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具體目標和制度選擇
——基于分配公正原則的研究

李 石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對于制度建設，一方面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另一方面要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 年10 月26 日，第1 版。。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共同富裕的論述是我們實現共同富裕發展目標的指導思想。

改革開放40 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 年尚不足4000 億元到2020 年首度突破百萬億元，增長了兩百多倍。與此同時，貧富差距、教育公平等社會問題也浮出水面。這些問題與社會財富的分配息息相關。建構公正的社會分配制度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當下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2021 年5 月20 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明確將浙江省作為共同富裕的試點，計劃到2025 年浙江省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取得明顯實質性進展。2021 年8 月17 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②《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李克強汪洋王滬寧韓正出席》，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8/17/c_1127770343.htm，訪問日期：2023 年11 月15 日。。會議提到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這些政策決定標志著共同富裕已經進入實操階段。學術界、理論界應該對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和具體目標是什么展開充分討論并達成共識。

筆者認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目前，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已經達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所以要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于“先富帶動后富”，提升低收入階層的富裕程度。因此，我們在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達到了共同富裕時，應該將低收入人群作為目標人群，觀測他們的生活狀況：保證其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維護他們及其后代在社會競爭中的機會平等，并通過各種制度手段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诖?，我們應當采用當代分配公正研究中提出的三種原則——按需分配、機會平等、差別原則——對公共資源進行分配。具體的分配方案是：（1）基本需要按需分配；（2）稀缺資源保證機會平等；（3）收入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保證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持續提升。在此制度設計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提出實現共同富裕的三個具體目標：一是覆蓋全民的、均質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需要按需分配）；二是跨區域的、優質的公立教育（稀缺資源機會平等）；三是貧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遵循差別原則）。這三個方面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具體目標，也是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達到共同富裕的規范性指標。

一、基本需要按需分配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 年10 月28 日，第1 版。。所謂“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指的就是要建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著眼于低收入人群，為他們編織一張社會安全網，使得人們無論多么不幸都不會落入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沒錢看病，沒錢上學的境地。這張巨大的安全網應該覆蓋人們的衣、食、住、行各方面，使人們無論處于國家中的任何位置（農村還是城市、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無論其天賦如何（是否殘疾、天資聰慧還是天生愚笨），無論其運氣如何（是否遭遇投資失敗、不幸患上疾病，等等）都不至于無法維持一種體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這個安全網應該是覆蓋全民的、均質的。每一位公民，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都享有平等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受教育的權利等等。因此，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必須一視同仁，不應該對不同的社會成員區別對待。這張安全網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是尤為重要的。因為，對于富裕階層來說，社會保障體系并不是必需的。他們可以依靠自己的財富在市場上購買到更好的服務。但是，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社會保障體系往往是他們的救命稻草。從這一點上來說，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任務就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

在分配公正理論中，支持覆蓋全民的、均質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原則是“按需分配”。馬克思最先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闡釋了按需分配原則，他論述道：“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 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5—436 頁。在這段話中，馬克思將按需分配原則當作共產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即當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勞動自身已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負擔時的社會分配原則。換句話說，馬克思所說的“按需分配”指的是對所有物品的按需分配。在現階段我們雖然實現不了對所有物品按需分配，但是卻可以對維持人們生存所需的必需品進行按需分配。事實上，在現階段，有許多物品已經依據“按需分配”原則進行分配。比如說，干凈的飲用水，人們可以以很低的價格隨時獲取，維持生命所需。這種物品實際上就是“按需分配”的。再比如藥品，這種物品對于健康人來說是沒有用的，但對于生病的人來說卻是必需品。所以，許多國家的醫保制度都力圖保證藥品能夠按需分配，而不是通過自由市場進行分配。如果完全依賴市場來分配必需品，就必然會出現一些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而另一些人以炒作必需品獲利的情況。這兩種情況都是對分配公正的巨大傷害。

