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國際傳播的區域國別研究*

孫 琳, 韓 霓

(1. 中國傳媒大學 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北京 100020;2. 中國傳媒大學 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20)

語言是文化交流的橋梁,也是推進文明交往的渠道。因此,以語言教學為媒介、促進中外文明對話為己任的國際中文教育天然具有傳播屬性,是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采用貼近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的精準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指出,要“建設中文傳播平臺,構建中國語言文化全球傳播體系和國際中文教育標準體系”,進一步強調中文教育的傳播屬性,更為其指明了區域國別的深耕方向。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現實需求使得區域國別研究的重要性毋庸諱言。(1)王波.區域國別學框架內的美國學:概念建構及研究路徑[J].外語研究,2023,(4).然而,中文國際傳播效果并不單方面取決于中國的主體建設行為,同時也深受作為“他者”的傳播對象國的建構影響。因此,如何理解不同區域國別的傳播生態格局,把握中文國際傳播的機遇,制定適宜的精準區域方案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中文國際傳播的區域國別研究框架

中文國際傳播以全球中文教育發展為基礎,在對其展開研究時,仍需追溯區域國別中文教育的內涵定義與系列成果,進而確立中文國際傳播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與分析框架。

首先,從研究視角來看,學界多以區域國別學、國際中文教育為起點,疊加國際中文教育的傳播屬性,對區域國別中文教育傳播現象展開研究。其中,區域國別研究強調以某一國家或區域為研究對象,以建構知識體系、服務本國發展為研究目的,對其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社會等領域展開的全方位、跨學科、系統性的綜合研究,涉及地區確定、資料收集、語言培訓、政策建議等內容。(2)李安山.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歷史、目的與方法[J].云大地區研究,2020,(2).國際中文教育則從研究要素入手,劃分了中文國際傳播可能涉及的對象范疇。王輝、史官圣以研究目的為先,指出“以特定區域或國別的中文教育為研究對象,以問題和需求為導向,從語言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學科視角,通過深入目標國家或地區中文教育的真實情境,對當地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內部系統和與之相關的外部系統進行深入研究”。(3)王輝,史官圣.區域國別研究視角下的國際中文教育:內在邏輯與范式建構[J].世界漢語教學,2023,(1).李寶貴、李慧、劉家寧以研究要素為界,給出了廣義、狹義兩類定義。其中,狹義的區域國別國際中文教育特指其宏觀層面,注重立體規劃與戰略思考,包括遠景目標、發展戰略、學科建設、治理體系等;廣義的區域國別國際中文教育則在其基礎上,兼顧中觀、微觀層面,既涵蓋中觀的品牌項目與語言傳播機構的發展情況、人才培養模式、教學資源挖掘與平臺拓展建設,更延伸至微觀的教學理論模式、師資培養與教材研發等。(4)李寶貴,李慧,劉家寧.區域國別中文教育研究進展與展望[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隨后,亦有學者從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視角出發,注重對國際中文教育教學能力、中文國際傳播人才培養能力、中文國際傳播服務能力、科技賦能中文傳播能力、中文產品生產能力、中文國際傳播風險防范能力的系統研究。(5)李寶貴,李輝.中文國際傳播能力的內涵、要素及提升策略[J].語言文字應用,2021,(2).然而,以上視角仍聚焦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發展本身,對其作為傳播資源的價值挖掘不足,未能把握輿論環境、傳播體系與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發展間的互動關系,尤其缺乏對中文國際傳播對象國傳播環境的認知與理解。為彌補這一研究空白,還需深化對傳播對象國的傳播生態理解,加強國際中文學科建設與傳播互動的融合力度,為中文全球拓展贏得輿論支持。

其次,從研究方法來看,針對區域國別研究,學界倡導在地化的價值取向,要求研究者主動融入對象國國際中文教育建設之中,從主體性向主體間性轉變,以“他者”視角觀察現象,并鼓勵運用全球視野比較法,在全球視野之下,考察不同區域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語言生態中的國際中文教育問題,最終歸納出各區域國別間的特征及其規律。在區域選擇上,學界亦有不同的判斷標準與構建空間,常見的維度包括地理區域、經濟區域、政治經濟一體化區域,后又衍生出語別、文化、國際組織及按需制定的不同判別標準。文章將以各區域開展國際中文教育與傳播的時間長度為界,將全球大致劃分為不同區域,并對其傳播生態予以分層考察,梳理當前的傳播機遇與挑戰,為制定區域國別中文傳播精準方案提供參考。

