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如何影響中國制造業GVC參與？

戴翔 馬皓巍

摘 要：當前，新型基礎設施能夠產生各種積極的經濟效應，雖然已被理論和實證研究廣泛證實，但現有研究鮮有關注其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GVC）參與的影響。在研究視角上，與現有文獻關注于傳統基礎設施不同，本文著重從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作用視角，探討影響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因素，從而拓展和深化有關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影響因素的認識。在研究內容上，本文在理論和實證層面分析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產生影響的作用機制，可從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角度，探尋促進中國攀升全球價值鏈的更好對策建議。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指標構建上，本文還嘗試突破現有文獻構建指標的不足，創新性地從企業層面構建能夠更好地反映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科學指標。研究結果在中國制造業亟待進一步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提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進而邁向高水平開放的關鍵階段，有著重要的政策啟示作用。

關鍵詞：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

文章編號：2095-5960（2024）01-0031-10；中圖分類號：F010.1；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低端嵌入”是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征。雖然近年來中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總體而言，與諸如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包括面臨的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卡脖子”問題。當前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經濟版圖。云計算、物聯網和機器學習等數字技術的快速進步和發展，通過改變交易成本、搜尋成本、驗證成本、生產效率、產業組織模式等影響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在2018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首次提出加強5G網絡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各級政府開始重視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問題。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從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角度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能夠產生怎樣的促進作用？具體而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有助于在促進中國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同時，提升中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嗎？遺憾的是，針對上述重要命題，現有直接研究還較為鮮見。

已有研究主要側重于從數字經濟或者數字技術的某個特定角度進行研究，如工業機器人的使用［1］、互聯網的連接情況［2］等，對諸如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全要素生產率等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針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與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關系的文獻還十分缺乏?，F有研究表明，諸如鐵路、公路等傳統基礎設施，在國際貿易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傳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影響的不僅是一國或地區的對外貿易額，甚至還會影響其出口技術含量。［3］由于分工是基礎，貿易是表現，因此傳統基礎設施對貿易的影響，從根本上看是對一國或地區參與國際分工的影響。在針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可能產生的經濟效應方面，已有文獻主要從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以及服務業產業集聚等層面，開展了有益的探討，并且發現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在高質量發展［4］、全要素生產率［5］等方面產生積極效應，但是卻鮮有涉及全球價值鏈參與效應的。

鑒于此，本文將在理論分析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影響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基礎之上，進一步采用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對理論分析中形成的命題假說進行邏輯一致性計量檢驗。之所以選取制造業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于制造業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在前一輪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演進過程，主要發生在制造業領域。從中國開放發展的實踐角度看，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開放領域同樣主要發生在制造業領域。與已有研究文獻相比，本文的可能貢獻包括：第一，在研究視角上，與現有文獻關注于傳統基礎設施不同，本文著重從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作用視角，探討影響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因素，從而拓展和深化有關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影響因素的認識。第二，在研究內容上，本文不僅力圖揭示新型數字基礎設施能否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產生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還力圖揭示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究竟如何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產生影響，從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角度，探尋促進中國攀升全球價值鏈的更好對策建議。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指標構建上，本文還嘗試突破現有文獻構建指標的不足，創新性地從企業層面構建能夠更好地反映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科學指標。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

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表明，融入國際分工體系通常會面臨更高的成本，比如較高的運輸成本和較高的交易成本等，因此只有生產率相對較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國際市場，而生產率相對較低的企業，只能留在國內市場。傳統基礎設施就是因為能夠在降低運輸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發揮作用，從而有助于降低企業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門檻，或者說提高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傳統基礎設施在降低運輸成本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與之相比，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在降低相應成本方面，還有自身的特殊性，發揮著極為關鍵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支撐的主要是以數據生產要素為主導的經濟運行，而數據生產要素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虛擬性、可復制性、低邊際成本性，甚至可以說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等特征。正是因為有諸如這些特征，使得數據生產要素的使用往往存在占有上的非競用性以及使用上的非排他性，也就是說，企業在依托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實現要素投入，尤其是數據要素投入和運行時，實現以低成本生產的方式運行。另一方面，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由于對數據的搜集、傳輸、整合、分析、應用等均能夠產生顯著的支撐作用，因此，其不僅能夠有效降低企業的搜尋成本，也有助于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模式和組織架構，實現內部經營管理流程的優化，從而降低企業內部的組織和協調成本。［6］這顯然有助于提升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能力，在提升參與度的同時改善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

