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戚聿東 杜 博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內涵、現實挑戰及首要任務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黨全國步入新時代、邁上新征程的中心任務，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兩步走”的總體戰略安排。當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未來10 年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攻堅時期，需要從理論上厘清中國式現代化面臨哪些現實挑戰，探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動能、新路徑。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內涵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文明系統性、全面性、長期性、復雜性的進步過程，其以工業化、城市化、科技革命、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等多重手段驅動國家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的結構轉型，并成功突破前現代社會的“馬爾薩斯陷阱”①林毅夫、付才輝：《中國式現代化：藍圖、內涵與首要任務——新結構經濟學視角的闡釋》，《經濟評論》2022 年第6 期。，構成全球各國共同的發展目標。然而，不同的基本國情、結果取向、文化根基和政治體制等決定了各國的現代化路徑不具有唯一性。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有全球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國特色的獨特內涵，創造了現代化新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②胡鞍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特征和意義分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1 期。。第一，中國式現代化具有豐富的內容維度，其超越了西方式現代化框架下“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唯一性，由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和生態現代化“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構成現代化實踐體系，體現為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性現代化演進。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并聯疊加、均衡發展的時空演進特征。從時序演化看，中國式現代化是從“追趕”向“超越”的跨越式變革過程，其實踐基礎是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新“四化”融合并聯式發展。從空間均衡看，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推動從“增長型現代化”向“均衡型現代化”變遷，一方面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使得中國式現代化在全域均衡推進；另一方面，推動發展內容均衡演進，使中國式現代化兼具經濟與生態均衡、發展與安全均衡、效率與公平。因此，全面發展、并聯演進與多元均衡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內涵。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挑戰

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發展與均衡的現實挑戰。發展挑戰源于發展動能困境和發展格局轉換，而均衡挑戰則表現為產業與區域發展不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相沖突以及發展成果共享不均衡。

1.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維度的現實挑戰。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發展不充分問題，表現為增長動能不足和發展格局不穩。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面臨“三期疊加”及“三重壓力”，亟待挖掘中國式現代化新動能以推動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2013 年，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作出“三期疊加”的精準判斷，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新階段，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①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2021 年第9 期。。此后，黨和國家以“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為戰略主線，主動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和引領新常態，使經濟社會發展維持“穩中向好”的態勢。但由于人口、能源、生態等要素約束的不斷收緊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外生沖擊，“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進一步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

從需求側看，2014—2022 年間，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保持增長態勢，但增長速度持續減緩。尤其在2020 年和2022 年，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等多重因素影響，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同比下降3.93%和0.2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速同樣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已從2014 年的13.8%下降至2022 年的5.07%。全國出口總額呈現明顯的高速增長態勢，2021—2022 年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②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公開數據整理，http：//data.stats.gov.cn，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3 日。，但考慮到當前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不穩定、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嚴重等問題，出口增長面臨較高的不確定性，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可持續風險。因此，需求收縮整體表現為消費乏力、投資不振和出口不穩，而經濟增長換擋期也將面臨更低的增長速度和更漫長的調整周期，經濟復蘇亟須更強大的內生動力。

從供給側看，俄烏等地區沖突、技術脫鉤、“逆全球化”等問題導致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脆弱性增加，引發能源、糧食等關鍵要素成本上漲，以及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等高精尖要素供給不足等問題，不僅壓縮了中國經濟的成本和效率優勢，更進一步阻礙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進程。就國內情況而言，一方面，成本優勢和資源紅利難以長期持續，人口負增長態勢和老齡化趨勢進一步顯現，勞動要素的規模優勢減弱，資本邊際貢獻降低，生態資源的硬約束持續增強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調控創新”課題組：《適應新常態、面向市場主體的宏觀調控創新——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宏觀調控創新的認識》，《管理世界》2022 年第3 期。。另一方面，產業基礎能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現狀短期內難以改變，穿越創新“無人區”成為自主創新的新常態，這導致供給側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面臨關鍵核心技術供給不足的困境。因此，供給沖擊表現為要素成本高企、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不確定性和脆弱性提升④張其仔：《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新進展、新挑戰、新路徑》，《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1 期。，以及科技自立自強水平明顯不足，這將導致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進一步延長，結構優化升級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性、復雜性和艱巨性。

從環境側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這成為企業等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預期轉弱的重要原因。首先，重大外部事件沖擊導致政策動態調整頻率升高，引發制度性預期轉弱。中美摩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俄烏等地區沖突的外生沖擊帶來的嚴峻挑戰遠未結束，房地產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匯率及貨幣沖擊等又成為掣肘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在風險因素⑤劉偉、蘇劍：《中國宏觀經濟態勢與政策分析——2022 年的回顧與2023 年的展望》，《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3 年第3 期。。前期刺激政策仍處于消化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沖擊的應對政策尚處于動態完善期，新一輪經濟復蘇政策處于探索調整期，這使得市場主體難以形成穩定的經濟政策預期，這種政策不確定性升高會使市場主體產生收縮投資和減少擴張的行為動機。其次，“逆全球化”“脫鉤斷鏈”等的貿易風險、房地產行業等實體經濟的衰退風險、債務和貨幣危機引發的金融風險等市場沖擊導致市場主體產生悲觀情緒，改變了市場主體的風險認知并強化其風險預期。此外，更高的市場不確定性會加重市場主體對經濟形勢的觀望心態，這不僅會降低企業的投資偏好和生產意愿，而且會減弱社會公眾對就業形勢、收入增長的信心，進一步導致消費增長放緩和需求空間萎縮。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困境，無論是“有為政府”的宏觀調控還是“有效市場”的動態調整，都需要一定的政策效應消化期和市場變動適應期，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導致預期轉弱，這使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嵌入更加復雜的發展環境之中。

此外，全球經濟經歷“逆全球化”困局，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盛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發展格局重構的壓力。國際秩序加速調整，競爭性摩擦加劇，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科技封鎖甚至戰爭沖突成為國際社會零和博弈的競爭手段，中國式現代化陷入高度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之中。在“逆全球化”壁壘的阻斷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等存在“脫鉤”風險，對中國配置全球現代化資源的能力提出嚴峻考驗。國際發展格局不穩疊加國內發展格局的“三重壓力”，導致中國式現代化亟須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更重要的是，“國內國際雙循環”還要產生聯動效應，使“國際循環”服務“國內循環”的高質量發展，以“國內循環”推動構建更高水平的“國際循環”，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更加寬松的發展格局與外部空間。

