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新特點與繁榮文化產業新思路

祁述裕 閆 爍

2023 年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①《習近平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07766.htm，訪問日期：2023 年10 月21 日。，對新時代文化產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近年來，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數字技術帶來文化產業領域深刻變革，技術創新、業態創新、產品創新層出不窮。文化產業治理不確定性因素和復雜性因素不斷增多，現有文化產業治理與數字時代不適應性問題日益突出。把握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新特點，完善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體系十分緊迫。

美國著名媒體文化學者波斯曼認為：“每一項重大技術的問世，都伴隨著一套新制度的出現?！雹谀釥枴げㄋ孤骸都夹g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 年，第27 頁。生產力進步勢必要求生產關系進行相應的變革，需要制度進行相應的創新。為適應數字技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歐盟率先進行了相關的制度設計，先后頒布《數字服務法案》《數字市場法案》《數據法案》等，構建了基于歐盟價值觀的數據、技術等使用規則。上述文件對全球數字經濟與數字文化產業治理產生了重大影響，產生了“布魯塞爾效應”③布魯塞爾效應是指歐盟憑借市場力量推行制度規則，并以此單方面掌控監管全球市場的能力。。歐盟的上述法案也為其他國家所效法。例如，2019 年泰國頒布的《個人數據保護法》（PDPA），就借鑒了《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國際文化產業競爭的核心是文化治理的競爭。數字時代帶來的文化產業新變化，迫切需要創新文化產業治理理念，完善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體系，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

一、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發展特點及其治理特征

（一）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特點

當前，數字技術已成為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數字技術創新從過去的單點突破轉向多技術集成創新的階段，帶來了文化創作、生產、消費、傳播等全鏈條變革。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發展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業態融合成為文化領域的發展趨勢。技術、創意和數據等文化生產要素滲透到文化生產全過程中，產業聯動的邊際成本降低，文化產業內部融合以及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不斷加深，文化新業態層出不窮。第二，文化產品和服務呈快速迭代特征。隨著數字技術進步，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跨越了單一技術驅動路徑（見圖1），轉變為多技術關聯視角下的“技術-經濟”范式（見圖2）。由于技術之間的互補性更強，新舊技術不再是“相互替代”的演進方式，而是以“群落”的形態相互融合、彼此嵌入。上一代技術紅利消失前，下一代技術已經進入導入期①荊文君、劉倩、孫寶文：《數字技術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一種改進的“技術-經濟”分析范式》，《電子政務》2023 年第10 期。。這意味著技術創新的周期性變化進一步縮短。技術創新周期大幅縮短要求治理模式也要形成快速適應演變的狀態。第三，網絡平臺成為最具規模效應的文化生產組織形態?；跀祿?、算法和平臺的運營模式成為文化企業重要的盈利模式，眾多不同類型的文化市場主體共同構成了平臺生態。第四，產權主體趨于多元。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使文化供給主體更加多元復雜，供給主體的邊界日趨模糊。同時，數字文化產品和服務具有可復制、易篡改、非獨占等特點，加劇了盜版侵權等行為。

圖1 單一技術驅動的技術革命周期（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卡蘿塔·佩雷絲的技術-經濟范式②繪制。）

圖2 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的“技術-經濟”范式（資料來源：作者繪制。）

（二）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的差異化特征

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環境日趨復雜，治理目標、治理對象、治理流程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其治理特征可以概括為治理內容具有嵌合性、治理對象模糊、治理過程動態化和治理主體網絡化（見圖3）。

圖3 數字技術引發的文化產業治理變革（資料來源：作者繪制。）

首先，治理內容呈嵌合性特征。由于數據要素在文化生產領域的廣泛應用，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加快，促進了不同產業鏈之間的相互聯結，使得數字時代文化業態融合程度加深。在此背景下，不同治理問題之間相互交叉，文化產業治理面臨著多重市場失靈、系統失靈和政策目標不一致等問題。這種嵌合性要求治理主體在解決某個問題時，須同時考慮其他問題的關聯和影響，而這些問題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復雜的、難以預測的。比如，NFT 數字藏品相關問題治理。作為一種非同質化貨幣，數字藏品既具有文化消費屬性，又包含金融、交易等屬性。因此，治理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文化消費權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文化內容合規等問題，而且要注意金融風險防范。2022 年4 月，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布的《關于防范NFT 相關金融風險的倡議》中明確指出，既要發揮NFT 在推動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方面的正面作用，也要堅守行為底線，防范金融風險。