綜上所述,我們運用全球視野比較法,首先從不同區域國別的中文教育傳播生態入手,明確作為傳播事業的國際中文教育傳播所面臨的發展格局;其次,關注影響國際中文教育傳播拓展的具體因素,力求尋得傳播突破口,規避風險點;最后,從中文國際傳播的優化建議落腳,基于前文的現狀梳理、影響因素研提具有操作性的對策建議,助力提升中文國際傳播能力,推動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精準化、區域化的高質量發展(如圖1)。

圖1 中文國際傳播的區域國別研究框架

二、中文國際傳播的區域國別生態格局

以各區域開展國際中文教育與傳播的時間長度為依據,可將全球大致劃分為以美國為代表的歷史悠久型區域國別,以日本、瑞典為代表的波動推進型區域國別,以沙特、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新興增長型區域國別三類區域,其生態格局特點如下:

(一)以美國為代表的歷史悠久型區域國別:國際中文教育推廣暫遇發展瓶頸,戰略傳播催生輿論聯動

中文在美傳播與中美關系變化、美國對華政策呈現高度相關性。中美間的有益對話和相互理解助推雙邊文化交流的升溫,中美間政治、經貿關系的緊張亦會給中文教育發展造成直接負面影響。2005年3月,美國第一所孔子學院——馬里蘭大學孔子學院成立,此后,孔子學院在美國多州落戶,成為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也一度成為全球孔子學院數量最多的國家。然而自特朗普執政后,美國政府推行一系列對華政策持續打壓中文教育,2018年8月13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規定禁止國防部的經費用于孔子學院提供的任何中文教育項目。以此為節點,明尼蘇達大學、舊金山州立大學、西肯塔基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宣布關閉孔子學院,中文國際傳播面臨阻力。

2001年,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引入“戰略傳播”一詞,涉及政治安全、經貿科技以及文化與價值觀等多領域,亦適用于國際中文教育議題,通過國際中文教育問題與政治話語的嵌套,逐步建構涵蓋政府、政客、媒體、智庫的“全政府-全社會”傳播體系。(6)王超群,王珂璐.美國涉華戰略傳播體系:宏觀結構、微觀運行及中國應對[J].統一戰線學研究,2023,(5).首先,美國政府部門扮演政策制定者的“核心角色”,依托國會參眾兩院,多名議員屢提法案,意圖“以法制華”,切斷中國與美國高校的聯系。(7)李戰子,屈靜雯.戰略傳播中的話語素養:內涵與培養路徑[J].外語研究,2023,(4).例如美國國防部出臺《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通過阻斷對高校的資金支持限制語言文化傳播機構孔子學院在美發展。與此同時,美聯邦層面也接連響應,頻繁舉行聽證會,為制定涉華立法政策尋求社會支持。其次,美國媒體憑借其強大的影響力,就國際中文教育在美傳播現狀頻繁發聲,力求引導國際輿論風向。以彭博社、《華盛頓時報》《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老牌主流媒體,以國際中文教育在美的整體發展為切入點,從美國聯邦立法、孔子學院總計關停數量等方面,系統闡釋中美教育交流現狀,為唱衰國際中文教育擴大聲量。最后,智庫作為政策制定者的“信息源”,多通過發布報告等方式形塑美國對國際中文教育傳播議題的公共話語輪廓。2022年6月15日,美國全國學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發布報告《后孔院時代:中國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持續影響》,建議所有美國大學關閉孔子學院并退出類似的替代項目,三者合力營造出以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等信息為主的負面性傳播發展體系。截至2023年12月,根據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官網,美國現有華美協進社孔子學院等8所孔子學院和丹佛孔子(書法)課堂等11所孔子課堂。(8)全球網絡-全球孔院-美洲-美國[DB/OL].http://www.cief.org.cn/sy,2023-12-18.

