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末山西票號京師分號兌票發行問題

宋夢琪　孟偉

摘 要：晚清最后數十年中，山西票號京師分號曾發行過橫豎兩種形制的兌票，此類票帖在清政府默許下依托票號信用在京師本地市場中廣泛流通，可執行流通手段與支付手段的職能，從性質上看已屬于信用貨幣的范疇。此類兌票與市面上流通的其他本票型銀票有很大相似性，但與票號自身在匯兌業務中使用的匯票又有本質不同。就票號自身而言，兌票的發行是京師分號進行的重大金融創新，背后建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廣泛流通的兌票補充和延伸了山西票號京師分號在本地市場開展的各項業務，大大緩解了分號缺銀的難題，但擠兌和濫發等問題也對其自身產生了負面影響。就傳統金融機構不斷創新的視角來看，我們不能忽視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中西金融機構有各自產生及生存的土壤，中國傳統金融機構在面對復雜的社會環境時并未故步自封，反而不斷進行創新以滿足逐漸提高的金融需要，因此在評判和定性相關問題時既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論，應回歸其自身進行分析研究。

關鍵詞：兌票；山西票號京師分號；信用貨幣；金融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2.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101（2024）01-0096-14

自明清以來，京師北京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商業貿易得到高度發展。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催生了強盛的金融需求，使得京師一地不僅開設有當鋪、錢鋪及賬局等金融機構，山西票號也多在此設立分號。京師的票號分號除開展匯兌貨幣——白銀的業務之外，還曾發行過銀票。這種銀票是中國傳統金融機構自由發行的信用貨幣，反映了貨幣史尤其是紙幣史上的諸多問題，但學術界目前對此仍關注不足，因此本文意欲從傳統金融機構創新的角度出發對此做些論述。

針對傳統金融機構發行銀錢票的狀況，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對錢莊和當鋪的研究。對錢莊的研究尤以上海［1-3］、天津［4］、福建［5-6］三地為多，其討論涉及紙幣的種類、性質、發行規模等多個方面；對當鋪的研究方面，劉秋根［7］、王中良［8］分別利用明清小說、民間文獻等史料勾勒了清代當鋪發行錢票的各個細節。針對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發行信用貨幣的情況，李錦彰認為票號的銀票沒有流通轉向的記載，只是客戶在票號的存款憑證，不同于錢票錢帖。［9］燕紅忠指出票號在全國多地均有“小票”的發行，在遭受清政府打擊和限制后票號喪失了發行權，削弱了自身調度金融的能力、減弱了對市場的控制力，阻斷了其向國家銀行發展的路徑。［10-11］王治勝通過分析光緒十六年新泰厚京師分號的一張票帖探討了晚清北京的貨幣金融情況。［12］目前學術界對于民間票帖的收集與整理呈現出欣欣向榮之態，但山西票號發行的此類票貼受資料的限制研究并不成熟，其發行狀況及性質還有爭議。從筆者搜集到的材料可以看出，此類票帖似乎主要由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發行，天津分號僅有一張票帖留存①，其他分號是否發行還有待考證。本文將此類票帖稱為兌票，并以現存二十六張兌票為基礎，對其發行背景、自身特點及與票號的關系進行探討，以期能夠對其信用貨幣的性質及在傳統金融機構創新中的地位做更加準確的認識。

一、兌票發行背景

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發行兌票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從貨幣角度看，白銀貨幣的使用及民間票貼的盛行為兌票的發行奠定了基礎；從票號角度看，京師分號自身獨特的經營特征及經營需求也使得分號自身積極調整經營策略。

（一）白銀貨幣的使用

白銀在中國充當幣材歷史悠久，《史記》中所載虞夏時期使用的“白金”所指可能即為白銀。隨著世界白銀產量的增加及全球貿易的發展，明清時期國外白銀開始大量輸入，隨后賦稅折銀征收，商品以銀計價，白銀成為與制錢相伴而行的重要貨幣。清中后期，市面上流通的白銀貨幣依照使用方式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稱量白銀，如銀錠、銀塊；一類為計數白銀，如鷹洋、本洋、龍洋等銀幣。官方自由放任的態度加深了中國幣制長期不統一的趨勢，白銀貨幣的復雜性也為日常使用和長距離運輸帶來了不便。為了滿足金屬貨幣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兌換、鑄造及匯兌各類需求，錢莊、銀號、票號等傳統金融機構應運而生。針對清代白銀貨幣的流通量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燕紅忠“以對制錢流通量的估算為基礎，進而通過白銀和制錢之間的比例關系，估算出白銀和整個經濟中的貨幣流通量?！保?3］從圖1的統計中看，以18世紀80至90年代為分界線，前期白銀流通量總體處于不斷增加的態勢，最高達到五億兩之多，銀錢兌換比例較為穩定。進入19世紀后，市面上流通的白銀數額比前期有了明顯的減少，多數時間維持在三至四億兩之間，此時銀貴錢賤的態勢已經形成。再結合晚清商品經濟不斷發展、賠款數額不斷增多的情況來看，社會上對于白銀的需求量不斷上升，白銀短缺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現實。為了應對復雜化、普遍化的金融需求，商業字號及金融機構在日常的經營活動中逐步將白銀貨幣符號化，創造出了各類信用票帖。

