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教育家:中國大學校長的必然選擇
——李鐘善教授專訪

李鐘善 張正峰

(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陜西 西安 710062)

李鐘善教授長期從事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論研究和管理實踐中頗有建樹，是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領域重要的研究者。 李鐘善教授在1983 年撰寫了一篇《關于“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的幾個問題》的長篇論文。 這篇論文在當時引起了較大影響，隨后，李鐘善教授選編出版了《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一書，極大推動了當時對社會主義教育家問題的深入探索。 今日，我國推行教育強國戰略，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步伐。 2023 年9 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1]，在全社會掀起了“教育家精神”的研究熱潮。 在此背景下，《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邀請陜西師范大學張正峰副教授(下文簡稱“張”)對李鐘善教授(下文簡稱“李”)就“社會主義教育家”“教育家精神”等問題進行了專訪，希望促進學界對“教育家精神”這一重大問題的深入思考和全面理解。

一、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

張:李老師，您從事高等學校管理工作多年，對高等教育管理進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與探討，并且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在“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這一理論和實踐問題上，您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探索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您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這個命題的?

李:我國歷代教育家，從孔子到陶行知等，可以說各領風騷數百年。 他們既是“經師”，更是“人師”。史載詳情可不必贅述。 這些教育家實踐令人敬佩，他們所體現出來的“教育家精神”更是令人敬仰。 雖然從時間和空間而言，他們并不能被定義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教育家，但是探究和深挖他們的思想、理論和教育實踐中的有益方面，無疑對于我們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具有重要的價值和啟示。

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改造原有的高等學校，以適應新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新中國續聘了一些老教育家擔任高等院校校長。 同時，國家還委派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到高等院校擔任校長，一方面繼承了歷代大學校長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特征和實踐路徑。 經過多年工作實踐，諸多大學校長深刻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熟悉了教育制度，了解知識分子政策，參與教育教學實踐活動，真正從外行轉變為內行，成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早期的教育家。 例如，南開大學的楊石先，北京大學的馬寅初，清華大學的蔣南翔，復旦大學的陳望道，廈門大學的王亞南，北京師范大學的陳垣，南京大學的匡亞明，蘭州大學的江隆基，陜西師范大學的劉澤如、郭琦、李綿，等等。

那么，這些大學校長具有什么樣的群體特征或共性呢? 我個人認為，第一，學術功底非常深厚。 哪一個校長不是佼佼者? 第二，社會威望非常高。 第三，待人寬厚，人際關系和睦。 第四，具有全面的領導管理水平。 第五，為人品格高尚。 第六，國際視野相當廣闊。 他們的思想、實踐和管理措施對當時的大學、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

然而，后來由于種種原因，高等教育產生了不少問題，教育家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賡續和傳承。 高等教育事業和大學在發展中遭遇到了一些停滯或重大損失。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經驗和教訓表明:不是真正的教育家，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家，就辦不好社會主義的高等教育，管不好高等學校。 凡是高等教育失誤的時期、受挫折的地方，基本上都直接或間接地與這個問題有關。 比如，有些老同志被黨政部門派到高等院校擔任領導管理的工作，開始不大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大了解高等院校工作的特點和規律，總是按照黨政系統的工作方式方法進行工作。 結果，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相互間都不適應，從而產生了許多矛盾。 盡管這些高等教育領導者對黨和政府的教育方針、教育制度等宏觀方面知道的多，但是對于高等學校微觀方面了解的少。 當了書記、校長以后，他們并沒有很快轉變角色，深刻理解教育體系與黨政系統之不同，因此有時候完全按照黨政系統的辦法管理學校，講話、做報告也是黨政系統的模式，常常會令學生和教師們很反感，結果也就出現了許多違背高等教育規律的現象和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發展日新月異。 同時，新技術革命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勢洶涌而來，向高等學校提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這些對每一位大學領導者都是極其嚴峻的考驗。 面對現代高等學校的內部結構越來越復雜、外部制約因素越來越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發展越來越迅速，一般的領導者若不及時調整與轉變觀念，與時俱進，科學探索，就難以適應教育管理改革越來越深化的新形勢。 此外，教育實踐證明，純學者型的專家、教授如果不能盡快地成為管理內行的教育家，那么就很難適應現代高等學校領導管理工作的要求。 高等教育發展需要懂高等教育的內行、教育家；高等教育戰線的廣大干部、高等學校的廣大教職工都迫切要求和希望其領導人員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教育家，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家。 這是時代和現實教育的迫切要求。 與此同時，教育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其本身也要求必須產生自己的教育家。 沒有教育家，不可能做好思想教育、專業教育和學術引路等工作，這是教育自身發展的必然邏輯和內外部需要。

