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國際比較方法及中美GDP相對變化趨勢

李兆辰 韓天闊 高宇寧

摘 要：GDP是衡量國家經濟規模和世界經濟格局的關鍵指標，然而在理論和實踐中對于GDP國際比較方法尚未形成共識。本文闡釋了GDP國際比較的三類主要方法及各自的特點與局限，認為其本質差異在于轉換因子的選擇，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中美GDP在1990～2020年的相對變化趨勢，分別從總量視角和分產業分行業的結構視角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中國GDP迅速追趕美國，尤其在制造業方面顯著超越美國，但是不同方法測算的相對變動程度差異較大。匯率法在計算上較為簡便，但受到匯率波動等因素的影響較大；購買力平價法在原理上較為合理，但在操作性和可比性上較弱；替代法在數據上較為可靠，但理論依據和客觀性較弱。本研究深化了對于GDP國際比較方法理論本質的認識，測算了中美GDP總量和結構的相對變化趨勢，可為進一步完善GDP國際比較方法提供借鑒。

關鍵詞：國內生產總值；國際比較；購買力平價；經濟增長；GDP

文章編號：2095-5960（2024）01-0011-10；中圖分類號：F113;F222；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是衡量國家經濟規模最普遍應用的指標，對于認識和評價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反映了國家經濟實力在國際格局中的相對位置。［1］GDP是一國范圍內、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能夠概要性地反映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作為一個具有綜合性和直觀性的指標，GDP在制定國內發展政策、分析世界經濟發展格局和評價國家經濟發展狀況中，都發揮了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學術研究和政策實踐的重要參考。［2］

現有文獻對于開展GDP國際比較的方法尚未形成共識，對于不同方法存在較大差異的理論本質關注不足，且主要關注GDP總量而對GDP結構關注不足。根據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提供的數據，2020年中國按照匯率法計算的GDP僅相當于美國的70.30%，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GDP相當于美國的115.90%?？梢钥吹?，采用不同計算方法對于中美GDP進行比較時，計算結果具有很大差異。在進行GDP國際比較時，有必要深入分析和理解不同計算方法背后的經濟含義，明確各自的方法特征和理論本質，從總量和結構的不同視角進行分析。

本文關注GDP比較方法的理論本質，將GDP國際比較的主要方法歸納為三類：匯率法、購買力平價法以及替代法，分析了每類方法的特點和局限，指出其本質差異在于轉換因子的選擇。在此基礎上，本文對中美GDP的相對變化趨勢進行分析，分別從總量視角和分產業分行業的結構視角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中國GDP迅速追趕美國，尤其在制造業方面顯著超越美國，但是不同方法測算的相對變動程度差異較大。匯率法在計算上較為簡便，但受到匯率波動等因素的影響較大；購買力平價法在原理上較為合理，但在操作性和可比性上較弱；替代法在數據上較為可靠，但理論依據和客觀性較弱。本文深化了對于GDP國際比較方法理論本質的認識，測算了中美GDP總量和結構的相對變化趨勢，可為進一步完善GDP國際比較方法提供借鑒。

二、GDP國際比較的核心與挑戰

GDP反映了一個國家所有常住單位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可以從價值形態、收入形態以及產品形態的角度定義。從價值形態的角度來說，GDP是一國所有常住單位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所有貨物及服務價值，與同期投入的所有非固定資產貨物及服務價值之差，即所有常住單位的增加值總和。從收入形態的角度，GDP是一國所有常住單位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全部收入總和，其中包括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以及營業盈余。從產品形態的角度來說，GDP是一國所有常住單位一定時期內最終使用的貨物及服務價值與貨物及服務凈出口價值總和。［3］

GDP國際比較是分析世界經濟格局的參照系，對于評估經濟運行狀況、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全球產業鏈和分工日趨復雜的背景下，決策過程更加需要對經濟規模和各類經濟發展指標開展國際比較。［4］