在當代分配公正研究中，學者們從三個角度論證了對基本需要的“按需分配”。這些學者認為，政府應借助各種再分配手段，以集體的力量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基本需要。換句話說，保障所有社會成員體面生活之基本需要的滿足，是政府之責任而非個人之責任。第一，支持基本需要按需分配的第一種論證源于對國家的契約式闡釋。自17 世紀中葉霍布斯開創社會契約論以來，契約論一直是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流。當代學者沃爾澤認為，當人們締結社會契約，一致同意聯合起來建立政治共同體的時候，“我們相聚在一起，簽訂社會契約或反復申明我們簽了社會契約，其目的便是滿足我們的需要”①邁克爾·沃爾澤：《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褚松燕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年，第65 頁。。在沃爾澤看來，社會契約是一個關于如何分配公共資源的約定。在共同體成員對何謂基本需要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這一種社會分配必須首先滿足每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基本需要。第二，支持基本需要按需分配的第二種論證來自阿馬蒂亞·森的正義學說。森認為，社會中的一些現象是“明顯不正義”的，例如，強者欺凌弱者，貧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無辜者被隨意地監禁，無家可歸者流浪街頭……不論出于什么理由，所有人都會認為這些社會現象是“不正義”的②森將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理由將同一種社會現象或同一事件認定為“不正義”的情況稱為“多重論據”（plural grounding）。森論述道：面對“明顯的不正義”，“我們完全可以出于不同的緣由而產生強烈的不公正感，而不必就哪一條是其主要原因達成共識：這一點也正是正義理念的核心”。以2003 年美國決定軍事打擊伊拉克為例，森認為對于這一事件，人們依據不同的原則得出了同一個結論，那就是：這一軍事打擊是不正義的；人們的論據各有不同，而所有這些不同的論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這次軍事打擊是不正義的。參見阿馬蒂亞·森：《正義的理念》，王磊、李航譯，劉民權校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2 頁。。與人們的基本需要未得到滿足相關的各種社會現象，正是一種人們可能出于不同理由而達成共識的“明顯的不正義”。消除“明顯的不正義”，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正是維護社會公正的要求。第三，支持按需分配原則的第三種論證可以從馬克思對自由概念的闡釋中引申出來。在馬克思看來，人之自由的實現必須首先擺脫為不斷滿足基本需要而進行的無止境的物質生產。為滿足基本需要而進行的勞動是讓人厭倦的、異化的勞動。只有當人們完全從為滿足基本需要而進行的異化勞動中解脫出來，從被迫勞動轉變成自主勞動，人才可能展現個性、獲得自由。

在當代分配公正研究中，學者們認為按需分配的內容應包含生物學需要、體面生活需要和自我發展需要三個部分。（1）生物學需要。生物學需要指的是人們的衣、食、住、行、醫療等維持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需要。（2）體面需要。體面需要指的是使得人們能夠體面地參與公共生活的各種物質需要。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小學的校服。校服并不是維持人們的生命所必需的物品，但是如果家庭買不起校服的話，孩子在學校卻可能會很自卑，很難自信地參與公共生活。所以，維護做人之尊嚴的物質需要也包含在基本需要的范圍之內，而政府則應該通過再分配手段盡力滿足人們這方面的需要。（3）自我發展的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主要體現在義務教育，以及博物館、美術館、電影、話劇等文化設施和文化產品的供給等方面。三種基本需要的滿足存在著一定的優先次序。在公共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首先滿足人們的生物學需要，其次再考慮體面生活和自我發展的需要。應依據對于維持生命體之生存和發展的緊迫性來分配和使用有限的公共資源。

“按需分配”的基本原則為我們建構覆蓋全民的、均質的社會保障體系指明了方向，也對社會再分配的程度做出了限定。依據按需分配原則，我們可以在公共討論的基礎上，對哪些物品和服務屬于基本需要作出限定，通過稅收、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機制籌集資金，并將這些資金用于購買該類物品和服務，向人們免費提供。以醫療資源的分配為例，覆蓋全民的醫保體系應在充分的公共討論的基礎上劃定“基本藥品和治療”的范圍，并以籌集到的醫保費用向所有需要這些藥品和治療的公民免費提供①至于哪些社會成員需要什么樣的藥品和什么樣的治療，則由醫生來決定。因此，醫生對于醫療資源的分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合格的醫生應該將醫療資源準確地分配給真正需要它們的人。，而不考慮人們繳納的醫保費用是否相同。因為，藥品和治療是依據“按需分配”原則分配的物品，而不是依據市場原則分配的物品。由此，基于“按需分配”原則，我們一方面可以確定哪些物品和服務應算作基本需要，另一方面也能夠確定再分配的資金總額，亦即，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所需的資金。至于不同階層的社會成員應如何繳納醫保費用、具體繳納多少，還應參考各階層人們的收入和財產狀況，以累進的方式進行繳納。由此，我們可以構想一種繳費端累進制、服務端均等化的醫療保障體系。

