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 學科發展之困及其化解之道

洪煜

摘 要：建設高等教育強國要以學科的高質量發展為基礎，傳統的學科建設模式束縛了學科發展和重大創新，具體表現為：科層制為核心的學科建制束縛了學科發展的內生動力、項目制為主導的建設機制阻礙了學科的持續發展、“錦標賽”為特征的評價機制扭曲了學科發展導向。要破解學科發展的難題，必須健全學科治理的制度體制、組織結構、文化生態和評價模式，推動學科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高等教育強國；學科發展；學科治理；項目制

高等教育強國建基于學科的高質量發展

眾所周知，我國高等教育歷經外延式發展、內涵式發展到高質量發展三個階段。外延式發展以規模擴張為主要特征，在這一階段，我國全力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為高等教育普及化打下了基礎。內涵式發展以高等教育內部因素作為動力和資源[1]，是對外延式發展的糾偏，強調結構優化、質量提高和實力增強，尤其是要調整學科結構、增強學科實力，在這一階段，“雙一流”建設成為高等教育實現內涵式發展的著力點。

高質量發展作為內涵式發展的延伸，相較于前兩個階段，高質量發展重在范式轉型，在發展理念上實現從“數量為先”向“質量為要”的轉變，其中就包括淡化重點建設思路，促進合作與聯動發展，進一步通過制度化與法治化手段消除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的條塊分割和身份固化[2]。

學科作為知識的類別和學術活動的平臺及載體，承擔著高等教育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文化傳承等基本功能[3]，也是政府推進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在推進學科發展過程中，政府難以擺脫傳統的學科建設模式，過度依靠政府主導開展學科建設項目，已成為束縛學科發展的路徑依賴。

學科發展的路徑依賴與問題分析

長久以來，談及學科發展，我們總是用學科建設形容之，所謂“建設”，便是以開展“工程”“項目”建設的思維來推進學科發展，從本質上看，這種學科建設活動是一種脫胎于“包干”制的發包制。學科建設活動作為一種發包行為，以科層制為制度根基，以項目制為制度手段，以形形色色的學科評估“錦標賽”為其激勵約束機制[4]，政府、大學和大學內部組織圍繞著學科建設任務，形成了一種“發包—承包”關系，“985工程”“211工程”乃至“雙一流”建設便是這種制度的實踐案例[5]?？陀^地說，發包制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通過聚焦特定領域的特定政策目標，自上而下層層動員，能在短時間內取得顯著成效。自“雙一流”建設啟動以來，部分大學和學科實力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跨越式提升，這種學科建設的“發包制”功不可沒。但是，在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時代背景下，面對培育新興交叉學科、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等重大戰略需求，以發包制為核心的學科建設模式越來越暴露出短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科層制為核心的學科建制束縛了學科發展的內生動力。從國外大學的發展歷程看，學科誕生自人類知識體系的自然演化，是知識生產的基本單元，知識生產需要自由、平等、開放、寬松的制度和組織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學無先后、達者為師”，學術權力得以彰顯，學科組織在一代代“大師”的引領下自然“生長”。但是，我國學科建設受“計劃體制”及其制度慣性的制約，在大學外部，政府習慣于將大學及其學科納入到行政序列，通過各種政策、項目全盤掌握了學科建設的主導權，同時扮演著設計者、 推動者、監督者、管理者、評價者等諸多角色，學科組織往往成為大學內外部科層組織的附庸。在大學內部，以院系等行政單位劃分的學科“領地”根深蒂固，本應尊重開放與創新的學科組織走向了封閉和保守，甚至出現少數掌握了行政權力的學術寡頭壟斷學術資源，將學科變成其“私人領地”，居于其中的學者不得不讓渡部分學術決策權[6]。學科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被科層制綁定、被行政權力挾持：一方面，極大束縛了學科自主發展的內驅力；另一方面，阻礙了新興交叉學科的產生與發展。學科建設單位依托行政建制爭奪學術資源，官僚主義日漸突出，協同創新意識日漸淡薄，學科之間交叉融合在僵化的行政體制和資源配置機制之下面臨著重重阻礙，學科的科層化、行政化與當今人類知識體系重視交叉融合的演化趨勢背道而馳。

