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馬樓吳簡余力火種田及相關問題辨析

趙義鑫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余力火種田是“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出現的一類土地,關于余力火種田的性質問題,學界曾進行過討論。李卿先生認為余力火種田就是余力田,屬于官田[1]。蔣福亞先生則通過對“斛加五升”現象的考察,指出余力火種田與余力田、火種田的性質并不相同[2]。胡平生先生認為余力火種田是區別于“二年常限”田的土地[3]34-50。王子今先生認為余力火種田中的“余力”指的是“余夫”,“火種”與“伙種”同義[4]114-118。陳榮杰先生則將其定義為由專人管理的、“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又斛加五升的田地”[5]57。王承乾先生也認同這一觀點,并認為余力火種田“是余力田和火種田在形式和意義上的復合”[6]26-27。凌文超先生認為火種田是缺乏水利灌溉的田,與“溉田”相對,余力火種田則是火種田中的余力田[7]18-42。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余力火種田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以下幾方面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第一,關于余力火種田的性質問題,目前還存有爭議。第二,余力火種田中出現“斛加五升”現象的原因還尚未解決。第三,余力火種田與余力田、火種田之間的關系還有待申說?；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余力火種田的土地質量、個體耕種量和分布狀況為線索,來界定余力火種田的性質,辨析它與火種田、余力田之間的關系,并嘗試解釋出現“斛加五升”現象的原因。

一、余力火種田的性質

余力火種田只在嘉禾四年的“吏民田家莂”中出現過,共有7次記錄,其內容如下:

1.湛上丘男子區懷(?),佃田十五處,合八十六畝。其十一畝二年常限。其七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四畝,畝收米一斛二斗,合四斛八斗。畝收布二尺。其七十五畝余力火種田。其廿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五十五畝,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斛加五升,合廿六斛三斗一升三合。畝收布二尺。凡為米卅一斛一斗一升三合。其四斛八斗稅米,四年十二月八日付倉吏鄭黑畢。其廿六斛三斗一升三合租米,四年十月廿日付倉吏鄭黑畢。凡為布三匹一丈三尺八寸,準入米六斛六斗九升,四年十二月九日付倉吏鄭黑畢。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凡為錢五千一百卅九錢,準入米三斛二斗,四年十二月一日付倉吏鄭黑畢。嘉禾五年三月六日,主者史趙野、張惕、陳通校。(四·三九一)[8]121

其它記載余力火種田的莂券還有“四·三二”“四·二一三”“四·三五一”“四·四六三”“四·五八七”“四·六二〇”。通過簡1中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余力火種田的稅率較低,每畝“熟田”征收糧米0.456斛,并且“斛加五升”。這一稅率要低于“二年常限”田的每畝糧米1.2斛,具有優惠性質。除稅率外,簡1中還提供了另外兩項信息:第一,“湛上丘男子區懷”一句指明了余力火種田的分布地點、耕種者及其身份。第二,“其七十五畝余力火種田。其廿畝旱……定收五十五畝”說明了余力火種田的總量、“熟田”數量和“旱田”數量三項數據。孫吳時期臨湘官府在征收租稅時會先將土地區分為“熟田”和“旱田”兩種情況,然后分別征收相應的租稅?！笆焯铩笔怯惺粘傻耐恋?土質好、產量高;“旱田”是受旱災而沒有收成的土地,土質較差(40)關于“熟田”“旱田”的性質,學界曾有過激烈爭論,以蔣福亞先生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熟田”是有收成的土地,“旱田”是受旱災而絕產的土地;以臧知非先生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熟田”是官府規定的優質田,“旱田”則是劣質田。相關學術史參見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詞語匯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117、284-285頁。本文采用蔣福亞先生的觀點。。所以,居民所耕種的土地中,“熟田”所占比率越高,就代表其土地質量越好。根據以上兩項信息,我們對嘉禾四年7份莂券中余力火種田的土地質量和分布狀況進行了統計,其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嘉禾四年余力火種田“熟田”率、分布狀況表

