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依賴理論視角下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的關系

尹彪

摘要：新鄉賢組織在現代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其與基層政府的關系對鄉村治理績效產生重要影響。由于新鄉賢組織和基層政府掌握的資源不同，根據資源依賴理論，將二者關系劃分為四種類型，即新鄉賢組織主導模式、弱依賴的平衡模式、強依賴的平衡模式和基層政府主導模式。選取四個相應的典型案例，利用變量化思維進行多案例比較研究，發現新鄉賢組織供給的資源類型和資源供給量在其與基層政府構建關系的過程中具有顯著影響，這為不同地區的新鄉賢組織和基層政府找準各自定位、合理塑造二者關系提供了決策參考。

關鍵詞：資源依賴 新鄉賢組織 基層政府 鄉村治理現代化

* 本文系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新計劃項目“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有效路徑研究”（KYCX22_2757）；國家社科基金“鄉村振興戰略下的新鄉賢參與機制創新研究”（18BZZ110）成果。

一、問題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蓖七M中國式現代化，最大的難點同樣也在農村。隨著鄉村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城鄉關系等方面的日益復雜化，封閉、傳統、同質的鄉村社會正逐漸走向開放、流動、異質的現代社會。在這一背景下，原有治理體系難以有效應對快速發展中的鄉村社會不斷提出的新訴求，迫切需要納入新興治理主體力量以重構鄉村治理新格局。在鄉村社會治理內生需求和國家政策的多重拉力下，新鄉賢這一傳統鄉村治理主體被再度激活并逐漸成為當今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隨著新鄉賢隊伍的壯大，各地成立了形式各異的新鄉賢組織。新鄉賢組織將鄉村社會原本碎片化的新鄉賢力量匯聚成一個有力的治理主體，生發出新鄉賢個體所不具備的功能。

既有的對于新鄉賢組織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視角：一是從基層政府出發，以協同治理理論和多元主體理論為中心，將新鄉賢組織視為基層政府治理的輔助和補充。二是從新鄉賢組織自身出發，以“精英治理”理論、“社會網絡”理論為中心，聚焦于新鄉賢的個人稟賦，將新鄉賢組織視為鄉民與基層政府之間連接的紐帶以協調多方關系。以上兩種視角的研究，為解析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兩種視角都只從鄉村或新鄉賢組織的某個單一向度進行研究，缺乏從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互動視角對二者關系進行探析；二是這兩種視角均預設基層政府為鄉村社會的主導力量，忽視了新鄉賢組織對基層政府的反向影響力；三是這些研究更多關注新鄉賢組織的有益功能，對其可能造成的潛在風險重視不足?，F實的鄉村社會是一個多元主體、多重利益相互糾纏的復雜場域，基層政府的要求與新鄉賢組織自身訴求之間存在張力，在這一博弈過程中雙方具備的資源差異會導致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關系存在差異?；诖?，本文在資源依賴理論的基礎上構建分析框架，運用多案例比較方法分析不同鄉村類型中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的關系，結合不同類型的新鄉賢組織功能提出有效發揮新鄉賢組織作用的可能路徑。

二、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一）資源依賴理論

資源依賴理論是開放系統模式中分析組織間關系最具影響力的視角之一，這一理論濫觴于塞爾茲尼克在1949年提出的田納西流域當局與南方地方精英的“共同抉擇”，之后Thompson進一步指出一個組織對另一個組織的依賴程度與這個組織對它所依賴的那個組織能夠提供的資源或服務的需要成正比例。1978年，Pfeffer和Salancik合著的《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標志著資源依賴理論正式形成，他們提出了4個基本假設：（1）組織的首要目標是生存；（2）組織并不能做到自給自足；（3）為了生存，組織要與其他組織互換資源；（4）組織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控制它與其他組織關系的能力。同時，他們認為一個組織對另一個組織的依賴程度取決于3個決定性因素：資源對于組織生存的重要性；組織內部或外部一個特定群體獲得或處理資源使用的程度；替代性資源來源的存在程度。即某一組織具有另一組織迫切需要的資源，這一資源稀缺且不可替代，那么另一組織會對這一組織嚴重依賴。通常來說，這些資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原材料，包括資金支持和人力資源；信息；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支持，即合法性的支持。