基于上述多方面原因，我于1982 年在國家教委西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訓中心培訓校長時就提出了此命題。 1983 年，我寫出了關于“大學校長應當努力使自己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的文章，在社會上反應很強烈。 此文后來發表在《遼寧高等教育研究》(1988 年第2 期)上，隨即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 為此，陜西省還專門召開大學校長座談會討論這一命題，當時的國家教育委員會干部局還為此專門發來賀電。 1985 年秋，教育部有位副部長也專門在柳州召開全國討論會，命題雖然不是我這個命題，而是高等學校書記、校長的素質問題，但實際問題是針對我談的這個社會主義教育家問題。 我當時講“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還沒有限定“必須”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 到了1987 年，中共中央18 號文件《關于改進和加強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高等院校黨委書記和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2]根據不少高校朋友建議，我主編出版了一套《高等教育管理叢書》，其中一本還專門以《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為書名，曾任中央教育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兼黨委書記的于北辰還專門為此書作序。 此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于1989 年2 月出版。 之所以該書出版得遲了一些，是因為當時召開校長座談會進一步討論了該命題，好多人為此寫了文章，完善補充了我這個觀點，他們的文章也要收入此書。 在此影響之下，上海市高教學會學長余立同志緊接著出版了《校長——教育家》這樣一本書。

張:您能詳細談談什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家嗎? 他應該具備一些什么樣的條件和素質? 或者說，社會主義教育家與一般教育家的關系、不同特點表現在哪些方面?

李:在分析什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家之前，我們需要先分析一般教育家的內涵和外延。 這里所說的教育家，是指那些既具有專業特長，并創造新知識，教好學生，又善于創造性地管理好學校，取得豐碩成果的專門家。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有非常多影響較大較深遠的教育家，例如中國古代的孔子，近現代的蔡元培、陶行知，外國的夸美紐斯、洪堡、蘇霍姆林斯基，等等。 他們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教育家，并享有世界聲譽，就是因為他們都具有個人獨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論、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取得了豐碩的教育成果，不僅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而且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

在教育家的概念弄清楚以后，緊接著我們再來談談什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家。 社會主義教育家是在繼承一般教育家的精華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國情、校情創造性地管理學校，使之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做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教育家還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教育思想，處理一切事情都必須從人民的角度來考慮，“人民”既是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也是歸宿點；必須堅持走群眾路線，依靠教師辦學，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必須懂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教育基本理論和教育方針、政策，熟悉現有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主要特點，善于結合本單位實際，創造性地發揮優勢，辦出自己的學校教育特色；必須熱愛高等學校管理工作，具有對高等教育事業的獻身精神，同時具有宏觀上的戰略眼光和扎扎實實的教育管理實踐精神，隨時注意總結經驗，創造自己獨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論，并付諸實踐，身體力行；必須具有深厚的專業理論和廣博的文化科學知識，不斷學習、吸收、消化和改造國外學校管理的先進經驗和科研成果，不斷尋求改革和開拓創新；必須以自己獨特的教育觀念和信念，認識和掌握教育發展規律，始終按照高等教育的特點和規律科學地領導和管理高等學校，辦出自己學校的風格；必須具有百折不撓的拼搏精神、對真理執著追求的堅強毅力、自知之明的品德和不斷創新的進取心。 此外，還必須具有把自己融入領導班子當中去，充分發揮群體優勢和互補互促的整體結構功能，從而使領導班子在動態中得到建設和發展的能力。

從總體上看，社會主義教育家是被國家和社會所認同的高等院校領導管理人員中的佼佼者，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的言行體現著相對認識一致的標準和條件。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不是說條條都具備了才能當校長，不是教育家就不能當校長。 但是，大學校長應該努力把自己鍛煉成為教育家，或者說，應該努力向社會主義教育家的方向奮斗、發展。 我期望當代的大學校長們“六億神州皆舜堯”，都能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

張:您剛才講了社會主義教育家應該具備一些基本素質和要求。 那么，一名校長怎樣才能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呢?

