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甸子墓地所見祼禮葬儀的反映

黨 郁 孫金松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內容提要〕 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北方地區一支分布較廣、文化影響較大的青銅時代早期文化。目前,可知該文化與大坨頭文化、魏營子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均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且其建筑技術與后岡文化關系密切。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出土較多的彩繪陶器具有一定的組合關系,并與日用生活陶器差異明顯,存有較為明顯的器物組合特征及禮制規范,部分墓葬內除隨葬彩繪陶器外,另見有中原式爵、盉、鬶等禮器及觚等鑲嵌漆器,此類漆觚周邊多見鑲嵌松石、玉飾片、錐形或柄狀玉石器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與西周竹園溝、茹家莊等國大型墓葬中所見的青銅觚配套組合關系相近,應與周禮中所述進行祼禮時所用器具相關。這種現象不僅是不同區域內文化交流關系的重要標識,也是遼西地區對華夏禮制文化認同的重要體現。

大甸子墓地①屬夏家店下層文化典型遺存,共計發掘墓葬804座,且多出土有數量不等的陶、石、骨、玉、金屬類隨葬品,從墓葬規模、隨葬品數量與種類看,其社會等級、財富擁有度遠遠高于二道井子墓地等同期遺存,墓群內個體墓葬依面積大小、隨葬品多少等所反映出的等級差異特征明顯。通過分析比較可知,多數面積較小的墓葬多為孩童墓葬,是否隨葬玉器和金屬器尚不能直接與等級財富掛鉤,成套器物組合搭配且單獨置于壁龕內的隨葬特征才是墓葬等級、地位、身份和財富的真正反映。

大甸子墓地共有640座墓葬隨葬有1～12件不等的陶器,占墓葬總數的80%左右,計1683件陶器。其中,以隨葬2～3件者最多,鮮見大于5件者。墓內出土的鬲、鼎、尊、平底罐、假圈足罐等隨葬類陶器與居址區內出土的同類生活器物形制相近,但長筒形罐、異形罐等在居址區尚未發現,其原因可能與居址區發掘面積過小或屬隨葬特制明器有關。上述陶器組合關系明顯,大多數器物表面存有彩繪且紋飾風格較為一致、多以鬲扣罐的形式置于尸骨附近,帶有一定的禮儀性。另外,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爵、盉、鬶、漆觚等非本地風格造型器物在居址區亦未發現,此類器物應是受中原禮制影響而存在的特殊器物,可能直接來自中原禮儀饋贈、商品交換,或中原人群因參加葬禮而帶來的葬祀祭品。

一、中原禮器墓葬隨葬品的組合劃分

經統計分析可知,大甸子墓地計有隨葬爵、盉、鬶及漆觚一類器物組合的墓葬11座,僅約占墓葬總數的1.4%,比例極低,但此類源自中原的禮制用品及其組合關系也恰恰從側面印證了墓主人的顯赫身份與地位。舉例說明分析如下。

M612 墓葬填土內出土狗頭骨3顆、豬頭骨3顆,應屬殉牲性質。大部分隨葬品出自墓主人腳端及兩側不規則“凹”字形壁龕內,依隨葬品擺放集組情況,大體可分為4組,1組位于壁龕正下方,由彩繪假圈足陶罐、陶爵、陶鬶、漆器及漆器旁散落的玉錐狀器、豬蹄骨組成;2組位于壁龕右下角,由大小各一的2件彩繪帶蓋假圈足罐和筒形鬲組成;3組位于壁龕右上側,由彩繪筒腹鬲、鬲內存放的5片松石片、5片貝和豬蹄骨組成;4組位于壁龕左側,由彩繪小鬲、彩繪筒形鬲和扣假圈足罐組成,加之尸骨頭側擺放的2枚松石珠和尸骨周邊散落的42枚白石珠可見,其隨葬品的擺放位置、擺放次序、隨葬器物的種類組合關系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禮儀性與規制性(圖一)。

圖一 M612隨葬品位置分區圖 (比例尺為墓葬平面圖,其余器物大小僅為位置組合示意圖,下同)