GDP國際比較的核心是找到合適的轉換因子。通常，對于經濟指標開展國際比較需要滿足至少三個條件：第一，各類經濟指標應在概念上是相同的；第二，衡量各類經濟指標時所使用的貨幣單位應是相同的；第三，各類經濟指標在剔除各國物價差異之后，可以進行物量層面的比較，即指標衡量的價格水平應該是相同的。［5］對于GDP而言，第一個條件使用統一版本的國民賬戶體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 SNA）得以滿足，SNA將從事生產活動的機構、公私企業和個人都納入生產部門，提供了標準一致的宏觀經濟統計框架。后兩個條件是我們主要關注的理論問題，與第一個條件的邏輯一致，其背后的核心是找到一個可比的標準，進而將各國經濟活動轉換到可比的“平面”之上，即找到合適的轉換因子。對于轉換因子，目前在實踐中普遍通過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來實現，其基本邏輯都在于消除不同國家之間的價格差異和貨幣單位差異，將匯率或平價因子作為中介，將GDP轉化為可比的統一標準，從而進行國際比較。［6］

GDP國際比較的主要挑戰在于，轉換因子的誤差和波動會影響對整體經濟的評估，從而造成估計結果的偏誤，且對于轉換因子的計算需要具備較強的可操作性。無論是匯率法還是購買力平價法，都是以多邊國家的比較方法為基礎，對GDP進行國際比較。從計算原理來看，二者都是對單一轉換因子進行直接測算，需要滿足的前提假設較強，而經濟學理論基礎較弱，影響計算結果的因素較多，存在的不確定性較大。從實施過程來看，對于發展階段、經濟模式、社會結構迥異的不同國家而言，二者都難以保證數據和結果的質量，從而使得無偏性、可加性和特征性等要求難以滿足。［7］

不同GDP國際比較方法的理論本質差異，導致了計算結果存在顯著差異。匯率法的理論本質在于將兩國貨幣相互兌換比率作為衡量兩國貨幣價格的標準，由于匯率法不直接反應各國非貿易品的價格對比關系，因此它僅解決了使用同一貨幣單位問題，但轉換之后的國內生產總值依然包含價格因素的影響，低估了真實的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平價法的理論本質在于計算不同國家之間差異化產品的綜合價格之比，然而由于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市場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對外開放程度不同，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份額和非貿易品的所占比重較大，如果將這部分非貿易品與國際商品和服務相比，會高估發展中國家的購買力水平。從國際比較項目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到，相比于按照匯率作為轉換因子計算的GDP排名，發展中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GDP排名明顯提高，而發達國家的排名普遍后移。不同方法對于轉換因子的選擇存在差異，導致GDP國際比較的計算結果存在系統性差異。

三、GDP國際比較方法的計算原理

（一）匯率法

在進行中美GDP國際比較時，由于貨幣單位及價格水平存在差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經濟總量數據并不具備物量上的可比性，因此在比較實際經濟規模時需要通過一定方法進行轉換。匯率法將中美之間的匯率作為貨幣轉換因子，把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GDP轉換為以美元計價的指標，從而實現相互比較，具有計算成本低、易于理解和應用廣泛等優勢。

由于匯率具有較強的波動性，直接運用匯率進行計算可能導致結果波動較大，在運用匯率法比較GDP時通常會對匯率進行一定調整，常見的方法包括聯合國的價格調整匯率法（Pare法）和世界銀行的圖表集法（Atlas法）。價格調整匯率法是指，用各國的價格水平對該國某一時期的平均匯率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對于基期的選擇較為敏感。圖表集法是指，基于通貨膨脹率與基準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差異對各國匯率進行調整，然后將調整過的匯率與前后兩年調整后的匯率進行算數平均，進而得到圖表集法的匯率轉換因子。其中，基準通貨膨脹率是指通過特別提款權（SDR）中包含國家的貨幣權重計算出來的加權通貨膨脹率。

在應用匯率法進行中美GDP國際比較時，通常采用世界銀行統計標準的圖表集法，用e*t表示第t年的圖表集法匯率轉換因子（本幣兌美元），則e*t可以表示為：

e*t=1PtPt-2RtRt-2*et-2+PtPt-1RtRt-1*et-1+et

其中，Pt為第t年的GDP縮減指數，Rt表示第t年的SDR縮減指數，et表示第t年的平均市場匯率（本幣兌美元）。

（二）購買力平價法

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是目前進行GDP國際比較時廣泛采用的方法，其含義為：一單位基國貨幣可以在基國購買一籃子貨物和服務，則購買力平價是指在本國購買上述同一籃子的貨物和服務所需要的本國貨幣量。購買力平價法通過計算中國和美國的貨幣購買力平價，將其作為轉換因子，把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總量轉換為統一度量的可比指標。

