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共生：鄉鎮社工站福利治理實踐研究
——基于一項歷時性考察

王海擎

一、引 言

福利治理是國家社會治理的有機構成，福利多元供給與有效遞送則是福利治理的關鍵議題。作為基層福利治理的新興主體，鄉鎮（街道）社工站（以下簡稱“社工站”）服務內容包括社會救助、老年關愛、兒童保護、殘疾人服務以及其他民政領域的社會工作服務，體現了民政型社會工作特征（李斌，2020）。自《民政部辦公廳關于加快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的通知》印發以來，截至2022 年底，全國已建成社工站2.9 萬余個，7 萬名社會工作者駐站開展服務，全國覆蓋率達到78%（許娓、徐蘊，2023），這為新時期基層福利實踐發展帶來新機遇。以往研究認為我國社區福利服務具有弱可獲得性特點，具體表現在：福利服務資源不足、服務可接近度較低、需求者信息渠道不通暢、福利服務設施短缺和非可及性（王思斌，2009）。而社工站將鄉鎮（街道）作為遞送福利服務的基礎場域，在鏈接和整合福利資源、提供實體化福利服務空間、個別化聯結福利對象等方面發揮關鍵性社會福利功能，為打通為民服務“最后一米”，探索解決基層福利服務能力不足提供可行路徑。

然而，調研中發現，社工站與其他福利主體的聯結度不足、存在競爭關系等問題極大地制約了基層福利服務供給效果?；鶎痈＠卫硇枰嘣黧w的參與，而社工站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福利平臺，服務對象包括老人、兒童、殘疾人等眾多社會救助群體，服務對象的范圍擴大就更要處理好多元福利主體協同合作的問題。明確社工站自身的福利職能和定位，與其他福利主體達成合作，在鄉鎮層面上實現專業化服務遞送是目前面臨的重要問題。這既是實現基層福利治理的關鍵目標，也是當下促進社工站成長和發展的重要議題。本文以共生理論為基礎，探索社工站發展的歷程以及與其他福利主體之間的共生關系變化，討論實現多元福利主體“福利共生”的條件以及社工站福利實踐的意義，以期提升基層福利服務實踐的有效性。

二、福利共生：一個新的解釋框架

（一）文獻回顧

福利治理是將“治理范式”引入社會福利領域的一種實踐主張，其核心價值在于構建相對水平化、合作型的多元主體互動關系、制度體系以及福利傳遞實踐（李文靜，2021），塑造以“社會取向”為核心的多元主體福利治理格局（郭真華，2022），是對福利多元主義的進一步深化。福利治理本身是多主體交換博弈和互動合作的過程，有效的福利治理需要把握基層福利實踐中各類行動主體行動邏輯及相互關系（Stepan & Müller，2012）。國內研究針對多元主體參與福利治理實踐展開討論，主要包括三條研究路徑，一是責任導向的福利實踐研究，聚焦于福利責任劃定及責任承擔機制的建構。福利責任演變邏輯從單一的社會、市場、政府責任治理，轉變為政府主導的多元平衡式福利的治理（張金亮、李萍，2019），政府的責任定位從傳統福利供給者轉為福利治理者（劉杰，2016），福利責任承擔的主要機制實現由行政主導模式向合作網絡模式轉變（雷雨若、王浦劬，2016）。二是過程導向的福利實踐研究，聚焦福利實踐過程中福利傳遞的制度及其運行，探究如何提升福利資源挖掘、整合和遞送等方面全過程治理的效率（李迎生等，2017；陳玲、黃君，2016）。三是主體導向的福利實踐研究，從理論和實踐層面更多地聚焦于不同維度上各福利主體之間的互動和關系、各主體之間權力的轉變以及基層福利實踐主體的策略性行為與行動困境。學者們構建了嵌入式福利治理模式（殷晶晶、班濤，2023）、社區內生型福利供給模式（肖琳等，2023）、共同體式福利治理模式（班濤，2023）等多元福利治理模式，最終走向福利供給的制度性協同（馮敏良，2014）。

已有研究著重探討多元基層福利治理主體的角色定位、互動關系、合作模式等基礎性問題，展現了福利治理主體的多元性、主體關系的網絡合作性（郭真華，2022）。通過厘清各行動主體間的互動關系和行動邏輯來劃定各自的權責邊界，一定程度上解決行動割裂引起的供給效率低下和服務碎片化問題（藺豐奇，2012），為探索推動多元福利主體功能的有機融合、良性關系建立提供了有益啟發，但少有研究涉及社工站這一福利主體。此外，現有研究止步于福利治理靜態化網絡化組織或合作模式建構，忽略了福利主體合作的歷時性變化。社工站建設與運營仍處在初建階段，基層福利治理也并非一次性的靜態參與，而是伴隨著社工站發展，與在地環境的互動持續進行。那么，就要考慮多元福利主體之間變化關系的可持續性。如何維持主體間積極互動和正向反饋，消除合作過程中潛在的不均衡狀態，進而提升主體間合作互惠共贏的增益效果，這是既有研究較少關注的問題。

