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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邏輯與實現路徑

2024-03-02 16:16陸宇正湯霓
教育與職業(下) 2024年2期
關鍵詞:整體性治理實踐邏輯高質量發展

陸宇正 湯霓

編者按:為進一步發揮我刊資政、引領、傳播的學術平臺效應,積極促進學術觀點交流和思想碰撞,推動職業教育學科建設和事業發展,《教育與職業》雜志社2023年舉辦了以“助力中國式職業教育現代化,加快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為主題的征文活動。衷心感謝全國各相關機構(單位)職業教育研究者的積極參與!現征文活動已結束(獲獎名單已刊發本刊微信公眾號)。本刊將分期擇優刊登部分獲獎論文,以饗讀者。

[摘要]新型舉國體制有其內涵與特性,能夠傳承傳統舉國體制的精髓,彰顯整體性治理的突出特征,促使我國職業教育從功利化導向教育轉變為以人為本的教育,使資源配置從計劃為主轉向市場主導,將教育主體由政府、院校等單一主體擴展為多元主體力量,助推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并聚焦職業教育的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在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方面,新型舉國體制有助于激發資本與資源的凝聚活性,有益于促進職業教育的協調發展,有利于推動職業教育的多維發展。在實踐邏輯上,表現為新型舉國體制引導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職業教育的社會邏輯,推動教育鏈、人才鏈深度融入產業鏈的經濟邏輯以及破解職業院校高質量建設癥結的教育邏輯。以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要在戰略理念、實踐價值、重點項目與體制機制等方面加以突破。

[關鍵詞]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新型舉國體制;實踐邏輯;整體性治理

[作者簡介]陸宇正(1994- ),男,江蘇無錫人,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在讀博士。(天津 300354)湯霓(1987- ),女,湖南株洲人,教育部職業教育發展中心,副研究員,博士。(北京 100029)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重點,也是助力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命題。然而,職業教育治理體系不完備、治理能力不充分仍是制約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癥結[1]。完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需要在重點領域、難點問題上加以突破。新型舉國體制具有“高效協同、全面覆蓋、多元智慧”的獨特優勢,有助于在社會治理領域研究中發揮關鍵作用[2]。要在短時間、強任務要求下高效實現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需要總結新型舉國體制的學理與實踐經驗,實現多元主體與多維治理保障下的職業教育治理體制改革。在新發展格局下,新型舉國體制被賦予時代內涵與全新意義,需要完成從傳統理念到新型理念的體系重構,通過“動員激活常規”機制來發揮作用[3]。為此,本文將探索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意義、實踐邏輯與實現路徑,為推進我國教育強國建設提供理論參考。

一、新型舉國體制的科學內涵及其在職業教育中的表征

新型舉國體制具有科學內涵且外延豐富,它強調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統籌各項資源,并注重科學決策和科學管理。在此背景下,必須厘清新型舉國體制的科學內涵與特性表征,為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新思路與路徑。

(一)新型舉國體制的內涵

舉國體制的概念緣起20世紀50年代的競技體育事業,主要服務并運用于奧運戰略。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集中力量建設經濟,舉國體制開始成為我國的制度優勢。在發展過程中,新型舉國體制始終堅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良性互動,強調政府與市場功能的有機統一。傳統舉國體制以完成國家戰略目標為導向,是舉全國人力、物力與財力,用以完成特定任務、實現特定目標的一種特有體制[4]。在教育事業發展的新階段,傳統管理模式暴露出明顯問題,如社會力量參與教育的力度小、信息傳遞不暢、創新激勵制度不足等。進入新時代,舉國體制主動適應新一輪技術革命、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時代特征,形成了新型舉國體制。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谏鲜鏊伎?,本研究認為,教育領域的新型舉國體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下,以服務國家重大任務、實現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培育高素質現代人才為目標,以系統觀念為基礎,整合政府或教育部門、各級各類學校、行業企業、科研院所、其他社會成員等利益相關者的力量,實現各類資源要素的動員、利用與協調。新型舉國體制重點關注人民群眾擇校選校、課業負擔過重、全面發展需求等重要教育訴求,形成“現代化”“市場化”“體系化”“全球化”的教育治理體系[5]。新型舉國體制是舉國體制的“升級版”,在主體身份定位、資源配置機制、教育發展取向以及主體之間的關系上均有創新。它更強調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以及教育部門的科學統籌,更關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重視統籌國家、地方、學校、企業、科研院所等的作用,更著力破除阻礙高質量教育生態系統構建的制度藩籬。

