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現實困境及實施路徑

張俊青 陳正振 張佺

［摘要］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目的是通過利用數字技術，減少和化解職業教育系統的不確定性，增強職業教育機構應對產業轉型、勞動力市場轉型和技能轉型等外部環境變化的適應力。在教育數字化轉型背景下，職業教育轉型發展面臨如下現實困境：對技術應用與教育改革之間的關系認識不足、技能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依然存在脫節、專業技術人才與高技能人才職業發展的貫通途徑尚未暢通?；趯ν獠凯h境和現實困境的分析結果，建議從明確目標定位、創建框架條件、優化生態系統、構建貫通途徑、形成行動策略五個方面優化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實施路徑。

［關鍵詞］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現實困境；實施路徑

［作者簡介］張俊青（1979- ），女，山東定陶人，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副研究員，碩士；陳正振（1983- ），男，廣西柳州人，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副校長，教授；張佺（1985- ），男，河南鄭州人，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廣西? 南寧? 530216）

數字化轉型的本質就是運用數字技術解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不同領域存在的不確定性問題。教育作為社會活動的子系統，具備生態系統的基本特征。教育數字化轉型正是適應外部環境快速變化的過程表現，它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的優勢，減少和化解復雜系統中的不確定性，促進教育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文化發生創變，使其具有更強的運行活力與更高的服務價值［1］。在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內涵不僅包括從工業時代的傳統教育轉變為數字化教育的模式轉型，還包括面向全部勞動人口、適應產業轉型和勞動力市場轉型、助力建設技能型社會和全民終身學習體系的技能轉型等。

一、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外部環境

（一）適應產業轉型是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邏輯起點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智能化革命，而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一個關鍵因素。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創新，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產品、機器、數據等實現互聯互通和綜合集成，推動傳統制造業向智能制造轉型升級［2］。截至2022年底，重點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到了58.6%，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了77%，軟件業收入超過了10萬億元，工業互聯網全面融入45個國民經濟大類［3］。數字化轉型將推動整個產業鏈的提升，通過工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的聯動，推動供給側與需求側更加準確和快速地對接。數字化還將賦能技術密集型行業的高質量發展，逐步提升產業鏈的安全可控水平，降低我國對西方國家高端中間產品的過度依賴，推動中國經濟從“人口紅利”向“數字紅利”轉型。

數字經濟的重要特征是融合，即將數字技術應用到所有產業中。數字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穩定器”“加速器”的作用日益凸顯。隨著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快速發展，急需一大批具備數字化知識結構和較強動手能力的人才。根據2017年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在2025年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需求預測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人才需求總量和人才缺口都位居榜首，提出要加強面向先進制造業的信息技術應用人才培養，在相關專業教學中強化數字化設計、智能制造、信息管理、電子商務等方面的內容。從2021年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共同實施“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數字技術工程師培育項目”，計劃每年培養培訓數字技術技能人才大概8萬人?！吨腥A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版）》首次標注數字職業97個，是我國職業分類的重大創新。綜上，適應產業轉型是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邏輯起點，增強高質量數字技能人才供給是職業教育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戰略支撐。

（二）推動勞動力市場轉型是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關鍵挑戰

新經濟形態產生了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形式?！吨圃鞓I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顯示，到2025年，我國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總量將達6191.7萬人，人才需求缺口為2985.7萬人，缺口率高達48.2%。新技術在帶來崗位結構變更的同時，對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和技能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就業的結構性問題也隨之出現，新技術掌握程度不同的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我國在經歷勞動年齡人口峰值之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不斷弱化，勞動參與率不斷下降。從人才質量上看，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要求，到“十四五”末，技能人才占就業人員的比例達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達到1/3。而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早已超過40%。從市場需求看，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長期保持在1.5左右，技術工人“招工難”現象依然普遍。2022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3351萬人，勞動參與率從2010年的70.96%下降到2022年的68.057%；全國農民工總量29562萬人，占就業人員的比重為40.3%，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55.2%，高中占17.0%，大專及以上占13.7%，超過半數的農民工在第三產業就業［4］。已有研究證明，技能提升與工資增長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如何讓被替代掉的勞動者掌握新崗位必需的技術技能，是解決勞動力市場轉型和就業轉型的關鍵。