針對社工站建設，一系列研究展示了社工站與其他基層主體互動的現實圖景，如社工站和街居雙線并行爭奪服務主導權（何云杰等，2023），社區資本培育不足、個別群團組織部門缺位導致社工站聯動服務受阻（王世超，2023），社工站為獲取基層政府認可和支持而主動接受行政體系的“強制性同形”形成了依附性關系（萬玲，2022）等。研究認為社工站面臨一系列結構性困境，實質是經濟社會深度轉型期基層社會組織在功能高度復合后所引致的條塊關系、政專關系和政社關系紊亂（王學夢，2023），并提出了協同整合（徐盈艷，2023）、嵌入性合作（彭少峰、張一凡，2021）等治理策略。

已有研究聚焦基層治理中社工站的作用及其與其他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較少關注社工站作為福利主體在參與福利治理過程中的行動邏輯和互動機制。社工站相較于其他福利領域來說，服務對象范圍擴大導致福利主體更加多元，社工站參與福利治理過程中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社工站作為福利資源聚集的平臺和福利服務遞送“最后一米”，將社工站行動邏輯和參與機制納入福利治理的研究領域，既能夠拓展福利治理理論的應用領域，又契合社會現實和國家戰略的客觀需要。

（二）理論視角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將共生理論引入福利治理領域，為社會福利實踐提供新的發展思路和理論支撐?！肮采弊畛跏且粋€生物學概念，主要是指兩個或多個生物基于資源依賴或功能互補而形成的共同生存、協同演化關系（Paracer & Ahmadjian，2000：3）。我國學者袁純清（1998）在共生概念的基礎上構建了共生理論基本框架。胡守鈞（2012）將共生理論應用于社會學領域，提出社會共生論。共生關系的生成取決于共生主體、共生界面、共生環境三個核心要素。共生主體是構成共生關系最基本的單位。共生界面是共生主體之間物質交換、信息互通的媒介機制，是塑造共生關系的依托載體。共生環境是指共生關系發揮作用的外部條件，共生主體以外的所有因素總和構成共生環境，是共生關系形成的基礎。共生理論的研究和應用聚焦于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劉志輝，2015）、“五社聯動”治理模式（劉蕾、李德艷，2023）、共生型網絡化社區治理（王慶華、宋曉娟，2019）、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文宇、竺乾威，2021）等領域，并重點探索相關實踐的行動邏輯與共生機制等內容。

社工站建設是我國基層福利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舉措，社工站實現有效福利服務供給的關鍵不僅在于社工站自身福利服務能力的提升，還在于其與其他福利主體的協同與合作?！肮采钡膶嵸|是協同與合作，共生理論試圖從一個微觀與宏觀結合的角度探索系統之間、系統要素之間的共生規律，是對協同規律的進一步深化。相較于協同理論、合作理論，共生理論由于其“成長性協同”和“情境化合作”兩個特征，更適用于社工站參與基層福利研究。首先，共生理論的成長性協同特征不但表現在共生作用涵蓋協同作用，協同作用在共生過程中表現為共同適應、共同激發、共同合作和共同進化（趙曼麗，2013），更是突出強調合作的歷時性與進化的動態性。其次，共生理論的情境化合作特征表現在“共生”更加突出行動者與環境適應和交互作用，以此超越傳統單一組織管理的局限，通過協同進化而達到持續均衡（郭金云，2022）。因此，共生理論對研究基層福利主體互動關系與演變提供了良好的理論工具。