1.支出法購買力平價

支出法的購買力平價基于GDP的支出法統計框架而建立，將GDP劃分為155個類別，對支出數據進行調整從而實現中國和美國GDP的比較。支出法需要收集各項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數據，以及在經濟中所占份額的權重數據。

首先，計算中國和美國對應的商品或服務的購買力平價，以美國為基準，用A和B分別表示中國和美國，則中國第i個類別的第j種商品或服務的購買力平價為：

PPPAij=PAijPBij

接下來，計算中國和美國在基本類層面的購買力平價，假設第i個基本類包含s種商品或服務，則有：

PPPAi=s∏sj=1PPPAij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計算總量層次的購買力平價，利用基本類的支出額作為權重進行計算：

PPPL=∑ni=1PPPAiQBi∑ni=1PPPBiQBi

PPPP=∑ni=1PPPAiQAi∑ni=1PPPBiQAi

PPPF=PPPL×PPPP

國際比較項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是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GDP國際比較統計項目，由世界銀行主持，包含199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目前世界規模最大、應用范圍最廣的購買力平價數據，中國于2011年首次全面參加ICP項目。賓州大學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 PWT）采用統計方法對國際比較項目的數據進行外推和修正，為購買力平價的GDP比較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數據。PWT的計算思路為：使用消費、投資、政府支出的價格增速平減各自數量的名義增速，并使用價格增速的平均值平減貿易收支數量，從而對消費價格等指標進行調整。

2.生產法購買力平價

生產法的購買力平價基于GDP的生產法統計框架，需要的數據是各個行業的價格、產量和產值。

首先，計算產品層面的單位價值，根據產品的產值和數量進行計算：

Pij=VijQij

接下來，計算行業層面的單位價值，分別使用中國和美國的產品產量作為權重，用A和B分別表示中國和美國，對單位價值進行加權計算：

UVRAj=∑si=1PAijQAij∑si=1PBijQAij

UVRBj=∑si=1PAijQBij∑si=1PBijQBij

UVRABj=UVRAj×UVRBj

最后，在此基礎上計算部門和產業層面的購買力平價，計算加權平均值：

UVRABk=∑jGOVAj×UVRABj∑jGOVAj

UVRAB=∑jGOVAk×UVRABk∑jGOVAk

產出和生產率國際比較項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ICOP），系統地從生產的角度對GDP進行國際比較。采用這一方法的主要數據庫為World KLEMS Data，其中，KLEMS的含義為：K表示資本（capital），L表示勞動（labor），E表示能源（energy），M表示物質部門（material）的中間投入，S表示服務部門（service）的中間投入，包含歐盟國家1970年以來的分行業投入產出數據。

由于生產法和支出法的購買力平價在基期、比較方法、數據等方面存在差異，Feenstra等提出基于投入產出框架的多邊比較方法，將二者進行一致性測度和比較，實現了在一致的框架下同時應用支出法和生產法的購買力平價對GDP進行測算。［8］

（三）替代法

替代法是指在直接對GDP進行統計之外，尋找其他外部指標與實際GDP之間的關系，通過這些外部指標對實際GDP進行預測。

結構方程模型可以用來衡量可觀測變量與不可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多指標多因素模型（MIMIC），被普遍運用于計算隱性GDP和實際GDP。多指標多因素模型是一類特殊的結構方程模型，包含了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其中，測量模型是一組衡量可觀測指標變量的模型，結構模型是一組衡量變量之間關系的模型。通過多指標多因素模型構造回歸方程，能夠使用可觀測變量的歷史數據來估計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對不可觀測變量進行預測。由此，盡管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產出價值無法直接比較，但可以通過可比的外部指標對經濟產出價值進行估算，從而得到具備國際可比性的GDP。