（三）實現技能轉型是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使命擔當

2021年全國職業教育大會首次提出建設國家重視技能、社會崇尚技能、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的技能型社會。技能型社會是一種有相應體制機制和社會文化保障技能形成和技能成長的社會系統。在數字經濟時代，人們享受技術變革和產業革命帶來的紅利，技術變革和產業革命也對技能型人力資本提出更高的要求。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未來學校：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定義新的教育模式》報告提出，年輕一代要成為未來經濟的生產貢獻者和未來社會的負責人，需要掌握全球公民技能、創新創造技能、技術技能和人際關系技能［5］。

為適應不斷變化的數字經濟發展形勢，必須重塑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推動實現技能轉型。一是教育培訓對象要從在校學生擴大到整個勞動力隊伍，切實解決現實中職業技能培訓存在的諸如與市場需求脫節、對技能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企業對員工培訓投資的動力不足等問題。二是教育培訓地點要從以城鎮地區為主轉變為覆蓋全區域、優先農村地區。居住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能否獲得適配的教育與培訓資源，從整體上看，教育和培訓資源在城鎮地區的覆蓋面和質量明顯高于農村地區。三是教育培訓內容要從培養專業技能為主轉變為以數字應用能力為核心的跨專業能力，通用技能、橫向技能、跨領域技能、數字素養越來越重要，學習者需要更加靈活且個性化的終身學習模式。職業教育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為有效降低失業率和實現體面就業提供解決方案。

二、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現實困境

（一）對技術應用與教育改革之間的關系認識不足

當前，教育改革的速度遠遠落后于技術變革的速度，教育系統必須盡快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數字技術的變革對教育領域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機遇體現為：教學和學習形式的變革為促進學習者的天賦和潛能個性化發展提供平臺。挑戰則在于：必須創建數字化教育的環境體系和相應的框架條件。數字技術應用能力直接影響教育數字化轉型能力，但是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目的不是以數字技術手段來取代傳統的教育形式，而是把數字技術與傳統教育結合起來從而形成新的教育形式。如何厘清人與技術的關系、引導教育者正確認識技術工具的價值，是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一項重要挑戰。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培養出符合市場需要的人才，因此，在職業教育轉型發展過程中，不宜過度夸大技術應用的功能，認為技術是實現教育理想、解決教育問題的最終方案。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必須樹立起數字化轉型的理性發展觀，正確認識技術應用與教育改革之間的關系，促進教育的優質、公平和高效發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教學決策數據化、評價反饋即時化、交流互動立體化、資源推動智能化，從而創新育人生態，最大程度地實現優質教育、公平教育和高效教育的并舉與平衡。

（二）技能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依然存在脫節

在數字化轉型階段，人力資源供給與崗位需求之間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中低端技能勞動力供給過剩，高技能有效供給不足，關鍵領域技能型人才缺口較大。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將改變勞動在社會中的地位和性質，人口結構的深入調整也擴大了技能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2023年1月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末，我國總人口為141175萬人。2022年全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為87556萬人。根據聯合國人口預測，2022—2035年，在中國全部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中，16～24歲人口占比預計從14.8%提高到17.0%，25～45歲人口占比從44.7%降低到39.9%，46～64歲人口占比從40.4%提高到43.1%［6］。不同年齡、受教育程度的群體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能力是不同的，大齡勞動者就業的結構性和摩擦性困難明顯增大，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數量增長放慢，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供需匹配的難度。

造成技能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嚴重脫節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技能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缺乏有效互動，教育成果和技能供給與真正的市場需求之間存在脫節。同時，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機構在開發教學內容時較少考慮企業需求，存在專業性不足、內容過時、教師缺乏行業實踐經驗等問題。二是政府在深化產教融合、促進供需匹配方面的相關政策供給不足。雖然政府針對關鍵領域和行業發布了相關政策，但在幫助校企暢通信息渠道方面效用發揮不夠，學習者缺少獲取準確就業信息的渠道與平臺。三是企業尚未建立起全面的技能培訓項目。實現技能轉型必須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但不少企業不愿意在技能培訓上投入更多資源，填補技能缺口最常用的方法還是招聘新員工，普通員工從低技能向高技能崗位晉升的渠道十分有限。因此，加強對勞動者技能的有效投資、增強職業教育與培訓供給，是當前應對以上挑戰的最佳解決方案。