(二)以日本、瑞典為代表的波動推進型區域國別:政策跟隨性與自主性并存,學術傳播仍具潛力

國際中文教育在以日本、瑞典為代表的波動推進型區域國家的傳播發展呈現波動變化趨勢。自2005年開始,國際中文教育在日本、瑞典兩國均出現了10余年的上升期。21世紀初,日本開始設立各具特色的孔子學院,通過開設中文課程滿足當時日本“漢語熱”的需求;瑞典則于2005年2月成立了歐洲第一所孔子學院,并一度成為北歐地區孔子學院數量最多的國家。2014年,瑞典通過將中文正式納入《現代語言教學大綱》實質性鞏固了中文作為瑞典學生第二外語的教學地位。然而近年來,在美國政治立場的影響下,兩國媒體頻繁針對國際中文教育議題發表負面評論,在國際輿論場塑造對華不利形象。例如,日本《日經亞洲評論》《神戶新聞》等媒體關注日本政府對國際中文教育機構的調查進展,《新聞周刊》《每日新聞》等媒體跟進報道日本、美國及歐洲對國際中文教育機構的態度及最新舉措,為日本審查國際中文教育機構造勢。而瑞典則于2020年4月關閉境內最后一所孔子學院,成為歐洲首個徹底關閉孔子學院的國家,瑞典媒體Petterssons發布報道評論稱“孔子學院由中國政府資助,這導致了圍繞教學本身和間諜活動等方面的一些爭議?！?/p>

盡管現階段孔子學院在日本、瑞典傳播態勢不佳,但兩國在中文國際傳播這一議題上采取自主策略,基于本國利益和價值立場選擇行動,政府直接參與行為有限,尚未出臺法案、政策等強制性措施限制國際中文傳播發展。與此同時,兩國亦顯現出一定的發展機遇,高等教育階段的中文教育逐漸趨向專業化,為國際中文教育在當地繼續發展傳播提供可能。在日本,大學已形成中文專業的本、碩、博一體化培養體系,已有70多所大學開設了中文相關專業,涉及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學、中國語教育等專業。(9)吳曉文.中日邦交正?；?0年以來日本中文教育發展的特點、挑戰與對策[J].華文教學與研究,2023,(1).在瑞典,瑞典大學課程申請中心網站課程數據顯示,2022年秋季學期瑞典7所高校共開設89門中文課程,說明高等教育階段的中文傳播在兩國仍具傳播潛力。

(三)以沙特、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新興增長型區域國別:發展基礎與前景良好,華人群體傳播力量凸顯

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國與以沙特、馬來西亞為代表的亞非拉地區國家的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關系愈發緊密,為中文在當地的傳播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盡管國際中文教育進入該區域的時間整體滯后于英美國家近10年,但在當地政府、院校、企業等主體的支持下發展速度矚目,民間逐漸形成中文學習熱潮。

具體來看,以沙特、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新興增長型區域國別已初步形成政府政策引導、民間主體協同推動的傳播體系。首先,政府以政策引導塑造良好的中文傳播氛圍。以上區域國別通過協議簽署、政策出臺、目標制定等官方形式確立合作關系,例如2019年中文列入沙特國民教育體系。2022年中沙兩國簽署中文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等,鼓勵國際中文教育大力發展。其次,當地華人群體、企業、民間教育機構等亞非拉地區各類民間主體亦成為重要驅動力。一方面,本地華人群體及民間機構作為重要的組織力量,在民間自發開展中文教育。例如馬來西亞等國出現的華文小學,以及針灸診所、中國武術與健康中心等民間機構,通過開展各種語言教育活動促進中文學習與交流。另一方面,中國駐外企業以及與中國存在經貿往來的當地企業探索出“中文+職業教育”的新形式,通過開展中文和職業技能培訓,為企業涵養豐厚的人才資源;通過資金和資源的投入,支持國際中文教育和文化活動,促進中國文化傳播。最后,與其他區域國別相較,基于人際傳播的意見領袖對新興增長型區域國別具有較大影響作用。教育領域專家學者多在學術研究與教育實踐過程中深入探討中文教育與傳播的價值意義和發展前景。例如,沙特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大學的教授穆罕默德·阿西里(Mohammed Asiri)認為,“中文將成為未來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語言”。沙特的中文學習者則借助其平易近人、形式生動的個人體驗分享,推進國際中文教育在亞非拉地區的群體傳播與好感塑造。例如,來自沙特阿拉伯的100多名青年漢語學習者曾寫信給習近平總書記講述自身的經歷,并獲習近平總書記回信,有力促進了兩國友好交流。