依據上述制度構想，我們可以簡單考察一下我國目前的醫保制度。我國現在雖然已經建立了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體系，但是這個醫療保險體系并不是“均質”的，最開始分為三個系統，后來逐漸整合為兩個部分：（1）1999 年起實施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轄區所有黨政群機關、企事業單位；（2）2003 年起實施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轄區農業人口（含外出務工人員）；（3）2007 年起實施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轄區未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非農業戶口城鎮居民。從2016 年開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被整合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目前，我國的醫保制度分為職工醫保和居民醫保這兩大部分。這兩項醫保制度覆蓋的人群不同，籌集資金的方式以及籌集到的資金總額也各有不同。城鎮職工醫保的個人繳費比例為職工工資總額的2%；用人單位繳費比例為6%，多數地區高于6%，在7%—8%之間，也有些地區超過10%②何文炯：《基于共同富裕的職工醫保制度優化》，《長白學刊》2023 年第2 期。。城鄉居民的醫保費用則采用個人繳費加政府補貼的方式。2023年，個人繳費標準提高到380元，人均財政補助標準提高到不低于640 元③華穎：《中國居民醫保制度：現實問題與改革出路》，《學術研究》2023 年第9 期。。從繳費機制來看，城鄉居民個人繳費的比例更高。而每年380 元，這一繳費標準對于許多貧困地區的農村家庭，尤其是那些成員較多的農村家庭，仍然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由此可見，兩種醫保制度的并行存在著明顯的問題：這就是兩種制度下籌集到的醫療資源總量不同，使得不同人群享受的醫療服務不同。城鎮職工收入較高、所繳醫保費用較多，其醫療保障就會更好；而對于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來說，由于收入低、不穩定，繳納的醫保費用少，籌集到的醫療費用也較少，而他們能夠享受的醫療保障也就較弱。例如，2019 年居民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基金支付68.8%，實際住院費用基金支付59.7%，個人負擔比例為40.3%；職工醫保的住院醫保實際報銷比例為75.6%，個人支付24.4%④《2019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nhsa.gov.cn/art/2020/6/24/art_7_3268.html，訪問日期：2023年11月15日。?？梢?，居民醫保的保障水平仍然明顯低于職工醫保。而且，城鎮職工的醫保費用有很大比例由單位代繳，這存在著逆向再分配的嫌疑，對收入較少的社會成員來說是不公平的。依據基本需要按需分配原則，理想的全民醫保制度應該是所有社會成員不論其所處農村還是城市、無論其有無固定的工作、無論其應繳的醫保費用是多是少……當其患病時都能享受到同等的醫療服務。支持這一制度安排的理論基礎就是必需品按需分配，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保障每一個公民平等的健康權，而這也是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所要求的。

二、稀缺資源機會平等

任何社會都存在著一些優質的稀缺資源，例如，重點高中、名牌大學、高薪工作、晉升機會。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不是所有人都獲得優質稀缺資源的社會，而是所有人都有機會通過公平競爭而獲取稀缺資源的社會。所謂公平競爭就是保證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相對）的競爭。那么，如何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起對稀缺資源的公平競爭？為了實現公平競爭，相關的制度設計中應該鼓勵什么因素？限制什么因素？

通常來說，有三個因素會影響人們在社會競爭中的最終位置：社會境況、自然稟賦、個人的努力和選擇。在這三個因素中，第一，“社會境況”指的是家庭的經濟條件、某人所在地的教育條件、其家庭所屬的社會階層及相應的社會關系等。比如說，某人所在地是農村還是城市，是東部發達地區還是西部待發展地區，其家庭是貧困還是富?！?。這些因素直接決定著每個人從小到大的成長，對人們在最終爭奪稀缺資源的競爭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第二，所謂“自然稟賦”指的是人們在各方面的自然才能。一些人生來聰慧，各種技能一學就會。無可否認，智商的高低，天賦的優劣，對人們爭奪稀缺資源往往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第三，個人努力和選擇也是影響競爭結果的重要因素。常言道“笨鳥先飛”，這句話突出個人努力的重要作用。即使天資聰慧，不努力照樣無法在競爭中取勝，這是最簡單的道理。另一方面，個人的選擇也是人們是否能在競爭中勝出的重要決定因素。一個明智的選擇、一次成功的投資，都可能改變個人命運。