因循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研究，當我們將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能力，或者說企業異質性因素進一步聚焦于企業生產效率時，更容易理解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提升了企業運用數據生產要素的便利性和能力，從而對不同生產環節和階段的效率提升均能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比如，從企業的生產鏈條角度看，在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支撐作用下，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企業，能夠借助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實現“萬物聯通”和“人機互聯”，從而企業可以通過數據中心對生產過程進行監控乃至實現遠程操控，不僅提高了生產和服務流程的精確性，而且也提高了生產和服務提供的效率水平。此外，更為重要的是，數據成為重要生產要素以后不僅改變了要素的內涵和外延，還改變了要素結構及其不同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新型數字基礎設施能夠助力發揮數據生產要素在其他生產要素中的鏈接作用，促進不同生產要素之間的高效和協同作用，并且加快數字資本等生產要素對傳統生產要素的替代，從而在整體層面上提升生產要素的質量和層次。建立在這一新型變化和模式基礎之上，新模式和新業態等得以不斷發展，并由此不斷提升企業的研發效率和創新效率，進一步產生和強化了企業間的學習效應和輻射效應。從不同生產環節和階段的“鏈接”角度看，建立在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基礎之上的海量數據處理和分析，有助于企業更加有效率地整合價值鏈條上不同環節和階段的相關信息，從而根據信息不斷調整不同生產環節和階段的生產速度和質量參數，從而形成更加有效、更加精準的供求匹配，提升整條價值鏈的運營質量和水平。從生產者角度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為生產者提供了數字服務平臺的構建，從而使廠商能夠根據信息不斷適應各種市場變化，實現更為精準的動態定價，并且更加有助于進行歧視性定價。［7］從消費者角度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提升了數字化學習能力，使得消費者可更加高效地將自身偏好信息等傳輸到相關數據平臺，實現供給和需求的精準匹配［8］，實現消費需求的個性化定制，或者說生產者更加有助于針對消費者進行“私人訂制”并提供更加有效的售后服務。如此，便能在提高企業資源優化配置中提升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能力。

此外，新型數字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的根本不同，不僅表現為物理形態上，更為重要的是支撐要素和經濟運行的邏輯不同，其底層架構和技術架構有著本質不同。具體而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主要用于支撐以數據為核心的生產要素的全新生產體系和生產關系，在實踐中主要表現為大數據、物聯網、云端儲存與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9］顯然，諸如此類的新型生產力結構系統及其運行邏輯，離不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根本支撐和基礎性作用。也可以說，在數字經濟興起的大背景下，新的經濟形態和生產力結構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必然產生了內生要求。正是由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支撐起了這種新的生產要素和經濟運行邏輯，從而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能力。比如，建立在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之上的物聯網工程的快速進步及其應用，由于物聯網具備的“萬物互聯”的本質特征，會促使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連通性大大提高，極大地降低了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協調、溝通以及協作等成本。并且建立在“萬物互聯”及其高效運作的基礎之上，企業還可以大大突破以往經營模式下面臨的“時空限制”。據此可以看出，正是在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支撐之下，企業可以更好地實現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的雙重利益，從而在進一步夯實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基礎能力的同時，提升完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能力。建立在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基礎之上的物聯網是如此，其他諸如區塊鏈、人工智能等也會產生同樣的類似效果，或者說會從不同層面和維度影響企業的成本和效率，從而有助于企業進一步“扎根”全球價值鏈，有助于企業提升其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比如“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決傳統經濟運營模式下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的“聲譽”問題也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解決，會對傳統“聲譽模型”產生革命性影響，降低各經濟主體的信譽驗證成本，極大地提高合作效率?？傊?，架構在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之上的要素和經濟運行新邏輯，會對企業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產生極大的影響，從而提升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能力，夯實“扎根”的能力，提升改善分工地位的本領。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理論假說：

理論假說1：新型基礎設施有助于提升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能力，從而提高企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

理論假說2：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不僅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度，而且有助于改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

理論假說3：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影響企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分工地位的具體作用機制，主要通過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兩個方面發揮作用。三、模型、指標及數據

（一）模型設定及變量

基于前文分析，我們擬從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和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兩個層面，實證分析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可能產生的影響，并由此設定計量模型（1）：

