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助推中國產業轉型升級

王薇 衛珂卉

摘 要：數字經濟作為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引擎，為賦能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核心驅動力。區別于以往研究多從宏觀視角考察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直接影響，在對產業轉型升級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框架進一步拓展完善的基礎上，從創新要素配置這一微觀視角，對數字經濟影響產業轉型升級的直接、間接作用機制及空間溢出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轉型升級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應；數字經濟通過人力和資本創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應正向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綠色化，反向抑制產業結構合理化，且更多依賴資本創新要素的配置來影響產業轉型升級；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均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并存在區域異質性。

關鍵詞：數字經濟；創新要素配置；現代化產業體系；空間溢出效應

文章編號：2095-5960（2024）01-0052-10；中圖分類號：F062.9；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伴隨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展開，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數字經濟正在加速創新進程，引領全球產業變革進入新周期。目前，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于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時期，但仍存在著產業結構失衡及“含綠量”低的問題。面對高質量發展提出的新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以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數字經濟時代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不僅需要基礎領域創新突破，還需要進一步關注我國產業的創新質量和創新效率。然而，市場同質化競爭和要素流通渠道阻塞等約束導致了創新要素錯配，可能會影響數字經濟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整體進程，現有研究也發現要素錯配對生產效率和產業結構具有嚴重的負效應。［1，2］因此，結合數字經濟發展優勢與創新要素優化配置，對重塑經濟增長新動力、重構產業體系現代化和推動我國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早期國內學者結合本國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總結了產業結構演進規律和轉型升級路徑［3-6］，從對外投資、技術進步、產業政策等方面考察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驅動因素。［7-9］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數字經濟逐漸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驅動因素［10］，學者們開始圍繞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進行研究。由于數字經濟以信息產業的發展為主要載體，故國外研究較多關注數字化背景下新技術［11］與信息產業［12］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具體的作用方式和路徑方面：數字經濟作為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的主要驅動力［13］，能夠通過破解創新鏈瓶頸、提升制造鏈質量等破解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痛點”問題［14］，這種驅動力源于數字技術作用下產業鏈組織分工邊界拓展、交易成本降低、價值分配轉移及需求變化倒逼四個方面。［15］同時，部分定量研究再次驗證了這種影響：數字經濟發展顯著促進了東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對不同區域的影響具有異質性。［16，17］也有研究表明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進而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但其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效化的影響并不明顯。［18］此外，還有學者從數字基礎設施［16］、產業鏈升級［19，20］、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21］以及產業供需結構［22］等角度分析其中的作用路徑。

數字經濟有效加快了各類資源尤其是創新要素的流動，而創新要素的集聚、配置直接作用于產業間及產業內部的生產要素組合分布，因此間接影響產業轉型升級。部分學者考慮了創新要素流動與配置對產業結構的作用，區際創新要素合理流動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23］，創新要素綜合配置可以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速度從而正向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24］，創新要素空間配置正向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25］，但缺少基于數字經濟背景考慮創新要素配置這一渠道對產業結構影響的研究。

現有文獻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探討數字經濟影響產業轉型升級的理論機制不夠深入，并且得到的研究結論尚不一致。其中關于數字經濟水平的衡量指標選取單一、與現實問題的聯系性不強，產業轉型升級的測算也普遍以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為主，未能考慮到產業綠色化轉型的新要求；二是分析作用的中間機制主要集中在技術創新和數字金融等宏觀層面，缺乏更為細致的創新要素配置渠道的微觀研究。

鑒于此，本文主要關注創新要素配置作為中介變量作用于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具體機制，邊際貢獻包括：一是從理論上厘清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直接作用以及通過創新要素配置間接作用的內在機理；二是運用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轉型升級進行測度，結合創新要素錯配理論測度我國創新要素配置水平；三是通過多種模型實證檢驗數字經濟對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具體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直接效應

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由低附加值、低技術密集度的低級形態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密集度的高級形態轉變，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指資源要素合理配置同產業間關系協調的狀態，產業結構綠色化是指節約資源投入與減少污染排放的利好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模式。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表現在：新興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有利于推動新產業、新業態的崛起進而直接提升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26］，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產生的成本節約、效率提升、價值增值和產業融合效應也可以推動傳統產業向高級化轉型［27］，同時數字技術支持消費者個性化需求與消費模式升級，從需求側推動了產業結構向高級化轉型；［28］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表現在：企業通過智能化平臺采集信息、提高搜尋效率，提升了供應鏈、價值鏈和創新鏈的供需匹配度，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合理化。但數字經濟的“虹吸效應”和“極化效應”也有可能會加速數字技術和創新要素集聚，拉大產業發展差距繼而產生不利影響；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綠色化的影響表現在：數據要素的投入能夠發揮替代效應、減少傳統生產要素的消耗，并利用其正外部性帶動提升其他要素的利用效率，促進產業結構綠色化。［29］數字化的智能信息傳遞機制和管理模式有助于減少資源浪費和污染排放，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和保護生態環境。［30］據此本文提出假說H1。