結構方程模型的優勢在于，可以用來計算一些無法直接觀測的變量，即潛變量。在對實際GDP進行計算的過程中，多指標多因素模型就是一種只包含一個潛變量的模型。多指標多因素模型把隱性經濟規?；蜃儎忧闆r視為一個潛變量，盡管隱性經濟無法直接觀測，但是可以建立潛變量與指標變量、原因變量之間的聯系，從而反映其變化。通過這種方法，可以通過實際觀測的樣本數據對模型參數進行擬合，基于識別條件對參數進行估計，從而計算實際GDP。

替代法通常使用實物指標對實際GDP進行測算。例如，“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使用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這三項指標對GDP進行評估，之后又納入居民收入、就業以及單位能耗這三項指標，形成“新克強指數”，對實際GDP變化情況進行測算。在應用替代法進行計算時，通常選取一些可信程度較高、統計較為準確的經濟指標作為依據，通過這些指標與實際GDP之間的關系對實際GDP進行預測。

四、中美GDP的計算結果

（一）匯率法

匯率是外匯市場上雙邊國家貨幣相互兌換的比例，其作為GDP國際比較方法的基本原理在于將本國貨幣計價的國內生產總值轉換為以同種貨幣計價的指標。由于匯率法作為轉換因子可以直觀地出現在各國逐年統計的經濟發展數據中，因此匯率法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較為簡便。

表1根據匯率法對中美GDP進行比較。結果表明，在1960～2020年，中國GDP從0.13萬億美元上升至11.79萬億美元，美國GDP從3.17萬億美元上升至17.71萬億美元，二者差距大幅縮小，中國GDP占美國的比重從4.1%上升至66.57%。劉偉和蔡志洲在三年平均匯率法的基礎上對中美GDP進行測算，認為中國將在2030年左右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9］

使用匯率法進行GDP國際比較的偏誤，包括各國數據質量參差不齊［10］、市場經濟發展程度［11］和對外開放程度［12］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等因素。此外，匯率還會因為市場宏觀利率、經濟增長水平、投機炒作、政策干預、資本流動等諸多因素的波動而發生變化，且各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也會給測算帶來偏誤。［13］1960～2020年，美元兌人民幣的比例波動非常大，從1980年1美元兌換1.53元人民幣上升至最高時的1994年1美元兌換8.62元人民幣，波動幅度高達463%，影響了匯率法作為轉換因子進行GDP數據比較的準確程度。

（二）購買力平價法

購買力平價法需要較為詳細的數據。中國最早參與的國際比較項目是1993年在上海和廣東開展的試點調查，包含140項GDP支出類別，之后又在1999年的7個城市、2005年的11個城市以及2009年的北京分別進行了調查更新，并于2011年首次在全國開展國際比較項目，主要包含155個GDP分類。

表2根據購買力平價法對中美GDP進行比較。結果表明，自1990年以來，中美GDP的差距不斷縮小，到2017年，中國GDP超越美國排名世界第一。以2017年不變價格計算，1990～2020年，中國GDP從1.62萬億國際元上升至23.01萬億國際元，美國GDP從10.09萬億國際元上升至19.85萬億國際元。與通過匯率法計算的GDP相比，購買力平價法對于中國GDP的計算結果整體更高，但二者反映的變化趨勢一致。

以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子的各種具體方法，得到的結論較為接近。胡鞍鋼等基于購買力平價法對中美GDP進行比較，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在2010～2020年之間超越美國。［14］鄭海濤等使用2011年輪國際比較項目計算轉換系數，基于購買力平價法從總量GDP、人均GDP、總量財富、人均財富四個維度進行國際比較，認為中國GDP規模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15］Szirmai & Verspagen運用生產法以計算中國和美國制造業的購買力平價，計算結果為4.60人民幣/美元，而同期美元兌人民幣的官方匯率為8.35人民幣/美元。［16］楊仲山和王巖基于GK法多邊比較框架，測算了中國經過購買力平價因子調整后的生產法GDP和支出法GDP，發現生產法GDP年均增速高于支出法GDP年均增速，其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幣的升值。［17］

