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推廣針灸療法歷史探析與思考(1950—1966年)*

肖 雄

廣州中醫藥大學(廣州,510006)

新中國成立后,廣州市政府及衛生部門響應國家號召,領導本市開展針灸推廣工作,至1966年前,基本實現了針灸在廣州自上而下、大范圍、深層次的普及,成為新中國初期大型城市普及中醫療法、建設基層中醫藥事業的典范,也為改革開放后針灸在廣州的繁榮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疾?950—1966年廣州市推廣針灸的主要史實,總結大型城市推廣中醫適宜技術的“廣州經驗”,有助于指導當下廣州市基層中醫藥建設科學開展。

結合黨史、國史的重大事件和分期主線,廣州市針灸推廣可分為初步嘗試、全面推廣和曲折發展3個主要階段。

初步嘗試階段

1950—1953年是國家需求下的初步嘗試階段。新中國開展針灸推廣有特殊的時代背景。新中國成立初期,衛生資源匱乏,中、西醫比例失調、分布不均,加上歷史原因造成“中、西醫間,西醫之間形成了派系分歧,互相傾軋”[1]。如何充分調動中醫資源并在短時間內訓練足量適于國情需要的衛生專業人員,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1950年,首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提出“團結中西醫”方針,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中醫工作的基調。與此同時,時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婦幼衛生局副局長朱璉在北京開展了小范圍的針灸診療與研究,取得一定成效[2]。1951年2月至3月,《人民日報》連載針灸相關文章,呼吁應“迅速地把它(針灸)廣泛地推行于廣大城市和農村”[3],吹響了在全國推廣針灸的號角。半年之后,全國首家專事針灸推廣和科學研究的機構——針灸實驗所正式成立,朱璉擔任所長。在1951—1952年間,先后在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和西康省(現川西及西藏東部)培訓人員并推廣針灸,積累了初步經驗,證明可通過短期訓練使中、西醫務人員掌握針灸療法,成為技術推廣的骨干。

中南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設立的大行政區,管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六省區。除區政府所在地武漢市外,廣州市是中南區的另一中心城市。為響應中央推廣針灸的號召,1952年12月,中南軍政委員會衛生部聯合針灸實驗所中南區工作小組在武漢市舉辦“中南針灸師資訓練班”(以下簡稱師資班),中南區六省二市選派了40名醫師參加。師資班以“理論學習+臨床實踐”為模式,至1953年4月底結業。學員在中南區衛生部和各省、市的統一分配下,到各地醫療機構開展針灸推廣與臨床診療工作[4]。中南衛生部秘書處副處長兼中醫科科長徐鑒泉提出,中南區針灸推廣要“特別著重武漢、廣州兩市從點的提高,各省從面的普及”[5]。

中南針灸師資訓練班為廣州推廣針灸培養了首批骨干,學員主要分配在廣東中醫院(后更名為廣東省中醫實驗院,今廣東省中醫院)和廣州市立人民醫院工作。廣東中醫院是廣州市最先響應政府推廣針灸指示的醫療機構,于1952年6月創辦針灸科,但當時條件簡陋、人力有限,只能半日開診,選擇部分病例治療[6]298。學員司徒鈴分配至針灸科后,帶領科室開展全日制診療,建立了門診預約制,并設有7張病床。半年時間內,針灸科接診患者3 197人次[7]。1953年6月,傅禺民和何友良被分配至廣州市立人民醫院,兩人設立針灸治療室推廣針灸,治療有效率達84.5%[8]。此后,廣東省人民醫院、廣東省干部療養院也效仿推行針灸療法。與此同時,廣州市開始培訓針灸人員。廣東中醫院是廣東省最早的針灸臨床教學基地[6]298,先后接受了中南衛生部委派的針灸臨床教學和廣東省衛生學校醫士班新增的針灸課教學,并協助指導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學員針灸實習[9]。實習結業的學員被派往湛江市和清遠、英德、惠陽、寶安等縣人民醫院或衛生院繼續推廣針灸[7]。這樣一來,初步形成了短期培訓、定向分配、逐級推廣的推廣模式。