2.中國式現代化均衡維度的現實挑戰。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問題，需要統籌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和共享發展，構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均衡發展路徑。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突出的產業結構失調和區域發展失衡問題。產業結構失調表現為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之間的不匹配、實體經濟與金融部門及虛擬經濟之間的結構失衡、房地產發展與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之間的結構失衡等問題，根源在于政府主導的部門專用政策實施，導致了政策激勵向更具“經濟價值”的產業偏離以驅動高速增長，而高速增長并不等于高質量發展，其代價由經濟體系整體承擔，繼而在不同產業部門間引發增長性失衡的問題①付才輝：《為增長而失衡——中國式發展的經驗與理論》，《南開經濟研究》2015 年第6 期。。區域發展失衡則面臨著東西發展不平衡、南北發展不平衡以及城鄉發展不平衡等現實問題。東西發展不平衡源于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成為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的重要前沿，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擴大了東、中、西、東北四大板塊的發展差距。近年來，南北發展不平衡正在成為區域均衡發展的突出問題。北方地區經濟發展面臨傳統制造業轉型、資源驅動型經濟難以持續等結構性問題，新動能、新產業仍處于探索過程中。而以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為增長“龍頭”的南方地區則呈現經濟加速增長態勢，率先從資源與規模驅動的高速增長向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轉變，吸引創新要素集聚并推動創新能力提升②唐瑜、胡安?。骸吨袊鴧^域經濟不平衡：特征事實、演變動力與長期影響》，《產業經濟評論》2022 年第6 期。。城鄉發展失衡始終是中國式現代化均衡發展的關鍵短板，農村的現代化建設嚴重滯后于城市，現代化資源要素、現代化公共服務、現代化產業體系等向城市集聚，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產業效益、制度供給、公共服務、文化體系、生態環境等的割裂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面臨日益緊縮的生態資源約束，人與自然的均衡發展需要化解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悖論”。人與自然的現代化“悖論”，從需求側主要表現為對“綠水青山”需求與中低收入群體追求“致富”需求的沖突，從供給側主要體現為生態資源有限性和現代化生產無限性之間的供給邏輯差異?！?021 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的數據顯示，2021 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為52.4 億噸標準煤，同比上漲5.2%，其中煤炭、原油、天然氣消費量同比分別上漲4.6%、4.1%和12.5%。煤炭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下降0.9%，但仍然保持在56%的較高水平①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21 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8/content_5692799.htm，訪問日期：2023 年4 月5 日。。在“雙碳”目標的剛性約束和全球氣候變暖等生態危機下，中國生態文明狀況仍然面臨較大的改善壓力，生產生活體系還需加速綠色化轉型，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協調統一任重道遠。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發展成果的共享難題，共同富裕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一方面，富裕程度尚不充分，“共享”缺乏堅實的物質支撐。2022 年，中國GDP 達到120 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國的人均GDP 僅為85698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6883 元，這與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仍存在較大差距，中國人民的富裕程度遠未達到世界現代化水平。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依然較大，公共服務共享程度不足。中國的基尼系數由20 世紀80 年代初期的0.3 左右上升至2020 年的0.468，長期高于0.4 的警戒水平，人民收入差距呈現持續的緩慢擴大態勢。雖然政府通過強化轉移支付等措施改善了部分人口的收入狀況，但財產及財產性收益差距仍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放大②李實：《共同富裕的目標和實現路徑選擇》，《經濟研究》2021 年第11 期。。同時，公共服務的機會共享與權利平等面臨嚴峻挑戰，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的公共服務質量和民生保障水平尚存差距。推動醫療、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和資源共享，成為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議題。

（三）高質量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

高質量發展是回答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的系統性方案，是以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手段③任保平、李培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系統邏輯》，《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2 年第12 期。。第一，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創設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一方面從“雙循環相互促進”出發，引導中國式現代化充分用好國內國際兩大市場和兩種資源，構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空間和資源基礎。另一方面，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具有高水平自立自強的發展屬性④黃群慧：《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邏輯、戰略內涵與政策體系——基于經濟現代化的視角》，《經濟研究》2021 年第4 期。，為中國式現代化增添更強的內生動力和全球競爭力。第二，高質量發展構建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傳統經濟體系是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的適應高速增長模式的經濟體系。而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則是傳統經濟體系轉換為適應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系統的演化過程⑤高培勇、杜創、劉霞輝等：《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一個邏輯框架》，《經濟研究》2019 年第4 期。，核心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⑥洪銀興：《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理念和相應的經濟發展理論的演進——兼論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淵源》，《經濟學動態》2019 年第8 期。，實現產業發展新型化、競爭能力高端化、產業組織融合化、發展方式綠色化。第三，高質量發展助力中國式現代化獲取現代化要素資源并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高質量發展不僅要實現勞動、資本、土地等傳統要素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集約利用，同時要充分挖掘數據等新型要素的經濟價值，將多元要素創新融合，創造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第四，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增添創新發展動力。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創新驅動發展，以創新重組要素資源結構、變革技術條件并推動二者形成新組合，通過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引領科技發展前沿打造競爭新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增添新動能。

二、數字經濟驅動高質量發展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動能

高質量發展是一項事關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全局的系統方案，既包括構建高質量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體系的總體戰略布局，又包括挖掘高質量發展要素和高質量發展動力的具體戰略方案。黨的二十大報告首先清晰制定了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布局，既包括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水平，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發展格局；又包括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建成中國式現代化經濟體系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 年10 月26 日，第1 版。。在此基礎上，還需進一步挖掘高質量發展要素，突破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資源約束并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同時要找尋高質量發展動力，以動力變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躍遷。數字經濟是驅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重塑創新范式的關鍵力量，其通過全面驅動高質量發展推動生產力“新質化”變革，重新形塑了生產關系與生產結構②陳昌盛、許偉、蘭宗敏等：《“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內外部環境研究》，《管理世界》2020 年第10 期。，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構建高質量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體系、高質量發展要素和高質量發展動力。

（一）數字經濟驅動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新格局

新發展格局統籌中國式現代化國內與國際兩個發展大局的內在聯系，目的是充分用好國內國際兩類現代化資源，推動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充分發展。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③張文魁：《數字經濟的內生特性與產業組織》，《管理世界》2022 年第7 期。。其憑借效率提升和結構優化的雙重效應促進構建新發展格局并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更加廣闊的戰略空間。

第一，數字經濟具有顯著的效率提升效應，促進經濟雙循環高效暢通。國內大循環是新發展格局的主體，數字經濟能夠提升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等環節的經濟效率，推動國內大循環高效運轉。從生產環節看，數字技術在工業互聯網中快速收集、存儲、計算和分析生產數據，持續推動生產流程優化、生產工藝改進和生產分工精細化以重塑生產模式。從流通環節看，數字經濟驅動交通運輸、倉儲物流的現代化演進。數字技術與傳統物流產業深度融合，催生智慧運輸、智慧倉儲和智慧配送等新業態新模式?！?022 中國數字物流發展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2 年10 月，數字物流市場規模已達到1280.5 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超過70%。數字經濟提升了人員與物資在流通環節的流轉與配置效率，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從交換和消費環節看，消費互聯網和數字平臺經濟蓬勃發展，不僅有效降低了搜索成本、追蹤成本、交易成本和鑒定成本，而且突破了交換與消費的時間、空間與市場邊界，提升了交換與消費的經濟效率，消費的新業態、新模式、新平臺、新格局加速形成④余淼杰、王廷惠、任保平等：《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筆談》，《經濟學動態》2022 年第12 期。?！吨袊鴶底纸洕l展報告（2023 年）》顯示，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在2022 年達到43.8 萬億元，網絡零售額達13.79 萬億元，其中，實物商品達11.96 萬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27.2%。