（二）民間信用票帖的盛行

除上述因素外，信用票帖的產生與長途貿易的發展也密不可分。為了方便長距離的資金運輸、加快資金的流通、節省金屬貨幣，長途販運商人借助匯票等票據工具完成商業信用，從而使得商業信用的票據化得到了初步的發展。［14］民間票帖含義十分寬泛，廣義上是指由民間商業金融機構發行的、承載符號化金屬貨幣的票帖。此類票帖可以代替金屬貨幣滿足流通、兌換、存款、放款、匯兌等各類需求。狹義上的民間票帖專指民間信用紙幣。王雪農、劉建民認為，民間票帖即“清代、民國時期由民間金融業的錢莊銀號、當鋪、工商鋪號或地方商會等非官方機構或個人發行的，一般可兌換的，能在一定的地區和范圍內流通的，以‘票‘貼‘條‘券等稱謂為名的信用紙幣?！保?5］就銀錢票而言，“清代前期社會經濟生活中運用已經相當廣泛，不但北方各地，南方各省也是如此；不但錢當等金融機構開發，一般商鋪字號甚至私人家庭也常出錢票?！保?6］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直隸總督琦善針對京師一地的情形上奏：“臣查民間以銀易錢，鋪戶給予錢票，隨時支兌，既省盤運，兼便取攜，現票無異現錢?！保?7］130咸豐年間，京師一地掛幌錢鋪多達511家，未掛幌但發行銀錢票的商鋪更是數不勝數。從《中國歷代貨幣大系·清紙幣卷》統計可以看出，清代京師地區發行紙幣數量眾多，票號發行的兌票既是這一環境的產物，也是京師民間票帖的組成部分。

（三）晚清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的經營狀況

縱覽一百多年來山西票號專門化金融經營的業務結構，京師分號除開展巨額匯兌業務外，始終以“吸收存款”為使命。以《晉商史料集成》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立新泰厚票號京師分號通年總結賬》②為例可以看出，此賬年內京師分號共“收得月利標平真銀2 509.26兩，收得貼費標平真銀2 997.1兩；出付外月利標平真銀9 374.39兩”［18］，收得月利為票號放款所得利潤，收得貼費為匯兌業務之利潤，出付外月利則是京師分號為吸收存款所出之利息，綜合資金數額可知新泰厚票號京師分號此賬年內匯兌業務與放款業務所得利潤大體相等，但分號為吸收存款所出利息遠高于二者之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初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底這一賬年內日升昌京師分號“一宗該外借貸并存票等足銀745 818.75兩”［19］，存款數額也極大。京師分號存款業務發達應與京師王公貴戚、八旗子弟數量眾多，聚斂社會財富龐大密切相關，“北京為官吏之中心。不啻亦為票號營業之中心。各號存款、放賬以及匯劃事項，均以北京方面之交易額為最巨?！保?0］數額巨大的匯兌及存放款業務要求京師分號要有大量的流動資金，以保持各項業務的收交平衡。自鴉片戰爭開始，京師一地還多次遭受兵禍，“京師百萬官民，窮困者十居八九，全恃爐戶、銀號、當鋪等輾轉流通，得以不匱。而三者之中，當鋪尤為貧民所倚賴。自爐房焚毀，四恒銀號及各錢店突盡關閉，因而內外城當鋪數百家一時停止過半?！雹鄹又冎?，各山西票號京師分號大多收撤回山西，有些中途慘遭搶掠。不過“獨我西號自二十七年回京后，聲價大增，不獨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場大員無不敬服，甚至深宮之中亦知西號之誠信相符，不欺不昧?！保?1］121票號一直活躍于晚清京師的金融市場之中。

總體來看，就清末山西票號京師分號所處的大環境來說，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沖擊了大清王朝愈來愈捉襟見肘的財政，白銀大量外流使得銀貴錢賤，嚴重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面對愈加落后及混亂的貨幣使用狀況，諸如紙幣的行用等問題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關注，許多仁人志士也開始致力于學習、引進西方先進的貨幣制度。在對外貿易的沖擊、沿海開埠商業化進程的影響下，各地缺乏現銀的情況也愈演愈烈，維持收交平衡成為京師分號的首要任務，整個京師金融市場競爭壓力不斷增強。商業貿易產生的大量資金需求、傳統與近代金融機構之間愈演愈烈的競爭、各項業務正常開展的要求，使得京師分號迫切需要尋求變通以維持其經營及運轉，兌票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應運而生。

二、兌票的解析及與其他各類票帖的對比

就票號的經營過程來說，任何票帖均須在交易過程結束后由票號收回并銷毀，但不知何故仍有一小部分被保存了下來，目前筆者共收集到26張山西票號發行的兌票，其中有7張正反面信息均有。這些兌票一部分由《晉商史料集成》《北京紙幣八百年》整理出版，另一部分則流轉于各大拍賣網站，資料的留存為研究兌票提供了更加詳細的資料。清末復雜的金融市場孕育了大量票帖，將兌票與其中部分類型的票帖進行對比更能凸顯兌票所具備的特征。

（一）兌票的解析

圖2為宣統元年（1909年）閏二月初二日百川通京師分號發行的云字第叁叁號兌票，錄文如下：

（騎縫章及字）

兌票

云（章）字第叁叁（章）號? 概不破票

憑帖取原存京平足銀（章）叁百兩（章）正（勾銷符號）

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二日具 百川通記寓崇文門外草廠十條胡同北口內路西具

1 727［文］ 余1.92兩 現銀242.29［兩］ 共小12.9［兩］

2 123.46［文］（章） 閏二月廿日萬豐爐取

郭公（畫押）④；又202⑤天巨興（章）；又二月八張漢之（章）；元又209收寶順棧（章）代批寶興付2 726.3［文］；又212義成謙（章）；又215（章）；又215巨圣（章）；又217崑宅；又220裕興成公（章）；足1 738.98［文］；2 389.6［文］；2 836.4［文］

