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如何賦能鄉村產業振興

張遼 劉成飛

摘 要：厘清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賦能鄉村產業振興的作用機制，有助于緩解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不高、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和金融服務體系薄弱與日益增長的鄉村產業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F有文獻對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村經濟現代化做了較為豐富的研究，但是鮮有將其與鄉村產業振興聯系起來進行理論與實證的研究。本文從鄉村產業生產、鄉村產業延伸、鄉村產業功能和鄉村產業支撐四個維度構建我國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多維度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主要有三點發現：一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和鄉村產業振興速度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二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對鄉村產業振興的邊際效應呈現明顯差異；三是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可以直接緩解經營主體約束和激活市場活力促進鄉村產業振興，還可以通過農業科技創新、鄉村產業融合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間接影響鄉村產業振興。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鄉村產業振興；農業科技創新；鄉村產業融合；全要素生產率

文章編號：2095-5960（2024）01-0041-11；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重點任務之一，舉全黨全社會之力終于為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如期完成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標志性任務。但是脫貧攻堅不是終點，而是新時代鄉村振興的起點。究其根源，鄉村發展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搞好鄉村建設成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為鄉村振興的關鍵，鄉村產業振興概念一經提出就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目前，我國鄉村產業總體發展水平仍處于起步階段，積極效應逐步顯現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問題。譬如，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和金融服務體系薄弱與日益增長的鄉村產業發展需求的矛盾日益凸顯等。因此，亟需加大農村新興金融工具的扶持力度，積極引導數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參與鄉村產業發展，提升鄉村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率。

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新一輪信息技術與金融深度融合發展使得傳統金融實現了數字化和普惠性的改良。突出表現在，金融與科技的融合孕育了更為豐富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金融基礎設施逐漸擺脫時間空間的限制，讓人們借助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可以隨時隨地獲得金融服務。尤其是，數字普惠金融的出現結合了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和數字金融的普惠性。引導了更多金融“活水”流向了鄉村產業，成為助力鄉村產業振興的強力推手。2021年12月，《“十四五”國家信息規劃》從不同行業的角度展望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提出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優先行動，明確了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建設和發展方向。最新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關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意見》指出，要積極在鄉村地區推廣數字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務鄉村產業質效。因此，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滿足鄉村企業多樣化、多層次融資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普及，我國鄉村產業發展進入新的關鍵時期，其產業結構和增長動能時刻在不斷變化，因此，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影響具有實踐意義。本文試圖在構建鄉村產業振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測度各省市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綜合指數，以農村科技創新、鄉村產業融合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為切入點積極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作用渠道。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創新之處有以下兩點：一是以鄉村產業產出、鄉村產業延伸、鄉村產業功能和鄉村產業支撐四個層次構建產業振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更加科學客觀地衡量了我國鄉村產業振興水平，這有利于政府分類推進、因地制宜提出特色化、針對性的指導。二是以農業科技創新、鄉村產業融合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為切入點深入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機制，并考察了數字普惠金融在鄉村產業水平、地理區位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情形下對鄉村產業振興異質性影響。

二、文獻回顧、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文獻回顧

經濟新常態下鄉村產業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系統工程的物質基礎，如何提振鄉村產業振興無疑擺在了首位，毫無疑問也就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譬如，依托鄉村旅游產業智慧化發展優勢是鄉村產業振興的有力推手，加強鄉村旅游智慧應用，促進鄉村旅游的全面發展，以第三產業發展帶動鄉村產業振興。［1］實現鄉村產業振興要以鄉村產業升級、產業融合為現實抓手，不斷加強鄉村產業振興支撐能力建設［2］。也有學者認為產業集群是鄉村產業振興的有效抓手，通過培育專業村和走專業化道路，實現農區產業聚集，帶動全域實現鄉村產業振興［3］。通過探討產業扶貧與鄉村產業振興有機銜接的實現路徑，鼓勵走農產品專業化品牌化道路能夠增強新型經營主體的帶動能力，逐步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和共同富裕［4］。部分學者認為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綜合效益最大化［5］。