基于此，本文提出“福利共生”概念，是指在福利服務供給過程中，福利共生主體在一定福利環境中形成的互惠共贏、共同成長的發展性合作關系?！案＠采辈粌H強調多元主體的協同與合作關系的構建，更強調將福利主體置于在地化福利環境中，通過主體間異質性功能或資源的互補，形成緊密協作的有機共生體?！案＠采边_成需要福利共生主體、共生界面、共生環境的協調配合，本文以此為框架，闡釋以社工站為核心的多元福利供給主體發展個體能力、達成共生關系以及構建良好共生福利環境的過程與內在機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調研地點位于中國南部某省，該地于2021 年2 月開展鄉鎮（街道）社會工作站試點項目動員部署工作，同年6 月正式建成啟用首批66 個鄉鎮（街道）社會工作站，并開展了為期1 年的社工站服務項目，分別于2022 年1 月和6 月針對社工站建設項目進行中、末期評估，后續社工站持續穩定運行。截至2022 年底，該省陸續建成144 家鄉鎮（街道）社工站，并于2023 年繼續新建88 家社工站，實現全省鄉鎮（街道）全覆蓋。本研究選取該省4 家社工站為研究對象，分別為Q、W、R、S 鎮社工站。這4家社工站是該省首批建成并啟用的試點社工站，其建設和推進過程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研究對象所處地區的社會工作行業并不發達，對該地區的社工站進行研究更有利于呈現社會工作職業化、專業化發展的本土經驗。而基于4 家社工站的調研為研究提供了更加翔實的資料，更好地展現了社工站建設和推進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和機遇，既呈現了該地區社工站發展歷程的獨特性，又兼顧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歷時性研究是一種跨時段觀察同一現象的研究方法，能夠對比考察一般總體內部歷時變化（巴比，2022：96）?；鶎佣嘣＠黧w的關系建立和合作互動是持續、動態變化的過程，歷時性研究關注事情的發展變化，主張在不同的時間對研究者關注的過程或狀態進行分析，是探索社工站及其他基層福利主體互動變化歷程的合適方法。為了更好地把握基層福利主體合作動態變化的過程，筆者于2021 年下半年起，持續關注該地社工站建設推進情況。調研的第一階段為社工站建立至2022 年1 月，這階段處于社工站建設初期，正是社工站與其他基層福利主體建立關系的關鍵階段。調研的第二階段為2022 年3 月至12 月，該階段基層福利主體之間深入合作，關系進一步發展。調研的第三階段為2023 年上半年，距社工站成立已兩年，社工站與其他福利主體已經形成相對穩定的關系。

本研究主要采用訪談法收集資料。實地訪談主要集中在2022 年1 月和2023 年1 月，此外，研究者每3 個月會通過電話進行跟蹤訪談。訪談對象包括13 位社工以及5 位不同層級的福利主體代表，包括村（居）委會工作人員、民政專干、鄉鎮政府工作人員、志愿者、社會組織干事，每位受訪者均在不同的調研階段接受過2 ～3 次訪談，訪談圍繞社工站提供和傳遞福利服務的情況、社工站與其他福利主體互動情況以及其他各方對于社工站成長和發展情況的看法等方面展開。

四、共生困囿：鄉鎮社工站福利服務供給困境

作為鄉鎮層級制度化的專業福利服務平臺，社工站與其他福利主體以及福利對象之間的互動關系直接影響福利服務效果。社工站建設初期，共生主體力量失衡、共生界面功能缺失、共生環境不良等問題制約基層福利供給系統的共生發展。

（一）共生主體力量失衡弱化福利生產效能

共生主體是構成共生關系最基本的單位，基層福利供給系統存在福利共生主體力量失衡的問題，具體表現為社工站對政府的資源依附、與村（居）委會行動割裂和居民信任缺失等，弱化了福利生產效能。

民政部門作為福利服務的購買者，發揮著資金、場地支持和指導、監督、培訓功能，利用行政權力控制著社工站的“命脈”。相應地，社工站要完成民政部門下發的事務性工作，定期向相關部門匯報工作情況，接受購買方的監督和評估。社工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圍繞著行政系統，經常接到不同部門布置的各類任務，行政系統的主導性越來越強。

一年制的項目有6個月我們都在摸排民政給的服務對象清單，這就是很大的工作量了，經常還有其他工作需要我們配合，如協助民政補錄婚姻信息、低保核查等。我們也不能不配合，根本沒時間和精力去開展專業服務。另一方面，民政那邊的補貼更多，我們也愿意去做，能拿更多的補貼。（訪談對象S站社工）

村（居）委會作為福利服務的合作者，與社工站一同發布信息、開展福利服務。然而，合作的前提在于彼此互相需要，通過合作能夠帶來收益。但社工站建設初期的功能定位不夠清晰，村（居）委會和服務對象對社會工作服務不夠了解，因此對社工站協同參與基層福利服務的需求不大，一時間難以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社工站的服務與村（居）委會的服務有所割裂，無論是在深度上還是頻次上，都缺乏有效的互動，社工站處于相對弱勢和邊緣地位。這就導致專業社會工作經常浮于表面，工作難以深入。

怎么跟村（居）委會打交道一直是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關系搞不好，人家就覺得我們給他們增加工作負擔了，不想和我們合作。好像每次都是我們求助村（居）委會，感覺我們不被他們需要。（訪談對象Q站站長）