圖2兌票為豎式樣式，京師分號還發行過一類橫式兌票，如圖3所示。該張為宣統二年（1910年）八月初十日合盛元京師分號發行的元字第玖佰壹拾陸號兌票，錄文如下：

京都合盛元匯兌莊

元字第玖佰壹拾陸號

支取龍圓 拾元 寓打磨廠尚古店

匯款劃撥

宣統二年八月初十日

從形制來看，這兩類兌票四周均印有傳統紋飾，發揮裝飾及防偽雙重作用。票面部分文字提前印制而成，方便使用時直接填寫。相關內容填寫完成之后票號還會加蓋印章，如開頭處多使用財神章，數字處則加蓋方形印章等，這些痕跡都表明兌票已經是一種十分成熟的票帖形式。

就具體內容而言，兌票票面主要包含題額、編號、發行時間、發行機構名稱及地點、白銀貨幣種類及數額、使用要求等各項內容，進入流轉后還會增添背書及旁批。以圖2為例，此張票據題額處書寫“兌票”二字，還有部分票貼會書寫“銀條”或票號名稱。為方便管理及使用，票號在發行兌票時會在票面注明編號，圖2為百川通票號發行的云字第三十三號兌票。部分豎式兌票右上方會在騎縫處再次寫明編號并加蓋印章，這說明每張兌票應有存根留于票號之內，方便查照。通過統計可以看出兌票發行時間主要集中于光緒宣統時期，根據票面所載地點也可看出發行兌票的分號主要為京師分號，如圖2“百川通記寓崇文門外草廠十條胡同北口內路西”，這一地點與《朝市叢載》中所載在京票號名單及地址相符，可以判定為百川通京師分號所發票帖。兌票基于白銀貨幣發行，其中豎式兌票多為銀兩票，橫式兌票多為銀元票。如圖2票面標明“憑帖取原存京平足銀三百兩正”，也即持票人可以憑此兌票向百川通京師分號取京平足銀三百兩。豎式兌票中的銀兩平色多為京平松江銀、京平足銀等，這也說明此類兌票發行之后主要流通于京師一地。就目前筆者搜集到的兌票來看，票面銀兩數額最高可達二千五百三十兩，最低則為十一兩二錢，其余多從二十兩至三五百兩不等。光緒年間兌票數額填寫較為隨意，如二十七兩、十一兩二錢、三十六兩等，這些有零有整的數字說明兌票最初可能是票號與最初持票人之間進行結算的產物，宣統年間豎式兌票數額多固定為整數?！秵痰铗栽L問記錄》中記載“小票是同幫各號在北京特地發行的，其他各地一般沒有。小票原本是為收交銀兩方便，票號開具的一種臨時銀兩票據……票號的小票是臨時寫的，最小的是五十兩，最大的是一萬兩，二、三百兩的最多，一千、二千的也不少。每家票號開出的小票有一、二十萬兩，二十多家票號的小票，在北京市面流通的總有三百多萬兩?！保?2］752這則材料既可以看出票號京師分號實力之雄厚、信用之龐大，也說明兌票已經成為京師分號日常經營中的重要輔助手段。與豎式兌票不同，橫式兌票多為銀元票，數額為一元、十元不等，越到后期，兌票票面所載金額越小且逐漸趨于固定，更加方便用于日常的各類交易活動。在印刷時，票號一般會在票面上標明“概不破票”“匯款劃撥”等使用要求?！案挪黄破薄敝赋制比嗽趦冬F時不能零兌，不過這條要求并未遵守。圖2兌票正面有“現銀242.29兩、2 123.46文、1 727文、余1.92兩”的記載，反面又有現錢數的記載，雖不能完整地還原票帖的取現過程，但從這些使用痕跡可以看出兌票不僅是可以破取的，還可以依照時價折錢?！皡R款劃撥”的含義則是此票既可代替實體貨幣參與匯兌業務，也可以劃撥的方式參與流通。

民間票帖依賴發行機構的信用得以流通，同時需要借助旁批及背書的方式將票帖權利授予他人行使。如圖2所示，自宣統元年（1909年）閏二月初二日簽發直至當年閏二月二十日兌現，該票流通至少10次，流通時間長達18天。如表1所示，有些兌票發行當天就被兌現，有些兌票則流轉長達4個月，這除了受持票人需求影響外，也與票號自身信用密切相關，即信用越高，兌票流通次數越多、流通時間越長。每次流轉之后，收票之人需在兌票背面記錄下收取兌票的時間、本人或本字號的名稱并畫押或加蓋印章，這就是背書。如“又二月八張漢之（章）”代表的就是閏二月初八日此票由天巨圣付給張漢之。兌票正面旁批處一般會注明最后持票兌現者的身份，如圖2為萬豐爐持票向百川通取清銀兩，隨后百川通在“京（平）足銀叁百兩正”上畫勾銷符號。此外如有零星兌取也會在票面中進行記載，這些使用痕跡說明此票并不僅僅是客戶的存款憑證。兌票在發行之初并未記載第一位持票人的信息，也即不記名發行，但兌現時會將兌現者身份旁批于票帖正面，目前留存的兌票中爐房作為最后持票人出現的頻率很高。關于票號與爐房之關系，庚子事變前后日升昌票號京號來信中曾有相關記載。受戰亂影響，此時票號京師分號大量缺銀，“津京咽喉，交京之收項全不能指事，此京號□□已絕，所有爐房連日同幫會議，大眾一捧□□，該等亦慮現銀無出，須將前存之款一概緩□月，再有收交隨時撥兌……而僅以我號而論，查爐房之存銀二萬二，緩期即能撥用?！保?2］1058票號京師分號在爐房存有大量銀兩，開展業務時可由爐房代為收交。除票號之外，“所有行業或富戶，其所受制散碎雜色銀兩，多向爐房換成通用紋銀，俾便于隨時使用或撥兌?！保?3］與爐房建立聯系便利了票號與客戶之間開展業務。新泰厚票號發行的兌票旁批中除了記載持票兌現的爐房外還會記載一個人名，以光緒十六年（1890年）五月初二日新泰厚京師分號發行兌票為例，筆者推測其使用過程為張翰卿先將兌票交給爐房，爐房持票向新泰厚清算后，再將此筆款項或交現銀或直接撥賬給張翰卿。橫式兌票在流通的過程中也需要背書，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日升昌天津票莊兌票就有大量的數字符號。

