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
——結構性權力的調節效應

范佳穎，馬艷艷

(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

0 引言

關鍵共性技術 (Key Generic Technology)是指在多個行業或領域廣泛應用，并對整個或多個產業形成瓶頸制約作用的技術，具有成本高、不確定性大、外溢性強、研發周期長等特點[1-2]。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創新主體共同參與是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的主流范式[3-5]。近年來，中國不斷遭遇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和“脫鉤”威脅，陷入“卡脖子”困境，進一步凸顯加快實現中國關鍵共性技術突破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企業主導地位的缺失加劇了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間的對接矛盾，以往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牽頭的技術攻關模式難以適應中國新時期的科技發展需要[6]，創新體系中的“死亡之谷”問題持續存在，最終導致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難達預期。因此，黨的二十大強調要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構建由企業牽頭的產學研創新聯合體。

目前，中國關鍵共性技術創新還遠未形成企業牽頭主導的局面[7-9]，具體表現為：企業在關鍵共性技術研發重大規劃和任務凝練中并未發揮“出題”作用[10]；真正由企業牽頭確定研究方向的關鍵共性技術研發項目較少；有些關鍵共性技術研發項目名義上是企業牽頭，但實際上研發方向和研究內容最終還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導。依據資源依賴理論，基于異質性資源的依賴會引致創新主體之間權力的非均衡配置，為強勢主體帶來權力優勢[11-13]。Astley等[14]認為組織的結構性權力來源于層級權威、資源掌控和網絡中心性，是產生影響的基礎。因此，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問題：在多元創新主體合作中，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能否促進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強化企業的結構性權力是否有助于企業通過主導產學研合作實現關鍵共性技術創新？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①在研究視角上，以產學研合作中多元創新主體之間的主導-從屬關系為切入點，聚焦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的主導地位，探究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影響，有助于更為全面地認識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②在研究內容上，從層級權威、資源掌控和網絡位置3個維度對企業結構性權力進行刻畫，并分析其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機制，為研究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更加完整的分析框架。③在指標衡量上，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細化到專利層面，利用專利所屬技術領域和技術重要程度識別關鍵共性技術發明專利，有助于從更加微觀的尺度上識別出企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為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優化提供更加科學合理的經驗支撐。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 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

在產學研合作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各類創新主體憑借各自的稟賦優勢在合作中發揮價值。創新主體的資源配置偏好和組織制度的賦存狀態共同決定創新主體之間創新決策權力的配置結構[15]，由此形成產學研合作的主導方和參與方。與企業參與產學研合作相比，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不僅能有效促進知識和資源向企業的流動，還能夠更加有效地發揮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研發合作中根據市場偏好不斷調整創新方向以規避可能出現的決策偏差[16]，引導產學研合作始終圍繞企業關鍵共性技術缺口進行，借此提升企業自身技術創新能力。本文從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細化考量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其中，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是指在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合作中的高?；蚩蒲性核臄盗?；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是指企業在主導產學研合作過程中與單個高?；蚩蒲性核献鞯念l率。

隨著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的拓展，企業與更多的高?；蚩蒲性核_展合作，有助于企業從外部獲取自身不具備的、更加多元化的知識資源，進而促進企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由于學研機構的研究重點可能與企業的業務重點不完全一致，多元創新主體創新目標的差異可能會模糊企業的研發目標，不利于企業專注于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因此，雙方在選擇合作項目時需要進行充分的溝通和協商，實現企業對學術研究向實際成果應用轉換的“最后一公里”接力。但是，當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的范圍過于廣泛，企業就不可避免地在多個項目的研發決策、信息協調和管理控制等方面面臨資源均衡決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可能會導致組織間出現信任危機[17]，有損于企業有效利用外部知識資源。此外，企業的搜尋成本、協調成本和知識整合成本也會隨之增加，進而對企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產生負向影響。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1a：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