鄉鎮街道范圍內的居民，尤其是民政部門提供的福利對象清單上的居民是福利服務的接受者，接受來自社工站等主體的福利服務。而福利對象對于社會工作者的信任缺失和了解不足給社工站的福利服務遞送造成一定困難。Q 站社工表示：“上門摸排的時候就說自己是民政專干，他們也不懂社工是做什么的，說自己的政府街道的他們比較熟悉，不然還要解釋什么是社工?！倍邮芊盏腝 鎮居民則表示不知道什么是社工，以為是街道的工作人員。社工為了更好地與服務對象建立關系，往往借由民政部門工作人員、街道工作人員的身份建立關系，借福利對象對政府的信任進入轄區，從而獲得在該轄區開展活動的授權。社工站依托和政府合作獲得形式合法性，這使得社工的話語權和主體合法性進一步削弱。

共生系統效能的發揮依賴共生主體的異質性，在異質性結構之間進行資源交換，雙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發展。由于依賴政府資源、合作者服務割裂、福利對象信任缺失等原因，社工站成為和村（居）委會、社會組織等提供相同服務的工作平臺，且處于相對弱勢和邊緣地位，無法發揮其獨特的福利生產功能。

（二）共生界面功能缺失制約福利組織效力

多元福利主體共同行動需要構建彼此之間穩定的接觸方式，即共生界面。共生界面能夠為福利供給系統中共生主體的穩定提供制度機制，影響共生系統的治理狀態和價值結果（王文龍等，2022）。就基層福利服務供給而言，共生系統中物質交換、信息共享和責任分配界面的功能缺失和不足，使得社工站的服務遞送難以針對外部環境的復雜變化及時調整，制約福利組織機制運行。

基層福利共生主體之間的物質交換界面主要指整合性資源共享平臺的搭建，塑造資源整合共享機制。調研所在地曾構建了一批民政服務力量和基層公共服務綜合平臺，如社區社會組織、社會慈善資源等。這些平臺的功能和服務內容存在一定的重合，多主體間存在無序競爭、服務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問題。社工站若能整合這些力量和資源，將有利于最大化提升服務效率。然而在現實中，社工站并沒有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資源整合機制，社工也普遍缺乏鏈接福利資源的能力。盡管每個社工站都建立了“資源管理檔案”，但是資源的整合度明顯不足，也缺乏對福利資源后續的進一步挖掘和維護；對于已經鏈接到的資源缺乏分類管理，在面對福利對象多樣化需求時，難以迅速、精準地匹配到合適的資源。這就導致福利資源整合程度不足，資源集聚能力不夠，福利主體間的物質交換載體和通道中斷。

基層福利共生主體間的信息互通界面主要指拓展多元主體信息溝通渠道，促成多元主體持續穩定的信息互通關系。福利服務供給需要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達成多元福利主體之間的合作共識是服務的基礎。社工站建設前期，社工站與其他社會組織、村（居）委會的信息溝通機制不暢通，這一方面導致在開展福利服務活動時，其他福利主體的不信任、不理解；另一方面，可能會出現福利對象重復多次接受福利服務的情況，造成福利資源浪費。

基層福利共生主體間的責任分配界面著重關注運用多元化的作用機制，明晰各主體的責任劃分和功能定位，保持服務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梳理職責事項、建立權責清單，幫助理順其他主體與社工站的權責邊界，防止社工站的功能異化，重構基層的運行秩序。但目前仍處于摸索階段，并未形成合理的責任分配機制。

（三）共生環境雙向影響社會福利遞送效果

構建多元福利主體供給的共生關系需要依存于外部共生環境。根據環境對共生關系影響效果的不同，可以將其分為正向環境、中性環境和反向環境。正向環境主要是制度環境，各級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推進社工站建設的政策法規，對社工站等共生主體起到激勵作用。在調研地所在省的“十四五”民政事業發展規劃中，設置專欄推進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工程。省民政廳印發《鄉鎮（街道）社會工作服務站建設工作指引》，市民政部門頒布社工站建設的實施辦法。在社工站的人才培養方面，專門頒布《關于加強社會工作專業崗位開發與人才激勵保障的實施意見》。一系列的人、財、物、政策保障體系以及服務質量標準與綜合評價體系成為共生主體依存的正向環境，引導和激勵民政部門、社工站、社會組織等主體的行為選擇。

反向環境主要是制約共生主體之間持續穩定的合作行動的基層環境。由于社工站是在政府自上而下推動下逐步建設成立的，對社工站的重視和認可程度隨著行政等級的下降而逐漸變低?；鶎诱M管在有序推進社工站建設，但對于社工站的作用功能、服務能力以及未來的發展都表示懷疑。S 鎮民政部門一位工作人員表示：“主管領導還是比較重視社工站的，但是我們對社工不了解，不知如何將社工與民政工作較好地結合，所以也不知如何很好跟進社工站工作。對于社工站今后走向哪里也不是很明確?！备惺茉L者提出疑問：“社工站最后會不會閑置，成為一個擺設？”這種消極的信任環境對共生主體起到抑制作用，導致社工站與其他基層福利主體之間形成的是在政治力量主導下的強制性合作，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福利服務的開展和共生模式的構建。一方面，不良信任環境降低其他福利主體合作意愿，例如，受訪的村（居）委會工作人員對社工站的專業服務能力保持懷疑，更加傾向于基層原有的福利服務供給模式，認為社工站的出現會加重已有工作負擔及考核壓力，不愿與社工站一起開展福利服務。另一方面，不良信任環境阻斷福利資源和服務信息的流動。社工站的福利服務面向多元主體，因此需要聯動各個部門及社會組織。原有福利主體將社工站當作競爭者，不愿分享福利資源和服務對象信息，認為社工站的出現可能會破壞已構建的服務關系，爭奪福利資源。