（三）專業技術人才與高技能人才職業發展的貫通途徑尚未暢通

長期以來，我國的人才評價和管理制度將人才劃分為技能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技能人才通常選擇職業教育途徑，實行職業資格鑒定和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評價制度；專業技術人才通常選擇普通教育途徑，實行以職稱評審為主、職業資格認證為輔的評價制度，其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職業聲望比技能型人才更高，由此加深了“職業技術人才的社會地位較低”的刻板印象。然而，在數字化時代，無論是專業技術人才還是技能型人才，都需要不斷更新自身的能力和技能。技術變革對復合型人才產生巨大需求，“技能人才技術化、技術人才技能化”的融合趨勢日益強烈。2020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技能人才與專業技術人才職業發展貫通的實施意見》，強調要打通高技能人才與專業技術人才職業發展通道，加強創新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培養。從“技術人才”“技能人才”到“技術技能人才”，是人才隊伍建設和發展理念上的升級換代。這就要求必須打破專業、技術與技能之間的各種壁壘，貫通專業技術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職業發展途徑，建立適應產業轉型和技術變革的新型人才隊伍。

三、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實施路徑

（一）堅持教育立德樹人的根本立場，明確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目標戰略

“以人為本”是教育數字化轉型實踐的起點和導向，教育數字化轉型區別于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根本特征在于不脫離教育的育人本質。職業教育在傳授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的同時，必須針對性地培養學生的跨專業能力，將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需求相結合，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的學習者。數字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在促進教育公平、實現終身教育目標等方面更能發揮公共教育資源的最大效能，實現優質數字資源共建共享和互聯互通，最大程度地覆蓋欠發達地區和弱勢群體。此外，職業教育還要考慮學生未來的職業生涯發展。數字經濟發展越來越注重創新與分析能力，各行業的勞動者都要掌握較強的認知技能、社會和情感溝通能力。應用數字技術提升教育和技能發展內容的互動性、優化教育和技能培訓方式、完善線上線下實踐課程體系、開展跨學科的項目式學習等，可以幫助學習者建立知識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培養其溝通協作、創新創造和社會情感等通用技能。

（二）統籌推進數據共建共享，創建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框架條件

建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框架是實現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前提條件。一是政府的職責包括支持教育機構建設數字化基礎設施，確保學校寬帶連接能夠保障眾多師生同時訪問互聯網及相應內容，正常運行學校內的學習、工作和交流平臺等；提供相互兼容的數字化學習產品與服務，使每個教師或學生通過標準化接口安全地接入移動終端；系統能夠識別使用者輸入的相關指令或請求，對學生的學習內容、成績評價等信息進行連續記錄；支持和資助企業改善數字技術設施設備、創建數字化學習的組織機構、提升學徒和員工的數字技術能力。二是由政府主導建設和運維集中式的大數據中心環境，以云計算、云服務模式向區域內職業院校提供環境和服務，實現各主體全方位的數據直連，大幅度降低院校建設和使用大數據中心的門檻。三是政府還要承擔起開發共同技術標準、維護和運營數字基礎設施的責任，制定符合知識產權保護、隱私保護及數據節約原則等要求的法律框架。在使用國際運營提供商服務的情況下，要重視數據存儲地點和該地適用的數據保護規則，確保教育教學中使用的數字化教育產品與服務符合數據保護的要求。同時，教育機構負責人應具備必需的技術能力，針對數字化基礎設施能夠進行必要的專業化維護。

（三）強化政府的政策激勵作用，構建技能轉型的多元協作生態系統

1.優化制度供給和平臺功能，解決數字經濟時代技能錯配的難點和堵點。一是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必須了解數字經濟發展條件下技能需求的特點，包括企業的用人需求和勞動者個人的學習需求。針對不同群體提供有效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通過一攬子政策有效解決就業總量、就業結構和就業質量的問題，重新構建一個適應數字經濟發展和新就業形態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社會保障模式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形式。二是優化省域職業導航信息平臺功能，幫助勞動者科學制定職業發展規劃，有效匹配勞動者技能與職位空缺。全面分析各地區的行業前景，提出詳細的任務描述及技能和學歷要求，幫助求職者縮小職業選擇范圍。強化就業服務、就業市場分析及各項技能評估，利用用人單位劃分的職位信息以及職位搜索功能，幫助求職者精準識別就業機會。允許教育機構在平臺發布認證課程，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在求職者與空缺職位之間進行匹配。

