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性智治：市域警務治理的現代化路徑

黃濟深，譚羚雁

（中國刑事警察學院，遼寧 沈陽 110854）

隨著我國社會步入數字化轉型期，市域警務治理亦朝著數據化、智能化與精準化的方向改革與發展。如何更好地運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網絡技術賦能市域警務治理，探索契合當前市域警務發展現狀的治理范式與進路已經成為公安學界需要思考的重要時代命題。當前，基于整體性治理理念的數字智治改革蔚然成風，其在數據共通共享、風險動態感知、部門資源整合、體制機制創新及流程合理高效等方面有不可比擬的獨特優勢，對推動市域警務治理向智能、精準、高效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一、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城市化的不斷提升，市域層級的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急劇增加，城市治理已經成為具體落實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選擇。如何進一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韌性城市建設，增強城市社會的風險控制能力，并通過市域社會治理結構和機制的改進強化治理能力[1]，最終實現城市治理的現代化轉型，日益成為理論學界和實踐領域的熱議話題。作為對城市社會治理結構的創新優化與調整，市域社會治理既能系統地統籌各方資源，又能有效應對治理活動過程中出現的常態化與非常態化狀況[2]。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改革發展不僅正當其時，也勢在必行。

在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的總體目標要求下，市域警務治理作為市域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一環，其發展成效不僅關乎城市社會的平穩安全有序，還直接決定良好的市域社會治理局面能否形成。因此，市域警務治理隨著市域社會治理這一重要時代命題的提出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市域警務治理的現代化也成為踐行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建設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當前的市域警務治理應當與國家治理以及市域治理的總體格局同頻同振，以實現自身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為目標指引，對原有事關公共安全和治安秩序的一系列體制和機制進行系統性重塑，從而有效地履行好治安行政與刑事司法職能[3]。具體而言，市域警務治理的核心之義就在于以市域社會治理為宏觀政策指引，以構建多元治理網絡、推動智慧警務建設等治理手段和方式為依托，對城市場域內有關公共安全的各類矛盾與風險進行從源頭至末梢的全流程處理，從而更好地助推城市現代化發展與建設。加強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的理論研究，對實現城市總體穩定運行與高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的發展困境

步入新發展階段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直接催動我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持續提升，具體表現在兩個向度：一是在城市數量上，大型城市與超大城市數量呈增長態勢；二是在城市規模上，治理范圍與管轄區域逐步擴大，城鎮一體化特征顯著。市域警務治理在此進程中也有巨大的變革與創新，如管理體制逐步優化、治理效能顯著增強等。雖然當前的市域警務治理活動初具規模，但城市系統的復雜性與發展的迅猛性也為市域警務治理帶來諸多風險與挑戰，如持續增長的人口數量所帶來的管理要素激增、群眾服務需求總量較大、治安隱患與風險識別能力有限等[4]。這無疑對市域警務治理模式改革以及現代化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了極大挑戰。

（一）警務治理能力有限，無法統籌協調龐大的城市治理要素

城市治理要素主要包括人口、車輛、建筑設施及新興產業與行業等，新態勢下城市化進程給市域警務治理帶來的主要風險就是治理要素數量呈現出持續上漲之勢。此外，各個要素也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縱橫交錯，且易形成風險的集聚效應。而在縱向治理層級之中，城市處于承上啟下的位置，直接導致越來越多的治理要素聚集于市域層級，這就對市域公安機關的戰略規劃、執法勤務和保障監督等警務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面對日益龐雜的治理要素，市域公安機關雖進行了一定的組織變革，但因其在治理能力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導致無法對城市要素進行系統的統籌協調，可能會出現警務運行機制不夠流暢、警務智能化程度不高、對要素背后的風險察覺不夠靈敏、對非傳統警情與新型犯罪處置不夠得當等弊病。