M672絕大部分隨葬品出自墓主人腳端及右側“L”形壁龕內,依隨葬品擺放集組情況,大體可分為3組,1組位于壁龕正下方,由漆觚、穿孔蚌殼、陶爵、陶鬶組成;2組位于壁龕右下角,由2件彩繪陶罐、倒扣彩繪筒腹陶鬲組成;3組位于壁龕右側,由兩件小型彩繪陶罐和豬蹄骨組成。此外,木棺內隨葬品除尸骨右側擺放的原應存木長柄的玉斧和腳端骨鏃屬武器類外,其余可能皆為隨身佩戴或綴于衣物、器物之上的飾品,包括可能綴于衣服之上或鑲嵌于玉斧木質長柄之上的713片松石貼片、散落于頸部周圍的松石珠項飾、耳部附近的銅耳環和用于墓主人所穿靴子或衣物底端裝飾的226枚貝飾,禮儀性與規制性表現形式較為明顯(圖二)。

圖二 M672隨葬物品分布區劃圖

M726表現禮儀性與規制性的隨葬品擺放位置與種類組合關系與M612、M672略有不同,主要在于3個壁龕未相互連接,器物組合多依壁龕個體獨立成組。1號壁龕位于墓室底端右側,器物群由彩繪帶蓋陶罐、彩繪陶鬲、彩繪陶扣罐和漆觚組成;2號壁龕位于墓室底端左側,器物群由彩繪陶鬲、彩繪陶壺和彩繪帶蓋陶罐組成;3號壁龕位于墓室底端,體量雖小,但隨葬器物極為豐富,依隨葬品擺放集組情況可分為兩組:1組位于壁龕西部,由陶鬶、陶爵和漆觚組成;2組位于壁龕東部,由彩繪帶蓋陶鼎、彩繪陶鬲、彩繪陶鼎和漆觚組成,兩組器物之間散落有1件白石柄狀物、12件貝及200片松石片等,但因龕內器物后期被擾動,故原始位置和作用不甚明確,但從其他保存較好墓葬看見,貝和松石片應屬漆觚上的鑲嵌或貼飾之物。此外,木棺內隨葬品除尸骨右側擺放的原應存木長柄的玉斧屬武器類外,其余散落于頭骨周圍的5枚松石珠、52件貝和散落于腳部的191件貝可能皆為隨身佩戴或綴于衣物之上的飾品。該墓葬共發現漆觚3件,即存在與中原式禮器組合共出的現象、也存在與本地彩繪陶器組合共出的現象(圖三)。

圖三 M726隨葬器物區劃

M713絕大部分隨葬品出自墓主人腳端梯形壁龕內,依隨葬品擺放集組情況,大體可分為3組:1組位于壁龕左上角,由陶爵、陶鬶和穿孔蚌片組成;2組位于左下角,由陶缽、倒扣彩繪長筒形罐、彩繪小陶壺和豬蹄骨組成;3組位于壁龕右側,相比1、2組疏松,由彩繪假圈足陶罐和狗頭骨組成。木棺內除尸骨胸前擺放1件骨匕外,未見其他隨葬品。該墓葬隨葬品中不見陶鬲(圖四)。

圖四 M713與M905器物分布區劃 M713隨葬品:1.圈足陶罐 2.狗頭 3.豬蹄骨 4.穿孔蚌片 5.陶缽 6.長筒形陶罐 7.陶爵 8.陶鬶 9.小陶壺 10.骨匕 M905隨葬品:1.松石珠 2.石斧 3.小陶壺 4.豬蹄骨 5、13、16.陶鬲 6、14、15、17.陶罐 7.陶鬶 8.陶爵 9、19、20.貝 10.長筒形罐 11.玉錐形器 12.漆觚 18.陶鼎 21.漆器殘片及貼松石片

M905隨葬品多出自墓主人腳端及兩側不規則“凹”字形壁龕內,依隨葬品擺放集組情況,大體可分為4組:1組位于壁龕右側,由倒扣彩繪陶鬲、彩繪陶罐、陶鼎和3枚貝組成;2組位于壁龕正下方,由倒扣彩繪陶鬲、彩繪陶罐、漆觚和其內擺放的齒形長條玉墜、小陶罐、散落的豬蹄骨及3枚貝組成;3組位于壁龕左側下方,由彩繪筒形陶罐、陶鬶、陶爵及可能貼于漆器之上的215枚貝與松石片組成;4組位于壁龕左側上方,由倒扣小型彩繪陶鬲、彩繪陶罐、小陶壺及若干散落的豬蹄骨組成。木棺內除尸骨頭部散落2枚松石珠飾、胸前擺放1件石斧外,未見其他隨葬品(圖四)。