國際循環是中國式現代化融入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路徑，也是用好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的戰略抓手。數字經濟能夠強化國內與國際循環的協同聯系，高效推動“引進來”和“走出去”。從“引進來”看，數字經濟強化了國內需求與國際供給的有效銜接，推動跨境電商與國際物流的快速發展，國際市場配置資源和交易產品的效率得到顯著提升。除優質產品和服務外，數字經濟的網絡鏈接效應還推動了國際資本、技術與人才等的引進與合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更加充分的資源基礎。就稀缺的創新資源來看，僅僅孤立地依賴國內大循環將會產生科技競爭不足引致的創新動力下降，以及全球創新資源配置失效導致創新成本和風險高企的局面。只有同時堅持科技自立自強與國際前沿知識“引進-消化-吸收”，才能形成中國式現代化創新發展的內外合力。從“走出去”看，數字經濟推動了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RCEP 成員國等的基礎設施互聯互融互通，激勵中國企業發揮自身數字技術優勢、數據資源優勢和數字治理先進經驗，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數字經濟為中國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創造了“快車道”“新賽道”?；ヂ摼W、區塊鏈等技術推動數字貿易蓬勃發展，為中國企業及其產品和服務進入國際市場拓寬渠道并降低壁壘。根據《中國數字貿易發展報告2021》的數據，2021 年，中國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出口額達1948.5 億美元，占全球市場的5.1%；跨界電商出口額為1.39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8.3%①中國商務部服務貿易和商貿服務業司：《中國數字貿易發展報告2021》，http：//images.mofcom.gov.cn/fms/202301/20230117 111616854.pdf，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18 日。。

第二，數字經濟的結構優化效應提升了新發展格局的雙循環質量。從國內大循環看，數字經濟驅動需求側與供給側動態協同，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結構適配。一方面，數字經濟對需求側具有規模擴大和結構升級效應。國內大循環擁有超大規模市場的基礎性優勢，而數字經濟則是規模優勢的“放大器”。利用消費互聯網創造更多的消費新模式、新場景，能夠激發多層次需求涌現②趙春明、班元浩、李宏兵：《數字經濟助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機制、路徑與對策》，《國際貿易》2021 年第2 期。，引導潛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轉化。數字經濟能夠推動就業結構優化和就業質量提升③戚聿東、劉翠花、丁述磊：《數字經濟發展、就業結構優化與就業質量提升》，《經濟學動態》2020 年第11 期。，在長期內能提升消費能力以擴大需求規模。更為重要的是，數字經濟催生了個性化定制、伴生服務等新的消費需求，其聯同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新投資需求，共同促進社會總需求的結構升級和規模擴大。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滲透融合效應驅動供給側數智化轉型升級。其中，數字產業化通過促進數字技術應用和釋放數據要素價值，為產業數字化發展提供數字化技術、產品、服務和基礎設施等解決方案，構成供給側轉型升級的新動能。例如“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疊加賦能，有助于涌現電子商務、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新業態，有效縮減市場信息距離、減少交易中間環節并滿足多層次的消費需要。而產業數字化則是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新經濟形態，其本質是供給側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可為需求側創造數字價值。例如，數字經濟與工業生產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基于工業互聯網的平臺化設計、智能化制造、大規模定制、服務化延伸等新型制造模式，有效滿足了個性化、多樣化需求，創造了伴生服務等新價值形態。

從國際循環看，數字經濟重塑全球分工格局，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分工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④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 年10 月28 日，第1 版。。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⑤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 年10 月26 日，第1 版。。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與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交互融合，構成我國“變道超車”和突破價值鏈“低端鎖定”的重要戰略路徑。數字經濟一方面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促進傳統產業數智化、綠色化、服務化發展，創造更具附加價值的產品與服務；另一方面又驅動全球現代化基礎設施產業和數字應用產業的需求高漲，圍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關鍵元器件設計與制造、裝備制造、網絡架構、軟件開發等領域形成新一輪產業變革新機遇并重塑大國競爭新格局。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先機的重要機遇。發展數字經濟成為中國擺脫全球價值鏈“功能分工陷阱”和“工廠經濟”困局的必然選擇，中國產業體系將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全球價值鏈的地位攀升。

（二）數字經濟推動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新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以現代化產業為物質基礎?，F代化產業體系是傳統產業體系的現代化轉向，體現為產業發展新型化、競爭能力高端化、產業組織融合化和發展方式綠色化。數字經濟有助于從這4 個方面推動產業體系現代化轉型升級，為中國式現代化構建高質量發展的新支撐體系。

數字經濟通過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推動產業體系發展新型化。數字產業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新興領域，依托數據要素、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化解決方案創造數字化產品與數字化服務，提供數字使用價值。圍繞數字產業化，涌現出一批新型產業形態，包括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和數據要素驅動業，這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增量演進”。數字產業化構成數字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支撐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底座”。產業數字化是產業體系新型化發展的重要實踐形式，本質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驅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變革，主要包括數字化效率提升產業，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經濟基礎的“存量變革”。

數字經濟賦能中國現代產業的全球競爭能力高端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產業體系競爭力不能僅具有低階的成本優勢，還應具備高階的產業鏈競爭優勢和安全優勢。首先，數字經濟具有效率提升作用，能夠改善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生產運營的過程效率、供需銜接的市場效率，促進經濟循環全過程的效率提升和交易成本下降，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其次，數字經濟具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其內在本質是數字技術推動新價值創造和附加值提升。數字經濟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涌現一批數字產品或服務的新經濟形態，如云計算、5G、工業互聯網等，構成新價值創造的重點領域。數字產業以數據為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生產手段，產出數字化能力價值等新價值形態，構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先機和占領全球產業鏈價值高地的戰略機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也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全球價值鏈攀升。產業數字化使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嵌入傳統產業價值體系，為傳統產品或服務嵌入數字附加值，驅動產業體系網絡化鏈接、數智化和綠色化轉型以及服務化延伸。多元附加價值的形成提升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全球競爭力，通過改變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地位提升產業體系的現代化水平。最后，數字經濟有利于構建更具韌性的產業體系。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有助于強化產業體系的態勢感知能力、信息擴散能力和行為協同能力，產業鏈各環節能夠快速響應外生沖擊風險，加速信息的傳播共享和風險的協同應對，提升產業鏈體系對外生沖擊的抵抗能力①陳曉東、劉洋、周柯：《數字經濟提升我國產業鏈韌性的路徑研究》，《經濟體制改革》2022 年第1 期。。數據要素、數字技術重塑產業發展范式，通過數字化轉型使產業鏈體系具備生產運營柔性化、產業組織平臺化、資源配置科學化等的動態能力，對外生沖擊具有更強的適應能力。數字創新范式進一步強化產業創新體系效能，分布式、模塊化的數字創新機制使創新過程加速迭代②劉洋、董久鈺、魏江：《數字創新管理：理論框架與未來研究》，《管理世界》2020 年第7 期。，創新結果與市場需求動態協同，產業體系更具創新驅動的恢復能力。