通過表1中所統計的7位居民的余力火種田數據可以看出,在土地質量方面,余力火種田的“熟田”率比較高。表1中除了“四·三五一”和“四·六二〇”號莂券所示的余力火種田全部為“旱田”外,其余5份莂券中余力火種田“熟田”率大多都在70%以上,甚至有超過85%的;而7人的平均“熟田”率也高達52.8%。蔣福亞先生曾計算過嘉禾四年“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的平均“熟田”率,分別是21.71%和43.86%[9]32。三者相比,余力火種田的“熟田”率是“二年常限”田“熟田”率的2倍多,也高于余力田的“熟田”率。這說明在嘉禾四年的各種類型土地中,余力火種田是土地質量最好的一類。

余力火種田的總數量雖然不多,但個體耕種量卻很大。表1中所見,民戶個體耕種余力火種田數量最多的在103畝,數量最少的也有35畝,人均耕種余力火種田數量為69.57畝。與其它類型土地相比,余力火種田的個體耕種量也存在明顯優勢。據蔣福亞先生統計,嘉禾四年余力田由69人耕種,總數量為2296畝[9]33。按照這一結果計算,當年余力田的個體耕種量應為33.28畝,比余力火種田少了近一倍?！岸瓿Ｏ蕖碧飻盗烤薮?但個體耕種量也低于余力火種田。以嘉禾四年耕作人數較多的下伍丘、小赤丘、中唫丘和石下丘四丘為例,下伍丘耕種“二年常限”田且數據清晰的共有23人,“二年常限”田總量為566畝,個體耕種“二年常限”田數量為24.61畝(41)“四·一三”號莂券中土地數量殘缺,根據其“旱田”繳納布九尺九寸來計算,土地數量應為“旱田”15畝。。小赤丘共有耕種者24人,“二年常限”田總數量為1070畝,個體耕種量為44.58畝。中唫丘共有耕種者18人,“二年常限”田總量為701畝,個體耕種量為38.94畝(42)“四·一一二”和“四·一三〇”號莂券中土地數量殘缺。。石下丘共有耕種者21人,“二年常限”田總量為793畝,個體耕種量為37.76畝(43)“四·二〇一”“四·二〇二”和“四·二〇八”號莂券所記土地為火種田,因此不計算在內。。由此可見,“二年常限”田的個體耕種量也普遍少于余力火種田,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余力火種田的分配方式比其他類型土地更為集中。

在以上7份莂券中,耕作地點明確的有5例,從中可以了解余力火種田的分布特征。嘉禾四年時余力火種田分別出現在上和丘、合丘、浸頃丘、湛上丘和榖丘。在這五個丘中,湛上丘規模最大,共有7人耕作,土地總量為425畝[8]121-122。上和丘規模第二,嘉禾四年時上和丘僅出現2位耕作者,次年則有8人;上和丘的耕地規模在嘉禾四年共有88畝,五年時則有260.5畝[8]76、171。其余三個丘的人員和土地都比較稀少,合丘共有2人,土地總量為123畝[8]99。浸頃丘嘉禾四年時僅有1人,土地數量為132畝;嘉禾五年時有3人,土地總量為70.5畝[8]116、233-234。榖丘也只有1人,土地數量為119畝[8]131。以上五個丘無論從土地數量,還是從耕作人員數量上來看,都屬于規模較小的丘,與下伍丘、石下丘這類規模宏大的丘無法相提并論。由此可知,余力火種田只分布在規模小的丘中,而在規模大的丘中則難以尋覓其蹤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大丘中耕作人員數量多,“二年常限”田等土地開發比較充分,因此難以找到肥沃的閑置土地用來充作余力火種田;而在規模小的丘中,由于土地開發緩慢,閑置土地較多,因此可以劃分出大量土地來充當余力火種田。

結合以上分析,我們總結出余力火種田的整體特征,這是一類土地質量高、個體分配量大且稅率較低的土地。雖然余力火種田的稅率略高于余力田(44)余力田稅率為畝收租米0.456斛。,但是由于其個體分配量比較大,因此獲利程度也最高。余力火種田分布在規模小的丘中,這說明臨湘官府對這類土地的規劃以不影響“二年常限”田的數量為前提。根據余力火種田的這些特征,我們可以對其性質作出這樣一種界定:余力火種田是一種官府特意為某些居民額外劃分的土質肥沃、稅率優惠程度較大的土地。