（三）替代法

替代法能夠通過發電量、貨運量、貿易量、衛星燈光等實物指標，對實際GDP進行測算。然而，采用這類方法的計算結果存在分歧，尚未形成共識。

替代法的部分方法顯示中國GDP被高估，實際GDP小于統計結果。Young將中國的投入產出數據與價格指數、就業人數、資本投入等數據結合進行回歸分析，并對中國GDP和TFP進行預測，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存在被高估的情況。［18］Wei等運用兩種方法測算中國的實際GDP，首先計算增加值數據和增值稅數據之間的不匹配程度，認為中國GDP在2008年以后存在高估；接下來運用衛星燈光、稅收、用電量、鐵路貨運量、進出口等數據對2008年以前的GDP進行回歸，認為2008年后的中國GDP增速被高估超過1個百分點。［19］徐康寧等運用衛星燈光數據對中國GDP進行估算，認為中國實際GDP比統計數據低1.02個百分點，且在經濟發達程度更低的地區更加明顯。［20］

與此同時，替代法的另一部分方法得到相反結論，認為中國GDP被低估，實際GDP大于統計結果。Clark等運用衛星燈光數據對中國GDP進行測算，認為中國實際GDP存在被低估的情況，比官方公布的統計值更大。［13］Fernald等運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數據估算中國的實際GDP，并運用發電量、鐵路貨運量、原材料供應量、零售量等實物數據進行驗證，認為中國官方發布的統計數據與中國實際情況一致。［21］王永興基于多指標多因素模型，對中國實際GDP進行測算，發現官方發布的GDP統計在變動趨勢上與實際GDP一致，但在規模上存在系統性低估，實際GDP明顯大于GDP核算的統計結果。［22］王小魯通過中國居民家庭收支調查數據，對中國城鎮經濟規模進行預測，認為統計數據對于實際經濟規模低估了4.8萬億元。［23］楊燦明和孫群力通過稅收、政府消費等指標進行估計，認為中國實際GDP比官方統計規模更大，有10%以上是未納入統計體系的隱性經濟。［24］

五、中美GDP的相對變化趨勢

（一）中美GDP總量的相對變化趨勢

中國GDP相對于美國，呈現出持續顯著提升的趨勢，而不同計算方法的變化程度有所差異。圖1顯示了1990～2020年中美GDP的相對變化趨勢，即以美國作為參照標準（100%），中國相對于美國的實際經濟規模變化情況。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的發展較為成熟，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提供的基礎數據受到廣泛認可與應用。因此，本節采用這兩種方法的計算結果進行分析，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

根據匯率法，中國相對美國的GDP由1990年的6.05%上升至2020年的70.32%。根據購買力平價法，中國GDP在2017年超過美國，達到101.76%，由1990年的18.70%上升至2020年的115.94%。綜合兩種方法來看，中國GDP所占美國的總體比重一直保持上升趨勢。不同的是，使用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的中國GDP在2017年已經超越美國，到2020年，中國GDP達到23.01萬億國際元，而美國為19.85萬億國際元，中國占美國比重達到115.94%。這一結果也反映出，匯率法相比購買力平價法，通常會低估發展中國家的GDP。然而與此同時，從人均GDP水平來看，按照匯率法測算的中國人均GDP水平（10500美元/人）占美國（63544美元/人）的16.52%；按照購買力平價法測算的中國人均GDP水平（17312國際元/人）占美國（63544國際元/人）的27.24%。這一結果反映出，中國與美國在人均GDP水平上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二）中美GDP結構的相對變化趨勢

首先，本文分產業計算農業、工業以及服務業的增加值。通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本文搜集計算了2005～2020年美國的分產業增加值、匯率法下的中國分產業增加值以及購買力平價法下的中國分產業增加值，將結果報告在圖2中。

從圖2可以看到，中美GDP結構的演變呈現出不同特點，美國主要依靠服務業增長，而中國的三次產業均表現出迅速增長，且在農業和工業增加值上已明顯超過美國。2005～2020年，中國的農業增加值一直高于美國，且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農業增加值非常接近。在工業方面，中國的匯率法增加值被大幅低估，但無論采用匯率法還是購買力平價法，中國的工業增加值都明顯超過美國。在服務業方面，美國的服務業增加值在GDP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的服務業增加值起初占比較低，但是增長迅速，2020年以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服務業增加值已接近美國，而匯率法計算的服務業增加值被明顯低估。在匯率法下，中國GDP中占比最大的產業是服務業，而在購買力平價法下，中國GDP中占比最大的產業是工業。