李:要培養和造就社會主義教育家，必須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考慮:一是要創造一個社會主義教育家成長的環境和條件，包括寬松和諧的政治環境、崇尚知識和尊重知識的社會心理環境、改革創新的發展環境和良好的生態環境。 二是要制定一整套相輔相成的相對穩定的政策，確保教育家的健康成長。 現代的大學校長在工作中所處理的事情千頭萬緒，遇到的情況千變萬化，對象又千差萬別，既不能用一個模式去硬套，又不可能超脫現實不食人間煙火，不管具體事務。 因此，需要制定一整套相對穩定而又有效的政策，使他既能盡職盡責地行使職責，又能心態持久穩定。 三是要提供英雄用武的陣地。 要有使他們發揮自己才能和智慧的空間和機遇，社會主義教育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他們需要在社會主義教育實踐中經受考驗和鍛煉。 還需要黨組織時刻引導他們總結經驗，升華理論，逐步從不自由到自由，從被動到主動，生動活潑地駕馭工作。 四是大學校長必須人格偉大，能自覺、自知、自立、自強、自我完善。 所謂自覺，就是自覺地認識任期管理目標、遵紀守法，并嚴格約束自己的言行；所謂自知，就是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缺點、弱點和錯誤不掩飾并注意主動克服，虛心向一切比自己強的人學習，永遠把自己置身于干部與群眾監督之下；所謂自立，就是對上級不等、不靠、不伸手要，對同行不服輸、敢于競爭，并具有必勝的信念；所謂自強，就是勇于進取，敢于用自己堅定的教育信念和豐碩的管理成果躋身于強林，而且要永遠自強不息；所謂自我完善，就是指在知識結構上要不斷更新、補充和調整，在素養上不斷提高，以彌補不足，同時在領導班子中相互學習、共同進步。 五是大學校長必須自覺地努力克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脫離目標的事務主義和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3]

二、大學校長應遵循教育規律、堅守教育初心

張:李老師，您提出“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這一命題是在20 世紀80 年代。 當時，大學校長、大學所處的外部經濟社會環境正發生著巨大變化。 1984 年10 月12 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變了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下，高等教育實踐領域也進行了一些改革，比如高等學校的計劃外招生、學生繳納學費以及畢業生自主擇業等，以應對市場商品經濟發展的形勢需要。由此，人們也對教育的商品性、市場性問題有一些爭論。 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李:關于教育的商品性、市場性的問題，有人把它歸納為教育的本質屬性問題。 20 世紀80 年代，陜西省委與陜西省教委的負責同志曾在西安交通大學組織了關于教育的商品性、市場性問題的小型座談會，教委負責同志是主張教育有商品性的，可以市場化。 當時陜西省社科院的院長也極力主張教育市場化、教育商品化。 他認為:教育市場化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教育市場化有利于刺激社會生產，教育商品化充分體現了價值規律，教育商品化能夠刺激生產積極性。 西安交大的一位教授也從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發展進步的角度談了教育市場化、教育商品化的必然性、規律性。 他舉了很多例子加以證明。 我當時很客氣地說:聽了上述發言，恕我直言，我不敢茍同，請允許我談一點個人不同看法。 我認為，教育有教育的規律，市場有市場的規律，兩者有聯系，但也有根本不同的特點，各有各的規律性和特殊性，不能完全等同看待。 第一，市場經濟是以價值規律為導向，以競爭為機制，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種經濟形式，追求的是現實的經濟利益，它往往具有時效性、速效性和局部性；而教育是培養人的過程，它具有長期性，它的社會效益是滯后的，不是立竿見影的。 第二，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往往是起伏震蕩的，時而高，時而低，有時快，有時慢；而教育發展一般是平穩行進的，所培養的人才具有較強的社會需要的計劃性。 第三，市場經濟發展過程往往難以控制，而教育發展的過程相對比較穩定，可控程度比較高。