二、余力火種田與余力田、火種田的關系

余力火種田、余力田和火種田在名稱上有相似性,并且三者都征收租米。那么,他們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呢?從相關材料來看,筆者認為余力火種田與其他兩種土地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我們先以“二年常限”田為媒介,間接考察三種土地的性質?！袄裘裉锛仪a”中同時出現余力田和“二年常限”田的情況如下:

2.下伍丘縣吏張惕,田廿五町,凡八十七畝。其六十六畝,皆二年常限。其五十六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畝,收米一斛二斗,為米十二斛。畝收布二尺。其廿一畝余力田。其七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四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為米六斛三斗八升四合。畝收布二尺。其米十八斛三斗八升四合,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付倉吏鄭黑。(以下省略)(四·二一)[8]75

3.石下丘唐載,佃田十二町,凡廿七畝六十步,皆二年常限。其十五畝六十步旱敗不收布。定收十二畝余力,為米四斛八斗。(以下省略)(五·一九七)[8]188

簡2中“二年常限”田為66畝,余力田為21畝,兩者共同構成了佃田總數87畝,在這里“二年常限”田與余力田是同層級的土地類型。在簡3中,唐載耕種的土地全部被稱為“二年常限”田,其中有一部分是余力田,這說明簡3中的余力田是“二年常限”田的下級單位,兩者為隸屬關系。與簡3書寫格式相同的莂券吳簡中還有很多(45)將余力田與“二年常限”田按照并列關系書寫的莂券還有:五·三三七、五·三四九、五·六七七、五·八〇二、五·八一五、五·一一〇三。?？梢?余力田與“二年常限”田之間存在著兩種關系,部分余力田與“二年常限”田是并列關系,還有一部分余力田則從屬于“二年常限”田?；鸱N田的情況也是如此。

4.石下丘男子區拾,火種田二町,凡六十畝,皆二年常限。畝收布六寸六分。凡為布三丈九尺六寸,五年閏月十七日付庫吏番有。(四·二〇一)[8]98

5.□□丘男子唐□,佃田十二町,凡廿七畝。其廿一畝旱田,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六畝。其一畝收米一斛二斗,布二尺。其五畝火種田。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為米二斛四斗八升。其米三斛四斗八升,四年十月七日付倉吏李金。(以下省略)(四·五五四)[8]142

陳榮杰先生根據火種田的莂券指出,火種田一方面與“二年常限”田處于同一層級,另一方面則是“二年常限”田的上級單位[5]60。不過,記錄火種田與“二年常限”田為并列關系的莂券只有簡5一例,說明兩者之間的并列關系并不穩定。余力田、火種田與“二年常限”田之間都存在著兩種關系,說明這兩種土地與“二年常限”田之間可以相互轉變。余力田可以轉變成“二年常限”田,“二年常限”田也可以轉變成火種田,但是余力火種田則大不相同。簡1中所見,余力火種田與“二年常限”田之間是并列的同層級關系,而其余6份余力火種田莂券在記錄時也采取同樣的格式將兩種土地截然分開。此外,在征收租稅時余力火種田與“二年常限”田的區分更加嚴格。在民戶同時耕種兩種類型土地時,存在兩種繳納租稅的形式。蔣福亞先生對此進行了考證并認為:“(余力火種田)只要有定收田,其簡牘必然出現這兩個名稱(‘稅米’和‘租米’)……翻遍《吏民田家莂》,吏民租佃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火種田后,即便有兩種畝租額,其租稅米都是一次繳清,即便州吏也是這樣。余力火種田就不同了,只要有定收田,都得分天繳,或先收稅米,或先收租米?！盵9]111可見在征收租稅時,官府也強調余力火種田與“二年常限”田之間的區別,而其他土地與“二年常限”田可以合并在一起記錄,沒有那么嚴格的區分。所以,與火種田、余力田相比,余力火種田的性質比較固定,與“二年常限”田之間不存在相互轉變的可能,這也間接反映了余力火種田與火種田、余力田之間存在性質上的差別。