京師分號發行的兌票除了直接取現外，還可以撥賬，現存的26張兌票中共有6張提到了“卜”。以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初八日新泰厚京師分號第七號兌票為例，此張票帖為新泰厚京師分號于九月初八日開具，持票人可取京平足銀2 530兩。初九日百川通持票至新泰厚京師分號取現，但京師分號并未付給現銀，而是從寶興撥1 000兩、恒盛撥1 530兩。撥賬的前提是多個字號在票號已經開戶，兌票配合撥賬使用使得京師分號進一步擺脫了實體貨幣的限制，強化了結算功能。

總體來看，光緒宣統時期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發行的兌票由出票方，即票號不記名簽發，并在見票時無條件支付一定的金額給持票人，屬于本票性質。發行后兌票憑借票號信用在背書后可用于流通，自簽發之日開始即可兌現。兌票在兌現時認票不認人，既可整取也可零取，既可取現也可撥兌，既可取銀也可取錢。不論流通多少次，流入何人之手均可使用，在流通的過程中已經發揮了貨幣的流通功能及支付功能，具備了信用貨幣的性質。

（二）與其他各類票帖的對比

中國傳統社會民間票帖種類眾多，兌票僅是其中的一種。就其發行和使用而言，兌票與市面上流通的本票型銀票、票號所使用的匯票關系較大。

本票型銀票是各金融機構乃至商鋪開出的代替白銀貨幣流通的紙幣，匯票是票號跨區域匯兌白銀的重要金融工具，均在金融市場中發揮重要作用。

1.京師市面流通的本票型銀票。京師眾多銀號及商鋪發行了大量銀票，根據使用方式的不同可將其劃分為本票型銀票、支票型銀票和匯票型銀票，兌票與其中的本票型銀票不論是形制還是性質都十分相似。如圖4—8所示⑥，市面中流通的本票型銀票也可分為橫豎兩種，票面多用傳統紋飾裝點，記載了編號、白銀貨幣的種類及數量、發行時間及發票機構等。與兌票相同，本票型銀票也是憑借發行機構自身的信用流通，并且具備了流通手段及支付手段職能，已具備信用貨幣的性質。就票面金額而言，目前統計到的兌票數額普遍較京師流通的本票型銀票數額高，這應與票號自身實力及兌票配合京師分號開展匯兌的屬性關系密切。

筆者在整理研究的過程中還發現了一張北京戶部銀行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行的兌換銀票，如圖9所示。此張票帖印制精美，票面價值為京平足紋銀二兩，其余格式與上文所述的兌票及本票型銀票差距均不大。根據文獻記載，此張票據應為商務印書館為大清戶部銀行印制的第一批鈔票，也是目前中國留存最早的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結合上述敘述來看，伴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自光緒開始白銀貨幣符號化的趨勢愈加明顯，民間與官方都在推進且并行不悖，此類信用貨幣的大量發行反過來也滿足了當時復雜多變的金融需求。

筆者在上文指出兌票已屬于信用貨幣的范疇，關于信用貨幣的定義，目前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信用貨幣是指充當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信用憑證。［24］狹義的信用貨幣則是指由國家法律規定的、由銀行提供的、強制流通的、不以任何貴金屬為基礎的、獨立發揮貨幣職能的貨幣工具。以前者的定義來看，傳統社會凡具備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的票據都可納入信用貨幣的范疇，兌票也不例外。但以狹義的定義來看，兌票顯然不能被稱之為信用貨幣，戶部銀行（后改名為大清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如圖9）似乎符合這一定義，不過細究起來仍有較大出入。就紙幣與金屬貨幣的關系這一點來看，《試辦戶部銀行章程三十二條》及《奏定大清銀行章程二十四條》中規定銀行“除仍照試辦章程暫行庫平銀兩票、通用銀元票外，并可出市面通用平色銀兩票?！保?5］106因各地白銀貨幣的使用習慣各有不同，“大清銀行之紙幣，亦隨總分行所在地之習慣而變通之，其銀元票注明某處通用銀元數字于其上者，即系某處通用之大銀元。營口、奉天、長春、太原等處習用小銀元，以角計算，而營口、奉天、長春、太原等分行之銀元票，即注明若干角或小毫數字。福州、廈門等處習用番銀，而福州分行之銀元票，即注明每元照番銀七錢兌換數字。廣州習用毫銀，而廣州分行之銀元票，即注明直平七兌洋數字。至于銀兩票為某行發行者，亦即注明某行所在地之平色，以區別之?！保?5］107由此可見，大清銀行發行的各類紙幣與白銀貨幣仍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且因白銀貨幣并未統一，發行的票帖也各有不同。此外，各類章程還規定“凡持本行票來行兌現者，登時對給，不得稍有延遲?！保?5］106顯然，大清銀行之紙幣還未脫離金屬貨幣獨立存在，與狹義的信用貨幣定義也有差別。

