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說話文學中的孔子辯論敘事考

尤芳舟

（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上海 200093）

日本說話文學中有這樣一類孔子故事，孔子在故事中化身辯士，與小兒問答，與老翁論道，與惡徒交鋒。此類故事并非原創，以《今昔物語集》《宇治拾遺物語》（以下簡稱《今昔》《宇治拾遺》）系列孔子說話為代表，主要脫胎于中國道家文獻以及民間通俗文獻中的孔子敘事。盡管此類故事背后可能存在早已散佚的“和文材料”，①池上洵一:《『今昔物語集』の世界中世のあけぼの》，東京:筑摩書房，1983年，第193-195頁。但毫無疑問，無論是潛在的“和文材料”還是現存的辯論式故事形態，皆是以中國非儒家系孔子故事為原型的本土化文本。文本中對中國孔子敘事的接受和改編，是日本古代文人階層文化意識的體現，反映了日本古代社會特有的孔子觀。

關于此類故事選材的特殊性，有研究者認為是兼顧編纂意圖和資料不足之下的無奈之舉，②宮田尚:《『荘子』系孔子譚の選択—『今昔物語集』巻十への臆説—》，《日本文學研究》1982年第18期；小峯和明:《今昔物語集の形成と構造補訂版》，東京:笠間書院，1985年，第466、467頁。也有學者認為是重視與故事接受者意識共通的結果。③高陽:《『今昔物語集』及日本中世的孔子故事——禮贊與諷刺之間》，《日語學習與研究》2011年第2期。而究其目的和意義，則普遍認為與原典一脈相承，借孔子來挑戰儒家體系價值觀、道德觀。④荒木浩:《宇治拾遺物語の時間》，《中世文學》1988年第33期；小峯和明:《宇治拾遺物語の表現時空》，東京:若草書房，1999年，第85-114頁。眾所周知，中國道家文獻相關孔子敘事的背后是儒道之爭，但這一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辯題在說話文學盛行的日本平安、中世社會未必具有同樣的文化意義。鑒于不同社會背景、文化需求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學界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文獻與日本本土化改編文本之差異，重新思考日本說話文學中孔子辯論敘事的特殊性和本土化意義。

本文聚焦《今昔》《宇治拾遺》系列孔子辯論故事，同時將關聯孔子敘事納入視野，逐一確認孔子與小兒、老翁、盜跖之辯的形成與實質；通過考察此類故事對中國孔子文獻的接受和改編，剖析日本說話文學中獨特的孔子觀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識，探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文化發展的影響。

一、權威與天真之辯

《今昔》第十卷第9話題為“臣下孔子、路遇童子問詢之事”，①日文標題為“臣下孔子、道行値童子問申語”。本文所引日本孔子說話原文均為日文，中文由筆者譯，下同。由三個不同的小故事組成，其中前兩個小故事展現了孔子與小兒的交鋒，但嚴格說來，只有第一個小故事最符合《今昔》第十卷第9話的題意。故事中，孔子乘車外出，路上遇到三小兒，兩小兒在游戲，一小兒不參與游戲，獨自在路上壅土造城，擋住了孔子的去路而不避讓，由此引發孔子與該小兒之間的對話。②詳見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東京:巖波書店，1999年，第312-313頁。

關于中國文獻對本故事的影響，本田義憲最早關注到敦煌資料《孔子項讬相問書》（以下簡稱《相問書》），③本田義憲:《敦煌資料と今昔物語集との異同に関する考察-2-》，《奈良女子大學文學會研究年報》1966年第9期。后有多位學者提到二者的關聯。④王曉平:《唐土的種?！毡緜餮艿亩鼗凸适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77頁；金文京:《孔子の伝説——「孔子項託相問書」考——》，《説話論集(16)》，大阪:清文堂出版，2007年，第250頁。敦煌變文在平安時期已傳入日本，《相問書》或由《相問書》衍生的和文材料，很有可能存在于《今昔》編撰的背景資料之中。詳細比較本故事與《相問書》文本，我們不難發現《今昔》塑造孔子形象的傾向性和獨特之處。