其次，治理對象呈模糊性特征。數字技術消融了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邊界，數據要素介入文化生產過程使相關收益分配更加難以確定。產權多元化伴隨著文化生產領域的產權歸屬和產權保護問題，主要體現為治理對象邊界不清、定位模糊，管理部門難以明確界定行為主體的權責或產消鏈條的風險。以往文化產業治理對象有著清晰的邊界和范疇，比如某一文化行業的產品質量、內容安全等。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得政府文化治理缺乏參照物。特別是前沿技術層出不窮，進一步凸顯了文化產業治理對象的模糊性。究竟是技術引發的風險，還是經營主體的過失，變得難以界定，這也對文化產業治理的問責機制提出了挑戰。比如，短視頻平臺采用算法自動化決策將侵權視頻向用戶推送事件中，其責任主體是用戶、內容服務提供者還是平臺運營者，就一直存在爭議。

再次，治理過程呈動態化特征。產業政策的精準性能夠有效應對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的新變化。文化業態和產品的快速迭代，要求文化產業治理能及時做出回應，將文化產業治理滲透到產業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中。技術參與是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的突出特點。數字技術參與到文化產業治理過程中，可以快速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需求。比如，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設立數字文旅中心，通過搭建“一網通辦”“一網統管”的網絡平臺，以文旅大數據為技術支撐，實現了全域感知、全數匯融、全程協同、全景賦能，滿足了文旅企業和市民游客的相關需求①《上海在全國率先上線文旅專業領域“兩網”大廳》，https：//www.mct.gov.cn/whzx/qgwhxxlb/sh/202301/t20230131_938835.htm，訪問日期：2023 年3 月2 日。。同時，文化產業治理還需要密切關注產業發展動態，研判可能存在的風險，做到預警和預測。比如，鑒于網絡視聽平臺利用用戶行為大數據，不斷調整其付費模式，從會員付費衍生出訂閱打賞、超前點映等行為，這就需要網絡視聽產業治理也進行相應的動態調整。

最后，治理主體呈網絡化特征。平臺經濟的雙邊市場特征造成治理環境日趨復雜，其所連接的雙邊市場存在著顯著的網絡外部性②網絡外部性是指連接到一個網絡的價值取決于已經連接到該網絡的其他用戶的數量。，涉及買方、賣方、平臺服務提供方等多種利益相關方。文化產業治理網絡包括與文化政策相關的公共部門、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為平臺多元主體的利益沖突問題找到了解決途徑。這些行為主體之間利益攸關，秉持共同的價值目標，彼此之間建立起信任關系，形成一種資源互補、責任共擔和目標一致的利益共同體。平臺型文化企業的市場集中度更高，更重視維護與政府、公眾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因而，在網絡文化平臺治理中，政策引導、平臺自治和用戶監督形成均衡博弈的治理格局。比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微博平臺通過《微博服務使用協議》對其服務內容和用戶的使用規則等進行信息公示，并制定《微博社區公約》以約束網絡用戶行為。同時依托專業網絡成立社區委員會進行第三方監督，制定《社區委員會章程》《社區專家委員會章程》等①王磊：《互聯網場域下社交網絡社區規則研究——以微博社區委員會為例》，《科技與法律》2015 年第4 期。。

二、數字時代我國文化產業治理的進展與不足

為順應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發展新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行政部門積極完善文化產業管理服務，取得了顯著成效。主要表現在：一是行政審批事項減少釋放了市場主體活力。以文化行政審批為例。黨的十八大以前原文化部行政許可項目有13 項，現在類似行政許可項目只有4 項，下放和取消的行政審批事項近70%。二是深化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改革。多年來文化娛樂領域執法部門化、碎片化問題突出，黨的十八大以后建立了全國文化市場管理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健全了綜合執法體制機制，出臺《文化市場綜合行政執法管理條例》，行政執法法治化、制度化建設有了長足的提升。三是規范網絡平臺的壟斷行為。針對網絡平臺細分領域壟斷程度高等問題，出臺系列文件，規范網絡文化市場，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四是完善網絡文化市場，整治侵權盜版、流量至上、“飯圈”等網絡亂象。五是提出對新業態實行包容審慎監管。國務院要求從實際出發，從新業態的特點出發，判斷和處理問題?！鞍荨笔侵笇ξ粗笥谝阎男聵I態、新樣式采取包容的態度，積極支持業態發展?！皩徤鳌笔且笤谛聵I態剛出現還看不準的時候，不要“管死”，要設定一個“觀察期”，同時要注意嚴守安全底線。六是探索文化信用監管，構建以信用為基礎的文旅市場監管機制，實施文旅企業信用分級分類管理，降低監管成本，提高監管效率。