（二）警務治理模式遲緩，無法適應飛速變動的城市治理場景

城市治理場景主要指由時間、地點等特定場景元素以及政府、公眾及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和行為所構成的具體畫面或特定過程。信息技術的迭代升級直接推動城市治理場景飛速變動，以網約車、共享電動車、移動支付工具、電商直播等為代表的新興生活場景與方式層出不窮，一方面推動了城市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系列市域警務治理的新難點和痛點。面對這些新興的城市治理場景，市域公安機關仍然按照以往傳統的警務治理模式開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會暴露出信息手段應用范圍有限、情報收集質量不高、主動型警務模式建立尚未完善、警務體系運行缺乏問題導向等問題，致使警務模式發展相對遲緩。其引發的結果就是警務治理模式的變革程度落后于城市治理場景的高速變化，最終對良好市域社會治理局面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三）警務治理體制僵化，無法解決高度跨界的城市治理問題

城市化進程的持續加速使市域警務治理問題愈發復雜，逐步呈現出“三跨”特征——跨職能部門、跨管轄區域和跨上下層級。雖然市域公安機關的警務治理體制進行了一定的調整，但仍然存在僵化等問題，對有效應對復雜的市域警務治理問題會產生一定的阻礙，具體表現為：一是當前的體制本質上仍然是以科層制為基礎，由縱橫兩個維度共同構成一個指揮系統。在數據化背景下，這種傳統體制暴露出來的問題是職能部門之間缺乏信息傳遞的媒介和統籌協調的中樞，從而導致部門職責交叉、職能分散、責任推諉，在應對具有高度跨界性特征的治理問題時會顯得力不從心，最終使警務治理出現盲區。二是在現行警務治理體制框架下，“行政包干制”這一現象仍然存在，具體來講就是上級公安機關將治理任務和責任以“發包”的形式傳遞到下級公安機關，而下級公安機關自身的治理能力較弱、可調動的治理資源較少，直接導致其出現職責任務與能力失去平衡的組織情境[5]，最終將影響治理的效能。

三、整體性智治：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路徑的一種思路

市域警務治理雖初具成效，但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嚴重阻礙其自身治理效能的提升。因此，在頂層設計上，需要轉變新的治理思維，構建新的治理范式。整體性智治作為整體性治理理論與新發展階段下信息技術變革相耦合的治理模式，能夠以韌性、敏捷與智慧的治理優勢解決掣肘當前市域警務治理發展的問題與弊病，并有效助推市域警務治理的現代化發展。

（一）整體性智治的概念內涵與基本特征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效率悖論”①“效率悖論”是指在傳統科層體制中，專業化分工雖然實現了組織結構的有序化，但會導致部門擴張以及交叉重疊，出現溝通障礙和協調困難，從而降低組織整體效率。、“責任悖論”②“責任悖論”是指在傳統科層體制中，通過建立問責機制為責任人提供動力與壓力，進而保障組織目標的實現。然而在實踐中，由于不當激勵，問責不但沒能促使組織任務有效完成，反倒催生大量的避責行為。和“封閉與刻板”③“封閉”是指在傳統科層制體系中，組織缺乏與外界的溝通交流，表現出明顯的封閉特征?！翱贪濉笔侵競鹘y科層體制在運行過程中，行政人員往往死板地執行行政命令，缺乏自主決策權，表現出死板、低效以及嚴重缺乏組織活力等特征。等傳統科層制管理體系的弊病逐步暴露，治理活動出現明顯的碎片化④“碎片化”原意是指完整的事物破成若干零片或碎塊。本文是將“碎片化”一詞置于公共管理的范疇之中，其內涵是各行政部門的功能、權力與資源等方面不但在數量特征上表現為大量的碎片，而且功能上也存在彼此交叉重疊的現象。此外，在實現組織行政目標的過程中也缺乏協同。特征。而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新興智能技術大大降低了部門內部以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協同聯動成本，使得治理體系逐步向整體化方向發展，形成一個內部構成要素緊密聯系的整體，有效地解決碎片化治理的難題[6]。此種既體現出整體性（破解碎片化治理難題），又具有智慧性（新興智能技術廣泛應用）的新興治理范式，學界稱其為“整體性智治”。具體來說，整體性智治的核心內涵是：將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一代的信息技術深度嵌入到政府的治理體系與制度結構中，從而促進智治與傳統治理深度融合，實現數據共通共享、流程再造優化、主動精準處置等預期治理效果。依托于整體治理與智慧治理的深度耦合[7]，整體性智治已然成為市域警務治理的新思路與新方向（見圖1）。