目前鄉村產業振興的突出問題是金融供給，該問題也引起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譬如，農村金融體系薄弱和農村金融排斥問題普遍存在，是經濟雙循環格局下鄉村產業振興的主要困境?，F階段鄉村產業發展與傳統金融模式不匹配，資金供給不足和金融服務效率低下的局面并未改善［7］。因此，金融支持是推動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一環，能否著力突破金融資源優化配置，強化金融服務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可行路徑。有學者認為信用體系建設有利于農村小微企業獲取外部資金支持，但作用效果僅限于非正規金融渠道上［8］。所以，需要通過提升農戶信用來改善經營主體的融資約束，優化農村金融配置效率從而優化鄉村產業。［9］由此可見，金融機構在服務鄉村產業振興的深度和層次方面有所欠缺，需要進行金融供給體制機制創新才能有效緩解鄉村產業信貸的資金困境。

梳理文獻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助力鄉村產業振興尚有很多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領域。譬如，普惠金融在實踐中存在信用體系不健全和風險機制不完善，導致農村金融體系不能更好服務鄉村產業振興的問題。所以，信息技術與金融服務深度融合的數字普惠金融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主流，將會成為完善農村金融市場、服務“三農”發展的新模式。［10］尤其是，事實上，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可以解決鄉村產業的金融困境，還能有效緩解農村地區小微企業及低收入人群的融資約束，因而對鄉村產業振興意義重大。綜上所述，雖然已有文獻在研究對象上聚焦農業現代化領域的鄉村產業發展，但是鮮有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助力鄉村產業振興的理論機制。

（二）理論分析與假說提出

毋庸置疑，緩解鄉村產業經營主體面臨的約束才能充分激活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鄉村產業振興的目標才能實現。隨著鄉村產業的不斷發展，農村產業發展已由“小農業”向“新型農業”發生轉變，更多的土地租金、農業機械設備投入對融資規模和融資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農戶資金需求的臨時性、季節性轉變為新型農業資金需求的長期性和市場性，并且新型農業經營范圍更為多樣化使得主體資金需求不斷增多。［11］目前來看，資金短缺問題日益凸顯已成為阻礙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普遍缺少物質抵押擔保，貸款受限，農村金融服務欠缺和信貸投入不足因此成為普遍現象，這一現象導致的后果便是鄉村產業要素活力不足、產業門類不全、產業鏈條較短和融合層次不深及質量效益不高。數字普惠金融的出現與發展將大大緩解農村經營主體的金融約束，不僅能夠幫助農村創業群體降低其所受的金融排斥，顯著提高農戶創業積極性［12］，還能能夠依靠先進的互聯網技術，充分發揮信息傳遞的作用，為農村創業群體提供及時有效的信息。尤其是，農村創業者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的創業認知水平得到了提高，從而促進農村創新創業發展。

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有效改善農村企業面臨的融資環境和營商環境，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13］破解鄉村產業生產經營的資金約束，同時也為農民創新創業創造適宜的金融環境。但是相比較經營主體的融資約束而言，目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明顯缺少競爭力和創新活力。但隨著數字普惠金融不斷深化，農戶信用體系建設必將有力推動了金融市場的繁榮，這對農村金融市場供需雙方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大大激發了農村金融市場活力，推動了農村金融市場化改革。如果能夠將其打造成為開放性、合作性和持續性的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既能保障相關金融機構的經營績效，也能拓展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向鄉鎮傾斜，積極開展小額支農信貸業務，激發農村金融服務鄉村產業的競爭活力，進而得到“質優價廉”的金融服務?；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設：

假設1：數字普惠金融緩解了農業經營主體融資約束和激活農村市場活力而對鄉村產業振興具有促進作用。事實上，農業科技創新是實現農業產出高質量增長的關鍵所在，對于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促進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3］。一方面，隨著農業科技創新不斷提高，優質種子、化肥、人工降雨等現代技術的推廣提高了農產品成活率，達到提升農產品品質的目的。特別是農用播種機等農業機械的普及實現了農業規?；?、集約化生產。另一方面，農業科技創新催生出更多新技術、新模式，引領農業產業迭代升級［14］。利用新技術和創新理念發展鄉村旅游、農產品電商、農產品深加工和農村生態環境建設，進而延伸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激發鄉村產業活力。因此，農業科技創新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根本動力，也是實現農業產出高質量增長的關鍵。