此外,通過墓葬出土遺物表可知,大甸子墓地M666、M677、M706、M818、M853、M867、M931等數座墓葬均存在以陶爵、陶鬶、陶盉或漆觚為組合的隨葬現象,但因原報告中尚未對墓葬詳細描述,具體組合關系難以明確,簡述如下。

M666葬具內墓主人身旁發現181片松石片、4枚松石珠、17枚貝飾、16件螺鈿,應為隨身佩戴或衣物上的飾品;身旁發現1件石斧應屬隨葬的工具;陶器多置于壁龕之內,計有2件鬲、2件平底罐、1件鬶、1件爵、1件漆觚及少許漆器殘膜和4枚貝。根據上文典型墓葬隨葬器物擺放位置推測,爵、鬶、漆觚應為一組,其他可能存在鬲扣罐或鬲、罐的組合關系。

M677葬具內墓主人頭部附近散落22枚松石珠、4枚貝,應為頭飾;頜下散落有由6枚玉珠、1枚白石珠、8枚瑪瑙珠組成的串飾,應為項飾;陶器多置于壁龕之內,可分為三組:1組位于壁龕東側,由爵、鬶、罐組成;2組位于壁龕中部,由鬲扣罐組成;3組位于壁龕西側,由2件壺和1件尊組成,其間散落少量豬蹄骨。

M706葬具內遺物僅見1件石斧;陶器多置于壁龕之內,計有2件鬲、2件平底罐、1件壺、1件鬶、1件爵、1件玉墜和1件磨石。根據典型墓葬隨葬器物擺放位置推測,爵、鬶、漆觚應為一組,其他可能存在鬲扣罐或鬲扣罐與壺的組合關系。

M818葬具內僅見14件松石珠,應為墓主人所佩飾物;陶器多置于壁龕之內,計有鬲、平底罐、鬶、爵、漆器各1件和2件壺,并見少量鑲嵌所用松石片、蚌片等。推測爵、鬶、漆器為一組合,另鬲扣罐及壺為一組。

M853葬具內僅見1件象征性別身份的石鉞、4枚松石珠和1件璧形墜等飾品;陶器多置于壁龕之內,計有彩繪鬲、盉、爵各1件,平底罐、壺、尊各2件及少量漆器殘膜、若干松石片及蚌片等。推測爵、盉與漆器為一組,鬲扣罐、尊、罐、壺為一組。

M867葬具內僅見1件陶紡輪;陶器多置于壁龕之內,計有1件彩繪鬲、2件平底罐、1件筒形罐、2件壺、2件尊和1件陶盉、1件爵、1件漆觚、1件長筒形編織器、8枚貝。依上文可見,爵、盉與漆觚組合關系明顯。

M931葬具內僅見少量松石片、貝等隨身飾品;陶器多置于壁龕之內,計有2件彩繪鬲、4件平底罐、1件盂、1件編織器和2件假圈足罐和一組鬶、爵、漆觚的組合。

M371與前述出土中原陶禮器的墓葬相比,則顯得較為特殊。葬具內隨葬品較多,除在頸部見有松石珠項飾、腿部周圍散落15件骨鏃、腹部擺放代表身份的鉛杖首外,尸骨腳部下端還殘存1件漆觚朽痕及200件左右的松石貼片,腳端散落少量蚌殼。根據墓葬平面圖和器物登記表可知,大部分隨葬品出自墓主人腳端及兩側半圓形“凹”字壁龕內,依隨葬品擺放集組情況,大體可分為5組:1組位于壁龕正下方,由漆器殘片、彎條形玉墜、圓柱形玉墜與楔形玉墜、貝等組成;2組位于壁龕右下角,由彩繪陶鬲倒扣彩繪平底罐組成,器物形制較大;3組位于壁龕左下角,由彩繪陶鬲倒扣彩繪平底罐組成;4組位于壁龕左上角,由彩繪陶鬲倒扣彩繪平底罐組成;5組位于壁龕右上角,由彩繪小陶壺和豬蹄骨組成;此外,3組和4組間散落有大量豬蹄骨。綜上所述,M371葬具內發現的漆觚與前述各墓葬不同。通過M672、M726、M905等典型墓葬可知,漆觚多與爵、鬶或盉組合置于壁龕之內且尤以正下方為主,而M371尸骨腳部下端擺放1件漆觚、壁龕正下方1組則除漆器殘片外,未見其他組合陶器,這明顯于理不合,是否存在某種特殊原因導致下葬時撤去中原文化配套禮器并從壁龕內將漆觚棄置于墓室內,僅存其他漆器殘片于壁龕內,則不可而知(圖五)。