三、中文國際傳播的區域國別影響因素

通過對三類區域國別涉中文國際傳播發展體系分析可知,當前,中文在全球傳播受國際政治、跨文化交流、經濟合作、數字平臺傳播等多種因素影響。

(一)國際政治因素

中文傳播深受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制度、社會環境的影響。語言國際傳播史證明,友好的國際政治環境可營造語言傳播的良好政治和社會生態,為語言的國際傳播提供政治保障及和諧的社會文化環境,從而推動語言的國際傳播;相反,不友好甚至敵對的國際政治關系則可能抑制、阻擋,甚至禁止語言的國際傳播。(10)郭晶,吳應輝.大變局下漢語國際傳播的國際政治風險、機遇與戰略調整[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2020年8月13日,特朗普政府給孔子學院貼上“外國使團”的標簽,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稱,孔子學院是中國用以推動擴大全球影響力“宣傳機構”的實體,相關舉動自上而下形成對國際中文在美傳播的打壓。2020年4月22日,瑞典媒體Kinamedia在報道中提及瑞典國際事務研究所(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亞洲項目主席比約恩·杰登(Bj?rn Jerdén)的觀點,稱“瑞典對中國的態度發生變化,進而造成孔子學院關閉”,印證了國家間態度變化將會對中文國際傳播產生潛在影響。

(二)跨文化交流因素

中文國際傳播本質上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意識形態、文化背景、價值觀的差異也是中文國際傳播發展的潛在風險。此外,“跨文化交流成功與否,需要交流雙方能夠在尊重、平等和包容基礎上進行暢通的雙向或多向交流,進而實現語言文化等多維角度溝通的交流活動?！?11)朱瑞平.論漢語國際傳播的風險規避策略[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對象國人民如果對我國存在認知上的固有負面印象,亦將進一步加大中文國際傳播難度。例如,在日本,有相當一部分政客持反華論調,而對于中國及與中國相關的事物,日本民眾的態度也在媒體形塑下變得更加負面。日本內閣府“外交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2021年,對中國抱有親近感的日本人僅占17.8%,比上一年減少2.8%,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人降至11.0%,(12)日本內閣府調查:日本人對中親近感進一步下降,對俄也惡化[EB/OL].https://www.keguanjp.com/kgjp_jiaoliu/kgjp_jiaoliu/pt20230220000003.html.在日本自上而下推進中文教育和傳播的阻力加大。

(三)經濟合作因素

經濟全球化為公共文化產品的全球流動提供了實現路徑,國家間的經貿往來是促進中文國際傳播發展的重大機遇。美國經濟學者Jacob Marschak指出,語言是一種資本,外語學習是經濟投資行為,能給個體、國家帶來經濟利益。(13)王烈琴.全球化背景下的語言觀及其對國家語言教育政策的影響[J].外語教學,2013,(5).在中國與亞非拉國家間的經貿合作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駐外企業以及與中國存在經貿往來的當地企業在國際中文教育的傳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一是通過深化校企合作,企業為當地中文學生提供諸多實踐機會,提高其就業競爭力;二是以職業發展為導向,開展中文教學和職業技能聯合培訓,在為企業迅速培養大批優秀人才的同時促進國際中文教育在當地的傳播。例如,2022年5月,南非首個“中文+網絡電商”項目啟動,涵蓋40名南非教師和40名學生,由中方職業院校開展網絡電商專業知識培訓,中國文化和國際教育交流中心孔子課堂開展中文教學活動,致力于培養懂中文、具備職業技能的專業人才,所有順利完成項目的學員都將獲得就業崗位或創業平臺。

(四)數字平臺傳播因素

當下,國際傳播格局加速進入全球平臺傳播時代,作為數字基礎設施的平臺影響作用日益凸顯。(14)沈國麟.全球平臺傳播:分發、把關和規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1).社交媒體平臺憑借其迅速、多元、交互的特性逐漸成為用戶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以推特、臉書、抖音國際版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為當地中文學習者提供了分享學習體驗的平臺,為國際中文教育自主開展國際傳播活動提供了重要機遇。2022年9月底,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在抖音國際版平臺發起“中文星”線上活動,活動的熱情參與者、印尼華裔女孩艾庫尼(ikoyunichi)在該平臺以個人賬號發布短視頻表示,“我多么希望通過這次活動讓所有中文學習者用最簡單有趣的方式學習四聲調?！贝送?元宇宙、ChatGPT等新興數字媒介技術同樣能夠為中文數字化國際傳播提供新機遇。