從目前我國農業科技創新現狀來看，整體存在研發投入不足的問題。在農業科技的研發和農業技術推廣應用中，尤其離不開諸多資金支持，雖然現階段各地政府出臺了大量的農業創新支持政策，但農業科技起步較晚且發展緩慢以致政策產生的效果不佳。但是數字普惠金融不僅有助于增加農業技術創新部門資金支持，改善農業企業融資環境，提供農業技術進步所需資金，增強科技創新發展的動力［15］，還通過提升農民在數字生活的獲得感，提高對農業新技術的采用意愿，加快農業新技術的推廣。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助力農業投資風險管理提質增效，提升農民使用農業科技創新成果的積極性，從而助力農業科技創新?；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設：

假設2：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農業科技創新來促進鄉村產業振興。

隨著我國鄉村發展環境不斷變化，以產業融合推動鄉村產業振興成為必然選擇。究其原因，鄉村產業融合以農業生產為中心，通過延伸產業鏈、拓展產業范圍和釋放多元化功能加快了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從而實現業態創新、農民收入增加和資源要素整合等目標。實踐表明，在鄉村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種植業與加工業、農業與旅游業的產業融合有助于農產品加工、鄉村休閑旅游、電商平臺等新產業新業態發展［16］。和其他產業融合的農業不僅提升了農村產業附加值，還為農民帶來更多工作崗位，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和農民就業渠道，實現了鄉村產業的可持續增長進而賦能鄉村產業振興［17］。此外，鄉村產業融合充分整合了不同行業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結合區域資源稟賦，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的同時，也形成了一系列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從而快速提升了鄉村產業的經營能力，繼而實現了鄉村產業自立自強。因此，大力推動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有助于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

如上所述，互聯網環境下的鄉村產業融合已經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途徑。但由于我國目前鄉村產業彼此聯系不夠緊密，產業規模普遍較小，難以獲得金融資源和現代技術的強有力支持［18］。從這個視角看，數字普惠金融能夠發揮其在數字信貸、移動支付、數字保險等領域的優勢，促進金融機構資金支持和農業企業技術投入，為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具體而言，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帶來便捷、低成本的線上金融服務和多種金融產品，改變了傳統金融的經營模式，為鄉村產業融合提供高效、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務，提高了鄉村產業融合的金融可及性［19］。另一方面，傳統金融服務和科技的密切結合便于開拓農村地區“長尾市場”，多元化金融服務供給滿足了鄉村產業融合多層次的融資需求?；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設：

假設3：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鄉村產業融合來促進鄉村產業振興。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是實現農村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對我國鄉村產業振興有著深遠的影響，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手段。有學者指出，激活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已成為現階段鄉村產業振興的必然選擇［20］。不難理解，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可以轉變傳統粗放的農業增長方式，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由傳統農業流向鄉村產業，實現農業增值空間拓展并賦能鄉村產業振興，進而實現農業現代化轉型。與此同時，農業經營主體在要素投入方面更加注重由數量型投入向效率型投入轉換，有利于農業增長動能轉換、農產品質量提高及生產經營方式轉變，進而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目標。

已有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在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技術效率兩個方面助力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譬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通過提升生產經營活動的技術效率改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21］。究其原因，數字普惠金融能緩解農村地區金融服務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對于提升農民金融素養以及增強農民的創業技能和創業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時，農業技術進步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可以為涉農企業和小微企業提供更好的融資環境，引導社會資金進入農業技術研發領域，引領農業技術創新和進步。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理論假設：