《相問書》的主人公是孔子與項讬，身份明確，故事分三個層次遞進展開：（1）關于“何不戲乎”的問答?？鬃右姟岸鹤鲬?，一小兒不作戲”，感到非常詫異，于是問不作戲小兒：“何不戲乎？”小兒答曰：“戲而無功”。（2）關于“何不避車”的問答?？鬃右姟绊椬櫽邢?，隨擁土作城，在內而坐”，又問：“何不避車？”項讬答曰：“只聞車避城，豈聞城避車”。（3）孔子與項讬的連環問答?？鬃舆B發數問，項讬對答如流?？鬃舆B呼“善哉”，徹底為項讬的智慧與辯才折服。⑤詳見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57、358頁。

對比來看，《今昔》借用了《相問書》的整體故事框架，然而，雖然以“臣下孔子、路遇童子問詢之事”為題，內容上卻明顯缺失《相問書》中孔子的兩次重要“問詢”——“何不戲乎”與“何不避車”。首先，《今昔》中的孔子對小兒不作戲一事并未在意；同時，“何不避車”之詢問在《今昔》中演變成孔子的主觀判斷——“你們應該趕緊給車讓路”。⑥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12、313頁。與《相問書》中好奇小兒“不作戲”“不避車”行為動機的孔子不同，《今昔》中的孔子從常識出發，試圖向路中央玩耍的小兒輸出理所當然的觀點以達成“讓路”的共識，然而與孔子的認知和期待相悖，小兒以“未聞城避車，但聞車避城”為依據反駁孔子，拒絕讓路，結果孔子只好妥協繞行。鐮倉時期紀行文集《海道記》中亦收錄類似故事，其中孔子的態度語氣更為親切和善，遇到小兒在路上造房屋玩耍，孔子善意勸告小兒“車來了很危險，快讓開”，⑦福田秀一校注:《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48中世日記紀行集》，東京:小學館，1994年，第54頁。結果同樣被小兒據理回擊。

另外，發人深思的是，《相問書》中身份確定的小兒“項讬”在《今昔》中身份不明，只說姓“長”。有學者認為，“項”與“頂”字體相似，“頂”與“長”日文發音相同，“長”字可能是流傳過程中抄寫或記載錯誤的結果。⑧本田義憲:《敦煌資料と今昔物語集との異同に関する考察-2-》，《奈良女子大學文學會研究年報》1966年第9期。除此種解釋外，考慮到不僅小兒姓氏不符，且年齡有偏差，名字也一并缺失，不排除《今昔》有意隱去“項讬”這一身份的可能?？鬃优c項讬的傳說在中國古已有之，“項讬七歲為孔子師”的故事在中國古代廣為傳誦。據有關學者考證，《相問書》的編寫年代可上溯至初唐時期甚至更早，⑨張鴻勛:《敦煌本〈孔子項讬相問書〉研究》，《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不過早在西漢劉向輯錄的《戰國策·秦策》中已有“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的文字，相關記載亦可見于《新序·雜事》《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等文獻。而神童“項讬”的名字對日本古代文人來說也是耳熟能詳，僅從平安朝文學作品來看，《三教指歸》提到“非獨厚彼松喬，薄此項顏。但善保彼性，與不能持耳”，①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校注:《日本古典文學大系71三教指帰》，《性霊集》，東京:巖波書店，1965年，第107頁?！侗境愒濉份d有詩句“大項槖賢苗不秀”，②川口久雄、本朝麗藻を読む會編:《本朝麗藻簡注》，東京:勉誠社，1993年，第328頁?！侗境拇狻芬嗍珍浽娋洹耙嗫资ブ畮?，大項槖之同年”。③大曽根章介、金原理、後藤昭雄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27本朝文粋》，東京:巖波書店，1992年，第281頁。在“項讬”其人其事廣為人知的文化語境下，《今昔》偏偏改其姓，舍其名，模糊其年齡，掩飾其身份，很難說不是編纂之刻意。而隱去“項讬七歲為孔子師”的事實，讓孔子的辯論對手化身為一名普通小兒，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呈現意外的辯論結果，可在最大程度上營造圣賢難抵天真的戲劇性。