四、中文國際傳播的區域國別優化策略

基于中文國際傳播的區域國別生態格局,結合新形勢下的影響因素,文章建議以做好國際中文教育工作為基礎,配合推進中文國際傳播,未來可從頂層設計、升級轉型、數字建設、平臺拓展、本土深耕等方面予以改進。

(一)頂層設計:優化國際傳播資源配置,明確傳播布局與分期目標

作為中文母語國,“既要對學科發展進行規劃設計,也要在國際關系格局下對事業的發展進行研究和規劃”。(15)李泉.再論漢語國際化規劃[J].語言教育,2021,(4).因此,堅持一國一策、一域一策,優化國際中文教育資源配置,采取適配的布局策略,設定遠景、中期和近期階段性目標,進而實行分步走中文國際傳播戰略,制定可行的區域國別實施方案是提升中文國際傳播實效的制度保障。通過區域國別建設,分步驟實現中文國際傳播目標,以推動國際中文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學科建設為近期目標,增強各國民眾對中文傳播的熟悉度;以提升國際中文教育傳播本土化水平為中期目標,優化各國民眾對中文傳播的認可度;以讓中文成為一門全球性語言,構建中國語言文化全球傳播體系為遠景目標,提升各國民眾對中文傳播的喜愛度。實踐時,在以美國為代表的歷史悠久型區域國別,以軟性內容消除隔閡,深耕青年受眾,推出Z世代喜愛的歌曲、短視頻等,將中文融入其中拉近距離;在以日本、瑞典為代表的波動推進型區域國別,爭取學術研究交流與民間機構合作,重申中文教育的語言推廣性質,喚起高校的中文教育合作與文化傳播需求;在以沙特、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新興增長型區域國別,順應發展中國家的龐大需求,針對“三缺四無”問題,“缺教師、缺教材、缺專家,無政策、無規劃、無標準、無體系”,(16)郭晶,吳應輝.大變局下漢語國際傳播的國際政治風險、機遇與戰略調整[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加大支持力度,開拓“中文+職業教育”項目類型,選派教師和志愿者,開設孔子學院,加快數字化資源,提供留學生交流名額,進一步完善中文國際傳播網絡。

(二)升級轉型:融入國民基礎教育體系,升級高端研究專業教育合作

“中文納入海外各國國民教育體系是中文國際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中文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重要步驟,對提高中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具有重要作用?！?17)李寶貴,魏禹擎.中文納入法國國民教育體系現狀、動因、挑戰與對策[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3).目前,已有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學,81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18)新華社.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81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EB/O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470/mtbd/202308/t20230817_1074704.html,2023-08-16.2015年,南非政府宣布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基礎教育階段的課程體系。沙特阿拉伯將推進中文教育在當地的傳播作為實現國家“2030愿景”的教育目標,多所高校將中文設為大學的教學和科研語言?？梢?在做好基礎教育之際,未來還可開辟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合作,聚焦國際中文教學、傳播中的學理問題與現實困難,策劃設計系列研究主題,牢牢掌握國際中文實踐教學、理念推廣及全球形象傳播與塑造的主導權。

(三)數字建設:加快數字技術創新融入,構建虛擬中文國際傳播空間

語言傳播離不開高速發展的媒介技術,借助新興的數字媒介技術,推動中文國際傳播從限制較多的現實空間向自由度高的虛擬空間轉變,克服時空障礙,加強數字化建設,最大限度釋放虛擬空間的影響潛力。首先,從數字媒介技術創新來看,主動探索元宇宙、ChatGPT等應用可能。例如,韓國世宗學堂已經在2023年正式上線元宇宙校園,不僅能夠跨越地理空間界限實現交流,還能模擬出不同地域實景,從而讓用戶沉浸式地感受異國風貌。ChatGPT則能借助語言生成功能成為開展國際中文教育訓練和組建互動語料庫的輔助工具。其次,從數字資源建設開發來看,國內相關實證研究發現,“大部分國家中文數字教材開發處于空白階段”,加之數字化傳播趨勢,龐大的市場需求也佐證著“數字化中文教學資源是推動中文和中華文化超常規高速走向世界的希望所在”。(19)吳應輝,梁宇,郭晶,等.全球中文教學資源現狀與展望[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 (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21,(5).未來還需加強數字化資源開發力度,建設數字化平臺,在提供教學資源的同時,豐富語言服務與互動交流,寓教于樂,開展中文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例如,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搭建了集語言教育、文化學習、教師發展、考試服務等功能于一體的“中文聯盟”數字化平臺,提供“中文聯盟”直播課、數字化本土課程、志愿者微課大賽服務,凝聚了一批懂中文、知中國的中文教育與國際傳播人才。