既如此，大清銀行發行的銀票、山西票號發行的兌票乃至其他金融機構及商號發行的本票型銀票可否被當做信用貨幣，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這些票帖都是在信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前者基于國家信用，后兩者則以金融機構和商號自身的信用為主；其次，這些票帖雖未與金屬貨幣脫鉤，但已經具備了貨幣流通手段及支付手段的職能，日常生活中可被民眾所接受。筆者還需指出，就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發行的兌票乃至清朝通行的各類票帖而言，官方對其多為自由放任的態度。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即便清政府已經開始著手發行紙幣，彭述奏文仍稱“其民間之私票，不必遽禁，俟官票通行，即無私票，亦足以資周轉，自應量加限制?！保?6］這也可見當時民間私票與官票除發行機構不同之外，其性質、在市面流通中發揮的作用應相差無幾。直至宣統元年（1909年）六月間度支部才奏定《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從擔保、注冊、發行條件及數額、準備金等方面對市面上各類金融機構發行的銀錢票加以管理。因此，從發行及使用狀況、民間及官方的態度來看，兌票乃至清中后期產生的很多票貼既包含了信用的因素，又承擔了貨幣的職能，可在市場中自由流通，應該劃歸于信用貨幣之列。

2.票號使用的匯票。相比于京師分號發行的兌票，票號基礎業務的運行更離不開匯票。20世紀90年代平遙縣文物局在日升昌票號的原址上建成了“中國票號博物館”，收藏了大量藏品，其中包括一張日升昌汴梁分號至京師分號的匯票，如圖10所示，錄文如下：

會券

憑票會到???? 無用

徐大老爺九八色銀（章）伍佰兩（章）（勾銷符號）整，言定在京都本號見票無利（章）交還，不悮此據。

無砝（章），其平即照京弍兩平（章），每佰兩比昌記本平小三兩陸錢比兌（章）。又及。

新正二十一日取? 原士豪經手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汴城日升昌記

信行

此張匯票開具的目的是將九八色銀五百兩從汴梁匯兌至京都，具體的使用過程為日升昌汴梁分號收銀后開具匯票一張由匯款人匯給徐大老爺，徐大老爺收票后憑票向日升昌京都分號取銀，匯兌銀兩在京師一地按照京弍兩平⑦兌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汴梁分號開出匯票后，次年正月二十一日徐大老爺才在京都分號取銀，這一時間間隔被票號稱為“得期”，在得期內票號可利用此筆款項開展其他業務。

兌票與匯票同為票貼的形式，但二者在各個方面差異較大。第一，二者的內容及性質不同，匯票是匯款的信用憑證，不可流通；兌票則是一種信用貨幣，可以流通。第二，使用主體有差異，匯票一般涉及兩個分號及匯款人和取款人等多個主體，且各個分號均有使用；兌票主要由京師分號發行且僅限于京師一地流通，因其信用貨幣的性質可在不同使用者之間流轉。第三，從票面金額來看，匯票金額依據客戶匯兌銀兩所定，數額一般較大；兌票發行數量較多但票面數額較匯票小，且后期趨于固定小額整數之上。第四，就使用的貨幣種類來看，票號發行的匯票收交都為白銀，而兌票還可以兌換制錢?？偠灾?，雖同為票帖的性質，但二者的性質大相徑庭。兌票與匯票應屬于票號經營過程中的不同維度，都是票號的金融工具，二者相互配合才能更好開展京師分號的各項業務。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發行的兌票與市面上流通的其他各類本票型銀票性質相同。與匯票雖同為票號的金融工具，但二者在使用及性質方面截然不同。因此對于京師一地的金融市場而言，兌票并不新鮮，但是對于票號自身而言，兌票是京師分號乃至票號整體獨特的存在，是票號在匯票之外對票帖的又一重大嘗試。換言之，兌票的特殊性更針對于票號自身而非整個金融市場，是傳統金融機構創新的重要表現。

三、由兌票透視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的經營問題

在晚清劇烈的社會變動中，兌票的發行是山西票號京師分號主動求變的產物，它的使用必然與京師分號的整體經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通過分析各類資料，筆者從兌票的發行基礎及該票的優缺點入手進一步對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的相關經營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清末紙幣發行已經十分普遍，《清稗類鈔》中記載京師“錢店、香蠟鋪之資本大者，率在京松秤千兩左右，小者僅一二百兩，而發行錢票之金額往往以萬計算?！保?7］2293可見錢店、香蠟鋪等機構發行紙幣的數量往往是自身資本的十倍乃至百倍，

兌現風險極大。相比于以全部資本作為發行銀錢票基礎的字號，山西票號京師分號將存款作為發行兌票的票本。從新泰厚京師分號兌票票

面印有“憑票來取原存”，大德玉京師分號兌票票面印有“憑帖取寄存”即可看出，存款乃是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發行兌票的基礎，也是應對客戶兌取的現金儲備來源。關于票號的存款業務，前人學者多有論述，“自票莊信用大增后，勿論官商士庶，積有金錢，皆愿儲票莊……所以每家倍款至七八百萬、二三百萬之多，且公款皆不要利息，私款雖［有］利息不過二厘三厘耳?！保?2］742票號以低息吸收的存款可在一定時間內作為自身經營資本，不僅可以維持分號匯兌業務的收交平衡，也是京師分號發行兌票的重要資金來源。相較于以自身全部資本作為票本發行銀錢票的字號來說，京師分號以存款為票本發行兌票權責更為明晰，獨立于其他各項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京師分號濫發及擠兌的風險。

