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發展社會企業？

牛楠 石皓喆 孔暢 王金暉

摘 要：社會企業作為一種兼顧經濟與社會雙重價值的組織形式，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新興力量。相關政策的出臺將會緩解社會企業普遍面臨的合法性困境。由此，以當前出臺的18份政策文件為對象，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進行了文本分析。研究發現：三大政策工具占比相當：需求型（38.6%）、環境型（31.2%）、供給型（30.2%）。政策工具內部結構不夠合理，在供給型政策工具中，基礎設施、資源共享、組織建設節點占比較少；在需求型工具中，社會參與、政府購買節點占比過少；在環境型工具中，法規規范在所有二級節點占比最高，但財務金融、稅收制度、擇優扶持占比過少。另外，結合地區政策計量結果和實際發展情況，進一步對北京、成都和順德三地的典型模式展開了分析。據此，提出滿足市場需要，補齊政策短板；制定統一標準；警惕“各自為政”；明確負責機構，交流發展經驗等建議。

關鍵詞：共同富裕；社會企業；政策工具；案例分析

中圖分類號：C93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2272.202311128

How to Develop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Contex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exts

Niu Nan¹，Shi Haoche¹，Kong Chang¹，Wang Jinhui²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210， China）

Abstract：As a unique form of organizat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s， social enterprise is an emerg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wealth.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will alleviate the legitimacy dilemma commonly faced by social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18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at present， and analyzed the texts based on the policy tool analysis framework. It is found that： the three major policy tools account for a similar proportion， of which the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account for the most， followed by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and the supply-based is the leas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policy tools is unreasonable， in the supply -based policy tools， the nodes of infrastructure， resource sharing， and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ccount for less， in the demand-based tools， the node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purchase account for too little， and in the environmental tools， the regulations and norms account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the nodes in all the secondary nodes account for the highest percentage， but financial and financial， tax system， and merit-based support account for too little. Combining the results of regional policy measurement and actual development， further research on typical development models reveals that： the Beijing model supports social enterprises in policy documents late and mainly in the environmental and demand types; Chengdu involves all policy tools， but still has less support in the direction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merit-based support; Shunde District in Guangzhou has strong government support， but its own capacity is still insufficient. Accordingly， it is proposed to meet the market needs，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olicy， formulate unified standards， and guard against “doing things in their own way”，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le organizations and exchange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so on.

Key Words：Common Wealth; Social Enterprise; Policy Tools; Case Study

0 引言

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明確要求。社會企業是一種兼顧“社會”與“企業”屬性的新型組織，強調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具有重要的社會治理價值，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新興力量。社會企業最早產生于19世紀40 年代的英國，該國政府對社會企業給出了早期的定義解釋：社會企業是一種主要以社會發展為目標的企業，其盈利主要用于再投資于企業或社區，而不是由股東利潤最大化的需要所驅動^[1]。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將社會企業認作“出于公眾利益由企業戰略組織進行的私人活動，并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而是以達成經濟和社會目標作為組織目的，該活動能為解決社會排斥和事業問題提供創新性思路和方案”。當前，對社會企業的界定眾說紛紜，分化出各類派系：如社會目標優先派認為社會企業應將社會問題作為企業核心；社會唯一目標派認為社會企業的唯一目標是社會目標，不應包含商業目標；社會商業均衡派認為社會目標與商業目標應作為社會企業的同等戰略目標^[2]。其中，我國學者更注重于社會企業的社會治理作用，主張社會企業應以“社會交換”為主導，啟發更多其他領域的企業走向親社會的發展道路^[2-3]。

社會企業在歐美國家起步較早，因此具備相對成熟的發展環境和眾多成功經驗。英國共有超過62 000家社會企業，向英國經濟貢獻高達240億英鎊。英國典型社會企業是一種名為“社區利益企業”的社區型組織，對本地社區發展和經濟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政府的政策導向及相關規范是社會企業組織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英國政府專門頒布“社區利益企業法規”來加強該類組織管理，致使英國社會企業繁榮發展并成為全球社會企業的領軍者。芬蘭為發展社會企業，為“社會企業”設置專有注冊名稱，出臺“社會企業法案”等。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創造了早期中國社會企業的雛形，從文化書社、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再到后來的合作社、社隊企業等。我國社會企業的理念傳播與實踐較晚，雖然在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動下，其逐漸發展出北京模式、成都模式、上海模式、長沙模式、順德模式等，但對比歐美國家社會企業，我國仍處于起步發展階段。