但現有文化產業管理理念和管理體制與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發展不協調、不適應問題仍十分突出。我國文化產業治理體系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豎井式”管理導致權責不清。傳統文化管理體制是依據文化傳播載體設立的分業管理模式。如報紙、雜志屬于新聞出版總署管理，電視臺、有線網屬于廣電總局管理，通信網和互聯網屬于網信辦管理，舞臺藝術屬于文旅部管理等。由于早期信息流通速率不高，文化內容或服務供給單一，這種“豎井”式分業管理體制具有部門之間職責明確的優點。隨著互聯網時代文化新業態層出不窮，不同文化行業融合程度加深，“豎井式”分業管理越來越難以適應時代發展，權責不清、職能交叉等問題普遍存在。

第二，“保姆式”管理造成效率低下。我國文化內容管理具有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等特點。在信息爆炸的數字時代，這種模式成本高且效率低的問題凸顯。以彈幕治理為例，彈幕是網絡空間新型的表達方式和交流方式。嗶哩嗶哩是國內彈幕文化大本營，2021 年其年度彈幕數量達100 億條，成為一種廣泛參與的大眾文化。彈幕受到行政管理部門的重視，相關部門要求網絡平臺方負責對彈幕進行審查。比如，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的《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2019）和《網絡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2021）中提出，平臺上播出的所有短視頻均應經內容審核后方可播出，包括節目的標題、簡介、彈幕、評論等。據統計，截至2020 年年底，嗶哩嗶哩有2413 名員工屬于內容審核崗，抖音集團內容審核員則超2 萬人，兩家公司的審核員人數占企業總人數均超過20%。這極大增加了企業的人員成本。

第三，管理效能不高，管理時效滯后。政府管理效能不高十分普遍，文化管理目標與管理效率、效果、效益往往不成比例。根據筆者面向北京市部分文化企業進行的問卷調查，超8 成的文化企業經營者認為政府監管效能有待提高（見圖4）。管理時效滯后，不能及時應對市場變化，也是目前文化市場管理存在的突出問題。以在線音樂領域為例，騰訊集團旗下音樂平臺自2013 年起推行獨家版權模式，對在線音樂市場良性競爭造成巨大傷害。受此影響，中國音樂網站從2005 年的400 家銳減至2015 年的16 家。此后，騰訊收購中國音樂集團股權更是屬于違規行為。騰訊收購中國音樂集團股權行為發生在2016 年7 月，但國家市場監管總局2021 年1 月份才開始對案件進行調查，行政處罰書2021年7月下達，距離收購行為發生時間長達4 年。監管部門反應遲鈍問題由此可見一斑。

圖4 文化企業監管實施效果評價（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在北京市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試驗區發放的文化企業問卷調查統計繪制。）

第四，“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現象。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涉及多方利益主體。因此，在對文化市場監管時需精準把握監管尺度和監管對象，就事論事，避免出現“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比如，在網絡時代，明星藝人的違法失德行為往往引發年輕群體的效仿，產生負外部性。抵制藝人違法失德行為是國際通行做法。不同的是某些發達國家執法一般就事論事，而國內執法力度要大得多。不僅禁止違法失德藝人繼續參與文化產品生產和活動，甚至對該藝人此前參與的文化作品也采取“下架”和“封殺”的做法。這種“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現象，導致投資主體及生產企業蒙受重大經濟損失。