GVCit（或DVARit或GVC_Patjt）=β0+β1didlicrt+∑controlirt+yeart+industryj+firmi+εijrt? （1）

其中，下標i表示企業，下標r表示地區，下標t表示年份，下標j表示行業。GVCit表示i企業在第t年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指數，其具體的計算方法借鑒宋婕等的做法［10］；與此同時，我們還采用DVARit即企業出口國內增加率表示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指數，具體計算方法借鑒張杰等（2013）的做法；GVC_Patjt表示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指數變量，具體測算借鑒Koopman（2014）等的方法；didlicrt表示地區r第t年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指數。針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變量的測度，首先，我們選用了2005～2013年光纜線路長度與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作為衡量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的基礎指標；其次，考慮到固定電話交換機容量決定了固定線路連接互聯網的帶寬、數據吞吐量與數據交換能力，是早年撥號上網所必需的基礎設施，本文將樣本區間內中國各地區每萬戶移動電話交換機容量納入指標測度體系之中；最后，運用熵權法對前述各項指標進行客觀賦權，對每個指標Xrt進行極差標準化處理，據此以消除各個指標可能因為量綱的不同而帶來的偏誤?！芻ontrolirt表示其他控制變量，主要包括：第一，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地區層面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該地區當年的實際GDP總額之比表示；第二，人力資本投入（hci），用地區層面的教育經費投入額與當年該地區的實際GDP總額之比表示；第三，地區經濟發展水平（gdpi），用各地區的GDP指數。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具體為：第一，企業年齡（lnage），用企業成立至今的實際年齡加1后再取對數；第二，企業規模（size），用企業固定資本總額的自然對數；第三，赫芬達爾指數（hhi），用企業資產總額占其所在行業市場份額的比重作為度量指標。year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industryi表示行業固定效應，firmi表示企業個體固定效應，εijrt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企業層面的數據主要來自兩套數據庫，一是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另外一套是中國海關貿易數據庫。地區層面的相關統計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歷年統計年鑒以及CNRDS數據庫。行業層面的數據主要來源于WIOD數據庫以及RIGVC UIBE （2016）數據庫?？紤]到以上兩個數據庫行業分類不一致，本文根據中國國民經濟分類（GB/T4754-2002）標準對兩者進行行業匹配。此外，考慮到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只更新到2013年，受限于數據可得性與完整性，本文的樣本區間設定為2005～2013年。

四、計量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利用前文設定的計量模型（1），本文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其進行估計，據此識別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表1第（1）至（4）列給出的估計結果，是針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影響中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現實效應，其中，第（1）列和第（2）列的回歸估計結果，是將企業出口國內增加率作為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指數時的回歸估計結果；第（3）列和第（4）列的回歸估計結果，是將傳統的GVC分工地位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時的回歸估計結果。據此可見，不論采用哪一種測度指標作為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測度指標，也不論是否納入其他控制變量，本文最關心的核心解釋變量，即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在各列中均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統計檢驗。由此說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提升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實現分工地位的改善，確實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由此，前文理論假說1通過了初步的邏輯一致性計量檢驗。

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不僅表現為分工地位的高低問題，還表現為參與程度的問題。分工地位縱然是我們關心的重要維度，但由于分工程度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扎根”全球價值鏈的能力，也是影響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重要衡量維度。據此，再針對計量模型（1），分別采用價值鏈前向參與度指數（GVC_Pat_f）和價值鏈后向參與度指數（GVC_Pat_b）作為被解釋變量，據此分別進行回歸估計，所得結果具體匯報于表1第（5）至（8）列。從中可見，無論是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指數，還是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度指數，其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在各列中均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統計檢驗。由此說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不僅對中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有著顯著提升作用，而且對于提升中國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據此，前文理論假說2通過了初步的邏輯一致性計量檢驗。