隨著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的深入推進，企業與高?；蚩蒲性核葎撔轮黧w之間逐步在價值理念和管理協調等方面趨于協同一致，通過建立成熟的合作機制推動關鍵共性技術聯合創新。合作的深入推進可以增進各方對已有知識和合作目標的理解，通過穩定的合作渠道推動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但是，隨著企業與同一創新主體合作頻次的增加，企業注意力及技術軌跡的限制會分散企業對其他知識來源的關注度，導致企業創新陷入同質化封閉網絡。因此，當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深化時，知識同質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可能會超過協同合作機制強化帶來的正向影響，從而對企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產生不利影響。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1b：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

1.2 企業結構性權力的調節作用

結構性權力是一種構建結構和規則的權力。組織中的結構性權力來源于組織所擁有的層級權威、對關鍵資源的掌控力度和組織在網絡中的位置[14]。創新主體在合作關系中擁有不同的結構性權力，由此形成對相應決策事項的主導權，進而影響研發合作中的戰略決策、資源投入、利益分配與合作關系存續等事宜。因此，本文將從層級權威、網絡位置和資源掌控3種結構性權力源泉出發，考察企業結構性權力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關系的影響。

(1)企業層級權威的調節機制。在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的過程中，具有層級權威的企業能夠在開放式創新中掌握創新決策權，為關鍵共性技術創新配置最優資源組合，提升研發合作效率。擁有層級權威的企業能夠基于一定的市場地位，以市場需求牽引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在此過程中，主導企業扮演著組織引領者的角色，不僅能促進企業主動探索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的發展方向，還能引領技術標準形成[18]，強化企業在技術與經濟競爭中的強勢地位，提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隨著企業層級權威增強，企業在廣泛的產學研合作中發揮技術架構優勢，擴大技術優先選擇的輻射范圍，提高企業擴大合作廣度帶來的邊際收益，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帶來的負向影響。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2a：企業擁有層級權威能夠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

由于企業與學研機構的組織類型不同，存在管理體制和創新目標等方面的差異，創新主體的聯合研究協同度成為影響企業共性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19]。企業擁有的層級權威越高，越有助于企業在主導產學研合作過程中構建一套適應于自身特點與規律的合作框架與相互包容、利益共享的運行機制。明確的領導權關系能有效制約產學研合作中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企業的溝通協調成本，凝聚產學研合作中各參與方的合作共識。企業擁有的層級權威較弱時，企業與學研機構建立協同合作機制的邊際成本較高，會削弱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而隨著企業層級權威增強，企業構建并維護協同合作機制的平均成本逐漸下降，企業層級權威會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深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2b：企業擁有層級權威能夠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深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

(2)企業網絡位置的調節機制。在創新網絡中，企業可以憑借網絡位置構建獲取、控制并影響信息的結構性權力。網絡中心位置有助于企業利用位置優勢橋接多個創新主體，及時了解和應用其他創新主體的創新成果，持續進行市場需求觀察分析、技術系統深入理解和技術發展動態跟蹤，即時把握行業技術工藝、裝備水平的創新進展和產品需求趨勢，準確研判技術研發方向并提出有價值的創新問題。在高網絡位置中心度的加成下，處于網絡的中心節點可以提高企業在網絡中的可見性和聲譽，吸引其他參與者的合作和支持，降低企業尋找合作伙伴的搜尋成本，減輕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產生的不利影響。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3a：企業占據網絡中心位置能夠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

占據中心位置的企業能夠基于網絡位置優勢，發揮其對信息的控制和影響能力，進而對自身及外部組織的創新活動產生影響。企業通過網絡觸手接觸多個具備異質性知識的創新主體，一方面有助于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保持信息優勢，通過替代性資源的掌控降低其對特定技術或資源的非對稱依賴，促進外部異質性知識與內部資源的整合；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業利用多樣性的合作保持組織內部核心知識與外圍互補知識的異質性[20]，降低組織路徑依賴風險，緩解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深化導致的知識同質化問題。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3b：企業占據網絡中心位置能夠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深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

(3)企業資源掌控的調節機制。在研發合作中，企業掌握關鍵創新資源可提高合作創新的效率和質量。當企業擁有的關鍵創新資源不足時，企業與學研機構合作能幫助企業快速填補知識空白，但在此過程中企業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會削弱企業主導地位。當企業自身擁有的關鍵創新資源不斷增加時，企業能夠憑借資源掌控帶來的結構性權力更好地掌控創新過程和創新成果，在開放式創新中吸引更多合作伙伴[21]，利用多種異質性資源實施更有效的創新戰略。同時，知識基礎的積累使企業對外部知識的理解和吸收能力隨之提升[22]，有助于企業吸收學研機構互補性的創新資源，更好地發揮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對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4a：企業掌握關鍵創新資源能夠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