除性質問題外,三種土地在土地質量、個體耕種量和分布狀況方面也存在明顯差異。嘉禾四年記錄火種田的莂券共有7份,其土地“熟田”率和分布狀況如表2所示。

表2 嘉禾四年火種田“熟田”率、分布狀況表

根據表2中的數據,火種田的土地質量、個體耕種量和分布狀況與余力火種田完全不同?；鸱N田的土地質量非常差,在7人耕種的火種田中,竟然有4人的“熟田”數量為0畝。區拾的火種田數量高達60畝,但其中卻沒有“熟田”,其土地質量之差可見一斑。其余三人的火種田中雖然有“熟田”,但數量也極少。三人之中,唐□的“熟田”率最高,但也只有22.2%,“熟田”數量僅為6畝?！跷暮蛷埧偷摹笆焯铩敝挥?畝和2畝,“熟田”率都在10%以下?；鸱N田的個體耕種量為34畝,與余力火種田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在分布狀況方面,記錄火種田分布地點的莂券共有4份,其中有3次出現在石下丘。如前文所述,石下丘是臨湘地區規模較大的丘。還有1次出現在昭丘,昭丘是一個規模較小的丘。由此可見,火種田與余力火種田的特征完全不同,火種田是一種分布在大丘中、土地質量極差且個體耕種數量較少的土地。它與余力火種田之間應當沒有聯系。

再來看余力田的情況。嘉禾四年臨湘居民中耕種余力田者數量眾多,因此我們不再統計個人的耕種情況,而是以丘為單位進行統計,其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嘉禾四年各丘余力田“熟田”率、分布狀況表(46)表格中統計了57份余力田莂券中的數據,此外還有10份莂券因耕種地點不明,不在統計之列。

通過以上比較來看,余力田、火種田和余力火種田在土地性質、土地質量、個體耕種量、分布狀況等方面均存在明顯差異。因此,這三種土地之間應當沒有必然聯系,它們是三種相對獨立的、不同類型的田地。

三、“斛加五升”現象試析

在簡1中,官府對余力火種田征收完每畝0.456斛的租米后,又征收了“斛加五升”的加稅。關于“斛加五升”這一現象,“吏民田家莂”整理組認為除了余力火種田外,余力田、復民和州吏的“二年常限”田也執行了“斛加五升”的政策[8]71-72。蔣福亞先生通過計算糾正了整理組的這一觀點,指出只有余力火種田和復民的“二年常限”田中存在“斛加五升”的現象[9]96-112。凌文超先生認為征收加稅可能是因為嘉禾四年時余力火種田的收成普遍好于“二年常限”田,因此征收加稅以增加財政收入[7]24-25。

這種加稅現象在古代算經中經常出現,是作為一種糧耗存在的(47)《夏侯陽算經·求地稅》中有:“今有田三百七十九畝,畝出稅谷三升納官,每斛加二升耗。問輸正及耗各幾何?”《五曹算經·倉曹篇》中也有:“今有粟九百斛,斛別加二斗五升,問加幾何?”《孫子算經》中有:“今有粟二千三百七十四斛,斛加三升。問共粟幾何?”分別見錢寶琮校點:《算經十書》,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573、426、314頁。。不過,吳簡中的“斛加五升”應當與此不同,因為如果孫吳實行了加征糧耗的政策,那么,其應當是一項普遍性的租稅政策,但是“吏民田家莂”中的“斛加五升”僅在個別場合中出現,可見這應當是針對特殊人員或特殊土地而實行的措施。我們分別討論復民田和余力火種田出現“斛加五升”的原因。

先來看復民田的“斛加五升”,涉及復民的莂券內容如下:

6.己酉丘復民梅(?)組,佃田三町,凡卌一畝,皆二年常限。其卅六畝旱田……定收五畝,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為米三斛七升六合。(四·四五)[8]78

簡6中,復民耕種的土地是“二年常限”租田,稅率為畝收糧米0.586斛,比稅田的1.2斛要優惠很多。按照這一稅率,梅組應繳納租稅2.93斛糧米。在此基礎上又按“斛加五升”的標準加稅,最終變成了3.076斛糧米。復民的土地執行“斛加五升”的政策,應當與復民的特殊身份有關。關于復民的身份性質,學界一直存有爭議,其中蘇俊林先生認為復民是退伍軍人的觀點最接近實際情況(48)關于復民的身份性質,早期的觀點集中在依附民說、平民說和免徭役者說(參見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詞語匯釋》,第187-189頁),此后蘇俊林考證認為,復民是退伍軍人(蘇俊林:《吳簡所見復民身份考辨》,《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16年版)。。吳簡竹簡中有記錄復民的材料,簡文如下:

