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的英譯及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研究

池 田 范祥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描寫翻譯學派的思想發端于50 年代，它試圖把翻譯研究從傳統的語言范圍內跳脫出來，將翻譯語境化，“使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譯的內部，而是將研究的視閾延展到翻譯的外部，并以社會文化功能為紐帶將兩者聯系起來”［1］61。該研究聚焦《聊齋志異》英譯本的翻譯外部研究數據，結合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探討，提出拓寬典籍英譯傳播廣度的建議，以推動中國典籍的海外傳播。

《聊齋志異》擁有眾多外文譯本，其中英譯本廣受歡迎。然而，以此小說英譯本研究為主題的文獻并不多。檢索并整理文獻發現，《聊齋志異》英譯研究主體為國內學者，相關研究主要分為單個譯本研究、譯本對比研究、翻譯史研究及研究綜述，傳播研究及影響研究并不多，且未見基于各類數據調查和科學框架為基礎的傳播研究。因此，有必要以《聊齋志異》英譯本在英語世界傳播為切入點，將19 本英譯本作為研究對象，對各譯本的再版重印、海外閱讀與評論情況、谷歌學術引用量以及世界圖書館館藏量等數據進行綜合分析，理清各譯本的傳播現狀，讓譯本“走進來”，便于學者對廣受好評的譯本進行后續深入研究，對比學習其翻譯出彩之處，豐富典籍翻譯策略，為中國典籍“走出去”帶來一定參考意義。

一、《聊齋志異》的英譯概述

研究《聊齋志異》英譯本的傳播情況，首先應對其英譯歷程做整體把握。此小說集的英譯形式多樣，包括雜志和書籍中的零散譯文、漫畫譯本、選譯本和全譯本。前兩種英譯形式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選取《聊齋志異》已出版的選譯本和全譯本為研究對象，對各個英譯本的相關信息進行介紹，并進一步研究譯本的前言部分，以明確主要譯者的翻譯目的。英譯本的搜集為后續傳播研究奠定數據框架基礎，譯者翻譯目的的探究則為后續數據分析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聊齋志異》英譯本

《聊齋志異》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至今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歷程。根據2022年蔡乾在《明清小說研究》上最新發表的論文可知，此典籍在西方的譯介最早可追述到1835 年《弗雷澤雜志》的“中華之晷”專欄中刊載的《白于玉》短篇獨譯，經過譯介策略和譯者身份多重探討，譯者可能為英國漢學家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2］《聊齋志異》早期譯介者多為來華傳教士和外交官，因此他們的譯介“不可避免地會有誤讀和偏見”［3］167。此后，一些漢學家也開始此典籍的選譯工作，最早的選譯本出自翟理斯之手，共包含164 篇選文。20 世紀為《聊齋志異》英譯高峰時期，白廼逸譯本為第一個華人譯本。改革開放后，更多國內翻譯家也展開相關選譯工作，唯一一本全譯本由六卷組成，出自漢學家宋賢德之手。搜集發現，《聊齋志異》共有選譯本18 本，全譯本1 本（表1）。從時間上看，譯本可分為19 世紀、20 世紀、21 世紀三個時段；從譯者角度出發，可以分為漢學家、海外華人、國內譯者。

表1 《聊齋志異》英譯本一覽表（按出版地和初版年份排列）

表1 《聊齋志異》英譯本一覽表（按出版地和初版年份排列）（續）

（二）主要譯者的翻譯目的

目的論（Skopostheorie）是功能派翻譯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它認為“決定任何翻譯過程的首要原則是整體翻譯行為的目的”［4］27。因此，有必要考察主要譯本的前言部分，理清不同譯者的翻譯目的。目前共收集到已出版《聊齋志異》選譯本和全譯本共19 本，其中漢學家翟理斯譯本最早由T.De La Rue ＆ Co.出版社出版于倫敦。翟理斯熟練掌握漢語句法，了解中國文化習俗，練就了嚴謹細致的翻譯風格。譯本中注釋所占篇幅較大，旨在對中國文化的譯介與補充說明。其譯本出版后“被轉譯成多種語言, 在西方代表蒲松齡超過一個世紀之久”［5］xxxii。譯本前言中表明，著手翻譯此書，這位漢學家希望引起海外讀者的興趣，使之“將興趣點放在除中國的國家大事之外的層面上”［6］xiv。此外，翟理斯還認為此書蘊含大量中國文學典故及隱喻，這些民間故事的譯介為英語世界讀者展開一幅幅中國民間社會生活的生動畫卷。