《今昔》第十卷第9 話第二個小故事也發生在孔子與小兒之間，講述孔子在路上遇到兩個七八歲小兒，兩小兒為初升太陽和正午太陽孰近孰遠而爭論不休，遂詢問孔子，最終孔子因無法裁決被小兒抱怨。④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13、314頁。該故事原型為《列子·湯問》所載小兒辯日故事，只不過與原典有異，《今昔》文本中“問”與“答”的主體和對象發生了逆轉?！读凶印珕枴酚涊d：“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斗。問其故?！雹菥爸凶g注:《列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53頁。即孔子偶遇兩小兒辯論，好奇之下主動詢問二人爭辯的原因。而《今昔》文本中的發問者由孔子變成了小兒：“孔子行路時遇兩小兒，七八歲上下。皆問于孔子”；后文中小兒詢問孔子的情節再次出現：“二人爭執不下，遂問于孔子”。比較而言，原典《列子·湯問》中的小兒全程未主動與孔子交流，孔子只是小兒辯日的見證者，小兒之語“孰為汝多知乎”多半出于不屑；而《今昔》中的孔子卻獲得加入其中的邀請，后因“表現”不理想令邀請者小兒不滿：“聽聞孔子博學多才、無所不知，原來愚蠢至極”。不同于貫穿原典的小兒的漠視以及孔子的局外感，《今昔》通過刻畫小兒的期待和失望演繹孔子的參與和退讓，制造了本土風格明顯的戲劇性反轉。

《宇治拾遺》第152 話“八歲童子、與孔子問答之事”⑥日文標題為“八歳の童、孔子問答の事”。是小兒辯日故事的另一個本土化版本，討論了“太陽”與“洛陽”的遠近問題。該版本的特殊之處在于沒有兩小兒辯斗，只有孔子與小兒的辯論。故事中小兒問孔子：“日落之處與洛陽孰遠？”孔子答：“日落之處遠，洛陽近?！毙撼窒喾匆庖姡骸叭粘鋈章渲幙梢?，不見洛陽。故日出之處近，洛陽遠?！笨鬃痈袊@不已。⑦小林保治、増古和子注訳:《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50 宇治拾遺物語》，東京:小學館，1996 年，第381、382 頁。此處孔子與小兒之辯與《世說新語》所見晉元帝、明帝父子的對話頗為相似。據《世說新語·夙惠》記載，某日，晉元帝問年幼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明帝答：“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币钊赵賳枺骸叭暌忾L安何如日遠？”明帝一改前日之見道：“日近?！薄芭e目見日，不見長安”。⑧張萬起、劉尚慈譯注:《世說新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567、568頁。不難發現，《宇治拾遺》第152 話中孔子的角色任務較為復雜。首先，晉元帝震驚于稚子的智慧，孔子折服于小兒的辯才，孔子的存在對應晉元帝；同時，關于“太陽”與“洛陽”的遠近，孔子與小兒持相反意見，對應晉明帝兩次不同的回答，此時孔子的角色又與晉明帝部分重疊。由此可知，與《今昔》版小兒辯日故事相比，《宇治拾遺》版本中孔子的權威者身份更加明確，且從辯日的參與者躍遷為辯日的主體。雖然整體故事框架與《今昔》不同，但權威者孔子不敵天真小兒的反轉設定卻與《今昔》孔子小兒之辯并無二致，甚至更具戲劇效果。

綜上所述，日本說話文學中的孔子小兒之辯無一不脫胎于中國文獻，但又不受限于中國文獻。以《今昔》《宇治拾遺》所見孔子小兒辯論故事為代表，權威者孔子親自與天真小兒辯論，從試圖說服小兒到反被小兒說服，雖然辯論的結果確與中國文獻一脈相承，但在這些故事里，沒有天賦異稟的神童，沒有矜重審慎的圣賢，孔子和小兒均被賦予了具象生動的文學化臉孔。

二、理想與自洽之辯

《今昔》第十卷第10話“孔子休閑、遇榮啟期問詢之事”①日文標題為“孔子逍遙、値栄啓期聞語”。是《今昔》孔子系列故事的第二篇，講述孔子與眾弟子在林中彈琴休閑，遇一老翁從海上而來，老翁在與孔子爭論一番后瀟灑離開，徒留孔子望其背影久久不肯離去。②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15-317頁?！队钪问斑z》第90 話“帽子翁、與孔子問答之事”③日文標題為“帽子の叟、孔子と問答の事”。為該故事的同源類話。④小林保治、増古和子注訳:《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50宇治拾遺物語》，第214-216頁。該故事繼承了原典《莊子·漁父》⑤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936-945頁。的基本框架，但在孔子形象的塑造上，卻明顯具有區別于原典的特質。