(二)新型舉國體制在職業教育中的表征

1.傳承傳統舉國體制精髓,彰顯整體性治理的突出特征。在教育治理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處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舉國體制成為教育改革的顯著優勢,表現出巨大優越性,推進全民朝著教育強國建設目標奮進。1997年,英國學者??怂梗≒erri Six)率先從理論意義上提出“整體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的概念,強調跨機構合作、協調與整合,主張構建高效的整體政府運行網絡。整體性治理主要致力于發揮組織間的協調效能,整合并積極回應用戶需求,構建彼此認同且指向公共利益實現的行動框架。作為理論范式,整體性治理對我國而言屬于“舶來品”,但其圍繞政府治理所建構的思維與治理方式具有普遍意涵,契合當前我國職業教育治理現狀。為此,在設計與實踐新型舉國體制時,應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治理體系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其引領、監督、促進、動員等作用。

2.從功利化導向教育轉變為以人為本的教育。傳統舉國體制在提出與建立時,更多要求相關事業服務國家需要,重視“為國爭光”的使命,在一段時間內極大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舉國體制表現出更強的歷史延續性與創新性,繼而轉化為新型舉國體制。有學者指出,新型舉國體制的“新”表現為資源配置方式從以行政為主轉向以市場為主,產出成果從產品導向轉向商品導向,目標從任務導向轉向任務與效益并重[6]。聚焦教育領域,新型舉國體制更加強調發展“以人民為中心”和“讓人民滿意”的教育,關注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教育、優質教育、高質量教育的需求。落實到行動上,需要錨定全社會共建共享的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格局,面向“全人”“全領域”“全生命周期”“全生產過程”,構建更高品質的職業教育公共服務體系與服務系統,助力教育強國建設。

3.使資源配置從計劃為主轉向市場主導。新型舉國體制促使資源配置方式由計劃主導模式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轉變,同時充分發揮市場環境下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有機結合的優勢。具體原因在于,我國重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新型舉國體制,重視教育發展規律、包容吸納社會力量參與教育事業,促使現代化市場體系下統籌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雙目標要求[7]。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要求政府發揮作為謀劃者、監管者、服務者的作用,促進多元主體參與和維護市場穩定運行。而在資源配置內容方面,政策實施目標和支持對象等具體內容發生轉向,由主要聚焦人、財、物等硬性資源轉向文化、精神等多元素融入的軟性資源。

4.從政府、院校等單一主體擴展為多元主體。傳統舉國體制關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則更注重多元主體協同關系。一方面,新型舉國體制更注重吸納多元主體的力量。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對內要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對外要助力經濟社會建設,為此,需要政府、職業院校、行業、企業等多元主體形成合力,攻堅克難。另一方面,需要協調多元主體之間的關系。目前,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需要完成從“后發”到“超前”的超越式發展,但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意愿不足,對此,亟須新型舉國體制調動各類主體,激勵多元主體有效發揮力量。具體實踐中,可以利用杠桿機制協調職業教育資源配置,解決項目立項、決策、運行、激勵與分配等教育發展微觀層面的問題,激發主體的參與活力與主觀能動性。

