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技術技能人才供需表征、失衡原因與解決路徑

曹洋

(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北京 100029)

一、引言

技術技能人才隊伍是支撐中國人力資源強國、中國智造、中國創造的重要基礎,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進入新時代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技術技能人才培養、使用、發展問題,對照“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目標,培養好、使用好、激勵好掌握智能化新技術的新生代技術技能人才成為緊迫任務。對廣大中小企業的跟蹤調研顯示,技術技能人才呈現“一減一增”的結構化趨勢:傳統的建筑、機工、車工等勞動密集型、體力型崗位人才需求數量增速下降,從事智能設備操作、控制及維護的技術技能人才需求快速增加,結構化缺口擴大。深入研究新時代“90、00后”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擇業、職業特征,加快培養高端技術技能人才隊伍,關系到“中國式現代化”戰略進程和經濟核心競爭力,關系到中國智造、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的全局。

為了解決技術技能人才供給端存在的問題,黨和政府陸續在培養端、使用端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針對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新修訂了《職業教育法》,陸續出臺了《新時期產業技術技能人才隊伍建設改革方案》《關于提高技術技能人才待遇的意見》《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技能中國”行動方案》等政策文件,強調提升技術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引導企業建立健全體現技能價值激勵導向的薪酬分配制度。逐步改善技術技能人才臟、累、差的工作環境,落實勞動條件權;提高薪資待遇,落實勞動報酬權;提高社會地位,營造尊重技能、“技者多得”社會氛圍,保障就業權。

二、技術技能人才內涵特征

技術技能人才內涵植根于1996年9月1日起施行的《職業教育法》,當時提出的概念是實用人才和熟練勞動者,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初的產業結構相適應。伴隨著“互聯網+”第四次工業革命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以及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新常態,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96年7萬億元增長到2022年121萬億元,增長了17倍。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新《職業教育法》),在第二條指出“本法所稱職業教育,是指為了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備從事某種職業或者實現職業發展需要的職業道德、科學文化與專業知識、技術技能等職業綜合素質和行動能力而實施的教育,包括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在第三條指出“建立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符合技術技能人才成長規律的職業教育制度體系,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撐”,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了“技術技能人才”的定位與內涵。

技術技能人才是面向高端產業和產業高端,德技兼備、知行合一、技術與技能融會的雙核人才,既掌握專門知識和技術,又具備精湛嫻熟的操作技能,并能在新工藝、新材料、新技術工作實踐中解決關鍵技術和工藝的操作性難題。技術技能人才是兼具技術與技能的復合型人才,其特征:一是具有全方位的理論基礎和高新技術應用能力;二是熟練的操作能力與新技術工藝適應能力相互融合;三是熟悉國際運行規則與國際技術標準,既能適應國內企業新工藝新技術要求,又能適應國際企業技術標準。從其現有特征來看,技術技能人才的概念與內涵是動態變化、不斷豐富的,其內涵特征已經從“實用人才和熟練勞動者”逐步向“技術技能雙核融合”轉變,成為獨立于普通高等教育學術型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素質要求、知識能力結構的一種類型,與我國產業結構迭代升級內在需求一致,反映出新《職業教育法》把技術技能人才培養作為一種類型的立法理念,破解有志青年目前不愿意走技術技能成才之路、技術技能人才薪酬待遇及社會地位低人一等、技術技能人才使用及激勵機制不健全等諸多難題。

三、技術技能人才供需表征

新時代技術技能人才是中國智造、中國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轉型的重要支撐,是我國人力資源強國戰略的主要支柱。當前,在近8億全國就業人員中,技術技能人才近2億,占比接近30%,市場需求旺盛。然而,我國技術技能人才的供給側表征卻是規模、結構、質量與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升級高質量發展不相適應。

(一)數量上跟不上產業發展需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發達國家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從一般性勞動力逐漸升級到技能型勞動力,其內在機制是經濟從粗放型向精細化轉變過程中迫切要求勞動力通過提高技術水平來改善工作績效和勞動產出,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由勞動體力密集型低附加值產業向技術智力密集型高附加值產業逐漸升級。目前我國技術技能人才約2億人,總體規模居世界第一。但從比例看,我國技術技能人才占勞動力總量的比例接近30%(技術技能人才僅占勞動者總數的6.2%),遠低于德國50%、日本40%的技術技能人才占比;從供需對比看,技術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從1.5(人才崗位供求比)持續上升到了2.0以上,這意味著1名技術技能人才至少有2個以上崗位需要,比發達國家1.1的求人倍率要高很多,這導致我國技術技能人才用工荒從季節性向經常性轉變,供需矛盾突出[1]。