圖五 M371器物分布組合圖 (根據墓葬平面圖和器物登記表進行的復原)

二、墓葬所見葬儀信息

因大甸子墓地發掘報告未對發掘的所有墓葬予以全部公布,已發表的材料也以中大型墓葬居多,故無法全部反映當時社會的葬儀情況,但仍可通過詳細的大型墓葬資料,對當時趨于正統的禮儀制度予以總結。

1.在墓葬填土方面。大甸子墓地中幾乎所有大中型墓葬填土均存在夯打情況,尤以M726最具代表,夯層、夯窩清晰可見,填土內見有大量紅燒土、木炭屑及燒過的碎石,可能與在墓穴內祭祀或防潮有關。

2.在壁龕方面。大甸子墓地中半數以上墓葬設有壁龕,其中,在大型墓葬中占比可高達95%。壁龕一般多位于南壁腳端,大型墓葬多延伸擴大至兩側壁,由此可見,壁龕的設置、形制、數量雖不能完全反映葬制,但大型墓葬的壁龕設置更普遍、更講究卻是不爭的事實。

3.在殉牲方面。大甸子墓地普遍存在使用豬、狗等動物進行殉牲的現象,填土內發現的殉牲動物多以豬和狗為主,豬多為除去四蹄的整只,狗則多為經肢解后殘留的頭、蹄,其中,M372填土中除殉牲有無蹄豬外,另見豬頭、狗頭各2顆,較為特殊;相比填土內殉牲,壁龕內所見殉牲則多為豬蹄,僅發現1例在壁龕內放置狗頭的現象,此外,M713、M307壁龕內殉牲1顆豬頭,M387壁龕內殉牲狗、填土內殉牲豬蹄的現象也較為特殊。

通過對墓葬登記表分析可知,大甸子墓地填土中是否存有殉牲,或殉牲的種類多少、數量大小,與墓葬等級或身份差異關系不大,只是大型墓葬殉牲更為普遍而已。從考古發掘材料推測可見,墓葬壁龕內擺放的4個豬蹄骨應與填土中除去四蹄的豬為同一個體,如M726填土內殉牲的豬與壁龕內的豬蹄,M612填土中分兩層殉牲的2只豬和壁龕內的兩堆豬蹄,M372填土內殉牲的2只豬、1顆狗頭和壁龕內發現的3堆蹄骨均印證了上述推測的可能性。

已有考古發現表明,一般農業民族的早期墓葬中多使用豬的肩胛骨、下頜骨進行殉牲,北方草原地帶畜牧經濟民族多使用馬牛羊等動物的頭骨或頭蹄進行殉牲,可見這類現象的差異與經濟形態密切相關,大甸子墓地使用豬、狗進行殉牲的現象也是其從事定居農業生活狀態的真實反映。但就殉牲位置而言,大甸子墓地中填土殉牲與壁龕內殉牲可能存在不同意義,其中,填土殉牲應為墓葬填埋過程中的祭祀活動,比如,M372和M672填土中2例用于殉牲的豬,其體內嵌有骨鏃的現象,應與祭祀前專門的獵殺有關,這與《周禮》中記載用于祭祀的動物皆提前選好,并由專人照顧直至祭祀的行為相呼應;而壁龕內的豬蹄等殉牲則應是供死者享用的食物。

4.在殉牲高度與壁龕高度方面。通過對已發表詳細墓葬介紹的墓例分析可知,殉牲高度、壁龕高度與祭祀行為存在較為密切的關系。如 M612距墓底3.3米和3米處分兩層分別殉牲有1只豬、被肢解的3只狗和1只豬、1只狗,壁龕頂部距墓底3米,底部距墓底2.4米,換言之壁龕頂部與殉牲位置高度大致相近,而站在墓底是無法將殉牲置于壁龕之內,除非借用梯子類等工具。由此可推測,壁龕內殉牲應該是在填埋尸骨至壁龕底部高度后放置的,而后封堵龕門繼續填埋,當填至壁龕頂部高度時,再以豬、狗進行祭祀性殉牲。從一些小型墓葬壁龕與葬具之間的關系可知,部分位于墓底或低于墓底的壁龕內隨葬器物應是在放置葬具之前提前擺放好的。