此處所說票本與準備金有所不同，前者雖是票號為兌現紙幣而設置的本金，但其存款的性質決定其可以隨意取用；后者則是在中央銀行制度產生后各銀行按規定嚴格遵循的紙幣發行條例之一，不可隨意挪用。筆者認為以存款為票本是京師分號發行兌票的必然選擇。首先，京師分號存款數額極多，且存款款項比匯兌款項在分號中可留存的時間更長，在此基礎上發行兌票即使發生小規模擠兌也能應付；其次，在存款的基礎上發行兌票既能增加票號的流動資本，也能將部分存款現銀繼續留存于京師分號之內，緩解現銀緊缺的壓力，維持分號的收交平衡。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規定“中國向無銀行，而經營匯劃、貿易，如銀號，票商、錢莊以及各省所設之官銀號、官錢局，凡有銀行性質者，即可以普通銀行賅之?！保?7］1044同年頒布的《銀行通行則例》中指出，“紙幣法律未經頒布以前，官設商立各行號，均得暫時發行市面通用銀錢票，但官設行號每月須將發行數目及準備數目按期咨報度支部核查?！保?8］宣統元年（1909年），度支部規定“所有現開官銀號，無論舊設新設，將開設年月及資本實數，現在發出紙票若干，預備金若干，經理協理何人，限六個月逐一詳細列表送部?！保?2］361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匯兌莊暫行銀條冊》對票號在京分號發行銀票（即兌票）進行了統計，通過表2可以看出，此年26家票號京師分號共發行銀兩票1 484 387.81兩，銀元票31 270元。張家驤在《中華幣制史》中結合每年總結報冊對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統三年（1911年）大清銀行各分號發行的銀兩票及銀元票數額進行了統計，從中可以看出，宣統二年（1910年）大清銀行北京分號共發行銀兩票1 467 006.68兩，銀元票439 178.67元［25］120，其中銀兩票數額與票號發行兌票數額大體相等，兌票在市場上的地位可見一斑。此外，26家票號京師分號共有銀兩準備金799 511兩、銀元準備金16 060兩，準備金率均在50%左右。從清政府的規定及準備金數額來看，此時京師分號所設票本已經具備了準備金的性質，應為京師分號專門為發行兌票設置的獨立于存款、不可隨意提用的兌現本金。此外，筆者收集到的材料中還包含了合盛元在宣統年間發行的多張銀元票，但表中并未統計合盛元發行銀元票的情況，由此看出票號發行的兌票數量應高于清政府的統計結果。

京師分號對于兌票的發行及使用有一套管理制度，如上文曾提到的與兌票相伴相生的存根。除此之外，筆者推測京師分號應該有專門賬簿記錄兌票的發行及兌取狀況，依據如下：首先，每張兌票都有單獨的編號；其次，圖2“京平足銀叁百兩正”右下方有“共小12.9［兩］”的記載，這應指京平足銀叁百兩比百川通本平足銀共小12.9兩。折算成本平是為了方便票號對兌票的發行及兌換進行管理。此外，持票人在破取兌票時不僅可以兌換白銀還可兌換制錢，但票面上的墨書較為凌亂隨意，這也是筆者判定有專門記錄賬簿的重要原因。

京師分號對于兌票的使用及管理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只不過由于史料的匱乏很難將證據鏈補充完整，只能結合票帖的使用習慣及其他金融機構發行銀錢票的流程進行推測。

兌票是京師分號重要的金融工具，它的使用主要是為了方便資金流動，配合票號各項業務的開展。從表1可以看出，新泰厚最遲至光緒十六年（1890年）已經開始發行兌票，宣統二年（1910年）時發行數額仍不小，但上文所提及的《光緒二十三年十月立新泰厚票號京師分號通年總結賬》中并未提及兌票相關事宜，這也說明發行兌票并不是票號的一項業務，兌票只是作為一種金融工具為票號服務。民國二年（1913年），萬義川“被人拖欠，不能周轉來求幫助，宏（宏即是李宏齡）不得已復助三萬，質押外行欠伊字據，先后收到五萬兩，只留舊賬萬金。又小票四千余，此中曲折，總理海橋公盡知?！保?1］172此處的小票應指京師分號發行的兌票，從這一史料可以看出，京師分號對于兌票的使用與金屬貨幣無異。當票號面臨經營風險時，其他票號也曾以兌票助其渡過難關，“惟元豐玖敗露情形……雖同行幫助小票，存款應收，未致封門，該伙亦無逃避，市面人心未甚惶恐?！保?1］9919世紀末“北京每年發生銀票擠兌風波若干次，實為市面巨大禍患。政府不僅無何改良措施，且竟置若罔聞，聽其自然，市民只有對于出銀票字號無信用者不予收受?！保?9］為何此時票號能夠發行數額如此巨大的兌票？為何兌票的持有者會接受這種本身并不含有任何價值的金融工具？是因為他們相信兌票背后所存在的信用因素，相信兌票的發行機構——票號的金融實力，因此，以票號自身經濟實力為背書的兌票才得以在京師金融市場內廣泛流通。而作為京師分號發行的信用貨幣，兌票可填寫的數額靈活，既可由票號作為結算工具支付給客戶，也可由客戶持票至票號兌取或者用于存款、匯兌等業務。這類小額銀票的發行更是便利了京師分號的各項收交業務，使得分號可以更好地融入京師金融市場。