5.助推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全國統一勞動力要素市場作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而立足國內現實發展,對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進行系統變革,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這需要新型舉國體制發揮整體謀劃的制度優勢。同時,我國社會各項事業進入數字化轉型階段,在科技革命與數字技術融入的影響下,職業教育更應推進科教融匯以及人才培養的數字化轉型,借助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拓展教育鏈與產業鏈的融合,健全人力資本供應鏈,提升職業教育社會服務價值鏈。聚焦國際,技能人才流通與遷移過程遭遇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等浪潮沖擊,我國技能人才在全球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迫切需要培養更高端的技術技能人才,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加快構建和持續優化。

6.聚焦職業教育的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傳統舉國體制的運行重點依靠中央政府力量來進行職業教育資源調配,對市場規律的重視不足。新型舉國體制的核心則在于將社會事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活力結合起來,因此更加重視職業教育在市場引導下的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新型舉國體制在事關市場痛點與人民需求的人才培養、高品質教學、職業技能培訓等項目中發揮了更大作用。個體的全面發展與成長成才關乎人的幸福、社會穩定。充分提升教學與人才培養質量,既是優化個體職業能力與職業素養的主渠道和強引擎,也是提高我國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效率與質量,讓更多青年步入“習技成長、技能報國”之路的堅實保障,將有效促進我國產業轉型升級與國民經濟發展。

二、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意義

新型舉國體制能夠提供更多的資源與支持,有效促進多元主體參與并推動職業教育全方位、多維度發展。借助新型舉國體制,職業教育將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一)新型舉國體制效能顯著,有助于激發資本與資源的調配活力

加快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需要充分發揮舉國體制功效,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堅持服務個體全面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構建“以人為本、能力為重、質量為要、守正創新”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升人民對教育的滿意度。同時,可以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完備性與全民激勵性,借助激勵機制與手段,調動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相關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形成多主體合力,優化大國工匠與高技能人才培養體系,深化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資源配置方式上,新型舉國體制強調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需要統整多元主體資源,充分發揮市場在職業教育事業發展中的資源配置作用。換言之,由于職業教育是準公共服務產品,學生及其家長都有價值追求,因此,我國以人民接受優質職業教育的需求為導向,對職業教育分層、分級、分類、分型定位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從教育資源中尋求適配的運行要素,發揮宏觀調控、中觀統合、微觀協助等職能,增強職業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識和能力。整體上看,新型舉國體制能夠廣泛動員各方力量,充分激發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源的調配活力。

(二)新型舉國體制主體多元,有益于促進職業教育的協調發展

新型舉國體制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它通過形成強大高效的整合力、動員力、汲取力、濡化力、管控力、攻堅力、謀劃力、統領力等力量體系來治國理政[8]。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存在優質企業的參與度不高、師資結構不合理、教學資源來源單一、學生頂崗實習與學位授予的制度不到位等現實問題。同時,職業院校在人才培養、社會服務、技術創新、內部治理等方面面臨困境。從宏觀上審視,我國產業存在生產工藝改革后勁不足與科技支撐缺乏并存、市場需求升級與人力資本供給滯后并存、崗位要求攀升與人才職業素養扁平化并存等顯著矛盾,甚至引發社會民眾產生職業教育“低人一等”的論調。職業教育的定位具有特殊性,決定了其高質量發展需要政府、院校、行業企業等多元主體的深度參與。新型舉國體制便是契合這一要求的新策,它有益于實現資源要素的動員、利用和協調,具有上下聯動系統性、左右協同整體性、任務間協同性和結果質效穿透性等特點[9]。職業教育事業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在政府與教育部門的主導下,統籌多元主體協調參與,著力形成現代職業教育治理格局,突破不同組織與部門之間割裂的局面。為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等問題,需要形成一體化、協調化、整體化的現代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借助新型舉國體制的主體多元性來確保職業教育的協調發展。