閔福德譯本于2006 年由企鵝經典出版社出版，包含104 篇選文，譯本整體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用詞簡潔不失靈動，頗受國內外讀者歡迎。副文本是譯本的一大特色，譯者花費大量筆墨與頁數向讀者介紹中國文化背景等信息，然而，“閔福德并不認為自己的譯文是中國某位評論者所說的‘消費主義’、迎合西方低層次的讀者，他只是在忠實地傳達蒲松齡的故事旨趣和藝術主題，而這些旨趣和主題正是西方讀者了解古代中國的窗口”［7］90。

法國漢學家蘇利耶·德莫朗意識到《三國志》等一些中國小說頗受中國各年齡段大眾歡迎，在塑造中國國民的思想上其重要性遠大于眾多經典著作，因此這些小說的研究價值比肩孔孟經典［8］v－vi?！读凝S志異》等小說是對中國百姓生活的映射，這些故事有助于西方讀者全面了解中國文學。

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與其夫人戴乃迭合譯本于1981 年在《中國文學》雜志社出版，該譯文注重呈現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學，譯文保留原文簡練風格，在晦澀難懂的社會制度與節日等方面加以闡釋說明，加深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認識。

所收集的英譯本中，一些譯本由著名出版社出版。其中企鵝經典出版社（Penguin Classics）由埃倫·雷恩爵士于1935 年在倫敦創建，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著名的英語語種出版商，其影響力遍及國內外，為閔福德譯本的傳播打下夯實的受眾基礎。除此之外，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1897 年創辦于上海，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現代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重視對外合作與中外交流，其影響力不容小覷。其次，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成立于1952 年，擁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出版資源，是我國主要的對外出版機構，擁有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讀者，旨在助力中國圖書走向世界。

二、《聊齋志異》的海外傳播

研究一本書的海外傳播，需要了解其各個譯本在海外的接受范圍。本文從再版重印、網絡讀者評論、雜志書評、谷歌學術引用及世界圖書館館藏量五個方面，以統計學方法制作表格，可以量化分析《聊齋志異》各個譯者的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情況。本文表格數據于2023 年中旬搜集完成。

（一）再版重印統計分析

世界圖書館館藏（WorldCat）成立于1967 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聯網聯合目錄，擁有近15600 個圖書館數據庫，便于服務數據統計與查找。在此網站上檢索《聊齋志異》英譯本再版重印情況，結合谷歌圖書（Google Books）和亞馬遜（Amazon）網站的相關數據，可以收集各譯本的再版重印等信息。

結合上述網站信息，共檢索出11 個譯本的再版重印數據，包括電子版本及亞馬遜按需印刷（POD）版本?；跀祿y計得出《聊齋志異》各類英譯本整體再版重印情況不夠樂觀。其中，翟理斯譯本再版重印次數最高，為47 次。漢學家翟理斯的翻譯水平一直頗受譯界認可，盡管其初版譯本年代最為久遠，但是憑借對中文句法及中國文化的熟悉程度，他的譯文質量受到普遍認可，譯本深受國內外讀者歡迎，且具有較高的英漢對比研究價值。綜合讀者需求及社會發展等因素，其修訂版、精簡版等各類版本相繼問世，以適應各年齡段、各學識層次讀者的需求。

其次，蘇利耶·德莫朗譯本再版重印14 次，夏琳達和岳羅杰合譯本再版重印4 次，剩余譯者譯本不超過3 次。除此之外，閔福德譯本、宋賢德譯本、莫若強等譯本、張慶年等譯本、黃友義等譯本、宋德利譯本、王國振譯本以及呂寶軍等譯本均未找到再版重印數據，推測其原因為譯者國內外知名度不高、譯文無較強特點或譯本出版較晚。雖然館藏中無閔福德譯本再版重印數據，卻收錄其諸多獨篇式《聊齋志異》選譯篇章。

（二）網絡讀者評分及評論統計分析

好易讀（Goodreads）隸屬于美國亞馬遜公司，截至2019 年7 月，此網站已有9000 萬注冊用戶，網站用戶可以搜索書本的評分及評論數據。在此網站檢索各譯本的讀者評分量和讀者評論量，可以從譯本的讀者接觸度和接受度考察譯本的傳播情況。