其中諸多細節值得品味，比如，《莊子·漁父》的開篇場景是“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⑥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第936、937頁。于《今昔》中卻是“孔子彈琴，命弟子十余人伴其左右讀書”。⑦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15、316頁。寥寥數筆便塑造出異于原典的居高臨下、威嚴十足的師者形象。再比如，老翁與孔子見面之前，曾喚孔子弟子問話。在《莊子·漁父》中，漁父以“須眉交白，被發揄袂”的形象出現，自帶不凡氣場，受到孔子弟子禮遇，“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而《今昔》第十卷第10話中的老翁只是一副尋常老者模樣，頭上“戴帽”，手中“持杖”，并遭到孔子弟子的怠慢：“老翁喚一弟子上前。而眾弟子視若不見，不肯前往。老翁執意召喚，一弟子才過去”。老翁遭遇的輕視和排斥與眾弟子對孔子的崇敬和維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外，《莊子·漁父》中孔子通過弟子的描述認定漁父為“圣人”，想見“圣人”之心切，不惜“乃下求之，至于澤畔”，即孔子親自去河岸尋找即將駕船離開的漁父，二人才得以見面。而《今昔》中孔子雖知老翁是“賢人”，卻只是吩咐弟子“將其喚回”，而自己則待在原地等老翁回來見他。種種細節從側面反映出《今昔》潛在語境下孔子相較于老翁的優越性，這與原典《莊子·漁父》的設定有很大不同。

《莊子·漁父》中仙風道骨的漁父身為道家思想的代言人，宣揚道家思想優越性的意圖異常明顯，在漁父主導話語權的語境下，孔子對漁父的敬畏以及漁父對孔子的批評符合《莊子·漁父》的內部邏輯。故而有孔子前后四拜漁父：“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孔子再拜而起”“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孔子又再拜而起”。⑧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第937-945頁?？芍^是十足禮遇，誠意滿滿。不僅如此，《莊子·漁父》中孔子稱漁父為“先生”，自稱“丘”，虛心向漁父討教：“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于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甚至孔子想拜師漁父：“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倍鴿O父對孔子的態度十分嚴肅犀利，在毫不客氣地訓導孔子一番后，以“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為由斷然拒絕了。

與之相比，《今昔》中的孔子出場時是上位者心態，因此才會打發弟子去召喚老翁，且一見面就居高臨下地問老翁“何許人也”，言語間優越感十足且無敬畏之心。當老翁淡然回應自己不過是一介“閑散老叟”，并反問孔子“以何為業”時，孔子仍自信地宣言“吾以匡正天下社稷、止惡行善為己任”，怎料被老翁評價為“毫無意義”“徒勞無益”。①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16、317頁。老翁并未像《莊子·漁父》中的漁父那樣，對孔子大談“道”之本真，老翁的發言樸實無華——“唯愿安度此生”“勿為俗世煩擾”。作為老翁重要辯詞的“三樂”說（“一樂”生而為人、“二樂”身為男子、“三樂”高壽九十五）讓《今昔》“老翁”這一形象跳出《莊子·漁父》中“漁父”形象的限制，與《列子·天瑞》中以“三樂”自寬的“榮啟期”形象②景中譯注:《列子》，第16頁。重疊?！读凶印ぬ烊稹匪d榮啟期之語“處常得終，當何憂哉”，與“老翁”的樸素愿望相通，卻是《今昔》語境下心懷天下的孔子難以企及的追求，一時語塞也是在所難免。

整體來看，《今昔》第十卷第10話中的人物定位以及情節設計均區別于原典《莊子·漁父》?！肚f子·漁父》的故事由孔子求教漁父開啟，看似孔子、漁父的對話，實則漁父關于“道”的單向輸出，孔子一心向學，不存在爭論。反觀《今昔》第十卷第10話中孔子與老翁的對話，雖然最終也是老翁占據上風，但過程卻是互問互答、有來有往，其中圍繞孔子政治理想、人生追求的辯論體現了真正的思想交鋒。