圖1 整體性智治的產生機理和概念內涵示意圖

整體性智治的基本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整體性，即通過協同、聯動等機制設計，整合各類治理資源以及要素，打破治理過程中人為設置或自然存在的界限與壁壘，重點解決治理活動的碎片化頑疾；二是智慧性，通過治理過程中的技術嵌套，實現對城市問題的精準識別感知，并運用模型與算法提出有效處置對策與解決方案，從而實現治理活動的智慧化與智能化；三是全周期性，作為一個不斷動態調適、形成周期性的治理循環，整體性智治應當構建“風險預警—問題研判—資源整合—問題處置—復盤優化”等各個環節之間組成的閉環管理系統，實現從源頭到末梢的全過程治理，提高治理效能，促進善治局面的形成。

（二）整體性智治框架下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選擇

在當前的市域警務治理活動過程中，出現了如警務治理能力不足、警務治理模式滯后以及警務治理體制僵化等弊病與困境。而這些都歸咎于以往如人力密集、粗放投入、被動應對、部門掣肘和經驗決策等傳統治理模式的阻礙。對此，整體性智治作為一種新興治理范式，將有效解決因傳統治理模式所帶來的治理矛盾、困境與難題，并最大限度避地免治理資源的浪費。在整體性智治的理論嵌入與指導下，市域警務治理應從以下五個維度轉變傳統治理模式，實現治理目標的優化（見圖2）。

圖2 整體性智治框架下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選擇示意圖

1.從人力密集轉變為智能治理

人力密集型警務治理模式依靠的是投入大量警力，而非借助新興的智能警務技術裝備與設施開展偵查辦案、治安秩序管理等警務工作。這種傳統的依靠人力投入的警務治理模式忽視了新一代智能技術的關鍵作用，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治理活動粗放且收效甚微。在整體性智治的框架下，市域警務治理向“智能治理”轉型，即推進智能技術與市域警務治理場景深度耦合，重視機器智能與社會智能的交互整合及互相賦能。在智能治理的目標指引下，市域警務治理活動將借助統一的公安云計算平臺與數據中心，為各類型公安信息化系統資源創造統一、高效、精細、安全的運算環境[8]，最終可以有效解決部門之間信息交流不暢等問題，同時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人海戰術”以及警力資源的浪費，從而實現市域警務治理的智能化轉型，形成良好的市域社會智治局面。

2.從粗放投入轉變為精細治理

作為城市治理的高級階段，城市精細化治理是實現城市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市域警務治理過程中仍存在不做系統規劃、一味地投入新興裝備與設施卻缺乏精細管理的問題，直接導致警務科技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資源被大量浪費?；谡w性智治的理論框架，市域公安機關應當大力推進警務治理精細化，促進市域警務精細治理局面的形成。精細治理的關鍵作用就在于：一是能夠實現各類智能警務裝備與設施的系統、高效管理，可以與當前的市域警務治理發展需求相互協調與匹配；二是能夠對公眾需求進行精細分析與研判，做到“精準定位發生區域、精準定位問題類型、精準定位主管部門”，保證群眾訴求得到及時且準確的回應。市域警務治理的精細化轉型，將有效解決城市治理過程中易出現的盲目與粗放問題，保障資源分配的合理、精準與細化，助推城市現代化發展。

3.從被動應對轉變為主動治理

“被問題牽著走”的被動應對方式廣泛存在于傳統的市域警務治理實踐活動過程中。比如，只注重打擊而完全忽視預防的突擊式與運動式治理、缺乏前期的預警研判工作等。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治理方式直接導致警務效率低下且嚴重缺乏問題和目標導向。整體性智治的重要理念就是要對問題與風險進行前瞻性的預警分析與研判，提升治理的先前預見性，實現被動向主動的轉變。主動治理，就是以數據整合與分析為基礎，對城市公共事務進行先行研判，以最低的行政成本取得最大化的治理效能。作為一個新的治理目標，主動治理驅動著市域警務治理者要有效地找準問題、發現聯系、探尋規律，并且能夠迅速地對犯罪進行先期處置，對群眾訴求做到“未訴先辦”。市域警務治理實現主動性與敏捷性發展的良好效果，能夠為城市穩步運行先行掃清治理障礙。