分配公正研究的主流觀點認為，“公平競爭”應該是屏蔽掉“社會境況”和“自然稟賦”所帶來的影響的競爭，是人們僅憑個人努力和選擇而進行的競爭①例如約翰·羅爾斯和羅納德·德沃金都持這一看法，他們支持“反應得”理論（desert-less），認為“社會境況”和“自然稟賦”與個人努力沒有關系，不應該由個人負責。。因為“社會境況”和“自然稟賦”這兩個因素是與生俱來的，與人們的努力和選擇沒有關系，其產生的影響也不應該由個人來負責。因此，一個公正的社會分配制度應該矯正人們在自然運氣和社會運氣兩方面的不平等。一些人出生貧窮，一些人天生愚鈍，他們在社會競爭中不可避免地處于弱勢，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真正的“公平競爭”應該補足人們在“社會境況”和“自然稟賦”兩方面的弱勢，盡最大的努力讓人們真正站到同一起跑線上進行競爭。

公平競爭試圖保障人們獲取稀缺資源的“機會平等”。依據上述對公平競爭的闡釋我們就可以探究“機會平等”的確切含義。第一，“機會平等”的第一層含義是為稀缺資源的競爭制定一視同仁的規則并嚴格執行。這種規則要體現“唯才是舉”的基本原則，不能帶有任何歧視的嫌疑。相關競爭規則應嚴格依據人們是否具有相應的才能而給予人們機會，不因性別、民族、出身、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因素而歧視任何社會成員。例如，對高等教育資源的競爭，以高考成績為依據分配教育資源；在招聘、晉升中擇優錄取。第二，為了保障“機會平等”，我們還應通過相應的政策補足那些在社會境況方面處于劣勢的社會成員，削弱社會境況對競爭結果的影響。例如，通過增大投入提升貧困地區的教育水平，在考試制度的基礎上為貧困地區的考生增加錄取名額。第三，“機會平等”還要求社會分配要補足自然稟賦處于劣勢的社會成員。例如，為學習能力較差的孩子免費補課②2022 年“雙減”政策實施之后，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免費為有需要的孩子網上一對一輔導。這就是以公共教育資源補足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的案例。參見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北京市財政局2021 年11 月18 日印發的《北京市中學教師開放型在線輔導計劃（試行）》。，為殘疾人提供特殊教育和特殊就業崗位。換言之，在制定出明確的“唯才是舉”競爭規則的基礎上，還必須通過社會分配制度對社會境況和自然稟賦處于劣勢的社會成員進行有效補償，最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機會平等”，維護全社會的公平競爭。

機會平等的問題集中體現為對公共教育資源的分配。如何構建競爭規則以實現對優質資源的公平分配，是促進共同富裕必須解決的問題。一個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存在貧困的代際傳遞的社會，也不可能是一個階層固化、缺乏社會流動性的社會。一個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一定是維護了機會平等、為所有人提供了全面發展之可能性的社會。任何人的全面發展都依賴于良好的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因此，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是維護機會平等的關鍵所在?；诖?，筆者認為，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二個目標是建立跨區域的、優質的公立教育體系。這里強調公立教育體系的重要性，因為對于機會平等的維護不可能完全依賴自由市場上的私立教育。私立教育是需要用錢去購買的，而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財富差距會造成他們獲取教育資源的巨大差異。簡單來說，低收入人群沒有錢購買優質的私立教育。因此，實現機會平等，維護教育公平，依靠的只能是公立教育而不是市場化的私立教育。對于公共教育資源的分配，義務教育資源和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規則是不同的。義務教育是每個人自我發展所需的“必需品”，應依據上節所述的“按需分配”原則進行分配。這就要求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優質均等的公立教育體系，讓所有孩子都能獲得質量相當的義務教育。尤其是讓貧困地區、貧困家庭的孩子接受良好的義務教育。這是斬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增強社會流動性的關鍵。相反，高等教育資源不再是自我發展的“必需品”而是一種稀缺資源。因此，對于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應主要依據“唯才是舉”原則：以高考制度為基礎，同時補足在社會境況和自然稟賦方面處于劣勢的考生，實現不同省份考生之間的公平競爭。