社會企業不僅是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也是區別于傳統慈善的重要創新方法，越來越多的國家注意到社會企業的重大潛力，紛紛制定相關政策以促進社會企業發展。以往學者在研究社會企業時，傾向于研究社會企業的價值詮釋^[4]或是以案例研究的方法探尋社會企業成功要素^[5-6]，僅有部分學者從政策角度展開分析，但集中于研究國外社會企業政策發展^[7-8]。社會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和引領，政策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會企業的發展概況，并有助于預測社會企業未來的發展態勢。近年來，我國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但尚無學者從政策工具視角對其進行分析。由此，本文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運用扎根理論的編碼技術對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文本展開分析，探討當前政策工具使用類型、數量差異及布局結構，并基于以上量化分析進一步對當前的典型發展模式進行對比，總結社會企業的政策經驗，從而提出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建議。

1 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因其具備廣泛的可應用性及強大的解釋力而被學術界普遍關注和認可。政策工具的研究核心致力于解決“如何使政策意圖轉化為管理行為以及使政策理想轉化為政策現實”問題^[9]。政策工具發展至今已衍生出多種分類標準，政策工具分類依據繁多，很多學者將政府干涉強度、政府引導方式、強制性程度及政策工具主體等作為劃分依據。國外代表性的分類標準有：Woolttuis等^[10]提出較為系統化的分類框架并按資源將政策工具劃分為信息、權威、財力和組織；Phhal等^[11]根據強制性程度將政策工具劃分為強制型、自愿型和混合型；Rothwell^[12]提出可劃分為供給型、需求型、環境型。國內對政策工具的研究較少且起步較晚。尚未發展出較為成熟的本土化理論，國內政策工具的內容和應用并沒有完全突破國外理論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仍沿用國外政策工具的概念、分類等。我國代表性的分類標準有：陳振明^[13]劃分出市場化政策工具、工商管理技術和社會化手段3類政策工具；陶學榮等^[14]則區分出經濟、行政、政治、管理和社會性五大類政策工具。結合研究目的及前人經驗，本文選擇Rothwell所提出的供給型、需求型、環境型政策工具分類標準進行分類，并根據政策文本以及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情況細化得到了二級政策工具。

供給型政策工具指政府應以提供社會企業發展條件為導向，通過人力、資金和技術等要素的投入進而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根據目前已發布的社會企業相關政策文件來看，供給型政策工具可分為基礎設施、人才支持、社會宣傳、資源共享、政府引導、資金投入、組織建設7種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強調政府使用各項手段干預以達成滿足市場需要的目的，通過推進政府服務等方式保證政策順利實施，從而獲得相應的政策效果。依據現有文件可將需求型政策工具分為標準制定、方向扶持、鼓勵激勵、績效監管、社會參與、政府購買6種政策工具。

環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過出臺相關政策為社會企業營造有利發展的制度環境。良好規范的制度環境是社會企業得以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保障。按照當前實際情況，環境型政策工具可劃分為財務金融、法規規范、目標規劃、稅收制度、擇優扶持5種政策工具。

2 政策文本選擇

為獲取更為全面的政策文本材料，本文從各級政府以及社會企業組織網站進行了全面檢索，政策文本選擇的原則如下：①文本時間跨度不設時間限制，所有政策均為政府部門公開渠道發布或發布過的政策文本；②政策文本與社會企業相關，標題中明確帶有社會企業、光彩事業的通知、意見等均納入研究范圍；③針對地方重復出臺政策文件如成都市出臺《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培育社會企業促進社區發展治理的意見》后，成都市下轄縣區出臺的相應政策文件不納入本次研究范圍；④地方政府已廢止且與新發布政策區別甚微的文本，僅保留新發布政策文本；⑤對于已廢止但時效較長且具有代表性和研究價值的政策文本仍保留，如2018年北京出臺的《北京市社會企業認證辦法（試行）》?；谝陨显瓌t，最終選取社會企業相關政策文本18份。