4.從部門掣肘轉變為協同治理

當前市域警務治理問題與難點呈現出高度的跨部門特征。面對日益復雜的治理難題，部門間進行協作與協調的成本極大，存在著互相掣肘推諉等問題。這種傳統治理方式的最大缺陷就是會導致大量行政資源被閑置與浪費、延誤最佳的警務戰機、不利于團結型組織文化的構建。在整體性智治理念的驅動下，協同治理強調市域公安機關各職能部門需摒棄過往的只顧部門利益、不顧整體效能的錯誤觀念，把各部門看成一個內部互相協同配合的整體，從傳統的碎片化思維轉變為整體性思維。明確各警種與部門間責任分配、完善部門聯動機制建設，能夠有效破除部門間人為設置的壁壘、減少部門協同協作成本、促使協同與協作效率大幅提高，最終實現由以往的部門單打獨斗、掣肘推諉向部門間高效、系統、智能化協同治理轉變。

5.從經驗決策轉變為科學治理

因治理理念滯后，市域公安機關的治理決策往往過度依賴工作經驗或個人主觀判斷。而市域警務治理的突出特點在于“變”，各類問題隨著城市的飛速發展表現出高度的變動性。傳統的經驗決策在應對此種瞬息萬變的市域警務治理形勢時，滯后、失靈和失效等特征都會顯現出來。實現治理活動的智慧化與科學化是整體性智治的重要精神內涵，當今的數字化時代更加強調治理活動不能僅憑少數人的經驗判斷，而要朝著科學治理目標邁進?？茖W治理的顯著功能就是將借助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智能信息技術和專家智庫團隊來重構市域警務的決策機制，使決策既依托于智能設備的分析，又依托于專家團隊的指導，做到人智與物智的統籌協調發展。警務治理決策的科學性與時效性的實現，能夠避免治理的隨機性與盲目性，最終有效推動市域警務形成科學治理的良好局面。

四、整體性智治下市域警務治理的現代化舉措

在整體性智治的框架下，市域警務治理應當朝智能治理、精細治理、主動治理、協同治理和科學治理五個維度的目標邁進，從而實現市域警務治理的現代化?；谏鲜鑫鍌€維度的目標，市域警務治理的領導者應當努力探尋相應的治理實踐路徑，加強整體性智治模式的構建，最終將實踐路徑與治理目標緊密相連，并有效推動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建設。

（一）建設統一的警務數據平臺，促進數據資源互通共享

驅動整體性智治模式高效運行的關鍵在于治理過程中的信息和數據，然而作為孤立存在的信息與數據自身無法轉化為市域警務治理的推動力。學界將信息與數據孤立存在的現象稱之為“數據煙囪”，其含義就是各部門的信息化建設往往都是“關起門來自搞一套”，再受制于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造成各部門的政務信息系統自成體系，好像一個個“煙囪”，并且“煙囪”之間也互不連通。此現象的產生是由技術、管理等多種因素導致。技術上的因素主要是缺乏統一的標準，導致大量數據因版本、格式等不統一而無法兼容[9]，工作人員重復上傳數據的現象時有發生。管理上的因素主要包括部門之間由于風險或部門利益的考量而不愿進行數據共享。對此，市域公安機關應當建設統一的警務綜合數據平臺，使原本孤立的數據“活起來”是實現市域警務整體性智治的必要舉措。具體來講，就是要建立高效的數據平臺與數據索引庫，實現偵查辦案部門、綜合管理部門、警務保障部門等市域公安機關內部多警種的信息連通[10]，并通過公安內部網絡與外部網絡的融合，加速推進數據的互聯互享。此外，在整合數據資源和建設平臺的過程中，各部門應當摒棄以往互相設置障礙與壁壘的錯誤思想與做法，加強部門間的信息與數據共享機制建設，并對數據的格式、系統的版本等內容進行統一標準化。以浙江紹興為例，紹興市作為全國首批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城市，搶抓數字變革機遇，全面構建數據驅動、情指行一體化牽引的現代化警務治理體系，開拓出一條全新的“整體智治”之路。自2022 年以來，紹興市公安機關按照“泛感知—一中心—一平臺—N 應用”①“泛感知”是指廣泛感知城市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公共安全風險；“一中心”是指警務綜合大數據中心；“一平臺”是指情指勤輿合成作戰平臺；“N 應用”是指支持紹興公安機關警務機制運行的各類智慧應用集群。的構建思路，構建全新的情指行合成作戰體系，全量對接全市25 萬路物聯感知前端，建立與省公安廳“浙警智治”的數據通道，實時匯聚各類警務數據，形成全市統籌利用的警務大數據資源服務體系。

