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性與秩序
——論莎士比亞悲劇主角的“心靈之戰”

朱 琰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莎士比亞戲劇以描繪人內心世界的沖突見長，尤其在《哈姆萊特》等四部后期悲劇中深刻呈現。一百多年前的莎學專家布雷德利（A.C.Bradley）認為，相較于劇中不同人物或集團間構成的“外部沖突”，角色個人心靈的“內部沖突”更令人難以忘懷，同時也盡然彰顯莎氏悲劇的非凡之處［1］。長期以來，評論者們從人物性格、外部影響、來源以及現代性的角度解讀悲劇主角的心靈沖突，如布雷德利指出，主角的內心沖突是人物性格的表現［2］；黑格爾將心靈沖突視為不同理念在人物內心呈現的敵對狀態［3］；坎利夫（J.W.Cunliffe）將塞內加（Seneca）筆下的自省性人物視作主角內心沖突的影響來源［4］；馬爾科姆·希伯倫（Malcolm Hebron）則強調內心沖突是現代個人意識上升的體現［5］。上述研究解讀深入，但少有學者從人性認知的角度對人物內心沖突的現象作出解釋。

在劇中，四位主人公常在關鍵行動之前陷入復雜的心靈沖突中，或者是人物漫長的內心戰爭貫穿全劇。 本文結合中世紀道德劇“心靈之戰”的書寫傳統，對人物內心沖突反映的人性“善惡二重”的本質以及人無法避免墮入邪惡的悲劇性處境進行解讀?！坝捎诒拘源嬖谏茞簝煞N傾向，人可能上升與天使相似，也可下降至野獸的處境，因此，人的命運并非取決于上帝，而在于自身”。劇中，莎士比亞對人性的探討也不僅局限于個人層面，還在個人—國家—宇宙的整體秩序中進行認知——當個人本性的秩序失衡時，國家及宇宙的秩序也會隨之發生混亂。此外，戲劇家在劇作結尾中都以“認知自我”的方式恢復心靈秩序，結束由“心靈之戰”引發的外部混亂，從而實現作者本人維護個人、國家及宇宙和諧秩序的人文主義理想。

一 “心靈之戰”與“善惡二重”的人性

哈姆萊特、麥克白等悲劇人物常常在關鍵行動實施前陷入左右搖擺的內心沖突中，他們通過自我對話或與其他角色傾訴的方式表達內心正在經歷的靈魂戰爭。如哈姆萊特在戲劇終幕說道：“在我的心里有一種戰爭，使我不能睡眠；我覺得我的處境比套在腳鐐里的叛變的水手還要難堪?！保?］他在復仇過程中飽受內心沖突的折磨，“好像綁在拷刑板上向不同的方向分裂開來”［7］。

心靈沖突的“難堪”處境在其他三位主角身上也經常出現。麥克白的弒君行動在開場第二幕就已完成，但莎士比亞除筆力集中地描繪他在殺人前的內心沖突外，還對其犯下罪行后的內心之戰進行細致呈現。麥克白第一場內心之戰發生在第一幕七場，他反復思索著“殺，還是不殺國王”這個問題；第二場內心之戰則作為暗線漫長地貫穿在犯罪后的麥克白心中。奧瑟羅內心激烈的沖突主要集中于戲劇的最后兩幕，他聽信伊阿古的謊言而懷疑苔絲狄蒙娜不忠，一方面想著“嗯，讓她今夜腐爛、死亡、墮入地獄吧”［8］，轉念間又于心不忍。等奧瑟羅真正下定決心殺死妻子時，再次陷入內心的掙扎中：他既不愿意將苔絲狄蒙娜殺死，又轉頭為自己殺人的行為找到正當理由——“可是她不能不死，否則她將要陷害更多的男子”［9］。心靈之戰在《李爾王》中貫穿戲劇始終——從開場李爾王的錯誤選擇，到最后帶著悔恨與痛苦之心尋找科迪利婭。另外，莎士比亞還在劇中刻意設置李爾王在荒野中被暴風雨侵襲的場景，這場自然界的暴風雨是李爾王激烈內心沖突的隱喻［10］。由此可見，無論處于何種情境中的主人公，由內心沖突引發的心靈震顫都是他們無法避免的困境。蒂利亞德（E.M.W.Tillyard）曾對這一現象作出解釋，他指出，“伊麗莎白時期英格蘭的新教徒將保羅列出的精神戰爭加工成他們自己最鮮活的神話，……他們樂意揭露人的所有相互矛盾之處，尤其是極盡可能地描繪人在獸與天使之間的搖擺，給了舊有的（理性和激情）古老交鋒以新的力度”［11］。簡而言之，莎士比亞描繪靈魂左右搖擺的狀態是對傳統的精神之戰主題的繼續發展，人物內心沖突的困境實質上展示了人性“善惡二重”的本質。

