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性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研究

管詩卉

摘 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何走好綠色低碳發展道路是當前政府和企業共同關心的問題?；?010-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樣本，深入研究異質性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機理，同時以政府支持和高管綠色認知為切入點，考察企業面臨的內外部因素對異質性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研究發現：第一，環境規制的3種類型，即命令型、激勵型、公眾型環境規制均能夠顯著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第二，政府支持顯著弱化3種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第三，高管綠色認知顯著強化命令型和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但顯著弱化公眾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研究結論對于從宏微觀層面全方位提升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環境規制工具；綠色技術創新；政府支持；高管綠色認知

中圖分類號：F273.1；X3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2272.202309012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Moderating Effect Based on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xecutive Green Cognition

Guan Shihui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As the saying goes：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as valuable a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How to take a good path of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s an urgent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for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stock market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 from 2010 to 2020，and delves into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At the same time，taking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xecutive green awareness as entry points，it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faced by enterpri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irstly，the 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secondly，government support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re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thirdly，executives green awarenes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mmand based and incentive 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but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ublic 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and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Government Support; Executive Green Awareness

0 引言

中共中央、國務院2023年發布《質量強國建設綱要》強調，全面推行綠色設計、綠色制造、綠色建造，健全統一的綠色產品標準、認證、標識體系，并大力發展綠色供應鏈。截至2022年底，我國累計培育的綠色工廠數量已達到3 657家，綠色工業園區數量達到270家，政府在推動綠色制造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綠色技術創新是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行不悖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培養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1]。因此，如何加速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已成為學術界與決策層關注的焦點問題。

環境規制是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徑，現有研究對此進行了較多探討。許多學者探究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以確定其主要的影響機制^[2-3]。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也開始關注內外部因素對其的調節作用，以更深入地揭示綠色技術創新復雜的驅動機制。盡管現有研究較為豐富，但仍存在以下問題：較少基于環境規制的多種類型，深入考察異質性環境規制對企業創新水平提升的影響效果；企業內外部因素如何影響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值得探討，過去的研究雖將公司高管綠色認知作為企業環境創新的內部驅動因素，但只關注其對環境創新的直接影響，較少探討調節作用。政府支持的調節作用既有文獻雖已進行相關研究，但是忽略了同樣復雜多變的內部環境共同作用的影響。

本文基于制度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戰略認知理論，全面考察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內外部因素，探究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影響關系，并進一步研究政府支持和高管綠色認知對其調節作用。本文可能的研究貢獻：第一，目前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多受限于單一研究視角，缺乏分析不同層次的研究，本文從多角度展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研究；第二，多數研究對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內部驅動因素的研究都從企業戰略層面出發，本文以高管綠色認知視角進行研究；第三，本文同時考慮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內外部因素，以豐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理論研究。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環境規制與綠色技術創新

制度理論指通過規則來建立影響個體和組織行為的框架。環境規制是國家依據法律制度限制環境污染行為和改善環境質量的政策安排，目的是規范企業和個人的環境行為，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根據政策工具的不同，當前環境規制可分為命令型、激勵型和公眾型3種類型^[4-5]。這些環境規制工具以不同的執行方式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產生影響，若忽視環境規制的異質性，會導致政策評估效果出現偏差。

命令型環境規制具有強制性。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命令型環境規制會提高私人生產成本，降低企業競爭力，導致企業的創新意愿下降。相反，波特假說認為環保政策會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環境規制的強度合理，也可能出現“補償效應”，從而提高企業的工藝水平和生產效率。許夢博等^[6]實證研究發現命令型環境規制對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具有促進作用。在制定環境規制政策時，需要綜合考慮企業的創新動力與環境保護的平衡以促進可持續發展^[7-8]?；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₁：命令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

激勵型環境規制是一種以激勵和經濟利益為主導的環境規制方式促使企業自發降低環境污染。與命令型相比，激勵型環境規制更注重刺激企業進行自主創新。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激勵型環境規制易于激發企業的創新和學習能力從而引導企業做出綠色技術創新相關決策^[9]?；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₂：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

公眾型環境規制通過公眾對企業的壓力和監督來推動企業主動參與環境保護。隨著居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不斷增加。公眾對于企業環境破壞行為的揭露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社會環境的一種方式。通過群眾上訪、曝光等方式影響企業的聲譽，進而對企業經營效益產生影響。企業為了維護企業聲譽和避免潛在風險，會迅速尋求談判和處理由其生產行為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10-11]?；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₃：公眾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顯著促進作用。

1.2 政府支持的調節作用

現有學者關于政府支持和創新績效關系的研究存在分歧。一種觀點是“創新促進觀”。一些學者認為政府支持能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趨勢和績效，有助于增強企業的創新動力^[12-13]。另一種觀點是“創新抑制觀”。政府支持可能會對企業的創新產生抑制作用。一些學者研究發現政府支持中創新補助對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起到的負向調節作用^[14-15]。原因一，信息不對稱問題會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原因二，因擠出效應的存在，政府投資的增加可能會導致私人研發支出的減少，企業可能會過多地考慮或傾向于從事與政府支持項目相關的研發活動，以獲取政府資金支持。這樣導致企業減少對其他項目的投資，從而降低創新機會?；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₄：政府支持負向調節異質性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關系。