此外,M713距墓底1.5米填土中殉牲1只豬,但壁龕頂和底部分別距墓底2.5、1.6米,可見壁龕底部與殉牲位置高度相近,其祭祀行為應是在壁龕封堵前完成的;M677填土內殉牲距離墓底1.85米,其壁龕頂、底部距墓底2.5、1.45米,從深度上看,殉牲位于壁龕底部和頂部之間的位置,順序應與M12形似;M726填土內殉牲距墓底4.8米,而壁龕頂、底部卻距墓底3.8、3米,可見其填土祭祀行為偏后。由上可見,大甸子墓地壁龕內放置隨葬品、殉牲與填土內殉牲祭祀行為存在多種早晚關系,應與當時人類不同的殯葬禮儀有關,但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任何一例填土殉牲祭祀的高度低于壁龕底部,換言之,壁龕內的祭祀行為具有一定的優先性。

5.在紅色編織物痕跡等方面。此類現象見于M726、M672和M677等3座墓葬,其中,M726發現于殉牲高度位置并延伸至葬具高度;M672發現于墓口下1米處西壁位置并延伸至葬具高度附近;M677發現于墓口處并沿南壁延伸至葬具高度。有上述發現可見,此類紅色編織物痕跡并非平鋪,且均高于葬具埋藏深度,故推測其應為掛于葬具之上的靈幡之類的織物痕跡。

三、大甸子墓地出土玉器性質分析

大甸子墓地所出土玉器種類極為豐富但數量卻相對較少,見有璇璣形墜(M454)、鉤形器(M308)、勾云紋玉佩飾(M821)、曲面玉牌飾(M659)、璜形玉佩(M821)、玉環(M453、M1011)、玉璧(M829、M853)、斜口短筒形器(M458)、雕花玉箍形器(M833)、玉箍(M833)、蟬形玉佩(M383)、四首吊墜(M383)、璜型玉佩(M371)、瑪瑙玦、玉珠等器物形制,這些玉器皆出土于墓室葬具之內,應為隨身佩戴的發、項、手、臂、耳飾品或綴于衣物之上的裝飾品。

通過墓葬登記表分析可知,出土玉器飾品的墓葬少見陶禮器出土,墓葬級別相對不高。大甸子墓地幾乎所有玉器均出自葬具內尸骨旁,故M371、M612、M706、M726、M905等5座墓葬壁龕內隨葬玉器的現象值得關注。經統計可知,M612、M706、M726、M905壁龕內各出土1件玉器,M371壁龕內出土4件玉器,其中,除2件圓柱形器外,另外1件彎條形墜和1件楔形墜的形制與其他墓葬出土玉器差異較大(圖六)。此類隨葬于壁龕內的玉石器皆為長條形,呈圓柱狀或長方形扁體狀,目前,學界尚未對此類玉器的性質和功能開展專門性的深入分析,但隨著近年來諸多考古新發現材料的不斷刊布,為此類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