在18份政策文本中，國家級政府部門發布的政策文本為1份，市級政府發布的11份，其余皆為區縣級發布。發布過社會企業相關政策的城市和地區有：成都市、北京市、哈爾濱市、佛山市順德區、上海市浦東新區、上海市臨港新片區、深圳市福田區、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等。

3 政策文本分析

為研究社會企業相關政策內容，本文將選取的18份政策文本全部導入Nvivo12plus軟件中，對各個文本進行逐字逐句編碼與分析。具體操作如下：首先由1名掌握扎根理論的研究人員對政策文本逐行編碼。在經由前一位學者獲取的開放性編碼后，由另一位學者再對編碼內容進行分類歸納，據此獲得政策文本的一級、二級節點。然后，將編碼結果匯報至兩位領域內專家，經專家和研究人員對編碼內容逐一檢查糾正后，得出最終結果。計量結果顯示，本次文本分析共得到18個主題、202個參考點，18個主題作為二級節點分別對應于供給型、需求型、環境型政策工具。政策文本編碼節點表見表1。

初步來看，三大政策工具占比相當，其中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多，其次是環境型政策工具，這也與當前我國社會企業正處于起步階段的發展實情一致。在供給型政策工具中，政府引導占比最高，其次是社會宣傳和資金投入。這表明，在支持社會企業發展過程中，各地方政府在加大力度明確政府的引導者角色責任和支持發展的態度。由于當前社會企業在我國發展尚處于起步期，政府期望通過社會宣傳來傳播和弘揚社會企業精神，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同時提供資金投入以幫助社會企業解決“萬事開頭難”的初創問題?；A設施、資源共享、組織建設節點最少，從側面反應出政府尚缺乏對該類內容的重視。

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最高，表明當前出臺了更多解決市場需求的政策。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標準制定的占比遠遠高于其他節點，在所有二級節點中僅次于法規規范。標準的確立是當前各地方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北京市關于社會企業的定義前后給出3個不同說法。因此，事實表明在標準制定方面，更多地方政府仍處于待完善階段。社會參與、政府購買節點占比過少，這一現象真實反映出政府在社會企業發展的起步階段需求型政策供給存在失衡與不足的基本現實，政府還是應積極響應市場需求。

在環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規規范是社會企業不能逾越的紅線，也是整個社會企業行業得以健康發展的前提保障。從內容編碼來看，法規規范在所有節點中占比最高，表明政府已經意識到并出臺了相應的法規以保障社會企業健康有序發展。財務金融、稅收制度、擇優扶持在編碼結果中占比較少，表明政府對社會企業的金融、稅收方面和優秀的社會企業不夠重視，這對于部分資金量不充裕的初創型社會企業并不友好。

如前文所述，不僅學術界對社會企業界定沒有統一說法，各地方政府對社會企業的定義也存在明顯差異。如北京市社會企業認證辦法先后在2018年、2019年、2022年發布了3個版本。除具體認證辦法略有變更外，社會企業的界定給出不同表述：2018年認證辦法中將社會企業界定為“優先追求社會效益為根本目標，持續用商業手段提供產品或服務、解決社會問題、創新公共服務供給，并取得可測量的社會成果的企業或社會組織”；2019年認證辦法中前面表述不變，而是將企業或社會組織變更為法人單位；2022年認證辦法為征求意見稿，故沒有提供社會企業定義。2022年的《關于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意見》則是將社會企業界定為以追求社會效益為優先目標，依靠提供產品或服務等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或其他法人主體。所以無論是地區間的界定差異還是地區本身對于社會企業界定的不斷更新，都表明我國正處于缺乏對社會企業的權威界定和更高層面政策指導的現實窘境。