（二）理論的契合性分析

運用資源依賴理論分析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之間的關系有一定的契合性。首先，從宏觀的組織性質來看，新鄉賢組織實質是一種社會組織，其與基層政府的關系可以參考社會組織與政府關系的相關研究，而資源依賴理論在政社關系的研究中被廣泛應用。當前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社會組織與政府存在非平衡的資源依賴關系，社會組織的生存和發展依賴政策法規賦予其合法性基礎，同時也需要政府的資金撥款、人員調配，但政府卻并不完全依賴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也有學者指出，資源的獨特性具有重要影響力，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除了呈現政府主導的依附型關系外，社會組織也能憑借專業能力提供政府依賴的獨特資源。美國學者Jennifer M. Brinkerhoff從相互依賴性和組織身份兩個維度構建了社會組織和政府的關系模型，根據每一維度的強弱將政社關系劃分為四種模式：合作關系、收縮關系、擴張關系、選舉并逐漸吸收。需要指出的是，Brinkerhoff每一理想類型的標簽都是在相對尺度上進行區分，合作關系可能同時具有收縮、擴張或吸收的傾向，且所有的關系也都是動態的，占主導地位的關系類型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

無論是鄉村場域還是新鄉賢這一群體均具有特殊性，與寬泛的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之處，單純的將新鄉賢組織泛化為一種社會組織也難以準確認識其與基層政府的關系。因此，還需結合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的特點進行具體分析。一方面，新鄉賢組織對基層政府存在著事實上的資源依賴。新鄉賢組織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自然地為其帶來參與鄉村治理的合法性，其合法性來源仍是基層政府的認可；新鄉賢組織的活動消耗需要基層政府予以資金補償；新鄉賢組織的成員擴充也依賴政府政策的支持來增加對在外鄉賢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具有較強資源稟賦的鄉村精英組成的新鄉賢組織具有影響鄉村發展的巨大能量。新鄉賢主體自身天然具有精英性，其范圍又具有廣泛性，新鄉賢中的技術匠人、經濟能人、返鄉企業家一般具有殷實的資金和豐富的社會人脈，能在資金、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為鄉村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支持；由離退休干部、文化學者、道德模范構成的新鄉賢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能夠協調鄉鎮社會矛盾，促進鄉村精神文明建設。新鄉賢組織能夠在這些政府棘手問題上提供幫助，具備倒逼基層政府反向依賴新鄉賢組織的可能。

（三）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學者T.Casciaro與Piskorski.M.J.認為原資源依賴模型的模糊性削弱了其實證研究結果的解釋力，他們引入兩個主體：組織i與組織j，根據他們之間的依賴程度劃分為低度依賴、中等依賴和高度依賴三個層次并從1到3賦值，從權力不平衡和相互依賴性兩個維度劃分兩組織間的依賴模型。

本文借鑒T.Casciaro與Piskorski.M.J.的理論框架并對其進行適應性簡化，將合法性、資金和權威等資源的供給作為判定依據，構建了資源依賴視角下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之間的四種模式，即新鄉賢組織主導模式、弱依賴的平衡模式、強依賴的平衡模式、基層政府主導模式。

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較方法，深入特定的差異性情境來厘清理論模型背后的潛在邏輯，結合既有理論分析新鄉賢組織的行動邏輯，探究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關系形成的作用機制。本文案例選擇具有典型導向，所選案例在特定階段某一種關系類型占據主導地位，其特征與本文的理論框架相契合，有助于理解和分析其特殊性背后反映的具有規律性和普遍性的因果機制。案例中所涉相關信息已作學術化處理。

三、四種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新鄉賢組織主導模式：福建J鎮鄉賢自組織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本模式中所談到的新鄉賢組織的主導性，旨在強調新鄉賢組織對鄉村發展的影響程度比較深。這種主導性是在現有鄉村治理框架下基層治理創新的結果，為探討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關系提供了重要的觀察視角。