第五，“一刀切”和“運動式管理”?！耙坏肚小薄斑\動式管理”具有力度大、見效快等優點，但也容易出現“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現象，負面效應很大。以網絡游戲出版審批為例，根據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的《關于移動游戲出版服務管理的通知》，移動游戲屬于電子出版物，沿用圖書出版物的管理方式，實施版號管理制度。同時，對游戲版號數量也有明確限制，2021 年8 月到2022 年3 月，國內游戲業經歷了持續8個月的版號暫停發放。2022年前11個月，網絡游戲版號發放量只有384個，不到2017年版號發放量的1/20。這導致眾多中小游戲企業倒閉或被迫轉向海外市場（見圖5）。

圖5 2016—2022 年我國網絡游戲版號發放數量（單位：個）（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公布的游戲審批結果公示信息整理繪制。）

三、秉持適應性治理理念 完善文化產業治理

數字時代文化生態日趨繁復，新舊文化業態更替提速，文化市場不確定性因素增多，迫切需要秉持適應性治理理念，完善文化產業治理體系?！斑m應性”是一個生態學術語，是指生物體通過自我調節來與環境相適應的現象。在現代社會，公共事務具有高度復雜和不確定等特點，國際學者將適應性治理理論應用到公共事務治理的研究中。Thomas 等人觀察到公共事務的治理環境日趨復雜和多變，提出針對復雜系統中公共事務的適應性治理（adaptive govemance）理論，并總結了適應性治理需要滿足的5 個要求，包括提供信息（providing information）、處理沖突（dealing with conflict）、誘導遵從規則（inducing rule compliance）、提供基礎設施（providing infrastructure）、為變化做好準備（be prepared for change）等①Thomas D.， Elinor O.， Paul C. S.， “The Struggle to Govern the Commons”， Science， 2003， 302， pp. 1907-1912.。適應性治理的特點是重視制度安排的靈活性。當代社會治理環境復雜多變，制度安排也要隨著治理對象、治理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尋求最佳治理效果。對文化產業而言，適應性治理是指為適應數字時代復雜多變的文化市場，管理部門通過對文化市場事件和行為快速回應、積極調適，選擇合適的方案解決問題，最終實現維護文化市場良性發展的目標。文化產業適應性治理強調治理的靈活性、匹配性、協作性、敏捷性和持續性。當代治理理論中持相似觀點的還有韌性治理、敏捷治理、穩健治理等理論。

適應性治理強調保持治理的彈性，增強治理工具與具體情境的適配性，強化治理體系的適應性。不僅強調治理的效率，而且以彈性規則、設置緩沖區、情境匹配、分類監管等方式，突出治理的質量和效能，完善文化產業治理的針對性。數字時代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復雜多變，新業態不斷涌現。這就需要文化產業治理保持彈性，增強適應性，在保護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維護文化市場健康發展、促進文化產業繁榮方面找到最佳平衡點。目前，適應性治理理念已經為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所認同。2022 年，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探索建立與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相適應的治理方式，制定更加靈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創新協同治理模式……進一步釋放市場主體創新活力和內生動力?！雹凇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2203/t20220325_1320207.html，訪問日期：2023年11 月1 日。秉持適應性治理理念、完善文化產業治理勢在必行。本文認為，秉持適應性治理理念、完善文化產業治理應做到以下六個治理。

第一，敏捷治理。敏捷治理在2018 年世界經濟論壇上被首次提出，這一概念強調治理的彈性、適應性和應變性。面對社會變化和技術變革，不僅要求政府出手及時，而且應該能做到預警和預測。數字時代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不確定性增多。數字技術創新具有快速、多變、規模巨大等特點。這就要求文化產業治理要及時應對，快速做出決策，為創新主體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提供適宜的環境。而傳統科層制管理則往往墨守成規、按部就班，這種等級制決策模式決策程度復雜，決策時間漫長，難以適應數字科技發展的特點，無法實現高效治理，迫切需要變革。例如，2022 年歐盟發布《數字服務法案》提出“不對稱措施”理念。該理念強調要適應數字時代市場主體的變化，明確不同業態、不同企業類型的風險特征和風險程度，分別確定治理內容、方式和頻次。其突出特點是對大型網絡平臺實施更嚴厲的監管和處罰制度。相反，對中小型網絡平臺的治理相對寬松。體現了區別對待、分類施策的治理導向，較好實現了市場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又如，探索以“監管沙盒”為代表的試驗型文化治理?！氨O管沙盒”是英國金融監管局于2015 年率先提出的創新監管理念。其借鑒沙盒運行原理，具體指規制部門劃定范圍允許一部分高科技、互聯網領域新企業在真實的市場環境中，以真實的個人用戶與企業用戶為對象測試創新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有助于減少創新理念進入市場的時間與潛在成本，降低監管的不確定性，以實現風險控制和創新的雙贏。