作為人文主義者的莎士比亞，他深入探索人的內心世界，通過靈魂深處的沖突，將人性“善惡二重”的本質面貌在哈姆萊特、麥克白等人身上進行呈現。當麥克白意圖弒君時，自身罪惡的野心催促其迅速展開謀殺行動，盡快享受臨登王位的快樂；但同時，理性本性又百般勸阻，防止他墮入欲望的世界。表面上看，麥克白與三個女巫的兩次會面表明，他似乎是聽信了超自然的誘言才導致墮落，但實質上，麥克白是受自身邪惡本性的指引才走向了毀滅［12］。同樣的，奧瑟羅經歷的“心靈之戰”也深刻地體現出戲劇家對人本身“善與惡”或“高貴和獸性”對立本性的探討［13］?！袄碇桥c情欲”作為奧瑟羅內心戰斗的雙方不斷產生沖突，最終在他扼殺善良的苔絲狄蒙娜后得以平息。奧瑟羅本人也明白，致使自己犯下罪行的并不是伊阿古，而是自我靈魂中的惡：“只是為了一個原因，只是為了一個原因，我的靈魂！……只是為了這一個原因?！保?4］李爾王一開始之所以會聽信里甘和戈納瑞，甚至憤怒地驅逐科迪利婭，都因長女們的“美麗的語言”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因此，他才錯誤地選擇了惡的虛假陣營，而忽略了善的真理［15］。哈姆萊特雖然是苦思善惡問題的思考者，但邪惡的本性又使這位“高貴的王子”心中“充滿了報復與仇恨的念頭”［16］。

實際上，莎士比亞通過人物內心沖突呈現人性的方式可以在中世紀晚期的道德?。═he Morality Play）中找到源頭。在傳統的基督教觀念中，人擁有善惡兩種本性，這兩股力量在人的靈魂中相互斗爭，共同驅使著靈魂，引導人作出相反的行動。中世紀的基督教道德家們常借用善惡在人類靈魂中斗爭的“心靈之戰”（Psychomachia）主題宣傳宗教道德觀［17］，晚期的英語道德劇便是典型。并且道德劇在沿用傳統的“心靈之戰”主題時進行了兩方面的創新，一是增加“人類”角色，二是以演講或說教的方式替代打斗場面［18］。諸如創作于15 世紀初的道德劇《堅韌的堡壘》（The Castle of Perseverance）便是將人的一生描繪成靈魂反復經歷心靈戰爭的精彩之作。在劇中，主人公“人類”（Mankind）本性中的善與惡被擬人化成“善天使”（Good Angle）與“惡天使”（Bad Angle）兩個角色，人依據自由意志進行選擇的過程則被戲劇化地展現為兩大天使對“人類”及其靈魂進行爭奪的戰爭?！叭祟悺痹陔p方戰斗的過程中陷入“難堪”的處境——“到底將跟隨誰呢，你（善天使）？還是你（惡天使）？……我心不定如波濤起伏”［19］。莎士比亞借鑒道德劇的戲劇技巧，圍繞主人公靈魂深處的激烈沖突構思劇本［20］，將善惡天使對“人類”靈魂的爭奪之戰變成哈姆萊特等人自我的“心靈之戰”，借此呈現善與惡共同存在于人類本性中的事實。

在向人的內在世界不斷探究的文藝復興時期，曾主導著希臘悲劇發展的外在命運觀不足以讓已抵達人類內心并找尋自我力量的人們信服。莎士比亞在剖析人內心世界的過程中，發現了人類靈魂中的沖突與混亂，借此認知了人性“善惡二重”的本質，為全面認識人本身、尊重人的價值提供了前提。

二 “心靈之戰”的結局——“無可避免的惡”

阿尼克斯特曾指出，“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是從肯定人性本善開始的。到了莎士比亞時代，人文主義者對性善說產生了懷疑”，莎士比亞與同時代的作家“在人的身上發現了撒旦的因素”［21］。莎士比亞已然通過主人公共同經歷的“心靈之戰”，展現其對人本性的認知——人性中善惡并存，兩者相互斗爭、勢均力敵，但這只是他對人性本質的初步探索。在四部悲劇中，無論是最終走向毀滅的哈姆萊特與麥克白，還是在臨終之際獲得靈魂救贖的奧瑟羅與李爾王，戲劇家都讓他們在歷經“心靈之戰”后作出了惡的選擇。人無可避免地陷入罪惡的悲劇性處境被莎士比亞在這些人物身上盡然展示，其意在于進一步揭露人性的真實本質，直指其中令人憂慮的一面，對以贊美人性為主流的人文主義進行反思。