J鎮早些年經濟發展緩慢，大量年輕人口外流，積累了豐富的旅外鄉賢資源。在這一背景下，J鎮各村鄉賢主動參與到家鄉建設，自發成立了新鄉賢組織。

B村是J鎮第一大村，2013年初，時任村委會主任LCM在未經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同意的情況下將村內林地出租，造成價值近五千萬元的村集體財產（林地使用權、林木所用權、林木使用權）被嚴重損害，村民得知后就林地權一事多次上訪，但問題卻遲遲得不到解決。LXD等新鄉賢發現依靠在村老年人無法改變困境，決定將旅外鄉賢與村內鄉賢組織起來，成立了“B村發展促進會”。B村發展促進會成立時恰逢換屆選舉，由于原村委會主任LCM在林地出租事件中的不規范作為，一些新鄉賢提出要由促進會推舉村委會主任競選人，提供額外的、足夠多的獎金來吸引德才兼備的年輕人返鄉建設。促進會首先在內部進行報名和投票，選出新鄉賢共同推選的候選人LCB參與正式選舉，并在選舉前進行宣傳，給村民發放寫著“改變、新B村、新力量”字樣的紅色衣服，呼吁村民珍惜選票，為鄉村的發展擔當，改變B村的現狀。最終LCB以35票（共66票）成為B村新任村委會主任。促進會決定按人才的市場價值規律另行給付新生代村委會主任每年20萬的職務薪酬，并依據對村莊發展的實際貢獻給予村委會班子成員金錢獎勵。同時，為對村委班子進行防腐監督和清廉考核，由促進會副會長WCS領導的監督小組會不定期抽查村財務支出，敦促村財收支在村務公開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和微信公眾號網絡公開，加強日常監督管理，促進B村財務管理的規范化、透明化。

在資金投入方面，B村在2016年由發展促進會牽頭組建了以鄉賢為股東的廈門B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籌資2200萬元用于投資文化傳媒等產業項目，計劃每年提取投資收益的20%作為村莊發展基金，保障促進會對村委會提供的獎金與鄉村基礎設施等項目建設。除了公司分紅的20%這一穩定資金來源，促進會成立以來，先后籌資近300萬元投入村莊基礎設施等項目建設，包括為村莊的老年人提供老年食堂資金，為小學教師、優秀學生發放獎勵，為老年人提供禮物和活動場所，維修林氏宗祠，邀請專家編制村莊整體規劃藍圖等。

D村是J鎮第二大村，同樣具有豐富的鄉賢資源，鄉賢人數占戶籍人口比重超過5%。截至2022年6月，鄉賢中有副科級以上干部16人，商人及企業經營者19人，學校校長及教師5人，還有從事影視、銷售等行業的7人。不同于B村促進會由旅外精英自發成立，D村鄉賢組織是由村“兩委”經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后，推選出鄉村內有威信的人成立了七個鄉賢理事會。D村鄉賢對村莊發展的資源供給方式主要為籌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首先是捐款維修村內古建筑。D村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保存有12幢明末清初的古建筑，這些古宅是D村歷史文化展現的重要載體，但歷經幾百年，多處已腐朽破敗。D村鄉賢主動捐款，籌資180多萬元對古建筑進行保護性維修，并進一步將其打造成D村新時代文明實踐站，每年吸引1500余人次的游客參觀學習。其次是村莊自然景觀建設。D村疏通原本被淤泥堵塞的河道，使村內死水變成“引得進、流得動、排得出”的活水，在河道清淤、改溝建渠等工作的基礎上建起了荷池、花壇等景觀。除此之外，D村長達近1000米的主要村道也是由本村鄉賢捐資修建。

（二）弱依賴的平衡模式：江蘇G鎮鄉賢工作室

G鎮位于江蘇北部，依托優越的自然地理環境，成為蘇北有名的農業大鎮，初步形成了特色化、規?；?、商品化的生產模式；工業形成了以皮革、五金、制藥、制冷、農副產品加工業為主的發展格局；第三產業以引河灣度假游、生態草莓采摘游為主體的旅游業正蓬勃發展，初具產業規模。

G鎮鄉賢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最初是為了解決社會矛盾較多、上訪人群數量較大的現實難題，G鎮辦事處開展了“鄉賢助和諧”活動，成立了鄉賢助和諧領導小組，主要由村中德高望重、有公益心的老干部、老教師、老族長等組成，同年，G鎮鄉賢協會正式成立。鄉賢成員達160名，遍布于84個自然村，其中60歲以上老人約占總鄉賢數的90%。從政府的資源供給來看，G鎮政府為鄉賢協會提供了辦公面積約240平方米的“鄉賢工作室”，并出資修建“G鎮鄉賢館”；G鎮辦事處為每位鄉賢提供了每月600元的資金補助，對于在調解工作中有顯著成績或者其他突出事跡的人員給予表彰和獎勵；G鎮司法部門為鄉賢提供了電動車等代步工具，并與鄉賢協會建立了信息聯通、案件聯調、協議聯認的“三聯”工作機制。除此之外，G鎮鄉賢的選拔和資格認定需經過個人自薦后獲得各個村黨組織的認可，之后經街道辦事處司法所和黨委審核，在這一過程中鎮政府為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了合法性。