在企業主導產學研深度合作的過程中，企業掌握關鍵創新資源可以提高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的議價能力，實現對企業更加有利的資源配置和知識共享?；趯﹃P鍵創新資源的掌握，企業能夠為技術研發提供更具競爭力的技術支持，更好地指導研究方向和技術路線，發揮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出題人”和“閱卷人”作用。此外，掌握關鍵創新資源有助于企業自證“搭便車”嫌疑，通過知識嵌入與學研機構建立信任機制[23]，推動組織構建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借助高強度的異質性知識合作與共享提升企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能力[24]。由此，本文提出假設H4b：企業掌握關鍵創新資源能夠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深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

2 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度

2.1 數據來源

本文將中國裝備制造行業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該行業能夠為研究提供合適的研究情境。一方面，裝備制造業對企業研發強度要求較高，行業創新知識較為密集；另一方面，裝備制造業是制造業的脊梁，其研發創新能力決定整個產業的產出基礎。本文以2011—2020年滬深A股主板裝備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智慧芽專利數據庫對企業專利信息進行匹配，刪去觀測期內不存在產學研合作專利的企業樣本與觀測期內成立時間不足3年的企業樣本，最終獲得樣本企業397家，企業財務數據及其他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

2.2 變量測度

(1)被解釋變量。本文被解釋變量為裝備制造企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采用企業當年獲批的關鍵共性技術專利數 (KGT)衡量。借鑒Helpman等[25]的研究，將關鍵共性技術定義為能夠被多個生產部門廣泛使用且能對產業產生深遠影響的核心技術，采用專利所屬技術領域和簡單專利同族數對關鍵共性技術進行識別。專利所屬技術領域越多，表明技術應用范圍越廣，專利家族越大，表明該技術在全球區域的布局越廣，企業花費較高成本進行多地區多類型專利布局的技術往往與企業核心技術相關。當專利同時屬于兩個及以上IPC知識領域分類并擁有兩個及以上簡單同族專利，本文即將該專利識別為關鍵共性技術。

(2)解釋變量。本文使用企業與學研機構聯合申請專利的申請人排名衡量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的地位。參照賀超城等[26]和沈映春等[27]的研究方法，當企業在專利申請人中排名第一時，認為企業在該次產學研合作中作出較大貢獻，是產學研合作的主導方。例如，專利第一申請人作為牽頭單位，往往需要根據研究的需求組建技術研發所需的研究團隊，在主要研究方向選擇、不同團隊之間的科研協作、經費的籌集與分配使用等問題上做出必不可少的貢獻，主導科研進程的推進。進一步地，本文從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細化考量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情況，采用企業在主導產學研合作過程中接觸學研機構的數量衡量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 (Broad)，采用企業在主導產學研合作過程中與單個學研機構聯合申請專利的平均次數衡量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 (Deep)。

(3)調節變量。本文重點考察企業層級權威 (HA)、企業網絡位置中心性 (NC)和企業創新資源掌控 (RC)的調節作用。其中，企業層級權威采用企業市場勢力衡量，參照葉云龍等[28]的方法，用單個企業勒納指數與以銷售額加權的行業平均勒納指數之差計算企業市場勢力；企業網絡位置中心性采用企業在創新網絡中的中心度進行衡量，運用Pajek軟件對企業專利合作網絡進行處理得到；企業創新資源掌控采用企業已有發明專利數量進行衡量。

(4)控制變量。企業規模 (Size)采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衡量；企業研發投入 (Input)采用企業當年研發投入金額自然對數衡量；企業產權性質 (SOE)，當企業為國有產權時賦值為1，其他產權性質賦值為0。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結果