（二）穩健性檢驗

1.更換被解釋變量?？紤]到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測度方法目前仍未形成統一共識的事實，我們對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測度指標進行適當的改進。為此，本文采用生產長度作為表征變量。所謂全球價值鏈生產長度，主要是指某個行業從產品生產開始的最初環節到最終產品到達消費者手中的全過程的平均生產階段數。顯然，如果某個行業從產品生產開始的最初環節到最終產品到達消費者手中的全過程，所經歷的平均生產階段數越多，那么也就意味著該行業的生產鏈條越長。價值鏈生產長度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基于前向產業關聯的價值鏈長度（PLv）；另外一種是基于后向產業關聯的價值鏈長度（PLy）。所謂前向產業關聯的價值鏈長度，主要是指某行業從最初的要素投入到最終消費的生產階段數，顯然，如果該生產階段數越多，說明該行業的下游生產階段越多，那么該行業離最終消費端的距離也就越遠，從而價值鏈結構的復雜程度或者說長度就越長。所謂后向產業關聯的價值鏈長度，主要是指某一環節和階段的生產，其單位最終產品價值所需要的來自上游的總中間投入，或者說來自上游中間投入的生產階段數，顯然，如果該行業所需要的上游生產階段越多，那么也就意味著該行業離最初生產端越遠，由此說明該行業越是處于價值鏈的下游階段。進一步地根據生產環節是否跨越國界，可以將前向產業關聯的價值鏈長度分為三個部分：前向純國內生產長度（PLv_D）、前向傳統貿易生產長度（PLv_RT），以及前向GVC貿易生產長度（PLv_GVC）；根據最終產品的中間投入附加值增長來源不同，將后向產業關聯的價值鏈長度同樣分解為三個部分：后向純國內生產長度（PLy_D）、后向傳統貿易生產長度（PLy_RT），以及后向GVC貿易生產長度（PLy_GVC）。然而，如果僅僅從行業層面進行討論和度量全球價值鏈長度，顯然無法很好地展示企業微觀層面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位置和地位。鑒于此，本文借鑒徐博等（2021）的研究思路，將全球價值鏈中的中國部分提取出來，并沿著企業三種不同貿易方式的路徑進行分解①? ①企業三種不同貿易方式分別是：企業純國內貿易、企業進出口最終產品的加工貿易、企業進出口中間產品的一般貿易。，從而在企業層面測度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據此開展進一步的實證研究，所得結果見表2的第（1）和（2）列。從中可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這一核心解釋變量，在第（1）和（2）列均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統計檢驗，由此可以得出的進一步判斷是，在改進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指標基礎上，計量檢驗結果依然支撐了新型數字基礎設施能夠有效促進中國制造業攀升全球價值鏈的基本結論。理論假說1再次得到邏輯一致性計量檢驗。

2.內生性檢驗。盡管本研究在基準回歸中采用了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這種估計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內生性問題，但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對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影響仍可能受到內生性問題的影響。為此，進一步采用工具變量對前述計量模型進行回歸，以盡可能降低因內生性問題的存在而導致的估計偏誤。關于工具變量的選取，本文選用各地區夜間燈光平均強度與其平原面積占其行政區域總面積比重的乘積項，作為工具變量。由此，基于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如表2第（3）～（6）列所示，為了確保工具變量選擇的有效性，表2后幾行一并給出了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檢驗，結果顯示所選工具變量是合適和有效的。從表2第（3）～（6）列匯報的回歸估計結果可見，本文最為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即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在各列中的系數估計值仍然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統計檢驗。由此可見，在進一步解決了內生性問題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企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與企業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所產生的影響仍然表現為積極和穩健，再次證實了前文理論假說的正確性。此外，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檢驗結果表明，本文所構建的工具變量通過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檢驗以及弱工具變量檢驗，這說明本文工具變量的構建是合理的。

3.采用不同的回歸方法。由于本文被解釋變量的值域處于［０，１］之間，為此，我們使用Tobit廣義線性回歸模型對［０，１］左右截尾再估計，以便能夠更好地反映變量的邊際作用以及盡可能地避免樣本選擇性偏誤。由此所得的回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此可見，就本文最為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而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的系數估計值，在各列中均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統計檢驗，由此說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無論是在提升參與程度上還是在提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上，都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由此進一步證實了前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和可靠性。

（三）異質性檢驗

1.基于企業所有制不同的檢驗。為了明晰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可能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具有的差異性，將企業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樣本組。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劃分主要按照如下方法區別，即按照國家資本與集體資本占比的高低進行區分，如果這一比例高于或等于50%的則視為國有企業，如果這一比例低于50%的則視為非國有企業。據此所得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表明，無論是在國有企業樣本組，還是在非國有企業樣本組，無論是從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度角度看，還是從全球價值鏈分工位置角度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均顯著為正，均說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在不同組別仍然表現出相同的積極影響。所不同的是，從相同維度觀察，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在非國有企業樣本組中都要略大于國有企業樣本組，從而證實了前文的異質性影響理論預期。