為借“漁父”之口宣揚道家思想相對于儒家思想的優越性，《莊子·漁父》中的話語權始終為“漁父”一方掌握，孔子是被教育訓導的對象。而《今昔》第十卷第10話讓道家圣人“漁父”化身為不問“大道”但求“安樂”的“老翁”，同時以弟子視角賦予孔子師道尊嚴，讓孔子有機會與老翁辯論?！督裎簟芬晃闹锌鬃有膽烟煜碌睦硐胫髁x和老翁立足自我的自洽哲學消解了儒道之爭，孔子至情至性的“辯士”形象也成為日本說話文學中本土化孔子敘事的重要標志，體現出脫胎于中國道家文獻的日本孔子說話與中國道家系孔子敘事之間文化需求的差異。

三、善惡與功用之辯

《今昔》第十卷第15 話以“孔子、為教盜跖赴其家驚返之事”③日文標題為“孔子、為教盜跖行其家怖返語”。為題，講述了孔子前去教育惡人盜跖，勸其改邪歸正，結果被盜跖的氣勢所震懾，在盜跖的駁斥之下無功而返的故事。④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23-327頁?！队钪问斑z》第197話“盜跖與孔子問答之事”⑤日文標題為“盜跖と孔子と問答の事”。為其同源類話。⑥小林保治、増古和子注訳:《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50宇治拾遺物語》，第483-487頁。作為《今昔》《宇治拾遺》孔子系列故事的收尾之作，該故事以《莊子·盜跖》⑦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第891-896頁。為原典，與前文孔子說話一脈相承，融入諸多本土風味濃厚的加工和改編。

該故事除孔子與盜跖外，還有另外一位人物登場，即盜跖之兄柳下惠，《莊子·盜跖》中稱柳下季，而孔、柳二人的交流很值得探討?！肚f子·盜跖》中柳下季是孔子之友，孔子將其尊稱為“先生”，贊其“世之才士”；關于拜會盜跖一事，因柳下季“不能教其弟”盜跖，孔子建議代替柳下季勸說其弟，提出“丘請為先生往說之”，⑧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第891頁。其間言辭客氣，未見冒犯僭越。而《今昔》第十卷第15 話塑造的孔子卻并未顧忌柳下惠“備受世人敬重”的“賢人”身份，先是居高臨下地質問柳下惠為何不管教盜跖以及是否需要自己代勞，待柳下惠解釋原因并勸孔子放棄時，孔子怒斥柳下惠對親弟放任不管，身為兄長惡劣至極，隨后言道：“你等著瞧吧，我親自去教育他改邪歸正”。⑨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24、325頁。不僅如此，同源類話《宇治拾遺》第197 話中，甚至出現孔子“教訓”柳下惠的表述。①小林保治、増古和子注訳：《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50宇治拾遺物語》，第483、487頁。概言之，《莊子·盜跖》中的孔子雖見盜跖之意堅決，但對柳下季足夠尊重，基本做到了謙虛有禮，進退有度；而《今昔》《宇治拾遺》中的孔子將柳下惠、盜跖均視作教育訓導的對象，與柳下惠對話居高臨下，對說服盜跖志在必得。與原典中孔子、柳下季相對溫和的溝通相比，日本孔子說話所呈現的孔、柳對話針鋒相對，為下文孔子、盜跖的交鋒以及故事結局的逆轉埋下了伏筆。

孔子、盜跖之辯是該故事的核心內容?！肚f子·盜跖》中孔子勸說盜跖的方法是謙卑和逢迎，孔子稱盜跖為“將軍”，而自稱“臣”，夸贊他兼具“上”（外貌出眾）、“中”（明辨是非）、“下”（膽識過人）三德?？鬃映兄Z，若盜跖“有意聽臣”，他將幫助盜跖成為擁有“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的諸侯，并表示這才符合盜跖“圣人才士”的資質，也是天下人共同的心愿。結果當然不奏效，盜跖毫不領情。②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第892、893頁。而《今昔》中的孔子對盜跖毫無恭維之意，更無贊美之詞，該語境下孔子采用的方法是講道理，他從心懷天下的賢人立場出發，以經世濟國為宗旨，對盜跖進行了一番勸善黜惡的說教，力勸盜跖聽從自己的勸告，停止惡行、回歸正途。然而，孔子的賢人式說教非但沒有說服盜跖，反而招致盜跖的強烈不滿。盜跖列舉出一系列“賢人不得善終”的實例，結合現實版的“善惡等同”論反擊孔子，從根本上否定了孔子的說教。③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26、327頁。其中有一處細節尤為值得關注，原典中盜跖在痛斥孔子時，提到孔門弟子子路的遭遇。而《今昔》中的盜跖除提到子路外，還將孔子最為得意的弟子顏回之不幸作為反駁孔子主張的論據，這是對孔子師者身份的質疑，也預示著這場辯論的結果。