(二)結構上與產業轉型升級不匹配

隨著我國GDP突破100萬億元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各個產業不斷推進技術改造,自動化程度日益提高,逐漸減少普通技術技能人才需求,但對高端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續增加,特別是一些新的科技應用在迅速深化和擴大,芯片設計智造、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短期之內,在技能型人才培養供給上單純依靠職業院校很難滿足需求,出現結構性缺口勢在必然。

我國技術技能人才技能等級結構:初級、中級、高級結構比例為45∶40∶15?；炯夹g技能型、低學歷技能人才占比較大,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占比較小,技術技能人才僅有5000萬,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如日本產業技術技能人才隊伍中的高級技術技能人才占比40%,德國高達50%,呈現水瓶形結構。粗略估算,目前中國高端技術技能人才的缺口超過2000萬[2]。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成為制約產業升級的瓶頸。從勞動生產率來看,我國技術技能人才的勞動生產率水平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當于美國的7.4%,與“德國制造”等工業強國差距明顯。

從年齡結構看,我國技術技能人才日漸老齡化,企業的核心和關鍵技術崗位人才一般在40歲以上。隨著傳統產業向智慧化、智能化轉型,自動化、智能化設備的普及使用對傳統勞動力的替代率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40歲以上人群難以適應新崗位職業要求。而年輕人由于看不到晉升機會和薪酬提高機會,在就業觀念上傾向于選擇中介、外賣、配送等工作比較靈活、工作強度相對較小的服務業領域,不愿意到制造業領域就業,不愿意從事技術技能工作,客觀上也加劇了制造業用工的緊張[3]。

(三)質量上與企業生產模式升級要求錯位

工業強國都是技術技能人才大國,美國、德國、日本的工業強歸根結底是技術技能人才支撐的結果。國家自從2018以來,每年推動高職擴招 100 萬人,讓更多青年實現學歷晉升、職業發展晉升,從而實現高質量就業。這是從國家政策層面推動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支撐企業的中國智造戰略轉型,助力企業生產組織模式從福特制、豐田制向以大數據、人工智能、新能源為標志的“溫特制”轉型,即企業利用生產標準化在全球進行模塊化生產,并在資源能夠最佳組合的地方通過業務外包化完成生產,這就要求在全國范圍內要有掌握標準、技術、規則的技術技能人才支撐企業的生產布局,為企業資源的最優化生產利用提供勞動力要素匹配。

從智能裝備快速迭代的中國智造領域看,僅比亞迪、華為、吉利、海爾、美的、格力等頭部企業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缺口就超過100萬人。按照電動汽車產量年均30%的增速,以比亞迪最先進的“電動汽車”生產線為例,每年將有1萬余人的技術技能人才用工需求。此外,隨著芯片、5G、AI、VR、工業機器人等技術逐漸成熟,將會有更多的技術技能型崗位產生。

總之,我國現有技術技能人才數量、結構與質量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產業邁向中高端的關鍵因素。大規模培養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提高技術技能人才隊伍整體質量,刻不容緩。

四、技術技能人才供需失衡原因分析

技術技能人才是企業生產與服務的中堅力量,在企業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雖然如此,在具體使用過程中,企業的技術技能人才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其地位、晉升、薪酬沒有體現出其應有的勞動力價值。這種使用端的價值與地位錯位加劇了技術人才斷層的現象。由于晉升機會少、發展空間小、薪酬水平偏低、社會地位及職業地位尷尬,再加上共享員工、靈活用工模式的出現,技術技能人才價值觀和擇業觀發生了較大變化,“互聯網+”領域新的就業模式和新型勞動關系不斷涌現,使技術技能人才流失現象進一步加劇。透過這些表象,可發現技術技能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培養、使用、評價、薪酬四個方面[4]。