數字經濟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融合劑”，促進產業組織融合化。首先，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成為現代產業體系融合發展的主引擎，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創新擴散不斷打破數字產業與傳統產業的邊界，數據要素驅動和數字技術效率提升成為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基本邏輯，構成兩者深度融合的動因，催生智慧農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數實融合”的新型產業形態，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與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動態匹配。其次，數字經濟構成實體經濟之間深度融合的“媒介”。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激發商業模式創新變革，構建數字平臺生態系統，以現代化信息網絡和數據要素為載體在不同產業間形成深層次價值互動，重塑原有產業邊界，使跨界顛覆或跨界合作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融合的“新常態”。例如在工業互聯網的“全鏈接”效應下，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邊界逐漸模糊，服務型制造的價值創造體系被數字化重構，促進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等領域的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互聯互通，實現制造業與服務業聯動發展③唐國鋒、李丹：《工業互聯網背景下制造業服務化價值創造體系重構研究》，《經濟縱橫》2020 年第8 期。。數字經濟驅動的產業融合使現代化產業體系具有更強的價值創造功能，并使產業融合聯動成為產業創新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推動產業結構轉換升級和產業競爭力提升。

數字經濟有利于推動發展方式綠色化，促進生產要素和生產力的綠色轉型。生產大數據蘊含了豐富的投入、能耗、排放等數據，基于生產數據開發智能控制系統可以實現生產的精益管理及動態調整，優化資源投入并提高使用效率，構建數據賦能的集約型生產模式。數字經濟催生了無紙化、虛擬化辦公模式，將管理活動從線下向線上遷移，在提升管理效能的基礎上節約管理資源投入。數據驅動的集約生產和精益管理實現了部分虛擬資源對現實資源的替代，降低了資源要素的總體投入水平，優化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促進生產范式的綠色化變革。更進一步，數字經濟引領生產力綠色變革。算力與存儲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生產力。云計算的蓬勃發展使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存儲、算力等硬件設施得以云化集聚，形成算力與存儲的“規模經濟”，顯著降低本地IT 設備、軟件開發等投入，有效避免數字化重復建設。企業數字化轉型則能以數字化、智能化驅動生產流程、生產工藝和產品服務的低碳化創新，加速企業綠色化轉型，構成生產力綠色化變革的微觀基礎。

（三）數字經濟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的全要素生產率

數據成為生產要素，并與新一代科技革命團聚式爆發交互疊加，成為提升中國式現代化全要素生產率的新動力源泉。數據要素既是數字經濟時代驅動科技創新、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戰略性資源，也是融合其他生產要素的“橋梁型”資源，可以突破傳統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困境。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經濟高速增長得益于勞動、資本等要素的大規模投資驅動和規模效應遞增。但隨著“人口紅利”降低、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本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要素約束使得投資驅動的高速度增長愈加難以持續，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為目標的創新驅動發展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選擇。

數字經濟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邏輯包括技術變革、要素質量提升帶來的“邊界擴張型”增長邏輯，以及資源配置效率改進和結構優化帶來的“效率提升型”增長邏輯。第一，步入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要素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基礎性戰略資源，是數字化生產的核心生產資料，其不再是依附于傳統生產要素的互補性資源，而是構成信息通信、軟件開發、云計算、數據服務等數字產業創新發展的資源基礎，支撐政策、經濟、社會、生態等領域的現代化演進。例如，數據要素在人工智能領域扮演基礎性生產要素的角色，需依托海量數據進行機器學習和算法調優，方能不斷提升人工智能模型的運算性能。此外，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通過融合驅動傳統要素數字化轉型，牽引多要素協同和全要素耦合，催生新的要素加工模式以及數字化的附加價值創新。尤其是數字要素與知識要素的深度融合使知識載體數字化，促進產業內、產業間的跨界知識學習、吸收與擴散。知識要素的載體從人力資本轉變為數字資本，將更有利于驅動產業創新的“創造性破壞”進程，使傳統要素邊際收益進入新的遞增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極大改善。因此，數據要素通過提升要素質量和變革技術條件，拓展了生產可能性邊界，催生新的價值創造形態并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第二，數據要素能夠在傳統生產要素的再配置、再組合中發揮“媒介”作用，引導市場主體提高生產要素配置和協同效率，在資源有限的約束下實現產出最大化和價值組合最優化，以效率改進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數字平臺生態系統蓬勃發展，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科學配置要素資源的新模式。數字平臺生態通過將互補者與用戶嵌入數字平臺，在供給側豐富了多元化的要素、產品和服務供給，聚合成為綜合化價值服務體系；在需求側降低了用戶的搜索成本、交易成本，改變了資源的交互范圍、粘性與強度，顯著改善了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和配置結構。供需兩側的效率改進和動態銜接有效提升現有要素的配置效率、利用效率和市場交換效率，驅動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提升。

（四）數字經濟為中國式現代化增添高質量發展新動力

數字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動力。土地、勞動、資本等傳統要素的規模投入愈發難以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以創新為第一動力才能持續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動能新優勢。同時，新一代數字技術創新發展引發全球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為中國帶來百年未有的現代化趕超機遇。數字技術不僅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而且重塑科技創新范式，從過程、能力與結果三方面再定義創新的本質。

數字經濟的創新過程機制呈現分布式和模塊化特征，提升中國式現代化創新效率。得益于數字技術的“虛擬化”，數字經濟創新的時間、空間邊界得以重塑，無邊界創新使創新過程可以在多元主體中分布式開展，將創新的“鏈式過程”轉變為“并行過程”，提升創新活動效率。分布式創新進一步驅動開放創新，使多元創新主體和資源嵌入創新過程，這不僅意味著更多的創新機會，而且使創新鏈上下游主體形成緊密協同的創新網絡，加速創新迭代。模塊化的創新過程機制則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可供性、可重新編程性等優勢，通過統一的標準化“數字接口”重構技術組合，利用相同數字技術組件實現差異化的多元技術路線和科技創新目標，降低創新的重復投入、研發成本和潛在風險。因此數字經濟的創新范式通過提升創新效率加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技術追趕進程。