除孔子、盜跖二人的發言，《今昔》中一些決定人物形象的細節描寫也極具本土特色。比如，《今昔》中的孔子見盜跖之前底氣十足，見了盜跖卻被嚇到“心肝破碎、渾身顫抖”，心里暗想：“不曾想此人可怕如斯，觀其貌、聞其聲，非人也”。④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25、326頁。此類描述并不符合原典的設定?！肚f子·盜跖》中盜跖威風凜凜，怒氣沖天，幾次恐嚇震懾孔子，但孔子只是在言語上對盜跖表示了恭維抬舉，其他表現鎮定如常，文中無任何關于孔子“恐懼”盜跖的表述。盡管勸說盜跖失敗后孔子有些失態，“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⑤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第893-896頁。但失態的背后是孔子未能如愿的挫敗以及對自己未聽勸阻、一意孤行的懊悔，實非出于恐懼，這一點可以從后文孔子對柳下季的剖白中得到證實。而《今昔》舍去了孔子從盜跖處返回時偶遇柳下季的橋段，同時將孔子“啞口無言、匆忙離開”的反應歸因為“恐懼”，遂有“驚懼之下，兩次掉落鞍轡，頻頻踏空馬鐙”⑥小峯和明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34今昔物語集二》，第326、327頁。的描述。結合前文可知，此處被夸張演繹的孔子的“恐懼”，與故事開篇同樣經過戲劇化加工的孔子的“自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趣的是，即便處于對盜跖的極度恐懼之中，孔子仍然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完成了對盜跖的說教，語言之直接，態度之強硬，與“心肝破碎、渾身顫抖”的形象反差極大，是既有孔子觀與本土孔子觀之差異的重要體現。

在《今昔》《宇治拾遺》所載孔子盜跖辯論故事中，我們可以同時看到說教前志在必得的孔子以及說教后灰心失落的孔子，辯論中自信無畏的孔子以及辯論外驚惶失措的孔子，基于原典重構的人物形象的反差感繪成了日本本土化孔子盜跖之辯的戲劇底色?！肚f子·盜跖》背后的文化語境是儒道之爭，圍繞的中心議題是儒家所言之“真偽”。然而，日本說話文學中的孔子盜跖之辯卻并非“真偽”之辯，實則“功用”之辯，孔子與盜跖關于“善”“惡”的辯詞無疑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的思潮風向，而孔子對勸善黜惡的堅持以及從盜跖的善惡等同論中受到的沖擊亦是日本古代孔子觀的投影。

四、結語

日本說話文學中的孔子辯論故事是日本孔子說話中的特殊存在?？鬃优c小兒、老翁、盜跖的辯論在極具戲劇性的同時也反復引發文學性和文化性的思考。本文從《今昔》《宇治拾遺》系列孔子故事以及關聯說話出發，通過梳理孔子相關辯論敘事對中國文獻的接受和改編，探討了日本說話文學中特殊的孔子觀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識。

與中國道家文獻、世俗文獻中塑造的孔子形象不同，日本說話文學中的孔子在與小兒、老翁、盜跖爭鋒之始，均以權威者身份登場，而前后故事情節的逆轉和多重人物形象的反差構成了孔子論爭敘事的戲劇底色。中國古典文獻中不乏與孔子爭鋒的形象，而日本說話文學選取的這三種無疑是極具代表性的，小兒的天真、老翁的智慧、盜跖的罪惡交織出人間百態，折射出世間萬象?？鬃优c他們的辯論，是孔子的處世哲學與外部世界的辯論，也是儒家理想價值觀與實際社會生態的辯論?；頌檗q士的孔子既保有圣賢的驕傲，也受到世俗的洗禮，時而義正詞嚴，時而語塞受教?？鬃拥霓q論不為儒道之爭所限，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交鋒中起伏，在中華想象與本土重構的交匯處融通，充盈了日本古代孔子敘事的文化內核，成為此類孔子說話歷久彌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