4 典型模式分析

隨著社會企業理念的廣泛傳播，我國逐漸形成了以地區為單位的幾種成熟的社會企業發展模式，如北京模式、成都模式、順德模式、長沙模式等。另外，長沙、上海、深圳市福田區、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對社會企業發展均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上海模式理論、實踐兩翼齊飛，2008年便成立國內第一家社會企業研究中心，隨后在2013發布第一份中國社會企業白皮書《中國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發展報告》。實踐上，出現如“恩派公益”集群式社會企業首創“公益孵化器”模式，已孵化投資超過1 000家社會企業和公益組織。長沙模式以學術研究見長，如成立首家公益創業研究機構“湖南大學中國公益創業研究中心”、開辦社會創業課程、出版第一本教材《公益創業學》等，在實踐上創新地成立了以多位社會企業家為主體的“同心社企”，為營造長沙社會企業生態作出重要貢獻。為進一步分析地區發展差異，總結社會企業發展經驗，本文根據相關行業地區資料及以上政策計量分析結果，以北京模式、成都模式、順德模式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結合地方政策、發展特點以探索促進社會企業發展之路。

4.1 北京模式

北京市是最早在市委文件中明確提出鼓勵社會企業發展的省級行政單位。根據《社會企業藍皮書：中國社會企業發展研究報告（No.1）》的梳理，北京社會企業發展共歷經智庫研究引路、黨委政府支持認可、樞紐組織協同落實、多方支持共同參與4個階段。①初步認識階段（2011—2016年）：智庫提交推動社會企業發展報告→市政府出臺文件并明確提出鼓勵社會企業發展；②試點探索階段（2016-2018年）：探索發展路徑、布置開展社會企業支持工作；③組織落實階段（2018-2019年）：成立行業組織、舉辦社會企業論壇、發布社會企業認證辦法；④健康發展階段（2019年-）：具備較為成熟的政策、發展基礎，社會多方力量參與社會企業發展，社會企業迎來健康發展階段。北京市社會企業正呈現出以小為主、多點開花的發展態勢，認證社會企業已超96家，多數企業承諾限制利潤分配及資產鎖定，這主要得益于北京市在早期探索階段就重視社會企業利潤分配問題，并在相關文件中明確規定社會企業年度利潤用途。

北京模式傾向于對社會企業的價值定位，即強調社會企業的“社會屬性”。北京市社會企業相關政策文件早期以認證方法類為主，直至2022年《關于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意見》出臺后，才對社會企業發展給出明確支持。從政策工具角度來看，北京市政策主要以環境型和需求型居多，供給型較少。北京市在政策文件中對社會企業發展給出了清晰規劃，并對社會企業在首都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予以充分肯定。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像人才支持、財務金融、政府購買在《關于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意見》給出了補充，但仍缺乏資金投入、資源共享等方面政策。

4.2 成都模式

成都被譽為“社企之都”，也是首個發布社會企業扶持政策的地方政府。自2017年首次提出將社會企業作為參與社區治理的多元主體之一后，成都市陸續出臺眾多社會企業支持文件，使成都市成為發布社會企業支持政策文件最多、覆蓋最廣的地區。成都市社會企業發展大致經歷以下階段：起步準備階段（2017-2018年）：先出臺《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培育社會企業促進社區發展治理的意見》，后出臺《成都市社會企業評審認定管理辦法》，全面對社會企業發展提供支持；快速發展階段（2018-2021年）：成都市下轄區級政府陸續出臺社會企業相關政策文件，為社會企業發展提供較為完善的政策環境，此階段為社會企業快速發展期，僅2018-2019年內認定社會企業39家；穩固增效階段（2021年-）：2021年10月發布新版《成都市社會企業培育管理辦法》對2018年文件進行調整修訂，對認證主體、宣傳推廣、人才培養、區域交流等方面進行強調補充。

成都模式不同于北京模式，它更強調社會企業的“企業屬性”。成都市對社會企業申報主體明確要求僅限于企業，且社企政策牽頭單位主要是工商管理局、市場監督管理局，北京市則是民政局。成都模式不止是出臺了大量且具體的相關支持政策，同時還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如擴大支持主體、增加社區社會企業表述、放寬企業名稱限制、創辦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建立統一社會企業綜合服務平臺等。從政策工具角度來看，成都市在各類政策工具中均有涉及，其中供給型政策工具最多，需求型次之，環境型最少。從二級政策工具分布來看，成都模式對資金投入、擇優扶持等方向支持較少。