數字經濟驅動創新能力躍遷，使中國式現代化創新體系具有更強的創新效能。首先，數字創新能力具有數據驅動屬性?？萍即髷祿趪覄撔麦w系、產業創新體系和企業創新體系中占據愈加重要的地位，不僅對前沿科技創新規劃和技術路線識別具有重要指導作用，而且全面支撐創新論證、研發、測試、轉化、迭代等全過程，提升創新規劃能力、成本管理能力、風險防范能力、技術轉化能力和創新擴散能力。其次，數字創新能力是一種高度協同的能力體系，具有更強的創新效能。數字創新能力是數字鏈接能力、數據聚合能力和智能分析能力的集合①劉洋、應震洲、應瑛：《數字創新能力：內涵結構與理論框架》，《科學學研究》2021 年第6 期。，能夠推動創新資源、創新主體的數字化鏈接與多元協同，形成數字創新的“網絡效應”，吸引更多創新主體融入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進程，以多元技術融合創新，加速科技趕超。數字創新范式的建立也使“人機協同”成為更加重要的創新模式?！叭藱C協同”利用實驗大數據、智能算法、系統仿真等手段顯著提升科技創新的數據運算、模擬測試等能力水平，拓展了人類創新的體力與腦力邊界。

數字經濟的創新結果具有更廣的價值范圍和更可持續的價值迭代，對中國式現代化形成更加全面、更可持續的創新驅動。首先，數字經濟創新相比傳統創新具有更廣的價值范圍，不僅包括產品和服務創新，而且推動了要素、流程、組織和商業模式的全面創新變革②閆俊周、姬婉瑩、熊壯：《數字創新研究綜述與展望》，《科研管理》2021 年第4 期。，重塑并構建了數字創新驅動的新經濟范式③康瑾、陳凱華：《數字創新發展經濟體系：框架、演化與增值效應》，《科研管理》2021 年第4 期。。其次，數字經濟創新的結果與過程具有高度互動特征，使創新結果得以持續迭代。數字經濟創新不是“鏈式”過程而是“迭代”過程，即創新結果既是創新產出，又迅速成為下一階段的創新投入，創新過程與結果間形成“螺旋迭代”的創新演進。因此數字經濟的創新結果更具“自生長性”，創新價值得以不斷拓展和延伸。數字創新的“自生長性”加速了創新的“量變”過程并推動創新的“質變”結果，將漸進式創新和突破式創新、利用式創新和探索式創新協調統一于數字經濟創新體系之中。

三、以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探索

（一）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和問題挑戰

數字經濟驅動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動能，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則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路徑。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成就，但同時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

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趕超的“加速器”，但尚未成為經濟趕超的“主引擎”，發展質量與美國相比仍存較大差距。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從2017 年的4.02 萬億美元提升至2022 年的7.5 萬億美元④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組委會：《中國信通院余曉暉院長發布〈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3）〉》，https：//www.gdec.net.cn/actives/newsdetail？id=137，訪問日期：2023 年7 月19 日。，占GDP 比重從32.9%上升至41.5%，已超過第二產業在全國GDP 中的比重（39.9%）⑤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 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20 日。，表明數字經濟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發揮了“經濟壓艙石”的作用。數字經濟迅速“做大”得益于其高速增長動能。2017—2022 年中國數字經濟平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的高水平。2017—2021 年，中國GDP 和數字經濟增長速度均始終高于美國，且數字經濟的加速增長優勢更加明顯（參見圖1）。尤其在2021 年，中國數字經濟增長率比美國高19%，而同期中國GDP 增速相較于美國僅高2.5%。數字經濟驅動中國經濟追趕的“提速效應”十分明顯，其超強增長動能已成為中國對美國實現經濟趕超的“加速器”。

圖1 中美兩國GDP 及數字經濟增長趨勢（資料來源：作者依據世界銀行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測算。）

雖然中國數字經濟已初具規模，但與美國相比仍存較大差距，與其他跟隨者對比仍未拉開差距。從整體規?？?，依據《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 年）》的數據，2021 年美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15.3 萬億美元，居于世界第一位。而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為7.1 萬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的46%，雙方仍存較大差距。從增長趨勢看，中美數字經濟規模差距短期內仍難以縮小。尤其在2022 年，中國數字經濟增長率失去領先優勢，落后于美國7.5 個百分點①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組委會：《中國信通院余曉暉院長發布〈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3）〉》，https：//www.gdec.net.cn/actives/newsdetail？id=137，訪問日期：2023 年7 月19 日。。從結構占比看，2021 年，德國、英國、美國的數字經濟占本國GDP 比重位居全球前三，均已超過65%，而2021 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 比重僅為39.8%，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低于全球領先水平（參見圖2）。由于數字經濟占比不足，導致中國數字經濟的高速增長優勢并未轉化為規模領先優勢，因而未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總量趕超美國的“主引擎”，數字經濟對國民經濟體系的融合賦能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從整體質量看，中國數字經濟也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人才創新能力與美國仍存較大差距，信息技術水平還處于“跟跑”向“領跑”躍遷的關鍵階段②吳曉怡、張雅靜：《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及國際競爭力》，《科研管理》2020 年第5 期。，數字經濟發展面臨較為嚴重的東西不平衡、城鄉不均衡等問題③何苗、任保平：《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時空分布及收斂特征研究》，《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5 期。。因此，中國的數字經濟無論是規?？偭?、結構占比還是發展質量都尚存較大的追趕空間，堅定不移地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仍是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使命。

圖2 中美兩國GDP、數字經濟規模及占比（單位：萬億美元）（資料來源：作者依據世界銀行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測算。）

產業數字化發展迅速，但“數實融合”的深度仍有不足，廣度還需拓展。產業數字化是中國數字經濟的主要形態。2022 年，中國的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41 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占當年GDP比重為33.9%，在數字經濟中占比達81.7%④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 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20 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了傳統產業效率提升和結構轉型升級，全面提升了傳統產業的競爭力與韌性。當前，工業和服務業是產業數字化發展的重點領域，2022 年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24.0%和44.7%。然而2021 年全球47 個主要經濟體的第二、三產業數字經濟平均滲透率就已達到24.3%和45.3%⑤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 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20 日。，表明當前中國產業數字化發展面臨“數實融合”深度不足的問題。同時，中國數字經濟對第一產業的融合賦能顯著不足。2018 年，中國的農業數字經濟占行業增加值比重僅為7.3%，顯著低于工業和服務業的18.3%和35.9%①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 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904/t20190417_197904.htm，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21 日。。2022 年中國農業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僅為10.5%，而英國農業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在2021 年就已超過30%③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5G 發展和經濟社會影響白皮書（2022 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1/t20230107_413792.htm，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22 日。。這表明中國農業的數字化轉型相對滯后，產業數字化還需進一步向第一產業拓展。此外，即便在滲透率較高的第二、三產業中，數字經濟與生活服務業融合更深，但與工業、生產性服務業融合不足。第二產業的數字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呈現緩慢下降態勢，已從2018 年的1.69 降為2022 年的1.54①，表明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融合效能持續減弱。產業互聯網發展相對緩慢，市場規模遠低于消費互聯網。原因在于中國產業數據資源豐富但缺乏專業化產業數據服務體系，數據與技術標準難以統一，市場主體的數量、規模和競爭力與美國先進產業互聯網企業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部分產業基礎技術缺失，產業互聯網的平臺生態還需培育壯大。