本文運用多維固定效應模型估計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直接影響，基準回歸結果見表1。模型1僅包含控制變量，估計結果表明，企業研發投入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企業規模越大，其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越好；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國有企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較非國有企業表現較差。表1中模型2a、2b檢驗了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關系。估計結果表明，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之間均存在倒U形關系，模型結果在Lind等提出的曲線U形檢驗[29]下顯著成立。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圖1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關系進行了刻畫，可以看出隨著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或深度的提高，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先上升后下降，假設H1a、H1b成立。這意味著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均存在一個合理區間。

圖1 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 (BROAD)、深度 (DEEP)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 (KGT)的關系

3.2 調節機制檢驗

(1)企業層級權威的機制檢驗。表2中模型4a、4b和模型5a、5b將企業層級權威的代理變量加入基準回歸模型，研究企業層級權威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從估計結果看，調節變量與解釋變量交乘項系數均顯著，表明調節效應成立。借鑒Haans等[30]的研究方法，以一個標準差為單位對調節變量的影響進行圖像化展示。

表2 企業層級權威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

圖2所示為企業層級權威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可見，隨著企業層級權威的逐漸增強，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將逐漸從倒U形翻轉為正U形，曲線翻轉點為HA=0.28，同時正U形曲線拐點低于零值。這表明在高層級權威下，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的提高將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企業憑借層級權威構建的技術牽引優勢能夠削弱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帶來的負向影響，當企業層級權威帶來的優勢足夠明顯時，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將被解除，假設H2a成立。

圖2 企業層級權威對BROAD與KGT關系的調節效應

圖3所示為企業層級權威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較高的企業層級權威使得倒U形曲線變得平緩，且當企業層級權威較高 (HA>0.50)時，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倒U形關系也翻轉為正U形關系，表明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深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負向影響也將隨著企業層級權威的增加被削弱，假設H2b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廣度和深度較低時，高層級權威企業產生的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反而不如層級權威較低的企業。上述結果表明，企業借助層級權威構建的結構性權力只有在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和深度較高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積極作用。

圖3 企業層級權威對DEEP與KGT關系的調節效應

(2)企業網絡位置的機制檢驗。表3中模型6a、6b和模型7a、7b將企業網絡位置代理變量加入基準回歸模型，研究企業網絡位置中心性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估計結果顯示調節效應成立。圖4表明，隨著企業網絡位置中心度的提高，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和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倒U形影響逐漸趨于平緩。當企業網絡位置中心度超過臨界點 (NC>1.91)時，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倒U形曲線翻轉為正U形，且正U形曲線轉折點在取值范圍左側，表明高網絡中心度情形下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呈正向促進作用。圖5表明，當企業網絡位置中心度超過臨界點 (NC>2.67)時，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倒U形曲線翻轉為正U形，且正U形曲線轉折點也在取值范圍左側，表明高網絡中心度情形下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也將呈正向促進作用。上述結果表明，高網絡位置中心度能夠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或過度深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正向影響的區間限制，假設H3a與假設H3b成立。同樣，在合作廣度和深度較低時，占據網絡中心位置的企業產生的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反而不如網絡位置中心度較低的企業。上述結果表明，企業通過占據網絡中心位置構建的結構性權力只有在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和深度較高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積極作用。

圖4 企業網絡位置對BROAD與KGT關系的調節效應

圖5 企業網絡位置對DEEP與KGT關系的調節效應

表3 企業網絡位置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

(3)企業資源掌控的機制檢驗。表4中模型8a、8b和模型9a、9b將企業資源掌控代理變量加入基準回歸模型，研究企業掌握創新資源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估計結果顯示調節效應成立。

表4 企業資源掌控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

圖6所示為企業資源掌控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關系的調節作用，當企業關鍵創新資源不足時，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呈正U形關系，同時正U形曲線拐點位于取值區間左側，使得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關系在弱資源掌控下呈正向促進作用。隨著企業創新資源的增加，正U形曲線逐漸趨于平緩，直至翻轉為倒U形 (NC>5.81)，說明企業掌握關鍵創新資源會強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假設H4a不成立?？赡艿慕忉屖?，隨著企業自身擁有的關鍵創新資源不斷增加，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會增加企業知識外溢的風險，關鍵共性技術的基礎性、通用性特征更加強化了這種知識泄露風險。同時，企業關鍵創新資源作為核心資產，企業“懷璧”可能會引致一定程度的“搭便車”問題。在關鍵共性技術合作研發中，資源掌控多的企業為保護核心資源、防范技術外溢損失而進行的知識隔離必然會強化其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的區間限制。但在較低合作廣度下，掌握較多關鍵創新資源的企業通過主導產學研合作獲得的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提升仍然高于弱資源掌控的企業。