假設4：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鄉村產業振興。

三、指標構建、數據說明與模型設定

（一）鄉村產業振興指標構建與測度結果分析

當前，鄉村產業振興逐漸成為農民脫貧走向共同富裕的可持續發展動力，構建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同樣成為學術研究的重點。諸多學者基于鄉村綠色發展理念從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構建農業產業指標體系。由于鄉村產業振興是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系統的工程，不同學者對鄉村產業振興的認知存在偏差，故而本文在徐雪和王永瑜研究的基礎上［22］，依據鄉村產業振興的本質內涵并遵循指標構建的代表性、可獲得性、系統性和科學性原則，建立了“鄉村產業生產、鄉村產業延伸、鄉村產業功能、鄉村產業支撐”一體化鄉村產業振興績效評價指標，如表1所示：

本文從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目標的整體角度出發，采用熵權TOPSIS法對鄉村產業振興績效進行測算?？傮w而言，鄉村產業振興指數整體水平不高，但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下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指數均值由2011年0.218增長到2020年的0.327，年均增長率為4.6%。說明我國鄉村產業水平一直表現為穩步上升的良性發展態勢。這主要得益于政府和市場分工協同，一方面政府主導的新農村建設、精準脫貧、鄉村振興等“三農”戰略的不斷推進，積極引導社會資本投資農村，升級改造農村電網，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加快農業科技進步，鄉村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市場的力量推動農業要素自由流動，產出效益不斷提升，最終在政府和市場合力作用下，實現了鄉村產業振興的發展。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前文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產生的影響，為了檢驗相關的理論研究假說，本文構建了如下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省際面板數據模型，同時采用FGLS（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

Ruralit=a0+a1Indexit+∑Tj=2ajcontroljit+ηi+μt+εit? （1）

同時，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檢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鄉村產業振興速度的影響。

Rural_git=β0+β1Indexit+∑Tj=2βjcontroljit+ηi+μt+εit? （2）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時期；被解釋變量Rural、Rural_g代表地區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和速度，Rural_g的計算方法為（Rural_git－Rural_git－1）/Rural_git－1×100。

核心解釋變量Index代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指數，具體采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第三期（2011-2020）》省級層面指數作為數字普惠金融的代理變量，該數據編制方法科學，具有較強的可靠性和客觀性，符合中國國情，在國內研究中廣泛使用。同時還選取了覆蓋廣度（Index_Width）、使用深度（Index_Depth）和數字化程度（Index_DI）三個子維度指數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①? ①由于指數數值相對過大，本文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除以100進行標準化處理。。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η表示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省際差異的地區效應；μit為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為控制除其他變量的影響，參考張芳和康蕓蕓等學者的研究［23］，選取農村金融發展（Loan）、對外開放水平（Open）、產業結構（Uis）、教育水平（Edu）、基礎設施水平（Tra）等控制變量。其中，①農村金融發展（Loan）采用各省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占鄉村總人口來表示；②對外開放水平（Open），用各省份外商投資企業貨物進出口總額占各省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來表示；③產業結構（Uis）用各省二三產業增加值/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來衡量；④教育水平（Edu）由各省教育支出占政府財政總支出比值計算得出；⑤基礎設施水平（Tra）采用公路里程+鐵路里程除以省域面積來進行衡量。

（三）數據來源說明

由于西藏地區部分數據缺失，本文以2011-2020年全國30個省級行政單位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所涉及的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以及各地區統計年鑒。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限于篇幅略），鄉村產業振興指數（Rural）均值為0.273，最大值為0.491，最小值為0.149。與此同時，鄉村產業振興速度（Rural_g）的均值為正。說明我國各地區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的平均水平并不高，但推動鄉村產業振興的速度正在穩步提升，且總方差較大，說明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及速度不均衡。同樣，不同地區交通基礎設施水平、農村金融發展水平也存在較大差異。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2報告了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的總體影響。從樣本總體回歸結果來看：在控制了年份和地區固定效應后，數字普惠金融（Index）與鄉村產業振興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數字普惠金融（Index）每提升1個百分點，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和鄉村產業振興速度分別提升0.024%、0.153%，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實證結果初步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對鄉村產業振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憑借線上加線下的模式，具有低成本、電子化和覆蓋廣的優點，可以不受地理環境的限制，拓寬金融服務邊界，緩解弱勢群體的資金使用的隱形排斥，這樣一來，在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下鄉村經營主體的資金需求和融資意愿逐漸增強，這有助于大量資金加速涌向鄉村產業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借助大數據完善農戶數字化征信體系，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了涉農貸款的信用風險，有效緩解了鄉村產業發展中籌資難的瓶頸，提升鄉村產業的信息化水平，進而促進了鄉村產業的發展。表2第（3）-（8）列報告了數字普惠金融分指數的回歸結果。研究發現，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大于零，說明三個子維度也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不同角度對鄉村產業振興的邊際效應呈現明顯差異。通過比較子維度的估計系數發現，覆蓋廣度提升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邊際影響為0.026，但是對鄉村產業振興速度的影響高達0.115。使用深度提升對鄉村產業振興的邊際影響分別高達0.021、0.028。表明拓寬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范圍、優化農村金融機構服務網點為更廣泛的農業參與主體提供融資服務，是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推手。數字化程度對鄉村產業振興邊際影響分別為0.010和0.035，但并不顯著。