數字產業化不斷提速，但產業基礎仍存短板。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產業化的物質基礎。中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4G 移動互聯網，并持續加大5G 網絡建設投資。2022 年三大電信運營商和中國鐵塔完成5G 基礎設施投資1803 億元，新建5G 基站數量88.7 萬個。截至2022 年年底，我國5G 基站數量達231.2 萬個②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22 年通信業統計公報》，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02/content_5739680.htm？eqid=f1980c9900002b9b000000056459bf36，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21 日。，占全球總數的60%以上，基本實現中國城鄉室外連續覆蓋③。數據中心機架規模穩步增長，2022 年底我國數據中心機架數量超650 萬架，近5 年年均增速超30%，算力總規模超過每秒18000 京次浮點運算，排名世界第二位④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http：//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2248.htm， 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28 日。。數據中心、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產業化加速發展，2021 年我國數據中心行業收入規模達1500 億元左右，約占全球數據中心市場規模的3 成，近三年年均復合增長率達30.69%⑤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中心白皮書（2022 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4/t20220422_400391.htm，訪問日期：2023 年5 月25 日。。云計算市場高速增長，2022年市場規模達4550億元，同比增長40.91%⑥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計算白皮書（2023 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7/t20230725_458185.htm，訪問日期：2023 年7 月26 日。。2022年，我國大數據產業規模達1.57 萬億元，同比增長18%①李三希、武玙璠、李嘉琦：《數字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時代意義、機遇挑戰與路徑探索》，《經濟評論》2023 年第2 期。，是數字產業化發展的新主體、新動能，初步形成規模與增長優勢。但數字產業化進程也面臨產業基礎不牢等問題。一方面，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基礎創新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依據工業和信息化部2019 年的調研結果，中國數字經濟領域面臨高端芯片、嵌入式CPU、存儲器、工業軟件等300 多項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困境①。以高端芯片為代表的核心技術競爭使得數字產業鏈動蕩加劇，“脫鉤斷鏈”風險高企要求數字產業圍繞數據存儲、網絡、算力、算法等領域構筑自主可控的核心技術體系，實現數字技術的高水平自立自強。另一方面，數據和數字技術的標準競爭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的競爭焦點之一，而贏得標準競爭的基礎則是強大的數字生態系統支撐。中國擁有超大規模數字市場，但數字生態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仍處于較低水平，制約了數字產業從“超大”向“超強”的優勢轉化。如何以技術標準化為紐帶構筑強大的數字經濟生態體系，成為中國搶占全球數字經濟價值高地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路徑

1.以創新發展做強數字經濟，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的競爭優勢。創新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把握新一輪數字科技革命和數字產業變革新機遇的“牛鼻子”。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高質量建設數字中國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有效銜接，既能夠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關鍵數字能力支撐并掌握現代化發展的自主權，也能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優勢融合，以生產力數字化升級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的競爭優勢。

第一，突破“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構建自立自強的數字創新體系，以強化數字中國關鍵能力構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支撐。數字技術既有戰略地位高、突破壁壘高、研發投入高、技術外部性高的關鍵核心屬性，又有互補性強、非替代性強、應用范圍廣及持續演化性強的通用目的屬性，是支撐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突破數字技術的“卡脖子”困境需要將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與數字融通創新的路徑優勢有效疊加，構建高效協同、自立自強的數字創新體系。新型舉國體制引領“政產學研用”多元創新主體凝聚數字創新的戰略共識，面向數字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和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打造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構建數字創新體系。以重大任務體制為牽引，由政府統籌優勢資源、優勢力量開展協同攻關，顯著提升數字創新體系效能，克服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外部性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創新投入不足問題，重點突破數字產業共性基礎技術，將數字經濟發展的“技術底座”掌握在自己手中。與此同時，數字創新范式也重塑新型舉國體制的任務機制，將新型舉國體制牽引的數字創新體系嵌入市場經濟之中，充分發揮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數字創新對技術市場的效率提升和結構優化作用，以數字鏈接為紐帶提升創新體系的協同效率，以分布式、模塊化創新機制加速創新過程，以平臺轉化、數字可供性和數字化自生長加速創新結果的擴散與迭代，使數據驅動成為突破關鍵核心數字技術的新動力，推動前沿數字技術、集成應用技術等產生多元化技術路線，挖掘“變道超車”新機遇，以數字創新作為戰略支撐重塑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競爭優勢。

第二，創新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路徑范式，全面放大數字經濟賦能效應，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壯大實體經濟是“數實融合”的根本目標，也是以創新發展做強數字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創新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路徑范式，需要拓展數字經濟的應用場景和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全面發揮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乘數”效應和“升級”效應。

首先，“數實融合”需要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價值鏈的解耦和重組，挖掘更多的融合場景。傳統實體經濟產業邊界明晰，產業組織往往呈閉環結構，數字經濟難以形成有效滲透，“數實融合”場景不足。價值鏈解耦可以打破傳統產業邊界，從價值輸入、價值創造、價值產出、價值傳遞和價值服務等不同價值鏈環節挖掘“數實融合”新機遇。要素解耦有助于在價值輸入環節推動數據要素與傳統生產要素協同融合，將數據價值融入實體經濟價值鏈之中。生產運營解耦則將數字經濟的效率提升效應融入價值創造環節，以數字技術驅動制造和服務過程的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使柔性制造、智能制造、大規模定制、個性化服務等成為價值創造的新形態。產品解耦是數字功能嵌入傳統產品，將實體經濟功能價值數字化延展，以數字價值的持續迭代不斷滿足更高層次的智能生活需要。市場營銷和服務的解耦則重塑實體經濟的價值傳遞和價值服務體系，借助數字電商平臺、大數據畫像、大語言模型等手段與用戶保持“實時在線”和即時互動，使用戶需求真正成為價值核心。

其次，“數實融合”需要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協同發展。數字產業化的目標是驅動數字經濟產業基礎高級化，而產業數字化則是推動實體經濟產業體系現代化，兩者協同推進方能構建“數實融合”的完整產業鏈體系。數字產業化是“數實融合”的關鍵前提，加速數字產業化發展需要以賦能實體經濟為戰略導向，構建全國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加大關鍵核心數字技術的自主攻關，持續推進前沿數字技術的創新突破，以數據要素互聯網、數字創新互聯網、“數實融合”產業互聯網和“線上線下”融合的消費互聯網鏈接產業、區域、市場主體之間的“數字孤島”，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為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提供堅實的資源和能力支撐，使數字產業化發展與服務實體經濟數字化有機統一。