（四）共生關系難以建立的原因分析

共生主體能量生成是達成共生關系的本質要求。社工站能量生成首先依賴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培養，專業服務人才缺失、專業能力不足導致社工站無法盡快提升專業度，展現自身的優勢與能量。其次，社工站的能量生成還依賴合理鏈接在地資源，聯合社會組織、村（居）委會、企業等多元社會力量，形成資源互補的共同體，引導各種資源在共生系統內流通共享。目前，共生主體能量的失衡導致現有社工站的日常運營、資源等對行政機構的依賴性強，無法成為獨立自主的福利主體。

共生環境是形成共生關系的外部條件，政策快速推進使得社工站一時難以適應環境變化。社工站的建設推進是自上而下、政策先行的，各類政策對于社工站建設的進展和標準、資金來源、場地使用及人員組成作出相關規定，成為動員社工站建設的重要手段。然而，伴隨著政策快速推進，政策的執行陷入時間緊、任務重、人才缺失的困境。社工站作為政策推動產物，各地方社工站建設紛紛采取“任務指向”“模仿學習”的行動策略來回應政策號召（麥穎特、徐道穩，2023），試圖化解政策迅速推廣與現實各地建設能力不足之間的張力。另一方面，在原有福利環境中，已有的政府、街道、社會組織承擔了一定福利責任并被大多數實踐證明是積極有效的。社工站的“新入場”既要不斷提升自身力量，以專業有效的服務成效回應政策要求，更要處理好與原有福利主體的關系，吸納本地資源實現在地化建設。但在社工站建設初期，其與其他福利主體之間缺乏聯系，服務之間整合性不強，難以產生聯動效應。

明確共生主體生態位的規定是處理共生關系的前提，社工站生態位界定不清導致競爭發生。生態位反映了有機體與環境的相互關系中所處的功能地位，社工站生態位的規定就是對社工站在福利服務遞送過程中福利功能地位邊界的界定。在福利實踐過程中，社工站的定位在于承擔民政部門的公共服務職能，彌補基層民政力量的不足，破解基層民政服務力量薄弱的難題，是促進民政工作與社會工作深度融合的基層平臺。應然的情況下，社工站以此為定位形成自身的邊界，獲得內在的有限性和相對性，從而獲得其自身的規定性。而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社工站的弱勢地位使其無法向其他福利主體明確自身責任邊界，由此產生福利主體間責任邊界劃分不清晰、福利服務內容重疊等問題，致使福利服務過程中出現互相推諉、服務連續性不足、服務內容交叉重復、服務資源浪費等情況。這不但無法發揮各自優勢，還額外增加了協調成本，影響多主體共同協作，不利于形成穩定、互惠的共生關系。

五、走向共生：鄉鎮社工站福利共生系統構建

在調研的第二、三階段，研究發現社工站的福利實踐不斷進步，社工站及其他多元福利主體的共生關系不斷生成，基層福利共生系統初步構建（如圖1 所示）。

（一）共生主體間能量的多向交互

福利服務供給是多元主體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的，這是福利多元主義理論范式和現有福利實踐達成的共識。多元化福利主體以異質性為前提，服務主體在定位、資源、能力方面的差異性構成了多元主體共存、分工協作的基礎，主體間功能倚賴與互補是共生的必要條件。共生關系的本質在于產生共生能量，這包括新能量的生產和不同主體間的能量交換（袁純清，1998）。調研后期，社工站和其他福利主體持續整合福利資源，提供更加專業的福利服務，持續生產新能量。社工站與其他共生主體之間能量交換表現為雙重路徑：

一是政府、社會組織和與村（居）委會的能量向社工站流動。民政部門通過購買第三方督導項目的形式，引入先進社工站建設經驗和服務模式，協助提升本地社工站福利服務的專業性。此外，民政部門進一步完善資金保障機制，逐步增加社工站建設的資金投入。村（居）委會提供了更多場地運營方面的支持，使社工站服務實現從駐鎮到駐村的轉變，提升福利可及性和可見性。社會組織向社工站提供服務技術、福利資源以及日常督導支持，協助社工站更好地開展福利服務。上述共生主體能量流入有助于提升社工站的福利供給能力，促進福利輸送人才培養，提升社工站的社會認可度。