因此，教育教學如果商品化、市場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過程中必然要進行等價交換，一分錢，一分貨。 但是教師不是商人，不是賣貨的人，學生也不是買貨的人。 如果教師賣知識商品給學生，等價交換給學生這個買貨的人，這樣就毀掉了教育。 教育過程不是市場化的過程。 并且，教育中的市場經濟行為從根本上破壞了教育的真諦。 如果教育轉化為市場經濟行為，那么，教師賣知識，學生買知識，學生拿多少錢買多少知識，教師的知識不能多給，這有損于教師的教育行為、教育品格，破壞了教育的真諦。 教育的實質是育人，是培養人的全過程，不是一時，而是有始有終的全過程。 小學教師培養了小學的學生，學生畢業考到中學，中學也有中學的育人過程，大學有大學的育人過程，小學、中學、大學是培養人的全過程。 所以我認為教育是個有始有終的全過程，不是一個短期行為，更不會一蹴而就。 即使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也還有一個適應的過程，需要不斷補充完善知識，不斷積累和總結經驗，從而逐步提高自己適應社會的能力。

基于上述多種原因，我認為，教育絕對不能產業化、商業化、市場化，因為它更具有基礎性、前瞻性、全面性的特點。 并且，教育的效益往往是滯后性的。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往往不受社會的震蕩而震蕩，起伏而起伏，有較強的穩定性。 比如，中國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期間，國家社會震動很大。 當時有名的大學，有名的教授專家，仍然能在局部的一定的范圍之內進行人才的培養。 西南聯大出了那么多人才，出了那么多優秀的院士，出了那么多國際有名的專家學者，說明在那個戰爭年代，西南聯大處在一個相對落后的地方，仍然以培養人才為基礎，穩定地持續地發展。 西北聯大也是如此。

張:隨著社會的發展，高等學校已經由過去的“象牙塔”成為社會的“發動機”。 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高等教育科學研究職能的確立，高等學校的科研成果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西方高等教育發達的國家，建立了多種形式的產學研結合模式。 我國政府也強調要構建產學研協作新模式，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激發各創新主體的動力和活力。 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李:教育有沒有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行為呢? 我認為是有這個行為的。 以高等學校為例，高等學校的非機密性的科研成果是可以作為商品進入市場進行等價交換。 比如說農業院校，它培養的新品種，可以進入市場進行等價交換。 但是像西北工業大學這類學校的國家機密的科研成果，是不能進入市場的，只能貢獻給國家。 國家按國際需要或者國內需要給你撥款，讓你研究飛機、大炮、汽車等。 所以說，教育的市場化、商品化也只適用于大學的一部分科研產品，而小學、中學則也不需要，也不能被允許進入市場。再進一步說，教育是不是個產業? 我認為教育是一種“特殊產業”，具有基礎性、全局性、前瞻性、穩定性和國家民族性的特點。 因此，它總是受國家、民族發展需要的制約。 比如說國家為了發展航海事業，它就要集中人力、財力、物力來研究，這是為了國家的前途，國家的安全，航空事業也是如此，不然你趕不上發達國家。 所以，教育培養適應這種產業需要的人才，這是必要的。

然而，現在學校的發展好像在某些方面脫離了正確的軌道。 學校作為教育機構，它應該有自己正確的發展軌道。 大中小學就應該按照自己的軌道來走，教育工作者是應該遵循教育價值規律，而不是商品的市場化價格邏輯。 有的專家問我:“你在陜西師大工作71 年了，教育現在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我回答說，有成功，也有失敗。 成功的是育人的行為，育人的機構還在育人；失敗的就是現在把市場經濟的一些特點滲透到教育行業當中，這是教育的失敗，教育的悲哀，不是教育的成果。 教育者也在分化，有的人通過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來“規范”自己的行為，有的人嚴守教育的規律，仍然保守著教育教學、教育工作者的本質特點。 但是，在教育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亂象，比如有些人不把教育作為一個教育的本質行當去做，向“錢”看，追求利益利潤最大化。 顯然這種現象需要及時糾正過來。 因為，我自己認為這一類現象只能行之于一時，不能行之于持久。 如果行之于持久，教育就失敗了，我們國家民族就危險了。

張:那么，面對市場化、經濟化大潮的沖擊，您認為大學校長們應該如何應對?