2.基于不同要素密集型企業的檢驗。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在不同要素密集型的企業間是否會有差異性影響效應？為了明晰其中可能的異質性影響，我們將總樣本組按照要素密集度分成三個組合，即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企業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①? ①三種類型企業分類情況如下：勞動密集型企業，具體類型包括農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飲料制造，煙草制造，紡織，紡織服裝、鞋、帽制造，皮革、皮毛、羽毛（絨）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及木、竹、藤，家具制造，造紙及紙制品，印刷，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橡膠制品，塑料制造，工藝品及其他制造，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資本密集型企業，具體類型包括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非金屬礦物制品，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金屬制品，通用設備制造，專用設備制造，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技術密集型行業，具體類型包括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醫藥制造，化學纖維制造，汽車制造，其他運輸制造，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據此所得的回歸估計結果顯示（因篇幅所限，此處未報告具體結果，需要的讀者可以作者聯系），無論在哪一個樣本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這一核心解釋變量，其系數估計值均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統計檢驗，說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制造業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無論是從參與程度維度觀察，還是從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維度觀察，均表現出影響方向的一致性和積極性。但不同的是，就影響的作用力大小差異而言，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變量的系數估計值在勞動密集型樣本組中最大，說明其作用力也最大，其次是技術密集型樣本組，最后為資本密集型樣本組。

五、影響機制分析

在初步驗證新型基礎設施對中國制造業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現實影響后，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檢驗其產生的現實影響是否通過前文理論分析中所揭示的關鍵機制發揮作用。為此，本文將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對其中的作用機制進行檢驗和識別。為了緩解中介機制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使用工具變量對中介機制第二階段的模型進行檢驗。

（一）成本下降的作用機制檢驗

為了實證分析并驗證新型基礎設施對中國制造業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現實影響，是否通過成本下降的機制產生作用，首先需要構建能夠反映成本的變量。為此，我們采用成本費用②? ②成本費用具體包括管理費用、財務費用、銷售費用、產品銷售成本、主營業務應付福利總額以及主營業務應付工資總額等科目。占營業利潤的比重作為衡量制造業企業生產成本的表征變量，這一指標能夠反映制造業企業為了取得單位銷售利潤而支付的成本和代價，也由此能夠說明制造業企業對其生產成本的控制情況。據此構建的中介效應模型如式（2）（3）所示：

Costproit=β0+β1didlicr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εirt? （2）

DVARit（GVC_Patjt） =β0+β1didlicrt+β2Costproi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εirt? （3）

中介作用機制的檢驗結果具體匯報于表5，從中可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企業成本的降低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企業成本的下降又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以及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由此說明，成本下降的作用機制，確實是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中間機制。

（二）生產率提升作用機制檢驗

前文理論分析部分指出，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制造業企業的影響，不僅表現為具有降低成本的作用，對于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同樣具有重要作用。換言之，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同樣可能是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重要中介機制。為了驗證這一理論判斷，本文借鑒Levinsohn & Petrin （2003）的方法，采用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企業生產效率的表征變量。據此構建的中介效應模型如式（4）（5）所示：

TFPit=β0+β1didlicr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εirt? （4）

DVARit （GVC_Patjt）=β0+β1didlicrt+β2TFPit+∑controlirt+yeart+industryi+εirt? （5）

生產率提升作用機制的檢驗結果具體匯報于表6，從中可以看出，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也就是說，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發展，對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企業生產效率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以及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由此說明，生產效率提升的作用機制，確實是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中間機制。據此，前文理論假說3得到了較好的邏輯一致性計量檢驗。

六、結論與啟示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努力促進中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當前，中國開放型經濟面臨著一系列國際國內環境和因素的深刻變化，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不僅必要，而且緊迫。當然，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不僅要實現分工地位的提升，還要實現“扎根”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說，唯有首先能夠“扎根”，才能夠實現價值鏈攀升。毋庸置疑，影響全球價值鏈參與的因素是眾多的，其中技術就是重要的一種。當前，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正在加速發展，有望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新動力。那么，作為支撐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重要基礎的新型數字化基礎設施，是否會對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產生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在當前的理論研究中還極為鮮見。鑒于此，本文在理論分析基礎之上，進一步利用企業微觀層面的數據，對理論假說進行了邏輯一致性計量檢驗。研究結果表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不僅有助于提升參與度，即表現為更強的“扎根”能力，而且有助于改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即表現為更強的“強鏈”能力。此外，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在不同的所有制企業之間、在不同的要素密集型企業之間，還表現出影響上的異質性。從具體的作用機制看，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主要通過成本下降作用和效率提升而發揮作用。