4.3 順德模式

佛山市順德區對社會企業發展關注較早，在2011年的政府文件中就已提及社會企業。2012年，成立首家法定機構——順德社會創新中心，2013年成立第一家社會企業。2014年，順德區出臺國內首個社會企業標準——《順德區社會企業培育孵化支援計劃》，隨后在2015年率先開展社會企業認證工作。順德模式的管理體制遵從“小政府、大社會”，即由政府呼吁引導，社會企業廣泛參與社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認證主體上，以區內注冊社會企業為主；認證標準包括3項：機構資質、社會目標優先度和解決問題效能，并按3項給出具體分值，進而評價出A、AA、AAA級社會企業。順德區對利潤分配的要求不同于北京模式，其對利潤分配要求更具體更嚴格，如第一屆順德社會企業認證規定股東分紅不得超過利潤的1/3，第二屆要求每年將不低于經營利潤的50%資金投入公益事業或用于自身發展等。

順德作為區級行政單位，率先進行地方性社會企業認證“破冰”，不斷探索社會企業支持路徑，為全國社會企業發展作出示范。從政策工具角度來看，缺乏環境型政策工具支持，這可能與區級政府支持能力有限有關。但從總體來看，順德區在政策支持上力度不斷加大，特別是成立的順德社會創新中心為順德社會企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綜合性服務。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從政策工具角度對全國社會企業支持政策文本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根據政策工具分類標準和各地方社會企業政策實際情況，得出三大政策工具（需求型、供給型、環境型）及18個二級政策工具。其次，三大政策工具占比相當，分布情況為：需求型政策工具最多，占比為38.6%，環境型政策工具居中，占比為31.2%，供給型工具最少，占比為30.2%。但政策工具內部結構不合理：在供給型政策工具中，基礎設施、資源共享、組織建設節點占比較少，表明地方政府缺乏對相應內容重視；在需求型工具中，社會參與、政府購買節點占比過少，地方政府需精準對位市場需求，鼓勵社會參與并加大政府購買力度；在環境型工具中，法規在所有二級節點占比最高，有利于行業健康發展，但財務金融、稅收制度、擇優扶持占比過少，地方政府應正確認識社會企業價值，在稅收、金融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對于各方認同優秀社會企業進行重點引導、培育、扶持。第三，標準制定雖然在所有二級節點占比僅次于法規，但同時反映出“各自為政”問題，如社會企業界定在不同地區就存在截然不同的說法。

基于政策結合實際發展的原則，選取社會企業發展典型地區，分析地區發展模式和社企支持政策，進而得出以下結論：北京具備清晰的發展脈絡并重視社會企業自身價值定位，依托首都優勢取得一定發展成就，對未來社會發展也給出了具體規劃，但在政策文件中對社會企業的支持較晚且以環境型和需求型為主，同時缺乏資金投入、資源共享等扶持政策。成都重視社會企業發展扶持，是發布社會企業支持政策文件最多、覆蓋最廣的地區，在市級政府出臺相關政策后，下轄大部分區級政府緊密響應，這種上行下效的政策落實是實現社會企業政策效果的關鍵，同時勇于進行制度創新、實踐創新，然而成都市雖涉及到了所有政策工具，但對資金投入、擇優扶持等方向支持仍較少。順德作為區級行政單位，以“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體制優先發展社會企業，在國內開創社會企業地方性認證先河、創新認證標準、制定具體利潤分配規定，但在政策工具內容上相對缺乏，這可能與區級政府支持能力有一定關系。其他地區也進行了積極探索，如上海最早成立了社會企業研究中心、“恩派公益”首創“公益孵化器”模式，長沙以學術研究為重點，創建了社會企業家朋友圈——“同心社企”等；雖然上海、長沙缺乏相對應的社企支持政策，但是其理論、實踐經驗值得參考借鑒。