產業數字化是“數實融合”的著力點和落腳點，本質是以數字經濟提升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現代化水平，驅動農業“補短板”、制造業“鍛長板”和服務業“鑄新板”。農業數字化是產業數字化的“價值洼地”，制約因素包括農業大數據、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化產品及服務等發展得不充分，農業數字化產業基礎和數字化人才支撐力不足，導致農業現代化演進面臨效率不高、結構不優和動力不足的“短板”。因此應以重大數據工程建設為牽引，強化農業農村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關鍵技術裝備研發，培育農業大數據市場，賦能農業企業生產運營數字化改造和管理服務數字化轉型。以“互聯網+”推動農業產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的協同聯動，培育共享農業、云農場、農業旅游、農業數字金融等多元化新業態，完善農產品全產業鏈的質量監測與管控體系，驅動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優化。

數字經濟與工業、服務業的深度融合是產業數字化的主要驅動力量，已實現了“量”的快速增長，但還需推動“質”的有效提升。制造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板”，但“大而不強”的問題未得到根本改善。中國式現代化以建設制造強國為實體經濟根基，通過數字經濟與制造業融合發展構建智能制造的新型工業經濟形態，推動“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躍遷。智能制造需要以數字化和工業化的關鍵核心技術為底層驅動，尤其是要構建高效自主的工業互聯網體系，將制造業價值創造、價值傳遞、價值迭代與價值獲取向“線上”遷移，在關鍵領域實現“數實融合”的技術領先及市場領先。針對工業領域數字滲透率不足的問題，要進一步開展“數實融合”多場景、全鏈條、多層次實踐探索，圍繞制造業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的各環節布局“數字鏈”，強化智能制造數字互補品的研發與生產，尤其是突破工業軟件、工業仿真設計軟件、高檔數控機床、智能傳感器等核心技術與裝備短板，使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能夠在極端壓力下形成“自立自強”的內生融合發展動力①賀?。骸吨圃鞆妵ㄔO的關鍵維度和戰略要點》，《改革》2021 年第2 期。。服務業是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主要領域，以消費互聯網為載體的生活性服務業已成為主要融合形態，但生產性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則相對滯后。生產性服務業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對農業現代化和制造業服務化具有重要支撐作用，其產業數字化發展更具復雜性，既要在要素層面推動數據和知識、技術、資本等多元生產要素有機融合，也要在產業體系層面促進數字經濟、生產性服務業、農業、工業等多元領域協同聯動。為此需要培育領先的生產性服務業數字平臺，加速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多元產業“數字集聚”，推動數字金融、數字物流、現代信息與商務服務高質量發展，不僅加速數字經濟與生產性服務業的融合發展，而且使數字經濟與生產性服務業優勢疊加共同賦能農業、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體系的現代化升級。

2.以協調發展做優數字經濟，鞏固中國式現代化的均衡優勢。協調發展由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本質所決定的，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目標和手段，有助于解決發展的不平衡問題。當前中國式現代化面臨著產業發展、區域發展、共享發展、綠色發展的不均衡問題。做優數字經濟必須堅持協調、綠色和共享發展理念，并以數字經濟鞏固中國式現代化的均衡發展優勢。

第一，數字經濟通過創新賦能驅動三次產業“并聯式”的現代化演進，加速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融合升級。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了農業化、工業化、信息化的“串聯”發展道路，探索形成了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并聯”發展新道路。產業體系“并聯式”的現代化演進加速了經濟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但同時也導致了產業結構存在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數字經濟是促進產業深度融合的“中介”和“催化劑”，其產業融合效應改善了三大產業的“并聯”發展效率，緩解產業結構的不均衡問題。首先，數字經濟驅動了農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數字經濟賦能的農業現代化對農業智慧裝備、自動化裝備、高性能傳感傳輸裝備等提出更高層次需求，這為新型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融合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使新型工業化成為農業現代化轉型升級的關鍵能力支撐。而數字經濟推動打造農業產品綜合服務平臺，催生對高附加值農產品的需求，使農產品高端化制造成為提升農業經濟附加值的重要方向，這使現代化農業的價值鏈向制造業延伸，成為農產品制造、食品制造等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其次，數字經濟驅動制造業服務化轉型。服務型制造是制造業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其基于產品使用價值提供附加增值服務，因此能更好地滿足用戶需求，成為制造業增加值和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催生了以工業互聯網為核心架構的新型工業經濟體系，促進了供需互動并實現萬物互聯，工業數據、產品數據、用戶數據等實現全面鏈接，工業算法與算力顯著增強，柔性化生產、個性化定制成為可能，這為制造業服務化延伸創造了條件，制造業開始從“提供產品”向“提供能力”躍遷，從提供使用價值轉變為直接提供用戶效用，制造與服務融為一體。數字經濟驅動制造業服務化的快速發展，也進一步催生了對數字金融、數字物流、數字信息、數字軟件等生產性服務的需求規模，拓寬數字經濟、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創新融合空間。最后，數字經濟推動農業與服務業加速融合。產業互聯網有助于推動數字經濟與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有機融合，將數據、技術、人才、資本等要素融入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牽引現代物流、大數據咨詢、數字金融等服務業進入農業領域?，F代化農業由于融入新要素、新服務，將以業態多元化和模式創新化加速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消費互聯網是數字經濟與農業生活性服務業深度融合的典型模式，打造數字農業電商平臺，變革農產品消費方式，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匹配。

第二，數字經濟驅動區域、城鄉協調發展，構成全域同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首先，數字經濟為落后區域和鄉村地區帶來“變道超車”的新機遇。數字經濟推動全國新型基礎設施的空間重構，彌補了區域現代化基礎設施的“鴻溝”?！皷|數西算”是數字時代新型基礎設施空間布局的重大戰略規劃，將東部數據要素、東部算力需求和西部自然資源稟賦有機融合，推動數據中心、云計算、大數據服務等基礎設施和數字服務在西部地區快速發展，形成全國跨區域的算力網絡體系，構成東西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載體，有效牽引東中西部基礎設施能力的再均衡，挖掘中西部地區新比較優勢。產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突破了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時空約束，數字平臺的網絡效應、范圍經濟效應使后發展區域和鄉村地區嵌入更加均等的要素和產品市場，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實現現代化進程的追趕。其次，數字經濟在區域間、城鄉間構建起普惠性的均衡發展機制。電子商務、數字金融、共享經濟等的普惠性發展在區域、城鄉間驅動形成統一市場機制、分工合作機制和協同互助機制，現代化資源得以向數字化平臺遷移，并在全域均衡性優化配置。以市場設施互聯互通、資源要素優勢互補、創新生態共建共治推動區域融合發展，不斷強化區域間經濟聯系的廣度和深度，推動在不同區域間協同發展。