二是社工站的能量向政府、社會組織與村（居）委會等主體流入，這是其他福利主體與社工站建立共生關系、實現福利多元供給的預期收獲。對于民政部門來說，社工站入戶探訪和摸排、服務信息錄入等日常工作，能夠向民政部門反饋福利對象需求，使得政府購買服務更符合本地居民需要，提升福利服務供給效率。對于村（居）委會來說，工作人員可能因為忙于其他工作，忽視福利政策的宣傳，居民獲取福利信息的渠道減少。社工站開展服務能夠協助村（居）委會宣傳福利政策，幫助居民獲取福利資源，協助村（居）委會共同營造良好的社區福利環境。對于社會組織來說，社工站入戶探訪一方面為社會組織篩選并提供了服務對象，另一方面也向居民宣傳了社會組織，促進社會組織融入。

社工站和機構合作開展活動是一件共贏的事情。社會組織挖掘到他們的服務對象，也是對機構的一個宣傳，讓居民知道原來這個部門（社會組織）能做這么多有意義的活動，所以機構也很支持我們。遇到一些養老保健宣傳日，社工站、村（居）委會都要宣傳，有時候他們忙不過來，有一些福利政策宣傳根本沒有時間去搞，社工辦活動正好就一起宣傳了。（訪談對象R站社工）

總的來說，社工站的活動和服務對于轉移政府職能，提升政府福利輸送效率、促進社會組織融入和在地化服務、孕育良好的社區福利環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社工站通過“勞動”換取了其他主體的信任和支持，進一步深化多元福利主體共生程度。

（二）共生界面的完善與功能發揮

福利服務協同供給系統中，共生主體的穩定互動需要共生界面在持續平衡和演進的動態過程中發揮制度機制的調節作用。隨著社工站建設的不斷推進，基層福利服務遞送的物質交換界面、信息共享界面和能量分配界面不斷完善，推動共生關系的進一步優化。

在物質交換和信息共享界面中，社工站作為福利服務遞送的綜合服務平臺，搭建整合性的資源平臺和空間平臺，發揮資源整合和積累的作用，匯集來自政府、社會組織等各方福利資源，以便個別化精準回應福利對象需求。在社工站建設的過程中，以信息技術為基礎，搭建溝通互聯平臺以及宣傳推廣平臺，逐漸完善了以中國志愿者平臺、社工站所在地政務宣傳平臺為主的信息互聯體系，促使社工站志愿資源、公益資源、媒體資源累積和整合。這些平臺的運用還拓展了基層福利主體間線上對話機制，推動信息共享界面的構建，促進福利主體的合作共識。此外，村（居）委會充當了社工站與社區社會組織、居民之間對話的線下平臺，定期討論福利對象認定、社區環境改善、志愿者培訓等問題。通過上述信息互聯體系，各福利主體在服務過程中逐漸達成合作共識。

基層福利服務遞送共生主體間的責任分配界面著重關注創建多元化的作用機制，運用多種方法和手段，使系統中的各主體各司其職。社工站不僅關注民政部門提供的服務對象名單上的群體，還主動識別鄉鎮范圍內其他群體的特殊需求，并有效聯結福利資源提供幫助，提升福利服務的精準化水平。福利資源整合方面，社工站開創了福利資源互通機制，通過召集多方主體定期開展座談會的形式挖掘和整合福利資源，實現信息互通、人員共享、服務協同的福利資源共生狀態。在持續的福利行動開展過程中，社工站逐漸明確了自身的責任分工，在福利治理中不再簡單扮演服務傳遞者的角色，而是全方位介入福利需求識別、福利資源整合、福利項目設計的全過程，并形成常態化參與機制。

（三）共生環境的轉變與持續優化

共生環境的持續優化是福利共生關系生成的重要外部條件。其中，政策環境和文化環境的正向支持不斷強化，推動了共生主體之間的協作。當地推進以社工站為核心的社會工作服務體系建設，相關政策強調建立民政部門牽頭、相關部門協同配合的跨部門合作機制，形成工作合力；各市縣要建立資金多元化投入機制，要壯大社工人才隊伍，聚焦民政主責主業，把社會工作服務站打造成為民政基層服務的重要陣地。針對之前社工站反饋行政化比較嚴重的情況，該地還出臺了相關文件，再次重申社工站職責。上述政策頒布與實施為社工站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此外，當地積極利用海僑志愿文化資源，形成了具有當地特色的志愿文化環境，促成社工站志愿服務隊伍不斷壯大。