好易讀網站共檢索到12 位譯者的譯本（表2）。就讀者評分量而言，深入研究發現，閔福德譯本、翟理斯譯本、夏琳達和岳羅杰合譯本、喬治·蘇利耶譯本、盧允中等譯本以及張慶年等譯本的讀者評分量相同，1931 位讀者對這6 本譯本的星級評分數量在此網站上被整合呈現，推測其原因為網站識別譯本的譯名相近。其余6 本譯本的讀者評分量均未過百，由此得出這些譯本在該網站上的傳播能力不足，在世界范圍內的知名度不高。其他7 本未在表格中提到的譯本在好易讀上沒有數據呈現，推測這些譯本在讀者接觸度與接受度等維度上缺乏影響力。

表2 《聊齋志異》譯本好易讀讀者評分量統計

從讀者評論量來看，好易讀網站共搜集到9 本譯本的讀者評論量信息（表3）。此網站也將上述閔福德譯本等6 本譯本的讀者評論量整合呈現。深入研究發現，依次點擊各條評論右側的日期可以準確定位每條評論所評價的譯本。研究中還發現其他書籍的評論也摻雜其中。因此，除去不相關評論，9 個譯本共有196 條評論，其中閔福德譯本評論量最高，為154 條，翟理斯譯本次之，為20 條。其他7 本的評論量均未超過10 條。

表3 《聊齋志異》譯本好易讀讀者評論量統計

對于讀者評論量最高的閔福德譯本，有讀者在評論區直接敘述了自己喜歡的篇幅故事，可見《聊齋志異》中的一些志怪短篇內容生動精彩、深入人心。對于讀者評論量位居第二的翟理斯譯本，讀者們認為其譯本中加入大量注釋，有利于對文章整體把握的同時了解一些中國文化習俗，這對于喜愛中國文化的讀者來說是一件好事。

整體上看，讀者評論數較高的譯本均為精通雙語的漢學家所譯，由此可見，英譯本需要更高的中英契合度才能更好地為英語世界讀者所接受與理解。作為跨文化、跨語言傳遞信息的行為，“翻譯行為需要明確隱性市場的目標讀者，進行清晰的市場定位，才有可能迎來真正的接收和接受”［9］80。中國典籍英譯的出版應與國外出版社多加合作。國內譯者譯本大多由國內出版社發行，未能在世界圖書市場搶占先機，因此在傳播過程中難免會受到阻礙。

（三）雜志書評

在JSTOR 中檢索《聊齋志異》譯本發現：JSTOR 網站僅收錄了翟理斯譯本書評3 篇和鄺如絲譯本的書評1 篇，其余搜集到的文章與譯本內容沒有直接相關性，故不計入統計。

學者Yu－Shan Han 認為鄺如絲譯本的貢獻在于“她選擇的故事中呈現了比翟理斯更完整的中國原著。她以最清晰的方式翻譯了中國人對性的處理，性在生活中有它的地位，但既不是主導，也不是生活的目標”［10］392。相較而言，翟理斯譯本對此話題有明確的閃避。美國人類學家和東方學家B.Laufer 表示翟理斯譯本第一版中的注釋索引中所包含的中國習俗、制度等信息是其在滿族統治者掌權時所譯，隨著時代的發展，譯文中的時態應作出改變。［11］86他將翟理斯初版譯本與1908 年再版譯本進行比較，認為再版譯本存在封面插畫不匹配，字母“b”大量使用倒“P”替代等問題。

（四）谷歌學術引用統計分析

2004 年問世的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是一個國際搜索引擎，擁有強大的檢索功能，可以搜索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學術期刊、文獻等。通過谷歌學術引用網站查找各個英譯本的被引數量，從學術研究價值維度探討譯本的傳播情況。