第二，數據治理。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的核心引擎”。大數據既是一場技術革命，是一場經濟變革，也是一場國家治理的創新。在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已經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文化大數據同樣在催生文化變革，是文化治理的一次創新。目前，各級政府部門利用數據進行治理的意識還不強，需要強化數字治理。一是要加大通過數據調節文化市場行為的力度。一直以來，政府管理習慣于通過制定政策、規劃來指導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發展。從實際效果看，這種管理模式往往存在針對性不強、效能不高等問題，迫切需要加大通過數據治理調節文化市場、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力度。以音樂節為例，目前國內大型音樂節呈無序發展態勢。據權威機構統計，2023 年中秋、國慶期間，全國范圍內同時舉辦的大型音樂節達43 場。由于國慶假期成本高企，加上音樂節扎堆帶來的相互抵消的效應，各地的音樂會賠多賺少①資料來源：北京摩登天空公司提供的信息。。各地扎堆舉辦大型音樂節，究其原因是信息不對稱，未掌握行業數據。相關行政部門應支持有關權威研究機構定期發布大型音樂節等文化娛樂行業市場分析報告，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市場風險，保持文化娛樂市場活動的良性發展。二是要利用大數據提升監管效能。如強化判例借鑒，建設內容監管大數據庫。長期以來文化產品內容審查飽受爭議，其重要的原因是審查標準只有原則性規定，審批尺度往往因人而異，因此審批結果的公正性難以保證。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對已有監管案例進行數據分析，建立監管大數據庫，對提高內容產品監管科學性具有極大意義，可有效降低內容產品審查中的主觀性和隨意性。相關管理部門應推動建設文化內容產品監管大數據庫，并公開發布。這有助于進一步明晰監管標準，降低文化內容監管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企業也可查詢已有的相關判例和判罰數據，精準把握內容監管尺度。既做到“有法可依”，也做到“有例可循”。

第三，開放式治理。開放式治理是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的必然要求。一是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數字技術極大地降低了信息、數據等要素流動的阻隔，帶來難以預知的各種風險。這需要國際社會通過制定共同規則以應對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的挑戰。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產生了良好的國際反響。比如2023 年10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為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謀劃建設性的思路。同年11 月，在首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會上，我國與多個國家共同簽署《布萊切利宣言》，呼吁和倡導以人為本，要求AI 科研機構、企業等以負責任的方式，設計、開發和使用 AI，減少人工智能可能引發的風險。二是要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在數字時代，參與國際競爭是提高數字文化產業競爭力的關鍵。2023 年8 月，美國《財富》雜志發布了當年世界500 強企業排名?；ヂ摼W企業共有8 家入榜全球500 強。從入榜企業看，與往年相比中美互聯網企業規模差距在拉大。主要原因是美國平臺企業服務于全球市場，如Facebook 等網絡平臺積累了來自世界各國的數據，使得美國所擁有的數據量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而中國平臺企業則主要服務于中國市場，數據積累受到很大限制?？s小中美互聯網平臺企業規模差距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支持中國網絡平臺參與國際競爭。這就需要完善互聯網管理規則，鼓勵中國網絡平臺企業海外投資并購，同時對海外平臺企業進入中國實行對等開放，實現更高水平的開放。三是要遵循國際規則，尊重國際慣例。遵循國際規則、尊重國際慣例是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的重要原則。如，國際體育賽事、國際重大文化娛樂活動等應按照國際通行做法行事，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的認可和尊重，也才能使國際賽事、活動效益最大化。以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為例。按照國際慣例，國際大型體育賽事舉辦期間，對境外游客均秉持友好型入境的做法，即凡在網上預約門票的國外游客，入境時可免簽證，盡可能為入境游客簡化程序，提供方便。2008 年北京奧運會、2021 年倫敦奧運會、2023 年卡塔爾世界杯等大型國際賽事均如此。但2023 年成都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則取消了在網上預約門票的國外游客入境時免簽證的通行做法。結果，來成都參觀賽事活動的境外游客人數遠低于預期。