從控制變量看，農村金融發展、產業結構、教育水平、基礎設施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都具有顯著影響。但是，對外開放水平估計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其原因在于對外開放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目前各地區對外開放水平參差不齊，未能對鄉村產業振興產生顯著影響。

（二）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問題處理

考慮到區域內的鄉村產業發展可能存在“自選擇效應”，即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較高的地區更有可能注重數字普惠金融活動，本文運用工具變量法來克服內生性問題。本文具體借鑒萬佳彧等的做法［24］，選取省級互聯網普及率作為金融科技的工具變量。內生變量選取可行性相關檢驗，檢驗表明工具變量不存在過度識別的問題，且拒絕滿足外生性原假設。實證結果如表3的第（1）-（2）列和第（3）-（4）列所示。從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來看，工具變量（Indexha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向，且均拒絕了不可識別檢驗和弱工具變量檢驗的原假設，這就證實了本文所選取的工具變量與數字化轉型程度和速度之間是存在相關性的。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Index）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與速度的影響仍然是顯著的，均大于零，而且回歸系數較基準回歸結果有較為明顯的提高，這說明內生性問題使得基準回歸估計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向下偏倚。因此，在考慮內生性后，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顯著且穩定，支持了假設1的觀點。

2、剔除特定樣本

考慮到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四地擁有較好的經濟金融基礎，所以有理由認為其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遠遠超過其他地區，為排除因樣本選取對實證結果的干擾，需要剔除特殊樣本后重新檢驗數字普惠金融的促進作用。表4第（1）-（2）列匯報了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較高的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四個省市樣本剔除后的估計結果。結果表明，剔除特殊樣本后數字普惠金融估計系數同樣顯著，各控制變量符號與基準回歸一致，研究結論依然成立。

3、控制傳統金融發展

數字普惠金融通過“賦能”傳統金融機構而擴大金融服務職能。由于無法區分對鄉村產業振興的促進作用是傳統金融發展還是數字普惠金融這一新興金融業態的促進作用，本文繼續控制了傳統金融發展（TF）①? ①本文用區域金融機構貸款與GDP比值衡量傳統金融發展（TF）。，進行重新估計，結果如表4第（3）-（4）列所示，結論仍然穩健。

五、進一步分析

（一）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機制檢驗

前文初步證實了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有效促進鄉村產業振興。但進一步探索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機制顯得極為重要。理論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以通過提升農業科技創新水平、鄉村產業融合程度、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三個主要機制影響鄉村產業振興。因此，本文通過逐步回歸，檢驗并據此對影響機制進行貢獻分析。第一步將機制變量Mediator對核心解釋變量Index進行回歸；第二步將被解釋變量Rural和Rural_g同時對核心解釋變量Index、機制變量Mediator進行回歸。其中，Mediator包括農業科技創新水平（Ati）、鄉村產業融合程度（Ric）、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ch）等相關變量。