這一階段,廣州市針灸推廣工作雖有初步開展,但社會上普遍存在排斥中醫的思想和做法,衛生系統的部分領導對“團結中西醫”的認識存在偏差,一定程度上干擾了針灸推廣的順利進行。如勞煜槐1952年被派到中南針灸師資訓練班學習,回醫院推行針灸卻受到歧視和排斥[10]。

全面推廣階段

1954—1960年是政策調整后的全面推廣階段。1953年6月,中南區第一次中醫代表會議召開后,中醫的生存困境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經過調查研究,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中醫問題臨時工作組遞交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要求衛生部門“積極發揮中醫的力量和作用”,新的中醫政策形成[11]。1955年4月,廣東省第一屆中醫代表大會在廣州市召開,傳達中央關于新的中醫政策的指示;同時,省衛生廳成立中醫科。1955年10月,省內開展對歧視、排斥中醫錯誤思想的批判。中醫政策的調整為針灸推廣提供了政治保障。這一階段,廣州市針灸推廣在以下幾方面表現突出。

1.組織領導

1954年,中南行政區撤銷,廣州市針灸推廣由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及相關衛生部門負責。在新的中醫政策綱領下,省內組建了負責中醫工作的行政機構,廣州市針灸推廣有了統一領導,此前部分醫院歧視、排斥針灸的情況得到糾正[10]。為組織開展針灸推廣,廣東省、廣州市針對醫護人員、農村“三員”(保健員、接生員、衛生員)、普通干部群眾等群體分別制定了相應的學習任務,并要求各地每年總結上報,討論調整來年計劃?！按筌S進”時期,政府進一步加強對針灸推廣的管理,如廣東省衛生廳制定中醫工作“十大措施”,其中之一為“開展普及針灸運動”,要求1959年國慶前全省縣級以上的醫務人員要百分之百學會針灸技術,群眾學習簡易針灸[12]。

2.人員培養

針灸推廣的首要任務是培養足夠數量的工作骨干。自1954年始,“西醫學習中醫”運動在全國開展。廣州市借鑒此前“理論學習+臨床實踐”的短期速成模式,結合“西醫學習中醫”運動需要,舉辦了大量西醫學習針灸短期訓練班,教授針灸知識、操作方法和常見病治療。廣州市多家醫院也組織了院內針灸學習班[13]?！按筌S進”時期,廣州市掀起學習針灸的群眾性運動:廣州市衛生局多次舉辦針灸訓練班,中華醫學會廣州分會和廣州中醫學院聯合舉辦中醫業余大學和針灸治療學習班,均面向市屬各醫院西醫、護士及相關醫務人員[14];人民公社也培訓“三員”和普通群眾學習簡易針灸。此外,廣州市開始培養高級針灸人才。1956年9月,廣州中醫學院成立,開啟針灸本科教學并舉辦首屆針灸師資班;1959年,廣州等36個市、縣選送50名中醫師前往南京中醫學院針灸師資班學習[15],這些骨干學成后承擔起了推廣針灸的任務。

3.臨床推廣

乘著“西醫學習中醫”的東風,針灸在廣州市、專區醫院以及醫學院全面推廣,形成應用熱潮。針灸治療范圍也由慢性病擴展到臨床各科。如廣東省、市人民醫院用針灸治療神經痛、慢性胃炎、月經不調、風濕病等[16];廣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用針灸治療急腹痛、支氣管哮喘、痛經、失眠等;廣東省工人療養院用針灸治療神經衰弱、胃及十二指腸潰瘍、風濕性關節炎、高血壓等[14]。不僅如此,針灸還被推廣于多種疑難雜病的治療。如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一、第二醫院等多家醫院的外科,應用針灸治療急性闌尾炎[17];廣州市第三人民醫院采用針灸治療產后子宮收縮痛,廣州市兒童醫院用針刺法治療傳染性肝炎[18];等。1959年,廣東省人民醫院最先在省內應用針刺麻醉進行扁桃腺手術獲得成功。此后,又運用針刺麻醉開展無痛分娩和甲狀腺手術[19]。

