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海地區先秦時期甕棺葬淺析

劉金友 田 野

(1.大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內容提要〕 遼海地區先秦時期目前見諸報道的甕棺墓計有七處,多集中分布于沈陽一帶,少數分布于遼東半島地區。按時間順序看,這類墓葬最早見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堆積,出現原因應與黃河中下游文化向北輻射影響有關。從葬具類型上看,遼海地區先秦時期的甕棺葬具多選“鼓腹類”器物。從這類墓葬周邊其他遺跡的功能層面進行分析,遼海地區先秦時期甕棺墓的內涵應與“設祀”有關。

所謂“遼?！?本義為遼河、渤海的合稱。至遲在漢魏之際,遼海作為地理人文概念頻繁出現于古籍文獻中。據現有研究成果,這一地區所及地望范圍大體南起黃、渤海之濱,北至松遼分水嶺一帶,戰國秦漢長城沿線以南。以行政區劃看,古代的遼海地望大體包括現今內蒙古東南部與遼寧省全境①。

一、研究述略

所謂“甕棺葬”是以較大體量且具有較大開口的陶質容器作為葬具的一種埋葬方式,其中,多裝斂未成年人尸骨,少見成年人骨骸。成書于西漢時期的《禮記》中,有“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②之語,應是我國最早對這種獨特葬俗的描述與研究。

目前,發表的遼海先秦時期甕棺葬資料較少(且目前所見均系青銅時代遺存),故學界對這類遺存的研究較為薄弱。較早注意到遼海地區先秦甕棺葬遺存的學者為王巍。上馬石甕棺葬材料公布之后,王巍即借此探析遼海地區史前時期與朝鮮半島西北部古代文化的關系,此外還根據簡報所述,推斷該遺址為雙砣子二期文化遺存。此外,欒豐實、陳光、陳國慶、華玉冰、段天璟、徐昭峰等學者均對上馬石甕棺墓的年代、內涵、性質等問題進行過研究。

白云翔、徐國龍等學者也注意到遼海地區先秦時期甕棺墓視域下,中、朝、韓等國的文化關聯。在《公元前一千紀后半環黃海地區的甕棺葬及其歷史文化闡釋》一文中,白云翔對環渤海及黃海北部沿岸的早期甕棺墓遺址進行了梳理,指出遼東半島、膠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群島等地早期甕棺墓的特征,總結了各地甕棺葬遺存的差異,提出“在古代社會,隨著人群遠距離移動和人類集團之間的交往……以陶容器裝斂死者并進行埋葬的觀念和行為可以遠距離傳播”的見解?；谶@一見解,白云翔認為,包括環渤海地區或包括黃海北部沿岸地區的甕棺葬最初發生在燕文化中心區。戰漢之際,燕、趙、齊等地居民東遷促使了朝鮮半島甕棺葬發生與流行;至于日本九州一帶的甕棺葬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獨特性,但與朝鮮半島的甕棺葬俗存在交流,與中國大陸之間至少存在著間接的聯系③。徐國龍也注意到遼海地區甕棺葬的地區性差異,指出秦漢之際遼東半島地區是甕棺葬俗向外傳播的主要橋梁④,這一觀點雖與本文所及時段不甚符合,但卻為下文解析早期甕棺傳播路徑起到了啟發作用。馬小飛在《環渤海地區戰漢甕棺葬葬具研究》一文中,依據葬具特征將環渤海地區劃分為燕式、齊式、關外(遼海地區)、燕齊緩沖區4個地區,對各地葬具的傳播路徑進行了研究⑤。值得一提的是,馬小飛雖將戰漢時期甕棺墓為研究對象,但他對甕棺葬俗傳播路徑的判斷與筆者相近——燕式與齊式葬具區不斷向遼海地區輻射、擴散并產生影響。2020年,徐昭峰發表《上馬石甕棺葬類型探討》,文中對上馬石遺址甕棺葬的內涵、性質、年代等問題均做了深入解析,并認為上馬石遺存的文化來源與夏桀東征有關⑥。

此外,趙賓福(《中國東北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朱永剛(《東北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文化區系》)、張翠敏(《遼寧地區戰國至漢代甕棺葬》)、陶亮(《遼寧地區青銅時代至漢代的甕棺葬試析》)等學者均對先秦時期甕棺墓遺存進行過討論。

朝、韓、日等國學者,如林永珍、金洛中、吳東墠、李承泰、宮本一夫、石川岳彥等均較為關注遼海地區甕棺墓遺存。從目前發表的資料看,大概受限于本國及遼海地區先秦甕棺葬資料,尚未見到與遼海地區同類遺存進行比較研究的系統性成果。事實上,這些地區史前時期的葬俗葬式與遼海地區同時段遺存的情形相近——均以石構墓葬為主流傳統,甕棺墓僅做附屬。