(三)新型舉國體制保障有力,有利于推動職業教育的穩步發展

以農耕文明為代表的中華文明雖未明確提出舉國體制概念,但不論是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思想觀念還是古代國家建構的實踐,都集中體現出舉國體制的特質,構成舉國體制理念雛形[10]。依據職業教育發展的歷史沿革與現實情況,職業教育的發展進程實質上是一個穩步發展的過程,需要新型舉國體制集中全社會力量來保障成果。第一,新型舉國體制提供頂層設計保障,推進職業教育事業創新發展。步入新時代,我國職業教育改革正逐漸呈現上下協同、創新進階的發展態勢,如部省共建職業教育高地、技能型社會建設等持續推進,彰顯改革創新思維、“全國一盤棋”的制度優勢和強有力的組織動員能力等。第二,它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器”。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在國際教育中的體量和增幅均體現出強勁的后發優勢[11],統一規范的職業教育制度尚在形成之中。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正向政府統籌管理、社會多元辦學格局轉變,需要“善治”與“良法”的制度保障。第三,它在物質保障上關照職業教育的現實訴求。在新型舉國體制支持下,職業教育能夠借助教學設施、教學資源等,提高辦學與人才培養質量,從而滿足服務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以及促進全民技能普及等多元需求。

三、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邏輯

在助力教育強國、人才強國、科技強國的時代背景下,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在不同領域、不同維度呈現差異。需要說明的是,新型舉國體制并不適合職業教育的所有領域,對此,應避免新型舉國體制的泛化實踐與運用,聚焦解決職業教育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

(一)社會邏輯:引導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職業教育

多元主體是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參與者,他們為積累豐富的技能型人力資本提供支撐力量。當前,我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中存在多元主體參與意識不足、人才職業素養不高、質量保障體系不完善等現實問題,可總結為職教高質量發展基礎不足、培育環節缺失、支撐結構松散、監督體系不完善等。針對事關我國現代教育體系基礎的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事業,應著力開展社會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的新型舉國體制模式。有學者指出,支持社會力量廣泛、平等參與職業教育,面向產業和區域發展需求,優化職業教育資源布局,進一步豐富職業教育資源、釋放市場活力、增強職業教育的適應性,形成資源共享、責任共擔、合作發展的中國特色職業教育辦學模式[12]。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這是新時代職業教育面對各項挑戰的路徑擘畫。在社會邏輯上,多元主體參與是社會治理制度在職業教育領域的試驗與實踐:一方面,多元主體參與有利于形成社會重視職業教育的理念共識。多元主體參與促使更多社會成員了解職業教育的發展現狀與優勢,讓媒體機構通過政策解讀、傳播宣傳、輿論引導等手段對人民的認知產生正向影響,不斷強化各自參與或接受職業教育的主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體參與有助于形成政府、職業院校、行業企業多位一體的融合結構,促進辦學與育人資源集聚。當前,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共同體尚未完全形成,多主體之間的協同機制尚未建立,還需充分動員社會力量形成協同共生發展的新格局。另外,運用行政化手段有助于引導并優化各主體職能,著重突出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二)經濟邏輯:推動教育鏈、人才鏈深度融入產業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轉型進入關鍵時期,但我國產業鏈中長期存在人力資本供給不足的問題,很多高端產品、高新科技與生產工藝被國外企業壟斷。整體上,我國產業多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需要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加入。我國產業尤其是智能制造產業、信息技術產業等應加快推進技能型人力資本供給,實現教育鏈、人才鏈深度融入產業鏈的突破性進展。通過培育高技能人才帶動產業鏈轉型與價值鏈升級,具體實踐邏輯如下:第一,增強職業教育中科技元素的投入力度,優化服務產業生產工藝。我國亟須加大技術技能人才的科技創新與實踐創新能力,提高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生產實力。第二,加強面向數字經濟的考察。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產業、行業、企業的數字化進程倒逼職業教育開展數字化變革,引發學界對“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的省思。因此,應加強職業教育賦能數字經濟發展的理論與應用研究,深化相應領域的數字化人力資本嵌入,形成推動產業升級的變革力量。第三,著力加強賦能型人才培養。賦能型技術技能人才是指具備先進的生產知識與技能并能將其應用于實際業務場景、為企業創造實際價值并提升行業企業生產效率的新型技術技能人才。