第四，包容治理。包容治理是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題中應有之義。數字時代新業態、新技術、新模式方興未艾，未知大于已知、突破人們認知限度的現象屢見不鮮。同時，新事物、新產品難免有缺陷，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就需要從保護創新出發，讓文化產業治理保持一定的彈性，切忌僵化和死板。2019 年，聯合國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發布全球數字經濟未來發展綱領性報告《數字相互依存的時代》，倡議各方秉承以人為本的普惠思維，重構治理方式，建立更適應數字時代的發展機制。報告提出了“全球應為數字經濟提供包容性成長的政策環境”的倡議，該倡議為世界各國所認同。中國政府部門也在按照包容審慎監管的原則制定政策。比如，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門出臺的《關于加強劇本娛樂經營場所管理的通知》，就創新性地通過設置政策過渡期，為企業規范經營留足時間。引導企業利用一年過渡期，開展自查自糾，實現合規化經營等，為疫情期間從事劇本娛樂場所經營的企業渡過難關創造了條件。

第五，協同治理。堅持法治、自治與共治相結合是文化產業治理應對數字時代不確定性因素的重要法寶。數字時代文化生產、消費和流通的數據浩如煙海，需要政府法治、企業自治和多主體共治相互配合。同時，數字時代文化市場主體更加多元，各種利益訴求也更加多樣。協調好各方利益，保障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良性發展，就需要協同治理。協同治理是由利益相關者參與并共同承擔責任，通過形成共識、協商決策進行治理的方式。其一，賦予文化企業高度自主權。文化企業是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的主體，激發文化企業活力是數字時代文化產業治理的核心。目前，在絕大多數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中均秉持賦予文化企業高度自主權和靈活性的原則。例如，歐洲電子商務指令提供有條件的免責條款。根據這些方法，企業自愿承諾對內容進行監控和自我執行審核，并阻止、過濾和刪除不恰當的內容。其二，共同監管是建立包含多利益相關者的制度，包括行業協會、廣告商、消費者組織或其他公共利益團體等。例如，2022 年7 月，歐洲委員會發布的《數字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要求每個歐盟成員國都任命一位“數字服務協調員”（digital service coordinator），對該法案的遵守情況進行監督和執法。這種監管形式的特點是將監督權轉移給行業，激勵行業遵守公共利益。其三，合規治理體現了立法監管、自我監管和共同監管。行政部門為了鼓勵文化企業合規經營，除了告誡文化企業保持良好的合規經營行為，還應創造條件使合規經營與盈利目標盡可能保持一致。做到這一點，政府要嚴格執法，同時可發布和推薦自愿性的行為準則，鼓勵合規經營。比如，上海市政府出臺的《上海市網絡交易平臺網絡營銷活動算法應用指引》《上海市盲盒經營活動合規指引》等一系列指導性規則，及時為文化新業態、新模式提供了運行規范和服務。

第六，綜合治理。數字時代業態融合的趨勢，要求文化治理應從分業管理轉向綜合治理。第一，健全文化治理的內部協調機制。打破條塊分割，打通準入、生產、流通、消費等治理環節，充分發揮聯席會議制度、工作小組等協同治理機制，實現治理標準互通、處理結果互認，形成治理合力。第二，建立“一網通管”平臺。數字經濟時代，部門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需要統籌發展?！耙痪W通管”平臺能有效促進跨部門跨層級的信息共享、業務協同。比如，杭州“文管在線”協同文化和旅游、網信、公安、交通、市場監管等職能部門，貫通市、縣（市、區）、鄉鎮（街道）三級，匯集旅游監管服務、“交通數字打非”、網信智能監測等系統的數據，實現了“風險預警、實時取證、多跨處置、多維評價”的數字治理閉環①《“文管在線”推進杭州文化數字化治理體系建設》，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0251963291765066＆wfr=spider＆for=pc，訪問日期：2023 年11 月1 日。。第三，成立專門化管理機構，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比如，歐盟設置了統一的數據監督機構——歐洲數據保護委員會，其成員國也各自設立數據管理機構，如荷蘭、西班牙設立數據保護局，對數據處理行為進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