H1：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綠色化具有正向影響，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不確定。

（二）數字經濟影響產業轉型升級的創新要素配置中介效應數字經濟能夠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和平臺化的組織方式加速各類資源的流動和組合優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與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助力構建要素協同配置、產業間深度融合、綠色化程度提升的現代化產業體系。［31］數字經濟通過創新要素配置驅動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數字經濟發展刺激創新要素需求，通過賦能要素的信息化、數字化來擴充創新要素的供給規模，改進要素的參與生產方式［32］，這就為產業轉型升級奠定了要素基礎，同時參與方式的革新加速了產品創新、業態融合和高端升級［33］，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綠色化；二是數字經濟打破了要素流動對物理空間和產業生態上的依賴，有效規避了因信息不對稱和高搜尋成本等造成的創新要素錯配，擴大了創新要素最優配置范圍。［34］然而也可能出現創新要素投入集中于新興產業領域，不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35］此外，數字技術的嵌入滲透使創新要素在云端實時共享、釋放“信息勢能”，因人力和資本創新要素面對的流動壁壘和供需匹配機制不同，兩者的作用強度可能會存在差異。據此本文提出假說H2。

H2：數字經濟通過創新要素配置優化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綠色化產生正向影響，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不確定，人力與資本創新要素配置的作用強度存在差異。

（三）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空間溢出效應

數字經濟利用高效的信息傳遞壓縮時空距離，能夠拓寬區域間經濟活動關聯的廣度和深度。不僅信息化和互聯網存在空間溢出效應［36］，相關研究同樣發現區域經濟活動的空間相關性，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具有空間溢出效應。［37］故有必要進一步考察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是否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和區域異質性。據此本文提出假說H3。

H3：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并且存在區域異質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構建如下面板固定效應模型：

Yit=α0+α1digit+α2Cit+ui+vt+εit?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Yit表示被解釋變量產業轉型升級，digit表示數字經濟指數，C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ui代表個體效應，vt代表時間效應，εit代表隨機擾動項。

為檢驗創新要素配置在數字經濟影響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的中介效應，本文建立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Mit=β0+β1digit+β2Cit+ui+vt+εit? （2）

Yit=γ0+γ1digit+γ2Mit+γ3Cit+ui+vt+εit? （3）

式中，Mit表示中介變量創新要素配置，具體包括人力創新要素配置（hfa）和資本創新要素配置（kfa），其他變量定義與（1）式相同。β1×γ2表示中介效應，即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創新要素配置渠道對產業轉型升級產生的影響。

最后，為了討論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空間溢出效應，在（1）式中引入空間交互項，進一步為空間面板計量模型：

SAR：Yit=α0+ρWYit+α1digit+α2Conit+εit? （4）

SEM：Yit=α0+α1digit+α2Conit+uit，uit=δWuit+εit? （5）

SDM：Yit=α0+ρWYit+α1digit+φWdigit+α2Cit+WCit+ui+vt+εit? （6）

其中，ρ表示空間自相關系數，W為基于地理距離的空間權重矩陣，這里選用標準化的地理空間權重矩陣。δ為擾動項的空間交互項系數，φ為核心解釋變量的空間交互項系數，為控制變量的空間交互項系數。對于模型（6），根據假設和條件H0：φ=0可判斷是否能將SDM模型簡化為SAR模型，根據假設條件H0：φ+ρα1=0可判斷是否能夠將SDM模型簡化為SEM模型。

（二）變量定義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本文從產業結構高級化（ais）、產業結構合理化（ris）和產業結構綠色化（gis）三個維度來衡量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產業結構高級化（ais）選取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來衡量，計算公式為：ais=Y3/Y2；產業結構合理化（ris）采用產業結構泰爾指數衡量，計算公式為：ris=∑ni=1（YiY）ln（YiLi/YL），其中，Y表示總產值，Yi表示i產業的產值，L表示總就業，Li表示i產業的就業，i表示產業，n表示產業部門數；產業結構綠色化（gis）采用各區域單位GDP碳排放量的倒數表示，即gis=1（C/GDP）=GDPC，碳排放量的計算公式為C=∑ni=1mi×δi，mi=E×Fi，其中，mi為第i類能源產品消費量，δi為第i類能源產品的碳排放系數，n為能源產品種類。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F有文獻中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直接采用研究機構（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字經濟指數DEI等）發布的數字經濟指數；二是細分為不同維度并構建復合指標體系進行測算；［37］三是基于投入產出分析方法，通過對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有關數字產品和產業的篩選來核算數字經濟的增加值。［38］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經濟應用普及、數字經濟產業規模和數字金融發展程度四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指數①? ①限于篇幅略。。