4.技術革新

針灸推廣的工作需要和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激發了從業者的積極性和能動性,涌現出司徒鈴、歐陽勛、陳全新、梁慶臨等一批針灸家,推動了技術革新。如陳全新發明無痛進針法,梁慶臨發掘和改進了針挑療法。醫療機構普遍開展電針、耳針、梅花針等新式針灸的臨床觀察。隨著“大躍進”的到來,針灸“技術革命”及相關研究愈發繁多,以廣州中醫學院和廣東省人民醫院為其中翹楚。1956—1959年間,廣州中醫學院開展了以經絡在臨床的應用規律,子午流注法測知十二經絡,針刺內關、神門對血壓、脈搏的影響,針灸治療小兒麻痹后遺癥,針灸治療瘧疾等為主題的研究。廣東省人民醫院在院內手術中廣泛應用針刺技術治療喉反神經麻痹引起失聲及吞咽困難、子宮脫垂等疑難病癥。這些科研成果作為廣東省針灸技術革新的代表,參加了1959年全國中醫經絡針灸學術座談會、展覽會,引起了業內的關注[19]。1960年,廣州中西醫結合科學研究工作會議進一步要求各醫療、科研單位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針灸作用機制及經絡實質[20]。

曲折發展階段

1961—1966年是政治影響下的曲折發展階段。有數據顯示,到1960年底,廣州市80%以上的醫務人員都學習了針灸,其中相當一部分能夠運用針灸治療常見疾病,縣和公社的部分接生員、保健員也學會了簡單針灸[21]。但受“大躍進”影響,針灸推廣也呈現出非理性一面。1961年國家頒布“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期,醫藥衛生也進入反思和調整階段。廣東省、廣州市先后召開會議總結“大躍進”針灸推廣的得失經驗,認為普遍存在形式主義、浮夸風等問題,要求調整工作做法。上世紀60年代開始,我國將發展農業放在國民經濟和國家建設的首要地位。為響應國家“支援農業”的號召,衛生工作的重點也發生轉變。

這一階段,廣州市主要面向農村推廣針灸。1961年春,廣州中醫學院下鄉的師生組成廣東省下鄉醫療隊,先后分批深入多個縣、市開展健康普查和疾病防治,教授基層衛生人員針灸、推拿等方法,支援春耕生產[22]。1965年11月,廣東省衛生廳召開農村中醫教育工作會議,衛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參加會議并指出,應面向農村“積極推廣針灸、推拿、土方、草藥等不花錢或少花錢的方法給農民治病”。會議將“大力普及和推廣針灸、土方土法”寫進《針灸、草藥民間治療試行方案(草稿)》(以下簡稱《草案》),要求“所有醫藥衛生技術人員,特別是縣以上醫療隊的成員都要掌握這個基本技術”[23]。這些意見實際體現了中央對農村衛生工作的態度。同年6月,毛澤東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24],影響了未來十數年中國的衛生建設導向。廣州市政府及衛生部門根據毛澤東指示和省廳《草案》,整理本市針灸推廣經驗,編制面向農村地區的針灸治療常見病具體方案,并組織針灸醫療隊深入農村開展巡回醫療工作。

1966年后的“文革”時期,中醫事業收縮,廣州城區內的針灸推廣轉為針刺麻醉研究,由于療效不穩定,后期局限于條件較好的大醫院使用,并以理論研究為主[6]281。在農村地區,針灸主要由赤腳醫生使用和傳播。針灸是赤腳醫生的醫療手段之一,但因缺乏科學管理與統一規范,實際效用難以確考。