(三)教育邏輯:破解職業院校高質量建設的現實癥結

面對國內外環境變化,我國需要充分聚集多元主體力量優勢,形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具體而言,政府要主動承擔職業院校發展的總體方向布局、專業設置布點、育人政策謀劃、弱項兜底、資金扶持等統籌工作;行業協會要對各類專業建設事業承擔布點安排、框架搭建、資源配齊、專業指導等職責;企業要承擔校企合作項目的人才培養與技能培訓工作,積極參與職業院校深度融合,探索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運行機制;職業院校要承擔黏合、整合、融合各主體資源與利益的職責,引導積極的職業教育辦學行為;普通高校、科研院所等則要承擔如理論研究、實習實訓設施研發等任務,提高職業教育的科學化程度。在該模式中,各類主體既有各自的工作重心又在相互聯動中形成協同關系,共同作用于職業教育發展,在職業院校改革事業牽引下攻克難題,在實踐中形成以下典型制度安排。第一,完善職普融通制度。依托國家資歷框架與學分銀行制度,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辦學主體共同破除職業院校學生的學習成果認證問題,完善職業院校的人才培養、教學改革、師資隊伍建設等保障政策,促成職業資格、學歷、職業技能等級、學習成果之間的互認與儲存,形成制度合理、互認融通、選擇多元的職普融通新局面。第二,健全產教融合制度。諸如產教聯合體、行業共同體、產教聯盟、產業學院等大中型職業教育的組織形式涉及范圍廣、組建周期長、影響力大,為多元主體協助職業院校改革提供了堅實基礎、制度保障與各類資源。第三,建立科教融匯制度。充分發揮職業院校的作用,圍繞科技元素融入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途徑與手段,發動多主體力量,針對職業院校教學內容與科技發展不匹配、實踐教學水平不高、師資力量不足等現實困境展開突破,為職業院校改革創新提供強力支撐。

四、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有其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所涉及的關照對象、突破重點、服務范圍等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在實現路徑上也有所差別,需要進一步厘清與重點分析。

(一)推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理念與踐行基礎

黨的領導和政府引領有助于加固戰略理念,基于現實需求確定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路向。為增強戰略理念,可從以下方面推進:第一,促使各類主體了解與認同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對于職業院校管理層而言,應建立暢通互聯的溝通機制,使各組織或部門形成網絡化協調系統。同時,還應針對各主體的需求建立行政教之間、校企之間、校校之間的跨層跨界互聯機制與合作機制,確保職業院校吸引更多社會力量投身職業教育事業。第二,借助制度和契約鞏固主體參與職業教育的戰略理念??梢酝ㄟ^制定顯性制度與隱性契約來明晰政府、職業院校、行業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參與職業教育的責、權、利關系,并設置相應的激勵與吸引機制,強化不同主體參與的積極性。第三,構建多中心的職業教育治理模式。奧斯特羅姆(Vincent A.Ostrom)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它在提高決策合理性與有效性、降低策略成本與信息成本、克服“搭便車”行為等方面具有優勢[13]。由于職業教育辦學主體、參與主體與服務主體眾多,因此需構建多中心治理模式,促使辦學狀態趨于動態化、協同化、適配化。針對新型舉國體制涉及的多元主體,需要厘清自身定位。譬如,行政主體由于具備調配資源的重要權力,應持續履行宏觀規劃、市場監管等常規型職能,主動承擔氛圍營造、簡政放權等激勵型職能,堅持實行社會服務、資源兜底等保障型職能;教育主體則要承擔規劃與政策制定參與、資源配置與管理等宏觀職責,開展教育質量監督和評估、教育投入和經費保障等中觀行動;院校管理者、教師、雇主等則需實施教育教學管理和監督、職業院校改革和創新等微觀行為。