3.中介變量：創新要素配置。本文選取正向化的創新要素錯配系數來反映創新要素配置水平。借鑒董直慶的研究方法測算創新要素錯配系數［39］：假設創新生產函數為C-D形式生產函數Yit=AitHaiitK1-aiit，其中，Yit為創新產出，Ait為創新效率，Hit和Kit分別為創新人力要素和創新資本要素投入，ai和1-ai分別為創新人力要素和創新資本要素產出彈性。創新人力要素和創新資本要素的錯配系數計算公式如下：

φHit=Hit/Htθitαi/αt，φKit=Kit/Ktθit（1－αi）/（1－αt）? （7）

其中，θit=Yit∑ni=1Yit為創新產出份額，αt=∑ni=1θitαi為以產出份額為權重的加權平均彈性。hfa=1|φHit-1|和kfa=1|φKit-1|分別代表人力創新要素配置（hfa）與資本創新要素配置（kfa），數值越大表明創新要素配置越合理。

4.控制變量：借鑒已有的文獻研究，本文選取以下控制變量來消除因遺漏變量導致的估計誤差，具體包括：經濟發展水平（pgdp），以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衡量；信息化水平（info），以人均郵政業務總量衡量；城市化水平（urban），以城鎮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力資本水平（hum），以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市場化程度（mkt），以市場化指數衡量；政府干預程度（gov），以政府財政支出占比衡量。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選取2011至2020年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除西藏外）作為樣本展開研究，相關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及相關統計網站等，對于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填補。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四、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實證檢驗

（一）基準回歸結果

利用方程（1）考察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效應，表2報告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三個維度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數字經濟指數（dig）對產業結構高級化（ais）和綠色化（gis）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有助于提升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綠色化，并且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正向影響更強。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合理化（ris）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起到了負向影響。第（4）至（6）列為引入數字經濟指數滯后一期（Ldig）的回歸結果，觀察可得：數字經濟發展滯后一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方向與當期結果一致，該影響還具有時滯性?；诖?，假說H1得到驗證。

（二）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基于方程（2）和（3）運用Bootstrap方法進一步檢驗是否存在中介效應，表3報告了創新要素配置作為中介變量時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人力創新要素配置為中介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綠色化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中介效應占比為11.26%和15.23%，而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均衡阻礙了產業結構合理化的發展；而資本創新要素配置為中介變量時，在數字經濟影響產業轉型升級的中介效應比例更大，分別是11.50%和18.52%，表明數字經濟通過更為突出的資本創新要素配置來加速產業結構的升級，但同時因產業發展差距加大而阻礙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因此，創新要素配置在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中發揮了顯著的中介作用，即假說H2成立。

（三）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在進行空間計量分析前，需要檢驗所研究的變量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數驗證了2011至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指數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合理化及綠色化的空間自相關性。表4結果表明，這些變量均在10%的水平上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全國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之間存在明顯的空間關聯。因此，本文進一步構建空間計量模型來驗證兩者之間的關系。

本文經過LM，LR，Wald和Hausman等多種檢驗發現各統計量均在1%水平上顯著，故選擇控制時間和空間雙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SDM）展開空間溢出效應分析?；貧w結果如表5所示，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綠色化的空間自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且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回歸系數最大，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數字經濟能夠通過高滲透性和產業融合有效促進產業高級化發展，但可能因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的非線性影響導致產業內部的創新要素錯配，降低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數字經濟的空間滯后項（Wdig）系數正負性保持不變，表明各省份產業結構升級程度不僅受到本地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受到了鄰省的空間交互影響。

進一步分解空間溢出效應可知：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而言，數字經濟發展會通過直接效應促進本地產業結構高級化，盡管受到鄰地負向的間接效應，但總體上數字經濟仍會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而言，數字經濟發展不僅對本地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負向影響，還會對鄰地產生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對產業結構綠色化而言，無論直接效應還是間接效應系數方向均為正，表明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綠色化具有正向的直接效應與空間溢出效應。綜上，在考慮空間外溢效應時，數字經濟發展仍有利于提升本地和鄰地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綠色化，但也會通過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抑制鄰地產業結構合理化。因此，假說H3成立。

（四）進一步拓展：區域異質性檢驗

為檢驗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是否存在區域差異，本文進一步將全國樣本劃分為東、中、西和東北地區展開異質性分析。