除方便各項業務開展外，兌票也對京師分號運營資本的擴充發揮了重要作用?！般y錢二票，為票號、錢店、香蠟鋪（京師香蠟鋪亦兼兌錢，故得發行錢票）所發行，其數多寡無定，而勢之所趨，咸以多發紙票為擴充營業之張本?！保?7］2293兌票緩解了京師分號缺銀的狀況，彌補了貨幣供應量的不足，與銀行發行的票帖同理。銀行內的存款變成了可轉讓的票據，票據的可轉讓和可流通性，使銀行具有信用創造的功能，銀行變成了能創造信用貨幣的機構，銀行只需要在借貸人之間轉讓銀行貨幣的所有權即可。［30］票號發行兌票后，這些被創造的信用貨幣又可回流票號，轉為新的匯款、存款或貸款。庚子事變前后，日升昌京師分號“蓋因津與（殘）事，即將庫款推后，借貸硬推，只存票、小票、浮存、片存銀共在十萬余金，目下實在現銀一萬四，票一萬五，尚不及半?！保?2］1058書信中的這一記載即可看出票號已經將兌票當作了自身流動資金中的一部分，與現銀無異。此外通過發行兌票，票號將大量資金拆解為小單位投入市場流轉，提高了資金的周轉力度，維持了自身穩定。在具體的交易過程中，兌票的使用又減少了現銀交易的弊端，簡化了交易過程，還可配合撥兌的使用加快資金的融通?？梢妰镀钡漠a生是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反過來也促進了商業不斷進步。

晚清時期，銀錢票的流通已成為不可逆的趨勢，京師分號發行兌票也是多種因素沖擊下的結果，但這類票帖仍有局限性。首先，兌票只能在京師市面上流通使用，未被推及各地分號；其次，兌票仍不能脫離白銀貨幣而存在，還需要與實物貨幣之間兌取，有傳統銀錢票的特征與局限;最后，擠兌和濫發對票號也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日升昌京師分號的信稿中記載“我幫銀票一涌而來，接踵而（殘），六點鐘起直至午后滔滔不斷，蓋因出京者絡繹于道，所來者均非現銀不可，細為斟酌，（殘）發，真有岌岌可危之勢；若如不發，勢有□倒之虞，即半現半票亦覺不能支?！保?2］1059這就影響了京師分號正常的經營活動。李宏齡在與友人的信件中也曾說到光緒末年“京城市面適因滬漢兩處錢鋪倒閉巨款，為從來未有之數，人心搖動，大城內外晝夜警擾，各住戶持券紛紛取銀，錢鋪尤形擁擠，爐房亦有歇業之勢，我同行亦大受影響?！保?1］190此外，濫發也不利于票號的穩定，《清稗類鈔》中記載京師市面中“錢票充塞，奸商多藉此獲利，每屆年終或端午、中秋前歇業潛逃者，往往而有。雖其影響不如各票號濫發紙幣倒閉之甚，然于貧民，實有切膚之痛?！保?7］2293從票號經營的情況來看，這一倒閉應該是針對票號京師分號，而非整個票號而言，但缺少具體的材料支撐?！爸缕碧栔y票，雖有關匯兌，不能掃除，然既有銀行之鈔票，則其范圍亦自縮小矣?！保?7］2293銀行成立后發行的鈔票逐漸擠占兌票的生存空間，兌票發行數額和使用范圍開始縮小。

由此可見，兌票是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為配合業務開展而主動選擇的金融工具。憑借自身雄厚的實力，兌票的使用緩解了京師分號缺銀的窘境，并發揮了節省現銀擴充資本的作用。在清末白銀和制錢都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需求的情況下，紙幣的使用可以說是大勢所趨。兌票的發行既是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金融機構調節自身不斷發展的一大縮影。為開辦大清銀行，晚清政府開始著手對市面上流通的銀錢票進行整頓，這也反映了在社會不斷演進的大趨勢下，發行具有國家法律支撐的法定貨幣才是大勢所趨，票號等民間金融機構發行的信用貨幣終將被取代。

四、余論

綜上所述，筆者以兌票為出發點，分析了兌票自身性質及與山西票號京師分號經營之關系等相關問題。在晚清復雜的社會環境中，票號京師分號使用信用貨幣——兌票緩解了缺銀壓力，輔助各項業務正常開展。為了發行這一票帖，京師分號初期以存款作票本，并在其背后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后期則按照官方規定設置了專門的準備金。兌票的使用幫助京師分號增加了運營資金、吸引了大量客戶，增強了競爭力，更將京師分號與京師金融市場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在晚清商品經濟和票號自身信用雙重因素影響的背景下，兌票此類票帖是傳統金融機構適應環境主動創新的結果?？傮w來說，文中資料尤其是兌票資料仍顯匱乏，仍需今后繼續搜集、關注。

當國家不能履行其提供合適的法定貨幣的基本職能時，社會尋求創造自己的貨幣[31]，兌票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應運而生。對于清中后期出現的各類票貼，筆者認為在分析其性質時首先要對概念進行辨析，如信用貨幣可包含廣義與狹義兩種。究其根本，信用貨幣定義之差異是因為此稱謂源于西方。自19世紀中期開始，清王朝許多學者開眼看世界，“西方貨幣學說和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和引進，為國人觀察研究貨幣問題提供了新的視點和研究方法，拓寬了貨幣問題的研究領域，使人們除研究貨幣的起源、職能及流通問題外，還積極探討貨幣本位制、主輔幣、貨幣法償以及銀行信用、中外金融關系等中國古代貨幣研究沒有研究過的問題?！盵32]各類西式制度、文化逐步傳入中國，在晚清社會內中西勢力碰撞、傳統與近代交錯，向西方學習成為了清王朝自強的必經之路。這也提示我們，在分析這一時期的歷史史實時要注重與西方進行聯系。不過在當前的歷史研究中，很多學者過分注重西方的影響，與西方的對比流于形式，忽視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獨特因素，出現了用詞不恰當、評價不合理的問題，如前文討論的票本及準備金的問題、兌票是否屬于信用貨幣的范疇都與此相關。這也就警醒我們在分析這一時期各項問題時要客觀分析，不要過度推崇西方，在承認西方因素對我們的影響時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概念及理論，而應從自身實際出發，結合社會發展狀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相關概念中回顧自身的歷史發展，構建自己的歷史敘事，反思當前的歷史研究。