二、分布及類型概述

甕棺墓這種葬法并不是遼海地區先秦時期的傳統葬俗,所見資料較少,相關研究成果也較為薄弱。目前見諸于報道者共有七處,以沈陽為集中分布區,阜新、朝陽、大連等地也有少量發現。此外,旅順牧羊城、尹家村,金州馬圈子、普蘭店姜屯、丹東劉家堡子、沈陽上伯官、遼陽唐戶屯、凌源安杖子等地都有疑為先秦時期甕棺墓遺存,但因相關資料過少且無準確斷代結論,故下文僅對這七處遺址略做梳理。

(一)沈陽市

沈陽市目前所見史前時期甕棺葬資料共有3個地點,分別為新樂、高臺山、順山屯遺址。此外,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大學考古學系于2017年發掘北崴遺址時也見有6座甕棺墓,但因目前資料尚未公布,故本文不做討論。

1.新樂遺址

新樂遺址位于沈陽市皇姑區黃河北大街北運河北岸黃土高臺地上。1978—1991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多次發掘,確定該遺址文化堆積可分三段,即新樂文化、偏堡文化及新樂上層文化。其中,新樂上層文化堆積內共發現房址1座、灰坑16個、灰溝7條、土坑墓10座、甕棺墓2座⑦。報告編寫者將發現的2座甕棺墓分別編號為83〇六CM1及87〇六T3M1。

83〇六CM1開口于擾土層下,平面大體呈圓角長方形(圖一,1)。甕棺由2件陶甕套合而成,其中1件腹部以上被截斷,套扣于完整陶甕的口部(圖一,2)。棺內僅有成年人的兩排牙齒。在甕棺南部有一凹坑,坑內有燒土灰燼,其內平置3塊動物骨頭。

圖一 沈陽新樂遺址

2件陶甕均為夾砂紅陶,應是泥片套接制成。83〇六CM1∶2尖唇、口沿呈橢圓形略向外侈,斜直領、束頸圓肩,肩部有對稱橋狀耳,下腹部內收,小平底,通體無紋。另1件殘缺陶甕體量相對偏小。

87〇六T3M1同樣開口于擾土層下,墓壙平面大體呈圓角長方形,葬具亦由2件陶甕套接而成,棺內未見骨骸。陶質與83〇六CM1陶甕近似(圖一,3),因未經修復,細節不明。

兩座甕棺墓葬法相近。所異者有三:其一,83〇六CM1墓葬朝向為北—南,87〇六T3M1為西—東;其二,87〇六T3M1東部較完整,陶甕下墊有甕底;其三,87〇六T3M1未見祭祀坑。

值得一提的是,新樂上層文化10座土坑墓除T0301M1因地層破壞嚴重,無法辨識墓葬開口層位外,余者均開口于第1層下,所出器物以束頸壺、雙耳壺為主(圖一,4),因目前對新樂上層文化的內涵辨識有限,故無法對這類器物進行深入解析,但這兩類器物在遼東地區其他文化遺存堆積內發現有少數相似器類,似表明當時各地文化之間的交流。

2.高臺山遺址

高臺山遺址位于沈陽市新民縣北約7.5千米處,遺址由3座相鄰小丘組成,當地人將這3座山丘自西向東分別命名為西高臺、腰高臺與東高臺⑧。其中,遺址主要分布于東高臺山南坡,墓葬則集中發現于腰高臺。1974年,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對東高臺遺址進行清理時,在上層遺存中發現一處甕棺墓,甕棺由1件紅陶壺與深腹罐套合而成,內有1具孩童殘骨。

3.順山屯遺址

順山屯遺址發現于1973年鐵嶺市文物普查時期。遺址位于沈陽市康平縣西南部一處當地俗稱“西山”的崗上,因當地耕種活動,導致遺址損壞嚴重。1977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清理房址3座,灰坑10個,墓葬10座,其中,M10為甕棺墓。

M10的葬具由1件橫耳陶鬲與1件紅陶盆套合而成(圖二),陶盆置于鬲口,內有幼兒骨骸1具,幼兒兩腿伸入鬲足,隨葬品為7枚環狀骨珠⑨。

圖二 順山屯遺址鬲棺墓葬具

(二)阜新平安堡遺址

平安堡遺址位于阜新市彰武縣興隆山鄉趙家村平安堡屯西部約500米處的一處沙土崗上。遺址早年因當地農民取土,遭到破壞嚴重,現存面積近8萬平方米。1983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等單位對該遺址進行了局部清理,發掘面積約1000平方米,發現1座葬具為雙耳罐的甕棺墓⑩。發掘者認為,該遺址文化面貌與高臺山遺址文化內涵較為相近,認為其應屬“高臺山文化”遺存。