當地居民、媒體逐漸認可和信任社工站的社會環境也是共生環境持續優化的體現。社工在走訪養鵝專業合作社、種植戶合作社時，發現了疫情期間農產品滯銷情況。社工站整合外部資源，通過資金支持、技術援助及服務輸入，協助拓寬銷售渠道，并以此為契機打造社工—電商合作的品牌項目，結合農戶的真實需求，開展長期持續性福利服務項目。此外，社工站借助媒體傳播力量展示服務成效，促進了社工站自我發聲，讓更多人了解社工站服務情況，吸引多元群體關注、了解和參與社工站建設，讓廣大群眾認識和認可社工服務。

（四）走向共生的福利實踐策略

歷經兩年的成長和實踐經驗的積累，社工站對于政府和民政部門還存在制度依賴、資金依賴和合法性依賴，但多元主體之間已經可以實現互利，發揮互惠共生的整體效應。盡管共生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仍不夠充分和持續，但相較之前，共生發生的規律性更強，共生關系趨于穩定，共生效率有所提高。社工站為核心的基層福利供給體系能夠形成這種積極共生的原因在于，多元福利主體基于共同的目標形成了完善的協商對話機制，通過專業能力的展現獲取其他主體信任，基于共同的利益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互惠策略，進而實現了有效的福利共生治理實踐。

1. 福利共識基礎上的協商對話策略

持續穩定共生關系需要在滿足主體自主性和自身利益的基礎上達成某種相同的、統一的價值，即價值共識。福利主體在持續互動過程中達成一致的福利共識，在此共識的引領下，多元福利主體形成了持續穩定的協商對話機制：以社工站為協商對話平臺，以平等對話為議事原則，以福利問題的識別、討論、行動策略、介入反饋為協商內容，以促進福利信息、資源、服務傳遞為目的，共同為鄉鎮范圍內的服務對象提供福利。在持續協商對話的過程中，逐漸明晰各主體在福利供給中的角色，實現福利治理的分權化與社會化。

2. 專業能力基礎上的獲取信任策略

社工站在建設初期被視為福利服務推進的重點工程，在政策、資金等方面受到大力支持，在獲得制度信任方面占得先機（姚進忠、林悅盈，2023）。然而，鄉鎮福利服務場域中已有的福利關系網絡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排他性，如何獲取其他主體的信任、拓展自身的服務空間，進而維系共生主體間關系、推動共生系統穩定運行成為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對此，社工站提供福利服務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知識是獲取其他主體信任的重要條件。該地社工站在建設過程中，獲得了來自對口支援高校、成熟社會組織的鼎力支持，社工接受了專業的督導和培訓，服務能力持續提升。在專業能力的加持下，社會工作站通過持續地遞送福利服務，獲得居民、社會組織等對于社工站的認可，贏得了更多的社區熟人網絡的信任和支持。

3. 共同利益驅動下的互惠共贏策略

社工站及各共生主體達成共生的內在動力在于共同利益，利益驅動了能量匯集和交換。在利益驅動下形成的互惠機制包括直接互惠和間接互惠。直接互惠是指互惠行為的發起者同時也是互惠行為的接受者，如W 社工站開展的宣傳活動獲得了該鎮村（居）委會提供活動場地和服務對象的支持，社工站反過來也為鎮村（居）委會提供其所需要的活動資源。間接互惠是指個體提供幫助后，其所獲得的獎勵通過聲譽機制，由群體內其他成員代為實施。以W 社工站協助農戶解決農產品滯銷為例，社工最初只是出于個人意愿，借助個人網絡賬號，幫助同鄉銷售農產品。通過媒體的宣傳報道，不僅是社工本人，社工站也受到居民、政府的關注，社工站也因此鏈接和積累了本地鄉鎮企業等資源。并且，社工站以此為契機打造了“電商合作”的社工站服務品牌項目，提升了社工站在本地區的影響力。社工站以自身所擁有的資源交換其他主體資源的社會互動過程，實現了雙向強化和共同發展。

4. 扎根鄉土文化的共生行動策略

社工站的在地化發展需要將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與當地的文化價值相結合，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的鄉土資源，深入了解鄉土社會中不同利益群體的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和交往方式等，以便更好地開展服務。受到傳統文化、鄉鎮生活方式和經濟結構影響，鄉鎮居民遇到困難時更傾向于向家庭、鄰里求助，較少主動尋求社會工作者的幫助。這就需要社工站主動貼近鄉鎮居民生活，從中發掘居民需求，前文所述社工對農產品滯銷的回應是很好的入場契機。除此之外，鄉鎮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動也是社工站與其他福利主體互動的關鍵契機。依托民俗文化活動，政府及群團部門、村集體、社工站、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到鄉土文化的建設和發展中，發揮各自功能，形成互補互惠的共生關系。