莎士比亞通過奧瑟羅呈現了惡如何逐漸膨脹并最終蠶食人的意志的全過程。一開始，奧瑟羅以完美形象出場，他是“高貴的摩爾人”，憑借卓越的戰功為自己贏得榮譽與名聲，與此同時，他對待愛人也溫柔堅定。但在伊阿古惡意的暗示和自己的瘋狂想象中，忌妒的本性逐漸占據他的內心，心中巨大的懷疑轉化成怨恨。奧瑟羅在面臨靈魂的十字路口時選擇了邪惡的本性，致使其強大的情欲控制了理性。最終，他對苔絲狄蒙娜的解釋置若罔聞，在瘋狂中扼喉殺妻。埃德蒙·克里斯（Edmund Creeth）曾指出，奧瑟羅的膚色實際上是對其人性中的獸性（惡）部分的象征，與苔絲狄蒙娜象征美德（善）的白皙膚色形成對比，因此，墮落至邪惡的處境是他必然的宿命［22］。由此可見，本性中的惡一旦被選擇就會不斷膨脹，最終使得人的靈魂逐漸迷失，直至墮落。

在《麥克白》中，莎士比亞不僅以加速的方式呈現了善的人性如何墮落的過程，還對人陷入罪惡后惡的無限發展進行揭露。如果說麥克白經歷的第一場“心靈之戰”是因其本性中固有的善惡沖突導致其陷入痛苦的處境，那么第二場漫長的靈魂沖突則是麥克白明知故犯成為罪人（Sinner）后靈魂必然經受的折磨。在完成弒君、登上王座等一系列行動后，麥克白意圖通過犯下更多的罪行使自己“內心堅硬”，從而杜絕懺悔。但充斥于內心的惡并不能將人性中固有的善全部取而代之，因此，麥克白再次面臨的內心戰爭可以看作善的本性對惡的不斷“譴責”［23］。麥克白在一次選擇惡之后決定向罪惡全然奔赴，他堅信“以不義開始的事情，必須用罪惡使它鞏固”［24］。麥克白對惡的選擇以及鞏固證明了人性的罪惡不存在極點，惡一旦開始，就會把人不斷地推向惡之深淵。

李爾王是表現人類虛榮心的君主典范。他人性中的惡在戲劇開場時就得以呈現，他制定了親情之愛可以換取財富與權力的規則，由此展開一場“測試”。李爾王高傲地說：“我要看看誰的天性之愛最值得獎賞，我就給她最大的恩惠?！保?5］此時，狂妄任性的李爾王既不清楚自己是誰，也體會不到事物的本質。兩位女兒極盡奉承的回答令他的虛榮心得到極大的滿足，他在靈魂的十字路口已經表現出跟從邪惡本性的傾向。隨后，當科迪利婭遵循理性并未給出順他心意的回應時，李爾王的憤怒便傾瀉而出。他在瞬間聽從惡本性的指引，怒斥科迪利婭，并將她驅逐出去。憤怒的情欲將李爾王頭腦中的正義、判斷與智慧一掃而空，導致他作出愚蠢、邪惡的行為［26］。事實上，李爾王分割國土的方式也并不符合自然法則，剛愎自用的君主憑借自己驕傲的意志恣意妄為，最終給個人、家庭甚至國家都帶來巨大的災難。