1、農業科技創新水平提升效應

科技創新最常見的成果以專利的形式展現，因此專利數量最能反映農業科技創新水平。本文借鑒徐維祥等學者的相關研究［25］，采用各地區農業專利授權數衡量地區農業科技創新水平。表5第（1）-（2）列為基于農業科技創新水平的影響機制檢驗結果。由于Sobel檢驗Z值均在0.01的水平上顯著，該實證結果說明存在中介效應。加入農業科技創新水平后，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的估計系數在引入中介機制變量后較基準回歸結果明顯變小，表明農業科技創新水平提升強化了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的積極作用。因此可以認為，農業科技創新水平是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中介機制變量。

2、鄉村產業融合程度提升效應

已有很多學者采用綜合指數法、耦合協調度等方法進行測度，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方法的科學性，本文借鑒程莉和孔芳霞的方法［26］，從農業多功能拓展、農業產業鏈延伸、農業服務業融合發展、農業新業態培育五個方面構建鄉村產業融合評價指標體系。表5第（2）（3）列報告了以鄉村產業融合程度為中介機制變量的估計結果。由于相關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無須進行Sobel檢驗，說明中介效應的存在。即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地區鄉村產業融合程度進而提高了鄉村產業振興的水平與速度，這支持了前文的機制分析。實證結果表明，鄉村產業融合指數每提高1個單位，將會使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和速度分別提升0.022%、0.047%，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加入中介變量后，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影響系數顯著變小，表明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鄉村產業振興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應。由此可見，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升鄉村產業融合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渠道是成立的，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設3得到驗證。

3、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效應

借鑒李谷成等的做法［27］，選取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億元）作為產出指標，第一產業從業人數（萬人）、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千公頃）、耕地灌溉面積（千公頃）、農業機械總動力（萬千瓦）和農業化肥施用量（萬噸）作為投入指標。然后運用DEA-Malmquist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進行測度。具體假定2010年為基年，即2010年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為1，2011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為2010年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乘以2011年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以此類推連乘得到各年份數值。表5第（5）（6）列報告了以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為中介機制變量的估計結果。Sobel檢驗Z值均在0.01的水平上顯著，該實證結果說明存在中介效應。從結果來看，加入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后，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也通過了檢驗，且估計系數絕對值下降到0.02和0.103?？梢缘贸?，數字普惠金融通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路徑是成立的，前文提出的假設4得到驗證。

（二）數字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

1、基于地區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初始要素稟賦差異使得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農業生產能力、市場規模大小和制度環境等方面也存在差異，所以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的促進作用可能在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以及金融科技發展的不同階段存在差異。因此，本文基于地區特征的異質性，在回歸中加入表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鄉村產業發展水平、GDP增長率高低的啞變量以及它們與Index的交互項。如表6所示，回歸結果顯示，第（1）（3）（5）列中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與速度的增強效應在高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高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和高經濟增長率地區更為明顯。原因是：一方面，一些地區憑借良好的金融資源和政策傾向，傳統金融機構占據農村金融的主要市場，弱化了數字普惠金融的支持作用。而部分地區由于農村基礎較為薄弱，金融排斥現實情況比較突出，難于進入傳統金融體系，數字普惠金融以低門檻和低成本的優勢，讓農村地區獲取金融服務更加直接，帶動西部和中部地區鄉村產業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可能原因是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激活要素，更好融合資金、土地、勞動力和技術，優化鄉村生產要素分配結構，發揮資源優勢，調整鄉村產業結構。當然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鄉村產業結構匹配度較高，數字普惠金融的推動效用相比就微弱一些。

2、基于不同時期的異質性分析

本文以2016年頒布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和《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以下簡稱《規劃》和《原則》）為“準自然實驗”，采用雙重差分法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效應進行因果識別，以期更加徹底地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借鑒習明明等學者的思路［28］，根據各省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指數均值）劃分為實驗組和控制組，如果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高于指數均值賦值為0，低于均值賦值為1，時間節點為2016年。2016年政策推出之前為0，2016年以后為1，其余變量保持不變，利用雙重差分法驗證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政策效應。本文設立DID模型如下：