從鄉賢的資源供給角度看，鄉賢工作室的主要功能是矛盾調解、宣傳教育。在糾紛調解方面，G鎮鄉賢協會依托1個“鄉賢社會綜合治理分會”，13個村“鄉貿協會”和164個“鄉賢之家”三級調解網絡，及時化解妥善處理各類社會矛盾糾紛，發揮“人熟、事熟、村情熟”的優勢調解各類矛盾糾紛。鄉賢協會每年成功調解上百例糾紛案例，這些案例大多是家庭矛盾、鄰里糾紛、宅基地糾紛、經濟糾紛等鄉村常見矛盾，若不妥善處理，存在矛盾進一步激化的可能。經過多年來扎實開展糾紛調解工作，鄉風民風不斷好轉。近年來，G鎮鄉賢從單純的調解矛盾向教化育人轉型，鄉賢們不但是矛盾糾紛的調解員，更是進行思想教育的宣傳員。2015年，G鎮鄉賢文化藝術團成立，以自捐自辦自編自演為宗旨，圍繞G鎮本土特色文化創編了《移風易俗樹新風》《換屆選舉劍高懸》《文明實踐下鄉來》等30余個節目作品，將移風易俗、鄉村振興、先進典型等黨的最新理論成果用老百姓聽得懂、記得住的形式呈現在舞臺上，對提高村民的整體素質，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和淳樸民風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強依賴的平衡模式：湖南S鎮鄉賢理事會

S鎮村莊空心化較為嚴重，近半數人口外出務工。其鄉賢文化始于2004年返鄉養病的X教授，他發現家鄉文化教育落后，決定“用余生為家鄉做點什么”。X教授拿出自己的積蓄并向曾經的學生求助，將村里閑置老屋買下重新修繕，建成S鎮文化活動中心，開辦老年學校和少兒假期學校，設立鄉村圖書室、閱覽室、學習室和游藝室，并為寒門學子設立獎學基金。在X教授的影響下，當地形成了敬鄉賢、崇鄉賢、當鄉賢的熱潮，村民也積極參與到村莊建設中。S鎮鄉賢建設受到湖南省乃至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等部門的肯定并被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權威媒體廣泛報道。

在政府的資源供給方面，S鎮政府順勢而為，將鄉賢理念融入鄉村振興，通過建設“鄉賢文化特色小鎮”實現鄉村全面發展。2018年S鎮召開了第一屆鄉賢理事會成立大會，由S鎮黨委書記授予X教授等29位新鄉賢“鄉賢證”與鄉賢稱號，在黨政班子組織下制定并宣讀《鄉賢文化理事會章程》，規定了理事會的業務范圍、相關機構和負責人的產生及罷免、鄉賢文化公益基金會的管理辦法等。之后S鎮黨委、政府組織了三屆新鄉賢評選活動，共選出74名新鄉賢。同時S鎮黨委、政府組織建設“五館”，即鄉賢館、國學館、圖書館、民俗館、武術館，打造“五鄉”，即鄉賢農家書屋、鄉賢大道、鄉賢文化廣場、鄉賢文化禮堂、鄉賢文化墻，為鄉賢理事會提供了活動場地。

S鎮新鄉賢也為政府提供了獨特的社會資源。一是帶動經濟發展，S鎮依托鄉賢文化的品牌魅力，突出“鄉賢文化特色小鎮”建設和文化體驗園產業發展，打造精品鄉村一日游路線，吸引眾多游客前來參觀S鎮紅色歷史、鄉賢人物、廉政文化、家風家訓等內容，感受鄉賢人格魅力。二是提供志愿服務，鄉賢理事會成立鄉賢志愿服務隊，開展矛盾調解、移風易俗、扶危濟困等實踐活動，通過專題講堂為村民傳授政策法律、農業技術、衛生保健等知識，開設免費文藝興趣班以提高村民文化水平。三是政策宣講員。鄉賢通過鄉賢館、鄉賢工作室、“兩進兩見”活動等平臺，開展政策宣講活動，宣講黨和國家政策法律，助力打通了政策宣講和落實的“最后一公里”。除此之外，鄉賢個人的社會資源也通過鄉賢理事會集聚，如X教授創辦的暑期學校每到假期都會吸引許多高校學生主動前來支教，理事會會長Y原是縣里一家書城老板，憑借自身知名度與聲譽聯系到多家書店和出版社捐贈了大量書籍。