如果我們以上述機會平等理論來審視中國目前教育資源的分配狀況，就會發現在跨區域的教育公平問題上，我們還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尤其是在城鄉差異的問題上，近年來，我國的中小學教育力圖擺脫應試教育的刻板模式，提倡素質教育，讓學生學習更加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但是，目前的素質教育僅限于在發達城市的中小學中推廣，并沒有考慮到鄉村、鄉鎮的中小學。農村學校的孩子有沒有機會接受包括音樂、美術、體育在內的素質教育，有沒有機會接觸電影、話劇、音樂會這樣的文化產品，這似乎不是人們關心的問題。而這實際上是一個嚴重的教育不公平現象。在許多欠發達地區公立教育資源匱乏，而私立教育以嚴苛的應試教育方式進行。農村孩子想要改變命運，只能死讀書、讀死書，即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上心儀的大學，也會在見過世面、多才多藝的城市同學面前感到自卑。一些高校做學生工作的老師就曾反饋這樣的現象，通過“貧困專項”而進入頂尖大學的農村學生，會感到很自卑、不適應大學生活，很難與其他同學平等相處。所以，教育公平應該放眼更廣闊的區域，不能局限于發達城市討論教育公平的問題，應該加大鄉鎮學校的教育投入，提高鄉村教師的待遇，從硬件、軟件各方面提升農村地區的教育質量，切實將素質教育引入農村。

總之，要保證人們獲取稀缺資源的機會平等，就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建構公平競爭的制度體系。這要求社會競爭要以反歧視的“唯才是舉”原則為基礎，努力通過再分配政策減弱“社會境況”和“自然稟賦”對競爭結果的影響。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二個目標是建立跨區域的、優質的公立教育體系。重點是提升農村地區的教育質量，將素質教育和豐富的文化產品引入農村。同時，加大對殘疾人的教育投入，使他們有可能成為自食其力的、平等的社會成員。

三、以差別原則控制貧富差距

如果在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滿足，能夠體面地參與社會生活，并發展自己的各種能力；而且，所有人都接受了良好的義務教育，并且公平地競爭各種稀缺資源；那么，這個時候我們還應該通過再分配手段進一步縮小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嗎？通過再分配手段縮小貧富差距，會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嗎？在公平與效率之間應該如何取舍？在當代分配公正研究中，有兩種平等主義觀點：目的論平等主義和道義論平等主義。前者主張將平等作為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要求社會成員之間在財富上的絕對平均。而道義論平等主義則主張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并且認為公平與效率并非總是矛盾的，在維護公平的同時能夠提升經濟活動的效率。道義論平等主義的主要代表是羅爾斯的正義學說，下面我們依據羅爾斯提出的“差別原則”來討論貧富差距的問題。

第一，目的論平等主義的特征是“為了平等而平等”，將平等作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英國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對目的論平等主義提出了著名的“拉平反駁”①葛四友編：《運氣均等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209 頁。。帕菲特假設，存在著（1）和（2）兩種事態：

（1）每個人都在某個水平。

（2）一些人在這個水平，其他人更好。

帕菲特認為，對于目的論平等主義者來說，在（2）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被破壞了，所以即使一些人以一種不使任何人變壞的方式更好，（2）仍然比（1）更壞。由此推論，目的論平等主義者將要求（2）向（1）轉變，也就是說單純降低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以“拉平”不同人的生活水平，實現平等。

帕菲特認為，目的論平等主義的這一推論是荒謬的。因為，所有人的狀況在事態（2）中都不比在事態（1）中壞，所以（2）比（1）壞這一結論無法從處于這一社會分配中的任何人那里得到。帕菲特認為，“如果對于任何人都不是壞的，那么沒有任何東西是壞的”②葛四友編：《運氣均等主義》，第210 頁。。帕菲特將這稱作是 “個人影響觀”。在帕菲特看來，如果我們要捍衛目的論平等主義就必須反對這種“許多人都將贊同”的“個人影響觀”。這就是帕菲特所說的目的論平等主義遭遇“拉平反駁”困境。根據姚大志的研究，拉平反駁的力量在于，它揭示了平等主義有可能與效率原則相違背③姚大志：《拉平反駁與平等主義》，《世界哲學》2014 年第4 期。。亦即，目的論平等主義有可能要求一種不使任何人得到好處，反而使一些人受到損害的改變。根據效率原則的定義④根據“帕累托最優”，效率原則被定義為：“一種結構，當改變它以使一些人（至少一個）狀態變好的同時不可能不使其他人（至少一個）狀況變壞時，這種結構就是有效率的?！眳⒁奟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8。，“拉平”是將有效率的狀態轉變為沒有效率的狀態，違反了效率原則。