1.分區域基準回歸分析

表6顯示，東中西部的數字經濟發展顯著影響產業轉型升級，但其影響方向不同。具體而言，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表現為中部地區正向、其他地區負向。這是因為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已較為高級化，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滯后，數字經濟更能帶動產業發展基礎良好的中部地區。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負向，強度上西部>中部，對東北地區的影響不明顯，表明數字經濟發展不利于區域產業結構合理化，且對發展程度越低的地區負向影響更突出。對產業結構綠色化的影響表現為東中西部地區均為正，對中部地區的影響最強。另外，東北地區的產業高級化和綠色化受到明顯負向影響，這是因為該地區國有經濟占比高、產業結構堅固，與數字經濟融合能力較弱，無法充分釋放數字經濟發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積極作用。

2.分區域中介效應檢驗

表7顯示，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創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應對產業轉型升級產生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方面，數字經濟通過人力和資本創新要素配置優化的正向作用促進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高級化，中部地區的效果最顯著。產業結構合理化方面，數字經濟通過人力和資本創新要素配置的負向作用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抑制作用，這種負向傳導效應在西部地區最明顯。產業結構綠色化方面，人力和資本創新要素配置的正向中介作用也非常明顯。從影響渠道來看，資本創新要素配置的作用程度大于人力創新要素配置，這是由于資本創新要素相對于人力創新要素具有高滲透性和低流動壁壘，其作用于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效果更強。此外，東北地區與其他地區的情況有較大差異，數字經濟發展未能通過改善創新要素配置帶動產業結構轉型，這與當地產業結構以傳統產業為主、產業發展僵化等因素有關。

3.分區域空間溢出效應分析

根據表8，數字經濟發展對各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空間溢出影響存在明顯的異質性。直接效應顯示，對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最明顯，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次之，東北地區最弱。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過快易提前釋放創新潛力使產業高級化發展受限，西部地區因數字經濟開發進程滯后而抑制了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中部地區加速了數字經濟與豐富資源、實體經濟的結合，對產業高級化、綠色化產生了明顯正向影響。東北地區數字經濟融合創新發展受到傳統產業結構的禁錮，產業轉型升級進程難以順利推進，其長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在短時間內未能得到有效解決。間接效應顯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尚未能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為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的空間溢出效應。而東部地區因區域內產業發展不平衡造成了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東北地區數字經濟處于發展潛力提升階段，創新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加快了本地數字經濟向多領域深層次、高頻率滲透，并發揮了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綜上，假說H3得到進一步證實。

（五）穩健性檢驗

本文通過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借鑒趙濤等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方法更換核心解釋變量）、分階段回歸（劃分為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兩階段）及內生性檢驗（使用SYS-GMM模型）三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水平基本保持不變，驗證了前文得到的研究結論均可靠（受篇幅限制略，具體結果可向作者索?。?。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是驅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源泉。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實證考察了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直接影響及間接中介機制。研究發現：第一，數字經濟有效促進了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綠色化轉型，但阻礙了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本文多方面系統考察了數字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拓展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影響的單一結論，補充產業結構綠色化作用的具體機制。第二，人力和資本創新要素配置在數字經濟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發揮著顯著的中介作用，加快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綠色化發展，但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有抑制作用。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發現并驗證創新要素配置產生的中介效應，進而豐富了數字經濟影響產業轉型升級的新渠道。第三，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轉型升級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存在方向、強度及區域上的異質性。本文進一步補充了這一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和區域異質性分析。

基于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是警惕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負面影響，針對產業特征、供需現狀以及發展趨勢等合理配置創新要素，通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有效手段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區域產業融合協調發展。二是利用數字技術拓展創新要素配置渠道，消除信息不對稱、流動壁壘等對創新要素流動的限制，促進各區域要素有序暢通流動和最優配置。三是不同地區需結合自身產業現狀、資源優勢探索并制定具有特色化和差異化的轉型發展戰略。東部地區可以發揮數字經濟先發優勢，兼顧鄰近地區數字經濟水平，建立有利于提升本地、鄰地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合作共贏的數字產業集群。中西部地區可以依托東部地區支持，加快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快速融合，帶動輻射周邊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東北地區應重點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促進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充分釋放數字經濟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潛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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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Boosts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novation Factor Allocation

WANG Wei 1，2，WEI Ke-hui 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Shaanxi 7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building a modernised industrial system， provide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empower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at examined the direct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based on further expanding and perfecting the measurement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mechanism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of the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positively promot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d and greening through the optimisation of the allocation of human and capital innovation factors， and negatively inhibits the rationalis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t relies more on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innovation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ve element configuration;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責任編輯：吳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