(三)北票市西大川遺址

西大川遺址位于朝陽北票市上園鎮王道營子村西南約600米一處臺地上,遺址占地面積約2萬平方米。該遺址堆積層較厚,以夏家店下層文化堆積為主,大體可分4層,主要堆積為第2、第3層。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于1997、1998年先后對該遺址進行過發掘,揭露面積約17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2座、土坑墓2座、灰溝7條、灰坑70多個及甕棺墓1座(編號為M3)。

M3打破一處房址(F3)的門道,其墓壙近圓形,直徑約2米,葬具由1件黑色大甕和1件殘損甕相扣而成,橫置于墓底,內有1具孩童頭骨及骨片,未發現隨葬器。大甕為表面磨光的平底鼓腹甕,殘甕未見描述。發掘者根據遺址出土的器物特征推斷該墓葬為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

上述遺址多分布于遼河流域,若拋開現有行政區劃,事實上可以看出這類相對特殊的墓葬類型之間距離并不甚遙遠,其葬具雖迥然有異,但似有規律可循:其一,墓葬多緊鄰或分布于居址范圍內——似未出現獨立墓區;其二,葬具多由2件陶器套接而成;其三,沈陽新樂遺址上層遺存中甕棺葬內雖不見人骨,但從殘存的成年人牙齒和甕棺體量推斷,應屬成年人葬具,這是迄今為止,于遼海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人甕棺葬。

(四)大連市

大連市轄區范圍內發現的甕棺墓遺存,僅見兩處資料,分別是小黑石坨子遺址及上馬石遺址,其中后者資料較為翔實。與其他地區同類遺存相比,大連地區甕棺墓有兩個特點:其一,葬具多為單一器物;其二,墓葬雖距居住址較近,但似有獨立墓區。

1.小黑石坨子遺址

小黑石坨子遺址位于大連市旅順口區三澗堡鎮小黑石村西北方向一處三面臨海的小丘,發現于1980年大連地區文物普查時期。1981年,旅順博物館對該遺址保存較差的地段進行了清理,發現一處甕棺墓。

該墓葬發現于一處不規則灰坑內,以夾砂黑陶罐為主要葬具,發現時陶罐已破碎。陶罐口部向上,其上覆有小石板。罐內有1具嬰兒殘骨?；铱觾冗€出土有卷沿束頸罐、直頸鼓腹大口壺、小鋬耳杯、圈足豆等器物的殘片。簡報編寫者并未說明該灰坑開口層位,文中也并未附出土陶器的相關圖形或圖片,但據文字描述,直徑鼓腹大口壺、圈足豆等遺址的特征,表明該灰坑的年代應不早于雙砣子二期文化且不晚于雙砣子三期文化遺存,換言之,處于灰坑內的甕棺應是雙砣子二期文化或雙砣子三期文化遺存。

2.上馬石遺址

上馬石遺址位于遼寧省大連市長?？h大長山島東部的三官廟村。遺址最初發現于1974年末,遼寧省博物館、旅順博物館等單位又于1975年、1977年、1978年分別對該遺址進行了調查與發掘,共清理17座甕棺墓,其中,甕口向下者為11座,向上者6座,棺內骨骸保存較差,可辨者均系少兒或未成年骨骸。在清理過程中,出土遺物除甕棺外,主要為夾砂黑陶壺或罐(圖三),部分甕棺內還見骨管、石鏃、貝珠等。

發掘者根據甕口向上或向下的現象,推斷口部向下的甕棺放置方法為:先挖好豎式土穴,然后將砸掉底部的陶甕甕口向下倒置在豎穴內,于其內葬置尸骨后,將甕底覆蓋其上,從M5、M12甕棺內未見有甕底的現象推斷,當時人群有意識地將甕底砸掉;口部向上者,應是將裝有尸骨的陶甕甕口向上置于事先挖好的土坑內,在甕口處覆蓋石板。

上馬石遺址甕棺葬的發現曾一度引起學界關注,對其研究內容多集中討論該遺存的屬性及年代。部分學者認為,該遺存應納入雙砣子二期文化遺存,但也有學者認為,上馬石遺址代表了遼東半島地區一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遺存。近年來,徐昭峰根據遼東半島地區望海堝、單砣子、雙砣子、羊頭洼、高麗寨、岳石、于家坨頭等遺址內出土的陶器與上馬石出土器物進行過比較分析,認為上馬石遺址應是一種受雙砣子二期文化影響產生的一類土著考古學文化遺存,其生存年代偏晚于雙砣子二期文化但早于雙砣子三期文化。

上馬石甕棺葬的兩種葬式,甕口向上者,與小黑石坨子甕棺葬葬式相近,而甕口向下者卻在遼海地區其他遺址內未曾得見。

三、小 結

受限于發掘資料,目前,還無法對遼海地區先秦甕棺葬展開更為深入、全面的研究。有關各地甕棺的差異原因、使用人群、內涵性質等問題更是無從談起。下文僅就現有資料,略述筆者淺顯認識,望方家指正。