2.深化政企合作模式，強化促進企業投資的政策供給。多數企業擔憂在技能培訓方面的投入短期內難以獲取回報，為打消這一顧慮，政府可以通過發放補貼或政策激勵的方式，促進企業為技能培訓投資。此外，政企合作模式可以延伸到教育和技能發展領域，克服其轉型過程中面臨的諸多挑戰。如在制造業接近3000萬技術技能人才缺口的十大關鍵領域，通過制定和落實以“共同出資”為目標的激勵政策，基于云計算的系統架構，政府協同企業、高校與科研院所等利益相關者共建政、產、學、研、用的協作機制和創新資源共享服務平臺，打造科技領軍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高端復合技術型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數字化人才以及高技能人才的培養體系和成長梯隊，打通專業與產業之間的路徑，實現人才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和精準對接，有效解決人才培養和產業實際需求脫節、產業和教育融而不合、職業技能培訓“市場失靈”等難題。

3.深化校企合作辦學機制，在政府、學校與用人單位之間建立密切合作關系。2019年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鼓勵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職業院校和各類職業培訓機構?？鐕髽I也可以在技能發展的生態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如太倉德資企業專業工人培訓中心是由克恩—里伯斯（Kern-Liebers）和慕貝爾（Mubea）兩家德資汽車工程公司與太倉高新區管理委員會及江蘇省太倉中等專業學校共同打造的，畢業生的對口就業率保持較高水平?？傊?，企業的角色必須轉變為推動職業教育改革創新的主體，在制定技能發展標準、設計技能培訓內容和評價人才培養質量方面擁有關鍵話語權。此外，仍需要政府架設教育機構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橋梁，激勵企業提供多種類型的工作崗位用于學生的技能培訓和技能提升，形成政府、行業企業和學校協同推進技能發展的新生態。

（四）充分尊重個性化發展需求，拓寬“專業”“技術”“技能”融合發展的貫通途徑

1.擴大應用型本科高校建設規模，優化學習者的職業發展路徑。一方面，擴大應用型本科院校建設規模，加快形成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創新模式。大力推廣中等職業教育與應用型本科教育貫通的“3+4”學制，吸引更多的初中畢業生入讀職業學校。另一方面，分類制定人才評價標準和條件，實施高技能人才與專業技術人才職稱評審的“貫通機制”。推動專業技術人才與技能型人才貫通培養、融合發展，既要突出實際操作技能和解決關鍵生產技術難題的實踐能力，也要強調運用理論知識指導生產實踐、創造性開展工作的理論水平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分類制定人才評價標準和條件，可根據高技能人才與專業技術人才的工作性質、工作內容、工作成果，實現同一層次職稱評審的“橫向貫通”；根據其學歷背景、工作經驗、工作成績，實現不同層次職稱評審的“縱向貫通”；根據其專業背景、專業知識、專業能力，實現不同系列職稱評審的“跨領域貫通”。

2.打造靈活的技能培訓項目，構建適應學習者個性化發展需求的微認證系統。一是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和機器學習工具，以職業能力為單位開發模塊化課程?？梢詫⒙殬I能力分解為若干個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小型技能培訓模塊，針對每一模塊設立相應的部分職業資格，學習者學完所有模塊后，即可報名參加國家認定的職業技能資格考試。模塊化課程能夠有效引導學習者根據自身的技能需求和收入水平實現自主學習。二是采用區塊鏈技術，利用國家學分銀行的平臺優勢，建立跨學校、跨專業的微認證體系。微證書通常表示在某一學習領域短期取得的一系列特定的學習成果。微學位是微證書的一種，指短期內通過參加內容高度集中的課程學習而獲得的結業證書，其優勢在于通過傳統學位的合理拆分，更好地識別適應社會需求及工作性質變化的微技能。區塊鏈技術可以記錄學習者的學習成果，國家學分銀行可以存儲學習者從不同教育機構獲得的學分。學生達到規定學分數量后，即可獲得相應的學位。