六、結論與討論

社工站建設是近年來基層福利服務與社會治理的新舉措，如何在現有的福利生態中找準自己的角色定位，是構建協調有序的基層福利供給體系的關鍵。社工站能否與其他福利主體達成協同合作實現“福利共生”，影響社工站能否順利提供服務。

（一）福利共生系統的進化與完善

經過兩年來的發展，社工站及其他福利主體的共生模式不斷進化（如表1 所示）。以社工站為核心構建福利共生系統能夠有效促進福利主體間的物質、信息、能量流動，強化聯動效應；在鄉鎮（街道）層面匯集和整合福利資源，縮短福利資源與服務對象的距離；專業社會工作者組建福利服務遞送網絡和隊伍，加強遞送過程中各主體間的協作，縮短遞送時效，提升福利遞送效率。隨著基層福利服務需求增長，社工站及相關主體還需要進一步優化共生模式，尋求共生模式的優化路徑，拓展參與深度，嘗試建立多層次和多樣化的共生體系。

表1 社工站福利共生系統演進對照表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社工站目前仍是基層福利共生系統中較為薄弱的一環。為了更好地達成共生狀態，社工站首先要不斷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在共生系統中發揮其特有的福利功能。其中，加強專業社會工作人才培育，提升人才專業性和福利服務供給意識是社工站增強自身能力的關鍵。其次，社工站要構建專業邊界以保障社工站的自主性。社工站作為民政力量的補充理應承擔部分民政工作和行政性事務，但同時需要保持專業獨立以抵消身份的依附，構建專業邊界。最后，社工站應建立資源統籌機制，提升挖掘多元資源、建立合作關系的能力；應以轄區內居民需求為導向，引導多維度資源在系統內流通共享。

（二）關于“福利共生”的進一步討論

福利共生是針對社會福利主體職能碎片化導致服務與供給分割等現象提出來的，強調社會福利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銜接與融合。多元福利主體之間的行動割裂、部門間溝通的碎片化及聯動機制的活力不足，造成合作層面上淺層懸浮，最終造成服務提供的低效，也使得福利資源分散于各個部門，難以整合（王磊、王青蕓，2020）。福利共生是福利主體之間的互動合作的福利實踐，但這并不排除主體間的“正和比賽”（李承律，2005），這種“正和比賽”往往會成為福利實踐發展的新動力。相對于“福利協同”（宋洋，2014）、“福利整合”（周沛，2020）等概念，“福利共生”的價值就在于共生主體間的共同適應、共同激發、共同發展和共同進化，通過共生的過程實現共生主體各自功能的有效發揮，能夠更好應對福利服務供給中的協同惰性。

基層福利治理需要實現從“福利共同體”到“福利共生體”的基層福利主體協作關系的重構。福利共同體是在居民生活區內，以社區居民共同福祉為紐帶，圍繞社區福利對象，匯集各類福利主體資源的新型共同體。共同體的概念更加強調價值上的一致性和情感上的互聯，福利共同體的達成需要尋找各福利主體間的共性，以情感為紐帶實現跨界合作。然而，在實際的福利服務供給過程中，福利主體多方之間存在諸多差異，價值目標各異。由此，互惠型的合作形成就不能僅僅依賴情感的聯結，而是需要走向“福利共生體”的系統建設。共生體強調主體間的相倚相生，彼此從對方處獲得新的發展能力，長期處于系統功能最優化、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動態與持續的共贏、共振狀態（朱俊成，2010）。從福利共同體走向福利共生體是試圖在尊重差異的前提下，喚醒一種福利主體互融互生的深度交往的關系狀態，“福利共生體”使得互惠型合作成為可能。在福利共生的框架下，各福利主體相互激發福利功能，共同促進基層福利發展，在實踐中依循互惠共生的原則，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構建各福利主體間的關系模式，相互成就。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我國福利服務供給將面臨更高的要求和挑戰?！案＠采币暯菫榛鶎痈＠黧w協作的關系重構以及具體的福利服務供給實踐提供理論依據，推動“福利共生”的社工站建設對于推進基層福利實踐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共生式的基層福利實踐能夠提升基層福利服務遞送的效率，提供更具專業性的服務，優化基層福利環境。另一方面，社工站的建設為民政服務與社會工作服務的協同合作提供了一種新的模式，也為有效推進社會福利服務和社會工作服務的整合以及兩者功能的協同發揮提供了實體化的共生陣地。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為基層福利主體關系建設提出了新的思路，但國內各地區社工站建設的地方情境復雜多樣，福利主體需要結合實際構建適合本地情境的福利實踐模式，以達成互惠共贏、相倚相生的“福利共生”關系狀態。不同區域背景及不同發展模式下，社工站呈現出的“福利共生”模式及生成路徑仍有待進一步探究。此外，共生式的福利服務供給模式的生成并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其中必然會面臨一些挫折與反復，如何應對這些困境需要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