Digi，t=α+βTreati，t×Posti，t+∑γjControlji，t+θi+μt+εi，t? （6）

其中，Treat是實驗組標識，Post是一個時點變量，處于時點年份及以后取值為1，之前取值為0，其他變量與前文敘述一致。其中Treat×Post的系數β捕捉了重大數字普惠金融事件的影響，如果β顯著為正，說明某地區受事件沖擊使得該地區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促進鄉村產業振興①? ①限于篇幅，本文所選取的事件對應的平行趨勢檢驗圖省略，如果沒有數字普惠金融政策頒布，實驗組與控制組相比，鄉村產業振興的發展趨勢不存在系統性差異。。

表7報告了DID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Treat×Post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初步表明2016年《規劃》頒布和2016年《原則》正式發布顯著提高了鄉村產業振興水平。通過分析可以看到受到事件影響的時期相對于沒有受到影響時期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提升了鄉村產業振興水平。雙重差分模型估計結果有效說明：數字普惠金融重大事件在去除時間效應后對我國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研究發現：（1）我國鄉村產業水平一直表現為穩步上升的良性發展態勢。突出表現在鄉村產業振興指數整體水平不高，但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下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指數均值由2011年的0.218增長到2020年的0.327，年均增長率為4.6%。（2）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對鄉村產業振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29]即數字普惠金融（Index）每提升1個百分點，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和鄉村產業振興速度分別提升0.024%、0.153%。但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對鄉村產業振興的邊際效應呈現明顯差異。（3）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可以直接緩解經營主體約束和激活市場活力，促進鄉村產業振興，還可以通過農業科技創新、鄉村產業融合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間接影響鄉村產業振興。進一步研究還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與速度的增強效應在高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高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和高經濟增長率地區更為明顯。本文相應地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擴大我國數字金融服務覆蓋面，將更多的金融資源配置到鄉村產業，開創現代金融服務賦能鄉村產業振興的新局面。一方面，抓住數字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機遇，豐富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各類數字惠民工程落地實施。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企業拓展農村區域業務，結合農村實際情況，推動各類新興數字產品下沉到農村地區，強化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支撐作用。另一方面，在保證數字普惠金融覆蓋范圍的基礎上強化使用深度，增強農村居民對數字普惠金融的粘性。結合農村實際豐富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引導銀行、保險、擔保等金融機構協調聯動增加資金供給，緩解鄉村產業振興發展難題，將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嵌入鄉村產業發展的方方面面，在使用過程中不斷強化使用深度。

第二，通過延伸鄉村產業鏈、提升農產品附加值以引導產業融合和加快鄉村發展。一方面，將農產品產業鏈和農村金融資金鏈有機結合，圍繞涉農企業生產、加工和銷售環節，組建農業合作社，逐步形成專業化、集約化和信息化的產業集群，形成共擔風險的利益共同體，將金融科技和產業主體有效聯系，實現農業生產、經營、服務一體化，進而帶動鄉村產業鏈延伸。另一方面，注重在新時代背景下挖掘農業的多功能性。農業多功能性價值實現成為鄉村產業現實發展需求，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拓展農業多功能性，帶動鄉村產業發展。

第三，優化鄉村金融市場的監管體系，提升金融服務鄉村產業振興的能力。一方面，通過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的頂層設計，制定相應的配套制度體系，同時做好相關法律法規的普及工作，加大農村地區的金融科技投入，讓數字技術更好地融入農村金融服務各個環節。同時各級政府應出臺相應政策鼓勵金融機構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業務，借助數字技術，設計符合農民需求的金融產品，拓寬數字普惠金融業務邊界，尤其是降低“數字鴻溝”對文化水平低下人群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加強數字普惠金融政策支持的同時要注意風險防范，強化失信行為的約束力度，提升借款人的違約成本，確保農村金融活動的有效性。另外還要提升數字普惠金融監管的針對性，全方位掌握數字普惠金融的風險提示機制，提升對新業態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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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Revitalize Rural Industries

ZHANG Liao， LIU Chenfei

（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Clarifying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nabl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will help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mperfect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weak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abundant researches o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ut few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link it with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from four dimensions： rural industry production， rural industry extension， rural industry function and rural industry support.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level and speed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Secondly， the coverage breadth， use depth and digitalization degre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marginal effect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Thirdl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not only directly alleviate the constraints of business entities and activate market vitality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hrough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責任編輯：張 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