（四）基層政府主導模式：山東J縣“鄉村夜?！?/p>

自2021年起，J縣組織全縣119個村黨委和811個網格村黨組織開辦“鄉村夜?！?，統籌整合縣級政策專家、鎮級鄉賢能人、村級行家里手等三級師資力量，由村黨支部書記兼任“鄉村夜?！毙ｉL，網格黨組織書記擔任輪值“班主任”，整合鎮級黨校和各類黨群服務場所作為“鄉村夜?！钡呐嘤栮嚨?，開設“思想政治、技能培訓、文明鄉風、糾紛調解”等各類微課堂。J縣“鄉村夜?！背蓡T中有相當數量的鄉村精英，師資力量中的鎮級鄉賢能人、村級行家里手原本就是鄉賢，經政府組織后共同參與鄉村公共服務，發揮了新鄉賢組織的功能，因此符合新鄉賢組織的概念要素。

J縣通過“鄉村夜?！狈e累了很多優質資源，但這些資源相對分散、不集中，缺少一個平臺進行統籌。對此，2021年，J縣出臺《J縣村黨組織領辦“鄉村夜?！钡膶嵤┓桨浮?，明確村和網格黨組織負責統籌“鄉村夜?！眲摻ê腿粘９芾砉ぷ?，由鎮街按照每年1萬元標準為每個“鄉村夜?！碧峁┺k學經費補助，縣級每年評選“十佳夜?！?，按照每個5萬元標準給予獎勵，并由組織、人社、農業農村等部門牽頭，在全縣范圍內建立“J縣志愿下鄉培訓師資庫”，重點面向居住在村莊的黨員群眾免費授課，保證“鄉村夜?！钡奈吞栒倭?。

除了培訓，“鄉村夜?！钡墓δ懿粩噍椛?，具備多種新鄉賢組織的功能。一是深化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作為夜校必修課，將“思想政治微課堂”融入技術培訓，利用課前10分鐘，開展“老書記講黨課”、紅色故事會等黨性教育活動。二是細化議事協商。依托鄉村夜校，網格黨支部書記主持舉辦“有事好好說”議事會，在每月第一周夜校開課前把村莊的大事小情放到夜校進行講評，不斷完善村莊自治機制，實現穩定的村民民主議事機制。三是強化矛盾調處。村黨支部依托夜校平臺將家庭矛盾、鄰里糾紛等問題擺在桌面上，大大提高了村民矛盾調解成功率。四是優化志愿服務?！班l村夜?！毖苌隽恕耙剐Ｖ驹刚摺钡戎驹阜战M織，圍繞助殘助學、人居環境整治等重點工作開展義務服務。

四、案例總結與啟示

（一）案例總結

在新鄉賢組織主導的模式中，J鎮的新鄉賢組織并非是由政府引導成立的，而是由各村新鄉賢在鄉村發展的需求催動下自發組織建立并主動嵌入到鄉村發展的各個環節中。之后鎮政府意識到新鄉賢組織促進鄉村發展的巨大潛力，開始引導新鄉賢發揮作用并將新鄉賢組織規范化。因此，在J鎮各村新鄉賢組織自發帶動村莊發展、政府尚未規范管理前這一階段，J鎮新鄉賢組織實際是各村主要的資源供給方，也因此在與村“兩委”的關系中占主導地位。

在弱依賴平衡模式中，G鎮鄉賢工作室是在基層治理的需要驅動下由政府順勢推動產生的。G鎮政府為鄉賢提供合法性、辦公場所與代步工具，鄉賢組織則在鄉村的糾紛調解、宣傳教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同時，G鎮一、二、三產業均已初具規模，且新鄉賢組織也能通過自籌方式完成宣傳教育功能，二者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G鎮鄉賢工作室與政府之間形成了弱依賴的平衡關系。

在強依賴平衡模式中，S鎮鄉賢理事會與鎮政府同樣在合法性、基礎設施、鄉風教化、志愿服務等方面存在資源的相互依賴，但又與G鎮在依賴程度上不同。S鎮政府依賴鄉賢推進鄉村振興，鄉賢理事會依賴政府擴充人員、打造配套基礎設施。因此，鄉賢理事會也與政府達成了相互依存的強依賴關系。

在基層政府主導模式中，J縣“鄉村夜?！睆慕⒌竭\行完全由政府組織。不僅夜校的辦學經費和獎金是由政府撥款，師資隊伍的確立也是由政府部門牽頭的。而且，村黨支部書記兼任“鄉村夜?！毙ｉL，網格黨組織書記輪值“班主任”的方式也使得夜校的發展始終受政府領導，保障其功能擴展也是在政府引導下完成的。