7.戶曹言乞彈治復民都尉□□鼠不出客周當謁 閏月廿日書佐烝 赟 封(陸·510)[10]741

復民都尉,從名稱來看應是管理復民的都尉。復民由都尉管理,說明他們是在軍事系統中活動的人員,其身份具有軍事性質,這也與蘇先生的觀點相吻合。復民作為退伍軍人,在耕種“二年常限”田時享有租稅優惠的待遇。官府對復民田征收“斛加五升”的加稅,可能是出于對軍人優待政策的調整。

余力火種田的耕種者均為平民和郡卒,屬于普通吏民的范疇,在身份方面不具有特殊性。官府對余力火種田征收加稅,原因應當在于余力火種田的土質和分配方式比較特殊。從前文論證可知,余力火種田的土地質量普遍較高,個體耕種量又普遍較大,因此居民耕種余力火種田時的獲利程度也最高。在表1中,余力火種田的個體耕作量為69.57畝,平均“熟田”率為52.8%,根據這一數據計算,個體耕種的余力火種田“熟田”面積約為36.73畝。表2、表3中所見,火種田的個體耕種量為34畝,平均“熟田”率為4.6%,則個體耕種火種田“熟田”面積僅1.564畝。余力田的個體耕種量為21.96畝,平均“熟田”率為48%,個體耕種余力田“熟田”面積為10.5408畝。如果按照這一標準進一步計算,在畝稅率均為0.456斛糧米的情況下,余力火種田耕種者的獲利程度將是余力田耕種者的3.5倍,是火種田耕種者的23.5倍。這種由土地質量和分配方式所造成的經濟差距會令基層民眾之間出現一定的斷層,因此對余力火種田征收加稅的意義在于調節不同類型土地耕種者之間的經濟差距,防止社會過度分化,維持基層社會的穩定。

綜上所述,“吏民田家莂”中的“斛加五升”是臨湘官府針對特殊群體或特殊類型土地征收的加稅。由于復民作為軍人原本享有租稅優惠政策,這種情況會使他們與普通平民之間產生一定的經濟差距。所以,官府為了維持社會穩定,要時刻調整政策,對復民征收了加稅。余力火種田的加稅也是如此,基于土地質量和分配方式的差異,導致余力火種田耕種者的獲利程度遠高于其它土地的耕種者,為了防止基層社會分化過快,官府也對余力火種田實行了加稅政策。

四、結語

綜上,余力火種田的土地質量較好,“熟田”率達到52.8%,個體耕種量較大,人均69.57畝,并且只在小丘中分布。從這些特征可以看出余力火種田是臨湘官府在“二年常限”田之外為某些居民特意劃分的土地肥沃、稅率優惠程度較高的田地。

余力火種田在性質上與余力田、火種田并不相同。余力田、火種田與“二年常限”田之間都存在兩種關系,即并列關系和層級關系,這兩種土地與“二年常限”田可以相互轉變,但是余力火種田與“二年常限”田之間只存有并列關系。通過以“二年常限”田為媒介可以看出,余力火種田的性質相對固定,與其他兩種土地明顯不同。在土地質量等方面,火種田的土地質量極差,個體耕種量也較少,多分布在大丘之中。余力田的個體耕種量少,在大丘、小丘中普遍分布,只有土地質量與余力火種田相近。從這三個方面來看,余力火種田與火種田、余力田的基本特征也完全不同。所以,這三種土地之間無必然聯系。

“吏民田家莂”中的“斛加五升”現象只存在于復民田和余力火種田中,這應是臨湘官府針對特殊群體或特殊土地而推行的政策。復民是享有租稅優惠待遇的軍人,余力火種田是優惠程度最高的一類土地,因此官府對他們征收了“斛加五升”的加稅。這反映了臨湘官府想要縮小各階層收入差距,防止基層社會過度分化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