上述研究發現在中國制造業亟待進一步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提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進而邁向高水平開放的關鍵階段，有著重要的政策啟示作用。

第一，加快建設和完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當前，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正在快速發展，各國之間的競爭將進入白熱化階段。［11］因此，在新一輪技術革命競爭中，如果想要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中高端位置，夯實在新一輪全球價值鏈中參與分工的基礎和能力，就需要構筑先動優勢，抓住數字化發展帶來的戰略機遇，首先就要構筑起堅實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如此，才能為數字技術的進步、推廣、應用等，提供必要的支撐和基礎，才能架構起新經濟形態運行的基本邏輯。如今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發生著深刻復雜的變化，實現創新驅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從而進一步推動實現中國制造業企業更高層次地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就必須高度重視數字基礎設施的戰略性、基礎性及先導性作用。特別地，要抓住產業數字化所賦予的機遇，加快推進5G網絡、工業互聯網、數據中心等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數字基礎設施為基石，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著力壯大新增長點、加快新舊動能的轉換。面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國既面臨著挑戰，也面臨著機遇。無論是化解挑戰還是抓住機遇，加強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此夯實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和攀升全球價值鏈的基礎能力，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第二，強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中的開放融合創新。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與其他技術形態及其主導的經濟運行模式相比，是最具有開放和開源式特征的。［12］因此，加強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是封閉條件下的建設，而應該是開放條件下的建設。隨著當今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與國際分工的形成，各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對各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數字基礎設施所提供的低協調成本、高效的產品服務流動和更加快速安全的信息傳輸，是當今各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必要條件，數字技術作為技術的戰略重點，也正成為各國競爭的焦點。在開放條件下，一國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絕非封閉式的，而是需要在開放融合創新中尋求進步。更何況，數字技術本身就具有開源開放式的特點。這就要求我們在數字技術領域，加快融入全球創新鏈，在強化國際合作中整合和利用全球高端資源，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和質量，夯實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基礎。

第三，注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的區域協調。盡管過去幾十年中國對傳統基礎設施的投資規模較大，但隨著傳統基建領域的能效逐漸減弱，抓住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契機，不僅可以有效減少生產要素的投入、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還可以更好地支持科技創新、綠色環保以及消費升級，在補短板的同時為新動能助力，從而更好地發揮數字基礎設施的乘數效應，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適應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眾所周知，以往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具有典型的區域非均衡特征［13］，因此，在依托新一輪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戰略機遇，推動區域開放型經濟的均衡發展時，首先應該更加注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的區域協調，否則新一輪全球價值鏈參與的開放發展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區域“非均衡”問題。特別地，本文研究發現，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不僅能夠影響到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程度，還能影響到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因此，如果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的區域協調重視不夠，那么未來的開放發展會在參與度和分工地位兩個維度上，給區域協調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抓住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帶來的積極影響，尤其是從促進區域開放協調發展角度看，需要注重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的區域協調。

當然，至于如何完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進而提升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能力，進一步的探討已經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圍，是一個有待專文探討的大課題，也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趨勢之一。本文的研究只是探討了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我們認為，上述影響應該不只限于制造業，同樣應該也會對服務業乃至農業產生影響。未來，伴隨全球價值鏈的進一步深度演進和領域拓展，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對服務業和農業等產業領域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影響，也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評估。這些都是未來研究的重要趨勢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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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ffect China’s GVC division of labor？

DAI Xiang， MA Haowei

（1.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2.Jiangsu research center for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new infrastructure can generate various positive economic effect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confirmed b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its impac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 （GVC）.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unlik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focuses on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ole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o as to expand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t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t can explore bette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China’s climb up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especial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cators for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break through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in constructing indicators， and innovatively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indicators from the enterprise level that can better reflect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to further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nhanc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move towards a critical stage of high-level openness， which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Key words：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global value chains; GVC position

責任編輯：蕭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