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中揭露了諸多現實的罪惡，他借哈姆萊特之口評價現實世界是“一大堆污濁的瘴氣的集合”［27］。但實際上，作為“人倫的典范”的哈姆萊特，一方面在思考著人為什么會變惡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受自我邪惡人性的支配。其對奧菲利亞毫無道理的嘲弄和羞辱正是其人性中惡的表現［28］。他向無辜的非報仇對象肆意發泄憤怒與怨恨也是其殘忍心理的外現，是絕對強者對絕對弱者肆無忌憚的蹂躪［29］。劇中的哈姆萊特曾這樣評價自我，“我很驕傲、使氣、不安分，還有那么多的罪惡，連我的思想里也容納不下……”［30］盡管這段話常被視作瘋話，以便為他的美好形象開脫，但這番自我描述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確道出了哈姆萊特本性中存在惡的事實。復仇王子在維護和實現自我追求的倫理理想中，也作出了一些殘酷的行動。諸如他在瘋狂中錯殺波洛涅斯卻不以為意，內心充滿報復與仇恨的念頭使得哈姆萊特逐漸失去理性，令他在復仇的過程中作出諸多像野獸一般的行動。學者莉莉·坎貝爾（Lily B.Campbell）指出，哈姆萊特自始至終都沉浸在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中，一味地悲傷，最終導致了世界的災難［31］。無可避免的人性之惡在哈姆萊特身上全然暴露，即便他擁有美好的德行、行正義之事卻也無法脫離陷入罪惡的處境。

四位悲劇主角共同表現了人性惡必然存在的事實，并且不同形式的惡支配著人的命運，最終使人陷入悲劇性的處境。正如布雷德利所指出的，惡是莎士比亞悲劇故事的根源。盡管他曾將人物“心靈之戰”的產生歸因于性格，但是他也進一步確認悲劇主角性格中的缺陷就是邪惡，它使人物遭受苦難和自行糟蹋［32］?！读_密歐與朱麗葉》中的神父勞倫斯對悲劇主角的命運一語成讖：“草木和人心并沒有不同，各自有善意和惡念爭雄；惡的勢力倘然占了上風，死便會蛀蝕進它的心中?！保?3］事實上，在莎士比亞創作悲劇的時期，他對人本身以及處境的理解始終籠罩著巨大的烏云。他一改前期對人可愛之處的書寫，轉而在哈姆萊特等悲劇人物身上展現出一幅幅人性之惡的圖景，真實地呈現了人性善惡的本來面目。并且，盡管善惡兩者等量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但人在經歷“心靈之戰”后受自由意志中欲念的影響，也會無可避免地墮入罪惡中。

三 “心靈之戰”與整體秩序

莎士比亞通過悲劇主角的“心靈之戰”展現其對本性的兩方面認知：善惡兩者共存于人性中；人在憑借自由意志進行選擇時，罪惡便無法避免。另外，通過細讀文本我們不難發現，莎士比亞對于人性的理解不僅局限于對個人本身善惡的探討，還在個人—國家—宇宙三者聯系的整體視域中展開。當哈姆萊特、麥克白等人因“心靈之戰”引發個人的本性失序時，國家及宇宙的秩序也會出現相應的混亂狀況。莎士比亞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中已借俄底修斯之口表達他對三個領域內秩序問題的看法：諸天星辰只有恪守秩序各安其位，才能使太陽高拱中天、炯察寰宇；國家需要遵守秩序，社會才能井然有序；個人若將秩序扼斃就會被欲望吞噬，無法明辨是非，無以安身立命?？傊?，如若“把紀律的琴弦拆去”，各個領域便會發出“刺耳的噪音”［34］，陷入混亂之中。在文藝復興時期，個人、國家及宇宙常被視作相互聯系、彼此影響的整體，因此，無論哪一方出現破壞秩序法則、逾越本分的現象，都會導致其余領域發生相應與相似的連鎖災禍。蒂利亞德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認為萬事萬物都被包含在“存在之鏈”（Chain being）中，并且人在其中處于特殊的位置：天使之下，野獸之上［35］，所以，人不僅擁有與天使相似的高級理性本性，也有著與野獸相似的低級獸性。哈姆萊特、麥克白等人因內心的善惡之戰導致自身兩種本性不安其位，出現混亂現象，在四部戲劇中，因個人本性的失序而引起國家、宇宙發生混亂的現象被戲劇家細致地呈現出來。