李:為了能有利于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各級各類高級專門人才，促進高等學校的教學與科學研究更好地為社會發展服務，應做好以下幾點。 一是高等院校在進行基礎研究的同時，也可以把目光瞄準市場，選準課題，根據市場經濟的需要和自己的可能性，開展一些必要的應用研究，特別是開發研究，為學校換取一定補償，用以改善辦學條件和改善教職員工的生活。 二是市場經濟可以引導企業，但不能完全引導人才，因而也不能左右學校教育事業。 學校教育只能在培養人才上、科研成果和技術轉讓上進行有償服務，而不能以營利為最終目的。 三是高等學校的書記、校長們既要樹立主動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增強預測能力，又要以不變應萬變，全面貫徹教育方針，促進學生全面掌握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 四是既要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引進競爭機制，又要鼓勵合作意識，提倡識大體、顧全局的一盤棋思想，在關乎國家民族利益的關鍵時刻，即使犧牲小我，也要成全大我，協作為全社會、為國家努力做貢獻。 五是不管客觀環境再變化、世界潮流再發展，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不能丟，且要不斷強化。 同時要經常注意培養師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道德行為規范，努力去抵制一些不健康、消極頹廢的東西。[4]

三、民辦高校的舉辦者要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

張: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我國民辦高等教育，尤其是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規模從小到大，綜合實力從弱逐漸變強，在全國也很有名氣和影響力，被譽為“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現象”。 您全程參與、支持和見證了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那么，您能不能簡單介紹下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

李:陜西省的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首先得益于20 世紀50 年代計劃經濟時期，中央政府為了解決全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把以交通大學為首的一批東部高校陸續搬遷到西安，到1956 年，陜西高等學校就由3 所發展到了13 所。 又得益于地方政府支持辦高等教育的積極性，才有了20 世紀50 年代到70 年代大量公辦大學聚集在古都西安的盛況。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旺盛的高等教育需求與短缺的高等教育資源之間的矛盾愈來愈嚴重，廣大的青年學生要上學，家長希望學校多招生，但是，當時的公辦學校條件有限，只能招有限的學生，比如說學校只能容納一萬人，而有兩三萬名學生上不了學。 當時，陜西省又是窮省辦教育，教育投入嚴重不足與高等教育飛速發展之間矛盾更為激烈，于是民辦高等教育事業就應運而生。 1984 年，陜西省第一所民辦高?！靼才嗳A女子大學宣告成立，此后相繼出現了不同類型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 經過近40 年的探索與發展，截至2022 年，陜西民辦高等學校達到了33 所(含獨立學院10 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民辦高等教育擴大了高等教育資源，緩解了公辦高等教育的壓力，為廣大受教育者提供了多樣化的教育選擇，為社會培養了大量的適用性人才和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

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一是20 世紀80 年代初到80 年代末為初級創業的“三無”階段。 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以舉辦各種培訓班為主要形式，規模很小，無固定教室，無專任教師，基本無前期教育投入，社會認同程度低。 二是20 世紀90 年代初到90 年代末為民辦高等教育大發展階段。 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多數民辦高校有獨立的校舍，擁有一定的相對穩定的教師隊伍，學科專業設置逐漸多種多樣，規模也越來越大，社會影響越來越廣泛深入。 三是21 世紀初以來為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的高峰發展階段。 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注重學校的高層次發展，注重學校原創品牌轉化發展，注重學校管理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注重個性特色化發展。

張:李老師，您曾先后親自到西安培華學院、西安歐亞學院、西安翻譯學院、西安外事學院、西京學院等民辦院校進行調查研究，并對它們的發展進行了咨詢和指導工作，對它們的情況非常熟悉。 那么，您能不能分析一下陜西民辦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今天成績的原因?