(一)堵點:技術技能人才的職業觀與企業人才使用

從總體看,目前技術技能人才的主體人群是“90、00后”。這些人與老一代技術技能人才的職業觀有著顯著差異(見表1)。

表1 90后與老一代技術技能人才職業觀比較

從職業觀看,企業對技術技能人才的使用從過去關注給多少錢,向為技術技能人才提供良好的勞動條件轉變。

從成長路徑看,技術技能人才從過去“手把手傳幫帶”培養到新時代“智能智造流水線”培養轉變,新生代技術技能人才面對的不再是簡單的手工操作,更需要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更需要具備豐富的知識與自動化操作技能。

從職業生涯目標看,技術技能人才更希望能進入更高等級的職位,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企業這方面的崗位往往給了本科生;90%的技術技能人才希望提升技術和學歷,但企業由于人員短缺、培訓資金有限,往往不支持技術技能人才在職深造。崗位無法晉升、在職學習與深造困難,使技術技能人才無法拿到更高薪酬待遇,這就造成技術技能人才的職業發展通道與企業給其定位之間存在一定矛盾,技術技能人才流失率居高不下。

因此,企業、職業院校應該系統研究“90、00后”新生代藍領技術技能人才的職業觀、擇業觀,校企雙主體有針對性地設計培養培訓、職業教育體系,成為支撐其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職業院校與企業進行雙主體人才培養是從根源上解決技術技能人才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只有讓“90、00”后在職業院校取得更高的學歷、獲得更高的技術技能水平,才能讓其在企業得到崗位晉升、薪酬提高的機會。

(二)痛點:技術技能人才新特征與人才培養機制

企業從“流水線”向“溫特制”生產組織模式變革,需要技術技能人才對現代裝備設備設施有快速學習能力。相對于產業和技術的快速變化,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是一種慢變量,人才培養跟上技術發展需要事先布局。而企業發展模式轉變和技術升級走在了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前面,企業在等技術技能人才的成長。以比亞迪為例,汽車用戶上午下單,下午生產線上線,一天后新能源車下線,僅需24小時。無人智慧化科技腳步加快,崗位需求發生了深刻革命。比亞迪新能源智能化生產線平均每個班次減少63人,為人機半自動化生產效率的4倍以上,這就要求比亞迪未來的技術技能人才不僅要會維養設備,更要能結合智能化自動生產線布局進行設備全生命周期管理。

目前,“90、00后”最大優勢是知識與素質基礎較好,需要發揮他們的快速學習能力,加快技術和操作能力升級。一方面需要企業加強培訓,另一方面要從國家層面儲備一批新型技術技能人才隊伍。技術技能人才超前培養與儲備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校企合作一頭熱的局面,利用失業基金、培訓基金對合作企業進行經濟刺激,實現職業院校的教學內容與企業、行業人才需求四個對接,即企業與學校對接、專業與崗位對接、課程與技能對接、培養過程與生產過程對接。

五、解決技術技能人才供需問題路徑選擇

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十分重要,我國技術技能人才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的現狀已經無法適應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要求和企業生產模式轉型的要求。這就要求在培養、使用、激勵等方面綜合施策。

(一)對接產業發展和市場需求,提升職業教育契合度

職業院校應該主動對接市場與產業需求,政府對學校的評價應從具體的人才培養評價,變成對職業學校人才培養規模、結構和質量對產業需求的滿足程度進行宏觀調控,實現技術技能人才供給預期與區域產業人才需求規劃的有機融合,盡可能縮小供求缺口[5]。

1.完善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技術進步驅動專業設置與改革機制

加快改革職業技術教育的專業設置和數字化專業升級,提升專業企業契合產業能力,結合機電、物流、電商、心理學、營銷學、大數據分析、財務等完善課程體系,實現傳統專業的升級改造。依據技術變革趨勢和用工實際需求,開設涉及交叉、多、通識學科的綜合性技術技能培養課程。以市場與企業需求增減專業,增加智能化設備的實操課程,讓職業院校與企業發展形成“生源鏈、產業鏈、師資鏈、實訓鏈、信息鏈、成果轉化鏈、技術服務鏈、就業鏈”,實現“人才共育、過程共管、成果共享、責任共擔”,進而實現“互惠共贏”的專業建設與改革機制(見圖1)。