在《李爾王》中，個人與國家、宇宙秩序的聯系最為直觀。與莎士比亞在歷史劇中反復探討的主題（君主的心靈秩序與國家政治之間的關系）一樣，李爾王作為最高統治者，其個人本性的失序勢必會影響社會安定，導致國家陷入戰爭的動亂中。全戲展現了兩種類型的戰爭，一類是支持李爾王的人與現任統治者之間的內戰；另一類是英法之間的國家戰爭［36］。而兩類戰爭發生的根本原因都可追溯至李爾王的憤怒之情。在戲劇開場，即將遜位的李爾王在憤怒中分封國土、驅逐幼女。這一“任性”的非理性行為為之后國家戰爭的爆發埋下隱患。兩位女兒因忌憚老王的權威，于是通過削減扈從的方式進行奪權，以消除威脅。而因不滿里甘與戈納瑞對李爾王的殘酷對待與瘋狂奪權的行為，肯特等人與兩位當權者形成對立之勢，殺戮、背叛隨之發生，致使國家陷入動蕩。此外，通過奧本尼在出征前所說的話可知，掌握新權的統治者在國內實行“苛政”，不平之聲早已此起彼伏，國家已然呈現出分裂的態勢。因此，可以說李爾王作為國家之首，因未能管理好自我的本性秩序，導致其作出錯誤的行動，從而直接影響國家秩序的安定。至于法國對英國“掀動干戈”也并非出自法國“非分的野心”，而是在科迪利婭領導下的拯救行動——她希望通過戰爭拯救在英國受苦的父親，并恢復老李爾王應有的權利，但李爾王如今的落魄處境也由自我先前的行為所造成。值得注意的是，李爾王由本性亂序引發的國家動亂之象也在宇宙天象中映射，葛羅斯特在第一幕中就已說明，他指出，最近日蝕、月蝕異象頻發，“大自然被接踵而來的現象所禍害”［37］。他所說的“禍害大自然的現象”正是指“城市發生暴動，國家發生內亂，宮廷發生叛逆”等社會秩序混亂的狀況。由此，李爾王自我人性秩序的問題不僅關乎個人道德，還與國家、社會的穩定以及宇宙的自然天象存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聯。

如果說李爾王是俄底修斯蜂房之喻中的“蜂王”，其能否維護好個人心靈秩序對國家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那么麥克白則是其中的“工蜂”，其若因本性失序不分等級、“各自為政”，勢必也會破壞社會良序，造成國家動亂。劇中，麥克德夫在見到國王鄧肯的尸體后，一語道破麥克白弒君行為的本質：“混亂已經完成了他的杰作”［38］，這句話可理解為麥克白因自我本性混亂從而被欲望引導，驅使他作出了破壞倫理綱常的事，也極大危害了國家的穩定秩序。事實上，麥克白的弒君行動必然會導致蘇格蘭陷入內憂外患的混亂局面中。一方面，因鄧肯早已將長子馬爾康立為王儲，盡管他在國王被謀殺后遠逃英格蘭，但馬爾康作為真正合法的君主必定會與新王麥克白形成對立之勢。而后，他在麥克德夫等人的協助下借英格蘭的軍隊討伐麥克白，戰爭在所難免，國家也因王位爭奪陷入動亂。另一方面，麥克白在登上王位后為鞏固王權展開了瘋狂的殺戮行動：謀殺班柯父子以絕后患、肆意屠殺無辜之人、殘殺麥克德夫全家，這些暴行早已引起眾人的不滿。更何況麥克白作為新君也無治國之能，他在蘇格蘭推行暴政統治，導致貴族們惶恐不安、百姓苦不堪言。民眾對麥克白的反感情緒已達頂峰，抗爭分裂的態勢一觸即發。同樣的，由麥克白的失序之心引發的混亂在宇宙自然領域也產生連鎖反應。在鄧肯王被殺的夜晚，自然界異象頻發：狂風大作，大地發熱顫抖，可怕的怪鳥整夜鳴叫。第二天，時鐘上已顯示白晝的時辰，但黑夜卻依舊將大地籠罩。甚至麥克白本人也明確表明自己所行之事的本質是破壞國家及宇宙秩序的行為：“讓一切秩序完全解體，讓天地一起遭受災難吧?！保?9］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馬爾康將自己起兵討伐麥克白的行為稱為“匡正”，此場戰爭的目的不僅是為父報仇、奪回王位，更是恢復因麥克白的失序之心而陷入混亂的國家及宇宙的秩序。