5.2 對策建議

在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后，社會需求不斷增長，社會問題日益復雜，政府職能也將迎來轉變。社會企業的出現有助于分擔社會治理壓力，創新社會治理機制，改善民生水平，推動早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因此，為更有效發揮社會企業公共治理作用，推動我國社會企業行業健康發展，從政策角度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5.2.1 滿足市場需要，補齊政策短板

我國社會企業對公共政策需求高漲，缺乏相應的政策支持是社會企業面臨的發展困境。對于缺乏相關支持政策的地區應盡早出臺相應文件，對于扶持政策存在短板的地區，如北京市應補足供給型政策，加大資金投入、資源共享力度，成都市提高資金投入的同時應鼓勵信息資源共享并為之提供更多交流平臺等。

5.2.2 制定統一標準，警惕“各自為政”

雖然各個地區有自己的發展模式和現狀，但對于一些基本的標準原則，應予以統一明確，以防止地區社會企業發展失衡，跨區社會企業經營混亂。如可參考其他國家做法，統一社會企業界定、規定分紅比例、鎖定社會資產等。中國的社會企業發展現狀基本滿足進入政策議程的現實條件，可以考慮從更高層面借助立法以推動社會企業健康發展。

5.2.3 明確負責機構，交流發展經驗

爭論到底是由民政部門牽頭還是由工商部門負責，容易陷入“社會”還是“企業”這種非此即彼的邏輯陷阱。社會企業實質上就是一種運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并實現社會目的的混合組織，可參考鄉村振興局，單獨設立一個專門的社會企業管理部門，同時厘清部門職責。另外，交流發展經驗不止是民間自發的社會企業交流，更重要的是政府牽頭的發展交流，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的交流：一方面是政策層面的交流，地方政府可以組織實地考察調研當地政策實施效果，分析地區政策成功經驗，為本地政策制定提供借鑒；另一方面是企業層面的交流，地方政府可以組織社會企業對點幫扶，對鄰近地區應發揮輻射效應，呼吁更多社會企業家參與本地社會企業建設。

綜合來看，任何模式的成功都絕非偶然，社會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地區政策的傾斜扶持，同時也離不開民間力量的創新。無創新不發展，制度政策需要創新，與時俱進，民間力量也需要廣泛融合智慧，凝聚社會資源，為推動中國社會企業發展和促進早日實現共同富裕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LYON F， SEPULVEDA L. Mapping social enterprises： past approache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2009，5（1）：83-94.

[2]趙萌，郭欣楠.中國社會企業的界定框架——從二元分析視角到元素組合視角[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8，30（2）：136-147.

[3]金碚.社會企業的機理邏輯及對認識現代市場經濟的啟示[J].中國工業經濟，2022（3）：5-19.

[4]張儀昭.第三次分配視角下社會企業的價值詮釋與主體構造[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23，38（1）：71-81.

[5]汪建成，林欣.社會創業的資源整合過程—多案例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與評論，2021，14（2）：163-177.

[6]李健，徐彩云.社會企業何以行穩致遠？——基于解釋結構模型的社會企業關鍵成功因素研究[J].軟科學，37（1）：1-13.

[7]李健.政策設計與社會企業發展——基于30個國家案例的定性比較分析[J].理論探索，2018（2）：32-38.

[8]李健，盧永彬，王蕾.組織法律形式、政策工具與社會企業發展——基于全球28個國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9，31（1）：1-9，66.

[9]黃紅華.政策工具理論的興起及其在中國的發展[J].社會科學，2010，No.356（4）：13-19，187.

[10]WOOLTHUIS R K， LANKHUIZEN M，GILSING V. A system failure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design[J].Technovation，2005，25（6）：609-619.

[11]PHAAL R，O'SULLIVAN E，ROUTLEY M，et al. A framework for mapping industrial emergence[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1，78（2）：217-230.

[12]ROTHWELL R.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Towards a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1985，12（3）：113-130.

[13]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72.

[14]陶學榮，熊節春.現代公共行政的倫理意蘊——基于“新公共服務”范式的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08，281（11）：114-117.

（責任編輯：吳 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