接下來，本文分行業計算5類制造業典型行業的增加值。由于服務業的分行業國際比較尚不成熟，可能存在較大誤差，本文選用制造業的5個典型行業進行分析，分別采用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計算行業增加值，并將結果報告在圖3中。選取行業包括：食品、飲料和煙草，紡織品與服裝行業，化學品，機械和運輸設備，中高新技術制造業。

從圖3可以看到，中國在2005年只有紡織服裝行業增加值高于美國，而到2020年這5類行業的增加值均已高于美國。從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的計算結果來看，兩類方法在食品飲料行業、紡織服裝行業以及機械設備行業的計算結果比較接近，匯率法計算的化學品行業增加值被小幅低估，而中高新技術制造行業增加值被大幅低估。由于中高新技術制造業在中國和美國均占據主要地位，且中國制造業技術復雜度持續上升［25］，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高［26］，中高新技術行業的大幅低估對于中美GDP總量和結構的相對變化趨勢具有重要影響。

六、不同計算方法的特點與局限

匯率法計算簡單，含義直觀，但是由于將匯率作為轉換因子，即便計算過程準確可能也與實際GDP存在較大偏差。匯率受到外匯市場的影響較大，會跟隨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動，因而無法準確反映這一時期的實際物價和購買力。此外，不同國家的匯率制度會對匯率產生不同影響，如浮動匯率、固定匯率等差異，使得匯率法的計算結果偏離實際GDP。在一個充分開放、充分有效的世界中，匯率法計算結果的變動會收斂于購買力平價法的計算結果，可以視為購買力平價的無偏估計量。但是由于各國存在大量的非貿易品，且經濟條件相差很大，匯率法在現實中與理想條件差異較大，可能導致與理想結果存在較大偏差。

購買力平價法將價格水平作為轉換因子，在原理上更為合理，但由于計算過程較為復雜，很多因素會導致實際結果偏離理論值。購買力平價法在計算過程中需要滿足商品的同質性和代表性，然而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具有很大差異，難以保證選定商品的同質性和代表性。即便選定商品的同質性和代表性得以滿足，但在實施過程中的價格抽樣也可能存在局限，不同地區的城鄉分布、產品選擇等可能難以達到理想條件，使得計算結果出現誤差。購買力平價法在進行GDP國際比較時，對于經濟發展狀況差異較大的國家可能存在較大誤差，尤其對于政府干預和貿易限制較強的國家可能誤差較大，這也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情況。在數據方面，運用購買力平價法估算GDP需要依賴各國開展的統計調查數據，可能在準確性和可靠性方面面臨挑戰。由于購買力平價法的價格調查非常依賴各國統計部門的大規模調查工作，不同國家統計部門的差異也會對計算結果產生影響。在使用購買力平價法的數據進行比較時需要注意，不同基準年、不同層面的計算結果之間是不可比的，這一問題減弱了計算結果的適用性。通過比較不同輪次國際比較項目的測算結果可以發現，計算過程的不同會對計算結果造成顯著影響，且各國受到的影響程度不同，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影響較大，這一問題減弱了計算結果的可比性。［27］

替代法通過與GDP相聯系的變量進行估計，可以選取更為可靠的指標，但是計算原理的理論依據不足。替代法的優勢在于，在選取指標時可以有目的地選擇準確性和可信程度較高的指標作為計算依據，如發電量、貨運量等，使得計算過程中的數據質量較高。但是，替代法在構造指標之間的關系時主要依賴統計關系，經濟意義和理論支撐較弱，在應用替代法進行國際比較時，需要解釋計算結果的原理和現實含義。替代法在對方程進行估計的過程中，需要引入第三方模型的計算結果作為基準值，而基準值的選擇會對最終結果產生明顯影響，具有一定主觀性。由于替代法是基于歷史數據對不可觀測變量進行估計，在經濟發展狀況產生變化時，難以及時反映最新現實情況以及各個指標之間的關系，這對于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變化較快的國家，可能產生滯后和誤差。