(二)助力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人本主義價值指引

為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新型舉國體制需要堅持并完善以滿足人民需求為治理導向和目標的整體性治理框架。我國從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服務的迫切需求出發,錨定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戰略目標,逐步細化各類戰略需求,綜合考慮成長、成才、就業等不同層面的需求,確立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推進院校辦學與教學改革,適應新型舉國體制治理框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步伐。舉國體制重在解決各類資源分散的局限性問題,凝聚多方資源力量,以彌補常規性舉措在資源“條塊分割”、資源碎片化上的困境,為實現人民需求目標的達成和專門事務實施提供充足經費與資源。動員有限是舉國體制面臨的一大困境。為此,要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實現黨對行政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有機整合[14]。當前,基層黨建以及多元主體在黨組織領導下能夠有效進行協同合作?;鶎狱h建保證了治理過程中對行業、企業、家庭等多元主體的政治引領,在社會活動及其組織治理場域中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實現高質量的職業教育有助于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這需要政府與教育部門發揮體制優勢,制定配套措施并統籌協調資源,同時要求非科層組織網絡的黨組織深入把握人民群眾的真實訴求,保障新型舉國體制關照到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目標中的重點領域與難點維度。

(三)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的重點項目攻克

新型舉國體制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絕非全領域支持,而重在破解重點領域的關鍵難題。為此,教育主管部門應統籌職業教育各項事業發展,借助項目制確定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中不同階段、領域的重點攻克方向與內容。要借助科學手段梳理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短板與重點領域。相關部門要根據技能型社會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產教深度融合、科教融匯等主題厘清職業教育的發展目標和階段特征。具體而言,需要圍繞高層次技能人才培養、技能強國創新發展、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等關鍵領域開設重點項目,并基于問題解決導向與目標達成導向進行項目分解,采用招標制向全社會成員征集項目實施方案,并建立項目庫、案例庫等,而后梳理項目經驗并持續推廣。對于職業院?;蚱渌麢C構已成型的優秀教學成果案例,要及時總結經驗并進行普及與推廣,以宣傳職業院校助力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典型案例與優質經驗。近年來,教育部門高度關注職業教育教學成果的實施成效,形成一系列重點基礎研究、理論研究、應用研究等項目,有助于強化職業教育的類型定位與特色。同時,借助數字技術形成職業院??平倘趨R項目,是助力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示范性模式。以2022年職業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中13項科教融匯類成果為例,許多職業院校在科研賦能與加持下,重構了新型產教融合、人才培養、平臺建設等模式,實現了教育事業的創新化、融合化、科學化發展[15]。

(四)促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評價與激勵制度成型

在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中,參與職業教育的行政主體、市場主體、教育主體等都發揮不同功效。為此,要針對不同主體的特性,建立差異性評估與激勵制度,確保各類主體的可持續發展與投入。雖然公益性、普惠性是教育主體的最大特征,但當前我國職業院校過多關注這些屬性,缺乏大力服務社會、支撐技術創新的意識,在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普遍缺少主動性與積極性。因此,有關部門要制定相應的利益分配與質量評價制度。例如,政府可以預判職業教育政策與高質量發展目標之間的關系,在政策實施時形成利益分配制度,助推校企協同育人質量的提升。省域政府不能局限于國家法律與政策對指標條目的依賴,還需根據現實情況做出合理、及時、動態的行動研判,如可以根據區域職業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配置引導資金與項目,有效撬動其他主體的參與熱情。第三方組織權威性、專業性、實體化運轉的特征正持續得到彰顯,政府應通過購買服務、行業授權等方式[16],積極引導職業院校建立內外協調、科學系統的評價與激勵體制機制,促進民眾對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認可。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推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必須借助多元主體協同發力,以發揮運行機制的系統有效性[17]。為此,應建立利益目標訴求獲取與補償機制,使第三方組織、科研院所等職業教育參與主體得到預期回報,從而激勵其參與職業教育的主觀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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