經檢索，谷歌學術上共有11 位譯者的譯本被引用，翟理斯譯本擁有最高谷歌學術引用量146 次，閔福德譯本次之，為128 次，其余9 個譯本引用量均未過百；王娟等其他8 位譯者的譯本未在此網站上檢索到數據。由表4 可見，翟理斯譯本和閔福德譯本在國內外擁有較高知名度，且譯本具有較高學術研究價值，而大多數國內譯者的譯本在學術研究層面的價值有待發掘。作為《聊齋志異》的經典譯本，翟理斯譯本無疑受到眾多學者的青睞，相關研究涉及翻譯策略、翻譯目的等層面。盡管受維多利亞時代背景等因素影響，翟理斯的譯文存在對原文的刪改，但其譯文流暢易讀，并添加大量注釋，對中國文化及習俗進行介紹，因此“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西方對神秘東方中國的固有偏見，為后來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接受打下了基礎”［12］106。

表4 《聊齋志異》譯本谷歌學術引用量統計

閔福德譯本的副文本內容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與《聊齋志異》的其他英文版相比，“閔福德英譯本對《聊齋》故事背后深遠‘孤憤’情結的深入解讀和精準把握，是英語世界《聊齋》闡釋與研究走向深入的標志”［13］106。國內譯者楊憲益和戴乃迭合譯本位居谷歌引用量第四，可見其譯本的學術價值和傳播廣度比其他國內譯者更勝一籌。

（五）世界圖書館館藏統計分析

在世界圖書館館藏中搜索各英譯本的總館藏量，并突出主要英語國家和中國的館藏數據。海外圖書借閱者更易接觸到館藏量較高的譯本，因此，館藏數據也是研究譯本海外傳播的重要參考維度。在WorldCat 中搜索譯者和譯本書名，將“篩選依據”設定為“此版本”進行數據搜集。各譯本的數據由其初版、再版重印本（包括電子版本）相加而得。

從總館藏量而言，翟理斯譯本擁有最高館藏量750（表5），約占所有英譯本館藏數據的27.23%，推測該譯本借閱量大、受認可度高。在翟理斯《聊齋志異》譯本序言中，他聲明自己的譯文為那些對中國知之甚少的西方讀者所譯，不僅僅是學習中文的學生?！半m然20 世紀后一些翻譯理論家對翟理斯的翻譯策略頗有微辭，但翟理斯譯本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譯本?！保?4］83－84閔福德譯本次之，總館藏量為326，占比約11.84%。值得欣慰的是，總館藏量排名前5 的譯本中，有兩本分別為澳籍華裔鄺如絲和中國譯者楊憲益及其英國籍夫人戴乃迭所譯。這兩本華人譯本的廣泛傳播離不開譯者雙語翻譯素養的加持。

表5 《聊齋志異》譯本世界圖書館館藏國別統計（以總館藏量排序）

按國家館藏完整度和豐富度而言，美國位居榜首。除宋德利譯本在美國沒有館藏數據以外，其他18 個譯本均有數據，翟理斯譯本館藏量更是高達555本。然而，各譯本在中國的館藏數據卻屈指可數，由此可見中國各大城市的圖書館需增加各類型圖書的藏書量，以提高讀者的書籍接觸度。

除上述6 個具體國家外，WorldCat 上還檢索到丹麥、西班牙、馬來西亞等亞歐國家的館藏數據，納米比亞、哥倫比亞等個別非洲和南美洲國家也有少量數據呈現。由此可見，《聊齋志異》的英譯本將這部典籍帶到六大洲。

結論

運用統計學方法與描述性方法，本研究借助互聯網技術與各大學術網站搜索引擎發現：共搜集到《聊齋志異》英譯本19 本，其中翟理斯譯本的再版重印量、JSTOR 學者書評量、谷歌學術引用量以及總館藏量最高，閔福德譯本的好易讀讀者評論量最高。閔福德譯本等6 本譯本的好易讀讀者評分量綜合呈現為1931。從國家館藏量看，美國館藏量最大，所藏譯本最全?？傮w而言，翟理斯和閔福德兩位漢學家的譯本在英語世界傳播最廣；國內譯者中，除了楊憲益和戴乃迭合譯本，其余譯者的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力度不夠大。對于本國的文化輸出，不能一味指望屈指可數的漢學家們，國內《聊齋志異》的譯者應當加強自身的譯者修養，國內著名出版社也應當考慮與國外出版社合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貢獻力量。值得欣慰的是，不論如何，這些英譯本已讓眾多國外讀者感受到中國志怪文言小說的魅力所在，逐漸激發其對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典籍的興趣，這對中國文化“走出去”及中國思維的傳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