圖六 大甸子墓地出土玉錐形器

此前,已有學者通過對良渚文化墓葬和二里頭文化墓葬出土的同類器物進行綜合比較發現,此類錐形玉器的出土位置、形制具有一定的共性。良渚文化中諸如好川墓地②、小青龍墓地③等墓葬中均發現錐形玉器周邊散落數量不等的玉片、漆器殘片的現象,以中高等級墓葬尤甚。以好川墓地為例,該墓地以大中型墓葬為主,表明其自身等級較高,與大甸子墓地等級性質相似,墓地內不同等級的墓葬在隨葬品方面貧富懸殊差異極大,其中,大型墓葬隨葬品種類齊全、數量眾多、制作精良,隨葬品多以陶器為主,另有少量玉器、石器和漆器等,陶器器物形制以缽、豆、罐、簋、杯、三足盤、鬶、盉等生活用器為主,陶豆數量占隨葬陶器總數的一半以上;石器以鏃、錛、鉞和三孔石刀等為重;玉器以錐形器、玉珠、玉片等裝飾品為主,玉片皆為貼附于漆器之上的裝飾物,數量較多,尤以4座墓葬中發現的12件三重臺階狀曲面玉片最為獨特。如好川墓地M2,葬具內左側擺放一排生活用器,除1件陶尊單獨放置外,10件陶豆呈一字狀整齊排列;人骨雖未完整保存但大體可見墓主人頭部位置除隨葬1件石錛外,還放置有陶三足盤、陶鬶、玉錐形器和漆器各1件,漆器周邊散落有少量玉片,推測應為其上原有的貼飾物,器物組合關系明顯。好川墓地M4與M2相近,葬具內左下側隨葬8件陶豆呈弧線狀一字分布,尸骨頭部位置隨葬陶鬶、三喙罐和玉錐形器各1件,但未見漆器痕跡。與良渚文化墓葬相比,大甸子墓地中幾乎不見鬶、三足盤、盉等陶質三足器,這些三足器在良渚墓地中多與漆器共同置于墓主人頭部附近,具有禮器功能;其出土的石錛、石鉞等與大甸子墓地出的石斧、鉞功能相近。值得一提的是,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長短不一的圓錐狀玉錐形器,一端較尖、另一端較為圓鈍并存凸點,其圓鈍一端可能與需插入其他材質的柄中而人為故意琢磨而成有關。類似的玉錐形器與大甸子墓地M371∶31、M371∶32、M810∶2和M726∶12形制較為接近,其中,M371∶31具有明顯分節的柄部和圓形的柄首;M371∶32和M810∶2雖沒有明顯的柄部,但頂端裝飾刻紋并存穿孔,應與其需系于其他材質配件之上配套使用有關;M726∶12形制略顯簡單、質地不佳。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玉錐形器除上述幾例呈圓錐狀外,絕大部分整體形制呈扁平的長條體狀,與二里頭遺址相當于二里頭文化四期或稍晚的洛達廟類型墓葬中出土的玉柄形器更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二里頭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柄形器多與圓形陶片共存,這類共存現象不見于良渚文化墓葬,但大甸子墓地中與玉柄形器共存的穿孔蚌片可能與圓形陶片具有相似功能(圖七)。

圖七 良渚文化與大甸子墓地出土玉錐形器

圖八 西周墓葬發現玉柄形器及使用方法的推測

此外,如以玉錐形器為核心繼續追索,不難發現鄭州商城的早商墓葬中玉錐形器(原報告稱玉柄形器,后文沿用原報告稱法)多與陶爵、陶斝、漆觚(漆觚大多不存,依圓形陶片判定漆觚的存在)等共出,形成一套固定的禮器組合關系。綜上不難看出,具備禮器組合性質的器物大多獨立擺放以區別于其他生活用器,組合關系多以三足器,尤其是酒器為主,無論是良渚文化的陶盉、陶鬶、漆觚與其他造型特殊的器物,還是中原地區的陶爵、陶斝、漆觚,均表現出禮器的獨立性和特殊性。由此可以判定,大甸子墓地中的陶爵、陶鬶或陶盉、漆觚作用與之相似,應是受中原地區禮制文化影響的表現,且此類現象目前僅見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大甸子墓地的高等級墓葬之中,組成酒禮器的器物造型與本地文化差異較大,應為中原祼禮在遼西地區上層社會中的真實體現。

很多學者通過對二里頭文化至商代墓葬出土器物組合關系研究認為,玉柄形器是二里頭文化新出現的器類,常與陶爵(陶盉)、銅爵等酒器同出,其器身上的獸面紋與良渚文化玉器同類紋飾極為相似,中原地區發現的玉柄形器很有可能源于良渚文化的玉錐形器。至于這類器物的使用方法,可以從西周時期一些墓葬中看到些許端倪④。比如,洛陽北窯墓地M155∶17出土的玉柄形器可以明顯看出其應該與漆木棒組合使用,且漆木棒、漆觚上裝飾或鑲嵌綠松石的技法與好川墓地M8∶2出土鑲嵌玉片的木棍、漆觚極為相似⑤。據上可以斷定,大甸子墓地漆觚周圍所發現的大量松石片原應鑲嵌于漆觚之上,至于未見鑲嵌松石片的木棒或漆木棒,可能與保存不佳或中原禮制的地方性弱化有關。通過文獻梳理可知,上述所謂的玉錐形器或玉柄形器實為金文中所見的“瓚”,通過洛陽北窯墓地出土同類器可以看出,玉柄形器的柄部向上,器身分五節并飾花瓣紋,出土時器身四周并存部分漆木片痕,下端由7個長條形玉片等距圍繞,間距內填以4片橢圓形綠松石小片,其下置一長梯形的蚌托,蚌托中部存一圓形穿孔用以插入一根圓形玉柱,再下為鑲嵌綠松石的漆觚。有學者從古文字學角度對此類器物及與之相關的禮儀進行過深入的探討,認為作為祼玉的瓚是被置于“同(觚自銘)”中加鬯酒以灌的,而商代金文中有一銘文,作人形、手持觚形器,觚形器中放置一物,其圖形所表達的恰恰就是觚中置瓚(玉柄形器榫于木棒之上)的商周祼禮場景⑥。