第三，數字經濟作為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其兼具效率與公平使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一條共享發展的新道路。數字經濟具有突出的共享性，催生了以產品共享、服務共享和資源共享為主要形態的共享經濟。共享經濟是對資源的再配置、供需的再銜接和價值的再分配，顯著改善了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在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市場效率的同時，驅動優質產品、服務和資源的公平共享。數字政務、數字教育、數字醫療等的快速發展也推動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優質公共資源與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得到顯著改善。數字經濟也進一步促進實現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就業，并為農村地區和后發展地區挖掘經濟潛力、發揮比較優勢構建了新的戰略機遇和物質技術基礎，對調節收入差距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更為關鍵的是，數字經濟加速了數字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重塑文化創造、供給與消費方式。數字文化的繁榮加速知識學習與擴散，全面提升人口素質與科學文化素養，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同發展，成為知識經濟時代調節收入差距的一項長期路徑機制。

第四，數字經濟促進發展方式的綠色化變革，創造了生態包容的綠色發展經濟體系。首先，以數字技術與綠色技術的協同創新推動生產力綠色化轉型。為此，需將傳統要素、數據要素和生態要素共同納入經濟發展范式之中，將生態均衡作為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函數，一方面發揮數字技術自身的“綠色屬性”，以數字技術驅動生產過程虛擬化，降低生產的邊際成本，實現生產要素集約化利用；另一方面則以數字技術為底層技術開展綠色創新，研發智能高效的綠色生產設備和生態保護裝置，支撐生產活動的綠色化轉型。其次，數字經濟驅動現代產業體系的綠色化重構。加快農業在數字經濟賦能下的綠色發展，優化生態環境利用，以農業大數據精準規劃農業資源投入與使用，減少化肥、農藥等對農業產品和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工業經濟在數字賦能下拓展綠色發展空間，以工藝、流程的不斷優化減少資源和能源消耗，加速碳排放與工業經濟增長的“脫鉤”①韓晶、陳曦、馮曉虎：《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發展的現實挑戰與路徑選擇》，《改革》2022 年第9 期。。數字經濟也將通過驅動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加速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綠色化轉型。數字經濟催生的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眾籌眾創”、數字金融等成為數字經濟與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合的典型范式，提升生產要素使用效率并促進要素的精準配置，激活社會閑置資源。數字電商平臺、共享出行、外賣平臺、移動支付等則促進了生活需求與服務供給的精準化對接，降低各種生活服務的無效供給，推動了消費品的循環利用，促進生活方式綠色化變革。

3.以開放發展做大數字經濟，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優勢。開放發展的本質是資源聚合、價值共創與利益共享，是持續做大數字經濟的必由之路。做大數字經濟需要不斷聚合數字資源基礎及整合戰略科技力量，夯實數字“底座”，并構建數字經濟開放性生態系統，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參與全球數字治理，提升國家數字經濟體系的全球競爭力，推動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融入世界現代化進程。

第一，新型舉國體制是驅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治理機制。新型舉國體制既體現黨的核心領導性，又體現經濟體系的開放自主性，有助于匯聚現代化數字要素資源，整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突破“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依托于堅實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數字物質基礎②田杰棠、閆德利：《新基建和產業互聯網：疫情后數字經濟加速的“路與車”》，《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3 期。。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等特征，單一市場主體既無動機也沒能力完成大規模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新型舉國體制以黨的核心領導優勢整合市場力量快速研發、建設、開放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充分調動全國力量共建共享。2022 年底，中國5G 網絡基站數達231.2 萬個，覆蓋范圍和服務用戶排名全球首位。全國110 個城市達到千兆城市建設標準，光纖用戶達5.5 億戶。數據中心標準機架數量達到650 萬個，近5 年年均增長超30%，算力位居全球第二位③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http：//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2248.htm，訪問日期：2023 年6 月10 日。，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加速形成。充分將新型舉國體制嵌入數字經濟治理，牽引帶動一批市場主體參與數字經濟基礎設施開放共建，將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交互疊加，加速匯聚數字經濟的現代化要素資源，為做大數字經濟奠定了堅實的數字“底座”。

另一方面，做大數字經濟需要具備自主可控的關鍵核心技術，形成建設數字中國的關鍵能力。數字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系統性、互補性，需要多元創新主體協同研發、標準統一和開放共用，才能支撐互聯互通數字經濟系統。新型舉國體制有助于匯聚戰略科技力量開展數字關鍵技術協同攻關，構建關鍵數字能力支撐。國家層面要高度統籌關鍵技術創新的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充分整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以數字化手段打造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領軍企業等的協同攻關創新聯合體，加速數字創新及擴散賦能。同時開放國家數字創新平臺，引導企業等創新主體充分利用市場經濟機制構建數字技術轉化與應用生態系統，高效推動基礎創新的應用轉化，以生態開放、數字開源構建復雜數字經濟網絡以支撐多元化數字產品的開發和市場運營。新型舉國體制推動數字技術創新鏈上下游的開放聯動，為數字經濟驅動中國式現代化構筑自立自強的創新保障。

第二，開放發展是做大數字經濟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由于數據要素的天然流動性、數字網絡的互聯互通性和數字技術的通用賦能性，數字經濟與全球經濟融合趨勢不可逆轉。構建數字經濟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生態，用好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大市場，成為持續做大數字經濟的戰略選擇。圍繞數據要素構建獨立、安全、可控的數據合作新模式，促進全球數據流動與共享合作，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全球化布局奠定資源基礎。數字經濟的底層技術和前沿技術始終是未來全球競爭和現代化演進的焦點。根據關鍵核心數字技術攻關需要，構建全球數字創新生態體系，積極吸收國際先進數字技術理念、知識與人才，準確把握全球數字技術的戰略前沿與演進路線，超前布局類腦智能、量子信息、未來網絡等前沿數字技術，以創新驅動突破數字經濟全球分工體系的“低端鎖定”。積極推動數字產品與服務貿易網絡的搭建，促進中國數字經濟既能“引進來”也能“走出去”。以優化全球數字技術及其互補技術的知識產權布局、強化全球數字技術標準治理為抓手，提升中國數字經濟生態體系在國際科技競爭中的話語權和競爭地位，從數字經濟全球競爭與合作中捕捉重塑分工格局的新機遇，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國際競爭新優勢。

四、結語

中國式現代化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經驗的寶貴總結。如果說工業化是加速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重要推動力，那么數字化極有可能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未來方向。數字經濟驅動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機遇，構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動能、新路徑。以創新發展、協調發展和開放發展為戰略路徑，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有助于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和高質量發展新體系，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的全要素生產率，增添中國式現代化加速演進的新發展動力。在數字經濟的全面賦能下，中國有望在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1 世紀中葉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