在《哈姆萊特》中，王子的“弒君”之舉不是像麥克白一樣出于個人的野心和欲望，而是一場經過理性思考的正義復仇。哈姆萊特將此視作重新恢復“混亂顛倒時代”秩序的行動。但在漫長的復仇過程中，復仇王子的理性并非總處于主導之位，悲傷和暴怒的“感覺”將其操控，導致他犯下諸多傷害自我與他人的罪行。但個體的本性之亂不僅使哈姆萊特本人陷入痛苦的處境，更引起丹麥國的政局動蕩，甚至導致國家主權移交異國的結局。事實上，無論是克勞狄斯的繼承王位，還是他的婚姻，都得到了丹麥群臣的允許與支持，盡管眾人是處于被蒙蔽的狀態下才認可新王的合法性，但克勞狄斯在掌權后的確已建立起新的國家秩序，他甚至還阻止了一場迫在眉睫的戰爭的發生，維護了國家和平與安定。而在哈姆萊特復仇計劃的推進中，國內由此形成了兩派勢力：支持新王的波洛涅斯等朝臣以及與王子同一陣營的霍拉旭等人，這一對立之勢為宮廷陷入動亂埋下隱患。此后，哈姆萊特在瘋狂的狀態中錯殺老臣波洛涅斯，致使雷歐提斯發生叛變，企圖“弒君”并另立為王，由此使得整個國家陷入真正的混亂中。此外，哈姆萊特在經歷漫長的延宕后終將復仇之劍刺向克勞狄斯時，其身邊大部分人都因卷入復仇事件而為此喪命，厄耳錫諾城堡血染宮墻，丹麥國的王冠最終落在了挪威人的手中［40］。由此可見，哈姆萊特的復仇原是“重整乾坤”的義舉，但在此過程中因其未能規范好自我本性的秩序而給國家招致諸多災禍。國家之亂的現象也在宇宙自然界中呈現，丹麥國內預報重大變故的征兆屢屢發生——“星辰拖著火尾，露水帶血，太陽變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噬得像一個沒有起色的病人”［41］。

相較于上述三位主角而言，因奧瑟羅個人本性的混亂引發對其余領域秩序的影響并未直觀呈現，但莎士比亞在劇中留下諸多線索，用以引導讀者將個人本性與國家、宇宙整體秩序建立聯系。比如奧瑟羅在處理凱西奧與蒙太諾的爭端時表明此時的塞浦路斯并不安定，雖然土耳其帶來的戰爭隱患已經消弭，但在這個新遭戰亂的城市，“秩序還沒有恢復，人民的心里充滿了恐懼”［42］。所以，一旦民眾得知在治安守衛處發生了爭吵與斗毆，必然會“擾亂島上的人心”。奧瑟羅作為小島的總督，他對保衛城市和平、穩定民心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但當瘋狂的忌妒之情占據奧瑟羅的大腦并破壞他內心的穩定秩序時，奧瑟羅無心顧忌城市安定，一心只想殺死苔絲狄蒙娜，也同意謀殺凱西奧。那么，可以想象，奧瑟羅的瘋狂殺戮行為勢必會造成比此前斗毆事件更惡劣的影響，從而引起塞浦路斯民眾的巨大恐慌，影響社會秩序的和諧。另外，苔絲狄蒙娜對于奧瑟羅而言，不僅是他內心秩序的象征，也是其與威尼斯的重要聯結。奧瑟羅在劇中多次表明，妻子如天使般維護著他內心秩序的穩定，假如當他不愛苔絲狄蒙娜時，內心世界便會歸于混沌。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奧瑟羅作為外邦人，他只是威尼斯的一名“雇傭兵”，與苔絲狄蒙娜的結合可以使他真正“嫁接到這個威尼斯共同體”［43］。而奧瑟羅因本性之亂殺害苔絲狄蒙娜，一方面證實其已徹底傾覆本性秩序；另一方面，這場具有“僭越”意義的謀殺也必定會引起威尼斯朝野的震驚與憤怒，奧瑟羅也因此被撤下兵權，這意味著威尼斯失去了最得力的維護國家安定的戰士。事實上，奧瑟羅在談話中常提起天體的意象，他要求自己的內心必須沿著恒常的軌道進行，不受欲望的影響。當他犯下殺妻惡行時，奧瑟羅為自我的失序之心感到痛苦，同時也認為他的墮落行徑引起了天象的異常變化——“不幸的時辰！我想現在日月應該晦暗不明，受驚的地球看見這種非常的災變，也要嚇得目瞪口呆”［44］。至此，奧瑟羅個人本性的失序也引發其余領域陷入混亂之象中。

四 結語

總而言之，莎士比亞通過四位主人公的“心靈之戰”呈現其對人性“善惡二重”本質的認知，回應了文藝復興時期“人的發現”潮流。戲劇對人無可避免的悲劇性處境進行揭露，借此反思17 世紀的“人性解放”主張，以期在人文主義危機和個人主義陷阱中找到人合理的存在方式。并且，戲劇家將個人的人性與國家、宇宙的秩序相聯系，強調了人對自我人性的關懷不僅關乎個體，更負擔著與生存的外在世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責任。戲劇家通過主角的“心靈之戰”在個體與整體兩方面對人性進行關照與規范，是其實現個人、國家及宇宙三者秩序和諧的人文主義理想的有效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