圖6 企業資源掌控對BROAD與KGT關系的調節效應

圖7所示為企業資源掌控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關系的調節作用。當企業關鍵創新資源不足時，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具有正U形影響。在合作初期，企業能夠通過產學研合作快速獲得知識轉移，但較低程度的合作深度提升難以在企業和學研機構間建立深度信任機制，重復的相似知識合作會降低產學研合作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提升作用，隨著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的深入開展，企業從中獲得的高強度的知識轉移能夠更加強勁地發揮其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當企業對關鍵創新資源的掌控增強時，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將從正U形翻轉為倒U形，說明企業掌握關鍵創新資源會強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約束，假設H4b不成立。盡管深度合作為強資源掌控企業帶來的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提升依舊強于弱資源掌控的企業，但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研發發揮正向影響的作用區間隨企業關鍵創新資源的增加而逐漸收窄?？赡艿慕忉屖?，當企業掌控更多的關鍵創新資源時，企業已有的創新知識作為一種沉沒成本，疊加企業與學研機構過度深入的合作鎖定，會增加企業的路徑依賴風險，束縛其獨特創新思想的孕育和實踐，制約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使得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深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產生不利影響。

圖7 企業資源掌控對DEEP與KGT關系的調節效應

3.3 內生性處理與穩健性檢驗

(1)工具變量回歸。本文借鑒Fisman等[31]的研究方法，構建與該企業同省份同行業的全部上市企業主產學研合作次數、廣度與深度的均值作為企業自變量的工具變量，對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加以處理。一方面，企業產學研合作行為受地區及行業趨勢影響，因此選取該變量作為企業產學研合作行為的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要求；另一方面，不同區域或行業的產學研合作行為并不會直接影響到單個企業的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要求。表5中模型10a和10b報告了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主要結論在考慮內生性問題之后仍具有可靠性。

表5 內生性處理與穩健性檢驗

(2)替換被解釋變量。本文更換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代理變量，對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采用專利的INPADOC擴展專利族數量和IPC領域數量對關鍵共性技術專利進行重新統計，借助INPADOC擴展專利族更廣泛地衡量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 (KGT’)。替換被解釋變量后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分別見表5中模型11a和11b，得到的主要結論同樣與原模型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圍繞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如何影響關鍵共性技術創新這一問題，考察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和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并基于企業結構性權力的來源，從企業層級權威、網絡中心性和資源掌控3個維度，進一步探索其對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表明，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和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均具有倒U形影響；進一步考察企業結構性權力的調節作用，發現企業層級權威和網絡位置中心度能夠弱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過度廣化和過度深化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負向影響，但企業資源掌控會強化企業主導產學研合作廣度和深度對關鍵共性技術的倒U形影響。

本文研究結論可為強化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以及促進裝備制造業企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提供參考。首先，企業應當積極參與產學研合作并主動尋求在合作中的主導地位以提升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績效。企業在通過工業互聯網、創新聯盟等平臺廣泛尋求產學研創新優勢互補時，既要適當限制合作廣度以避免過高的搜尋成本、協調成本和知識整合成本為創新績效帶來的負向影響，也要適當控制合作深度以避免陷入同質化創新陷阱。其次，擁有較高層級權威和較高網絡中心度的企業應借助自身結構性權力，發揮大型企業的研發創新帶動作用，積極主導開展廣泛而深入的產學研合作，在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創新生態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最后，創新資源較少的企業應當主動接入科技企業孵化器、科技產業園區等平臺，拓展與學研機構的連接，并積極引導產學研合作解決自身“卡脖子”難題，擁有較多創新資源積累的企業在主導產學研合作時，應當更加謹慎地選擇合作伙伴，預防廣泛合作帶來的知識外泄風險和深度合作伴隨的知識同質化鎖定風險，防止過度合作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產生負向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