（二）構建縱橫雙向運行體系，提高警務聯勤聯動能力

整體性智治模式的構建不僅在于“智慧”——智能信息化的實現，更在于“整體”——打破碎片化體制的桎梏。沒有整體性體制作為制度上的保障，智能信息化建設將缺乏施展空間。因此，應當加快構建公安機關縱向與橫向的高效運行體系，推進整體性體制的建立，進而大幅度提高警務聯勤與聯動能力。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區分局近年來對原有的警務運行體系開展變革，取得了顯著成果。橫向上，以大情報全面主導警務戰略下的情指行一體化總機制為牽引，歸并整合成新的“八個大部門”（情報指揮部、處突安保部、防控指揮部、犯罪偵查部、執法管理部、隊伍保障部、政務服務部、護航發展部），部門間協作能力顯著增強；縱向上，構建由“合成作戰中心作為‘主腦’—大部研判分中心作為‘副腦’—派出所‘兩隊一室’模式作為‘小腦’”組成的縱向運行體系，實現縱向層級間信息、數據的快速傳遞與交流，提高快速反應能力。

針對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區分局的先進示范做法，不難分析出其中的運作機理和規律?？v向上，通過減少不必要的中間層級，構建扁平化的聯動運行體系，加速推進縱向結構整體化：在市一級借助數據與信息警務技術打造作為頂層指揮系統的“智慧警務大腦”，并深度聚焦治理活動的最底層，挖掘信息資源，理清治理痛點與難點；在派出所與警務室這兩個層級踐行精細化治理理念，打造基層警務治理“微平臺”，對社區居民的訴求進行系統化收集整合并及時反饋給上級部門。由此實現信息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融會貫通，最終有效解決因層級過多而導致的效率低下等問題。橫向上，應著手解決部門林立以及職責交叉重復等問題，持續推進各職能部門以及各警種的大部制改革。針對市域警務活動中易出現的新型復雜犯罪以及社會治安風險，逐步嘗試將傳統的刑偵、經偵、禁毒等部門警種整合成“犯罪綜合打擊中心”，將傳統的內保、治安、社區警務等部門警種整合成“社會治安防控中心”，實現部門信息的聯通與整合，有效提高快速反應與作戰能力。

（三）重構市域警務治理流程，形成高效閉環的管理體系

流程再造理論興起于20 世紀90 年代，主要應用于企業管理活動中。該理論強調重新且徹底地分析與設計企業程序，促使企業變革并提高企業績效，實現成本、品質、對外服務和時效上的重大改進。對于市域警務治理而言，面對體量龐大且復雜的城市治理問題，其自身的治理流程也需要再造重構，使治理過程中的各項環節緊密銜接，避免走向碎片化與零散化。具體來說，市域公安機關首先應當建立人工排查與線上預警等多渠道的發現機制，主動識別各類公共安全問題與風險，全面收集民意訴求；其次，針對各類問題與訴求，警務數據平臺應迅速進行系統化與可視化分析，確定該問題或訴求是由獨立部門負責還是由多部門聯合處置；最后，及時將處置結果反饋給上級部門，并據此作為績效考核的評價標準。緊緊圍繞整體性智治理念，“前端線上線下多渠道發現—線上線下協同處置—將處理結果反饋給上級—事后總結并考核監督”的高效率閉環管理流程與體系，在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中能夠做到信息貫通與指揮流暢，保障城市發展的穩定運行。以滁州市公安局為例，2021 年以來，滁州市公安局堅持問題導向，始終著眼于警務效能提升，加強警務工作創新，再造警務治理流程，推動警務要素與資源向實戰聚集。針對110 指令的警情、群眾直接報案的警情以及日常巡邏發現的警情，減少過去在接處警過程中各項煩瑣、緩慢的環節，由綜合指揮室的指揮人員通過可視化綜合指揮調度平臺，及時調度街面巡邏民警或就近社區民警，做到快速響應與處置。此外，社區民警將工作中發現的各類違法犯罪線索及時反饋給綜合指揮室，綜合指揮室經過快速分析，將任務與指令派送給相應的案件辦理部門，從而有效打通各警種的職責壁壘，實現警務治理流程的創新與再造。