第二，道義論平等主義者并非為了平等而平等，他們將“平等”作為實現社會公正的工具，以平等來推動分配公正。這其中最著名的學者就是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羅爾斯主張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其目的是實現社會分配的公正，而不是人們在收入和財產上的絕對均等。羅爾斯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合作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一些人獲利較多而另一些人獲利較少，這造成了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其中，獲利最少的人群被稱為“最小受惠者”，對應于我們通常所說的低收入人群。如圖1 所示，X1、X2 和X3 分別表示社會中的富裕階層、中產階層和低收入人群，橫軸表示經濟發展水平。X1 的所得由橫軸表示，X2 和X3 的所得由縱軸表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社會各階層的所得都增加，同時貧富差距也增加。當經濟發展到達一定程度（圖中a 點），社會財富總量雖然還在增長，但由于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社會富裕階層（X1）和中產階層（X2）的所得在增加，但社會中的低收入階層（X3）的所得卻開始減少。羅爾斯認為，社會中的不平等就應該止于最小受惠者的所得開始減少的時刻。因為，如果不平等的程度進一步加劇，那么社會關系就變成一些人的興旺繁榮以另一些人的犧牲為代價。此時，社會合作就失去了“互惠”的特征，不再是正義的了。因此，依據羅爾斯的觀點，社會中的貧富差距應該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具體說來，以社會中的最小受惠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低收入人群——為觀測點，當他們的生活前景開始惡化的時候，貧富差距就不能再擴大了。值得注意的是，從羅爾斯的觀點來看，公平與效率并非總是對立的。如圖1 所示，在a 點之前，隨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X1、X2 和X3 的所得都增加，這是一個效率提升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所有社會成員都從社會合作中獲益，效率與公平并不矛盾。但是，在a 點之后的情況就不一樣了，隨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X1 和X2 的所得繼續增加，但X3 的所得反而減少了。在羅爾斯看來，此時的社會分配就變得不正義了。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平合作，我們不能一味地強調社會財富的增長，當低收入階層的福利水平開始下降的時候應優先考慮公平的問題，采用再分配手段縮小貧富差距。

圖1 經濟發展與社會財富分配（資料來源：作者根據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1 修改。）

對比兩種平等主義觀點，我們可以總結出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三個目標：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但不追求收入和財富的平均。至于貧富差距應該被控制在什么范圍內，應以社會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為標準。觀測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如果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也相應提高，那就應將力量集中在提高經濟效率上；相反，當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開始下降的時候，就應該通過財產稅、收入所得稅等制度手段加大再分配力度，縮減貧富差距。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在1995 為0.389，是相對較低的。但是在2000 年之后貧富差距迅速增大，2008 年最高時曾達到0.491。之后，隨著再分配力度加大，我國基尼系數有所下降，目前在0.46 左右①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訪問日期：2023 年11 月15 日。。與世界上幾個重要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基尼系數僅次于美國，比英國、德國、以色列、日本以及東歐、北歐國家都高。因此，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們應參照國際標準，將基尼系數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尤其是要以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為指標，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當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前景受到威脅的時候，優先考慮公平，通過稅收等再分配制度縮小貧富差距。

綜上所述，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促進共同富裕，就必須建構公正的社會分配制度?；拘枰葱璺峙?，稀缺資源保證機會平等，保證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持續提升，這是我們設計公正的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則。共同富裕的社會是一個滿足了人們的基本需要的社會，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巨大的貧富差距的社會。這些特征決定了共同富裕的三個目標：第一，覆蓋全民的、均質的社會保障體系；第二，跨區域的、高質量的公立教育；第三，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保證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持續提升。這三個目標同時也是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實現共同富裕的指標。共同富裕并不是簡單地縮小貧富差距，而應該是在保證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以及全社會的公平競爭的基礎上，逐步縮小貧富差距。只有明確了共同富裕的具體目標，我們才可能通過建構公正的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