第二，項目制為主導的建設機制阻礙了學科的持續發展。項目制作為一種技術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科層體的縱向權力結構和中央壟斷資源配置的局限[5]，資源直達基層激發學科建設積極性。但是，項目制的運行邏輯與學科發展內在規律存在沖突：一是項目的設置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主要考慮某一時期國家的政策目標和社會經濟需要，較少考慮學科知識體系自然演進的內在需要。二是項目短期功利性明顯，項目都設置了明確的任務目標和建設周期，但學科發展作為開拓人類知識新疆界的活動，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像工程項目一樣去制定學科建設任務和周期，只適用于“從一到多”的“跟隨式”創新，不適用于“從零到一”的原始創新，正如OpenAI研究員肯尼斯·斯坦利和喬爾·雷曼所說，偉大是不能被計劃的，通往“高大上”目標的“踏腳石”往往出人意料，難以被規劃，過早明確任務目標，反而會收窄學者求新求變的空間，錯失“捕獲”重大創新的機會[7]。三是項目制為權力和資源的壟斷提供了合理性“外衣”，在高校外部，通過各類重點工程、項目，人為構建了高校的差序格局，形塑了高校辦學和學科資源配置的“金字塔”層級，固化了“學科圈層”，導致學科發展的“內卷化”[8]；在高校內部，學科的項目化管理導致“技術性細節”不斷增強 ，內卷化突出。在爭奪項目的過程中，“贏者通吃”的局面較為普遍，權力和資源的過度集中最終會滋生腐敗，瓦解學術共同體，甚至帶來學科“泡沫化”。

第三，“錦標賽”為特征的評價機制扭曲了學科發展導向?？陀^來說，基于市場競爭邏輯的“錦標賽”制度是項目制運轉的必要補充，通過設立各種學科評估指標、完善學科建設項目“競標”機制，推動了學科在各項指標上的顯著提升。但是，這種“錦標賽”危害甚大，大學在推進學科建設過程中，更多遵循的是學科排名的誘導，而非滿足知識增長和國家發展需求[9]，導致學科發展陷入了評估主義的泥潭：一是學科建設過于關注外在的評估指標和排名，如師生比、論文引用影響力等，忽視了一些關鍵的隱性因素，如學科理念、學科文化、學科組織凝聚力、學科促進知識增長程度等，這些因素難以量化，但卻是維系學科持續健康發展的精神內核。二是對于學科差異性的忽視導致學科之間的同質化發展。一方面，各類學科評估普遍采用一級學科評估排名辦法對高校學科進行評價，誘導高校走上“大而全”的學科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學科評估指標的高度同質化導致學科發展的同質化，如重視論文發表的學科評價取向直接導致“工科理科化”。三是學科“錦標賽”導致學科之間的激烈競爭和內部的分裂。為了在評估中獲得好的成績，一些學校會整合資源和撤銷非重點學科，導致學科之間的競爭激烈，甚至在學院內部引發分裂。同時，學校之間也會進行“搶人大戰”，爭相挖走學科帶頭人和團隊，惡化了學科發展生態[10]。

完善學科治理、推進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建議

學科建設模式存在諸多問題，但僅止步于問題的揭示顯然是不夠的。促進學科的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從根源上克服學科建設依賴科層制、項目制和“錦標賽”機制所帶來的弊病。而完善學科治理不僅是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且也是破解傳統學科建設模式行政化主導、工具理性等各種弊病的有效手段[11]。

第一，制度演變。學科治理需要加強學科治理制度的內外聯動。一方面，要優化外部制度供給，尤其是政府推動學科領域的簡政放權，在學科治理中搭建多元治理的制度框架，有效整合政府、高校、產業界和基層學科組織等利益相關方的力量，共同促進各學科的創新和發展；另一方面，要強化學科內部制度規范和自治能力建設，充分發揮學術力量在學科治理中的作用，突破科層制的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壓制；要建立公正、公開、公平的學術決策機制，在行使學術權力的同時要保障學者平等的學術權利，避免權力濫用，預防學術腐敗。