（二）案例比較與啟示

通過案例對比可以發現，影響新鄉賢組織與基層政府關系的主要因素為雙方資源相互依賴程度，而資源相互依賴程度又受被依賴方的資源供給類型和資源供給量的影響。

不同資源類型在基層政府與新鄉賢組織的關系塑造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有學者根據新鄉賢的不同功能將新鄉賢分為參與公共治理的“政治型鄉賢”、促進鄉村振興的“經濟型鄉賢”、弘揚鄉土文明的“文化型鄉賢”、參與公共事務的“公益型鄉賢”四類。而新鄉賢之所以能夠發揮不同的功能，主要在于支撐他們發揮功能的資源類型不同。因此，新鄉賢具有的資源類型也可以從功能視角劃分為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公益資源。政治資源指新鄉賢具備的有助于鄉村治理和鄉村公共事務處理的資源，如扮演政府與村民之間“中介人”的人脈資源，公平調解村民矛盾糾紛的聲譽與社會威望，作為代表嵌入村務監督的村民信任等；經濟資源指新鄉賢在鄉村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中發揮促進作用的資源，如村辦企業、集體經濟發展的資金投入，能夠爭取政府項目、引入民營企業發展當地特色產業項目的引資能力，打造農業科技、旅游產業、電子商務等新型農業發展模式的技術支持等；文化資源指新鄉賢在鄉村文化教育方面具有的資源，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示范作用，提升鄉村文化水平、塑造鄉村學習氛圍的知識儲備，鄉風文明和優良品德的言行教化，對當地風俗人情、傳統習慣、行為規范的傳承與弘揚；公益資源指新鄉賢具備的能為村莊公共服務做出貢獻的資源，如直接投入鄉村民生工程建設的資金捐贈，助學助殘、志愿服務等公益事業的支持和參與。根據以上資源類型劃分方式，案例中各新鄉賢組織對政府的資源供給類型如表1所示。

通過案例對比可以發現，為鄉村發展提供經濟資源的B村發展促進會和S鎮鄉賢理事會都使當地政府對其有較強的依賴，可見經濟資源對鄉賢的功能定位具有重要作用，是其在鄉村中獲得話語權的關鍵要素。這背后的原因在于，鄉村振興中的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撐，社會形態的塑造有賴于經濟資源這一前提條件，新鄉賢組織經濟資源的供給有助于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改善鄉村的基礎設施、調整鄉村社會結構。因此，在鄉村經濟發展乏力的背景下，新鄉賢組織的經濟資源供給能夠強化基層政府對其的依賴。

在資源供給類型相似的情況下，供給量越多依賴程度越高。G鎮與S鎮的鄉賢組織均依賴政府為其提供合法性、資金、場地設施等資源，同時也能在糾紛調解、鄉風文明、文化教育等方面為政府提供幫助，但其資源依賴程度明顯不同。一方面，S鎮政府在鄉賢工作中的投入遠超G鎮。在鄉賢理事會的創建和人員推選階段，會議宣傳、資格推薦、走訪考察、網絡投票、評選公示、資格授予等程序均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舉行，鄉賢組織也因此得以實現人員擴充。在日常的管理運行中，S鎮對鄉賢實行積分考核制度管理，評選表彰先進鄉賢，對工作不認真、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鄉賢給予取消鄉賢身份的處罰，沒收其鄉賢證與牌匾。而且S鎮政府在“五館”“五鄉”系列舉措中投入了大量資金，僅鄉賢文明實踐廣場和鄉賢館的建設經費政府便撥款320萬元，遠超G鎮投入建設“鄉賢工作室”與“鄉賢館”的資金。另一方面，S鎮鄉賢文化已成為其一張名片并高度融于鄉村振興中，由鄉賢帶動的旅游項目已成為S鎮支柱性產業。S鎮的公共文化服務基本由新鄉賢承擔，民風民俗教化、民間武術傳承、農家書屋管理等方面均有專門的鄉賢文化管理小組，環境衛生規勸、民事糾紛調解等鄉風文明工作，也均由鄉賢理事會來具體承擔。同時，S鎮鄉賢也促進了鄉村的經濟發展，以X為引領建設的鄉賢文化名片吸引了大批來訪游客，來此參觀學習的領導、學者、學生每年超過一萬人，極大地促進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由此可見，雖然G鎮與S鎮有著相似的資源供給結構，但由于資源供給量的不同，其相互關系也發生了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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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公共管理與社會學院）