此外，金融市場的變化不僅會產生新的金融機構，也會使得舊有金融機構開始產生新的金融業務及金融技術，上海錢莊的申匯業務及山西票號京師分號使用的兌票可以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正如汪士信所說，“專業的金融業是在各類商業種類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產物，特別是各種商業的經營方法變化到一定高度的產物，專門金融業出現后，又回過頭來推動各類商業經營方法的迅速發展?！保?3］中西方在工商業迅速發展時期都出現了非常有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在英國表現為英格蘭銀行的成立，在中國則表現為錢莊、票號等傳統金融機構的發展。英格蘭銀行自成立起便開始發行銀行券，19世紀中期壟斷了銀行券的發行權，并通過調整銀行券的發行多次幫助英國政府、銀行業及民眾渡過難關，反過來又使其獲得了中央銀行的地位。此后英格蘭銀行大部分時期充當的是國家機構的角色，它的一切活動都從國家利益出發，都必須考慮與政府的關系。［34］與英格蘭銀行發行銀行券相似，中國傳統金融機構在經營的過程中也都逐漸創造出了信用貨幣，只是流通區域及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

并未像英格蘭銀行發行的銀行券一樣占據統治地位。錢莊、票號等傳統金融機構也逐漸消亡，難以與后期英格蘭銀行發揮的作用比肩。雖然如此，我們也不應對中國傳統金融機構持簡單的否定態度，而應將這兩類票帖、兩類金融機構放回各自所處的社會環境進行客觀分析。

同為商業迅速發展時期，英國此時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逐步向近代化轉型，其政治體制也要求有專門的金融機構為其服務。中國則還處于傳統社會末期，政府職能衰弱，整個社會金融需求雖有提高但因經濟結構未發生根本變化還沒提出更深層次的要求，各類傳統金融組織在不斷探索中也逐漸滿足了經濟發展及社會流動產生的各類需求。

因此，雖與同時期的西方相比，晚清的商業信用、金融機構發展較為緩慢，但我們在分析相關問題時不能忽視其不斷發展、不斷改進的一面。

在社會的劇烈變動中，中國傳統金融機構并未故步自封，能夠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不斷調整完善自身，借助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業務的拓展及金融組織的完善不斷滿足社會逐步增多的金融需求。雖然在近代化的浪潮中傳統金融組織最終走向消亡，但我們要客觀地看待其產生、演化的過程，發掘它們所具備的活力，正確認識它們的衰亡原因，在進行中西對比時不要一味低估傳統金融機構的價值，也應認識到它們對當時的社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釋：

①以后還須繼續關注此類票帖的流傳，并予以研究探討。

②《晉商史料集成》中此賬簿原本名稱為《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立新泰厚票號天津總結賬》，但賬簿總結處的“收得月利”及“收津得月利”的記載說明此賬簿應涉及兩個分號，天津分號僅為二級分號，從屬于另一分號之下，因此賬簿歸戶的分號有誤。從具體內容看，京師一地多次出現在賬簿的記載中，例如“交平京伙支使”“出京津貼二成衣資”“出通年各莊往來信資、京津伙友盤費”等項，可看出該賬簿中記錄的一級分號應屬京師分號，故而賬簿準確歸戶及命名應為《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立新泰厚票號京師分號通年總結賬》。

③參見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藏宮中朱批奏折《光祿寺少卿德光奏為爐房燒毀號商停閉請飭設法流通以救民困事》（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檔案編號：03-01-000-006688-0095-0000。

④郭公收取兌票時間并未記載，不能確定其是否是第一位持票人。

⑤又202即閏二月初二日之意。

⑥圖4-8來源于北京市錢幣學會紙幣專題小組主編的《北京紙幣八百年》上卷。

⑦通過匯票內容可知，京弍兩平比日升昌本平足銀每百兩小三兩六錢，即京弍兩平足紋銀96.4兩=日升昌本平足紋銀10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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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韓曾麗

On the Issue of Exchange Tickets in Jingshi Branch of Shanxi Piaohao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Second

Song Mengqi，Meng Wei

Abstract：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ngshi Branch of Shanxi Piaohao had issued two kinds of exchange tickets in the form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notes. With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such tickets were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local market of Jingshi relying on the credit of the Piaohao. They can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circulation and payment methods. In nature， they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credit currency. This kind of exchange ticket is very similar to other promissory note silver bills circulating in the market， but it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drafts used by the Piaohao itself in the exchange business. As far as the Piaohao itself is concerned， the issuance of the exchange ticket is a major financial innov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Jingshi branch， and a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is established behind it. The widely circulated exchange tickets supplement and extend the business of the Jingshi branch of Shanxi Piaohao in the local market， which greatly alleviates the problem of silver shortage， but the problems of disorderly redemption and abuse in Piaohao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by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e should not ignore tha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s， Chinese and West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their own soil for production and survival. Chines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not been complacent in the face of complex social environment， but continue to innovate to meet the increasing financial needs. Therefore， in judging and characterizing related issues， we can neither blindly deny criticism， nor copy Western theories， and should return to their own analysis and research.

Key words：exchange tickets; Jingshi branch of Shanxi Piaohao; credit currency; financial 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23-01-31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山西票號原始文獻整理研究與遺存保護數據庫建設”（20&ZD065）；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票號民間文獻整理、釋讀與研究”（19VJX028）

作者簡介：宋夢琪（1998-），女，山東泰安人，山西大學助理研究員；孟偉（1963-），男，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