（五）持續提升職業學校辦學質量，形成教育教學數字化轉型的行動策略

1.加強職業教育機構的能力建設，增強學?？焖龠m應數字化轉型的能力。一是組建以校級領導為核心的數字化轉型領導組織，在全面了解數字化轉型的基本概念和相關知識基礎上，結合學校外部環境制定本校的數字化轉型發展目標和規劃。二是健全數字化治理結構，強化數字化轉型的制度建設，在校園基礎設施建設、教職員工能力培訓、教學質量評估和人財物分配管理辦法中明確教學數字化轉型所需的資源。三是將數字技術融入教學管理系統，基于實證證據開展教育研究、教育決策和教育教學改革，創建一個從信息采集、分析研判、咨詢論證、規劃決策、過程監控到反饋調整全過程的持續行動系統，加強證據收集和證據分析的能力。

2.提升教師創新教學的實踐能力，形成常態化開展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培訓項目的行動策略。一是形成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培訓項目的政策框架，實施政府引領、多方協同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提升的行動策略。政府主導和制定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標準和促進教師能力發展的相關政策，學校構建教師教學能力發展的完整體系，社會組織為教師提供數字化教學能力發展的各類資源、實施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發展項目、開展數字化教學能力認證等，共同促進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持續提升。［7］二是通過職業教育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培訓項目，重點提升教師應用數字技術創新教學法的實踐能力，促進教師在靈活運用數字化技術設備的基礎上開展高效教學。

3.實施個性化、混合式學習模式，推動校企共建數字化教學資源共享平臺。一是推動數字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實施更具靈活性和個性化的學習模式。從提供學習平臺與工具、支持數字化學習的資源建設、應用過程數據進行教學決策等方面賦能學習環境建設，推動人類學習范式向“學習者中心”轉型。二是實施基于數據的評價模式，通過數據采集，全方位全過程地獲取學習者數據，基于大數據和畫像技術，由教師、學生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評價，實現評價過程與學習過程的緊密結合、規?；逃蛡€性化培養的有機結合。三是以數字技術賦能國家職業教育智慧教育平臺建設，填補“數字鴻溝”，實現國家優質教育、培訓和學習資源面向學齡人群和全部勞動人口免費開放，為農村學生和勞動者提供農業技能培訓、就業對接、農業創新知識分享以及電子商務等服務，提升滿足當地經濟發展需求的技能，引導更多年輕人投身鄉村振興事業。此外，校企雙方還需共建數字化教學資源共享平臺，打造增強現實和虛擬現實相結合的學習環境。推廣混合式學習模式，豐富數字技術應用場景，在虛實融合的教育教學空間中實現全員、全過程、全環境育人。

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實施是一項復雜多變的系統工程，離不開眾多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在區域層面，有效落實國家計劃至關重要。地方政府要承擔起實施教育數字化轉型方案、提升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培訓等任務，科技類企業要提供改進教學效果的數字化解決方案，建立高效靈活的教育和技能發展平臺；職業教育機構要設計靈活的技能發展項目，改進教育項目效果，滿足企業不斷變化的人才需求；用人單位要提供更好的技能發展機會，并根據學習者職業技能的提升情況構建有吸引力的職業發展路徑。在微觀層面，教學數字化轉型是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心。學校領導是推進教學數字化轉型的“舵手”，要從戰略、組織結構及基礎設施的角度明確學校數字化轉型的準確定位，科學制定學校發展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教師是教學數字化轉型的“主角”，需要開發有效的數字化教學方案，使用數字化教學手段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是教學數字化轉型的“紐帶”，學校數字化轉型規劃決策能否得到執行、師生數字化教與學的需求能否得到支持，都與他們的數字技術支持服務能力聯系密切。

［參考文獻］

［1］祝智庭，胡姣.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探析與研究展望［J］.中國電化教育，2022（4）：1-8.

［2］林柳琳，趙超.服務現代化產業發展：人才工作的時代使命［J］.中國人才，2023（1）：8-11.

［3］鄭江淮，張睿，陳英武.數字化轉型如何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基于新舊動能轉換的視角［J］.China Economist，2021（3）：2-22.

［4］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23-02-28）［2023-07-10］.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8/content_5743623.htm.

［5］王永固，許家奇，丁繼紅.教育4.0全球框架：未來學校教育與模式轉變——世界經濟論壇《未來學校：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定義新的教育模式》之報告解讀［J］.遠程教育雜志，2020（3）：3-14.

［6］蔡昉.中國面臨的就業挑戰：從短期看長期［J］.國際經濟評論，2022（8）：55-59.

［7］李銘，韓錫斌，李夢，等.高等教育教學數字化轉型的愿景、挑戰與對策［J］.中國電化教育，2022（7）：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