李: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的興起和發展靠的是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指的是中央到地方出臺的政策，陜西總是走在前面的。 陜西省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文件確保民辦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續發展，提出了“先發展、后規范”的指導思想，被群眾形象地稱為“只給牌子，不給錢”“只戴帽子，不放權”。 “地利”指的是陜西本地有幾十所公辦的高等院校，還有數以萬計的退休教師可以充分利用。 而且這些教師分屬不同門類，理、工、農、醫等都有，這是支撐民辦高校持續、健康發展極為重要的支柱體系。 實際上，據我了解，一些民辦大學之所以難以為繼，辦學困難，質量不高，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大學優秀師資的支持和支援。 “人和”指的是寬松的辦學政策使富余的教師可以發揮他們的作用。 當然還涌現了一批具有開拓創新、銳意改革、執著于民辦教育事業的辦學領軍人物。 所以，我認為在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缺一不可。

張:我記得您之前講過，在陜西召開的一次大會上潘懋元先生曾問過您:“陜西民辦高等教育這個紅旗能扛多久?”今天，隨著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進程深入，民辦高等教育面臨著諸多困難。 潘先生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今天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嚴峻。 那么，您認為當前民辦高等教育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李:我認為，當前民辦高等教育事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有:一是全局性的教育政策問題。 包括:自1999 年以來，公辦普通高等院校的擴招影響了民辦高等院校的生源；2004 年教育部取消了高等教育學歷文憑考試，各試點民辦學校于2005 年起停止招生，制約了民辦高等教育的生存空間；地方保護主義政策，極大地限制了民辦高等教育規模的可持續發展。 這些政策必然會在一定時期對民辦高等教育產生“虧損”性影響。 二是民辦教育政策問題。 民辦高等教育要發展，一個重大的因素就是要看中央的民辦教育政策是如何逐步完善，如何支持民辦高校的發展。 三是民辦院校自身存在的問題。 民辦院校大多數辦學層次偏低，僅限于大專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對民辦高等教育來說，規模、環境、質量將是影響其發展的相當重要的衡量指標，省際競爭形勢越來越嚴峻，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可能會受制于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院校內部領導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夠協調，缺乏系統科學運籌，亟須進一步理順；部分院校辦學者存在著急功近利的思想，沒有堅持性，沒有辦學的毅力和魄力，沒有嚴格地按照高等教育規律辦學；有些院校缺乏正確的學校建設與發展定位，攀高求大，一心“克隆”個人心目中的公辦大學；普遍不大重視學校發展戰略規劃、學科專業與師資隊伍建設規劃和校園建設規劃。[5]

張:民辦高等教育事業發展面臨的這些困難和問題，有些是因為教育政策引起的，有些是民辦高校自身原因引起的。 為了實現民辦高等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一方面各級政府應該制定鼓勵、推動民辦教育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明晰產權，確保民辦高校依法自主辦學，建立有利于民辦高校積極發展的良好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民辦高等教育的舉辦者也應該努力解決自身的問題。 那么，您認為他們應該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李:為了實現民辦高等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舉辦者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 民辦高校的辦學宗旨與國家的教育方針相一致，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 二是要不以營利為目的。 教育事業是公益性事業，任何時候都應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掌握這個原則，辦學的目的就會明確，學校也能得以長遠發展。 三是要注重質量、提高效益。 質量是學校的生命。 加強學生的思想教育，增強大學生對國家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從而使他們勤奮學習，掌握文化科學知識和為人民服務的技能本領。 民辦高校要提高自己的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要努力為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教育。 在提高社會效益的同時，還要兼顧經濟效益，即一方面從新增投入中追求績效，另一方面從現有資源中充分挖潛，練好內功。[6]四是要準確定位和確立辦學特色。 五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六是要正確處理好各種關系。 例如，民辦高校與政府的關系、投資者和辦學者的關系，等等。 七是既要有當年創辦人的精神和毅力，更要有能夠使民辦高校更好發展的后繼力量和優秀人才。也就是說，民辦高校要有好的接任者。 這個接任者很重要。 如果接任者培養不好，容易制造學校內部和創辦者家庭的矛盾，給學校制造不安定的發展環境，影響學校的發展。 如果靠外聘公辦退休的大學校長，實事求是地講，有些人擔任校領導，不是在那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把它當作自己事業來干，或者說像一個教育家去干的，這是很大的問題。 最后強調一點，如果民辦高校發展苗頭不好，還是及早地交給政府為好。

張:非常感謝您能夠接受《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的專訪。 通過您詳盡的分享，我對大學校長應當努力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有了更深的體會，也對教育屬性及陜西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有了新的認識。

李:謝謝! 也?！短K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