1.3 高管綠色認知的調節作用

戰略認知理論指決策者的認知能力會影響他們對環境的感知和理解，進而影響他們制定和執行戰略的方式和結果。高管綠色認知是指高管對于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等相關概念和原則的理解和認識，包括對于企業在環境領域的風險和機遇的把握，以及在戰略決策和管理實踐中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的能力。高管具有較高水平的綠色認知時，具備主動感知和解讀市場中的綠色發展機遇的能力，更加關注環境問題并積極尋求綠色信息，高管綠色認知水平可以促進企業有效獲取和整合綠色資源，從而推動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16-17]?；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₅：高管綠色認知正向調節異質性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關系。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同時進行如下篩選：①剔除金融保險行業樣本；②剔除ST樣本；③剔除上市公司所在地為西藏樣本；④連續變量進行了1%的Winsorize縮尾處理；⑤少量缺失值樣本采用線性插補法進行補充，最終得到16 946個年份—行業觀測值。由于綠色技術創新具有滯后性，因此本文對自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滯后一期處理^[4，18]。實證處理通過Stata17.0完成。

數據來源如下：①上市公司數據來源于CSMAR和WIND數據庫；②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官網；③環境規制、政府支持數據通過《中國環境年鑒》、各省市環境年鑒整理而得；④高管綠色認知數據從上市公司年報獲取以及和訊網人工檢索獲取。

2.2 變量定義

2.2.1 被解釋變量

綠色技術創新（GREEN）。借鑒齊紹洲等^[19]的研究，本文選取綠色專利申請數量作為衡量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指標。我國獲得創新授權需要經歷大約18個月的申請期，并且通過率相對較低。因此，相對于授權，專利申請的數量更能與企業的經營活動緊密聯系，并更準確地衡量企業的創新轉化能力。

2.2.2解釋變量

環境規制?，F有文獻研究通常把環境規制分為3類，即命令型、激勵型和公眾型環境規制^[4-5]。

命令型環境規制（ERML）。借鑒秦燁^[20]的研究，使用各省份因環保問題受行政處罰案件數量衡量命令型環境規制。

激勵型環境規制（ERJL）。借鑒劉加林等^[21]、郭捷等^[22]的研究，使用各省份各年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額衡量激勵型環境規制。

公眾型環境規制（ERGZ）。借鑒張江雪等^[23]的研究，使用各省份因環境問題而接收的來信總數衡量公眾型環境規制。

2.2.3調節變量

政府支持（GTS）。借鑒畢鵬等^[24]的研究，使用科技活動中政府資金的數量衡量政府支持程度。

高管綠色認知（GRZ）。已有研究發現，高管綠色認知可以通過文本分析法進行有效衡量，衡量高管綠色認知所需數據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因此，本文參考現有研究的做法，從企業綠色競爭力、社會責任意識和外部壓力感知中選取一系列關鍵詞，以上述詞語在2010-2020年上市公司年報出現的頻次測定高管綠色認知^[25]。

2.2.4控制變量

為了糾正由于遺漏變量引起的回歸結果偏誤，本文參考現有關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因素的文獻^[26-27]，選取了一系列控制變量。具體如下：企業性質（SOE），國企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企業規模（SIZE），由企業期末總資產的對數來度量。企業財務情況選取了資產負債率（ROE）和資產收益率（ROA）兩項指標，ROE用負債與資產的比值來度量，反映企業資產負債水平；ROA由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來度量，反映企業的盈利能力。企業價值（TOBINQ），由企業市場價值與資產重置成本之比來度量。管理層相關信息選取了指標第一大股東持股數量/總股數（TOP1）、管理層持股比例（MSHARE）和是否兩職合一（DUAL），總經理和董事長是同一人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企業上市年限（SSNX），企業的上市時間加1后取對數。行業性質，是否高科技企業（HIGHTECH），高科技企業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28]；是否重污染企業（POLLUTE），重污染企業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29]。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檢驗

表1是主要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和描述性統計結果。結果顯示因變量與自變量、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可以認為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從模型1-模型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命令型環境規制顯著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γ=0.203，p<0.01），H₁得到驗證；激勵型環境規制顯著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γ= 0.006，p<0.05），H₂得到驗證；公眾型環境規制顯著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γ= 0.138，p<0.05），H₃得到驗證。