不同計算方法具有差異的原因在于轉換因子的選擇不同，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理論假設與現實情況之間存在差異。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在一個市場有效、不存在貿易壁壘的世界經濟中，匯率作為轉換因子和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子應當是等同的，換言之，前者可以被視為后者的無偏估計。匯率之所以沒有收斂于購買力平價水平，其中造成測算偏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結構本身存在巨大差異。非貿易品在核算體系內的缺失，以及方法本身受到外界影響的波動較大，使得匯率法低估經濟規模，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非貿易品在市場開放程度較小國家的價格低于國際價格、政府補貼所引致的價格扭曲偏離以及數據質量較差等因素，使得購買力平價法高估經濟規模。［5］此外，不同國家之間的人均GDP水平、GDP增長速度、人均家庭消費水平、經濟自由程度以及匯率制度等因素都會導致不同方法的計算結果產生偏差。［12］

對于中國和美國而言，不同計算方法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一方面，與美國相比，中國國內各類商品的價格水平與國際價格水平差異較大，匯率并不能準確反應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另一方面，中國生產的非國際貿易品成本更低，遠低于國際價格水平，由于建筑品、服務業商品等非貿易品投入到國際市場的程度較低，中國國內的實際購買能力相對較高。

七、結論與展望

盡管不同方法測算的中美GDP相對變動程度差異較大，但是三類方法一致表明中國GDP迅速追趕美國，尤其在制造業方面顯著超越美國?，F有文獻對于不同方法的計算結果存在較大差異的理論本質關注不足，且主要關注GDP總量而對GDP結構關注不足。本文指出GDP國際比較方法的本質差異在于轉換因子的選擇，闡釋了GDP國際比較的三類主要方法及各自的特點與局限。匯率法在計算上較為簡便，但受到匯率波動等因素的影響較大；購買力平價法在原理上較為合理，但在操作性和可比性上較弱；替代法在數據上較為可靠，但理論依據和客觀性較弱。對于進一步完善GDP國際比較方法，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出建議。

第一，提升對于計算偏誤的識別與修正。無論是匯率法、購買力平價法還是替代法，現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對計算結果的規模排序、變動趨勢、相對占比等方面，較少關注所運用方法和原理可能存在的偏誤，在計算偏誤的識別與修正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因此，在對于GDP的計算結果進行分析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偏誤，并納入數字經濟規模測度［28，29］，對計算結果進行修正，從而使得分析結論更加準確可靠。

第二，加強不同方法之間的比較與結合。對于GDP進行國際比較的各類方法，經歷了不斷發展和成熟的過程。然而，目前在不同方法之間的聯系仍然較少，每類方法的發展路徑相對單一。因此，在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中，應當進一步加強不同方法之間的比較與結合，從方法原理、實施過程、計算結果等不同方面進行研究，通過相互比較和借鑒，深化對于每種方法優勢劣勢以及改進方向的理解。

第三，探索新的計算路徑與方法。本文歸納和闡述了目前進行GDP國際比較的三類主要方法，雖然各有側重，但這三類方法本質上都屬于統計法，尚未與經濟理論和模型相互結合。因此，未來可以進一步探索新的路徑與方法，例如通過模型法進行估計，從而在計算原理上具有更強的經濟理論支撐，并與統計法的結果相互補充和驗證，增強結果的可信性和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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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Method of GDP and the Relative Trends of GDP 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 Zhaochen1，2， HAN Tiankuo3， GAO Yuning3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Chinese Association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Beijing 100732， China; 3.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GDP is a key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the size of a country’s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method of GDP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three main methods of GDP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lies in the selection of conversion factors. Based on this， the relative trend of GDP 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90 to 2020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otal quantity and industry structur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China’s GDP is rapidly catching u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manufacturing， in particular，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ve changes measured by different methods. The exchange rate method is relatively simple in calculation， but is great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method is relatively reasonable in principle， but weak in operability and comparability; The substitution method is relatively reliable in terms of data， but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objectivity are weak. This stud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GDP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methods， calculates the relative trends in the total and structure of GD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GDP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methods.

Key word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economic growth; GDP

責任編輯：蕭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