應聚焦于更好、更有效、更深層次地改善民主生活，并以制度的有效運轉牽引技術的作用方式。

（二）技術維度：將基層民主制度下的共識規范嵌入數字技術

使技術遵從既有社會規范、法律法規、政治原則等共識規范，是提升制度效能的重要舉措。一是在實現人對數字技術的有效利用方面，加強對大數據和算法技術的普及化教育，形成基層民主參與的數字化機制，減少數字鴻溝帶來的民主能力不平等，實現“一種自我增強的精神狀態和權力意識，進而在日常生活、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社會互動模式等方面產生新的結構與意義”3陳家剛：《數字協商民主：可能性、風險及其規制》，載于《教學與研究》2022年第7期。。在基層民主制度運行中，社會成員對數字技術的有效利用有助于提升成員間的互動的社會效益，發揮數字技術對共識規范生成、傳播、反饋等過程的積極影響，建立技術與人之間可靠的現實聯系。二是在規制數字技術發展方面，擺脫就技術談技術的理性評價模式，轉而探索將技術關進制度和法律“籠子”的現實操作空間?；鶎用裰髦贫仁恰罢h建構”與“社會推動”合力的結果，法律法規、公序良俗、倫理道德等社會規范是制度運行的內在規則，也是指導技術發展的重要準則。在技術與人之間建立可靠現實關系的基礎上，經由民主制度而形成的關于評判技術創新、應用、完善的程序與標準應成為規制技術發展的重要依據，通過基層民主制度將共識規范植入技術倫理。三是黨的領導對于數字賦能下基層民主制度的發展至關重要?！懊裰鞯母緞恿碜陨鐣?，但民主要成為人與社會發展的有效推動力量，離不開國家在其中的積極推動和正確引導……在中國基層民主實踐中，黨和國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林尚立：《基層民主：國家建構民主的中國實踐》，載于《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基層民主實踐是黨的群眾路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得以制度化體現的重要渠道，離不開黨在提供制度支撐、引領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保障作用。數字技術對基層民主制度的賦能和對人的主體性的激發，仍需黨作為一種賢能力量對規范價值和實踐準則的引領，使人、制度和技術在正確引導下有效銜接與協同。

（三）制度維度：形成組織協同下的問題解決機制

基層民主制度運行的實效與制度內各主體間的協作效果緊密相關?；鶎狱h組織和政權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是基層民主的重要參與主體，協調各類組織間及其與數字技術間的關系，形成問題解決長效機制，是提升制度效能的重要抓手。一是發揮基層黨組織在動員社會、把關組織政治建設、規制技術發展等方面的作用，并有效利用大數據技術在信息提取整合與傳播等方面的優勢，在制度運行基本原則等方面實現公共意志對技術理性的合理規制，形成“人-技術-組織-制度”在基層社會解決問題的合力，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政治共同體。二是加強技術與基層政權組織在發現、解決、總結問題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從制度優化和能力提升兩方面提高基層民主制度效能。一方面，發揮智能化技術在問題甄別、整合與分析方面的作用，并將技術理性、社會規范和行政管理規章整體納入問題解決機制中，探索制度優化路徑。在長期實踐中，逐漸形成并完善黨委領導、黨政統籌、社會協同的基層治理制度體系，以制度建設引導技術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在基層治理過程中，借助智能化、專業化的數字技術，提升制度運行的吸納、組織和協商能力，以行政管理和社會服務能力為核心融合數字技術網絡與制度體系網絡，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為人民參與民主生活提供有效制度路徑。三是以技術賦能問題解決參與機制，進一步探索技術與民主結合背景下民主形式的多樣性，發揮協商民主在價值與實踐方面的積極功用，使數字技術有助于人民在情感與理性的博弈和互動中通過說服與溝通形成基于集體同意的有效決策，以民主的方式解決基層民生問題。

五、結語

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視角看，技術的快速發展并沒有導致人在政治生活中主體性的喪失，反而是基于人的主體性的政治性組織不斷發展和壯大。數字時代基層民主制度的發展，仍應立足于政治制度的完善與精進，將技術作為一種影響因素而加以考量，并在此過程中注重對人的觀念和能力的開發，從制度建設與發展中體會人對技術的控制和利用，以確證人是政治生活核心的基本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