第二，組織蛻變。學科治理應當堅持以學科自治、學術自主的學科自組織為基礎，以政府、大學、社會等多元共治下的他組織為牽引，形成“松散耦合”的組織結構[12]，在這一結構之下，不同學科發展既保持自主性和相對獨立性，又保持互動關系，形成一種共生的學科組織生態；學科與行政組織之間也保持一種相對獨立的關系，學科治理的決策權在學者手中，資源配置與政策支持等權力則在行政人員手中，學者和行政人員在學科發展中是合作關系而不是不平等的支配關系，這種組織有利于擺脫傳統科層制束縛，謀求學科組織的內涵式發展。

第三，文化嬗變。要涵養學科治理文化生態，強化學科文化的價值認同。學科治理文化作為學術治理場域的靈魂，是學科治理的方向和動力。要切實強化基于學科發展和學科多樣性的文化價值認同，改變行政管控下的硬治理模式，形塑柔性學科文化與剛性學科制度相結合的學科治理范式。此外，要打破學科壁壘，營造多學科共生的文化生態，通過確立平衡與適應、開放與優化、綜合與多樣、交叉與滲透的學科發展觀，促進學科之間的和諧發展。

第四，評價轉變。學科評價是學科發展的“指揮棒”，要推進學科治理、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糾正不科學的學科評價導向，引導學科評價超越指標排名“錦標賽”的桎梏，祛除其短期功利性。一是要重視發展性評價。學科評價要著眼長遠，政府和高校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不同學科的優勢與問題，不能簡單以短期性評價指標的數值增減論成敗，盡量避免學科評價結果直接與資源配置相掛鉤。二是要落實差異化評價。每個學科都有其獨特的發展路徑和特點，單一的評價標準往往無法全面準確地反映學科的實際情況，因此要根據學科特點和學科發展實際，制定差異化的評估指標體系。三是要探索多元化評價。因應學科治理主體多元化的需要，以學科的學術評價為基礎，引入政府、社會和產業界等學科發展利益相關方參與學科評價，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利益關注點和優先事項，通過多元化的學科評價引導學科發展更符合國家重大需求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本文系中央財經大學2023年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課題（項目編號：ZDJG202302）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瞿振元.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實現途徑[J].中國高等教育，2013（2）：12-13，21.

[2] 王曉茜， 張玨. 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意涵與實踐進路[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3）： 21-31.

[3] 張煒.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成就與路徑——從內涵式發展到高質量發展的演進[J].中國高教研究，2023（10）：1-8.

[4] 解德渤，于孟仟.學術發包制：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治理模式[J].重慶高教研究，2022，10（2）：8-16.

[5] 盛欣，劉鐵芳.項目制：一流學科建設技術治理的審思[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3（4）：39-45.

[6] 馬廷奇，鄭政捷.大學學科治理：邏輯意蘊、實踐困境與破解路徑[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1（10）：22-27.

[7] 肯尼斯·斯坦利，喬爾·雷曼.偉大，不能被計劃[J].董事會，2023（7）：90-96.

[8] 張洋磊，于曉卉.地方本科院校學科治理“內卷化”及破解策略[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2（2）：79-86.

[9] 李立國，張海生.學科治理的三重邏輯及其互動機制[J].教育發展研究，2022，42（3）：44-50.

[10] 陳亞艷，羅新祜.學科評估主義的困境與突圍[J].上海教育評估研究，2023，12（5）：6-11.

[11] 包水梅，李明芳.一流學科建設：從管理走向治理——兼論我國高校學科治理的路徑依賴及其突破[J].現代教育管理，2021（1）：25-30.

[12] 李立國，馮鵬達.從學科建設到學科治理：基于松散耦合理論的考察[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2，40（2）：90-99.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發展規劃處（學科建設辦公室）、高等教育研究所]

[責任編輯：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