歷史經驗與思考

1950—1966年廣州市針灸推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型城市推廣醫療技術成功的典范,加強了本市中醫藥事業建設與基層醫療力量,緩解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醫療資源緊張的局面,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同時也對全省針灸工作起到示范效應與積極影響,彰顯出廣州市“領頭羊”的表率作用。長達17年的推廣工作,為改革開放后針灸在廣州的繁榮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2020年,廣州市中醫藥大會提出加快中醫藥強市建設,要求強化政府組織與制度保障,加強基層中醫藥人才隊伍建設,形成“強基層、建高地、登高峰”,構建“頂天立地”的醫療衛生大格局[25]?？偨Y歷史經驗,有助于指導當下廣州市基層中醫藥建設科學開展。

一要強化政府主導,統一思想認識,做好頂層設計,提升政治保障。據近年對廣州市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抽樣調查發現,以針灸為代表的中醫適宜技術在基層應用的比例有待提高,社區居民和醫務人員認為目前政府對中醫藥適宜技術推廣缺乏有效支持和政策引導[26]。從廣州市推廣針灸的歷史可以看出,黨和政府對針灸推廣的重視和支持,是推廣成功的首要關鍵。因此,有必要強化政府對中醫藥工作的領導,統一思想認識,做好頂層設計和政策保障,各級部門協同配合,因地制宜制定相關政策文件、方案條例,實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基層中醫藥建設,保障相關工作順利落實。

二要重視醫學研究與推廣普及相結合,提高針灸療法的科學性、有效性與普適性。目前,針灸療法和推拿療法、中醫外治法、中醫內服法及中藥炮制適宜技術統稱為“中醫適宜技術”,具有簡便廉驗的特點。自本世紀初以來,適宜技術推廣工作已在全國多次開展。但調查顯示,普通群眾對針灸的知曉率仍然不足,部分人對針灸療法的有效性、安全性持懷疑態度,甚者拒絕針灸治療[27]。廣州市推廣針灸期間,針灸療法得到較大發展與提高,如陳全新的無痛進針法即為后來的嶺南“飛針”,有進針快、痛感小、手法輕、得氣快等臨床優點;其他技術革新成果也提升了針灸的有效性與普適性。因此,針灸作為一門醫學,大力普及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應發揮臨床工作者和科研學者的合力,不斷改進針灸的操作技術,結合現代成果進行科學研究,提高針灸療法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同時也將有助于提升其在群眾中的接受度。

三要培養專業人才,促進人才和技術下沉基層,實現醫療隊伍持續穩定補充。目前中醫藥人才培養普遍存在周期較長、規模有限的問題,加上基層地區待遇偏低、職業前途有限,導致中醫隊伍缺乏持續穩定的人員補充,適宜技術推廣缺乏執行主體[28]。從廣州市推廣針灸的歷史可以看出,培養大批具備專業知識的骨干人才是技術推廣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理論學習+臨床實踐”短期速成培訓模式,節約了基層人才培養成本,符合當時的國情需要。當下開展中醫適宜技術推廣和基層中醫藥事業建設,應重視基層中醫藥人才培養,制定科學合理的培養方案和可持續的人才發展職業路徑,提升基層醫務工作者專業性與職業獲得感?？山梃b短期培訓模式,適當縮短培養周期;借鑒層層推廣、定向輸送的方式,實現醫療隊伍持續穩定的補充。同時加大財政投入,幫助基層留住人才。

四要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化被動接受為主動采用。調查顯示,當下廣州市居民對中醫適宜技術認知不足,多為被動接受,主動性有待增強[28]。針灸推廣的主要對象是廣大民眾,初衷是保障人民健康。在推廣過程中曾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強化了針灸在群眾間的信賴與認同。當下,政治運動的形式已不再適用于衛生技術推廣,但可通過媒體輿論和社會宣傳進行引導、教育,提升群眾參與的積極主動性,尤其是青年人群和外來人群對中醫適宜技術的認知和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