第一,從文化發生學角度說,以陶質容器作為葬具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埋葬方式。就東亞地區而言,這種葬俗最早見于黃河中上游地區的李家村、仰韶等遺址,年代距今約有7000多年。新石器時代晚期,隨著人群遷徙,這類葬俗的分布范圍逐步擴散至黃河下游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由此判斷,遼海地區先秦時期的甕棺葬應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受限于考古學材料,目前并不能觀察到遼海地區哪一地帶率先受到甕棺葬俗的影響,但從現有資料觀察,朝陽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西大川遺址,以及大連地區年代接近雙砣子二期文化的小黑石坨子遺址應是這種區域文化傳播路徑上較早節點,這意味著中原文化對遼海地區史前文化的影響并不是單線路的。

第二,遼海地區史前時期各地甕棺所用葬具均不相同,已發現的有甕、盆、壺、罐、鬲等實用器?？梢娺@些葬具不是遵循嚴格的規制專門燒制,而是隨機取用現成器物加以利用。這也說明甕棺這種葬俗傳播到本地區時,當地土著并不是全盤接受,葬具的多樣性有取其神而忘其形的意思。拋開器類差異可以看出,當時的甕棺在形制上有單器與雙器之分。其中,小黑石坨子、上馬石、平安堡遺址所見均為單器葬,余者為雙器葬。值得注意的是,遼海地區先秦時期甕棺葬具雖類型不同,但均選擇鼓腹類陶器,這與燕、齊兩地以“筒狀”器為主流葬具的習慣明顯有別。從放置方式上看,甕棺有橫置、豎置(倒置、正置)之分,如新樂上層文化中的甕棺為橫置,上馬石遺址有部分甕棺為倒置,余者皆為正置。這些現象表明了甕棺葬俗傳至遼海地區時,其內涵受土著文化影響而發生過變化;同時,這種變化間接表明遼海地區當時各地文化類型之間有較為頻繁的聯系。

第三,據趙賓福、宮本一夫等對遼東地區青銅時代陶器的分析意見,遼海地區青銅時代陶器發展狀況大體經過無耳→有耳→橫耳→鋬耳(年代越晚者,鋬耳越近器物肩部)等階段。據此,大略推斷遼海地區甕棺葬在夏家店下層文化、雙砣子二期文化時已經出現(距今約4000—3500年),正是中原與東北地區文化往來密切之時。而甕棺葬出現于遼海地區之后,其傳播方向依舊北進,雙砣子二期文化后,這種葬俗即見于上馬石遺址。此后,大體在遼東半島雙砣子三期文化時期,這種特殊葬俗在吉林地區有所發展,如吉林市泡子沿遺址、安圖縣仲坪遺址均有甕棺葬遺存(吉林地區同期或偏晚遺址中所見甕棺葬均以“鼓腹”類陶器為葬具)。

最后,據現有研究成果,遼海地區史前墓葬的本質是為部族內的共同祖先或英雄人物設祀的圣壇。新樂上層、上馬石遺址的資料表明,這些甕棺墓附近建有專門的祭祀遺跡,西大川遺址的甕棺墓更是打破房址門道,將墓葬置于石灶附近。這些情況表明,遼海地區史前時期的甕棺葬遺存依舊承襲了本地區“墓葬實為祭壇”的傳統,尤其新樂上層成人甕棺墓的發現,似乎進一步證明了這類墓葬同樣是少數社會上層人物的特殊葬身之所。

注 釋：

① 田野、陳迪:《基于遼海史源、地望與區位的考證》,《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② 王云五編,王夢鷗注譯:《禮記今注今譯》(上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69年,第68頁。

③ 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紀后半環黃海地區的甕棺葬及其歷史文化闡釋》,《甕棺葬與古代東亞文化交流研究》,科學出版社2018年,下同,第27頁。

④ 徐國龍、王曉蓮:《環渤海地區秦漢城邑與甕棺葬位置關系研究》,《甕棺葬與古代東亞文化交流研究》,第59頁。

⑤ 馬小飛:《環渤海地區戰漢甕棺葬葬具研究》,《甕棺葬與古代東亞文化交流研究》,第211頁。

⑦ 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樂遺址博物館:《新樂遺址發掘報告》(下),文物出版社2018年。

⑧ 曲瑞琦、于崇源:《沈陽新民縣高臺山遺址》,《考古》1982年第2期。

⑨ 辛占山:《康平順山屯青銅時代遺址試掘報告》,《遼海文物學刊》1988年第1期。

⑩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考古學系:《遼寧彰武平安堡遺址發掘簡報》,《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