(四)平臺拓展:聯動多元化傳播平臺,構建國際中文立體傳播矩陣

中文國際傳播的區域國別建設不僅對國際中文教育本身提出發展要求,也關注其傳播效益,力求協同推進國際中文教育教學與講好國際中文教育故事的雙重任務。梳理以上三類區域國別的中文國際傳播體系發現,中文國際傳播的自塑能力依然相對有限,仍深受對象國傳播輿論制約。對此,中文國際傳播應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聯合多元傳播主體,搭建以我為主、多方共建的傳播平臺,形成中文國際傳播區域國別的立體傳播矩陣。例如,深化與媒體合作,尤其注重與當地本土媒體合作,開展聯合采訪、參觀走訪、對話交流等活動,助力中文國際傳播取得最大效能,觸達更多海外受眾。此外,還要關注智庫、企業、意見領袖、教師及志愿者等多元主體的傳播潛能。未來,可發揮智庫的學術性、中立性優勢,以聯合培養、共同研究、學術成果等形式贏得海外思想認同;服務企業招聘需求,幫助開展語言教學與培訓工作,以經濟合作帶動語言傳播、文化交流;還可鼓勵當地國際中文教師、學生在推特、臉書、抖音國際版等社交媒體平臺分享中文學習經歷、收獲,以及中文學習方法,切實提高國際中文教育信息可見性,凝聚中文國際傳播好感度。

(五)本土深耕:培養高層次中文人才,開發區域針對性教材

以沙特、馬來西亞為代表的新興增長型區域為例,師資匱乏、貼合當地文化環境和職業教育需求的中文教材不足是限制中文本土化傳播的重要因素。為解決這一問題,應以高層次本土中文人才培養、分區域分領域開發教材為抓手加快本土化建設力度。首先,完善國際中文教育本、碩、博貫通培養體系,培養高層次中文人才。中文國際傳播可借學科建設之際,通過吸引留學生來華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策劃海外高校中文教師來華短期訪學培訓項目,既能提高海外師資的學術研究與語言教學能力,也可借其來華學習涵養其闡釋當代中國的傳播能力,培養一批服務國際中文教育海外學科建設,善于講好中國故事的復合型人才。與此同時,在碩士、博士的研究方向上,還可與海外合作高校、機構合作,進一步策劃設計“區域國別中文教育”“中國語言文化國際傳播”“中外文明交流互鑒”“虛擬空間中文教育”等細分培養領域。其次,針對不同區域國別需求,開發最適宜當地語言學習習慣的中文教材,提供中文傳播的知識載體與公共產品。具體來看,在文化適應層面,中方團隊要聯合當地的知名學者、中文教師及中文學習者,依據本土實際需求,做好宗教、文化等敏感內容的審核把關工作,編寫適宜的本土化中文教材體系,規避跨文化傳播風險。在語言教學與文化傳播層面,要針對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的不同需求,推出差異化教材,最大程度增強中文教材的實用性與適用性。

五、結 語

中文國際傳播發展進程不單一取決于其本身固有的根本屬性和要素,即國際中文教育及其傳播的主觀建設水平,而與傳播對象國這一外部環境密切相關。文章雖初步談及中文國際傳播的生態格局與影響因素,但現有改進策略主要基于自身建設邏輯,亟須借助田野調查法、整體系統分析法對各個區域進行更具貼近性的考察分析,打破本質主義思維桎梏,繼續加深對區域國別的獨立子系統分析,以求克服“他者”身份和異質文化制約,準確理解中文國際傳播區域國別發展態勢,切實推進在地化研究 ,充分利用人類文明新形態所蘊含的話語優勢,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推動中國國際話語權不斷提升。(20)曹亞斌,劉芳麗.以人類文明新形態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路徑探析[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