圖1 “八鏈五共”的專業建設機制

2.專業群對接崗位工作知識,校企合作開發課程,構建課程教學新體系

以現代學徒制試點為契機,構建具有技術技能成長規律的產教融合發展機制,探索服務區域功能、產業特點實施差別化的發展路徑,建立健全與行業企業、產業對接機制,促進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有機銜接,推動學生在崗培養、崗位成才,成為“共育、共管、共享”的現代學徒。開創性地建立“課證融合”職業教育“雙證書”體制機制,實行“雙免”“單免”的職業技能鑒定考核模式。突破傳統技能教育和學歷教育的壁壘瓶頸,建立起國民教育體系與職業技能等級證書之間的緊密聯系,打通高端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新通道。

(二)完善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增加技術技能人才供給

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供給不僅要靠職業院校的人才培養,而且要完善技術技能人才的培訓體系。堅持學校教育與社會培訓結合、長期與短期相結合[6]。

1.樹立技術技能養成是職業生涯教育的理念

學校教育和社會培訓相結合。既要關注學生在學校學習知識的廣度與深度,也要關注滿足企業新技術形態發展的長度;既要處理好人才培養的當下實用性和未來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也要處理好知識、技能、素質、專業性和崗位性的內在有機聯系。

2.逐步完善校企多元化投入的現代職業教育和技術技能終身培訓體系

校企多元化要體現在投入、人才培養上,在頂層設計上要對產教融合試點進行專項支持,實現學校培養培訓與企業需求有機結合,借鑒德國雙元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學交替,打破學歷教育只能在學校完成、在企業完成就不是非全日制學歷教育的困境[7]。健全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和使用的成本分攤機制,真正在利益上拉動企業和職業院校合作進行人才培養。在現代學徒制培養過程中,先招工后招生就是對校企進行雙主體培養的最好模式。學生在企業既學習到了先進技術又拿到了全日制學歷,既是職工身份又是學生身份。對企業來講,既支持了職工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又不影響企業的生產進程。

(三)健全正向激勵政策,優化技術技能人才生態

1.打破制度壁壘,建立職業資格與業績掛鉤技術技能人才考核制度

掃除技術技能人才在考公、晉升、職稱評定方面的制度性障礙,對于目前技術技能人才需求較多的芯片、機電、智造、設備維修等相關崗位,設置以工作業績清單為導向的國家認證標準和職稱評定制度。職業院校畢業生評價自身所做的產品也能獲評高級職稱,不以學歷和身份評價人,而是以職業、社會認同增強技術技能人才的自我認同感。干得好就能晉升和評職稱、就能享受高一級待遇的制度要建立起來。充分發揮媒體與輿論作用,營造技術技能人才干得好、有發展的正向輿論氛圍,進一步弘揚工匠精神與勞動精神、勞模精神,讓技術技能人才能打破社會輿論尷尬境地[8]。

2.重視新就業形態,打通技術技能人才的成長通道

隨著新技術驅動“互聯網+”產業發展,技術技能人才的新崗位、新職業需要暢通成長通道。以新《職業教育法》頒布實施為契機,盡快打通中職、高職、職業本科到職業教育研究生的完整學歷通道,完善從高職準學士到職業學士、職業碩士、職業博士的學位結構體系,突破技術技能人才的學歷困境,突出職業教育的類型特征;通過建立業績導向的評價制度,探索建立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互融互通相銜接的制度,技術技能人才拿不出論文,但只要拿出工作成果,就要實現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并行和對等。同時,深入研究產業“互聯網+”領域新的職業需求,拓寬對新職業的開發和晉升通道設計,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戰略提供關鍵支撐和有力保障。

解決技術技能人才長期供給問題,需要在培養端、激勵端綜合施策。既要加強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對產業的有效支撐,提升技術技能人才的勞動力價值貢獻,從而為其社會地位提高、薪酬待遇提升、崗位晉升提供績效支撐;也要完善技術技能人才的終身培養體系,使其供給源源不斷。同時,健全正向激勵機制,打造技術技能人才成長的良好生態,綜合解決技術技能人才考核評價、社會地位、薪酬與晉升機制、待遇不夠體面的問題,制定激勵人們接受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政策,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的終身回報率,讓技術技能人才在社會上有地位、工作上有奔頭、待遇上有保障、生活上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