（四）拓展多元警務治理主體，完善警務協同治理網絡

湖州市公安局在推進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遇到的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城區安置小區眾多，人口結構較為復雜，管理難度大。針對此項問題，若按照以往“全能警察”的思路開展工作，即民警大包大攬、單打獨斗式地開展工作，采取挨家挨戶走訪、蹲坑守候等傳統手段，將會使問題更加復雜，警務效能會不增反降。而基于整體性智治理論，治理的體系化不僅強調政府部門縱橫運行體制朝整體化邁進，更強調政府部門與其他社會治理力量形成治理共同體。所以，湖州市公安局以健全完善警務協同治理網絡為主思路，通過積極拓展可以依靠的多元治理力量，促進治理主體朝多元化方向發展，從而推動民眾和社會組織主動參與發現治理風險與解決治理難題。其具體做法：創新“數字警務+物聯自治”治理新模式，將轄區內物業項目進行串聯，通過智慧警務應用、“紅黃藍綠”四色監管與當地物業形成聯合聯治，成功化解了一系列矛盾。通過此實踐案例分析可以得知，以整體性智治為理念指引，編織起一套警務協同治理網絡對有效緩解一線民警壓力、促進多元治理局面的形成以及避免以往線狀管理體制造成的僵局具有重要意義。

（五）加強智能警務技術監管，降低警務治理技術負能

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催動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也促進市域警務治理提質增效。當前市域公安機關在公安戰略決策、打擊新型犯罪、治安風險態勢感知與防范等方面已實現初步的技術賦能。然而，在實現技術升級和賦能的同時，技術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技術負能。比如，“信息壁壘”現象時有發生、警務數據中存在著大量未清洗的數據垃圾、監管力度不足易導致數據權力濫用等。解決技術負能問題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對數據以及數據平臺的監督與管理。一方面，要對數據的性質、來源以及可靠性等內容進行必要的先行審查，及時篩出無效數據，并按照有效期限進行分類，避免數據垃圾的大量出現；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公安民警的監管，嚴格審批審查使用平臺的各項權限，避免出現濫用數據權力的行為。以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某分局的警務實踐為例，其先進示范做法大幅降低了技術負能。該局將區塊鏈技術分布式思維運用到執法辦案工作中，全面加強對執法辦案流程要素的監督管理，以新技術、新協議為牽引，對執法辦案部門、法制部門、執法辦案民警的權力、責任和利益進行重新分布再造，從而最大程度上避免民警濫用警務科技和數據權力的現象發生。因此，加強技術監管和規制技術濫用應當成為市域公安機關的關注焦點，保證整體性智治理論成功應用于市域警務治理活動，并最終實現市域警務治理現代化。

五、結語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這一重要時代命題的提出，直接催動著市域警務治理要尋求新的轉型、探索新的治理實踐路徑。在新一代信息與智能技術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整體性智治理論無疑能夠為市域警務治理提供新的思路與框架。作為整體性治理的高級形態，整體性智治將有效破解掣肘市域警務治理活動的碎片化難題，既可以推進整體化體制的構建，又能有效提升警務治理智能化與信息化水平，從而能夠最大程度上提高警務治理能力與效能，有效實現警務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轉型，促進和諧善治局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