3.2 主效應回歸分析

3.3 調節效應回歸分析

模型4-模型9為政府支持和高管綠色認知對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調節作用研究。

模型4-模型6在模型1-模型3的基礎上分別加入自變量環境規制3個維度與政府支持的交互項，以驗證調節作用。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3種類型環境規制與政府支持乘積項的回歸系數都為負并顯著，其中命令型（γ=-0.001，p<0.1）、激勵型（γ= -0.000 03，p<0.05）、公眾型（γ= -0.000 3，p<0.05），表明政府支持顯著負向調節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假設H₄得到驗證。

模型7-模型9在模型1-模型3的基礎上分別加入自變量環境規制3個維度與高管綠色認知的交互項，以驗證調節作用。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命令型和激勵型環境規制與高管綠色認知乘積項的回歸系數為正并顯著，其中命令型γ=0.032，p<0.01，激勵型γ= 0.001，p<0.01，表明高管綠色認知顯著正向調節命令型、激勵型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公眾型環境規制與政府支持乘積項的回歸系數為負并顯著（γ= -0.012，p<0.05），表明高管綠色認知顯著負向調節公眾型環境規制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該結論與預期相反?？赡艿脑蚴窍啾扔谇皟煞N環境規制，公眾對某一環境問題的提出，政府在立法和執行環境規定方面的反應相對較慢。高管對綠色技術創新的認識水平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政府的立法和執行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信息不對稱，高管可能無法及時獲得與環境相關的政策信息，無法充分了解綠色技術創新的商業機會，從而無法看到公眾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可能帶來的益處，最終導致高管綠色認知削弱了公眾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推動作用。綜上分析，假設H₅得到部分驗證。

3.4 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取3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參考畢茜等^[30]的文章，加入可能對研究產生影響的高管團隊特征作為控制變量，即加入了董事會規模、管理層平均年齡、公司前3位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管理費用率、管理層女性占比、董監高是否具有金融背景和董監高是否具有海外背景。第二，參考肖仁橋等^[15]的研究，縮短年份，去除最早年份進行再次回歸。第三，參考徐一平等^[31]的研究，選取刪除煙草業的制造業為樣本進行檢驗。

3種檢驗中環境規制都顯著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結論與前文一致；前兩種檢驗中，政府支持顯著弱化3種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第三種檢驗中，政府支持顯著弱化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弱化命令型和公眾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大部分結論與前文一致；3種檢驗中高管綠色認知顯著強化命令型和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顯著弱化公眾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結論與前文一致。綜上可知，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較強穩健性。

4 結論、啟示與展望

4.1 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結論：第一，命令型、激勵型、公眾型環境規制均能夠顯著正向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第二，政府支持顯著弱化3種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第三，高管綠色認知顯著強化命令型和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但顯著弱化公眾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影響。上述結論表明，環境規制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然而，政府支持可能會在資源配置效率、信息不對稱以及擠出效應等方面的影響下最終會削弱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高管對綠色發展的認知能夠被環境規制以及可持續發展的主流價值觀所強化，從而主動選擇采用綠色技術創新方式促進企業發展。

4.2 理論貢獻

本文的理論貢獻體現在：第一，區別于以往從單一視角展開的分析，從多角度出發探討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豐富了綠色技術創新前因的研究視角；第二，從內外部視角，分別考察了政府支持和高管綠色認知的調節效應，拓展了環境規制和綠色技術創新關系的邊界條件；第三，深層次探討了企業在政策管控下的行為動因，有助于豐富制度理論、戰略認知理論的應用情境。

4.3 實踐啟示

第一，結論表明，政府的環境規制有助于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這啟示政府應加強環境規制體系建設，發揮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創新等高質量發展行為的促進作用。尤其是，高管認知對企業是否能自覺遵守與環境相關的政策規范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政府應建立高效的反饋機制，與企業進行積極的溝通和對話，以使企業準確理解并遵守環境規制的要求和標準。

第二，政府需平衡其支持職責與企業自主創新之間的關系，發揮環境規制與政府支持的協同效應，確定適宜的支持力度。政府過高的支持可能導致資源浪費，而過低的支持則無法有效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因此政府應該注重異質環境規制與政府支持政策的配套實施，避免政策支持上的“過猶不及”。

第三，管理者應樹立綠色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的認知理念，正確看待環境規制的作用。企業管理者需高度重視對綠色認知的培養，作為企業決策的制定者，管理者需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國家發展戰略、相應制度政策，以及國家最新發展戰略導向，深刻領悟環境規制相關政策，確保企業的運營符合相關標準，將綠色技術創新融入企業戰略，以此推動企業加快創新和高質量發展。

4.4 局限與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研究設計部分，對環境規制的3個細分維度分別用單一指標進行測量，盡管已有文獻較多采用這種方式，但采用多指標共同測量這些維度或許更為合理，未來的研究可以從多指標角度入手，以增強研究設計的完備性；第二，在分析高管綠色認知時，由于數據的限制，可能存在劃分偏差的情況。為了提高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未來的研究可以使用更客觀、多維度、可量化的指標來評估高管綠色認知，并且采用更全面的數據來源以獲取更準確的高管綠色認知劃分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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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 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