四、結 語

從已有材料看,彩繪陶器應該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高等級墓葬專享的隨葬品,除在大甸子墓地較為多見外,在其他遺址中僅在高等級的大型墓葬中零星出土,即便是二道井子⑦這類區域性核心遺址,也僅在規模最大的M138壁龕內隨葬3件彩繪陶。且迄今為止,在居址區內除偶見少量彩繪陶器殘片外,尚未發現一件完整的彩繪陶器,從側面也印證了其屬于高級隨葬品的特性。

通過對大甸子墓地中隨葬彩繪陶的墓葬進行梳理發現,彩繪陶根據器物的不同放置于不同壁龕或壁龕的不同位置,明顯存在專門的分組現象,但這類器物的分組源于等級、身份還是不同親緣關系的贈禮,目前尚難判定。但就山西陶寺遺址出現的代表高等級身份禮器隨葬的彩繪陶器而言,所蘊含的意義已不言而喻。此外,夏家店下層文化以彩繪平底罐倒扣于陶鬲之上的方式作為基本組合的現象也值得學界關注,目前來看,此類組合一般為1組,多者2～3組,放置的位置、大小及所繪花紋皆不同。如果參照西周時期墓葬隨葬品器物組合、數量、類別等代表了嚴格的身份等級差異,可以推斷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彩繪陶器的組合、規格及紋飾差異應與墓主身份等級、親疏關系有關。

夏家店下層文化一般性墓葬多以仰身直肢葬為主,但大甸子墓地則較為流行側身葬且存在性別不同、面向不同,男性隨葬斧鉞、女性隨葬紡輪的性別標識,直接反映出大甸子墓地的高等級,在習俗、葬儀方面存在明顯的性別、等級和階層分化。從埋葬方式看,側身葬是一種需要人為放置的葬式之一,連同填土與殉牲的早晚關系、殉牲的埋藏深度與壁龕放置器物的先后關系、延續的絲織品跡象等都應該是葬儀流程的真實反映,對學界深入探討葬禮流程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此外,通過對大甸子墓地隨葬器物功能的劃分發現,酒器組合不僅僅是墓主人財富的象征,也是一種禮儀的表現。這種酒禮更有可能類似中原地區夏商時期的“祼禮”?！暗惗Y”這一古老的禮儀經學者考證認為,早在良渚文化時期就已存在,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傳入中原并承襲、發展、延續,并隨著早商文化的傳播及與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其影響范圍不斷擴展。夏家店下層文化作為一支比較發達的“方國”文明,與二里頭、二里崗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存在著諸多緊密聯系,而作為禮儀認同的具體表現則是接受了“祼禮”,這也成為遼西地區接受中原禮制文化、禮樂制度的重要標志。

關于“祼禮”的真實情景,我們目前只能從周禮中關于祭祀方法的描述來推測一二。周禮祭祀有肆、獻、祼、饋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食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郁鬯(祭祀用酒),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即在祭祀時的順序為先灌酒于地,然后進獻血腥,再進獻經解割煮熟的牲肉、牲血和生的牲肉,最后進獻黍稷做的飯。反觀大甸子墓地中一些葬儀跡象,應是這套規范化祭祀某些細節的體現。

總之,夏家店下層文化建筑技術與河南后岡、白營遺址具有較大的承襲性,居址中的陶器中存在較多河南龍山至二里頭文化及山東龍山—岳石文化的器物形制與因素⑧。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建筑技術、陶器組合,出現的文字,以及墓葬中展現的極為成熟的禮樂文明因素,都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在這一時期各區域文化不斷聚合、變革過程中的充分體現。

注 釋：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墓地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96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廬博物館:《浙江桐廬小青龍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1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廬博物館編著:《小青龍》,文物出版社2017年。

⑥ 張世超:《祼禮及相關問題新探》,《中國文字研究》(第十九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1—5頁。

⑦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遺址的發掘》,《考古》2010年第8期;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作坊區發掘簡報》,《草原文物》2022年第2期。

⑧ 王立新、齊曉光、夏保國:《夏家店下層文化淵源芻論》,《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